各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医改的一些看法

第一篇：各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医改的一些看法

各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医改的一些看法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爱都曾进行过或者正在进行医改。医改之路五花八门，下面先就结合老师上课所讲解的内容以及我自己课下所查阅到的资料，对一些代表性的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及其改革模式做一个简单总结。

一、国家医疗服务模式（英国）。即英国、北欧、南欧以及其他众多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所谓“国民健康服务”，也被称之为“英国模式”。这种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医药分家”——医生开药方，患者独立到药店购置药品。因为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管制十分严格，所以很少有医生乱开药、开贵药的现象。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是其广泛性和公平性。英国政府通过税收资助全国性医疗服务，国家医疗预算根据全国各地的人口进行按需分配，从而保证了每个人平等享受国家医疗服务。然而，随着英国人口的增加和百姓健康要求的提高，完全依赖国家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逐渐不堪重负，其弊端逐渐显现。第一，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而医疗费用几乎无限度的增长对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也成为了该模式最大的困扰。第二，医疗服务微观效率低。由于医疗属国家经营，医护人员获得的报酬与其劳动量并不挂钩，因此医生工作积极性差，医疗服务效率低下。第三，医疗需求过度。实行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导致公众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进而造成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鉴于这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执政时向医疗领域导入了市场机制，也由此形成了英国社会目前“富人去私立医院看病，穷人到免费医院排队”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布莱尔政府发布了“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现代化改革五年计划，承诺将该体系改造成为以病人为核心、真正有效率的二十一世纪医疗服务，要“再次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但知道今天，这些改革措施仍然没有解决“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矛盾。目前，还有数十万患者等候治疗，候诊时间至少为半年。

二、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加拿大)。加拿大实施全国健康保险制度(NHI)，保证每个公民都享受免费医疗服务。NHI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资助，由省政府设立并管理。省政府设立的医疗保险制度必须符合联邦政府制订的标准：医疗保险必须覆盖面广、具有普遍性、可随人们职业或住址变化而转移、并“涵盖所有必需的医疗服务项目”。具体来说就是在政府财政资助下，由私人提供具体医疗保健服务。它的经济效益体现在由“单一财政费用支出”系统控制的经济，以及有一定竞争机制的医疗保健经济市场，即市场经济和政府参与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三、私人医疗保险模式(美国)。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而不注重整体的公平性。美国依赖私人医疗保险来支持整个医疗保险体制。为避免人们作出不利的选择，美国绝大多数私人医疗保险都是就业倾向型的。因此，那些年老、失业以及穷困的人完全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并设立了老年保健医疗来资助老年人，还设立了医疗补助制度来资助穷人。显而易见，和美国的经济体制一样，美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也是高度市场化的。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专业素质一流的医护人员，病人在选择医疗服务方面拥有极大自由。但美国医疗体制缺陷也十分明显，素以高投入、低产出而闻名于世。无论是卫生总费用、人均医疗费用或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美国均为全世界最高。但衡量卫生事业产出的人均寿命等国民健康指标却不尽人意。尽管美国推出了各种扶持弱势群体的医疗补助计划，但仍有多达１５％的人被排除在医疗保险体制之外。整个医疗体制效率低、浪费大，公平性较差、分配不合理，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和其各届政府。

讲完外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现在回到我们中国自己身上来。中国医改走到今天，已是举步维艰，官民双方都认为从“总体上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原定“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目标，不得不至少推后十年。近二十年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变革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其带来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进行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评估，中国仅列第188位，倒数第四；而对卫生总体绩效评估，中国名列第144位。“看病难、看病贵”原因何在？从目前来看，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卫生资源总体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

二、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比例过高；

三、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疗机构以药补医，公益性淡化；

四、药品审批、生产、流通、购销领域混乱，政府监管不力；

五、医疗保险覆盖面小，保障体制不健全。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究竟路在何方？我并不敢遑论之，但想就两个方面简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政府和市场在医疗卫生体制中的作用问题。从上面所论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我们不难看出各国其实都在做着一件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究竟是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呢？必须根据自身国情综合判断，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一个最适点，让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相辅相成而不是矛盾对立。就中国而言，我认为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过于强势，几乎不存在任何市场性，由此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我认为今后中国医改的一个可能方向应该是鼓励社会参与、鼓励私人参与，加大医疗卫生体制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合理适度的良性竞争氛围，优化资源结构，促进体制发展。

第二是医疗服务的广泛性和公平性问题。目前我国医疗服务中存在的一个显著弊端就是两极分化，其中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看病费用的两极分化。数据显示，2006年，中央财政收入3.93万亿元；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1200多亿元用于医疗领域，绝大多数用于公费医疗，为中国的5000万人口使用。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卫生补助资金101亿元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重大传染病投入28亿元，合计129亿元，占上年财政收入的0.33%，重大传染病占卫生补助资金投入的21.71%。政府财政对卫生的投入本来就捉襟见肘，加之大部分用在了公费医疗方面，导致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二是城乡医务人员收入出现两级分化。在城市，医务人员一方面技术高，另一方面买方市场流向城市，收入较高。在农村，医务人员一方面技术差，另一方面买方市场短缺，导致收入少，出现无资金培训，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不改变现状，未来20年，我国的农村医务人员将失去生存空间，农村危、重、急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的严峻问题将更加凸显。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大众方针。以农村为重点，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最广大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支持力度，整合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完善医疗卫生相关配套措施改革。坚持以民为先的原则，优先解决贫困人口就医难、就医贵问题。

国家大计，民生为重。医疗问题是一根敏感的“社会神经”，牵动着千家万

户，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１３亿人的切身利益。当前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绝非单纯医院或者卫生系统一个部门的责任，实际上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多方面积累的社会矛盾在医院的反映：片面追求GDP的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职业病泛滥、传染病卷土重来，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带来的人群生存压力过大、透支健康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重了医疗领域问题的严重性。考虑到我国现已具备的经济实力，即使按照“英国模式”建立全民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每年的政府支出也不到3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7％。如果说，在20年前百废待举的形势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政府全面承担起医疗卫生的责任，那么现在提出“强化政府责任”已时机成熟，政府在医改这一刻不容缓的问题上已经是责无旁贷。

第二篇：中国医改范文

中国医改，“药之过”？

经常在一些刊物和杂志上看见一些关于中国医改的文章，读了这些文章总结起来似乎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主要原因就在药品”。因此历时三年的医改出台了在基层推行基本药物的政策，同时一些地方也规定了药品的比例不能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等等这些措施也许从短期来看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取得一个长期的效果，我看未必，同时，我觉得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归结于药品，是否言之偏颇？

我其实要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已推行了一年多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相对于前几年来说，患者的医疗总费用到底下降没有？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基层乡镇卫生院，还是二甲医院（市、县医院），从个人总费用来讲是没有明显下降，反有上升的趋势。我们只能这样说，好在现在国家政策好，几乎全民医保，且报销比例不低，因此解决了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说白一点，也就是国家买单了。是药品降价起作用了吗？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药品价格虚高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天价药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药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监管的缺失才导致的，层层加价，药品回扣以及物价部门的价格监管，我就搞不明白，同样的药品，有时物价部门制定的价格却有天镶之别，差距真有那么大吗？在我认为，凡是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鉴定并允许生产的药品，他应该都不是假、劣产品。其安全性等都是一样，为什么物价部门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时却相差那么大？你给的空间大，你说使用单位是靠高还是高低？使用药品的医院它不会看药品厂家定价，而是看药品名称定价。何况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经营还是讲究资质的，要搞价格统一和“无形的垄断”是做得到的。特别是那些大医院，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力量和价格高昂的新检查设备，加上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他们要卖点高价药还不容易？现在基层药品的价格是下来了，但其他方面呢？你只要一进医院，各种检查就来了，可以说，无论大小医院都一样，进去了，从头到脚，医生的给你开的检查绝不会少，该检查的，不该检查的，只要能抓收入，他都会给你一齐上，你在其它医院的检查不能作参考，因为有技术上的原因嘛，每个医生都只相信本院的辅助检查，其实说白了就是钱在作怪，因为医生多开检查，收入就越高，你说他开不？所以我说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费用过高一味责怪药品价高是不对的，治疗疾病，离不开药品，大小医院一样，以前你到医院花了钱，也许能到手许多药，而现在你就只能等到一大堆等来等去的检查，有的检查本来一天可以做完，他还非让你等两天，为什么？抓收入呗，哪个医院都一样，没有你选择的，说去说来，要真正解决看病贵，看病难，还得政府出台一些监管措施或者政策，中国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虚高，不是光药品的虚高，是整个医疗费用的虚高，一个二级甲等医院（县级医院，包括中医院），一个胃肠道病，你去了做一下胃肠道检查和其他检查（医生开的），只要是医生觉得你该做的检查，他一项也不会少开，甚至于你没做的他开了，费用也收了的也有。往日的大药处方慢慢的变成了今天的过度检查处方。政府虽然也在监管，但多半是流于形式，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医院内部它不会监管，你应该不会听说某医生因多开病人检查受到院方领导的批评和处罚吧，只有开的越多，奖励越丰，工资越高，何乐不为？现在实行基本物制度在基层也只限西药，所以现在西药可以少用，因为用了没利润，那就用中药吧。许多基层医院没临床中医，中药收入还不错，为什么？不懂中医的西医先生也大肆开展中医，谁都知道，就那些草草根根不容易吃死人，至于有无作用，先不要管那么多，工资重要，反正现在合作医疗和医保，国家掏钱卖单，病人负担轻了，多住几天无所谓。本人断言，要不了多久，中药的价格就会飙升，这也会变相增加病人负担。就这种例子还多，中医理疗，有的医生根本不懂，为了多拿提成，胡乱开上，然后给患者胡乱按摩几下，说实在的，有的还不如洗脚城里那些工人的技术，但就这样钱是到手了，也就造成了医疗浪费，诸如此类现象还很多，这些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现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所以，中国医改，不仅仅是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的是政府的投入和监管，光投入不监管，浪费国家资源，虽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到后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基层基本药物零差率也凸显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对村级卫生室来说，大多数村医收入下降，感到难以生存。于是，许多村卫生室就开始挂羊头卖狗肉了，有的开起了连锁经营的药店，有的则干脆经营起非基药。老百姓没几个人知道基药的范围，反正村医说了算。还有更甚者，把农民的合作医疗卡乱刷一气，监管到位的能发现是好事，监管不到位的没人知道。

医改以来，中国老百姓确实得到了许多实惠，但我认为，这种实惠是建立在国家掏钱买单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发展了，富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就在这些好的政策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监管体系和办法，许多问题会接踵而来。相对于药品价格虚高更加可怕。因此，中国医改，绝不仅仅是药品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因数，没有一个好的医疗体制的建设，许许多多的问题你就无法解决。当然，任何改革都是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完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也一样。中国老百姓期望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医改。注：（本人不是搞专题研究的，但我说说的一点不假，所谓一个系统里都有一些“潜规则”，医院的“潜规则”就是鼓励医生多开服务费、检查费，多拿提成，）

第三篇：中国医改

医生患者持“刀”相见，医疗制度该动手术了

导语：一边是医者伤心，一边是患者落泪。建立于1950年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着它自己的轨迹向前行，却也是悄然与人们的期待渐行渐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在新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能否打破诡异的僵局现状？普通百姓还会对医改重新燃起希望吗？医生自由执业，多点执业的路通吗？中国医改的路又会走向何方呢？

一项医者伤心患者落泪的制度：中国医疗卫生体制

如果说，1985年1月全国卫生局厅长会议的召开以及同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标志了中国医改的全面启动。那么从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算起，中国医改历经了28年的徘徊，前进，停顿，迷茫后，中国医改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普通人生了个病，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大小检查做了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结果病还是没治好；一边却又是畸形的“以药养医改”制度让医生成了替罪羊，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医疗价格共由药品价格、医用器械的使用费用、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医院管理费用四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技术劳务费用，就不该从药品、医疗器械中谋取利益。但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对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进行了限制。而这些年医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日益缩减，政府缩减后如此少的财政拨款，连正常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使得医院和企业一样，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国家财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马儿跑的好，又不给马儿草。医院建设发展的巨额经费缺口，显然只能来源于广大病人。几十年的建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是以政府减弱了自己的责任，而靠着广大病人贡献出来的。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所以，放眼看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对于患者还是对于医者而言，在这样的一个卫生医疗体制怪圈下根本就看不见赢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医改未来的路在哪里？

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虽然会议闭幕后的12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字未提有关医改的任何事项，但是在当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是使用了356个字作了详细的陈述，而其中的“鼓励社会办医”，“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显而易见，这是国家明确发出开放政策的一个信号，国家政策提倡要促进社会办医，促进医生职业化身份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不走出去，长期在医院、事业单位里头，如果国家不能对这些流动出去的医生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的话，人才不流动起来，那社会办医就成为了一个空话。其实医生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状态，不应该禁锢在一个单位一辈子，医生实现自由多点执业，或者说是过渡到一个社会人的时候，这是对中国医改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医生将来的发展有一个定向的选择，那么他将来不一定是在大医院里面求发展，而在社会有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有能力的医生流向社会，也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患者也有了更多选择看病的机会：这无疑更好地体现医生的价值，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医改道路才可以慢慢的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和欧美相比，我国的医疗发展起步晚，而且还走了不少弯路子，要想奋起直追，我们必须解放医生和医院，也只有这样，患者和医生之间形成一种相容与共的局面，而不是现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作为政府，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不能抓的太紧，要把改革的权力下放一些给医院和医生，让他们去放开手脚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当然，在所有的方面，资金方面也是政府必须鼎力支持的。有的行业政府可以省钱，但是作为全人民的基础医疗事业就不能说省钱了，要是这样，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保障，谈何幸福和社会稳定？中国梦也就是瞎忙了。

由此我认为：第一，取消医生挂职措施，把医生松绑。允许医生自由选择就职地点，现在的医生太过僵硬，一辈子就被束缚在一个地点，导致大量的病人，为了一个医生集体涌到一个医院，导致这个医院的人流暴增！从而质量下降，而其他的医院却门可罗雀，所有设备停留在无人问津的地步，导致公共资源损失。只有让医生流动起来，才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和医生分配不公的局面，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好社会资源，让整个医疗行业的资源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这样就不会存在过分医疗的事件发生。

第二，政府应大力投入医疗事业，包括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前政府实行放开政策，那是因为那时我国是处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道路，政府缺钱，但现在政府已经发展起来了，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可用来发展人民的公共医疗基础工程，取消以药养医的政策，填补医疗行业的巨大资金缺口，这是所有措施的根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资金支持，一切其他措施就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起到作用的。

第三，加强医生工资待遇，其工资基本上能达到中等水平，这样既可以避免一部分医生由于生活没有保障而以药养医，从而使医院重新走上公益性质，从根源上杜绝医院暴利行为。

第四，加大医院基本设施投入，做到医院公平竞争，设施政府采购，杜绝医院单位个人从采购程序进行设备盈利和个人回扣盈利，做到政府专门成立采购部门为管辖医院采购。使其医院真正成为公益性质的机构。

当然虽然我们现在重新明确了医改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的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未来的每一步具体该怎么走，仍然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实践和探索，而未来中国医改的路和方向在哪里，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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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医改

中国医改之殇——虚高的药价

中国医改目标

努力保障国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全民免费医疗。保障贫穷的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让普通人拿一部分，政府或所在单位拿一部分，共同承担看病的费用；让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自己多拿些钱，享受高端诊疗服务。在现实情况下，公立医院保留一定比例的特需服务。

药品价格过高的大背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商业化

纵观中国医改20年来的历程，其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同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关系由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微观组织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1]换言之，现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已经市场化、商业化。

在这一大背景下，药品的作用、地位当然地发生了变化。药品已经由过去非盈利性的服务公众利益的手段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卖方是医院，消费者则是前来就医的患者，流通场所就是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医院。高药价困扰中国的原因

1.药品寄生链。药业市场里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药价高企并不是药品本身的问题，将责任归咎于医药代表和销售商似乎并不能使人更加明智。在特殊利益的链条中，官员、药企、渠道商、医生、医院结成一体，药企、渠道商是利益的输送者，医生、医院是利益的制造者，官员是利益的最终操纵者。所有的暗箱收入都来自于药企和代理商，他们游说官员，影响政策，形成一条“交易政策”曲线，并行于国家的体制改革路线图。

2、流通腐败。一个业内常识是，药品审批须“用钱推磨”、医生处方须给回扣。这使中国出现一种奇怪的药品流通现象：销售商吃药厂、医院吃销售商，每个环节都想方设法要从上一环节榨取油水，而这食物链的终端被榨取者就是患者。

3、政策性障碍。在滋长腐败的体制性障碍没有彻底清除前，政府对于药业市场的介入程度可能还在加深。比如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并寄希望以此遏制药价高企的状况，但事与愿违。药品消费市场可能会因为药价的涨落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总体的市场规模从一段比较长的时期来看，将会在一个区间之内稳定波动。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仍呈现增长之势。因此，对于医院或者药企来讲，药品价格的高低和市场空间并无一定相关性，降低药品价格也就不会成为其扩大市场促进销售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治个普通感冒要花上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哈尔滨出现500多万元的天价医药费。人们在感叹“吃不起药”、“药价虚高”的同时，指责医药企业的“暴利性”自也顺理成章。然而，事实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4、行政性垄断。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存在行政性垄断，各个地区以招标的名义限制本地医疗机构从非本地企业购进药品，排挤非本地企业，失去价格竞争市场。

5、药监等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药监局实际上已经成了腐败的代名词，给好处怎么样都行，不给好处怎么样都不行，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常态，是药品定价的参考因素之一。十一个政府部门都管医院，都有权力但又都很尴尬，造成了谁也不管或者是管也管不好的混乱局面，名义上是政府的医院，可到底谁是投资主体？谁是决策主体？ 谁又是最终的受益者？ 降低药价四大措施

1、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

2、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

3、建立基本药物动态调整机制；

4、研究改进药品价格管理方法。

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物价主管部门将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研究制定牟取暴利的界定标准，加大对流通环节恶意加价、牟取暴利行为的打击力度，一经查实，便予以曝光。物价部门并将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对纳入医保报销、从企业自主定价转为政府指导价的，官方将核实真实出厂交易价格，严格审核成本费用明细，防止企业虚列成本，虚报价格。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全面摸底排查，以降低偏高的药品价格，推动今年实现60%的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其他政府指导价药品价格将分期分批进行复核，根据成本及市场供求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此外，国家发改委正在修订药品价格管理办法，探索有利于推动降低招标采购等市场交易价格的方式方法。在取消医院药品加成的过渡期间，国家发改委为调动医院使用低价药的积极性，拟在不突破现行15%加价政策前提下，适当调低高价药加价率，相应提高低价药加价率，实行差别加价政策。官方也将进一步扩大药品剂型规格差比价规则的实施范围，防止企业采取变换剂型、规格等方式变相涨价。附加：降低虚高药价法律手段

对公民而言，依据我国《宪法》第45、46条，任何人都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权，主要是指任何人都应享有预防性健康保健权，以及在遭受疾病且依自己努力无法获得最基本医疗护理的情况下，由要求国家直接提供最基本医疗护理的权利。但是与公民保健权密切相连的医疗保险制度难以全面实施：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约有一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数量的10% 左右。过高的药品价格使得中国60%的低收入者在患病后对医院望而却步，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推行。对国家而言，且不论过去20年中医改功过如何，只要现今过高的药品价格得不到抑制，今后的医疗改革就再难推行。药品价格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但是就现在状况而言，药品价格过高已非局部问题，医疗系统皆尽如此。若要在短时间内在控制药价上达到较好的效果，法律手段势在必行。针对药品价格过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的解决方法可以采用：

1、从民法角度明确医院的定位——事业单位法人。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务院早在1963年7月22日《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中就规定了凡是为国家创造和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社会福利，满足人民文化、卫生、教育等需要的单位，为事业编制，也就是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一般以公益为目的，不参与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即使取得一定利益，也只能是辅助性的。所以，除去现有少数的合资医院、独资医院，绝大多数医院应有的正确定位是事业单位法人，其目的事业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自然药品不能是商品，不适用于市场经济规律。

2、明确患者的权利，加大保护力度。医患关系，指医生与患者之间因疾病的诊疗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这是一种民事关系。医患关系主要是基于医疗合同而发生的，因此，医疗合同关系在医患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患者作为医疗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下几种权利：第一，除法律规定的传染病强制实施治疗以外，患者有权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医疗服务；第二，患者有知情权和同意权，具体而言，这项权利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患者有权理解和认识自己所患疾病，包括检查、诊断、治疗、处理和愈后等方面的情况，并有权要求医生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2）患者有权得知处方的内容，出院时有权索要处方副本或影印件；（3）患者有权查阅并复制医疗记录；（4）患者有权检查医疗费用，并要求院方逐项作出详细解释。相应地，医生也负有逐项作出详细解释的义务。总之，患者权利的明确，有助于医患之间的平衡，以及加强患者对医生的监督，抑制过高的药价。

3、针对药品购入中的回扣现象，需加强政府介入力量，以国家强制力对之进行控制。具体而言，有如下可采用的措施：

3.1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价格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政府定价，则是政府依照价格法，强制制定的价格。兼顾到诊疗过程所不可缺乏的灵活性，可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针对一少部分必用药、常用药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使价格的执行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节制医院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而控制药价。

3.2 针对医院，尤其是个别医生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回扣问题，采取刑法强制手段。过高回扣是造成药品价格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单位和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罪论处。据此，可认为国家允许的回扣，必须是公开收受，且在有关财务账目上有如实记载的，否则即属受贿。另外，各种名义的变相回扣，如前述的“统方费”、“处方费”，可以视同手续费，即可以以受贿罪论。相应地，向医院、医生给予回扣和手续费的医药经销商，可以以行贿罪论。这种刑法责罚的采用，对于控制回扣，进而抑制药价，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医改：进步与挑战并存

中国医改，进步与挑战并存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正以惊人速度和规模改变中国。同时，中国医疗体系也在发生变化，不太显眼但同等重要。

过去30年，中国医疗卫生基本由市场决定。2009年4月，中国宣布一项宏伟的医改计划，目标是扩大医疗服务、促进医疗公平及提高医疗质量，恢复政府主导医疗。现在，该项改革的部分目标正接近2011年期限，一些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挑战依然存在。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维持着一套稳固的公共医疗体系，相对当时的收入水平而言，中国提供的医疗服务令人羡慕。随后30年的改革虽然解放了经济，但也破坏了社会安全网。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投入骤减，农村医疗保险也随之瓦解。因病致贫日益普遍，城乡、地区之间差距悬殊。

2009年公布的医改计划，试图从多方位解决问题，包括计划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改进基层医疗机构，普及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确立基本药物目录及改革医疗融资体系。从理论上讲，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医疗效率和减少医疗不公。

医改计划落实两年来，中国在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方面无疑取得进步。据中国卫生部称，2003年该国78%的城镇居民和87%的农村居民缺乏医保。但面向农村居民及城镇失业或非正式就业居民的新医保改变了这一状况。短短8年后，政府数字显示，中国现在超过90%的人口拥有某种医保。农村医疗参保人数增至8.35亿，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医保计划。世界银行卫生专家张硕对中国迅速推出医保计划称赞有加。“放眼全世界，没有别国能在五六年里取得这种成就。”

改革还呼吁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培训加大投入，以确保偏远地区能得到医疗服务。按照最初计划，政府承诺村村建诊所、建设2000所县级医院、3700个城市社区卫生中心以及改造许多其他医疗设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刘元利2011年4月曾牵头对中国医改进行初步评估。他表示自己经常看到新的设施，“硬件这一块明显改善。”

回顾医改的初步阶段，中国政府不乏重要进步。但最棘手的问题尚未面对，单靠政府的投入并不能解决。“最近几年，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张硕说，“最难的问题来了。现在不是方向问题———方向早就确定了。下一步是决定正确做法，建立让改革到位的机制。” 中国医改的展望

1、通过对公立医院的治理，使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目标相协调。未来改革应该通过对医院进行有效治理，科学解决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问题，建立同公益目标相适应的医生绩效考评体系和薪酬体系，遏制和化解医院创收的冲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部门防病，而医院却担心病人少、希望病人多的矛盾局面，只有整个卫生行业都千方百计让居民少发病、不发病，居民健康水平才能有切实保障，卫生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2、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采取更加积极的医疗政策，使卫生总投入和总产出相一致。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单纯追求投入的规模以及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也不仅看经济效益指标，而是要跟踪监测居民健康指标，不断调整和优化投入方向和卫生干预路径，在干预大病的同时，积极干预小病，重点控制多发病、常见病，使卫生成效随着投入增加而同步增长。

3、重点支持和培养乡村医生和城市社区医生，使卫生资源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相匹配。在增加对卫生医疗基层设施、设备投入的同时，要注重对专业人员结构调整和重点培养，特别是对城市社区医生和农村医务人员的长期培养和支持。

4、通过药品产业政策调整和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综合治理，解决医院“以药养医”和药费比重占医疗总费用过高的问题。这是当前突出的问题，也是检验医改成效的重要指标。

5、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鼓励社会参与并重，使卫生投入具有可持续性，富有效率。在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医疗保险领域，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要鼓励竞争、鼓励创新、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通过解决以上重点问题，建立良性运行机制及其相应的体制，确保医改沿着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方向顺利发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当前“看病难，看病贵”既是现实问题，也是改革机遇。一方面，看病问题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另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重新审视政府职能定位、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良好时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竞争领域开放、市场机制建立方面已有了重大进步，下一步应在公共治理、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发展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坚信，卫生医疗体制改革难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通过研究、探讨和比较，得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并付诸实践，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推动卫生医疗体制创新和社会事业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第五篇：对中国医改的评价（精选）

对中国医改的评价

健康具有长期性，所以现在还不能 用一些直接的指标衡量，但是在医疗费用、医疗卫生服务 方面都可见显著成效。可以说我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成功定位了我国医疗卫生的发展方向，确定了正确 发展目标。跟以往医改目标的鲜明对比是，过去的医改都 是作为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配套，因此在目标和方法上 会存在偏差。我国新一轮的医改将健康发展、医疗卫生制 度建设纳入到经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里。改革以健康 为目的，把健康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系重 构的最终目标。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报告也指出：中国 卫生体制曾经经历过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从政府提 供服务模式到明显的利益驱动提供服务模式。因此，可以 说，目前政府主导的医改，既是弥补“市场失灵”，更是弥 补以前的“政府失职。” 新一轮医改开创社会建设领域的基本制度建设。医改 方案提出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我国在社会建设领域 提出的第一个“基本制度”，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 把民生建设提到“基本制度”的高度，为解决其他民生问 题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在20l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卫生领域的 阐述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 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照保基本、强 基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 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 务。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医改进展和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实现 了历史性的突破，完成了改革的目标阶段，进入下一步深入 改革。

2、为继续推进改革提供财政预算支出。增加的政府投 入是改革的关键。在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中，卫生支出的 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从1 995年到2008年，我国公共财 政支出中卫生支出仅占3．6％，远低于国际水平。这几年的 财政卫生投入，一年一个台阶，2009年是3000多亿元，2010 年是4000多亿元，2011年是5000多亿元。卫生总费用从 2003年开始，政府投入占整个卫生总费用当中的比重一直 在增加，从2003年到2009年算下来增加了1 7个百分点之多。政府投入增加后．卫生总费用当中的比重增加，就意味着 个人负担的比重在相应的下降。其次，中央财政的支出比例的提高，可见中央财政责任 在增强。2009年医改出台，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用三年的 时间完成医疗卫生方面的五项重点改革，当时经测算，全国 各级财政增加8500亿人民币的投入，其中中央财政要增加 331 8亿投入。实际医疗卫生支出，在财政的医疗卫生投入 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的4．57％提高到2011年的5．35％，提高了0．7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2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2．28％提高 到201 1年的3．1 8％，提高了0．9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3个 百分点。中央财政向农村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倾斜，支持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软件的建设，支出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取消药品加成。中央财政一共投 入三年超过1 100亿元，占24％。支持缩小地区间的医疗卫 生服务的差距，这三年中央财政整个补助地方的资金，对中 西部的补助占到总额的80％以上。

3、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 2年3月28日，OECD发布了题为：“聚焦中国：经验与 挑战”的研究报告第七章“中国的医疗卫生：近期趋势与 政策挑战中积极评价了我国今年医改取得的进展。”事实 上，中国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1 1年基本医疗保 险覆盖了95％的人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项有限改革 方案，在一下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确定基本药物目 录，二是进行省级集中采购，三是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从 全国范围看，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 建设已经让大多数人获益。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实现全 覆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补 助标准提高到年人均不低于20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 销比例达到70％左右。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举办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体制机制 综合改革及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稳步推进。人均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年人均25元，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稳步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顺利推进。

4、为改革提供解决问题的保障．改革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兼任的副总理挂帅，并在各省(区、市)的常务副省长等医 改主要负责人签订了责任状，这为医改的推动建立了政治 保障。这一制度能够逐部门推行效仿，在中国当前行政体 制背景下，确实能较好地推动部门和地方医改的积极性。从地方实践看，很多地方开展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改革 尝试，陕西省神木县、子长县，都探索了实现医疗卫生全面 覆盖的改革模式。而从医改全局看，医改“十二五规划”是在三年医改 工作基础上的调整和深化。在各地方实践上看，各地在 对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北京新医改方案的 “1+N+K”模式，公立医院改革“两条腿走路”的镇江模 式，异地就医实时结算的泰州经验等。都为医疗体系改革 的探索提供了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