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问题及路径

第一篇：中国医改问题及路径

中国医改问题及路径

——专访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国恩

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出台，至今已逾三年。三年新医改成效几何？揪心的大病医疗路在何方？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未来医改的水有多深？带着各方关注的问题，本刊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刘国恩。

中国医改就是要扶住弱势

记者：一般的逻辑是，商品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但是中国为何同时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呢？

刘国恩：从理论上来讲，价格越高，需求就会减少，供给就相应增加。但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非常稀缺，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供给不足和价格高位就同时出现，中国医疗服务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还是一个计划管制和行政化特点非常强的体制，供给严重不足。供应越不足，看病就表现得越难。因为看病难，但是大家对医疗又有很强劲的需求，反过来又把价格往上推。

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管制，价格无法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如果价格机制足够灵活，能够反映医疗服务市场供需的话，当需求很旺盛且价格又很高时，潜在的利润就会刺激企业增加供应，企业之间竞争又会把价格降下来。所以“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体制中价格管制导致价格无法调节供需。

记者：中国新医改重在“基本”，但对医疗卫生的需求随收入和人群是存在差异的，医改如何让不同收入和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公平地享受医疗服务？

刘国恩：关于公平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清楚医疗保障的属性。如果今天中国实施的是商业医疗保障，那么就应该遵照责权对等的原则。责权对等就意味着，缴纳保费多的人就应该享受更多的、更好的医疗服务。在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这是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原则。

然而中国目前搞的基本医疗保险属于社会医疗保险。中国的三大医疗保险中，职工医疗保险是单位、个人和政府共同缴纳保费的商业保险，责权对等原则是适用的。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共财政缴纳的保费比例占到80%，这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性的医疗保险。社会性医疗保险更强调公共财政的作用，个人会因为收入和能力在缴纳保费时存在差异，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使用上不应体现这种差异，这就是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应该体现的公平原则。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目前的三大医疗保险应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属性和定位——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主导。

记者：中国的三大医疗保险以后要不要衔接？如果衔接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刘国恩：这三大保险以后要不要衔接？甚至要不要合二为一或者合三为一？变成一个全民医疗保险，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如果以后能够变成一个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缴纳保费不再按照个人在社会上的差别的时候，无非就是三大保险的保费来源而已。企业、政

府和个人各向里面贡献一部分，参加以后再使用的时候尽量要让个人收入和能力与使用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脱钩。

这样的话对于缴纳保费较多的人看上去是不公平，尤其是把职工保险放进来以后他们缴纳的多而跟缴纳保费很少的人使用上是一样的。但你要考虑到我们这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就是要考虑社会中收入较低、能力较差的人，我们要通过税收、保险去补助和关爱弱势群体。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念并选择社会医疗保险，那我们希望通过财政之手、企业之手和个人之手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起到一个扶住弱势的作用，用一部分富裕人的收入去补贴穷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保费的缴纳比例，比如加大财政的投入。从目前中国财政增长的速度来看，公共财政加大对基本医疗保险保费贡献的比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同时，正如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的，我们要鼓励有条件的个人和单位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以实现每个人对医疗卫生的不同需求。

记者：对当前中国医改的评论认为，“中国医改应设立以穷人和大病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而不是搞适度普惠型的福利保障体系”。您对此作何评论？

刘国恩：首先，我认为对大病和穷人的医疗保险和对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是一个医疗保障体系的两个重要内容，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对立关系。我们采取付费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医保，使一般疾病通过大多数人对风险和经济负担的最大程度的分担来解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民参与医保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当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对于一些如白血病等重大或罕见疾病，我认为可以通过现代金融手段在基本医疗保障以外设立重大罕见疾病的辅助保险，解决参保人员的负担问题。

中国目前确实提倡和鼓励个人、单位和地区在基本医疗保障之外尽量去参与重大或罕见疾病的医疗保险。十二五医改规划特别提到了，商业医疗保险补充基本医疗保险，主要应对重大且罕见疾病的支付问题。所以它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但我不认为我们要提倡福利制度，至少对中国目前的阶段还不适合。从全球来看，有相当多的国家都没有采取以税收为主的福利保障制度。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建立的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福利保障体系，但大多数欧美国家还是采取基于付费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日本、印度、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都如此。所以中国医改搞福利保障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

政府应该在大病医疗中承担责任

记者：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个人和政府责任，但随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将参与到医疗救助中来，比如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的 “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通过社会力量改善弱势群体健康的例子。您如何看待这种民间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工作？

刘国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救助的范畴。社会救助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一个人既

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购买重大罕见疾病的补充保险，而他又发生了这样的重大疾病。这种情况下，就属于社会救助的问题而非保障体系的问题。

救助体系是比较昂贵的，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实力。为何发达国家在救助制度方面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呢？这不是说我们不同情重大疾病的穷人，而是经济实力本身受限。但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快速，国家财政力量也越来越强，民间的一些救助能力也在逐渐增加。可以适当地充实和加强救助制度，但这个应由民政部来推行。但我认为救助制度应逐步跟医疗保障制度相衔接，让越来越多的重大或罕见疾病患者通过大病保险救助。

记者：如果大病通过保险解决的话，由于个人发布的几率较小，同时也面临着缴纳保费的压力，一些低收入者可能不愿意参保。

刘国恩：很多贫困人口和流动人口，加入这种重大疾病保险的可能性比较低的话，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能力也好，流动状态也好，所以我认为重大疾病的建立更多的需要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个鼓励和支持。对于一些特别贫困的人群，政府可以替他缴纳更高比例的保费，甚至是全额买单。我们也希望以后这种重大罕见疾病能够全面衔接起来，他就不会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失去获得保险的能力。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等他得了大病，再从某个资金来源里面拿出很大一笔钱来救助他。对于一些突发性的大病，民政部的救助制度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保障机制，重大疾病的发病者完全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也是为何社会上一直呼声不断的缘由。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指出，“全面推开尿毒症等8类大病保障，将肺癌等12类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试点范围”。医疗界提醒“早期体检、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对大病医疗效果较好，有专家认为大病以预防为主，建议体检进医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国恩：如果一个人游离于保障体系之外，那就意味着他事前无预防，事后需要急忙“救火”。但如果你在保险体系里面的话，你参加重大罕见疾病的保险体系以后，保险机构本身就有极大的动力，也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帮助这些参保的人群，在前期做体检和预防。因为你要这些参保热都不发生和少发生的话，那他节省下来的开支就会多。

比如说乳腺癌，如果有保险的话，保险机构会为妇女们提供检查，在早期作为预防，不至于发展到后期遭受最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让他们游离于之外的话，最后社会要支付的成本或许会更多，个人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高。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通过救助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救助基金和前期的检查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

记者：中国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高速增长，未来几十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将上升，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因无法自证因果，所以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类大病医疗问题，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国恩：对于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很难通过个案来解决。你看到一家工厂在排污，如何把这种污染跟这种疾病联系起来？不管你诉诸法律手段还是现代科技的手段，难度都相当大且效果有限。其结果通常是，要么冤枉了工厂，要么给患者家庭带来不公。

如果我们知道一家企业在一个地区有系统性的污染，但对于导致的具体疾病和发生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这种污染长期对健康和环境是不利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环境政策，收取工厂污染的费用。然后把这些费用拿来补充到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就相当于给周边百姓买了一份健康保险。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生病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追踪是哪一家工厂发出了多大程度的污染导致了疾病，他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罕见疾病的重大保险基金得到支付。

并且我还要强调，污染费用需定向地来使用它，而且是通过建立保险基金这样的现代金融手段。如果每个地方的环保局都能这样来做事情，我想能解决多少冤假错案，也会减少多少因为案子复杂而往里面投进去数不清、填不满的费用，但最后官司还打不清。

记者：为解决看病贵问题，中国过去一直对药物进行价格管制，这使一些药物要么慢慢退出生产，要么改头换面成为非基本药物以高价出售；这是否意味着，大病患者需要自行支付更多的钱来购买进口药物和非基本药物？

刘国恩：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改和十二五医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根据我的理解，它的初衷是科学地遴选一批安全有效、临床必需、具有价格优势的药品，它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比如腐蚀性关节炎、偏头痛、高血压、糖尿病，它的实施重点在所有的政府办的基层医疗机构。

价格优廉，所以在遴选和招标当中可能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之类的现象，这是未来几年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但作为一项制度，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解决大多数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治疗所需要的药物。

但我觉得这对于非基本药物和进口药的影响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既要坚持基本药物，但是又不非科学的强制全面推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把握基本药物实施的对象、范围和地点的话，那结果既加强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良好健康地发展，老百姓在基层机构又能够得到很好的服务。总体来说，卫生医疗的资源也会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罕见和重大疾病也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医患关系破冰在于患者分流和公立医院改革

记者：哈医大血案使医患矛盾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一部分评论认为，医生逐渐成为医改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国恩：哈医大事件导致1名医生死亡，2名医生受伤，本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认为我们应重视它，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恶劣的刑事案件。

目前的中国，通过强权和暴利来解决争端的现象还非常普遍，这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哈医大事件首先就暴露了这一点。另一个方面，医生所在的行业是一个事故和纠纷频发的行业，比如有人就把它称为是“高危”职业。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在这个行业里面从医就应该知道这种情况，并做好准备。

记者：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如何从制度上的设计怎么能够更好地规避这种现象呢？

刘国恩：若要从制度上规避这种现象，我认为必须尝试找出事故或者纠纷发生的源头。

类似的高危行业还有警察和消防队，但为何医疗行业出事就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呢？

就医疗服务这个行业而言，它所服务的一般是心理上或身体上有问题的对象。一个身体或者心理有问题的患者到医院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种非理性和失控的行为，甚至出现极端的犯罪行为。一种情况是患者得了病，但他支付不起费用，经济负担太重使他绝望而出现一些极端行为。另一种情况是经济上有支付能力，但疾病本身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使他绝望。一个非理性的患者，他可能认为是你庸医无能或者延误治疗。发生这两种情况的一般是重症病人。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认为要从政策上解决看病的经济负担——通过建立全面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越完善，补偿水平逐步提高，肯定会有助于规避极端案件的发生。第二种情况是出事故最大的地方，这是中国整个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要去解决的问题。首先，看病就医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之间必须有良好的沟通。人们常说看起病来是“三分看病七分沟通”，沟通就是一个专业性的咨询和安慰过程。

记者：沟通和安慰需要时间，但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大医院排长队，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刘国恩：目前确实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涌到大医院，每天排着长长的队，医生根本没有沟通的时间。所以对重症病人来说，既感觉不到医生提供的治疗，也感觉不到医生对患者的关爱。

从长远看，需要建立更多的服务平台和扩大医生工作场所，使我们的医生分配给每一位病人更多的时间。医生对每个人的服务时间要长一些，服务要舒适一些。从短期来看，一个办法是将大医院中的非重症病人疏通到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大医院的时间和资源就会自然地倾向于重症和复杂病人。

十二五医改必须遵守经济学基本原理

记者：新医改三周年之际，您认为未来几年医改最难啃的骨头是哪一块？

刘国恩：十二五医改明确规定要推进三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立医院改革。在我看来，公立医院也许是目前最难攻克的。

公立医院改革首先面临的是医疗服务人员的解放，全国270多万医生必须由机构人变成社会人和自由人，若不如此，我们前面提到的基层提供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就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如果在社区里面看不到以优质医生为旗帜建立的诊所团队，就对基层医疗机构没有信心。

医生多点执业只是医生由机构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第一步，以后中国的医生就应该像律师一样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医生根据自己的专长把自己的团队建在社区，这样的团队是跟很多知名医生有直接关系的，老百姓才会去那里看病就诊。等基层医疗机构吸引住人以后，大医院才能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分配给重大疑难杂症病人。

目前制约医生自由执业的最大障碍是社保制度。医生不敢自由执业，因为医生一旦离开

自己的单位，就等于失去了编制和保障。所以我们医改的一个方向就是逐渐使社会保障跟单位脱钩。

公立医院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是产权问题。全世界最好的担任科研和教学任务的医院都是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中国为何不能向这个方向发展呢？只要政府给政策，我就不相信社会力量搞不出中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公立医院的改革，我们希望那些能够强化基层医疗的把它留下来，城市里面的很多大型的公立医院最后一定要实现社会化。

记者：但很多学者并不认同您这种观点，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是“回到公益性”，公立医院走社会化行不通。

刘国恩：确实有一些学者认为公立医院就应该政府主导，政府要管好大医院。这不正好跟比较优势讲的完全相反吗？政府干嘛要主导大医院呢？

我认为如果政府主导这场医改，特别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话，其落脚点一定是在面很大、经济回报低、成本效益又很高，但社会资本不愿去的基层。政府应该把大医院的市场打开，让社会和商业资本进入。当社会资本进入大城市能够逐渐承担高端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政府的资源就可以逐步从大医院和大城市撤出来转向基层医疗机构。这就是我说的结构调整，也是中国医疗卫生资源最佳配置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最后我们会发现，中国医疗服务的体系会是政府和社会共同支撑起来的一个医疗体系，社会力量服务高端和大医院，公立医院牢牢地把住基层。这样才能解决中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总量不足，更是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结构的扭曲问题，其实后者是最严重的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医改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您有何新期待？

刘国恩：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政府应该把持好大医院，那要实现三项重点肯定没有希望。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政府在基层医疗方面将会有很大一笔钱，而社会力量又会发挥作用。

所以我说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动态的，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来配置政府和社会的资源，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或者一味地坚持，不顾经济理论，不尊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如认为公立医院占主导，边边角角交给社会力量来补充，那肯定是没有戏的。

第二篇：中国医改

中国医改之殇——虚高的药价

中国医改目标

努力保障国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全民免费医疗。保障贫穷的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让普通人拿一部分，政府或所在单位拿一部分，共同承担看病的费用；让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自己多拿些钱，享受高端诊疗服务。在现实情况下，公立医院保留一定比例的特需服务。

药品价格过高的大背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商业化

纵观中国医改20年来的历程，其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同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关系由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微观组织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1]换言之，现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已经市场化、商业化。

在这一大背景下，药品的作用、地位当然地发生了变化。药品已经由过去非盈利性的服务公众利益的手段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卖方是医院，消费者则是前来就医的患者，流通场所就是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医院。高药价困扰中国的原因

1.药品寄生链。药业市场里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药价高企并不是药品本身的问题，将责任归咎于医药代表和销售商似乎并不能使人更加明智。在特殊利益的链条中，官员、药企、渠道商、医生、医院结成一体，药企、渠道商是利益的输送者，医生、医院是利益的制造者，官员是利益的最终操纵者。所有的暗箱收入都来自于药企和代理商，他们游说官员，影响政策，形成一条“交易政策”曲线，并行于国家的体制改革路线图。

2、流通腐败。一个业内常识是，药品审批须“用钱推磨”、医生处方须给回扣。这使中国出现一种奇怪的药品流通现象：销售商吃药厂、医院吃销售商，每个环节都想方设法要从上一环节榨取油水，而这食物链的终端被榨取者就是患者。

3、政策性障碍。在滋长腐败的体制性障碍没有彻底清除前，政府对于药业市场的介入程度可能还在加深。比如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并寄希望以此遏制药价高企的状况，但事与愿违。药品消费市场可能会因为药价的涨落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总体的市场规模从一段比较长的时期来看，将会在一个区间之内稳定波动。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仍呈现增长之势。因此，对于医院或者药企来讲，药品价格的高低和市场空间并无一定相关性，降低药品价格也就不会成为其扩大市场促进销售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治个普通感冒要花上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哈尔滨出现500多万元的天价医药费。人们在感叹“吃不起药”、“药价虚高”的同时，指责医药企业的“暴利性”自也顺理成章。然而，事实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4、行政性垄断。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存在行政性垄断，各个地区以招标的名义限制本地医疗机构从非本地企业购进药品，排挤非本地企业，失去价格竞争市场。

5、药监等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药监局实际上已经成了腐败的代名词，给好处怎么样都行，不给好处怎么样都不行，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常态，是药品定价的参考因素之一。十一个政府部门都管医院，都有权力但又都很尴尬，造成了谁也不管或者是管也管不好的混乱局面，名义上是政府的医院，可到底谁是投资主体？谁是决策主体？ 谁又是最终的受益者？ 降低药价四大措施

1、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

2、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

3、建立基本药物动态调整机制；

4、研究改进药品价格管理方法。

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物价主管部门将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研究制定牟取暴利的界定标准，加大对流通环节恶意加价、牟取暴利行为的打击力度，一经查实，便予以曝光。物价部门并将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对纳入医保报销、从企业自主定价转为政府指导价的，官方将核实真实出厂交易价格，严格审核成本费用明细，防止企业虚列成本，虚报价格。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全面摸底排查，以降低偏高的药品价格，推动今年实现60%的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其他政府指导价药品价格将分期分批进行复核，根据成本及市场供求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此外，国家发改委正在修订药品价格管理办法，探索有利于推动降低招标采购等市场交易价格的方式方法。在取消医院药品加成的过渡期间，国家发改委为调动医院使用低价药的积极性，拟在不突破现行15%加价政策前提下，适当调低高价药加价率，相应提高低价药加价率，实行差别加价政策。官方也将进一步扩大药品剂型规格差比价规则的实施范围，防止企业采取变换剂型、规格等方式变相涨价。附加：降低虚高药价法律手段

对公民而言，依据我国《宪法》第45、46条，任何人都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权，主要是指任何人都应享有预防性健康保健权，以及在遭受疾病且依自己努力无法获得最基本医疗护理的情况下，由要求国家直接提供最基本医疗护理的权利。但是与公民保健权密切相连的医疗保险制度难以全面实施：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约有一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数量的10% 左右。过高的药品价格使得中国60%的低收入者在患病后对医院望而却步，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推行。对国家而言，且不论过去20年中医改功过如何，只要现今过高的药品价格得不到抑制，今后的医疗改革就再难推行。药品价格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但是就现在状况而言，药品价格过高已非局部问题，医疗系统皆尽如此。若要在短时间内在控制药价上达到较好的效果，法律手段势在必行。针对药品价格过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的解决方法可以采用：

1、从民法角度明确医院的定位——事业单位法人。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务院早在1963年7月22日《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中就规定了凡是为国家创造和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社会福利，满足人民文化、卫生、教育等需要的单位，为事业编制，也就是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一般以公益为目的，不参与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即使取得一定利益，也只能是辅助性的。所以，除去现有少数的合资医院、独资医院，绝大多数医院应有的正确定位是事业单位法人，其目的事业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自然药品不能是商品，不适用于市场经济规律。

2、明确患者的权利，加大保护力度。医患关系，指医生与患者之间因疾病的诊疗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这是一种民事关系。医患关系主要是基于医疗合同而发生的，因此，医疗合同关系在医患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患者作为医疗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下几种权利：第一，除法律规定的传染病强制实施治疗以外，患者有权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医疗服务；第二，患者有知情权和同意权，具体而言，这项权利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患者有权理解和认识自己所患疾病，包括检查、诊断、治疗、处理和愈后等方面的情况，并有权要求医生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2）患者有权得知处方的内容，出院时有权索要处方副本或影印件；（3）患者有权查阅并复制医疗记录；（4）患者有权检查医疗费用，并要求院方逐项作出详细解释。相应地，医生也负有逐项作出详细解释的义务。总之，患者权利的明确，有助于医患之间的平衡，以及加强患者对医生的监督，抑制过高的药价。

3、针对药品购入中的回扣现象，需加强政府介入力量，以国家强制力对之进行控制。具体而言，有如下可采用的措施：

3.1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价格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政府定价，则是政府依照价格法，强制制定的价格。兼顾到诊疗过程所不可缺乏的灵活性，可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针对一少部分必用药、常用药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使价格的执行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节制医院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而控制药价。

3.2 针对医院，尤其是个别医生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回扣问题，采取刑法强制手段。过高回扣是造成药品价格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单位和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罪论处。据此，可认为国家允许的回扣，必须是公开收受，且在有关财务账目上有如实记载的，否则即属受贿。另外，各种名义的变相回扣，如前述的“统方费”、“处方费”，可以视同手续费，即可以以受贿罪论。相应地，向医院、医生给予回扣和手续费的医药经销商，可以以行贿罪论。这种刑法责罚的采用，对于控制回扣，进而抑制药价，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医改：进步与挑战并存

中国医改，进步与挑战并存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正以惊人速度和规模改变中国。同时，中国医疗体系也在发生变化，不太显眼但同等重要。

过去30年，中国医疗卫生基本由市场决定。2009年4月，中国宣布一项宏伟的医改计划，目标是扩大医疗服务、促进医疗公平及提高医疗质量，恢复政府主导医疗。现在，该项改革的部分目标正接近2011年期限，一些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挑战依然存在。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维持着一套稳固的公共医疗体系，相对当时的收入水平而言，中国提供的医疗服务令人羡慕。随后30年的改革虽然解放了经济，但也破坏了社会安全网。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投入骤减，农村医疗保险也随之瓦解。因病致贫日益普遍，城乡、地区之间差距悬殊。

2009年公布的医改计划，试图从多方位解决问题，包括计划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改进基层医疗机构，普及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确立基本药物目录及改革医疗融资体系。从理论上讲，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医疗效率和减少医疗不公。

医改计划落实两年来，中国在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方面无疑取得进步。据中国卫生部称，2003年该国78%的城镇居民和87%的农村居民缺乏医保。但面向农村居民及城镇失业或非正式就业居民的新医保改变了这一状况。短短8年后，政府数字显示，中国现在超过90%的人口拥有某种医保。农村医疗参保人数增至8.35亿，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医保计划。世界银行卫生专家张硕对中国迅速推出医保计划称赞有加。“放眼全世界，没有别国能在五六年里取得这种成就。”

改革还呼吁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培训加大投入，以确保偏远地区能得到医疗服务。按照最初计划，政府承诺村村建诊所、建设2000所县级医院、3700个城市社区卫生中心以及改造许多其他医疗设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刘元利2011年4月曾牵头对中国医改进行初步评估。他表示自己经常看到新的设施，“硬件这一块明显改善。”

回顾医改的初步阶段，中国政府不乏重要进步。但最棘手的问题尚未面对，单靠政府的投入并不能解决。“最近几年，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张硕说，“最难的问题来了。现在不是方向问题———方向早就确定了。下一步是决定正确做法，建立让改革到位的机制。” 中国医改的展望

1、通过对公立医院的治理，使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目标相协调。未来改革应该通过对医院进行有效治理，科学解决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问题，建立同公益目标相适应的医生绩效考评体系和薪酬体系，遏制和化解医院创收的冲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部门防病，而医院却担心病人少、希望病人多的矛盾局面，只有整个卫生行业都千方百计让居民少发病、不发病，居民健康水平才能有切实保障，卫生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2、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采取更加积极的医疗政策，使卫生总投入和总产出相一致。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单纯追求投入的规模以及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也不仅看经济效益指标，而是要跟踪监测居民健康指标，不断调整和优化投入方向和卫生干预路径，在干预大病的同时，积极干预小病，重点控制多发病、常见病，使卫生成效随着投入增加而同步增长。

3、重点支持和培养乡村医生和城市社区医生，使卫生资源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相匹配。在增加对卫生医疗基层设施、设备投入的同时，要注重对专业人员结构调整和重点培养，特别是对城市社区医生和农村医务人员的长期培养和支持。

4、通过药品产业政策调整和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综合治理，解决医院“以药养医”和药费比重占医疗总费用过高的问题。这是当前突出的问题，也是检验医改成效的重要指标。

5、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鼓励社会参与并重，使卫生投入具有可持续性，富有效率。在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医疗保险领域，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要鼓励竞争、鼓励创新、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通过解决以上重点问题，建立良性运行机制及其相应的体制，确保医改沿着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方向顺利发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当前“看病难，看病贵”既是现实问题，也是改革机遇。一方面，看病问题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另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重新审视政府职能定位、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良好时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竞争领域开放、市场机制建立方面已有了重大进步，下一步应在公共治理、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发展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坚信，卫生医疗体制改革难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通过研究、探讨和比较，得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并付诸实践，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推动卫生医疗体制创新和社会事业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第三篇：中国医改

医生患者持“刀”相见，医疗制度该动手术了

导语：一边是医者伤心，一边是患者落泪。建立于1950年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着它自己的轨迹向前行，却也是悄然与人们的期待渐行渐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在新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能否打破诡异的僵局现状？普通百姓还会对医改重新燃起希望吗？医生自由执业，多点执业的路通吗？中国医改的路又会走向何方呢？

一项医者伤心患者落泪的制度：中国医疗卫生体制

如果说，1985年1月全国卫生局厅长会议的召开以及同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标志了中国医改的全面启动。那么从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算起，中国医改历经了28年的徘徊，前进，停顿，迷茫后，中国医改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普通人生了个病，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大小检查做了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结果病还是没治好；一边却又是畸形的“以药养医改”制度让医生成了替罪羊，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医疗价格共由药品价格、医用器械的使用费用、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医院管理费用四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技术劳务费用，就不该从药品、医疗器械中谋取利益。但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对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进行了限制。而这些年医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日益缩减，政府缩减后如此少的财政拨款，连正常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使得医院和企业一样，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国家财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马儿跑的好，又不给马儿草。医院建设发展的巨额经费缺口，显然只能来源于广大病人。几十年的建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是以政府减弱了自己的责任，而靠着广大病人贡献出来的。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所以，放眼看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对于患者还是对于医者而言，在这样的一个卫生医疗体制怪圈下根本就看不见赢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医改未来的路在哪里？

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虽然会议闭幕后的12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字未提有关医改的任何事项，但是在当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是使用了356个字作了详细的陈述，而其中的“鼓励社会办医”，“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显而易见，这是国家明确发出开放政策的一个信号，国家政策提倡要促进社会办医，促进医生职业化身份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不走出去，长期在医院、事业单位里头，如果国家不能对这些流动出去的医生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的话，人才不流动起来，那社会办医就成为了一个空话。其实医生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状态，不应该禁锢在一个单位一辈子，医生实现自由多点执业，或者说是过渡到一个社会人的时候，这是对中国医改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医生将来的发展有一个定向的选择，那么他将来不一定是在大医院里面求发展，而在社会有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有能力的医生流向社会，也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患者也有了更多选择看病的机会：这无疑更好地体现医生的价值，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医改道路才可以慢慢的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和欧美相比，我国的医疗发展起步晚，而且还走了不少弯路子，要想奋起直追，我们必须解放医生和医院，也只有这样，患者和医生之间形成一种相容与共的局面，而不是现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作为政府，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不能抓的太紧，要把改革的权力下放一些给医院和医生，让他们去放开手脚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当然，在所有的方面，资金方面也是政府必须鼎力支持的。有的行业政府可以省钱，但是作为全人民的基础医疗事业就不能说省钱了，要是这样，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保障，谈何幸福和社会稳定？中国梦也就是瞎忙了。

由此我认为：第一，取消医生挂职措施，把医生松绑。允许医生自由选择就职地点，现在的医生太过僵硬，一辈子就被束缚在一个地点，导致大量的病人，为了一个医生集体涌到一个医院，导致这个医院的人流暴增！从而质量下降，而其他的医院却门可罗雀，所有设备停留在无人问津的地步，导致公共资源损失。只有让医生流动起来，才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和医生分配不公的局面，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好社会资源，让整个医疗行业的资源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这样就不会存在过分医疗的事件发生。

第二，政府应大力投入医疗事业，包括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前政府实行放开政策，那是因为那时我国是处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道路，政府缺钱，但现在政府已经发展起来了，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可用来发展人民的公共医疗基础工程，取消以药养医的政策，填补医疗行业的巨大资金缺口，这是所有措施的根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资金支持，一切其他措施就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起到作用的。

第三，加强医生工资待遇，其工资基本上能达到中等水平，这样既可以避免一部分医生由于生活没有保障而以药养医，从而使医院重新走上公益性质，从根源上杜绝医院暴利行为。

第四，加大医院基本设施投入，做到医院公平竞争，设施政府采购，杜绝医院单位个人从采购程序进行设备盈利和个人回扣盈利，做到政府专门成立采购部门为管辖医院采购。使其医院真正成为公益性质的机构。

当然虽然我们现在重新明确了医改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的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未来的每一步具体该怎么走，仍然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实践和探索，而未来中国医改的路和方向在哪里，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联系人：柯炳君

学号：1220550232 联系方式：***

第四篇：中国医改20年

中国医改20年

如何看待今日医改的突然转向？本报（南方周末）为此先出推出两组报道，上组报道聚焦于微观，对江苏宿迁的市场化激进改革、江西婺源的农村合作医疗，以及一家医院一波三折的改制，作了具体的呈现，这组报道则着重于梳理医改的历史脉胳，中国的医改，究竟一路怎样走来，我们力图还原一个粗略的背景。

时至今日，医改已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这一节点上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可以看出：简单的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只怕都过于轻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去反思问题，找到良方。

2005年仲夏，关于中国医改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医改向左，还是向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双方争论不休，暗流潜涌。鲜为人知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并且一直伴随着整整20年的医改进程，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此时改革开放刚刚举步，农村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一切显得十分冷清，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事实上，卫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预热”这一改革，当年3月召开的南昌会议，卫生部已经明确要对医院进行经济管理，但真正发动，却一直等到1979年。

“当时钱信忠部长、季宗权副部长是主要的推动者，”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回忆，“他们轮番对此讲话，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

几乎从一开始，这项改革就已经争论甚烈，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报》，在1979年11月16日的《情况反映》中，就汇编了7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要立意，就是从医院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医疗卫生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不应该强调其经济属性。”一位卫生系统的老干部回忆。

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院管理，这时已显露出诸多弊端，改革已成大势，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而此前的则只能算是医院改革，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

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

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一位领导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

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198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

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985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

“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做积极性很高，一旦全局铺开时，弊端也出来了。”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的一位领导承认。

当时开始出现一系列乱相，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成为当时议论的热门话题。

“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19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 业部

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在卫生部内部，政策法规司和医政司成为两种意见的代表部门，按照程序，政策法规司负责起草文件，“那是部长的秘书班子，负责的是宏观思路，而医政司主要抓医院管理，负责的是实务。”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种争论已经不局限于内部了，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这次卫生会议的争论甚至传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此时究竟医疗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这么大的争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医学专家丁会文当时任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院长，那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已经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医院情况还比较稳定，但不少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

医院分级管理，正是为了抵消一些负作用，在医政司的力推之下开始实行，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告诉于宗河：“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但分级管理只是技术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决“路线”之争？整个1990年代，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很多人是在守望中度过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对 新世纪的憧憬。

也就在这一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

这个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对此，本报于2005年7月21日以《宿迁医改，五年激变》为题报道了此案例。

事实上，早在1999年，辽宁海城已经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而这一切主要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力不愿投入的情况，已经在不断地加剧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恰在此关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2005年：医改突然变奏？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

这一报道最初并未引人关注，在卫生系统内部，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多年，实在已经司空见惯。

事实上，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5月初已经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他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这些话仍然属于观点争鸣的性质，也没有引起外界的重视。

医改话题被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又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在这两篇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是否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要作大的调整？

在此之前，官方透露的信息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去年7月曾公开表态：“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宋瑞霖还说，《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几个月内出台。

而到了去年年底，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放言：“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的重点。”

新一轮的关于医改的论战，随即暗流涌动，卫生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即认为，刘司长的表态，是他一贯的个人观点，而国务院的调研报告，与最终形成决策也是两码事。

“医改基本不成功这个判断，相信很多人深以为然。”一位专家认为，卫生部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看病贵、看病难成为社会问题，就足以说明现在的医改已经“撞了南墙”。

这中间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投入不足，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

目前对医改的讨论中，矛头均指向市场化，随即有评论指出，既要警惕“市场失灵”，也要警惕“政府失灵”。

“医改不成功，能否简单归罪于市场化？”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医改中，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始终扭曲在一起。政府主导，可能兼顾公平，但是效率是难以保证的，同时，市场化效率优先，但是公平又难以保证。

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7月1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中宣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上，对医改方向的措辞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机制。

但毫无疑问，决策层已经将目光投注到医改问题上，今年全国人大召开时，吴仪副总理曾对医药卫生界委员郑重表态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而在决策思维上，更为注重社会公平。”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认为，在此背景下，医改进行纠偏、甚至转向的可能性都存在。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卫生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制定新的医改方案，但何时出台，还没有时间表。

“医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解放前我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民心，首先是通过土地革命。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医疗卫生对公民基本健康的保障，就是第二次革命。”

本届政府在医疗改革上一定有进

第五篇：中国医改范文

中国医改，“药之过”？

经常在一些刊物和杂志上看见一些关于中国医改的文章，读了这些文章总结起来似乎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主要原因就在药品”。因此历时三年的医改出台了在基层推行基本药物的政策，同时一些地方也规定了药品的比例不能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等等这些措施也许从短期来看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取得一个长期的效果，我看未必，同时，我觉得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归结于药品，是否言之偏颇？

我其实要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已推行了一年多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相对于前几年来说，患者的医疗总费用到底下降没有？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基层乡镇卫生院，还是二甲医院（市、县医院），从个人总费用来讲是没有明显下降，反有上升的趋势。我们只能这样说，好在现在国家政策好，几乎全民医保，且报销比例不低，因此解决了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说白一点，也就是国家买单了。是药品降价起作用了吗？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药品价格虚高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天价药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药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监管的缺失才导致的，层层加价，药品回扣以及物价部门的价格监管，我就搞不明白，同样的药品，有时物价部门制定的价格却有天镶之别，差距真有那么大吗？在我认为，凡是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鉴定并允许生产的药品，他应该都不是假、劣产品。其安全性等都是一样，为什么物价部门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时却相差那么大？你给的空间大，你说使用单位是靠高还是高低？使用药品的医院它不会看药品厂家定价，而是看药品名称定价。何况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经营还是讲究资质的，要搞价格统一和“无形的垄断”是做得到的。特别是那些大医院，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力量和价格高昂的新检查设备，加上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他们要卖点高价药还不容易？现在基层药品的价格是下来了，但其他方面呢？你只要一进医院，各种检查就来了，可以说，无论大小医院都一样，进去了，从头到脚，医生的给你开的检查绝不会少，该检查的，不该检查的，只要能抓收入，他都会给你一齐上，你在其它医院的检查不能作参考，因为有技术上的原因嘛，每个医生都只相信本院的辅助检查，其实说白了就是钱在作怪，因为医生多开检查，收入就越高，你说他开不？所以我说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费用过高一味责怪药品价高是不对的，治疗疾病，离不开药品，大小医院一样，以前你到医院花了钱，也许能到手许多药，而现在你就只能等到一大堆等来等去的检查，有的检查本来一天可以做完，他还非让你等两天，为什么？抓收入呗，哪个医院都一样，没有你选择的，说去说来，要真正解决看病贵，看病难，还得政府出台一些监管措施或者政策，中国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虚高，不是光药品的虚高，是整个医疗费用的虚高，一个二级甲等医院（县级医院，包括中医院），一个胃肠道病，你去了做一下胃肠道检查和其他检查（医生开的），只要是医生觉得你该做的检查，他一项也不会少开，甚至于你没做的他开了，费用也收了的也有。往日的大药处方慢慢的变成了今天的过度检查处方。政府虽然也在监管，但多半是流于形式，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医院内部它不会监管，你应该不会听说某医生因多开病人检查受到院方领导的批评和处罚吧，只有开的越多，奖励越丰，工资越高，何乐不为？现在实行基本物制度在基层也只限西药，所以现在西药可以少用，因为用了没利润，那就用中药吧。许多基层医院没临床中医，中药收入还不错，为什么？不懂中医的西医先生也大肆开展中医，谁都知道，就那些草草根根不容易吃死人，至于有无作用，先不要管那么多，工资重要，反正现在合作医疗和医保，国家掏钱卖单，病人负担轻了，多住几天无所谓。本人断言，要不了多久，中药的价格就会飙升，这也会变相增加病人负担。就这种例子还多，中医理疗，有的医生根本不懂，为了多拿提成，胡乱开上，然后给患者胡乱按摩几下，说实在的，有的还不如洗脚城里那些工人的技术，但就这样钱是到手了，也就造成了医疗浪费，诸如此类现象还很多，这些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现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所以，中国医改，不仅仅是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的是政府的投入和监管，光投入不监管，浪费国家资源，虽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到后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基层基本药物零差率也凸显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对村级卫生室来说，大多数村医收入下降，感到难以生存。于是，许多村卫生室就开始挂羊头卖狗肉了，有的开起了连锁经营的药店，有的则干脆经营起非基药。老百姓没几个人知道基药的范围，反正村医说了算。还有更甚者，把农民的合作医疗卡乱刷一气，监管到位的能发现是好事，监管不到位的没人知道。

医改以来，中国老百姓确实得到了许多实惠，但我认为，这种实惠是建立在国家掏钱买单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发展了，富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就在这些好的政策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监管体系和办法，许多问题会接踵而来。相对于药品价格虚高更加可怕。因此，中国医改，绝不仅仅是药品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因数，没有一个好的医疗体制的建设，许许多多的问题你就无法解决。当然，任何改革都是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完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也一样。中国老百姓期望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医改。注：（本人不是搞专题研究的，但我说说的一点不假，所谓一个系统里都有一些“潜规则”，医院的“潜规则”就是鼓励医生多开服务费、检查费，多拿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