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医改的方法论路径取向

第一篇：试论我国医改的方法论路径取向

文章标题：试论我国医改的方法论路径取向

复杂化发展所推进的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利益实现手段与平台。医学正是人类生存利益高级化和复杂化发展的其中一项积极成果与社会分工；作为人类生存整体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无论是其本身或是其从业人员及其组织机构，均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其生存与发展，均必须通过与医学以外的利益行业、社会分工个

体、群体或组织机构形成利益对等交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实现。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准则！任何对市场的客观存在现实的“鸵鸟意志”，不是因人为的主观随意性扭曲畸形而缺失了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就是因市场处于自然放任状况而缺失对市场行为的制约和约束。两者均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世界各国及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均可给我们提供一面镜子。因此，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化，并不可能因我们主观意志的“泛道德化”憎恶而消亡，却让我们为这种“泛道德化”的主观“鸵鸟意志”付出痛苦的代价！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医疗卫生困局，正是这种“泛道德化”主观“鸵鸟意志”对医疗服务市场主观随意性人为扭曲与自然放任相结合的产物。在我们的“鸵鸟意志”态度下，医疗服务市场却作为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以“丛林法则”的非理性自然组织形态运行；在历史与现实纠缠下“泛道德化”强力利益意志的主观随意性干预，更将这种非理性自然组织及运行形态异化为结构性的畸形。医疗市场的非理性自然组织及运行形态及其结构性畸形的异化，导致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陷入当前医患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利益争夺与对抗的迷宫之中！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于疾病诊治的具体项目选择是否必要和最优化以及正确与否。作为纯粹的医学命题，病患者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获得对称的信息地位；即使是医务人员本身，在当代医学多种专业分工的发展水平中，对于自身所从事专业以外的专科医疗诊治选择，同样地也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地位，则更遑论未经任何医学教育和训练的其他社会成员了。这是由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化特性所决定的客观现实，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当前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之所以成为困扰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矛盾，并不在于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信息不对称”本身，而是在于“信息不对称”的诊治项目选择成为市场交换要素单位的非理性自然设置。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而同时也是利益获取的手段，为以医学名义的自然属性利益意志所主观随意性地支配和控制。而当前我们意欲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企图，无异于意欲到达飘渺的海市蜃楼彼岸！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所面对的困局及其运行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与现状，根源于在我们的主观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客观生存、社会发展的客观市场准则、医疗卫生行业的高度专业化、高风险责任、资源高消耗特性的泛道德化“鸵鸟意志”下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非理性自然组织及运行形态所形成的主观随意性利益争夺与对抗。它涉及到整体社会组织系统中众多的、相互之间关系密切的社会分工主体，却在表面上及主观上体现为孤立的医患对立。这种市场的非理性自然组织及运行形态，具体表现为医患供需交换主体的非理性自然构成及与之相辅相成的交换要素单位的非理性自然设置。它造成了当前医疗卫生事业陷于困局的两大尖锐矛盾：作为必须消费的医疗服务过程中资源高消耗客观现实所形成的费用的客观奢侈性与普罗大众在静态局限时空区间内的孤立承受能力之间矛盾；在此基础上，当前无奈的体制性“合理”的超越或脱离医学原则的过度诊治选择与反市场运作的“‘药’价虚高”相结合形成医疗费用进一步不可预期的结构性畸形上涨，不但造成费用负担的雪上加霜，而且产生不容忽视的各种显性或隐性负面医学后果，更形成费用负担的畸形恶性循环。因此，要解决这两大矛盾，突破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所面对的困局，改变当前的市场运行中千夫所指的种种负面表现与现状，必须坚决地抛弃我们主观上的泛道德化“鸵鸟意识”形态，对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利益驱动客观现实，与其徒劳地围追堵截，不若疏而导之，立足于坚实的客观现实基础，依据利益对等交换的要求，通过针对性地对医疗卫生服务市场进行理性的组织及运行形态建设，将其导向我们的社会目标方向。此鲧、禹治水之别也！

医疗卫生服务因其高度专业化的高技术含量及高风险责任特性，且各种疾病的表现、诊断、对治疗反应的个体显著差异性，不可能像普通工业产品一样通过流水生产线作业以减低无形资源消耗的成本，决定了其无形及有形资源的高水平消耗，且难予预期。所以，从普通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奢侈消费，是大多数社会成员难以独立承受甚至是承受不了的。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但是，这样一种奢侈消费，却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的健康和生命紧密相连的不具主动意愿的无奈选择,成

第二篇：中国医改问题及路径

中国医改问题及路径

——专访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国恩

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出台，至今已逾三年。三年新医改成效几何？揪心的大病医疗路在何方？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未来医改的水有多深？带着各方关注的问题，本刊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刘国恩。

中国医改就是要扶住弱势

记者：一般的逻辑是，商品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但是中国为何同时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呢？

刘国恩：从理论上来讲，价格越高，需求就会减少，供给就相应增加。但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非常稀缺，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供给不足和价格高位就同时出现，中国医疗服务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还是一个计划管制和行政化特点非常强的体制，供给严重不足。供应越不足，看病就表现得越难。因为看病难，但是大家对医疗又有很强劲的需求，反过来又把价格往上推。

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管制，价格无法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如果价格机制足够灵活，能够反映医疗服务市场供需的话，当需求很旺盛且价格又很高时，潜在的利润就会刺激企业增加供应，企业之间竞争又会把价格降下来。所以“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体制中价格管制导致价格无法调节供需。

记者：中国新医改重在“基本”，但对医疗卫生的需求随收入和人群是存在差异的，医改如何让不同收入和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公平地享受医疗服务？

刘国恩：关于公平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清楚医疗保障的属性。如果今天中国实施的是商业医疗保障，那么就应该遵照责权对等的原则。责权对等就意味着，缴纳保费多的人就应该享受更多的、更好的医疗服务。在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这是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原则。

然而中国目前搞的基本医疗保险属于社会医疗保险。中国的三大医疗保险中，职工医疗保险是单位、个人和政府共同缴纳保费的商业保险，责权对等原则是适用的。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共财政缴纳的保费比例占到80%，这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性的医疗保险。社会性医疗保险更强调公共财政的作用，个人会因为收入和能力在缴纳保费时存在差异，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使用上不应体现这种差异，这就是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应该体现的公平原则。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目前的三大医疗保险应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属性和定位——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主导。

记者：中国的三大医疗保险以后要不要衔接？如果衔接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刘国恩：这三大保险以后要不要衔接？甚至要不要合二为一或者合三为一？变成一个全民医疗保险，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如果以后能够变成一个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缴纳保费不再按照个人在社会上的差别的时候，无非就是三大保险的保费来源而已。企业、政

府和个人各向里面贡献一部分，参加以后再使用的时候尽量要让个人收入和能力与使用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脱钩。

这样的话对于缴纳保费较多的人看上去是不公平，尤其是把职工保险放进来以后他们缴纳的多而跟缴纳保费很少的人使用上是一样的。但你要考虑到我们这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就是要考虑社会中收入较低、能力较差的人，我们要通过税收、保险去补助和关爱弱势群体。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念并选择社会医疗保险，那我们希望通过财政之手、企业之手和个人之手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起到一个扶住弱势的作用，用一部分富裕人的收入去补贴穷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保费的缴纳比例，比如加大财政的投入。从目前中国财政增长的速度来看，公共财政加大对基本医疗保险保费贡献的比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同时，正如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的，我们要鼓励有条件的个人和单位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以实现每个人对医疗卫生的不同需求。

记者：对当前中国医改的评论认为，“中国医改应设立以穷人和大病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而不是搞适度普惠型的福利保障体系”。您对此作何评论？

刘国恩：首先，我认为对大病和穷人的医疗保险和对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是一个医疗保障体系的两个重要内容，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对立关系。我们采取付费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医保，使一般疾病通过大多数人对风险和经济负担的最大程度的分担来解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民参与医保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当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对于一些如白血病等重大或罕见疾病，我认为可以通过现代金融手段在基本医疗保障以外设立重大罕见疾病的辅助保险，解决参保人员的负担问题。

中国目前确实提倡和鼓励个人、单位和地区在基本医疗保障之外尽量去参与重大或罕见疾病的医疗保险。十二五医改规划特别提到了，商业医疗保险补充基本医疗保险，主要应对重大且罕见疾病的支付问题。所以它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但我不认为我们要提倡福利制度，至少对中国目前的阶段还不适合。从全球来看，有相当多的国家都没有采取以税收为主的福利保障制度。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建立的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福利保障体系，但大多数欧美国家还是采取基于付费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日本、印度、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都如此。所以中国医改搞福利保障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

政府应该在大病医疗中承担责任

记者：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个人和政府责任，但随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将参与到医疗救助中来，比如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的 “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通过社会力量改善弱势群体健康的例子。您如何看待这种民间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工作？

刘国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救助的范畴。社会救助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一个人既

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购买重大罕见疾病的补充保险，而他又发生了这样的重大疾病。这种情况下，就属于社会救助的问题而非保障体系的问题。

救助体系是比较昂贵的，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实力。为何发达国家在救助制度方面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呢？这不是说我们不同情重大疾病的穷人，而是经济实力本身受限。但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快速，国家财政力量也越来越强，民间的一些救助能力也在逐渐增加。可以适当地充实和加强救助制度，但这个应由民政部来推行。但我认为救助制度应逐步跟医疗保障制度相衔接，让越来越多的重大或罕见疾病患者通过大病保险救助。

记者：如果大病通过保险解决的话，由于个人发布的几率较小，同时也面临着缴纳保费的压力，一些低收入者可能不愿意参保。

刘国恩：很多贫困人口和流动人口，加入这种重大疾病保险的可能性比较低的话，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能力也好，流动状态也好，所以我认为重大疾病的建立更多的需要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个鼓励和支持。对于一些特别贫困的人群，政府可以替他缴纳更高比例的保费，甚至是全额买单。我们也希望以后这种重大罕见疾病能够全面衔接起来，他就不会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失去获得保险的能力。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等他得了大病，再从某个资金来源里面拿出很大一笔钱来救助他。对于一些突发性的大病，民政部的救助制度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保障机制，重大疾病的发病者完全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也是为何社会上一直呼声不断的缘由。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指出，“全面推开尿毒症等8类大病保障，将肺癌等12类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试点范围”。医疗界提醒“早期体检、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对大病医疗效果较好，有专家认为大病以预防为主，建议体检进医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国恩：如果一个人游离于保障体系之外，那就意味着他事前无预防，事后需要急忙“救火”。但如果你在保险体系里面的话，你参加重大罕见疾病的保险体系以后，保险机构本身就有极大的动力，也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帮助这些参保的人群，在前期做体检和预防。因为你要这些参保热都不发生和少发生的话，那他节省下来的开支就会多。

比如说乳腺癌，如果有保险的话，保险机构会为妇女们提供检查，在早期作为预防，不至于发展到后期遭受最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让他们游离于之外的话，最后社会要支付的成本或许会更多，个人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高。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通过救助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救助基金和前期的检查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

记者：中国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高速增长，未来几十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将上升，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因无法自证因果，所以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类大病医疗问题，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国恩：对于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很难通过个案来解决。你看到一家工厂在排污，如何把这种污染跟这种疾病联系起来？不管你诉诸法律手段还是现代科技的手段，难度都相当大且效果有限。其结果通常是，要么冤枉了工厂，要么给患者家庭带来不公。

如果我们知道一家企业在一个地区有系统性的污染，但对于导致的具体疾病和发生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这种污染长期对健康和环境是不利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环境政策，收取工厂污染的费用。然后把这些费用拿来补充到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就相当于给周边百姓买了一份健康保险。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生病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追踪是哪一家工厂发出了多大程度的污染导致了疾病，他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罕见疾病的重大保险基金得到支付。

并且我还要强调，污染费用需定向地来使用它，而且是通过建立保险基金这样的现代金融手段。如果每个地方的环保局都能这样来做事情，我想能解决多少冤假错案，也会减少多少因为案子复杂而往里面投进去数不清、填不满的费用，但最后官司还打不清。

记者：为解决看病贵问题，中国过去一直对药物进行价格管制，这使一些药物要么慢慢退出生产，要么改头换面成为非基本药物以高价出售；这是否意味着，大病患者需要自行支付更多的钱来购买进口药物和非基本药物？

刘国恩：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改和十二五医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根据我的理解，它的初衷是科学地遴选一批安全有效、临床必需、具有价格优势的药品，它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比如腐蚀性关节炎、偏头痛、高血压、糖尿病，它的实施重点在所有的政府办的基层医疗机构。

价格优廉，所以在遴选和招标当中可能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之类的现象，这是未来几年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但作为一项制度，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解决大多数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治疗所需要的药物。

但我觉得这对于非基本药物和进口药的影响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既要坚持基本药物，但是又不非科学的强制全面推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把握基本药物实施的对象、范围和地点的话，那结果既加强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良好健康地发展，老百姓在基层机构又能够得到很好的服务。总体来说，卫生医疗的资源也会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罕见和重大疾病也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医患关系破冰在于患者分流和公立医院改革

记者：哈医大血案使医患矛盾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一部分评论认为，医生逐渐成为医改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国恩：哈医大事件导致1名医生死亡，2名医生受伤，本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认为我们应重视它，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恶劣的刑事案件。

目前的中国，通过强权和暴利来解决争端的现象还非常普遍，这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哈医大事件首先就暴露了这一点。另一个方面，医生所在的行业是一个事故和纠纷频发的行业，比如有人就把它称为是“高危”职业。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在这个行业里面从医就应该知道这种情况，并做好准备。

记者：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如何从制度上的设计怎么能够更好地规避这种现象呢？

刘国恩：若要从制度上规避这种现象，我认为必须尝试找出事故或者纠纷发生的源头。

类似的高危行业还有警察和消防队，但为何医疗行业出事就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呢？

就医疗服务这个行业而言，它所服务的一般是心理上或身体上有问题的对象。一个身体或者心理有问题的患者到医院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种非理性和失控的行为，甚至出现极端的犯罪行为。一种情况是患者得了病，但他支付不起费用，经济负担太重使他绝望而出现一些极端行为。另一种情况是经济上有支付能力，但疾病本身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使他绝望。一个非理性的患者，他可能认为是你庸医无能或者延误治疗。发生这两种情况的一般是重症病人。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认为要从政策上解决看病的经济负担——通过建立全面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越完善，补偿水平逐步提高，肯定会有助于规避极端案件的发生。第二种情况是出事故最大的地方，这是中国整个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要去解决的问题。首先，看病就医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之间必须有良好的沟通。人们常说看起病来是“三分看病七分沟通”，沟通就是一个专业性的咨询和安慰过程。

记者：沟通和安慰需要时间，但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大医院排长队，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刘国恩：目前确实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涌到大医院，每天排着长长的队，医生根本没有沟通的时间。所以对重症病人来说，既感觉不到医生提供的治疗，也感觉不到医生对患者的关爱。

从长远看，需要建立更多的服务平台和扩大医生工作场所，使我们的医生分配给每一位病人更多的时间。医生对每个人的服务时间要长一些，服务要舒适一些。从短期来看，一个办法是将大医院中的非重症病人疏通到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大医院的时间和资源就会自然地倾向于重症和复杂病人。

十二五医改必须遵守经济学基本原理

记者：新医改三周年之际，您认为未来几年医改最难啃的骨头是哪一块？

刘国恩：十二五医改明确规定要推进三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立医院改革。在我看来，公立医院也许是目前最难攻克的。

公立医院改革首先面临的是医疗服务人员的解放，全国270多万医生必须由机构人变成社会人和自由人，若不如此，我们前面提到的基层提供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就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如果在社区里面看不到以优质医生为旗帜建立的诊所团队，就对基层医疗机构没有信心。

医生多点执业只是医生由机构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第一步，以后中国的医生就应该像律师一样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医生根据自己的专长把自己的团队建在社区，这样的团队是跟很多知名医生有直接关系的，老百姓才会去那里看病就诊。等基层医疗机构吸引住人以后，大医院才能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分配给重大疑难杂症病人。

目前制约医生自由执业的最大障碍是社保制度。医生不敢自由执业，因为医生一旦离开

自己的单位，就等于失去了编制和保障。所以我们医改的一个方向就是逐渐使社会保障跟单位脱钩。

公立医院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是产权问题。全世界最好的担任科研和教学任务的医院都是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中国为何不能向这个方向发展呢？只要政府给政策，我就不相信社会力量搞不出中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公立医院的改革，我们希望那些能够强化基层医疗的把它留下来，城市里面的很多大型的公立医院最后一定要实现社会化。

记者：但很多学者并不认同您这种观点，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是“回到公益性”，公立医院走社会化行不通。

刘国恩：确实有一些学者认为公立医院就应该政府主导，政府要管好大医院。这不正好跟比较优势讲的完全相反吗？政府干嘛要主导大医院呢？

我认为如果政府主导这场医改，特别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话，其落脚点一定是在面很大、经济回报低、成本效益又很高，但社会资本不愿去的基层。政府应该把大医院的市场打开，让社会和商业资本进入。当社会资本进入大城市能够逐渐承担高端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政府的资源就可以逐步从大医院和大城市撤出来转向基层医疗机构。这就是我说的结构调整，也是中国医疗卫生资源最佳配置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最后我们会发现，中国医疗服务的体系会是政府和社会共同支撑起来的一个医疗体系，社会力量服务高端和大医院，公立医院牢牢地把住基层。这样才能解决中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总量不足，更是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结构的扭曲问题，其实后者是最严重的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医改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您有何新期待？

刘国恩：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政府应该把持好大医院，那要实现三项重点肯定没有希望。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政府在基层医疗方面将会有很大一笔钱，而社会力量又会发挥作用。

所以我说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动态的，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来配置政府和社会的资源，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或者一味地坚持，不顾经济理论，不尊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如认为公立医院占主导，边边角角交给社会力量来补充，那肯定是没有戏的。

第三篇：中国医改范文

中国医改，“药之过”？

经常在一些刊物和杂志上看见一些关于中国医改的文章，读了这些文章总结起来似乎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主要原因就在药品”。因此历时三年的医改出台了在基层推行基本药物的政策，同时一些地方也规定了药品的比例不能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等等这些措施也许从短期来看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取得一个长期的效果，我看未必，同时，我觉得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归结于药品，是否言之偏颇？

我其实要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已推行了一年多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相对于前几年来说，患者的医疗总费用到底下降没有？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基层乡镇卫生院，还是二甲医院（市、县医院），从个人总费用来讲是没有明显下降，反有上升的趋势。我们只能这样说，好在现在国家政策好，几乎全民医保，且报销比例不低，因此解决了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说白一点，也就是国家买单了。是药品降价起作用了吗？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药品价格虚高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天价药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药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监管的缺失才导致的，层层加价，药品回扣以及物价部门的价格监管，我就搞不明白，同样的药品，有时物价部门制定的价格却有天镶之别，差距真有那么大吗？在我认为，凡是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鉴定并允许生产的药品，他应该都不是假、劣产品。其安全性等都是一样，为什么物价部门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时却相差那么大？你给的空间大，你说使用单位是靠高还是高低？使用药品的医院它不会看药品厂家定价，而是看药品名称定价。何况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经营还是讲究资质的，要搞价格统一和“无形的垄断”是做得到的。特别是那些大医院，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力量和价格高昂的新检查设备，加上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他们要卖点高价药还不容易？现在基层药品的价格是下来了，但其他方面呢？你只要一进医院，各种检查就来了，可以说，无论大小医院都一样，进去了，从头到脚，医生的给你开的检查绝不会少，该检查的，不该检查的，只要能抓收入，他都会给你一齐上，你在其它医院的检查不能作参考，因为有技术上的原因嘛，每个医生都只相信本院的辅助检查，其实说白了就是钱在作怪，因为医生多开检查，收入就越高，你说他开不？所以我说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费用过高一味责怪药品价高是不对的，治疗疾病，离不开药品，大小医院一样，以前你到医院花了钱，也许能到手许多药，而现在你就只能等到一大堆等来等去的检查，有的检查本来一天可以做完，他还非让你等两天，为什么？抓收入呗，哪个医院都一样，没有你选择的，说去说来，要真正解决看病贵，看病难，还得政府出台一些监管措施或者政策，中国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虚高，不是光药品的虚高，是整个医疗费用的虚高，一个二级甲等医院（县级医院，包括中医院），一个胃肠道病，你去了做一下胃肠道检查和其他检查（医生开的），只要是医生觉得你该做的检查，他一项也不会少开，甚至于你没做的他开了，费用也收了的也有。往日的大药处方慢慢的变成了今天的过度检查处方。政府虽然也在监管，但多半是流于形式，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医院内部它不会监管，你应该不会听说某医生因多开病人检查受到院方领导的批评和处罚吧，只有开的越多，奖励越丰，工资越高，何乐不为？现在实行基本物制度在基层也只限西药，所以现在西药可以少用，因为用了没利润，那就用中药吧。许多基层医院没临床中医，中药收入还不错，为什么？不懂中医的西医先生也大肆开展中医，谁都知道，就那些草草根根不容易吃死人，至于有无作用，先不要管那么多，工资重要，反正现在合作医疗和医保，国家掏钱卖单，病人负担轻了，多住几天无所谓。本人断言，要不了多久，中药的价格就会飙升，这也会变相增加病人负担。就这种例子还多，中医理疗，有的医生根本不懂，为了多拿提成，胡乱开上，然后给患者胡乱按摩几下，说实在的，有的还不如洗脚城里那些工人的技术，但就这样钱是到手了，也就造成了医疗浪费，诸如此类现象还很多，这些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现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所以，中国医改，不仅仅是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的是政府的投入和监管，光投入不监管，浪费国家资源，虽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到后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基层基本药物零差率也凸显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对村级卫生室来说，大多数村医收入下降，感到难以生存。于是，许多村卫生室就开始挂羊头卖狗肉了，有的开起了连锁经营的药店，有的则干脆经营起非基药。老百姓没几个人知道基药的范围，反正村医说了算。还有更甚者，把农民的合作医疗卡乱刷一气，监管到位的能发现是好事，监管不到位的没人知道。

医改以来，中国老百姓确实得到了许多实惠，但我认为，这种实惠是建立在国家掏钱买单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发展了，富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就在这些好的政策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监管体系和办法，许多问题会接踵而来。相对于药品价格虚高更加可怕。因此，中国医改，绝不仅仅是药品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因数，没有一个好的医疗体制的建设，许许多多的问题你就无法解决。当然，任何改革都是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完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也一样。中国老百姓期望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医改。注：（本人不是搞专题研究的，但我说说的一点不假，所谓一个系统里都有一些“潜规则”，医院的“潜规则”就是鼓励医生多开服务费、检查费，多拿提成，）

第四篇：大国医改读后感

读《大国医改》有感之药价之殇

周扬

20111108543 读完《大国医改》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令我对整个医疗、医药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读本书一直让我有一种感觉，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就是一个大泥潭，政府、医院、药企、患者都深陷泥潭中，每一方都在痛苦挣扎，但无论如何努力却仍无法上岸。

就拿降低药价来说，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如政府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多次的降价令、基本药物零差价、乃至最近比较火的取消药品加成。然而，我们得到的结果确是，原本廉价的普药、国产药成产企业生存困难，药品安全隐患“稳步提升”，高价的进口药“高高挂起”，百姓仍高喊“看病难，看病贵”。为何政府“重拳”、“组合拳”频出，但药价还是没被打下去呢？

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有问题，可能是个人道德水平有限，但若是一群人都有问题，那就管理上出了问题。如果把药价的最终构成分成几个阶段的话，大致是“药价出厂价——招标采购价——医院药房零售价”。出厂价由成产成本和企业盈利构成，第一个破折号是流通环节和费用，如招标公关费、医院采购的二次公关费、给医生的处方费，以及医药代表的工资等费用，我们俗称为“暗扣”。第二个破折号则是医院15%的药品加成费，我们通常称之为“明扣”。如“齐二药”事件中的亮菌甲素，出厂价5元，其销售商广州金蘅源有限公司加价29元，以每支34元的高价卖给广东医药保健公司，该公司再加价2元，以每支36元卖给中山三院，最终到患者排队付费时，一支出厂价仅为5元的低价药则需要46.1元。很多关于药品价格过高的文献都提到医院药品价格加成政策，把药价过高都归咎于这项政策，但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医院10.1的加价远高于政府规定的15%药品加成，但这并不足以让5元的要上升到46元，终于我们一致把矛头对准了前面的药品销售公司广州金蘅源公司，认为该公司绝对是良心泯灭才忍心把老百姓的救命药加价29元，但细细分析这29元的去处，却发现这里有招投标花去的费用，有企业的税费，有进医院的公关费，包括医生处方费、医药代表的花费等，照此推算这29元在这曲折迂回的流动中最终流入该公司的也没剩多少。

以前，医院有药品采购的自主选择权，医院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凭借专业的知识和多年用药经验选择药品，药品市场有充分的竞争，后来医药代表都往医院跑了，医院的公益性受到质疑，于是有了药品集中招标政策。我们希望通过招标可以降低药价，杜绝医院相关人员在药品采购中的腐败现象。但是政府只是集中招标，而不采购，医院在省的药品集中招标中标的药品目录中采购。于是，我们发现，医院还是要跑的，政府也不能放过，因为只有通过了招标才有光明的前途。药品集中招标政策从2000年施行至今，12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该政策切实给老百姓带来的低药价的实惠，而是给药品设了一个“门槛”，众多厂家的药品要越过这个“门槛”，势必要对门槛背后的人进行公关，不然大家都是针对同一种病症，何以选择你而不选择他。这个“门槛”似乎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把高价药挡在门外，反而把药价悄悄的抬了一下。2012年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我们看到了政府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决心。该文件的第二部分重点提出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常用、救命药、容易获得的便宜药或免费药。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能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病至关重要，基本药物本应就是广大群众的基本用药问题。但目前我们的基本药物制度存在一些困局，最迫切解决的两点，一是“基本药物”与“医保用药”有两个“目录”；二是基本药物获得困难。若基本药物不在医保范围，人们用基本药物却不能报销，基本药物制度也只是有名无实。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在同一个医药市场中，制定了两个竞争标准，对进口药、外资企业生产的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给予超国民待遇的高定价。在“一规两制”的制度下，政府几次的降价令，使普药的生存空间再度压缩，国内普药生产企业一方面面临进口药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必须降价，中间环节成本不能省，能省的也只能是生产成本，这必然导致药品安全隐患。试想下，在医院看病开药，低价的药存在安全隐患，高价进口药较有保障，患者在权衡之下，即使贵也还是宁愿使用较为安全的高价进口药。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还有谁去生产普药呢?基本药物制度有目录没有药又有何用呢？

政府要保护的应该是基本药物，起码让群众用得起药且有药可用，就算不保护，起码取消药品定价双轨制，让国产药和进口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制定同一个标准，不然最后廉价普药可能只剩下一个目录。政府既然已经注意到基本药物的重要性，何不把基本药物目录与医保目录合二为一，并尊重市场，用购买的方式取代强制的行政命令，政府从医药企业购买基本药物，对于一些成本高、企业不愿生产但对群众却十分重要的药物，由政府定点生产或给予药企补贴进行成产。条件成熟时，逐步将基本药物过度到免费药，真正让群众能用得起药并安心用药。若做不到这些，政府不如从药品市场中抽身而退，让药品市场充分竞争，政府只负责监管，严抓药品质量和医院、医生的用药行为，对违规的企业、医院和个人严惩不贷，在价格杠杆的平衡下，群众估计也能用上安全低价的药品。

第五篇：中国医改

医生患者持“刀”相见，医疗制度该动手术了

导语：一边是医者伤心，一边是患者落泪。建立于1950年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着它自己的轨迹向前行，却也是悄然与人们的期待渐行渐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在新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能否打破诡异的僵局现状？普通百姓还会对医改重新燃起希望吗？医生自由执业，多点执业的路通吗？中国医改的路又会走向何方呢？

一项医者伤心患者落泪的制度：中国医疗卫生体制

如果说，1985年1月全国卫生局厅长会议的召开以及同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标志了中国医改的全面启动。那么从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算起，中国医改历经了28年的徘徊，前进，停顿，迷茫后，中国医改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普通人生了个病，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大小检查做了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结果病还是没治好；一边却又是畸形的“以药养医改”制度让医生成了替罪羊，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医疗价格共由药品价格、医用器械的使用费用、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医院管理费用四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技术劳务费用，就不该从药品、医疗器械中谋取利益。但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对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进行了限制。而这些年医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日益缩减，政府缩减后如此少的财政拨款，连正常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使得医院和企业一样，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国家财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马儿跑的好，又不给马儿草。医院建设发展的巨额经费缺口，显然只能来源于广大病人。几十年的建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是以政府减弱了自己的责任，而靠着广大病人贡献出来的。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所以，放眼看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对于患者还是对于医者而言，在这样的一个卫生医疗体制怪圈下根本就看不见赢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医改未来的路在哪里？

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虽然会议闭幕后的12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字未提有关医改的任何事项，但是在当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是使用了356个字作了详细的陈述，而其中的“鼓励社会办医”，“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显而易见，这是国家明确发出开放政策的一个信号，国家政策提倡要促进社会办医，促进医生职业化身份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不走出去，长期在医院、事业单位里头，如果国家不能对这些流动出去的医生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的话，人才不流动起来，那社会办医就成为了一个空话。其实医生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状态，不应该禁锢在一个单位一辈子，医生实现自由多点执业，或者说是过渡到一个社会人的时候，这是对中国医改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医生将来的发展有一个定向的选择，那么他将来不一定是在大医院里面求发展，而在社会有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有能力的医生流向社会，也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患者也有了更多选择看病的机会：这无疑更好地体现医生的价值，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医改道路才可以慢慢的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和欧美相比，我国的医疗发展起步晚，而且还走了不少弯路子，要想奋起直追，我们必须解放医生和医院，也只有这样，患者和医生之间形成一种相容与共的局面，而不是现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作为政府，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不能抓的太紧，要把改革的权力下放一些给医院和医生，让他们去放开手脚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当然，在所有的方面，资金方面也是政府必须鼎力支持的。有的行业政府可以省钱，但是作为全人民的基础医疗事业就不能说省钱了，要是这样，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保障，谈何幸福和社会稳定？中国梦也就是瞎忙了。

由此我认为：第一，取消医生挂职措施，把医生松绑。允许医生自由选择就职地点，现在的医生太过僵硬，一辈子就被束缚在一个地点，导致大量的病人，为了一个医生集体涌到一个医院，导致这个医院的人流暴增！从而质量下降，而其他的医院却门可罗雀，所有设备停留在无人问津的地步，导致公共资源损失。只有让医生流动起来，才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和医生分配不公的局面，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好社会资源，让整个医疗行业的资源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这样就不会存在过分医疗的事件发生。

第二，政府应大力投入医疗事业，包括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前政府实行放开政策，那是因为那时我国是处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道路，政府缺钱，但现在政府已经发展起来了，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可用来发展人民的公共医疗基础工程，取消以药养医的政策，填补医疗行业的巨大资金缺口，这是所有措施的根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资金支持，一切其他措施就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起到作用的。

第三，加强医生工资待遇，其工资基本上能达到中等水平，这样既可以避免一部分医生由于生活没有保障而以药养医，从而使医院重新走上公益性质，从根源上杜绝医院暴利行为。

第四，加大医院基本设施投入，做到医院公平竞争，设施政府采购，杜绝医院单位个人从采购程序进行设备盈利和个人回扣盈利，做到政府专门成立采购部门为管辖医院采购。使其医院真正成为公益性质的机构。

当然虽然我们现在重新明确了医改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的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未来的每一步具体该怎么走，仍然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实践和探索，而未来中国医改的路和方向在哪里，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联系人：柯炳君

学号：1220550232 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