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球各国医改方式
各国医改模式面面观
2011年10月26日 15:58 来源： 中国经济导报 【字体：大 中 小】 网友评论
英国——医药分家
医疗改革是世界性难题，在英国、北欧、南欧以及众多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国民健康服务”，也被称为“英国模式”（简称NHS）。NHS实行医药分家制度。医生开药方，患者要到独立于医院的药店买药，政府对药价控制很严，鲜有医生乱开昂贵药物的现象。医疗费用过高的原因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医生靠卖药赚钱，从制药厂到患者的中间环节太多。因此，应该增加政府投入，减少药品流通中间环节，重点解决医药不分和以药养医等体制性问题，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最大的优点是医疗保障具有公平性和广泛性。这种模式宏观效率较高。一方面，国家介入到医疗保险的所有方面，积极参与医疗保险的管理和资金的筹集及支付，可以较好地保证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公共卫生和预防工作较好。
其缺点是：第一，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不仅会对财政支出造成压力，而且医疗费用无限度增长成为该模式最大的困扰。第二，医疗服务微观效率低。由于医疗属国家经营，医护人员获得的报酬与其劳动量并不挂钩，因此医生工作积极性差，医疗服务效率低下。第三，医疗需求过度。由于实行的是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由此可能会导致社会公众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进而导致医疗服务供给不足。
美国——按市场法则经营
目前，美国有70%的人口接受私人或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10%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由国家提供医疗保险；10%贫穷人口由国家提供医疗费用；10%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护措施。美国这种以自由医疗保险为主、按市场法则经营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制度，其优点是受保人会获得高质量、有效率的医疗服务，但这种制度往往拒绝接受健康条件差、收入低的居民的投保，因此其公平性较差，一方面会造成其总医疗费用的失控，其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是世界最高的；但另一方面仍有3000万人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
商业性医疗保险制度的优点是：第一，以市场化为主，医疗保险产品不断创新，种类繁多，可满足人们不同的保险需求；第二，医疗以私人经营为主，其创新性强，服务质量高，医疗水平等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其缺点是：第一，公平性和覆盖率差。这种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按市场法则经营的保险制度，表现为一种“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的等价交换关系，往往拒绝接受健康条件差、收入低的居民的投保，在公平性上有一定缺陷。第二，医疗价格高，费用难以控制。私营医生和医院为了增加收入，一方面提高服务价格，另一方面诱导病人增加医疗需求，使得医疗费用节节攀升。第三，公共卫生的预防较弱。
201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病人保护和经济适用医疗法案》，后被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为法律。该法要在今后4年中逐步实施，旨在继续扩大国家保险的覆盖面，在“全民医疗”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德国——“富人”靠医保，穷人靠补贴
德国是社会保险的发源地。国家的法律规定，人人都应购买医疗保险，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政府意图以此来实现社会统筹和互助共济。所不同的是，高收入者可选择参加较为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或者是国家强制的社会医疗保险，低收入者必须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而低收入者和贫困者可得到较多的政府补贴用以支付医保费用。
这是一种以社会保险的形式提供的医疗保障模式，也被称为社会医疗保险模式，是“全民医保”的另一种模式。在这一模式下，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为主的方式筹集医疗卫生资金。因此，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相互分离，雇主和雇员向作为第三方的保险机构缴费，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公立、私立都可以）签约以提供服务。
这种强制性的社会医疗保险的内容主要包括：疾病的预防和疾病的早期诊断；疾病的治疗；病愈后的身体康复；生病期间的护理；妇女孕期以及哺乳期间的有关待遇等。社会保险主要由大约500个地方疾病基金进行组织，这些基金相互独立、自我管理，以协议价格的方式对提供保健保险的医院直接进行补偿。总体上，由这些基金支付的费用大约占卫生保健支出的70%。法律要求疾病基金必须提供全面的“一揽子”保健，包括由私人医生提供的急诊保健、医院保健、护理院保健，以及一系列的预防服务。
加拿大——市场与政府参与相结合加拿大医疗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直接管理医疗保险事业。政府收税后拨款给公立医院，医院直接向居民提供免费（或低价收费）服务，市场与政府参与相结合。
具体来说是在政府财政资助下，由私人提供具体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保障体系。它的经济效益体现在由“单一财政费用支出”系统控制的经济，以及有一定竞争机制的医疗保健经济市场，即市场经济和加强政府参与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同时，它通过税收作为资助医疗财政的途径非常有效便捷，避免了建立不同缴费方法所带来的问题。此外，加拿大还有主要针对政府医疗保险不包括的医疗费用而设的延伸医疗保险，一般由雇主交纳保费。
在加拿大，医院为政府开办（95%以上的医院是非盈利的），但所有的医生都是独立的个体行医者，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医生与医院之间只有业务协作关系，而无经济关系。大部分医生是以“费用--项目”的形式获得酬金。即每一种医疗服务项目被冠以固定的酬金，医生根据其提供的服务项目的种类和数量获取酬金，也有的医生是通过工资或其他方式获得酬金。因此，医院有控制总费用的责任，医院有权控制每天的床位数目以及医疗工作人员的搭配。另外，联邦政府还监督各省、自治区政府严格按照《医疗保健法》的要求提供适宜的医疗服务，否则，联邦政府对所资助的经费予以适当的罚扣。
日本——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分担
日本公共医疗保险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适用于受雇人员的医疗保险，保险对象主要是产业工人、公共事业人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等在职职工及其家属，成为“雇佣者医疗保险”。另一类是“国民健康保险”，主要是以农民、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者等非受雇于他人的人为对象。不同医疗保险制度间也有相互交叉的部分。
日本医疗保险基金由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分担。个人交纳比例甚小，费率约是工资收入的8%。国家机关和企业的职员，每月从工资中直接扣除；而处于游散状态的农民和私人企业，则按月定期到当地社会保险部门缴费；失业者和孤寡者，有失业保险金和遗属年金为他们提供医疗保费。目前，日本全国有近百万家医院、诊所为医保患者提供服务，日本国民可持医疗保险卡到其中任何一家就诊。
日本的医疗价格监管也比较完善。费用主要就是诊费和药费。医疗诊疗的每个行为和用药的价格都由国家确定，政府还经常根据物价因素等诊疗项目及药品价格进行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医药费不断攀升，保险费严重不足，再加上全民保险制度的确立，高额疗养费领取制度的设立，以及建立老人免费医疗制度等等问题逐渐出现，日本医疗服务在财政上的负担十分沉重。因此，确定财政的合理负担，抑制财政负担的过大，成了政府改革的当务之急。近年来，日本政府相继在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提高个人医疗费用负担的比重，改革老年人健康保险制度，完善医疗报销体系，建立护理保险制度还有加强预防保健工作。
第二篇：中国医改范文
中国医改，“药之过”？
经常在一些刊物和杂志上看见一些关于中国医改的文章，读了这些文章总结起来似乎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主要原因就在药品”。因此历时三年的医改出台了在基层推行基本药物的政策，同时一些地方也规定了药品的比例不能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等等这些措施也许从短期来看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取得一个长期的效果，我看未必，同时，我觉得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归结于药品，是否言之偏颇？
我其实要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已推行了一年多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相对于前几年来说，患者的医疗总费用到底下降没有？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基层乡镇卫生院，还是二甲医院（市、县医院），从个人总费用来讲是没有明显下降，反有上升的趋势。我们只能这样说，好在现在国家政策好，几乎全民医保，且报销比例不低，因此解决了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说白一点，也就是国家买单了。是药品降价起作用了吗？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药品价格虚高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天价药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药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监管的缺失才导致的，层层加价，药品回扣以及物价部门的价格监管，我就搞不明白，同样的药品，有时物价部门制定的价格却有天镶之别，差距真有那么大吗？在我认为，凡是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鉴定并允许生产的药品，他应该都不是假、劣产品。其安全性等都是一样，为什么物价部门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时却相差那么大？你给的空间大，你说使用单位是靠高还是高低？使用药品的医院它不会看药品厂家定价，而是看药品名称定价。何况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经营还是讲究资质的，要搞价格统一和“无形的垄断”是做得到的。特别是那些大医院，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力量和价格高昂的新检查设备，加上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他们要卖点高价药还不容易？现在基层药品的价格是下来了，但其他方面呢？你只要一进医院，各种检查就来了，可以说，无论大小医院都一样，进去了，从头到脚，医生的给你开的检查绝不会少，该检查的，不该检查的，只要能抓收入，他都会给你一齐上，你在其它医院的检查不能作参考，因为有技术上的原因嘛，每个医生都只相信本院的辅助检查，其实说白了就是钱在作怪，因为医生多开检查，收入就越高，你说他开不？所以我说把中国老百姓医疗费用过高一味责怪药品价高是不对的，治疗疾病，离不开药品，大小医院一样，以前你到医院花了钱，也许能到手许多药，而现在你就只能等到一大堆等来等去的检查，有的检查本来一天可以做完，他还非让你等两天，为什么？抓收入呗，哪个医院都一样，没有你选择的，说去说来，要真正解决看病贵，看病难，还得政府出台一些监管措施或者政策，中国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虚高，不是光药品的虚高，是整个医疗费用的虚高，一个二级甲等医院（县级医院，包括中医院），一个胃肠道病，你去了做一下胃肠道检查和其他检查（医生开的），只要是医生觉得你该做的检查，他一项也不会少开，甚至于你没做的他开了，费用也收了的也有。往日的大药处方慢慢的变成了今天的过度检查处方。政府虽然也在监管，但多半是流于形式，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医院内部它不会监管，你应该不会听说某医生因多开病人检查受到院方领导的批评和处罚吧，只有开的越多，奖励越丰，工资越高，何乐不为？现在实行基本物制度在基层也只限西药，所以现在西药可以少用，因为用了没利润，那就用中药吧。许多基层医院没临床中医，中药收入还不错，为什么？不懂中医的西医先生也大肆开展中医，谁都知道，就那些草草根根不容易吃死人，至于有无作用，先不要管那么多，工资重要，反正现在合作医疗和医保，国家掏钱卖单，病人负担轻了，多住几天无所谓。本人断言，要不了多久，中药的价格就会飙升，这也会变相增加病人负担。就这种例子还多，中医理疗，有的医生根本不懂，为了多拿提成，胡乱开上，然后给患者胡乱按摩几下，说实在的，有的还不如洗脚城里那些工人的技术，但就这样钱是到手了，也就造成了医疗浪费，诸如此类现象还很多，这些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现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所以，中国医改，不仅仅是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的是政府的投入和监管，光投入不监管，浪费国家资源，虽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到后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基层基本药物零差率也凸显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对村级卫生室来说，大多数村医收入下降，感到难以生存。于是，许多村卫生室就开始挂羊头卖狗肉了，有的开起了连锁经营的药店，有的则干脆经营起非基药。老百姓没几个人知道基药的范围，反正村医说了算。还有更甚者，把农民的合作医疗卡乱刷一气，监管到位的能发现是好事，监管不到位的没人知道。
医改以来，中国老百姓确实得到了许多实惠，但我认为，这种实惠是建立在国家掏钱买单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发展了，富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就在这些好的政策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监管体系和办法，许多问题会接踵而来。相对于药品价格虚高更加可怕。因此，中国医改，绝不仅仅是药品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因数，没有一个好的医疗体制的建设，许许多多的问题你就无法解决。当然，任何改革都是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完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也一样。中国老百姓期望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医改。注：（本人不是搞专题研究的，但我说说的一点不假，所谓一个系统里都有一些“潜规则”，医院的“潜规则”就是鼓励医生多开服务费、检查费，多拿提成，）
第三篇：大国医改读后感
读《大国医改》有感之药价之殇
周扬
20111108543 读完《大国医改》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令我对整个医疗、医药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读本书一直让我有一种感觉，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就是一个大泥潭，政府、医院、药企、患者都深陷泥潭中，每一方都在痛苦挣扎，但无论如何努力却仍无法上岸。
就拿降低药价来说，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如政府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多次的降价令、基本药物零差价、乃至最近比较火的取消药品加成。然而，我们得到的结果确是，原本廉价的普药、国产药成产企业生存困难，药品安全隐患“稳步提升”，高价的进口药“高高挂起”，百姓仍高喊“看病难，看病贵”。为何政府“重拳”、“组合拳”频出，但药价还是没被打下去呢？
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有问题，可能是个人道德水平有限，但若是一群人都有问题，那就管理上出了问题。如果把药价的最终构成分成几个阶段的话，大致是“药价出厂价——招标采购价——医院药房零售价”。出厂价由成产成本和企业盈利构成，第一个破折号是流通环节和费用，如招标公关费、医院采购的二次公关费、给医生的处方费，以及医药代表的工资等费用，我们俗称为“暗扣”。第二个破折号则是医院15%的药品加成费，我们通常称之为“明扣”。如“齐二药”事件中的亮菌甲素，出厂价5元，其销售商广州金蘅源有限公司加价29元，以每支34元的高价卖给广东医药保健公司，该公司再加价2元，以每支36元卖给中山三院，最终到患者排队付费时，一支出厂价仅为5元的低价药则需要46.1元。很多关于药品价格过高的文献都提到医院药品价格加成政策，把药价过高都归咎于这项政策，但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医院10.1的加价远高于政府规定的15%药品加成，但这并不足以让5元的要上升到46元，终于我们一致把矛头对准了前面的药品销售公司广州金蘅源公司，认为该公司绝对是良心泯灭才忍心把老百姓的救命药加价29元，但细细分析这29元的去处，却发现这里有招投标花去的费用，有企业的税费，有进医院的公关费，包括医生处方费、医药代表的花费等，照此推算这29元在这曲折迂回的流动中最终流入该公司的也没剩多少。
以前，医院有药品采购的自主选择权，医院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凭借专业的知识和多年用药经验选择药品，药品市场有充分的竞争，后来医药代表都往医院跑了，医院的公益性受到质疑，于是有了药品集中招标政策。我们希望通过招标可以降低药价，杜绝医院相关人员在药品采购中的腐败现象。但是政府只是集中招标，而不采购，医院在省的药品集中招标中标的药品目录中采购。于是，我们发现，医院还是要跑的，政府也不能放过，因为只有通过了招标才有光明的前途。药品集中招标政策从2000年施行至今，12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该政策切实给老百姓带来的低药价的实惠，而是给药品设了一个“门槛”，众多厂家的药品要越过这个“门槛”，势必要对门槛背后的人进行公关，不然大家都是针对同一种病症，何以选择你而不选择他。这个“门槛”似乎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把高价药挡在门外，反而把药价悄悄的抬了一下。2012年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我们看到了政府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决心。该文件的第二部分重点提出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常用、救命药、容易获得的便宜药或免费药。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能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病至关重要，基本药物本应就是广大群众的基本用药问题。但目前我们的基本药物制度存在一些困局，最迫切解决的两点，一是“基本药物”与“医保用药”有两个“目录”；二是基本药物获得困难。若基本药物不在医保范围，人们用基本药物却不能报销，基本药物制度也只是有名无实。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在同一个医药市场中，制定了两个竞争标准，对进口药、外资企业生产的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给予超国民待遇的高定价。在“一规两制”的制度下，政府几次的降价令，使普药的生存空间再度压缩，国内普药生产企业一方面面临进口药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必须降价，中间环节成本不能省，能省的也只能是生产成本，这必然导致药品安全隐患。试想下，在医院看病开药，低价的药存在安全隐患，高价进口药较有保障，患者在权衡之下，即使贵也还是宁愿使用较为安全的高价进口药。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还有谁去生产普药呢?基本药物制度有目录没有药又有何用呢？
政府要保护的应该是基本药物，起码让群众用得起药且有药可用，就算不保护，起码取消药品定价双轨制，让国产药和进口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制定同一个标准，不然最后廉价普药可能只剩下一个目录。政府既然已经注意到基本药物的重要性，何不把基本药物目录与医保目录合二为一，并尊重市场，用购买的方式取代强制的行政命令，政府从医药企业购买基本药物，对于一些成本高、企业不愿生产但对群众却十分重要的药物，由政府定点生产或给予药企补贴进行成产。条件成熟时，逐步将基本药物过度到免费药，真正让群众能用得起药并安心用药。若做不到这些，政府不如从药品市场中抽身而退，让药品市场充分竞争，政府只负责监管，严抓药品质量和医院、医生的用药行为，对违规的企业、医院和个人严惩不贷，在价格杠杆的平衡下，群众估计也能用上安全低价的药品。
第四篇：中国医改
医生患者持“刀”相见，医疗制度该动手术了
导语：一边是医者伤心，一边是患者落泪。建立于1950年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着它自己的轨迹向前行，却也是悄然与人们的期待渐行渐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在新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能否打破诡异的僵局现状？普通百姓还会对医改重新燃起希望吗？医生自由执业，多点执业的路通吗？中国医改的路又会走向何方呢？
一项医者伤心患者落泪的制度：中国医疗卫生体制
如果说，1985年1月全国卫生局厅长会议的召开以及同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标志了中国医改的全面启动。那么从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算起，中国医改历经了28年的徘徊，前进，停顿，迷茫后，中国医改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普通人生了个病，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大小检查做了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结果病还是没治好；一边却又是畸形的“以药养医改”制度让医生成了替罪羊，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医疗价格共由药品价格、医用器械的使用费用、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医院管理费用四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技术劳务费用，就不该从药品、医疗器械中谋取利益。但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对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进行了限制。而这些年医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日益缩减，政府缩减后如此少的财政拨款，连正常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使得医院和企业一样，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国家财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马儿跑的好，又不给马儿草。医院建设发展的巨额经费缺口，显然只能来源于广大病人。几十年的建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是以政府减弱了自己的责任，而靠着广大病人贡献出来的。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所以，放眼看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对于患者还是对于医者而言，在这样的一个卫生医疗体制怪圈下根本就看不见赢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医改未来的路在哪里？
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虽然会议闭幕后的12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字未提有关医改的任何事项，但是在当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是使用了356个字作了详细的陈述，而其中的“鼓励社会办医”，“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显而易见，这是国家明确发出开放政策的一个信号，国家政策提倡要促进社会办医，促进医生职业化身份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不走出去，长期在医院、事业单位里头，如果国家不能对这些流动出去的医生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的话，人才不流动起来，那社会办医就成为了一个空话。其实医生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状态，不应该禁锢在一个单位一辈子，医生实现自由多点执业，或者说是过渡到一个社会人的时候，这是对中国医改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医生将来的发展有一个定向的选择，那么他将来不一定是在大医院里面求发展，而在社会有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有能力的医生流向社会，也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患者也有了更多选择看病的机会：这无疑更好地体现医生的价值，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医改道路才可以慢慢的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和欧美相比，我国的医疗发展起步晚，而且还走了不少弯路子，要想奋起直追，我们必须解放医生和医院，也只有这样，患者和医生之间形成一种相容与共的局面，而不是现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作为政府，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不能抓的太紧，要把改革的权力下放一些给医院和医生，让他们去放开手脚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当然，在所有的方面，资金方面也是政府必须鼎力支持的。有的行业政府可以省钱，但是作为全人民的基础医疗事业就不能说省钱了，要是这样，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保障，谈何幸福和社会稳定？中国梦也就是瞎忙了。
由此我认为：第一，取消医生挂职措施，把医生松绑。允许医生自由选择就职地点，现在的医生太过僵硬，一辈子就被束缚在一个地点，导致大量的病人，为了一个医生集体涌到一个医院，导致这个医院的人流暴增！从而质量下降，而其他的医院却门可罗雀，所有设备停留在无人问津的地步，导致公共资源损失。只有让医生流动起来，才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和医生分配不公的局面，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好社会资源，让整个医疗行业的资源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这样就不会存在过分医疗的事件发生。
第二，政府应大力投入医疗事业，包括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前政府实行放开政策，那是因为那时我国是处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道路，政府缺钱，但现在政府已经发展起来了，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可用来发展人民的公共医疗基础工程，取消以药养医的政策，填补医疗行业的巨大资金缺口，这是所有措施的根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资金支持，一切其他措施就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起到作用的。
第三，加强医生工资待遇，其工资基本上能达到中等水平，这样既可以避免一部分医生由于生活没有保障而以药养医，从而使医院重新走上公益性质，从根源上杜绝医院暴利行为。
第四，加大医院基本设施投入，做到医院公平竞争，设施政府采购，杜绝医院单位个人从采购程序进行设备盈利和个人回扣盈利，做到政府专门成立采购部门为管辖医院采购。使其医院真正成为公益性质的机构。
当然虽然我们现在重新明确了医改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的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未来的每一步具体该怎么走，仍然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实践和探索，而未来中国医改的路和方向在哪里，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联系人：柯炳君
学号：1220550232 联系方式：***
第五篇：中国医改
中国医改之殇——虚高的药价
中国医改目标
努力保障国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全民免费医疗。保障贫穷的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让普通人拿一部分，政府或所在单位拿一部分，共同承担看病的费用；让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自己多拿些钱，享受高端诊疗服务。在现实情况下，公立医院保留一定比例的特需服务。
药品价格过高的大背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商业化
纵观中国医改20年来的历程，其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同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关系由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微观组织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1]换言之，现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已经市场化、商业化。
在这一大背景下，药品的作用、地位当然地发生了变化。药品已经由过去非盈利性的服务公众利益的手段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卖方是医院，消费者则是前来就医的患者，流通场所就是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医院。高药价困扰中国的原因
1.药品寄生链。药业市场里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药价高企并不是药品本身的问题，将责任归咎于医药代表和销售商似乎并不能使人更加明智。在特殊利益的链条中，官员、药企、渠道商、医生、医院结成一体，药企、渠道商是利益的输送者，医生、医院是利益的制造者，官员是利益的最终操纵者。所有的暗箱收入都来自于药企和代理商，他们游说官员，影响政策，形成一条“交易政策”曲线，并行于国家的体制改革路线图。
2、流通腐败。一个业内常识是，药品审批须“用钱推磨”、医生处方须给回扣。这使中国出现一种奇怪的药品流通现象：销售商吃药厂、医院吃销售商，每个环节都想方设法要从上一环节榨取油水，而这食物链的终端被榨取者就是患者。
3、政策性障碍。在滋长腐败的体制性障碍没有彻底清除前，政府对于药业市场的介入程度可能还在加深。比如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并寄希望以此遏制药价高企的状况，但事与愿违。药品消费市场可能会因为药价的涨落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总体的市场规模从一段比较长的时期来看，将会在一个区间之内稳定波动。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仍呈现增长之势。因此，对于医院或者药企来讲，药品价格的高低和市场空间并无一定相关性，降低药品价格也就不会成为其扩大市场促进销售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治个普通感冒要花上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哈尔滨出现500多万元的天价医药费。人们在感叹“吃不起药”、“药价虚高”的同时，指责医药企业的“暴利性”自也顺理成章。然而，事实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4、行政性垄断。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存在行政性垄断，各个地区以招标的名义限制本地医疗机构从非本地企业购进药品，排挤非本地企业，失去价格竞争市场。
5、药监等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药监局实际上已经成了腐败的代名词，给好处怎么样都行，不给好处怎么样都不行，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常态，是药品定价的参考因素之一。十一个政府部门都管医院，都有权力但又都很尴尬，造成了谁也不管或者是管也管不好的混乱局面，名义上是政府的医院，可到底谁是投资主体？谁是决策主体？ 谁又是最终的受益者？ 降低药价四大措施
1、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
2、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
3、建立基本药物动态调整机制；
4、研究改进药品价格管理方法。
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物价主管部门将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研究制定牟取暴利的界定标准，加大对流通环节恶意加价、牟取暴利行为的打击力度，一经查实，便予以曝光。物价部门并将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对纳入医保报销、从企业自主定价转为政府指导价的，官方将核实真实出厂交易价格，严格审核成本费用明细，防止企业虚列成本，虚报价格。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全面摸底排查，以降低偏高的药品价格，推动今年实现60%的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其他政府指导价药品价格将分期分批进行复核，根据成本及市场供求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此外，国家发改委正在修订药品价格管理办法，探索有利于推动降低招标采购等市场交易价格的方式方法。在取消医院药品加成的过渡期间，国家发改委为调动医院使用低价药的积极性，拟在不突破现行15%加价政策前提下，适当调低高价药加价率，相应提高低价药加价率，实行差别加价政策。官方也将进一步扩大药品剂型规格差比价规则的实施范围，防止企业采取变换剂型、规格等方式变相涨价。附加：降低虚高药价法律手段
对公民而言，依据我国《宪法》第45、46条，任何人都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权，主要是指任何人都应享有预防性健康保健权，以及在遭受疾病且依自己努力无法获得最基本医疗护理的情况下，由要求国家直接提供最基本医疗护理的权利。但是与公民保健权密切相连的医疗保险制度难以全面实施：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约有一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数量的10% 左右。过高的药品价格使得中国60%的低收入者在患病后对医院望而却步，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推行。对国家而言，且不论过去20年中医改功过如何，只要现今过高的药品价格得不到抑制，今后的医疗改革就再难推行。药品价格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但是就现在状况而言，药品价格过高已非局部问题，医疗系统皆尽如此。若要在短时间内在控制药价上达到较好的效果，法律手段势在必行。针对药品价格过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的解决方法可以采用：
1、从民法角度明确医院的定位——事业单位法人。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务院早在1963年7月22日《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中就规定了凡是为国家创造和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社会福利，满足人民文化、卫生、教育等需要的单位，为事业编制，也就是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一般以公益为目的，不参与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即使取得一定利益，也只能是辅助性的。所以，除去现有少数的合资医院、独资医院，绝大多数医院应有的正确定位是事业单位法人，其目的事业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自然药品不能是商品，不适用于市场经济规律。
2、明确患者的权利，加大保护力度。医患关系，指医生与患者之间因疾病的诊疗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这是一种民事关系。医患关系主要是基于医疗合同而发生的，因此，医疗合同关系在医患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患者作为医疗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下几种权利：第一，除法律规定的传染病强制实施治疗以外，患者有权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医疗服务；第二，患者有知情权和同意权，具体而言，这项权利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患者有权理解和认识自己所患疾病，包括检查、诊断、治疗、处理和愈后等方面的情况，并有权要求医生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2）患者有权得知处方的内容，出院时有权索要处方副本或影印件；（3）患者有权查阅并复制医疗记录；（4）患者有权检查医疗费用，并要求院方逐项作出详细解释。相应地，医生也负有逐项作出详细解释的义务。总之，患者权利的明确，有助于医患之间的平衡，以及加强患者对医生的监督，抑制过高的药价。
3、针对药品购入中的回扣现象，需加强政府介入力量，以国家强制力对之进行控制。具体而言，有如下可采用的措施：
3.1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价格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政府定价，则是政府依照价格法，强制制定的价格。兼顾到诊疗过程所不可缺乏的灵活性，可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针对一少部分必用药、常用药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使价格的执行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节制医院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而控制药价。
3.2 针对医院，尤其是个别医生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回扣问题，采取刑法强制手段。过高回扣是造成药品价格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单位和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罪论处。据此，可认为国家允许的回扣，必须是公开收受，且在有关财务账目上有如实记载的，否则即属受贿。另外，各种名义的变相回扣，如前述的“统方费”、“处方费”，可以视同手续费，即可以以受贿罪论。相应地，向医院、医生给予回扣和手续费的医药经销商，可以以行贿罪论。这种刑法责罚的采用，对于控制回扣，进而抑制药价，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医改：进步与挑战并存
中国医改，进步与挑战并存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正以惊人速度和规模改变中国。同时，中国医疗体系也在发生变化，不太显眼但同等重要。
过去30年，中国医疗卫生基本由市场决定。2009年4月，中国宣布一项宏伟的医改计划，目标是扩大医疗服务、促进医疗公平及提高医疗质量，恢复政府主导医疗。现在，该项改革的部分目标正接近2011年期限，一些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挑战依然存在。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维持着一套稳固的公共医疗体系，相对当时的收入水平而言，中国提供的医疗服务令人羡慕。随后30年的改革虽然解放了经济，但也破坏了社会安全网。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投入骤减，农村医疗保险也随之瓦解。因病致贫日益普遍，城乡、地区之间差距悬殊。
2009年公布的医改计划，试图从多方位解决问题，包括计划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改进基层医疗机构，普及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确立基本药物目录及改革医疗融资体系。从理论上讲，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医疗效率和减少医疗不公。
医改计划落实两年来，中国在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方面无疑取得进步。据中国卫生部称，2003年该国78%的城镇居民和87%的农村居民缺乏医保。但面向农村居民及城镇失业或非正式就业居民的新医保改变了这一状况。短短8年后，政府数字显示，中国现在超过90%的人口拥有某种医保。农村医疗参保人数增至8.35亿，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医保计划。世界银行卫生专家张硕对中国迅速推出医保计划称赞有加。“放眼全世界，没有别国能在五六年里取得这种成就。”
改革还呼吁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培训加大投入，以确保偏远地区能得到医疗服务。按照最初计划，政府承诺村村建诊所、建设2000所县级医院、3700个城市社区卫生中心以及改造许多其他医疗设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刘元利2011年4月曾牵头对中国医改进行初步评估。他表示自己经常看到新的设施，“硬件这一块明显改善。”
回顾医改的初步阶段，中国政府不乏重要进步。但最棘手的问题尚未面对，单靠政府的投入并不能解决。“最近几年，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张硕说，“最难的问题来了。现在不是方向问题———方向早就确定了。下一步是决定正确做法，建立让改革到位的机制。” 中国医改的展望
1、通过对公立医院的治理，使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目标相协调。未来改革应该通过对医院进行有效治理，科学解决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问题，建立同公益目标相适应的医生绩效考评体系和薪酬体系，遏制和化解医院创收的冲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部门防病，而医院却担心病人少、希望病人多的矛盾局面，只有整个卫生行业都千方百计让居民少发病、不发病，居民健康水平才能有切实保障，卫生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2、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采取更加积极的医疗政策，使卫生总投入和总产出相一致。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单纯追求投入的规模以及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也不仅看经济效益指标，而是要跟踪监测居民健康指标，不断调整和优化投入方向和卫生干预路径，在干预大病的同时，积极干预小病，重点控制多发病、常见病，使卫生成效随着投入增加而同步增长。
3、重点支持和培养乡村医生和城市社区医生，使卫生资源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相匹配。在增加对卫生医疗基层设施、设备投入的同时，要注重对专业人员结构调整和重点培养，特别是对城市社区医生和农村医务人员的长期培养和支持。
4、通过药品产业政策调整和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综合治理，解决医院“以药养医”和药费比重占医疗总费用过高的问题。这是当前突出的问题，也是检验医改成效的重要指标。
5、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鼓励社会参与并重，使卫生投入具有可持续性，富有效率。在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医疗保险领域，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要鼓励竞争、鼓励创新、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通过解决以上重点问题，建立良性运行机制及其相应的体制，确保医改沿着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方向顺利发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当前“看病难，看病贵”既是现实问题，也是改革机遇。一方面，看病问题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另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重新审视政府职能定位、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良好时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竞争领域开放、市场机制建立方面已有了重大进步，下一步应在公共治理、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发展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坚信，卫生医疗体制改革难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通过研究、探讨和比较，得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并付诸实践，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推动卫生医疗体制创新和社会事业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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