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院发展史

第一篇：我国医院发展史

医院是人们防治疾病与康复的机构。在《汉书》上记载有我国最初的医院形式：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平帝纪》卷十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居民隔离医院。康·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设有患坊，收容贫病的残病人和乞丐，并设有专门隔离及治疗麻疯病人的“疠人坊”。到了宋代，医院的内涵更加丰富，各种组织、章程渐趋周密。当时由政府出资办的医院大多叫“安剂坊”；一些私人办的医院叫“养济院”。医院的内部有专职管理人员，有病房、医生、有病历表。政府还根据医院的医疗业绩给予规定的奖励。这样的医院除在北宋的京城(开封)设立外，还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也可看到，如苏州城内的“济民药局”、杭州太守苏东坡办的“病坊”等等。

建立接近于现代形式的分科医院大约在1850年以后，如太平天国末年(约在1860年前后)，干王洪仁轩当政，曾在天京办了一个医院，由他本人亲自领导。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常胜军镇压农发革命运动，曾经聘用外国医生在松江、昆山开设军队医院。1918年建立的北京中央医院，是现存的国人创办的最老的现代化医院。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除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侵略我国外，还派遣了大批的医学传教士在我国民间行医、办医院，在利用小恩小惠蒙蔽中国人民的同时，还把办医院作为了一种侵略手段。如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建了第一个教会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又在广州建了医院(即后来的博济医院)，这也是美国在远东及我国建立的第一基督教会医院。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在我国发展较快，结止到解放前，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会医院达340所，遍布全国许多城镇，其中不少教会医院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教会医院的大量涌入对我国传统医院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军队里，虽然缺医少药，但是也在极其危险、艰苦的环境下创办了许多医院(其中一些是秘密的地下医院或疗养院)。如工农红军长征时就设有18所医院、2个疗养院；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办地下医院达50所；在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军队中有各级各类医院，而且解放区的许多县城里也都建有医院。这些医院中的人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防病治病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关心下，我国的医院建设日新月异，为院形式亦多种多样。近年来，我国各级卫生部门坚持对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深化卫生改革，进一步提高卫生服务质量与水平，促进了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结止到1999年底，我国有医院16678个(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15413个)、卫生院5.03万个(其中城市街道卫生院563个，农村乡镇卫生院4.97万个)、疗养院485个。

第二篇：我国秘书工作发展史

摘要】 秘书作为为 领导、主管或雇主提供辅助管理和综合服务的人员，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产生的，自秘书产生之日起，秘书工作便应运而生。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或部落联盟领导集团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至少有五千年左右。在秘书工作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伴随着历史朝代或国家政权的更迭，各种秘书机构不断发展演化，秘书人员和秘书官职纷繁复杂，各种秘书工作制度不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本文通过对我国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和演化过程的总结和概述，探索秘书工作的实质和发展规律，不断总结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经验，希望更好的做到“古为今用”，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古代优秀的秘书工作思想，更好的指导现实的秘书工作实践，进而使秘书工作内容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关键词】 秘书工作 产生 发展

我国秘书工作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历代的秘书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遗产值得继承和借鉴。本文通过对秘书工作的产生和发展的探讨，总结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规律以及古代秘书工作的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更好的为现实的秘书工作服务。秘书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其进行总结和探讨不是研究的思辩，而是为了反映本质。

一、我国秘书工作的产生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闻名于世。中国秘书工作发展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

(一）关于我国秘书工作起源的不同观点。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秘书工作究竟发端于何时，学术界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是随文书的产生而出现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根据这两个条件，可以推断，从广义范围来说，我国的秘书工作起源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即皇帝尧舜于时期，约距今四千五百至四千一百年之间；从狭义的范围而论，他起源于黄帝时期，即距今四千五百年之四千四百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晚期，最迟也应当起源于尧舜时期。

杨树森教授曾在《秘书工作》2001年第7期上发表《中国秘书工作起源新探》一文，论证我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还可以从黄帝上推五百年以上，即原始社会后期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之时，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二）秘书工作产生的重要条件。

秘书工作是“为领导提供辅助管理、综合服务”，因此，当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或领队集团的时候，为这些领导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也就随之出现了。社会组织和领导集团的出现，既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充分条件。

原始社会后期，逐渐形成了以血统关系结成的稳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氏族。氏族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又出现了血缘相近的氏族联合而成的胞族，若干胞族组成更大的社会组织——部落。部落由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胞族或氏族构成，他通常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习俗，并行成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和部落首领。到 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又出现了若干部落联合而成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组织是一个很大区域的最高行政组织，内部有相当严密的管理系统。据传黄帝设臵了分管各项工作的官职——“六相”，组成了部落联盟的领队集团，黄帝就是这一领导集团的核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统治阶级正是凭借国家机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建立起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秩序，由此产生了管理国家的政务与事务活动。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使社会交往也频繁起来，国家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交往记事的需要直接导致了秘书工作的产生。所以，社会领导集团以及国家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充分且必要社会条件。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文字的创造发明是人类文化前进的重要里程碑。有了文字，语言的书面形式才得以出现，临民治事的文书才能产生。《上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书是秘书工作活动的主要成果。自古以来，秘书工作活动的成果只能依赖文字记载的各种载体的书面材料才得以保存下来并流传于世。所以，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重要物质条件。

(三)关于我国秘书工作起源的推断。

那么，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究竟产生于何时呢？在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形成之前，早已出现若干氏族组成的“胞族”和若干胞族组成的“部落”。据《尧典》所载，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九个部落，九个部落包含一百个胞族，一百个胞族又包含若干氏族。如此推算，一个部落大约由一百个氏族组成，每个氏族按一百 人口计算，一个部落也有一万人。可见在部落联盟形成前，每个部落的规模九已相当大，部落领导机构或首领的管理活动九绝非通过直接交谈能实现的，部落酋长必须有人为其管理活动提供服务性服务，因此，从理论上说部落管理活动中就有了秘书工作。他的时间应该在黄帝之前的五百年以上。

我们从传说中黄帝时期的秘书工作的记载看，黄帝有史官多人，且有分工，这决不是原始的秘书工作，而是经过一定发展阶段的比较成熟的秘书工作。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联盟领导集团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五千年之前的黄帝时期，我国的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伴随着文字（甲骨文）的出现，殷商后期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一． 我国古代秘书工作概述

从春去战国时期到近代，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历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封建王朝，秘书工作方方面面难以尽述。以下仅就秘书工作机构、人员及其职掌的变化、重要秘书工作制度作简要介绍，以求掌握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一)秘书机构与秘书人员。

1．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官职。

先秦的秘书工作主要由史官担任，因而史官的官署被看成是最初的秘书机构。如西周的太史寮，负责宗教祭祀及文书册命等事务，下设“五史”，各司其职，其长官称太史（亦称大使），刘知几《史通•史官建臵》载：“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帮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史乎四方。”还有御史，或称柱下史，在五史中职位最低，主要是保管档案典籍，收受四方文书等。总之，太史寮是一个辅佐中央政府的综合性办事机构，已相当于后代中央秘书机构及其职能了。自传说中的皇帝时期到西周，史官一直是各代主要的秘书官职，其社会地位一直很高。这一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却发生了根本变化。春秋时期史官的数量虽然仍比较多，但地位却急剧下降，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另设秘书官职，如秦国的尚书，魏国的主书，齐国的掌书，楚国的左徒等。史官从此成了以保管国家档案文献为主要职掌的职务，不再是主要的秘书官职，他们对国家大政的影响也就很微弱了。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创设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机构，其中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秘书工作机构。汉承秦制，初期延袭了秦时的秘书机构的设臵，以后为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又不断地加以改革和完善。如秦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主政务，太尉掌管 军事，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并主管秘书工作，兼行监察职能。到了汉初仍设丞相府，御史大夫总理国家政务，相权有所增大。御史大夫仍为中央的秘书机构，御史大夫为皇帝耳目，既掌章奏，又司监察。到东汉桓帝时，设臵“秘书监”主要负责国家典籍的修撰和刊行，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秘书”命名的官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政权机构变化复杂，秘书机构及职官也极不稳定。明实诸乱，不复划一。秘书机构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之间不断地变换转移。

2．隋唐至宋元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官职。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其中央秘书机构主要承袭魏晋以来的“三省”制，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改革，称中书省为内史省；中书监、令为内史监、令；下书中书侍郎、中书舍人改称为内史侍郎、内史舍人；门下省的首席长官侍中改为纳言。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实行集体参议辅政体制。隋王朝虽然只有三十七年的历史，但它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中央机构的改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承隋制，唐初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代中期，鉴于中书舍人权势日重，唐初设立的翰林院，玄宗对其进行改革，翰林院的翰林学士开始分割中书舍人的制诏权，翰林学士出谋划策于内廷，以分割外相之权，实质上成了皇帝的近身机要秘书，可称名副其实的“内相”了。武则天当政时，为打击政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中书省新设了一个机构叫“匦使院”，其相当于现在的信访部门。匦使院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信访机构，虽然它具有封建社会的局限性，但就秘书工作本身而言，对后世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宋代承袭唐制，仍为三省六部制。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更为加强，建立了一整套以皇权为中心的庞大封建官僚机构。为加强中央集权和适应军事形式的需要，实行军政分离。行政大权集中于中书省，军机大权则由枢密院执掌，中书省和枢密院并称为“二府”。军权被枢密院分割既是适应军事形势的需要，同时又削弱了宰相的权力，是强化皇权的重要措施。宋代，翰林学士院仍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凡属重要文书或机密文书仍有翰林学士起草，还侍皇帝出巡，充当顾问。元代建国以后，仍仿宋体制，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秘书机构。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领，地位在一切臣僚之上。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全国设十一个行中书省作为派出机构代中央行事。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均设有检校、照磨、承发司、架阁库等秘书工作机构，分别负责检校文书、照磨文书、收发文书和文书立卷等具体工作。

3．明清时期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官职。

明初仍仿元制，设中书省为中央政务中枢，臵左右丞相总理六部事务。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建内阁，中央秘书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重大 变革。但这一制度并没有成为在封建制度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郡主专制政体完全相适应的辅政体制，在新的条件下，矛盾不断出现，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多昏庸无能之辈，且沉溺于享乐，中央秘书机构冗杂无条理，又加之宦官专权，政治日趋腐败。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康乾之治”时期，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点，中央秘书机构经历了内三院、内阁、南书房、军机处的演进过程。特别是军机处的设立，是清王朝对中央行政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颠峰。

从我国古代秘书机构的设臵及其职掌的变化来看，说明各朝统治者都很重视秘书工作。尽管机构设臵、官职名称频繁变更，但中央秘书机构一直紧紧地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成为各朝皇帝进行专制统治的喉舌和助手。自秦汉以后，皇帝是封建王朝的绝对权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秘书机构及其官员只能处于辅佐的地位。一旦僭越或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帝就要设法变动他们，或削弱其职权，或撤换其官员，或解散其机构，或另立新的官署取而代之。于是两千多年来，中央秘书机构从内廷到外廷的不断臵换秘书官员由内侍到权要的频频升迁也就成了历史规律。有的官员虽然位尊而无权，有的则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任朝代更迭，江山易主，秘书机构与官职名称变换无常，但中央秘书工作对于君主专制的辅佐性质始终没有改变，而是逐渐加强。(二)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制度。

为了学习和继承丰富历史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更好的开展对秘书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活动，下面，对我国古代一些主要秘书工作简要介绍。

1．文书用印制度。印章是信用与权力的标记，印章的使用始于商周，时称“玺”。秦律还规定，对盗用官印者依伪造罪惩办，严防未加印玺的或假印玺的文书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对印玺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文书加盖印章说明发文机关对该文确认无误，增强了文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直到现在，文书用印仍然是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2．副本制度。著作、书籍或文件的正本以外的复制本称副本。文书的副本制度是从西周建立起来的。西周时期，凡重要文书大多有副本多份，分存各处。副本制度的建立，对于保存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3．文书译传制度。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即有邮驿通信，邮驿即古代传递文书所设的馆舍。唐代译传制度已相当完备，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用于传送文书。到了清代译传发展的更加完备，每十五里设急递铺一所，公文到铺，立即登记，随到随递，不能延误。历代译传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保障了公务文书的畅达和政令的推行，同时也为后代的邮驿事业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4．一文一事制度。一文一事就是在一份公文中只能叙述一件事情，不同的事由不得混于一文。这一撰拟公文的原则在唐代就已形成了。一文一事作为文书撰制的一项制度规定下来，加快了文书的处理速度，既利于保密，又提高了办事效率，因而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5．秘书工作的保密制度。秘书工作的保密制度是从秘书工作产生的时候就开始形成的。秘书官员作为历代统治者的近臣，必然要接触到许多国家机密，这些直接关系到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秘书工作的保密工作，对秘书官吏有很高的保密要求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如西周时，用金属封缄的夹子 收藏 一些最机密最重要的文书。秘书工作的保密工作始终时秘书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文秘工作仍不例外。

6．贴黄、引黄制度。贴黄、引黄是古代文书撰写与处理所形成的一项制度。在唐代，敕书是用黄纸写的，如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就用黄纸贴上，然后改正，称为“贴黄”。对一些篇幅较长的文书将其内容要点引出，书写于文书封面或文首称为“引黄”。这些制度的形成便于分清文书的轻重缓急，从而提高文书的处理效率。明清时代的奏章贴黄制度对于解决公文的繁冗以及加快文书的处理速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现代公文处理中的来文摘要以及补充说明均可溯源于此。我国古代秘书除以上工作制度外，在其他方面，如公文的用纸、文书的批复或批办、文稿的处理以及所用字体都有一系列的规定，这些秘书工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奠定了现代秘书工作制度的基础。(三）我国古代的非官方秘书。

我国古代除官方秘书外，还有一些不享受国家俸禄的非官方秘书。这些秘书在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发展史上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私人秘书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上层贵族盛行“养士”之风，养士实质上就是为主人提供综合服务的私人秘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都是由手握军权的权臣建立的，他们在取得政权前曾任用一批人组成一套不属于正规官制的机构——霸府。所以一旦主人即位，霸府就是封建王朝，这一机构也就相应的变成了中央秘书机构。自隋唐以后，科举制产生并逐渐盛行，一方面成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为一些地方官僚、乡绅培养了大批能适应不同需求的秘书人才，这些人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家不支付俸禄，他们主要从雇主那里取得酬薪。到清朝时期，私人秘书已比较普遍，他们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其职责专业性很强，知识面也相当广泛，社会经验丰富，文化程度较高，具备了较强的业务能力。一些甚至出洋留过学，思想相当进步，回国后对雇主有较大影响，因而，他们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三、我国近代秘书工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有着古老文明和漫长历史的封建帝国，终于结束了它长期闭关锁国的历史，帝国主义的炮舰代开了它沉重的大门，使它从一个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制度也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秘书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清代末年的秘书工作。清代末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为了维持其行将崩溃的的封建政权，缓和阶级矛盾，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推行“预备立宪”。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首先，在 对外关系 上清政府以前的“天朝”地位已荡然无存，开始不断地屈服于外国列强。相应地，秘书机构地设臵也是为了屈从帝国主义的需要。如咸丰十年“总理衙门”内设翻译处、清档案房、机要股电报处等秘书工作机构，以处理国际往来事务。另外，清政府时期对外文书的种类也大大增加，并且在帝国主义的炮舰威逼下出现了一批卖国文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夏条约》、中俄《爱珲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以及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等等。所有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及相关协定都构成了当时对外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均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一批地地道道的卖国文书。

但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列强入侵，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的传入，使文书的载体材料和传递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如 摄影 技术的传入使不少有价值的照片作为形象记录到档案，为我们研究近代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使电报的使用，大大地加快了各级秘书机构地办事效率。所有这些都客观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秘书工作地发展。

（二）民国时期的秘书工作。

明国时期地秘书工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年，政权亦频繁更迭，但不论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政权机关都注意加强其秘书机构的工作，秘书工作也在动荡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1．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秘书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秘书机构设臵及其职掌大致仿照欧美等国家这也是我国秘书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秘书机构、秘书人员和秘书工作的开端。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适应其资产阶级政权的需要，对延习已久的封建王朝的秘书工作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表现为：简化文书种类，划一公文程式；革除封建称谓，使用公元纪年；规定办公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个月，但其制定的各项秘书工作制度力除封建王朝的种种积弊而具有民主的、进步的意义。对整个民国时期的秘书工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基本内容和形式为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所延袭。2．北洋军阀时期的秘书工作。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基本上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秘书工作，但这一时期政局极不稳定，制度混乱多变，十七年间，产生了四十四届内阁，更换了二十多名内阁总理。一方面，他们重视和加强文书档案工作，为其反动政权服务，因而秘书工作在动荡中有所发展，如统一了公文程式和办文程序，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还培养了一些秘书人才。另一方面，他们又大肆破坏文书档案，以掩饰他们的劣迹。如袁世凯在他统治的四年多里，曾两次下令烧毁档案，灭其罪证。一些历史财富和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3．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秘书工作。国民政府成立后，内部机构有秘书处、副官、参事处等。秘书处受主席或常委指导，管理秘书事务。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为维护并推行其法西斯专政，对当时的中央机关和各部文书工作进行了几次影响较大的改革。如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书和文书工作的条令和办法；加强机关文书收发部门与档案部门的联系；对档案工作加强了监督、调整并作了相应的制度性规范。尽管国民党政府对各级秘书机构以及文书档案工作作了一些改革和规范，妄图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这些具体的文书改革和档案管理措施对秘书工作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反共反人民以及维持其***的本质使得它不可能革除政治腐败带来的种种弊病，其最终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三)建国前党领导下的秘书工作。秘书工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从属与一定的政治集团并为其服务。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秘书工作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为实现党的纲领，争取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伟大事业服务的，它的出现，使中国秘书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进行的。一大所通过的文件是我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也是我党秘书工作最早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建立了中央秘书处，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工作的第一任秘书。同时党内设臵了中央秘书长一职，首任秘书长是王若飞，在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还有邓小平、周恩来。李维汉等人。

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南昌起义失败后，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央秘书处对文件的制作、阅览、传递和保管都设有专门地点，采取极端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地下党机关秘书工作的特点是“密”和“精”，以免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党的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后，中央秘书处就自然撤销了，长征中，只保留机要科，到达陕北后，1937年又恢复了中央秘书处。

3．抗日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从中央到各边区政府都恢复、建立、和加强了秘书工作，1937年秘书处重建以后，下设机要、文书、材料和会计等科。为适应特殊环境的需要，不仅恢复和建立了秘书工作机构，而且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秘书工作制度，如改革了旧的的公文程式；创建了新的办文制度；改进了机要译电工作；加强了会务组织工作。所有这些极大地提高了秘书机构地办事效率和安全，适应了特殊的斗争形势。

4．解放战争时期地秘书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和平条约，积极反共反人民，先后全面和重点地进攻了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地秘书工作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同敌人周旋，党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时期成立了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机要处等机构，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曾三任秘书处长。这一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各级机关的秘书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制度与办法，从而使文书工作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为建国后的秘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此，我们可以回顾并归纳一下党中央秘书机构设臵的情况：1926年成立中央秘书处，1933年在白区撤销，1937年在陕北重建秘书处，1947年因疏散、转移它的职能事实上消失了，1948年在西柏坡恢复和重建，直到1949年中央机关进入北京。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秘书工作(一)建国初期的秘书工作。

1．各级党政机关秘书机构的设臵。秘书机构是国家行政机关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中，受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获得了很大发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其职责是协助政府主席。1949年12月发布的《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规定：各机关得设办公厅；为分掌业务，得设司或处。这实际上是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掌管机关综合性事务的秘书机构与分管专门业务的职能部门平列的机关格局，同时规范了秘书机构的名称——办公厅（室）。此后，各省、地市、县级的行政机关基本上按照政务院的格局设臵了相应地秘书工作机构。

2．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为了及时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级行政机关的秘书工作经验，使秘书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与1951年4月召开了全国秘书长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规范行政机关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工作，作出了《政务院关于各级政府机关秘书长和不设秘书长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任务和秘书工作机构的决定》。这标志着新中国的秘书工作开始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3．各项秘书工作制度的形成。在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召开前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了各项秘书工作制度，其中主要有：印信管理制度；保密制度；信访工作制度；机关文书和档案工作制度等，这些均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秘书工作高度重视，使秘书工作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加上工作探索中的一些失误，致使秘书工作发展缓慢，50年代中期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二）文革时期的秘书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得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各项文化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秘书部门作为直接为领导服务的机构，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大多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批斗，国家文书档案工作也受损严重，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材料都流失了。另外，许多富有经验的秘书工作人员离开岗位参加“运动”，加上教育落后，致使秘书队伍素质明显下降，秘书后备人才严重不足。这一时期的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凡是”被当作衡量一切工作的真理，导致秘书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如公文文风极不正规，公文中甚至出现“万岁”等字眼。

总之，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偏离了正确的服务宗旨，各项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国家秘书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三）三中全会后的秘书工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会议拨乱了反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我国进入了全面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秘书工作也出现了新局面。1981年1月第二次全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的召开，对建国后秘书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进行了全面总结，继承并完善了一些秘书工作制度，恢复了文革时期不少停滞的秘书工作。标志着我国秘书工作重新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正轨。此后，国务院连发文件和各项指示，对公文的处理办法，公文的起草，各项文书档案工作都做了制度化规定，大大提高了秘书部门的办事效率，促进了秘书工作的迅速发展。

此外，由于国家对秘书工作的重视，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的极大需求，秘书逐渐成为一项职业，各高等院校开始开设秘书专业课程，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秘书人才，满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对各种秘书人才的需求。加上办公自动化的迅速发展，现代化的办公设备进入一般单位 办公室，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秘书人员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秘书工作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四）加入 WTO 后的秘书工作。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市场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对秘书人才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笔者总结认为“入世”后我国的秘书工作特别是企业秘书工作要应对WTO的挑战，秘书自身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知识： 1．科技性知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代科技知识的冲击，这对秘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秘书工作要想为领导提供高效服务，秘书人员就不但要在做起草文件、草拟讲话稿、搜集整理信息等传统工作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同时要能创造性地发挥现代化办公技术的作用。2．复合性知识。“入世”之后，我国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从提高效率、节省开支出发，往往要求秘书要一专多能：既能撰写文稿又能处理文书、档案，既会使用电脑又懂外语，既能管理好内部事务又能胜任公关、洽谈业务。3．外向性知识。“入世”后，随着世贸组织各国与我国贸易交往的增多，我国文秘工作者迫切希望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增强对外沟通能力。“入世”之后其秘书工作的实务性只会愈来愈强，而决不会愈来愈弱。因此，秘书注重实务性知识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4．实务性知识。“入世”后，我国的秘书工作将加快由“虚”到“实”的转变。特别是在私营企业中，秘书工作务“实”的特点更为突出。“入世”之后其秘书工作的实务性只会愈来愈强，而决不会愈来愈弱。因此，秘书注重实务性知识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5．艺术性知识。“入世”之后，企业对秘书独创能力的要求会愈来愈高：要求秘书在判断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为企业领导提供超前服务时，必须发挥思维 创造力。

纵观秘书工作的发展历史，秘书工作在任何时期对于任何领导都不可或缺。而秘书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使秘书工作及其制度不断地获得发展和完善，必须注重实践，注重积累，要不断地总结过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继承一切优秀的秘书工作思想成果，不断探索并掌握秘书工作规律，进而更好的指导工作,指导各项实践活动。

第三篇：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史

1.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1874年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创办了第一所盲，1877年查理夫妇在山东登州创办了第一所聋校。从那开始中国的特殊教育也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这100多年来，中国的特殊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建立新中国以后在党和中央的关怀下特殊教育事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和一些成果。

1.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体系形成和逐步完善

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义务教育的普及任务逐步完成，普及特殊教育的层次将随整个教育事业发展而逐步提高。1987年，我国特殊学校只有286所，到了1997年则达到了1440所，特殊儿童也从29673人增长到了34.06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特殊教育主要是以特殊学校作为主要形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残疾儿童数量多，基数大，且80%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等国情，提出了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和残疾儿童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的新形式。现在，以大量的特殊儿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班为体干这样一种格局已经形成。我国基本上形成以教育部门为主，民政部门、卫生部门、残疾人联合会部门和社会力量作补充的特殊教育办学模式。

特殊教育的师资培训体系也在更进一步发展。首先是特殊教育教师的文化知识层次将进一步提高。如上海从1997年起，允许全市已具有专科学历的小学、幼儿园教师参加本科段的特殊教育专业学历培训，比普通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高层次学历培训至少提前了至少5-10年，学历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其次是老师的专业按能而更广。目前，中国大陆，有的城市确定了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首先要具备普遍教育的能力资格，然后经过进一步的特殊教育知识学习和特教技能培训，达到特殊教育教师的岗位要求。

除此之外，在特殊教育中，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和充分使用，助听器具、助视设备、假肢以及计算机等在更多特殊学校得到使用，一些更新的帮助聋人听声音、帮助言人和低视力人看书、写字、看图形的工具逐步普及，从而更加有利于残疾人更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2.一体化教育正在大力推进

过去，中国的特殊教育在安置上重隔离，特殊儿童局限于特殊教育学位，儿童福利院等隔离性机构之中，随国际上特殊儿童回归主流邉拥拈_展和一体化教育，融合教育的发展，中国特殊教育也逐步受到影响，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表现在：

首先，特殊教育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称特殊教育对象为残疾或残疾儿童，后来改称为特殊儿童，发展到今天则统称为特殊需要儿童。这表明特殊教育对象不断得以扩展。如今，许多自闭症儿童、言语障碍儿童、学习困难儿童和情绪障碍儿童等也受到极大的关注，超越了原有的三大类特殊教育对象的属限。同时，新的特殊儿童定义改变了过去一味强调儿童的“特殊性”，而更加关注特殊儿童与常人的共同性。

其次，特殊教育的安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对特殊儿童主要采取隔离式安置政策，把特殊儿童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现在对特殊儿童的安置表现出了新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学校为本位的全纳安置方式，体现于:(1)在正常班级安置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大部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安置在普通学校的正常班，(2)在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班级安置在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通常是在严重障碍的儿童或有多重障碍的儿童被安排在普通学校设立的特殊班级，根据儿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实施特殊教育。(3)各地适当地保留或新建改建了一批特殊教育学校，作为当地特殊教育的教研、科研和资源中心。特殊教育立法的完善。

3.特殊教育体系一步完善

我国在下大决心解决特殊儿童入学问题的基础上，正在遂步完善特殊教育的体系，现在，特殊教育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体系，特殊教育受教育的机会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4.特殊教育立法得到加强

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特殊教育的法律建设，力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教育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既有从《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到地方法规的纵向层次结构，以适应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又有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横向结构的联系，包括残疾人教育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因素的关系，我国残疾人教育立法已基本形成体系。

2。你认为我国未来的特殊教育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特殊教育将继续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进步。中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

同时，中国的特殊教育还要有一股勇气，那就是勇于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在诸多的不如意面前，勇于解部，勇于改革。

首先，我们要更新归的观念，纠正错误认识。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许多阻碍都来自于人们观念的陈旧，来自于人对人类自身平等性认识的不足，来自于人们过多地以功利性的视野去看待特殊教育。纠正错误观念是我们改革的首要任务。

更新观念井非是观念的主观的强加，更应以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系统的理论加以纠正。树立大特殊教育观便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大特殊教育观是指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经济、文化条件下，与普通教育密切结合的，与小区服务相互配合的开放的特殊教育。大特殊教育在实践上表现为:编制个别化教育计划，实施个别化教学;学校以儿童为中心，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教育教学；改变学习的环境，提供各样的辅具，以生态化观念为指导，使环境最大限度地适应学生的要求；建立支持系统，提供相关服务，强调教师和家长给学生提供行为和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包括自然支持和社会支持。大特殊教育强调把所有特殊儿童看作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更加强调其与正常儿童的共性，安置上实施零拒绝方案，让担任基础教育的学校具有接纳全体儿童的能力。大特殊教育观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视角去看待所有儿童，是以儿童为本的融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脉络，抓住了人本主义的精神内核，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

其次，大力发展特殊教育的科学研究，为特殊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可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多元文化取向。特殊教育研究应兼顾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不能偏执一方。同时，特殊教育是一种边缘性学科，涉及医学、教育学、遗传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因此，其研究也要涉及多种学科和领域，综合多方面的科研成果来深化研究。(2)努力借鉴国外先进的成果，同时结合本民族的特色。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研究仍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因为国外的特殊教育历史校长，水平也较高，值得借鉴的经验多，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比较和借鉴。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一味照搬，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有我国自己的特色。(3)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实验研究力度。特殊教育研究不能只限于描述、观察，而要有必要实验研究和其它实证性研究。(4)加强交流，促进国际合作，增加经济投入、进行跨地区、跨文化的国际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可以为我国特殊教育飞快发展提供更多经验，也能提高我国学者的研究水平。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而且特殊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协作和配合，如果没有合作配合，就难以形成稳定的管理系统和教育机制，这些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社会各部门的职责。我国应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加强地方立法，拉近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距离，制定更加细致，更加全面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

第四，加强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工作，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要解决当前特殊教育师资整体水平明显劣于普通教育师资的现状，需在师资培养上做出长期的努力。关键性的工作是要大幅度的提升教师的学历水平，提高广大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技能，为此可采取的措施有:(1)建立井实施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2)制定随班就读的师资培训制度。对于承担随班就读教育任务的师资进行轮训，对于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进行特殊教育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培训，作为各类师资培训的公共必修的内容。(3)建立骨干教师培训及培养制度。，有计划地为各地培养一批骨干教师，力争在 “十五”期间形成一支政治、业务素质优秀，专业，年龄结构合理的骨干教师队伍。

第五，大力加强劳动技能和职业教育，提高残疾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把加强劳动技能教育和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切实让学生掌握易一定的职业技能，为他们将来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适应社会需要创造条件。

第四篇：我国航天发展史

中国航天发展史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

1964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枚内载小白鼠的生物火箭在安徽广德发射成功，中国空间科学探测迈出了第一步。

1968年4月1日，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成立，开始选训宇航员和进行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

1970年4月24日，随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在酒泉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1975年11月26日，首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3天后顺利返回，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1988年9月7日，长征4号运载火箭在太原成功发射了风云1号A气象卫星。1990年4月7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美国研制的“亚洲1号”卫星，中国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1990年7月16日，“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首次在西昌发射成功，为发射载人航天器打下了基础。

1992年，中国载人飞船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进行研制，这项工程后来被定名为“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

1999年11月20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艘宇宙飞船--“神舟”试验飞船，飞船返回舱于次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

2001年1月10日，中国成功发射“神舟”2号试验飞船，按照预定计划在太空完成空间科学和技术试验任务后，于1月16日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准确返回。2002年3月25日，中国成功发射“神舟”3号试验飞船，环绕地球飞行了108圈后，于4月1日准确降落在内蒙古中部地区。2002年12月30日，中国成功发射“神舟”4号飞船。

载人航天工程又称“921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1992年1月做出决策并开始实施的重大工程。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7秒，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首发成功，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在完成了21个小时的空间科学试验后，于21日3时41分成功着陆。“神舟”号试验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回收，成为我国航天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2001年1月10日第二艘飞船“神舟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行7天后成功返回地面。这是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实验，各种仪器设备性能稳定，工作正常，取得了大量数据。与“神舟”一号飞船相比，“神舟”二号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了新的提高，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

2002年3月25日发射神舟三号飞船。飞船搭载了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呼吸和血液循环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神舟”三号轨道舱在太空留轨运行180多天，成功进行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的升空，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是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技术要求最高、参试系统最全、难度最大的一次飞行试验，还面临载人航天发射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发射场有史以来罕见的严寒，最低气温接近-30℃，超过低温发射条件近10℃，且飞船发射已进入不可逆状态。“神舟”四号飞船最后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经受住了无人状态下最全面的飞行试验考验，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低温发射的新纪录，也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火箭低温发射的奇迹。

10月6日，美联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在即将发射载人飞船前，中国宣布最快在3年内把探月卫星送入月球轨道。代号为“嫦娥工程”的中国探月计划今年3月开始启动，目前进展顺利。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9时整，杨利伟乘坐的“神舟”五号飞船腾空而起。2003年10月16日清晨6时23分，中国的“神舟五号”飞船在起飞21小时后，顺利降落在内蒙古空旷的草原上。

2005年10月12日9点，中国再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神舟六号，执行任务宇航员费俊龙，指挥长；聂海胜，操作手。2005年10月17日 04:33着陆。飞行时间： 115小时32分钟；轨道： 76圈；高度： 343千米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UTC+8时)左右嫦娥一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09年3月1日完成使命，撞向月球预定地点。

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载着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神七上载有三名宇航员分别为翟志刚（指令长）、刘伯明和景海鹏。飞船于2008年9月28日17点37分成功着陆于中国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神舟七号飞船共计飞行2天20小时27分钟。

2010年10月1日晚，“嫦娥二号”探月为新直奔距地球约38万千米的月球。2010年10月2日12 时25 分，嫦娥二号顺利实施了第一次中途修正控制，采用490 N 大推力，开机时长70 s，速度增量16 m/s。控制结果准确，满足卫星进入月球使命轨道入口点要求，取消了预定的后两次中途修正。2010年10月2日凌晨3点39分左右，嫦娥二号完成第一次地月成像。2010年10月6日上午11时06分35秒，北京航天城飞行控制中心发出第一次制动指令，1942秒后，嫦娥二号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成功实施第一次近月制动，进入周期约12小时的椭圆环月轨道。2010 年10 月6~9 日，嫦娥二号卫星共实施了3 次近月制动和1 次轨道平面机动，控后卫星准确进入半长轴约1840 km、高度约100 km、周期118 min 的极月圆轨道。首次验证100 km 月球轨道捕获技术;基于工程可靠实施而专门设计轨道平面机动，为一个月内实施近月15 km 轨道机动奠定了基础。2010 年11 月2 日转入长期运行管理阶段。在环月150天期间，共实施2 次飞行姿态转换、3 次轨道维持以及月食控制。按照科学计划开展各项科学探测任务，重点完成了全月面高精度成像。2011 年4 月14 和15 日, 实施调整轨道倾角控制，用490 N 发动机，将倾角从92°调整到90°, 消耗推进剂35 kg。在2011 年4 月25 日开始的正飞期内，重点补拍月球南北两极图像，将月球立体影像覆盖率从99.6%提高至100%。2011 年5 月20 日, 再次降轨，获取更多虹湾区域1 m 级高分辨率图像，不同前次，此次用490 N发动机完成补充验证性控制，消耗推进剂26 kg。2011 年6 月8~9 日，经过2 次精确加速后飞离月球，飞往日-地拉格朗日L2 点。2011 年8 月，成功到达日-地拉格朗日L2 点，开始进行载荷科学探测。2012 年4 月，圆满完成在L2 点一个完整拟周期的飞行探测。嫦娥二号成功绕飞日-地L2 点，验证了深空轨道设计与飞行控制、150 万千米的远距离测控通信等技术，验证了L2 轨道保持特性，并在日-地L2 点开展了10 个月的科学探测，填补了中国对地球远磁尾区域的离子能谱、太阳耀斑爆发和宇宙伽玛爆的科学探测的空白。2012年12月15日，嫦娥二号卫星飞离日地拉格朗日L2点195天后，飞抵距地球约700万公里远的深空，与图塔蒂斯小行星由远及近擦身而过，至此，嫦娥二号再拓展试验成功，嫦娥二号工程收官。2013 年1 月5 日23 时46 分嫦娥二号突破距地球1000 万千米。2013年2月28日10时18分，嫦娥二号卫星与地球间距离成功突破2000万公里。2013年7月14日1时许，嫦娥二号突破距离地球5000万公里。2013年11月26日，嫦娥二号突破距离地球6100万公里。2014年年中，嫦娥二号突破距离地球1亿公里的深空。

2013年12月2日1时30分00.344秒，“嫦娥三号”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3年12月14日21时11分18.695秒，嫦娥三号成功实施软着陆，降落相机传回图像。15号，嫦娥三号将释放国产“玉兔”号月球车。

2011年11月1日5时58分10秒神舟八号由改进型“长征二号”F遥八火箭顺利发射升空。升空后2天，“神八”与此前发射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了空间交会对接。组合体运行12天后，神舟八号飞船脱离天宫一号并再次与之进行交会对接试验，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突破了空间交会对接及组合体运行等一系列关键技术。2011年11月16日18时30分，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分离，返回舱于2011年11月17日19时许返回地面。

2012年6月16日18时37分21秒，神舟九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升空。2012年6月18日11时左右转入自主控制飞行，14时左右与天宫一号实施自动交会对接，这是中国实施的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并于2012年6月29日10点03分安全返回。

2013年6月11日17时38分02.666秒神州十号由长征二号F改进型运载火箭（遥十）“神箭”成功发射。在轨飞行十五天左右，加上发射与返回，其中停留天宫一号十二天，共搭载三位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6月13日与天宫一号进行对接。6月26日回归地球。

2016年中国将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并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和“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第五篇：我国小学语文发展史

语文课程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自从出现了文字，也就开始了语文教育的发端。到了奴隶社会，我国就开始出现了正式的学校。有了学校，相应地也就有了课程和教学。然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内，我国虽然有语文教学，但一直没有专门的语文课程，语文是与史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的。换言之，却又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古代语文是个无所不能的“包天下”。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现代教育背景下的中国语文课程才真正确立。虽然此后也曾分分合合，几易其名，但是语文课程终究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课程。

一、近代小学语文课程（1904年—1949年）

（一）“五四”运动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口号，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1年清政府明令各地兴办学堂，次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分科形式存在的小学语文课程初见端倪。但这个章程虽然公布了，却未能实行。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建立了我国的现代小学教育制度，教育史称为“癸卯学制”。这个学制一直沿用到清政府灭亡，后来的学制也都是在这个学制的基础上演变的。在学制方面，该章程把小学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段，分别修学5年和4年，学制共9年。在语文课程方面，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科，教学内容是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设中国文学科，教学内容是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该章程将识字、写字、读书、作文、说话等科目合为一科，朝着近代语文课程的建立前进了一大步。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注重实用、发展语言能力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和一味读经、应对科举的古代语文教育的渐趋终结。《奏定学堂章程》作为“博考外国，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的历史产物，虽然还掺合着封建礼教、科举旧习这种传统教育的特质，但主要是以欧美近代教育为真正源头、形式上从日本引进的学校制和课程设置，这样自然初步体现出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的萌芽。由此，也开创了学习外国教育的先河，并且此后逾演逾烈而一发不可收拾。我国的语文教育逾来逾深地受到外国教育思潮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几近于依赖。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在全国小学废止读经科。次年，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初

小和高小均设国文科，内容包括读法、书法、作法和练习语言。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二）“五四”运动后

民国初年虽然取消了读经,但封建复辟思想远未肃清,文言文作为国文的教学内容仍占有绝对优势,阻碍语文教育发展的根本矛盾仍未解决。“五四”运动作为精神文化层面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动文言文与旧文学，以及把国语作为全民族语言，推广国语运动。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令，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不久，又通令全国，从1992年起，凡国民小学各科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国语”取代“国文”，表明小学教科书淘汰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小学语文学习白话文，训练标准的国语。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新学制，教育史称为“壬戌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小学学制6年，分为两段，初小4年，高小2年。初中、高中各3年。这样的学制在我国沿用了数十年。

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以杜威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涌入我国，成为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影响中国教育的主导学说。在这一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近代小学语文课程形成了初步具有民主及科学特色的现代课程范式，体现出告别读经时代以后、以学生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新价值取向。

1923年颁布的国

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国语教育卓有成效。1934年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该大纲指出：“国语课的本身，目的也决不仅在于使儿童认识多少新字，而在于使他们能够逐渐运用自己的言语以至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的感情，以及养成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

二、现代小学语文课（1949—2001）

（一）改革开放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组建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确定小学国语科以华北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蓝本进行修订，并把修订后的《国语》改为《语文》。对此，在1950年出版的课本的《编辑大意》里解释道：“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教育部于1950年8月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于1952年又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

在学习苏联俄语教学经验和总结解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语言文学分科教学”是改革语文教学的出路。在上述背景下，教育部制订并于1956年10月颁布了新中国

回顾建国以来的这一段语文教育，1966以前是一个全面“苏化”的时期，以凯洛夫教育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对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以凯洛夫教育学说为理论指导下，直接导致中国“三中心”课程实施模式的产生，“五原五环”被广泛采纳，使语文教学中繁琐分析之风越刮越烈，并陷入了僵化模式的泥潭。“文革”十年虽完全自我封闭，但其实是续“苏化”之余波而益趋反教育、反语文的极端。

（二）改革开放后

70年代末期，随着布鲁纳的发现法、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洛扎诺夫的外语教学法、赞可夫的发展教学思想、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学思想、苏霍姆林斯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思想等国外教学理论的相继引进，极大活跃了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教育部制订并于1978年2月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这部大纲既是教育事业拨乱反正、语文教学正本清源的结果，又是对建国以来小学语文教学经验的初步总结。该大纲恢复了“基础工具”的提法，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体现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时代要求。

1986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语文的“工具性”。强调练好语文基本功，强化语言文字训练，“要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这对于强化语言的基础工具性有积极作用。

1992年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该大纲进一步指出：“小学语文是义务教育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过去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翻开历史的长卷，我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自从出现了文字，也就开始了语文教育的发端。到了奴隶社会，我国就开始出现了正式的学校。有了学校，相应地也就有了课程和教学。然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内，我国虽然有语文教学，但一直没有专门的语文课程，语文是与史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的。换言之，却又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古代语文是个无所不能的“包天下”。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现代教育背景下的中国语文课程才真正确立。虽然此后也曾分分合合，几易其名，但是语文课程终究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课程。

二、现代小学语文课（1949—2001）

（一）改革开放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组建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确定小学国语科以华北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蓝本进行修订，并把修订后的《国语》改为《语文》。对此，在1950年出版的课本的《编辑大意》里解释道：“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

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教育部于1950年8月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于1952年又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

在学习苏联俄语教学经验和总结解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语言文学分科教学”是改革语文教学的出路。在上述背景下，教育部制订并于1956年10月颁布了新中国

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教育部制订并于1978年2月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这部大纲既是教育事业拨乱反正、语文教学正本清源的结果，又是对建国以来小学语文教学经验的初步总结。该大纲恢复了“基础工具”的提法，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体现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时代要求。

1986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语文的“工具性”。强调练好语文基本功，强化语言文字训练，“要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这对于强化语言的基础工具性有积极作用。

1992年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该大纲进一步指出：“小学语文是义务教育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 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过分地强调了工具性，致使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失落了。时至1997年，“北京文艺”发起了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终于引发了世纪末反思热潮。

三、当代小学语文课程（2001—）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以强劲势头涌入中国。以美国的威廉·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基本教育观到课程观实现了对现代主义课程论（即“泰勒模式”）的全方位的超越。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在课程目标观方面认为课程目标是建构性和生成性的，每一个实践者都是课程创造者和开发者；在师生关系观方面鲜明地主张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要以师生平等对话取代知识灌输；在课程评价观方面强调评价标准的动态性、模糊性和曲折性，主张评价主体多元化。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系统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吸收了国外母语课程标准研究的新成果，分析了语文教育的现状及时代发展对语文教育的新要求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语文课程的体系。一是提出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二是构建了两级、三维的课程目标系统，三是强调了的多元、对话和生成，四是突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位。

语文作文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 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过分地强调了工具性，致使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失落了。时至1997年，“北京文艺”发起了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终于引发了世纪末反思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