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史

第一篇：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史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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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公务员制度

1.中国以往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干部队伍笼统庞杂。

(2)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3)管理方式陈旧单一。

(4)管理制度很不健全。

2.问题的主要表现

(1)在录用工作中，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没有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

(2)干部使用上，缺少严格的任期规定，造成能上不能下、死抱铁饭碗的问题。

(3)在干部调配上，只有计划机制，没有流动机制，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缺乏岗位责任制。职责不清、权力交叉、相互推诿、办事拖拉的问题普遍存在。

(4)在干部的考核、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职、退休、教育、培训等方面缺少明确的规章制度，由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因而用人缺乏法制，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表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5)缺乏监督机制。

上述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使我们长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年轻优秀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铁皮箱环境”随处可见;二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用人上的腐败成为最大的腐败。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进程，如果不加以改革，必然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因此，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问题就成为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3.中国公务员制度的诞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1983年，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先后进行了机构改革，并按照干部“四化”的方针，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建立了老干部的离休、退休制度，开始逐渐废除实际上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与此同时，许多地区和部门在干部的录用、考核、交流、培训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党中央在1984年提出要制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后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太广，决定改名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后又进一步更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88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人事工作，更好地推行公务员制度，中央决定成立国家人事部。在此基础上，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正式签署颁发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至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诞生了。

4.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1)不搞“政治中立”。

(2)坚持党管干部。

(3)不搞“两官分途”。

(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

5.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

其最重要的意义就表现在确立了经过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的原则。尽管在公务员考录工作中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多表现于技术和操作层面，随着执行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公务员制度的整体完善，相信那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环境(囊状环境)一定会逐渐形成。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的范围、步骤和方法

1.实施范围

(1)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2)其他行使国家行政职能、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2.实施步骤

准备阶段：组织工作班子;进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宣传教育;培训骨干;拟定本单位的具体实施意见。

实施阶段：具体实施工作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在确定“三定”(定职能、定机关、定编制)方案的基础上，合理设置职位，将机关的职能分解落实到各个职位，明确各职位的职责任务和任职条件，制定职位说明书。第二，在对现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格考核的基础上，根据职位的任职条件选择配备人员;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确定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和级别，完成向国家公务员的过渡。同时采取妥善措施，安置分流出机关的人员。第三，结合单位实际，实施国家公务员录用、职务升降、培训、奖励、纪律、交流、回避、退休等项制度。

检查验收阶段：主要是检查验收职位设置、职务(包括领导职务)任命、级别确定以及其他制度的实施情况并加以总结完善。尚未进行机构改革的单位，要结合本单位的人事管理实际，积极组织实施录用、考核、奖励、纪律、培训、交流、回避、退休等项制度;职位设置、确定非领导职务和人员过渡等工作，要待机构改革开始后进行。

3.实施方法

在实施的初始阶段，重点是进行职位设置、选配人员、确定职务与级别、完成人员过渡以及建立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奖励、纪律、职务升降、培训交流、退休等项制度的工作，使新制度尽快入轨运行;对于聘任制、任职最高年龄的限制、辞退和地区回避等项制度可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经过探索和试验，积累经验逐步实行。

(1)关于现有机关工作人员向国家公务员的过渡。现有机关工作人员过渡为国家公务员，必须结合机构改革，在核定的编制内和考核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履行法定的程序。

(2)关于国家公务员级别的确定。国家公务员的级别，按照所任职务及所在职位的责任大小、工作难易程度以及工作人员的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工作经历确定。

(3)关于非领导职务。设置非领导职务要结合机构改革，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非领导职务必须与机构规格相符合，以工作需要为主要依据合理设置。担任非领导职务要有严格的任职条件。非领导职务的任命，要在国家规定的职数限额内，按照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办理。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原来任命的巡视员、调研员等，要在规定的职数限额内按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的任职条件重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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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议我国公务员制度

浅议我国公务员制度

论文关键词：公务员政府制度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逐步建立起来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自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的各项工作在整体推进中重点突破，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党和国家事业齐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制度保证和组织保证。

一、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建立发展完善

干部人事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迫切要求在干部选拔上增加透明度、开放度和群众的参与程度，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很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并强调，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者授予。这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为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从七届全国人大到十一届全国人大，都对推行、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这既表达了党和国家的意志，也反映了实际工作蓬勃发展的进程。

——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基本建立。经过10多年的研究、论证和试点，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公务员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坚持“整体推进，突出重点，分步到位”的思路，又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公务员制度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全面入轨运行。2005年4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务员法，这是我国50多年来干部人事管理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在干部人事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后，公务员考核、考试录用、奖励、处分、调任、职务与级别、非领导职务设置、职务任免与升降、培训、申诉等配套法规相继出台。这些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了我国公务员管理的制度体系，为科学、民主、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提供了重要依据。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实际，也制定了一些实施办法和细则，公务员管理实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公务员管理工作实现了由适应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公务员管理机制有效运行。实践中，始终围绕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克服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等重点问题，在完善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普遍建立。在“进口”处，坚持“凡进必考”，到2007年底全国共考试录用公务员近110万人，为各级党政机关选拔了一大批年纪轻、学历高、素质好的优秀人

才；在职务晋升上，破除“论资排辈”，实行竞争上岗，一大批优秀公务员脱颖而出。激励保障机制普遍推行。实行考核制度，对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进行评价，改变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奖励制度的完善，激励公务员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申诉控告等制度的实行，有效维护了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新陈代谢机制基本形成。退休、辞职、辞退、交流等制度的建立，有效破解了“能进不能出”的难题，机关逐步告别了“铁饭碗”、“铁交椅”，实现了公务员的正常交替更新，增强了队伍的生机与活力。监督制约机制发挥有效作用。行为规范、纪律、处分、轮岗、回避等制度的实行，强化了对公务员的监督约束，规范了公务员的履职行为，促进了机关廉政建设。这些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持久的动力。

——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正在形成。作为治国理政主体的公务员队伍，其素质和能力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管理水平。在公务员制度建立、推行中，始终把公务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坚持理论武装，组织广大公务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坚定公务员的理想信念，强化公务员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增强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持大规模培训和实践锻炼，优化了公务员队伍结构，提高了队伍素质。从学历上看，大专以上人员占总数的比例由1992年的30％，上升到2007年的86％；从知识结构上看，公务员的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市场经济、现代科技、法律以及计算机等知识得到了补充；从能力结构上看，公务员的依法行政、公共服务、调查研究、沟通协调、应对突发事件、学习创新等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坚持培育弘扬公务员精神，深入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行为规范教育实践活动，公务员作风建设得到加强，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热潮兴起，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以来共评选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130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72个，人民群众看到了党政机关和公务员的新形象。

——充分发挥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推行，是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企、政事不分的大一统人事管理体制的突破口，奠定了干部分类管理的新格局，推动了分类管理的进程。公务员制度确立的管理机制、管理规则，为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考试录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等制度的大力推行，改变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用人模式，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导向示范作用，为民主政治建设注入了生机，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公务员制度的探索实践，积累了四个方面的宝贵经验

公务员制度的探索实践，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落实邓小平同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思想的过程，是不断探索将科学的人事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集思广益、集中各方面智慧的过程。实践深刻表明，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好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在建立和推行制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公务员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过程中，我们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公务员管理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务员录用、晋升，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体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考核体现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奖励弘扬正气、引领时代风尚；处分体现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培训把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放在首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才能确保公务员管理的正确方向。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立足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吸收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遵循公务员管理的一般规律，引进竞争机制，合理有效地配置人才，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良传统。使党管干部的原则，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群众公认的任用原则与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依法办事有机结合，从而使公务员制度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中，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使制度建设取得实效。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始终抓住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出发点和根本点。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改革的难点问题，重点抓好考试录用、辞职辞退、竞争上岗、轮岗、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强化公务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激发公务员队伍的活力、效率和积极性。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愿和呼声，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而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又支持了推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项制度是否有生命力，关键是看能否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实践中，我们不断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努力使公务员管理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强主动性、富于创造性。始终把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作为重点，认真总结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积极探索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任前公示、聘用制、人民群众评议公务员工作等制度。实践充分证明，公务员管理领域取得的每项重大成就，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切实解决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改革创新，实现公务员制度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自觉以科学发展观审视过去，总结经验得失；以科学发展观分析现实，查找突出问题；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完善体制机制。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适应新形势，立足新实践，我们必须把完善公务员制度放在当今世界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的大环境中来审视，放在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大背景

下来思考，放在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总要求中来把握、来推进。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公务员法这个新的制度平台上继续探索、勇于改革创新，健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

第一，继续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快公务员法配套法规建设进程，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务员法配套法规体系。对工作急需、已有基础的法规，抓紧修改完善，争取早日出台；对问题比较复杂，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的，抓紧研究论证。加快推进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和聘任制公务员试点，认真总结试点经验，重点解决职位范围、职责，任职资格条件，职务系列，与工资等待遇挂钩办法等。启动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和聘任制公务员三个管理办法的草拟工作。对公务员管理实践中的成熟经验，及时规范，形成制度。争取再用3年左右时间建立较为完备的公务员管理法规体系。

第二，严格执行制度，发挥制度的应有作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要把公务员法的实施作为长期任务来抓，坚持依法办事，确保法之必行。在实施公务员法的过程中，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规定，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要加强对公务员法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定期组织对公务员法实施情况的专项检查。要把是否违规进人，是否严格按标准、条件、程序和职数选配人员，是否严格执行工资福利保险制度等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内容。充分发挥制度的导向鲜明、规范有力、监督有效的重要作用。

第三，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按照党的十七大“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的要求，进一步健全竞争择优用人机制，提高选人用人的科学化水平。坚持凡进必考，完善党政机关从基层考录公务员的制度，形成来自工农一线的党政干部培养链。大力推进竞争上岗、公开选拔等制度，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观念，讲台阶而不抠台阶，论资历而不唯资历，为公务员发挥聪明才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统筹解决选人用人的公平性和科学性问题，在保证公平性、实现用人公平正义的同时，把人选准选好，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完善流动机制，定期对公务员进行交流，把基层党政机关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上一级机关，形成鼓励引导有志青年到基层建功立业的导向，培养公务员多方面的工作能力，激发创造力。建立健全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辞职辞退、职务任期、交流回避制度。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公务员考核评价体系。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坚持从严治政，对公务员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树立公务员队伍良好形象，严肃查处公务员违反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等各种违法违纪行为。

第四，勇于创新，增强公务员制度的活力。解决公务员管理面临的一系列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必须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的意识和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创新制度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创新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对公务员管理实践证明正确的要坚持、要完善，对不正确的要摒弃、要改革。创新要牢牢把握全局，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公务员管理领域的创新，要以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依据，以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使公务员制度更加充满活力和旺盛生命力，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强主动性，富于创造性。

要在公务员法和有关配套法规的基本精神下，根据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探索新做法，总结新经验，完善制度内容，对一些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积极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认真借鉴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先进成果。要及时归纳总结推广各地各部门新的成熟做法和经验，对带有方向性，还不具备普遍推广条件的，要循序渐进地扩大试点，在试点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凡是有利于解决公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有利于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措施和办法，就大胆地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站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公务员管理工作者肩负着重要历史责任与使命。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努力开创公务员制度建设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谭健主编：《国家公务员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2] 宋世明著：《中国公务员法立法之路》，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3] 钱再见、陈辉著：《公务员制度创新与实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田培炎著：《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仝志敏主编：《国家公务员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三篇：我国秘书工作发展史

摘要】 秘书作为为 领导、主管或雇主提供辅助管理和综合服务的人员，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产生的，自秘书产生之日起，秘书工作便应运而生。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或部落联盟领导集团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至少有五千年左右。在秘书工作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伴随着历史朝代或国家政权的更迭，各种秘书机构不断发展演化，秘书人员和秘书官职纷繁复杂，各种秘书工作制度不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本文通过对我国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和演化过程的总结和概述，探索秘书工作的实质和发展规律，不断总结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经验，希望更好的做到“古为今用”，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古代优秀的秘书工作思想，更好的指导现实的秘书工作实践，进而使秘书工作内容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关键词】 秘书工作 产生 发展

我国秘书工作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历代的秘书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遗产值得继承和借鉴。本文通过对秘书工作的产生和发展的探讨，总结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规律以及古代秘书工作的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更好的为现实的秘书工作服务。秘书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其进行总结和探讨不是研究的思辩，而是为了反映本质。

一、我国秘书工作的产生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闻名于世。中国秘书工作发展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

(一）关于我国秘书工作起源的不同观点。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秘书工作究竟发端于何时，学术界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是随文书的产生而出现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根据这两个条件，可以推断，从广义范围来说，我国的秘书工作起源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即皇帝尧舜于时期，约距今四千五百至四千一百年之间；从狭义的范围而论，他起源于黄帝时期，即距今四千五百年之四千四百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晚期，最迟也应当起源于尧舜时期。

杨树森教授曾在《秘书工作》2001年第7期上发表《中国秘书工作起源新探》一文，论证我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还可以从黄帝上推五百年以上，即原始社会后期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之时，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二）秘书工作产生的重要条件。

秘书工作是“为领导提供辅助管理、综合服务”，因此，当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或领队集团的时候，为这些领导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也就随之出现了。社会组织和领导集团的出现，既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充分条件。

原始社会后期，逐渐形成了以血统关系结成的稳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氏族。氏族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又出现了血缘相近的氏族联合而成的胞族，若干胞族组成更大的社会组织——部落。部落由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胞族或氏族构成，他通常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习俗，并行成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和部落首领。到 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又出现了若干部落联合而成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组织是一个很大区域的最高行政组织，内部有相当严密的管理系统。据传黄帝设臵了分管各项工作的官职——“六相”，组成了部落联盟的领队集团，黄帝就是这一领导集团的核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统治阶级正是凭借国家机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建立起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秩序，由此产生了管理国家的政务与事务活动。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使社会交往也频繁起来，国家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交往记事的需要直接导致了秘书工作的产生。所以，社会领导集团以及国家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充分且必要社会条件。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文字的创造发明是人类文化前进的重要里程碑。有了文字，语言的书面形式才得以出现，临民治事的文书才能产生。《上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书是秘书工作活动的主要成果。自古以来，秘书工作活动的成果只能依赖文字记载的各种载体的书面材料才得以保存下来并流传于世。所以，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重要物质条件。

(三)关于我国秘书工作起源的推断。

那么，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究竟产生于何时呢？在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形成之前，早已出现若干氏族组成的“胞族”和若干胞族组成的“部落”。据《尧典》所载，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九个部落，九个部落包含一百个胞族，一百个胞族又包含若干氏族。如此推算，一个部落大约由一百个氏族组成，每个氏族按一百 人口计算，一个部落也有一万人。可见在部落联盟形成前，每个部落的规模九已相当大，部落领导机构或首领的管理活动九绝非通过直接交谈能实现的，部落酋长必须有人为其管理活动提供服务性服务，因此，从理论上说部落管理活动中就有了秘书工作。他的时间应该在黄帝之前的五百年以上。

我们从传说中黄帝时期的秘书工作的记载看，黄帝有史官多人，且有分工，这决不是原始的秘书工作，而是经过一定发展阶段的比较成熟的秘书工作。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联盟领导集团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五千年之前的黄帝时期，我国的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伴随着文字（甲骨文）的出现，殷商后期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一． 我国古代秘书工作概述

从春去战国时期到近代，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历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封建王朝，秘书工作方方面面难以尽述。以下仅就秘书工作机构、人员及其职掌的变化、重要秘书工作制度作简要介绍，以求掌握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一)秘书机构与秘书人员。

1．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官职。

先秦的秘书工作主要由史官担任，因而史官的官署被看成是最初的秘书机构。如西周的太史寮，负责宗教祭祀及文书册命等事务，下设“五史”，各司其职，其长官称太史（亦称大使），刘知几《史通•史官建臵》载：“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帮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史乎四方。”还有御史，或称柱下史，在五史中职位最低，主要是保管档案典籍，收受四方文书等。总之，太史寮是一个辅佐中央政府的综合性办事机构，已相当于后代中央秘书机构及其职能了。自传说中的皇帝时期到西周，史官一直是各代主要的秘书官职，其社会地位一直很高。这一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却发生了根本变化。春秋时期史官的数量虽然仍比较多，但地位却急剧下降，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另设秘书官职，如秦国的尚书，魏国的主书，齐国的掌书，楚国的左徒等。史官从此成了以保管国家档案文献为主要职掌的职务，不再是主要的秘书官职，他们对国家大政的影响也就很微弱了。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创设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机构，其中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秘书工作机构。汉承秦制，初期延袭了秦时的秘书机构的设臵，以后为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又不断地加以改革和完善。如秦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主政务，太尉掌管 军事，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并主管秘书工作，兼行监察职能。到了汉初仍设丞相府，御史大夫总理国家政务，相权有所增大。御史大夫仍为中央的秘书机构，御史大夫为皇帝耳目，既掌章奏，又司监察。到东汉桓帝时，设臵“秘书监”主要负责国家典籍的修撰和刊行，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秘书”命名的官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政权机构变化复杂，秘书机构及职官也极不稳定。明实诸乱，不复划一。秘书机构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之间不断地变换转移。

2．隋唐至宋元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官职。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其中央秘书机构主要承袭魏晋以来的“三省”制，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改革，称中书省为内史省；中书监、令为内史监、令；下书中书侍郎、中书舍人改称为内史侍郎、内史舍人；门下省的首席长官侍中改为纳言。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实行集体参议辅政体制。隋王朝虽然只有三十七年的历史，但它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中央机构的改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承隋制，唐初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代中期，鉴于中书舍人权势日重，唐初设立的翰林院，玄宗对其进行改革，翰林院的翰林学士开始分割中书舍人的制诏权，翰林学士出谋划策于内廷，以分割外相之权，实质上成了皇帝的近身机要秘书，可称名副其实的“内相”了。武则天当政时，为打击政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中书省新设了一个机构叫“匦使院”，其相当于现在的信访部门。匦使院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信访机构，虽然它具有封建社会的局限性，但就秘书工作本身而言，对后世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宋代承袭唐制，仍为三省六部制。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更为加强，建立了一整套以皇权为中心的庞大封建官僚机构。为加强中央集权和适应军事形式的需要，实行军政分离。行政大权集中于中书省，军机大权则由枢密院执掌，中书省和枢密院并称为“二府”。军权被枢密院分割既是适应军事形势的需要，同时又削弱了宰相的权力，是强化皇权的重要措施。宋代，翰林学士院仍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凡属重要文书或机密文书仍有翰林学士起草，还侍皇帝出巡，充当顾问。元代建国以后，仍仿宋体制，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秘书机构。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领，地位在一切臣僚之上。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全国设十一个行中书省作为派出机构代中央行事。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均设有检校、照磨、承发司、架阁库等秘书工作机构，分别负责检校文书、照磨文书、收发文书和文书立卷等具体工作。

3．明清时期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官职。

明初仍仿元制，设中书省为中央政务中枢，臵左右丞相总理六部事务。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建内阁，中央秘书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重大 变革。但这一制度并没有成为在封建制度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郡主专制政体完全相适应的辅政体制，在新的条件下，矛盾不断出现，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多昏庸无能之辈，且沉溺于享乐，中央秘书机构冗杂无条理，又加之宦官专权，政治日趋腐败。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康乾之治”时期，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点，中央秘书机构经历了内三院、内阁、南书房、军机处的演进过程。特别是军机处的设立，是清王朝对中央行政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颠峰。

从我国古代秘书机构的设臵及其职掌的变化来看，说明各朝统治者都很重视秘书工作。尽管机构设臵、官职名称频繁变更，但中央秘书机构一直紧紧地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成为各朝皇帝进行专制统治的喉舌和助手。自秦汉以后，皇帝是封建王朝的绝对权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秘书机构及其官员只能处于辅佐的地位。一旦僭越或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帝就要设法变动他们，或削弱其职权，或撤换其官员，或解散其机构，或另立新的官署取而代之。于是两千多年来，中央秘书机构从内廷到外廷的不断臵换秘书官员由内侍到权要的频频升迁也就成了历史规律。有的官员虽然位尊而无权，有的则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任朝代更迭，江山易主，秘书机构与官职名称变换无常，但中央秘书工作对于君主专制的辅佐性质始终没有改变，而是逐渐加强。(二)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制度。

为了学习和继承丰富历史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更好的开展对秘书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活动，下面，对我国古代一些主要秘书工作简要介绍。

1．文书用印制度。印章是信用与权力的标记，印章的使用始于商周，时称“玺”。秦律还规定，对盗用官印者依伪造罪惩办，严防未加印玺的或假印玺的文书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对印玺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文书加盖印章说明发文机关对该文确认无误，增强了文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直到现在，文书用印仍然是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2．副本制度。著作、书籍或文件的正本以外的复制本称副本。文书的副本制度是从西周建立起来的。西周时期，凡重要文书大多有副本多份，分存各处。副本制度的建立，对于保存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3．文书译传制度。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即有邮驿通信，邮驿即古代传递文书所设的馆舍。唐代译传制度已相当完备，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用于传送文书。到了清代译传发展的更加完备，每十五里设急递铺一所，公文到铺，立即登记，随到随递，不能延误。历代译传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保障了公务文书的畅达和政令的推行，同时也为后代的邮驿事业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4．一文一事制度。一文一事就是在一份公文中只能叙述一件事情，不同的事由不得混于一文。这一撰拟公文的原则在唐代就已形成了。一文一事作为文书撰制的一项制度规定下来，加快了文书的处理速度，既利于保密，又提高了办事效率，因而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5．秘书工作的保密制度。秘书工作的保密制度是从秘书工作产生的时候就开始形成的。秘书官员作为历代统治者的近臣，必然要接触到许多国家机密，这些直接关系到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秘书工作的保密工作，对秘书官吏有很高的保密要求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如西周时，用金属封缄的夹子 收藏 一些最机密最重要的文书。秘书工作的保密工作始终时秘书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文秘工作仍不例外。

6．贴黄、引黄制度。贴黄、引黄是古代文书撰写与处理所形成的一项制度。在唐代，敕书是用黄纸写的，如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就用黄纸贴上，然后改正，称为“贴黄”。对一些篇幅较长的文书将其内容要点引出，书写于文书封面或文首称为“引黄”。这些制度的形成便于分清文书的轻重缓急，从而提高文书的处理效率。明清时代的奏章贴黄制度对于解决公文的繁冗以及加快文书的处理速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现代公文处理中的来文摘要以及补充说明均可溯源于此。我国古代秘书除以上工作制度外，在其他方面，如公文的用纸、文书的批复或批办、文稿的处理以及所用字体都有一系列的规定，这些秘书工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奠定了现代秘书工作制度的基础。(三）我国古代的非官方秘书。

我国古代除官方秘书外，还有一些不享受国家俸禄的非官方秘书。这些秘书在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发展史上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私人秘书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上层贵族盛行“养士”之风，养士实质上就是为主人提供综合服务的私人秘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都是由手握军权的权臣建立的，他们在取得政权前曾任用一批人组成一套不属于正规官制的机构——霸府。所以一旦主人即位，霸府就是封建王朝，这一机构也就相应的变成了中央秘书机构。自隋唐以后，科举制产生并逐渐盛行，一方面成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为一些地方官僚、乡绅培养了大批能适应不同需求的秘书人才，这些人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家不支付俸禄，他们主要从雇主那里取得酬薪。到清朝时期，私人秘书已比较普遍，他们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其职责专业性很强，知识面也相当广泛，社会经验丰富，文化程度较高，具备了较强的业务能力。一些甚至出洋留过学，思想相当进步，回国后对雇主有较大影响，因而，他们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三、我国近代秘书工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有着古老文明和漫长历史的封建帝国，终于结束了它长期闭关锁国的历史，帝国主义的炮舰代开了它沉重的大门，使它从一个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制度也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秘书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清代末年的秘书工作。清代末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为了维持其行将崩溃的的封建政权，缓和阶级矛盾，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推行“预备立宪”。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首先，在 对外关系 上清政府以前的“天朝”地位已荡然无存，开始不断地屈服于外国列强。相应地，秘书机构地设臵也是为了屈从帝国主义的需要。如咸丰十年“总理衙门”内设翻译处、清档案房、机要股电报处等秘书工作机构，以处理国际往来事务。另外，清政府时期对外文书的种类也大大增加，并且在帝国主义的炮舰威逼下出现了一批卖国文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夏条约》、中俄《爱珲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以及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等等。所有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及相关协定都构成了当时对外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均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一批地地道道的卖国文书。

但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列强入侵，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的传入，使文书的载体材料和传递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如 摄影 技术的传入使不少有价值的照片作为形象记录到档案，为我们研究近代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使电报的使用，大大地加快了各级秘书机构地办事效率。所有这些都客观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秘书工作地发展。

（二）民国时期的秘书工作。

明国时期地秘书工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年，政权亦频繁更迭，但不论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政权机关都注意加强其秘书机构的工作，秘书工作也在动荡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1．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秘书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秘书机构设臵及其职掌大致仿照欧美等国家这也是我国秘书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秘书机构、秘书人员和秘书工作的开端。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适应其资产阶级政权的需要，对延习已久的封建王朝的秘书工作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表现为：简化文书种类，划一公文程式；革除封建称谓，使用公元纪年；规定办公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个月，但其制定的各项秘书工作制度力除封建王朝的种种积弊而具有民主的、进步的意义。对整个民国时期的秘书工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基本内容和形式为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所延袭。2．北洋军阀时期的秘书工作。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基本上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秘书工作，但这一时期政局极不稳定，制度混乱多变，十七年间，产生了四十四届内阁，更换了二十多名内阁总理。一方面，他们重视和加强文书档案工作，为其反动政权服务，因而秘书工作在动荡中有所发展，如统一了公文程式和办文程序，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还培养了一些秘书人才。另一方面，他们又大肆破坏文书档案，以掩饰他们的劣迹。如袁世凯在他统治的四年多里，曾两次下令烧毁档案，灭其罪证。一些历史财富和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3．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秘书工作。国民政府成立后，内部机构有秘书处、副官、参事处等。秘书处受主席或常委指导，管理秘书事务。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为维护并推行其法西斯专政，对当时的中央机关和各部文书工作进行了几次影响较大的改革。如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书和文书工作的条令和办法；加强机关文书收发部门与档案部门的联系；对档案工作加强了监督、调整并作了相应的制度性规范。尽管国民党政府对各级秘书机构以及文书档案工作作了一些改革和规范，妄图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这些具体的文书改革和档案管理措施对秘书工作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反共反人民以及维持其***的本质使得它不可能革除政治腐败带来的种种弊病，其最终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三)建国前党领导下的秘书工作。秘书工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从属与一定的政治集团并为其服务。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秘书工作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为实现党的纲领，争取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伟大事业服务的，它的出现，使中国秘书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进行的。一大所通过的文件是我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也是我党秘书工作最早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建立了中央秘书处，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工作的第一任秘书。同时党内设臵了中央秘书长一职，首任秘书长是王若飞，在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还有邓小平、周恩来。李维汉等人。

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南昌起义失败后，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央秘书处对文件的制作、阅览、传递和保管都设有专门地点，采取极端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地下党机关秘书工作的特点是“密”和“精”，以免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党的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后，中央秘书处就自然撤销了，长征中，只保留机要科，到达陕北后，1937年又恢复了中央秘书处。

3．抗日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从中央到各边区政府都恢复、建立、和加强了秘书工作，1937年秘书处重建以后，下设机要、文书、材料和会计等科。为适应特殊环境的需要，不仅恢复和建立了秘书工作机构，而且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秘书工作制度，如改革了旧的的公文程式；创建了新的办文制度；改进了机要译电工作；加强了会务组织工作。所有这些极大地提高了秘书机构地办事效率和安全，适应了特殊的斗争形势。

4．解放战争时期地秘书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和平条约，积极反共反人民，先后全面和重点地进攻了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地秘书工作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同敌人周旋，党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时期成立了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机要处等机构，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曾三任秘书处长。这一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各级机关的秘书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制度与办法，从而使文书工作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为建国后的秘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此，我们可以回顾并归纳一下党中央秘书机构设臵的情况：1926年成立中央秘书处，1933年在白区撤销，1937年在陕北重建秘书处，1947年因疏散、转移它的职能事实上消失了，1948年在西柏坡恢复和重建，直到1949年中央机关进入北京。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秘书工作(一)建国初期的秘书工作。

1．各级党政机关秘书机构的设臵。秘书机构是国家行政机关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中，受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获得了很大发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其职责是协助政府主席。1949年12月发布的《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规定：各机关得设办公厅；为分掌业务，得设司或处。这实际上是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掌管机关综合性事务的秘书机构与分管专门业务的职能部门平列的机关格局，同时规范了秘书机构的名称——办公厅（室）。此后，各省、地市、县级的行政机关基本上按照政务院的格局设臵了相应地秘书工作机构。

2．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为了及时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级行政机关的秘书工作经验，使秘书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与1951年4月召开了全国秘书长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规范行政机关的秘书机构和秘书工作，作出了《政务院关于各级政府机关秘书长和不设秘书长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任务和秘书工作机构的决定》。这标志着新中国的秘书工作开始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3．各项秘书工作制度的形成。在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召开前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了各项秘书工作制度，其中主要有：印信管理制度；保密制度；信访工作制度；机关文书和档案工作制度等，这些均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秘书工作高度重视，使秘书工作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加上工作探索中的一些失误，致使秘书工作发展缓慢，50年代中期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二）文革时期的秘书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得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各项文化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秘书部门作为直接为领导服务的机构，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大多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批斗，国家文书档案工作也受损严重，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材料都流失了。另外，许多富有经验的秘书工作人员离开岗位参加“运动”，加上教育落后，致使秘书队伍素质明显下降，秘书后备人才严重不足。这一时期的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凡是”被当作衡量一切工作的真理，导致秘书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如公文文风极不正规，公文中甚至出现“万岁”等字眼。

总之，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偏离了正确的服务宗旨，各项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国家秘书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三）三中全会后的秘书工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会议拨乱了反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我国进入了全面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秘书工作也出现了新局面。1981年1月第二次全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的召开，对建国后秘书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进行了全面总结，继承并完善了一些秘书工作制度，恢复了文革时期不少停滞的秘书工作。标志着我国秘书工作重新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正轨。此后，国务院连发文件和各项指示，对公文的处理办法，公文的起草，各项文书档案工作都做了制度化规定，大大提高了秘书部门的办事效率，促进了秘书工作的迅速发展。

此外，由于国家对秘书工作的重视，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的极大需求，秘书逐渐成为一项职业，各高等院校开始开设秘书专业课程，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秘书人才，满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对各种秘书人才的需求。加上办公自动化的迅速发展，现代化的办公设备进入一般单位 办公室，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秘书人员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秘书工作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四）加入 WTO 后的秘书工作。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市场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对秘书人才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笔者总结认为“入世”后我国的秘书工作特别是企业秘书工作要应对WTO的挑战，秘书自身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知识： 1．科技性知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代科技知识的冲击，这对秘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秘书工作要想为领导提供高效服务，秘书人员就不但要在做起草文件、草拟讲话稿、搜集整理信息等传统工作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同时要能创造性地发挥现代化办公技术的作用。2．复合性知识。“入世”之后，我国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从提高效率、节省开支出发，往往要求秘书要一专多能：既能撰写文稿又能处理文书、档案，既会使用电脑又懂外语，既能管理好内部事务又能胜任公关、洽谈业务。3．外向性知识。“入世”后，随着世贸组织各国与我国贸易交往的增多，我国文秘工作者迫切希望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增强对外沟通能力。“入世”之后其秘书工作的实务性只会愈来愈强，而决不会愈来愈弱。因此，秘书注重实务性知识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4．实务性知识。“入世”后，我国的秘书工作将加快由“虚”到“实”的转变。特别是在私营企业中，秘书工作务“实”的特点更为突出。“入世”之后其秘书工作的实务性只会愈来愈强，而决不会愈来愈弱。因此，秘书注重实务性知识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5．艺术性知识。“入世”之后，企业对秘书独创能力的要求会愈来愈高：要求秘书在判断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为企业领导提供超前服务时，必须发挥思维 创造力。

纵观秘书工作的发展历史，秘书工作在任何时期对于任何领导都不可或缺。而秘书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使秘书工作及其制度不断地获得发展和完善，必须注重实践，注重积累，要不断地总结过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继承一切优秀的秘书工作思想成果，不断探索并掌握秘书工作规律，进而更好的指导工作,指导各项实践活动。

第四篇：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史

1.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1874年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创办了第一所盲，1877年查理夫妇在山东登州创办了第一所聋校。从那开始中国的特殊教育也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这100多年来，中国的特殊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建立新中国以后在党和中央的关怀下特殊教育事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和一些成果。

1.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体系形成和逐步完善

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义务教育的普及任务逐步完成，普及特殊教育的层次将随整个教育事业发展而逐步提高。1987年，我国特殊学校只有286所，到了1997年则达到了1440所，特殊儿童也从29673人增长到了34.06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特殊教育主要是以特殊学校作为主要形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残疾儿童数量多，基数大，且80%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等国情，提出了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和残疾儿童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的新形式。现在，以大量的特殊儿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班为体干这样一种格局已经形成。我国基本上形成以教育部门为主，民政部门、卫生部门、残疾人联合会部门和社会力量作补充的特殊教育办学模式。

特殊教育的师资培训体系也在更进一步发展。首先是特殊教育教师的文化知识层次将进一步提高。如上海从1997年起，允许全市已具有专科学历的小学、幼儿园教师参加本科段的特殊教育专业学历培训，比普通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高层次学历培训至少提前了至少5-10年，学历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其次是老师的专业按能而更广。目前，中国大陆，有的城市确定了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首先要具备普遍教育的能力资格，然后经过进一步的特殊教育知识学习和特教技能培训，达到特殊教育教师的岗位要求。

除此之外，在特殊教育中，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和充分使用，助听器具、助视设备、假肢以及计算机等在更多特殊学校得到使用，一些更新的帮助聋人听声音、帮助言人和低视力人看书、写字、看图形的工具逐步普及，从而更加有利于残疾人更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2.一体化教育正在大力推进

过去，中国的特殊教育在安置上重隔离，特殊儿童局限于特殊教育学位，儿童福利院等隔离性机构之中，随国际上特殊儿童回归主流邉拥拈_展和一体化教育，融合教育的发展，中国特殊教育也逐步受到影响，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表现在：

首先，特殊教育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称特殊教育对象为残疾或残疾儿童，后来改称为特殊儿童，发展到今天则统称为特殊需要儿童。这表明特殊教育对象不断得以扩展。如今，许多自闭症儿童、言语障碍儿童、学习困难儿童和情绪障碍儿童等也受到极大的关注，超越了原有的三大类特殊教育对象的属限。同时，新的特殊儿童定义改变了过去一味强调儿童的“特殊性”，而更加关注特殊儿童与常人的共同性。

其次，特殊教育的安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对特殊儿童主要采取隔离式安置政策，把特殊儿童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现在对特殊儿童的安置表现出了新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学校为本位的全纳安置方式，体现于:(1)在正常班级安置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大部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安置在普通学校的正常班，(2)在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班级安置在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通常是在严重障碍的儿童或有多重障碍的儿童被安排在普通学校设立的特殊班级，根据儿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实施特殊教育。(3)各地适当地保留或新建改建了一批特殊教育学校，作为当地特殊教育的教研、科研和资源中心。特殊教育立法的完善。

3.特殊教育体系一步完善

我国在下大决心解决特殊儿童入学问题的基础上，正在遂步完善特殊教育的体系，现在，特殊教育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体系，特殊教育受教育的机会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4.特殊教育立法得到加强

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特殊教育的法律建设，力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教育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既有从《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到地方法规的纵向层次结构，以适应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又有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横向结构的联系，包括残疾人教育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因素的关系，我国残疾人教育立法已基本形成体系。

2。你认为我国未来的特殊教育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特殊教育将继续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进步。中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

同时，中国的特殊教育还要有一股勇气，那就是勇于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在诸多的不如意面前，勇于解部，勇于改革。

首先，我们要更新归的观念，纠正错误认识。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许多阻碍都来自于人们观念的陈旧，来自于人对人类自身平等性认识的不足，来自于人们过多地以功利性的视野去看待特殊教育。纠正错误观念是我们改革的首要任务。

更新观念井非是观念的主观的强加，更应以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系统的理论加以纠正。树立大特殊教育观便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大特殊教育观是指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经济、文化条件下，与普通教育密切结合的，与小区服务相互配合的开放的特殊教育。大特殊教育在实践上表现为:编制个别化教育计划，实施个别化教学;学校以儿童为中心，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教育教学；改变学习的环境，提供各样的辅具，以生态化观念为指导，使环境最大限度地适应学生的要求；建立支持系统，提供相关服务，强调教师和家长给学生提供行为和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包括自然支持和社会支持。大特殊教育强调把所有特殊儿童看作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更加强调其与正常儿童的共性，安置上实施零拒绝方案，让担任基础教育的学校具有接纳全体儿童的能力。大特殊教育观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视角去看待所有儿童，是以儿童为本的融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脉络，抓住了人本主义的精神内核，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

其次，大力发展特殊教育的科学研究，为特殊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可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多元文化取向。特殊教育研究应兼顾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不能偏执一方。同时，特殊教育是一种边缘性学科，涉及医学、教育学、遗传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因此，其研究也要涉及多种学科和领域，综合多方面的科研成果来深化研究。(2)努力借鉴国外先进的成果，同时结合本民族的特色。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研究仍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因为国外的特殊教育历史校长，水平也较高，值得借鉴的经验多，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比较和借鉴。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一味照搬，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有我国自己的特色。(3)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实验研究力度。特殊教育研究不能只限于描述、观察，而要有必要实验研究和其它实证性研究。(4)加强交流，促进国际合作，增加经济投入、进行跨地区、跨文化的国际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可以为我国特殊教育飞快发展提供更多经验，也能提高我国学者的研究水平。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而且特殊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协作和配合，如果没有合作配合，就难以形成稳定的管理系统和教育机制，这些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社会各部门的职责。我国应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加强地方立法，拉近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距离，制定更加细致，更加全面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

第四，加强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工作，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要解决当前特殊教育师资整体水平明显劣于普通教育师资的现状，需在师资培养上做出长期的努力。关键性的工作是要大幅度的提升教师的学历水平，提高广大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技能，为此可采取的措施有:(1)建立井实施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2)制定随班就读的师资培训制度。对于承担随班就读教育任务的师资进行轮训，对于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进行特殊教育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培训，作为各类师资培训的公共必修的内容。(3)建立骨干教师培训及培养制度。，有计划地为各地培养一批骨干教师，力争在 “十五”期间形成一支政治、业务素质优秀，专业，年龄结构合理的骨干教师队伍。

第五，大力加强劳动技能和职业教育，提高残疾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把加强劳动技能教育和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切实让学生掌握易一定的职业技能，为他们将来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适应社会需要创造条件。

第五篇：我国医院发展史

医院是人们防治疾病与康复的机构。在《汉书》上记载有我国最初的医院形式：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平帝纪》卷十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居民隔离医院。康·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设有患坊，收容贫病的残病人和乞丐，并设有专门隔离及治疗麻疯病人的“疠人坊”。到了宋代，医院的内涵更加丰富，各种组织、章程渐趋周密。当时由政府出资办的医院大多叫“安剂坊”；一些私人办的医院叫“养济院”。医院的内部有专职管理人员，有病房、医生、有病历表。政府还根据医院的医疗业绩给予规定的奖励。这样的医院除在北宋的京城(开封)设立外，还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也可看到，如苏州城内的“济民药局”、杭州太守苏东坡办的“病坊”等等。

建立接近于现代形式的分科医院大约在1850年以后，如太平天国末年(约在1860年前后)，干王洪仁轩当政，曾在天京办了一个医院，由他本人亲自领导。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常胜军镇压农发革命运动，曾经聘用外国医生在松江、昆山开设军队医院。1918年建立的北京中央医院，是现存的国人创办的最老的现代化医院。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除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侵略我国外，还派遣了大批的医学传教士在我国民间行医、办医院，在利用小恩小惠蒙蔽中国人民的同时，还把办医院作为了一种侵略手段。如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建了第一个教会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又在广州建了医院(即后来的博济医院)，这也是美国在远东及我国建立的第一基督教会医院。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在我国发展较快，结止到解放前，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会医院达340所，遍布全国许多城镇，其中不少教会医院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教会医院的大量涌入对我国传统医院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军队里，虽然缺医少药，但是也在极其危险、艰苦的环境下创办了许多医院(其中一些是秘密的地下医院或疗养院)。如工农红军长征时就设有18所医院、2个疗养院；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办地下医院达50所；在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军队中有各级各类医院，而且解放区的许多县城里也都建有医院。这些医院中的人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防病治病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关心下，我国的医院建设日新月异，为院形式亦多种多样。近年来，我国各级卫生部门坚持对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深化卫生改革，进一步提高卫生服务质量与水平，促进了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结止到1999年底，我国有医院16678个(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15413个)、卫生院5.03万个(其中城市街道卫生院563个，农村乡镇卫生院4.97万个)、疗养院48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