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途径

第一篇：探索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途径

探索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途径

“看病难、看病贵”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医改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对这一涉及百姓民生的话题，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由此也产生不同的理论研究与舆论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二：一则产生“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底归责于谁？二则医疗运行到底该如何才

能让群众认为看病“不难”“不贵”？下面，笔者通过自己在基层医院工作的一些经历感受及对相关行业部门相关人群的调查采访，对这民生话题做些粗浅的探讨，期望对缓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及构建和谐卫生有一定裨益。

一、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分析

（一）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表现

“看病难”难在：（1）路途遥远，求医不方便，特别是对一些偏远山村的农民。（2）医疗机构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医疗需求。如医务人员业务差，诊断设备差，设施简陋，诊断不清，治疗效果差等。（3）医疗机构服务不到位，如医院的科室设置布局不合理，程序复杂，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存在门难进，脸难看。（4）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取药、候诊排长队存在“难等”之难。

“看病贵”贵在：（1）药费贵（2）检查费贵（3）一些特殊治疗器械贵（4）过度治疗，小病大治拖治产生不合理费用。

（二）“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分析

通过医院目前的一些现状，结合医疗运行的一些机制我们不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在于：

（1）村级医疗机构地理环境限制及卫生行政部门对村级医疗机构配置不到位导致不少农民就医“行路难”。

（2）一方面政府对卫生投入不足，影响了医院设施的更新完善、设备的添置、人才的培训、技术项目的开展等，导致医院的医疗救治能力差，影响了群众就医高效快捷；另一方面医院自身经营水平有限，无能力解决自我发展的经济投入，影响了医疗服务能力。

（3）医院管理不到位，内部约束机制不全不力，个别医务人员素质差，导致群众看病难。

（4）卫生材料价格虚高，药品流通领域管理不规范，流通环节层层加码，药品降价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加重了“看病贵”的程度。

（5）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医疗事故处理实行“举证倒置”，出于自身防范目的，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过度检查，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负担。

（6）医学科技在发展，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和新材料在不断运用，诊疗手段的进步，患者在享受到安全、准确、快捷的诊疗服务的同时，支出费用相应提高。

（7）医院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市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医疗卫生费用上涨是医学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幅度内增长不可避免。

（8）医院为了生存与发展片面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科室或医生为完成目标任务，提高效益工资，采取过度治疗行为，加大了患者的负担。

（9）个别医生职业道德败坏，只为追求回扣、提成，大处方乱开药；个别医生基础理论差，诊治水平低，只知借助大型设备检查或滥检查；个别医生为泄心中不满，把情绪带到医疗工作，迁怒于患者身上发泄或“狠宰”。

（三）“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底归责于谁

根据上述的成因分析，我们不难理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一种综合性问题，不能单归责于某一行业某一部门，它是一问题链，其中涉及物价部门对药价及特殊医疗器械的审批定价，涉及药监部门对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流通监管，涉及政府的投入，涉及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执法，涉及医院的内部经营管理，涉及院长的管理能力与素质，涉及医生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光解决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医疗费用产生的关键环节是医院，医院应是医疗费用的“守门员”，医院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的缺失将导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加剧升温。正是现行医院“点菜”别人（患者、政府、单位）“买单”的医疗运作机制，加之某些主客观原因，才导致医生、医院、药商、药厂出现不少乱“点菜”、乱“买菜、”多“点菜”、多“卖菜”、乱“卖菜”、乱“做”菜现象，因而也就导致人们对他们口诛笔伐。所以，如何探索新的“三医”（医疗、医保、医药）运行体制与机制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核心举措。另一方面要摒弃一种看法，认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就是目前政府投入不足，只要政府加大投入问题就迎刃而解。其实并不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政府投入固然十分重要，但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竭制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和流失，盘活现有大量闲置的资源，规范并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益。

二、努力探索医疗运行新机制，寻求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途径

（一）完善县-乡-村医疗服务网络，切实加强医疗救治体系建设

1、探索“院办院管”的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机制，走集约化、集团式、连锁式经营管理模式。把村卫生所的主办权转变为乡镇卫生院主办，村卫生所是卫生院派出的分支机构，经营上统一管理、统一经济收入与支出，改变以往各自为战、单打独斗、恶性竞争的局面，使多个单一利益主体变为以乡镇

卫生院为中心的一个综合性利益主体。在扩大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以“小航母”的实力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1）合理设置村卫生所，减少卫生所数量，适当扩大村卫生所规模，控制服务半径和覆盖人口。（2）村卫生所建设立足高起点、高标准，卫生所的场所、人员、医疗设备、药品等按卫生部颁布标准建设。经济来源采取村里投一点、镇财政补一点、卫生院添一点。（3）树立品牌意识，把村卫生所都冠以“×××卫生院×××村医疗点”。规范医疗服务，保证药品质量，让农民得到安全、快捷、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4）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在服务模式上变过去的“坐堂行医”为“送医上门”； 在服务内容上，由过去单纯的医疗转向集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在队伍建设上，转向培养全科人才为主； 引入慢性病防治机制、开展慢性病的普查普治；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所之间随时“双向转诊”。

2、切实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人才资源是卫生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卫生工作面临的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人才，主要表面在三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单位缺乏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不少单位的领导拥有专业技术优势，缺乏管理经管和统筹协调的经验。二是医疗机构缺乏突出的科技人才。三是农村和社区缺乏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的“全科医生”人才。人才缺乏的状况不解决，再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精廉的设备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3、开展对口帮扶，实现人才技术资源共享。一是科学调配县级医疗机构技术资源支援乡镇卫生院建设，促进乡镇卫生院发展。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各个乡镇卫生院发展状况，针对技术力量最薄弱环节，统筹安排应予支援的技术人员，在县级医院派出技术水平较高、专业对口的技术人员到乡镇卫生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年限半年至一年，其间肩负该卫生院专业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解决该卫生院该专业的缺陷。二是争取县级医院以上技术力量支援全县的医疗建设。

4、切实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存在的问题与管理不善、执行规章制度不严、约束工作人员不力有直接关系。一方面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如岗位责任制、医疗质量评估制度、合理用药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公示制度、群众评议评价制度、财务经费管理制度、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等，靠制度调动积极性，靠管理规范服务行为，经常性检查监督。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要积极履行职责，提高自身素质与管理能力，其主要任务应该是抓严格管理，抓建章立制，抓肃风整纪，抓检查监督，抓激励教育、抓组织协调，做到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秩序，向管理要人才，向管理要纪律、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

5、从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入手，激活医务人员危机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人事制度改革可推行人事代理制，真正打破“铁饭碗”，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分配制度中绩效考核不能光与业务收入挂钩，要把服务数量、控制单病种医疗费用、减少住院日、控制药品比例等相结合考核分配，引导医生靠增加服务数量与提高服务质量来增加业务收入。

（二）加强卫生监督，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切实维护群众就医权益

长期以来，卫生系统的行业监督比较薄弱，很多检查流于形式。有些医疗卫生机构法制观念淡薄，令不行，禁不止，致使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不规范等严重损害了群众就医权益，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与医患矛盾不断激化，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体系建设，明确卫生监督的任务和职责，健全卫生监督工作的运行机制。应建立执法责任制，对卫生监督机构失察、失职行为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明确任务，责任到人，保证卫生监督的主动、公正和效率。重点要抓好四个环节的监督检查：

1、打击非法行医。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等违规行为。严格对医疗机构的执业资格、执业范围及医疗人员的执业资格、执业注册进行监督检查。

2、完善医疗质量监测检查和评估制度，定期开展诊疗规范的监督检查，查处滥检查、乱开药、诊治不规范等行为。可根据卫生部有关诊疗规范，结合当地实际，组织技术专家制定相关的诊疗规范手册。成立专门的技术专家评议督查组，定期组织到医疗机构抽查，特别是对临床用药进行督察质询，从医疗费用控制、住院日控制等方面综合评价考核，对不合格或严重超标准者予以严厉查处。

3、紧紧围绕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认真查处红包、回扣、开单提成和乱收费等违法违纪行为。完善举报制度，敢动真格，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4、切实加强对院长负责制的督查。医院的改革与发展成果如何，院长的能力与素质非常关键，加强对院长的考核与监督非常必要。要加强对医院的卫生目标工作考核，加强对院长的管理水平、廉政建设、工作成效的考核。建立院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基建项目公开招标制度，医疗器械和药品统一招标采购制度等。在努力“开源”的同时开展好“节流”，节约各项开支成本，建立起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进一步规范药品流通领域的管理

加强对药品及医疗器械价格的宏观调控，在保证生产厂家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深入整顿和规范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加大对流通环节的监督力度，杜绝进入医院的药品及器械价格层层加码。

（四）建立和完善农村及城镇健康保障体系。

坚持政府引导，自愿参加的原则，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坚持大病统筹小额门诊补助相结合，规范管理与方面群众相结合，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及城镇医疗保险制度，逐步缓解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在运作上做到“四个规范”：一是规范机构设置，二是规范资金的筹集，三是规范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四是规范医疗服务。可探索将参保人员的医保费用连同医保责任按人头包干给具备一定条件的“首诊定点医院”，费用超支不补，结余归医院，变医院“点菜”别人“买单”为医院“点菜”医院自己“买单”，促使医院不该点的“菜”自觉不去乱点，从而最有效控制资源的浪费和流失。

（五）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施健康“民生工程”的保证

卫生工作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人民群众往往通过医疗卫生服务看经济发展成果，看政府管理的水平，看党风廉政建设，看社会和谐公平。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医疗服务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会影响国民健康素质，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影响群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权益是政府的一项重大职责，必须把它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素质的大局中去统筹谋划，安排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一方面体现对卫生的投入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发展、管理、统筹、协调卫生事业的支持上。

总之，产生“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医院是矛盾的集聚地，但不是问题的“发源地”。过分责难医院或只要求医院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不恰当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正确理解“看病难、看病贵”成因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在现阶段国民不富裕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既不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长期不懈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第二篇：探索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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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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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看病贵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反响强烈的热门、难点问题，也是医改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对这一涉及百姓民生的话题，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懂得不同的意见，由此也产生不同的理论研究与舆论争辩。争辩的焦点有二：一则产生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底归责于谁？二则医疗运行到底该如何才干让群众认为看病不难不贵？下面，笔者通过自己在基层医院工作的一些经历感受及对相干行业部门相干人群的调查采访，对这民生话题做些粗浅的探讨，期望对缓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及构建和谐卫生有必【新锐制作 皆为精品】 定裨益。

一、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分析

（一）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表现

看病难难在：（1）路途遥远，求医不方便，特别是对一些偏远山村的农民。（2）医疗机构技巧力量单薄，难以满足医疗需求。如医务人员业务差，诊断设备差，设施简陋，诊断不清，治疗效果差等。（3）医疗机构服务不到位，如医院的科室设臵布局不合理，程序复杂，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存在门难进，脸难看。（4）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取药、候诊排长队存在难等之难。

看病贵贵在：（1）药费贵（2）检查费贵（3）一些特别治疗器械贵（4）过度治疗，小病大治拖治产生不合理费用。

（二）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分析

通过医院目前的一些现状，联合医疗运行的一些机制我们不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在于：

（1）村级医疗机构地理环境限制及卫生行政部门对村级医疗机构配臵不到位导致不少农民就医行路难。

（2）一方面政府对卫生投入不足，影响了医院设施的更新完善、设备的添臵、人才的培训、技巧项目标开展等，导致医院的医疗救治能力差，影响了群众就医高效快捷；另一方面医院自身经营程度有限，无能力解决自我发展的经济投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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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工作，迁怒于患者身上发泄或狠宰。

（三）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底归责于谁

根据上述的成因分析，我们不难懂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一种综合性问题，不能单归责于某一行业某一部门，它是一问题链，其中涉及物价部门对药价及特别医疗器械的审批定价，涉及药监部门对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流通监管，涉及政府的投入，涉及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执法，涉及医院的内部经营管理，涉及院长的管理能力与素质，涉及医生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光解决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但是我们要苏醒地看到，医疗费用产生的要害环节是医院，医院应是医疗费用的守门员，医院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的缺失将导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加剧升温。正是现行医院点菜别人（患者、政府、单位）买单的医疗运作机制，加之某些主客观原因，才导致医生、医院、药商、药厂涌现不少乱点菜、乱买菜、多点菜、多卖菜、乱卖菜、乱做菜现象，因而也就导致人们对他们口诛笔伐。所以，如何摸索新的三医（医疗、医保、医药）运行体制与机制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核心举动。另一方面要摒弃一种意见，认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就是目前政府投入不足，只要政府加大投入问题就迎刃而解。其实并不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政府投入固然十分重要，但不可疏忽的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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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疗点。规范医疗服务，保证药品德量，让农民得到安全、快捷、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4）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在服务模式上变过去的坐堂行医为送医上门； 在服务内容上，由过去单纯的医疗转向集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导、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在队伍建设上，转向造就全科人才为主； 引入慢性病防治机制、开展慢性病的普查普治；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所之间随时双向转诊。

2、切实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人才资源是卫生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卫生工作面临的艰苦很多，最大的艰苦是缺乏人才，重要表面在三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单位缺乏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不少单位的领导拥有专业技巧优势，缺乏管理经管和兼顾和谐的经验。二是医疗机构缺乏突出的科技人才。三是农村和社区缺乏为群众供给基础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的全科医生人才。人才缺乏的状态不解决，再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精廉的设备也难以有效施展作用。

3、开展对口帮扶，实现人才技巧资源共享。一是科学调配县级医疗机构技巧资源援助乡镇卫生院建设，增进乡镇卫生院发展。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各个乡镇卫生院发展状态，针对技巧力量最单薄环节，兼顾安排应予援助的技巧人员，在县级医院派出技巧程度较高、专业对口的技巧人员到乡镇卫生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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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卫生监督，进步依法行政能力，切实保护群众就医权益

长期以来，卫生系统的行业监督比较单薄，很多检查流于情势。有些医疗卫活力构法制观念淡薄，令不行，禁不止，致使违法违纪问题时有产生，医疗机构诊疗举动不规范等严重侵害了群众就医权益，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与医患抵触不断激化，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牢固。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系统建设，明确卫生监督的任务和职责，健全卫生监督工作的运行机制。应建立执法责任制，对卫生监督机构失察、失职举动要履行严格的问责制，明确任务，责任到人，保证卫生监督的主动、公平和效率。重点要抓好四个环节的监督检查：

1、打击非法行医。严正查处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等违规举动。严格对医疗机构的执业资格、执业领域及医疗人员的执业资格、执业注册进行监督检查。

2、完善医疗质量监测检查和评估制度，定期开展诊疗规范的监督检查，查处滥检查、乱开药、诊治不规范等举动。可根据卫生部有关诊疗规范，联合当地实际，组织技巧专家制定相干的诊疗规范手册。成立专门的技巧专家评议督查组，定期组织到医疗机构抽查，特别是对临床用药进行督察质询，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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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及城镇医疗保险制度，逐步缓解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保障群众基础医疗，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在运作上做到四个规范：一是规范机构设臵，二是规范资金的筹集，三是规范资金的管理与利用，四是规范医疗服务。可摸索将参保人员的医保费用连同医保责任按人头包干给具备必定条件的首诊定点医院，费用超支不补，结余归医院，变医院点菜别人买单为医院点菜医院自己买单，促使医院不该点的菜自觉不去乱点，从而最有效把持资源的糟蹋和流失。

（五）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撑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行健康民生工程的保证

卫生工作与国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干，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门问题，国民群众往往通过医疗卫生服务看经济发展成果，看政府管理的程度，看党风廉政建设，看社会和谐公平。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必定的医疗服务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会影响国民健康素质，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影响群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保证宽大国民群众的卫生健康权益是政府的一项重大职责，必须把它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护社会牢固，进步国民素质的大局中去兼顾策划，安排安排。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撑一方面体现对卫生的投入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发展、管理、0【新锐制作 皆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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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福建省

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2005年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提出的要求，福建省卫生厅在2005年3月底发出了《福建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医疗机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工作的意见》，确定每门诊人次收费和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不高于2004年水平，同时对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等5项指标设定了合格标准。2005年4月29日，召开“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电视电话会议，就落实控制医药费用增长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部署。会后，重点做了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制度。在省属10所医院医疗指标公开基础上，建立三级乙等以上32所医院医药费用公示制度。制发了包括核定2005年省属医疗机构医药费用控制指标、控制医药费用工作（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等）评估方案、全省县及县以上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检查方案等。二是加强督查和指导。2005年6月和11月，两次组织7个检查组，分赴省属和9个设区市35家医院，对控制医药费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提出整改意见。编印了《福建省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文件汇编》和《福建省级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工作手册》，供医院学习和参考。三是通报情况。分别召开4次设区市卫生局长、省属医院院长以及设区市卫生局财务科长和三级以上医院财务科长通报会，通报医药费用工作执行情况。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维护医疗机构社会信用的层面上，从推动医疗机构科学管理、集约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创新上，正确认识开展控制医药费用增长、减轻群众看病负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努力把宏观调控理念转化为医疗机构管理者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自觉行为，共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取得了初步成效。

2005年全省县及县以上191家医院每门诊人次收费水平（106.15元，比2004年增长1.68%）达到控制指标的有151家，占79%；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4731.3元，比2004年下降0.72%）达到控制指标的有140家，占73%，医药费用的增幅得到初步控制。漳州市、三明市和省肿瘤医院等一些地区和单位控制医药费用工作效果较为明显。

加快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组织起草了《福建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目前已通过省政府审核，即将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各地实施。同时，制定了救灾防病、非典、鼠疫、血吸虫病、疟疾、禽流感、生化恐怖袭击等13个单项应急预案，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初步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省卫生厅定期与农业、出入境检验检疫、旅游部门联系，互通疫情和有关信息。与南昌铁路局福州办事处、省交通厅、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民航福建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建立了传染病防控联动制度，确定了联络员和通讯方式。机场、车站、港口所在医疗机构与上述部门加强沟通和协作，共同做好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的交接和救治工作。在夏秋季发生霍乱疫情期间，福建省卫生厅两次向上述部门通报霍乱疫情，并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民航等部门通力合作，及时做好往返境内外疑似霍乱病人的交接、救治及疫点消毒、密切接触者管理等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重大疾病控制 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2005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65 起。各级卫生部门快速反应，积极应对，省卫生厅及时组织省级专家赶赴各地，指导、协助基层卫生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和医疗救治工作。2005年，福建省卫生厅及时组织处置了诏安“5.29”急性中毒、南平“8.5”硫酸二甲酯泄漏、福州“8.8”公交车爆炸等10多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控制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对“6.17”闽西北特大洪灾和“海棠”、“泰利”、“龙王”等多个强台风的侵袭，在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福建省卫生厅及各地卫生部门按照《福建省救灾防病预案》的要求，迅速、规范、有效地展开救灾防病工作，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省卫生厅共派出18个工作组45人次到南平、三明、福州、宁德等灾区督促、指导灾后防病工作，调整业务经费200万元支持受灾地区的救灾防病工作和补助受灾严重的农村卫生院恢复重建，并及时向灾区调拨漂白粉82吨、漂白粉精片3.2吨、敌敌畏4.6吨、钩端疫苗15万人份以及部分药品，有力地支援了灾区的灾后防病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灾区各级卫生部门累计

机构及疾控机构加强疫情监测，做好培训和对全省医疗卫生人员进行考核。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预检分诊，及时甄别、发现可疑病人。加大了人禽流感防治宣传力度，做好各项应急物资贮备。与农业等部门加强协作，联防联控。强化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预防病从口入。对全省防控工作进行督导和模拟演练。及时处置了三明市梅列区发生的1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成功救治漳浦县1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受到卫生部通报表扬。

逐步推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落实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精神卫生的社会和公众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在福州台江、闽清开展重性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项目，推进精神疾病的社区防治和管理工作。开展全省成人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初步建立全省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系统。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创建卫生城镇工作力度，对全省26个2002年以前命名的省级卫生城市（县城）按新标准进行重新认定，新创了龙海、诏安两个省级卫生城。到2005年底，世行贷款第四期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基本实施结束，可改善56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卫生，完成3800多座卫生厕所建设。认真执行全国的改厕项目，完成了170人次的改厕人员技术培训和62万人次的改厕宣传教育，并重点抓好6个省级改厕项目县的改厕工作和福建省农村水质监测点的水质监测。结合创卫和爱国卫生月活动，城乡广大群众积极开展除四害和环境卫生整治，漳州市达到“无烟先进城区”、莆田、南平市达到“无蟑先进城区”标准。

卫生监督执法 加强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执法。制定健康相关产品抽检计划，部署全省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等健康相关产品抽检和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卫生部和省治理“餐桌污染”联席办要求，研究制定福建省食品卫生专项整治方案，重点对食品卫生许可情况和婴幼儿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进行专项整治。积极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结合卫生防病工作，组织开展“苏丹红”、“病死猪肉”、灾区防病等食品卫生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学校及学校周边食品卫生安全督查工作。加强职业卫生监督，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证工作。

3000元的标准，共安排专项补助400万元；从2005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对承担农村公共卫生任务的乡村医生给予不低于60元的津贴补助。同时每年补助1000万元用于乡村医生培训，力争全省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所，健全农村卫生三级 “网底”功能。12月份，省卫生厅、财政厅、发改委联合督查了8个设区市、18个县（市、区）、35家村卫生所以及各受查地区的乡村医生培训分中心（点），并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督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通报。据统计，本次办实事项目共培训乡村医生30736人，建设空白村卫生所1821所，确定享受政府津贴乡村医生24310人，已补助24044人，占98.9%，已基本完成项目任务。

社区卫生和妇幼卫生工作 各地根据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总体规划，按照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因地制宜，积极构筑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一是充分利用区域内卫生存量资源，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功能与结构的合理调整；二是二、三级医院合理分流人员，延伸到社区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三是引入竞争机制，坚持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通过法定招标等程序，鼓励社会力量开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目前，有115个街道、769个居委会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分别占全省街道和居委会总数的75.16%、40.80%，覆盖人口为424.6万；已经各设区的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412个。福州台江区、厦门思明区已初步形成以三级医疗保健机构、区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疾控中心为技术支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其他社会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2005年8月被命名为首批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福州市鼓楼、仓山区积极开展创建第二批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活动，并通过国家复核评估。省卫生厅制定了《福建省社区卫生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与质量评估标准（试行）》，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

积极实施降低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各项干预措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婚前医学检查的服务模式，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活动，要求各级婚前医学检查机构开展免费咨询指导，简化流程,抓住影响生殖健康的主要疾病开展检查。福州、厦门、漳州、莆田、泉州、三明等市的部分县（市、区）已开展免

品价格；普遍建立大金额病例、门诊处方、医疗收费分析、评议通报和公示制度，制定违规收费责任追究规定；部分医院试行单病种收费最高限额和门诊处方管理，明确每个病种所需的检查项目、住院天数。省卫生厅、各设区市卫生局还每月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所属医院医疗质量、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部分病种收费情况。

中医药工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要求，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做好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组织171名考生参加2005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组织开展2005报考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考试的2200余名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工作。组织对64所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病历质量检查；对全省77家中医院的313名医务、管理人员进行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培训，进一步增强中医药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识，提高应急能力。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院管理评价指南（试行）》，组织有关专家制订并下发《福建省三级综合性中医院管理评价实施细则》。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组织开展农村中医先进县、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建设评估验收，分别有沙县、福鼎、上杭3个县和思明、鼓浪屿、茶亭、苍霞等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验收。开展乡镇卫生院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组织开展国家级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中期评估和第二批省级重点专科（专病）评估验收工作，第二批省级重点专科有11个通过评审验收，全省中医重点专科增至21个。组织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13项，2个课题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卫生科教工作 首轮福建省卫生教育联合攻关计划项目评审由卫生部组织国内权威专家组进行评审，129个申报项目经初筛和两轮评审后确定21个项目获资助并列入2005卫生部科研基金计划管理。启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组织编写符合福建省实际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组织专家对80个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基线调查，建立福建省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工作，培训学员660多人次。开展全省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设规划调查，全省拟建设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2

32-910 金中安排近200万元专项经费给予资助。在成功选派第一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赴国外进修学习的基础上，继续选派20名左右优秀青年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发达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研修、学习一年。做好全省卫生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全国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考试。

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加强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力争全部达到执业助理医师以上或相应专业执业资格，对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制度。继续严格执行城市医生在晋升副主任医师职称前到农村累计服务一年的规定，积极推进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晋升中级以上职称时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学习的制度。目前，省属医疗单位已派出300名卫生技术人员下乡，市级已有676名、县级已有916名卫生技术人员完成了晋升前到农村服务累计一年的工作；近年来，已经有5107人次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培训。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对医学本科生毕业后赴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五年的，每年给予5000或7000元补助，已有龙岩、宁德两市的17名临床医学毕业生向我厅申报补助。宁德市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加强乡镇卫生院人才培养，每年按全县（市、区）乡镇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5%比例预算培训资金（每人年1.5万元计算），列入县（市、区）财政预算。龙岩市政府实施“百院建设，千人培训”计划，每年从本级财政安排20万元专项经费，作为乡镇卫生院人才培训专项经费。

行业作风和职业道德建设 深入开展民主评议行风和创建“全国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诚信药房”活动。以抓好医疗服务收费、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药械采购、医疗服务信息等工作为重点，推行院务公开“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求实效”活动，着力在抓深入、抓巩固、抓提高上下功夫，各医院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认真进行整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督查活动，确保整改工作的落实。结合卫生部追授省妇幼保健院原名誉院长夏美琼同志为“人民健康好卫士”称号及先进性教育活动，全省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学习夏美琼同志活动，组织13场巡回报告会。评选100名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把学习全国、全省的先进人物与卫生系统身边的典型结合起来，努力在全省卫生系统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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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探讨

【摘要】本文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后，提出了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种探索。【关键词】社会层化；理性；政府约束；医疗服

务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实践考验。有人说，看病难，解决看病难更难；更有人说：“三医”（医生、医院、医药）问题已成为不亚于“三农”问题的又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确非易事。自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在今年内要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人民办实事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认真探索，出台了许许多多的治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分析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各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方案、措施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镇江模式，该模式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主，用风险分担的方式来解决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的问题，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二是杭州模式，该模式以“限制医疗收费 对弱势人群的费用减免”为主，主要用降低收费方式来解决看病贵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两种模式，尽管都有一定效果，但也有各自弊端

在镇江模式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以2004年为例，为扩大参保面以提高覆盖率，镇江市财政为低收入人群参保投入600万元；二是该模式对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作用不明显。仍以2004年为例，该市参保人员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平均为4986元，占参保人员总医疗费用的17，说明该市医药费用仍然较高［1］。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和医院可能满意，但政府常常不满意。而在杭州模式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这种机制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以维持，更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长期坚持下去；二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没有区分清楚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此，“一刀切”的结果使社会弱势人群得到的好处并不明显（很大一部分被社会中高收入阶层获得了），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可能比较满意，但医院难以满意［2］。

上述两种模式应该说都取得了最低效果（社会满意），但都没有取得最佳效果——三赢（政府、社会、医院3方均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措施缺乏针对性所致。

3针对我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在像我市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西部城市，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1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层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为准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层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然而此时，我们的医疗服务供给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仍然以单一的医疗服务供给（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且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服务供给的模式向中高档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县及县以上医院单一的过度医疗服务模式，酿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热点问题。

3.2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镇江模式是用社会保障的高覆盖率来暂时掩盖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于没有抓住矛盾的实质，因而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医药费快速增长最终将把镇江模式逼入困境（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经济

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尚且难以承受过快增长的医疗费，何况中国！）；杭州模式主要靠行政措施来强行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由于其不加区别的“一体抑制”，必将使医院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一体抑制”的效果由于富人利用医疗服务多，则获得的利益更多，最终穷人受益有限，其社会公益性（应当主要体现为对穷人的社会扶助）得不到最佳体现。因此杭州模式一是没能使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得到最佳体现，社会效果不佳；二是影响医院运行和发展，故难以长久（但可解决政治上的一时之需）。因此，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镇江模式和杭州模式均非理想模式。

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是在承认社会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为其提供各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该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

3.2.1总指导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两个理性”来对待“两个非理性”。即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

3.2.2总目标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与各自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供给，以实现对全社会的不同医疗服务保障。

3.2.3总原则兼顾社会、政府、医院3方利益，实现“三赢”。

3.2.4实现路径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不另行新建什么“贫民医院”、“惠民医院”等，基本不增加财政负担，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

3.2.5具体内容及实现步骤

3.2.5.1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1）城镇居民的划分。城镇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低保层：定义同民政部门低保规定；②低收入层：1倍低保<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③中高收入层：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2）农村居民的划分。农村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绝对贫困层：年人均纯收入<650元；②低收入层：650<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③中上收入层：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3）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低收入层的成员发给相应的就医身份“标记卡”（机读卡，实行计算机管理），凭卡就医，享受公益性医疗服务。中高收入阶层成员不发卡，按现行模式就医。

3.2.5.2医院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1）医院应当提供至少3种不同的医疗服务供给：①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提供“折扣的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最低保障——指“最低限检查 最低档药物及治疗”；最低成本——指挤掉一切“虚高定价”的泡沫、仅以实际“直接劳务费 直接耗材费”两项成本定价；折扣——指在最低成本定价基础上，还给予一定的折扣。折扣多少，可以根据3.5的承受力标准来考虑（注1），务使该阶层人员在每年1.28次门诊 0.0322人住院的情况下（注2）其医疗费支出经折扣后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注

1、注2中的数据为根据我市调查所得）；②对低收入层，提供“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内容同前，只是不再提供折扣。也务使该阶层人员每年医药费支出不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③对中高收入层：提供挤掉“虚高定价”泡沫后的、合理利润的医疗保障服务。（2）服务的供给：①低保层病人、低收入层病人凭“标记卡”挂号，各自取得相应的“标记病历”和挂号标记，并凭此就诊；②就诊时，医师凭借“标记病历”用相应“标记处方”开处方，用相应的“标记查单”开单检查；③结算时，对“标记检查单”，“标记处方”的结算按前述两种方式分别进行；④住院时类同。

3.2.5.3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 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

会、新闻媒体、病人的监督。

3.3本模式的利弊分析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理想的解决模式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医疗服务需求得到切实保障。（2）政府满意。在政府财力许可的限度内，以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健康。（3）医院满意。既要真正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上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能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同步的医院发展。

3.3.1本模式的益处（1）对社会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人口全覆盖、经济上能承受。在覆盖问题上，镇江模式下全市人口入保197万人，参保率仍然仅有67，还有1/3的人仍要受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杭州模式下能够进入惠民医院的人员是城市贫困人群（城市低保人群），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和城乡低收入人群目前还不能进入惠民医院享受优惠，真正有效覆盖仍不全面。而本模式对3类社会人群进行了完全覆盖，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城镇低保人群5.7万，农村绝对贫困人群33.74万）、低收入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23.4万）进行了有效覆盖。在经济承受力问题上，镇江模式、杭州模式都没有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就医经济承受力问题，而仅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确定了一定的医疗费下降幅度，这种“同等保障”、“一体抑制”的措施无法有效地解决阶层化、个体化的看病贵的问题。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仍然可能要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会有所减轻而已。相比之下，本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紧紧抓住社会弱势人群经济承受力这个关键点，由政府作出硬性规定（即政府约束，3.5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红线），再由医生根据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人施治”，宏观、微观双管齐下，确保医院服务以病人经济上能承受的方式提供，从而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对政府而言，本模式的特点：一是从政治上可以提高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责任政府形象，提高市政府关注民生、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执政压力；二是无需增加什么财政负担，不过多地增加政府财政压力。而镇江模式，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长此以往，难以承受。（3）对医院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对现行医院运行模式不形成冲击。因此，新制度在运行上很容易融入现行医院运行模式，病人就诊也十分方便（同以前几无区别），此为其一；其二，此模式为医院履行公益性职责提供了强制性的规范，医院的公益性职责摆在了全社会面前，既有助于社会各界监督，也有助于医院重塑自身的社会形象，增强社会认同感；同时，该模式为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杭州模式，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均将到受较大影响，不利于医院事业的发展。（4）对控制医疗费用和体现社会公益性而言，本模式中的宏观、微观双管齐下，是目前医疗服务中的创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在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中，全世界的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医药费用过快增长、难以遏制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医药费用后付制”这种医院收费制度。病人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全凭医生主导，而医生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加之利益驱动，医药费用上涨就不可避免了。针对“后付制”的弊端，全球出现了“医药费用预付制”的医院收费制度，主要有总额预付制（加拿大、英国）、人均定额预付制（美国）和单病种预付制（美国）。这些预付制尽管能起到一定的遏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作用，但对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看病贵的问题收效因社会阶层不同而异。因为这些以社会平均水平来制订的价格，对富人来说，益处是明摆着的；但对穷人而言，仍然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穷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显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穷人仍然难以承受。因而这些“预付制”对扶助社会弱势人群，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重点体

现社会公益性和社会关爱的作用并不大。

而在本模式下，我们通过对医生的约束（因人施治），并且是有硬性规定的政府约束（3.5），不仅实现了“预付制”才能起到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目的，而且还是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费用控制，这是费用控制的最有力措施！同时，我们通过折扣、最低成本计价将公益性集中地、重点地体现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使他们得到了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大扶助。这比之“利益均沾”、“富人受益更多”的“一体模式”，其社会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3.3.2本模式的弊端（1）有引发“社会歧视”误解的可能。该模式对社会人群按经济收入划分社会阶层后，其本身只是对原来就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给以明朗化和具体化，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攻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并且还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2）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因人施治”、“扶助弱者”。“因人施治”的实质是“因经济承受力施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3）该模式对社会中高收入人群给予的“保护”不多，仅有挤掉“虚高定价”泡沫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就医，其医药费用不会有明显减少（但仍在其经济承受力范围之内）。这样，这部分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叫”，中高收入群体也在“叫”）。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非“一体保护”，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由此生怨。对此，也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尽管这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4）该模式下，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划分和标记是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承担划分和标记的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有滋生新的腐败的可能外，不正确的划分（应当列入的未列入，不应当列入的又列入了）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5）该模式下，对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就医管理将成为难点。要有效防止“一卡多用”、转借他人、甚至出卖“标记卡”，都是新的问题。管理不善，医疗社会扶助一旦泛化，该模式的优点就无从体现了。

3.4本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4.1政治上的可行性该模式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模式的观念毕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太合拍。因此，要推行该模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当然，只要我们按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现实，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观点去实践、按照邓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评判，该模式在政治上也是安全可行的。

3.4.2社会的可行性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最低医疗保障，对他们提供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主义职责的条件下，应当说该模式能最大化地体现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公益性，符合我市实情，具有社会可行性。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不具有社会可行性。

3.4.3经济可行性该模式几乎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不需新增医疗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该模式会明显减轻社会弱势人群的经济负担，也给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有一定空间。因此，在政府仅承担有限社会正义职责的条件下，该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

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在经济上不可行。

3.4.4管理可行性尽管该模式可能存在诸如社会阶层人群划分和标记、标记卡的转让、出借等管理上的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可以借鉴民政、社保等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再根据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探索来逐一解决，因而该模式在管理上也可行。

3.4.5部门协调的可行性该模式运行将涉及法院、纪检、监察、信访、物价、卫生、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多个部门，需要充分协调。笔者认为，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这些协调均能够完满达成。故部门间协调也是可行的。

第五篇：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探讨

【摘要】 本文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后，提出了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种探索。

【关键词】 社会层化；理性；政府约束；医疗服务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实践考验。有人说，看病难，解决看病难更难；更有人说：“三医”（医生、医院、医药）问题已成为不亚于“三农”问题的又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确非易事。自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在今年内要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人民办实事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认真探索，出台了许许多多的治理措施和解决方案。分析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各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方案、措施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镇江模式，该模式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主，用风险分担的方式来解决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的问题，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二是杭州模式，该模式以“限制医疗收费+对弱势人群的费用减免”为主，主要用降低收费方式来解决看病贵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两种模式，尽管都有一定效果，但也有各自弊端

在镇江模式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以2004年为例，为扩大参保面以提高覆盖率，镇江市财政为低收入人群参保投入600万元；二是该模式对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作用不明显。仍以2004年为例，该市参保人员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平均为4986元，占参保人员总医疗费用的17%，说明该市医药费用仍然较高［1］。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和医院可能满意，但政府常常不满意。而在杭州模式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这种机制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以维持，更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长期坚持下去；二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没有区分清楚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此，“一刀切”的结果使社会弱势人群得到的好处并不明显（很大一部分被社会中高收入阶层获得了），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可能比较满意，但医院难以满意［2］。

上述两种模式应该说都取得了最低效果（社会满意），但都没有取得最佳效果——三赢（政府、社会、医院3方均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措施缺乏针对性所致。针对我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在像我市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西部城市，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1 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层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为准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层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然而此时，我们的医疗服务供给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仍然以单一的医疗服务供给（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且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服务供给的模式向中高档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县及县以上医院单一的过度医疗服务模式，酿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热点问题。

3.2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镇江模式是用社会保障的高覆盖率来暂时掩盖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于没有抓住矛盾的实质，因而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医药费快速增长最终将把镇江模式逼入困境（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经济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尚且难以承受过快增长的医疗费，何况中国！）；杭州模式主要靠行政措施来强行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由于其不加区别的“一体抑制”，必将使医院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一体抑制”的效果由于富人利用医疗服务多，则获得的利益更多，最终穷人受益有限，其社会公益性（应当主要体现为对穷人的社会扶助）得不到最佳体现。因此杭州模式一是没能使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得到最佳体现，社会效果不佳；二是影响医院运行和发展，故难以长久（但可解决政治上的一时之需）。因此，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镇江模式和杭州模式均非理想模式。

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是在承认社会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为其提供各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该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

3.2.1 总指导思想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两个理性”来对待“两个非理性”。即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

3.2.2 总目标 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与各自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供给，以实现对全社会的不同医疗服务保障。

3.2.3 总原则 兼顾社会、政府、医院3方利益，实现“三赢”。

3.2.4 实现路径 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不另行新建什么“贫民医院”、“惠民医院”等，基本不增加财政负担，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

3.2.5 具体内容及实现步骤

3.2.5.1 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1）城镇居民的划分。城镇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低保层：定义同民政部门低保规定；②低收入层：1倍低保<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③中高收入层：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2）农村居民的划分。农村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绝对贫困层：年人均纯收入<650元；②低收入层：650<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③中上收入层：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3）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低收入层的成员发给相应的就医身份“标记卡”（机读卡，实行计算机管理），凭卡就医，享受公益性医疗服务。中高收入阶层成员不发卡，按现行模式就医。

3.2.5.2 医院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1）医院应当提供至少3种不同的医疗服务供给：①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提供“折扣的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最低保障——指“最低限检查+最低档药物及治疗”；最低成本——指挤掉一切“虚高定价”的泡沫、仅以实际“直接劳务费+直接耗材费”两项成本定价；折扣——指在最低成本定价基础上，还给予一定的折扣。折扣多少，可以根据3.5%的承受力标准来考虑（注1），务使该阶层人员在每年1.28次门诊+0.0322人住院的情况下（注2）其医疗费支出经折扣后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注

1、注2中的数据为根据我市调查所得）；②对低收入层，提供“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内容同前，只是不再提供折扣。也务使该阶层人员每年医药费支出不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③对中高收入层：提供挤掉“虚高定价”泡沫后的、合理利润的医疗保障服务。（2）服务的供给：①低保层病人、低收入层病人凭“标记卡”挂号，各自取得相应的“标记病历”和挂号标记，并凭此就诊；②就诊时，医师凭借“标记病历”用相应“标记处方”开处方，用相应的“标记查单”开单检查；③结算时，对“标记检查单”，“标记处方”的结算按前述两种方式分别进行；④住院时类同。

3.2.5.3 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会、新闻媒体、病人的监督。

3.3 本模式的利弊分析 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理想的解决模式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医疗服务需求得到切实保障。（2）政府满意。在政府财力许可的限度内，以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健康。（3）医院满意。既要真正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上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能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同步的医院发展。

3.3.1 本模式的益处（1）对社会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人口全覆盖、经济上能承受。在覆盖问题上，镇江模式下全市人口入保197万人，参保率仍然仅有67%，还有1/3的人仍要受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杭州模式下能够进入惠民医院的人员是城市贫困人群（城市低保人群），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和城乡低收入人群目前还不能进入惠民医院享受优惠，真正有效覆盖仍不全面。而本模式对3类社会人群进行了完全覆盖，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城镇低保人群5.7万，农村绝对贫困人群33.74万）、低收入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23.4万）进行了有效覆盖。在经济承受力问题上，镇江模式、杭州模式都没有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就医经济承受力问题，而仅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确定了一定的医疗费下降幅度，这种“同等保障”、“一体抑制”的措施无法有效地解决阶层化、个体化的看病贵的问题。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仍然可能要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会有所减轻而已。相比之下，本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紧紧抓住社会弱势人群经济承受力这个关键点，由政府作出硬性规定（即政府约束，3.5%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红线），再由医生根据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人施治”，宏观、微观双管齐下，确保医院服务以病人经济上能承受的方式提供，从而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对政府而言，本模式的特点：一是从政治上可以提高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责任政府形象，提高市政府关注民生、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执政压力；二是无需增加什么财政负担，不过多地增加政府财政压力。而镇江模式，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长此以往，难以承受。（3）对医院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对现行医院运行模式不形成冲击。因此，新制度在运行上很容易融入现行医院运行模式，病人就诊也十分方便（同以前几无区别），此为其一；其二，此模式为医院履行公益性职责提供了强制性的规范，医院的公益性职责摆在了全社会面前，既有助于社会各界监督，也有助于医院重塑自身的社会形象，增强社会认同感；同时，该模式为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杭州模式，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均将到受较大影响，不利于医院事业的发展。（4）对控制医疗费用和体现社会公益性而言，本模式中的宏观、微观双管齐下，是目前医疗服务中的创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在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中，全世界的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医药费用过快增长、难以遏制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医药费用后付制”这种医院收费制度。病人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全凭医生主导，而医生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加之利益驱动，医药费用上涨就不可避免了。针对“后付制”的弊端，全球出现了“医药费用预付制”的医院收费制度，主要有总额预付制（加拿大、英国）、人均定额预付制（美国）和单病种预付制（美国）。这些预付制尽管能起到一定的遏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作用，但对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看病贵的问题收效因社会阶层不同而异。因为这些以社会平均水平来制订的价格，对富人来说，益处是明摆着的；但对穷人而言，仍然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穷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显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穷人仍然难以承受。因而这些“预付制”对扶助社会弱势人群，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重点体现社会公益性和社会关爱的作用并不大。

而在本模式下，我们通过对医生的约束（因人施治），并且是有硬性规定的政府约束（3.5%），不仅实现了“预付制”才能起到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目的，而且还是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费用控制，这是费用控制的最有力措施！同时，我们通过折扣、最低成本计价将公益性集中地、重点地体现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使他们得到了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大扶助。这比之“利益均沾”、“富人受益更多”的“一体模式”，其社会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3.3.2 本模式的弊端（1）有引发“社会歧视”误解的可能。该模式对社会人群按经济收入划分社会阶层后，其本身只是对原来就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给以明朗化和具体化，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攻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并且还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2）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因人施治”、“扶助弱者”。“因人施治”的实质是“因经济承受力施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3）该模式对社会中高收入人群给予的“保护”不多，仅有挤掉“虚高定价”泡沫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就医，其医药费用不会有明显减少（但仍在其经济承受力范围之内）。这样，这部分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叫”，中高收入群体也在“叫”）。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非“一体保护”，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由此生怨。对此，也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尽管这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4）该模式下，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划分和标记是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承担划分和标记的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有滋生新的腐败的可能外，不正确的划分（应当列入的未列入，不应当列入的又列入了）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5）该模式下，对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就医管理将成为难点。要有效防止“一卡多用”、转借他人、甚至出卖“标记卡”，都是新的问题。管理不善，医疗社会扶助一旦泛化，该模式的优点就无从体现了。

3.4 本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4.1 政治上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模式的观念毕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太合拍。因此，要推行该模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当然，只要我们按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现实，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观点去实践、按照邓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评判，该模式在政治上也是安全可行的。

3.4.2 社会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最低医疗保障，对他们提供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主义职责的条件下，应当说该模式能最大化地体现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公益性，符合我市实情，具有社会可行性。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不具有社会可行性。

3.4.3 经济可行性 该模式几乎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不需新增医疗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该模式会明显减轻社会弱势人群的经济负担，也给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有一定空间。因此，在政府仅承担有限社会正义职责的条件下，该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在经济上不可行。

3.4.4 管理可行性 尽管该模式可能存在诸如社会阶层人群划分和标记、标记卡的转让、出借等管理上的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可以借鉴民政、社保等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再根据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探索来逐一解决，因而该模式在管理上也可行。

3.4.5 部门协调的可行性 该模式运行将涉及法院、纪检、监察、信访、物价、卫生、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多个部门，需要充分协调。笔者认为，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这些协调均能够完满达成。故部门间协调也是可行的。

总之，笔者相信，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市一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市实情的路子，很好地解决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我市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参考文献】 财经界.镇江医改10年探寻看病难成“过去时”..李长虹.杭州破解看病难的启示.人民日报，200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