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天门仁爱医院网络管理制度
天门仁爱医院网络管理制度
为加强我院计算机和网络的稳定，充分发挥医院计算机设备及网络的工作效率，保障医院计算机和网络的安全运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具体内容如下：（1）未经部门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得改变网络拓扑结构，网络设备的布置和参数的配置。
（2）不得在医院局域网上利用计算机技术侵占其它用户的合法利益，不得制作、复制和传播妨害医院稳定的有关信息。
（3）禁止在医院局域网上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木马，不得故意引入计算机病毒木马。
（4）计算机及网络使用者发现计算机病毒，应使用现有手段即时进行杀毒处理，不能处理的应立即向网络管理人员报告，以便及时进行处理。
（5）在工作时间内，不得在计算机上打游戏、听歌、看电视、下载、偷菜、随意安装软件。
（6）禁止乱改IP地址，医院网络IP地址都是统一管理分配的。（7）爱护计算机，下班请按时关闭电脑。
（8）未经部门领导批准，不得随意挪用计算机及网络设备，更不得任意调整设备部件。
（9）外来计算机不得随意的接入医院局域网，需部门领导同意。（10）由于自身原因造成计算机及网络不能正常运行，后果由本人自负。（11）计算机等办公设施均由专人使用负责，使用人应加以爱护，如系人为损坏，则由使用人负责承担维护费用。
天门仁爱医院网络管理制度
以上管理制度请各使用部门共同遵守、相互督促，自下发之日起执行。院办 2013年12月09日
第二篇：天门导游词（范文模版）
尊敬的各位贵宾、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大家一路上辛苦了。
随着我们平稳、舒缓的大巴缓缓前行，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三乡宝地天门。在此、我代表乾坤旅行社以及天门170万人民对大家的光临致以最热烈的欢迎。我是大家本次天门之行的导游员，我姓杨、也就是杨家将的杨，大家可以叫我小杨或者杨导。这位是我们的司机刘师傅，他有着丰富的驾驶经验，大家可以放心乘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将由小杨为大家提供导游服务。一路上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困难请尽管向小杨提出来，小杨一定尽力为大家解决。希望小杨的服务让大家在天门吃的放心，住的舒心，玩的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天门市地处鄂中腹地江汉平原，地理位置优越，全市国土面积2622平方公里，人口173万西通荆州，东接武汉，南临黄金水道汉江和宜黄高速公路，北枕汉宜公路和即将动工的三峡铁路。天门刚好处在武汉、荆州、荆门经济三角区的中心和两江（汉江、长江）开发带的中部，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去年，天门入选了全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小城市一百强。如果大家手上有什么投资项目，可以考虑一下哦!天门历史悠久。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勤劳智慧的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78年,秦昭王在此首置竟陵县，自西晋以来的1500多年里，先后七次为州、郡治所；公元1726年，康熙年间该称天门县；1987撤县建市,1994年10月为省直管市。
大家有喜欢喝茶的吗?来我们天门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茶圣陆羽了.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闻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
陆羽的身世有很多传奇的色彩.相传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寺塔智积禅师漫步西湖之滨，忽听芦苇丛中群雁喧哗，于是循声寻去，见三只大雁以翼覆一婴儿，甚感惊异，遂将婴儿抱回。，收留教养于禅院，这小孩就是陆羽。后人为纪念陆羽，在此建石桥一座，取名“雁桥”。雁叫关：位于古雁桥南50米处堤街，即智积禅师初闻群雁喧哗站立之处。明代中叶立碑坊一座，名“雁叫关”，关前水巷口建有品茶楼一座，上祀陆羽，有楹联：“品水雅意不在酒，仙子高风只是茶。”陆羽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积公以《易经》自筮，为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词给他定姓为“陆”，取名为“羽”，以“鸿渐”为字。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救陆羽的是三只大雁,三只大雁就有六扇羽毛,取其谐音就是陆羽了.。
陆羽躬身实践，笃行不倦，取得茶叶生产和制作的第一手资料，又遍稽群书，广采博收茶家采制经验的结晶。《茶经》一问世，即为历代人所宝爱，盛赞他为茶业的开创之功。唐代宗曾诏拜羽为太子文学，又徒太常寺大祝，但都未就职。陆羽72岁时病逝于湖州天杼山。死前，他有一首《六羡歌》：“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体现他的人品似茶叶一般清纯。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以及他所著的《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天门素有“三乡宝地”的美誉。大家知道是那三乡吗?就是侨乡、棉乡、和状元之乡.天门市是中国内地著名侨乡，湖北省的重点侨乡。天门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有78,000多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天门华侨出国始于18世纪末经历了“北上欧洲”、“南下东南亚”和“转徙世界各地”三个时期，他们在出国途径、谋生方式等方面有着不同于闽、粤华侨的显著特点。一批科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杰出人才，为所在国家和世界科技、经济与和平友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天门是全国最大的棉乡。1995棉花总产第十次超过百万担，总产达到120.8万担,天门市成为全国棉花总产过百万担的市（县）中，单产突破“双百”关的第一个市（县）。天门棉花年均出口20余万担。依托棉花资源，天门大力发展纺织、纺机和棉副产品加工业；江汉平原最大的纺织城正崛起于市区东郊。
天门市是享有盛誉的文化之乡。世界文化名人“茶圣”陆羽、唐代诗人皮日休、明代竟陵派文学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和清代状元蒋立镛诞生于此。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天门共为国家输送大学生54000多人，被誉为全国的“状元之乡”。
天门名胜古迹众多。境内有迄今为止长江流域最大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石家河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有保存完好、气势宏伟，始建于南朝的著名佛寺——白龙寺，有纪念陆羽的陆羽亭、文学泉、古雁桥，有凭吊钟惺、谭元春的钟惺墓、谭元春墓，还有景色秀丽的东湖、西湖风景区……
各位朋友，小杨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虽然和大家只相处了短短的一天，但大家留给了许多欢乐，许多笑容。小杨在这里要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如果一路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多多原谅，多多海涵。最后小杨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欢乐。谢谢大家。
第三篇：天门文化
天门文化
天门名人
陆羽、皮日休（唐代文学家）、鲁铎(明代官员)、钟惺(明代文学家)、谭元春(明代文学家)、周嘉谟(明末大臣)、胡聘之、周树模、胡石庵、刘佐龙、黄正伦、刘璋(东汉益州牧)、卢醒、刘焉、沈鸿烈、沈肇年、李三春 1.陆羽
一、关于陆羽的生平
陆羽（733-804）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工于诗词，善于书法，因著述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流芳千古。
陆羽的身世坎坷凄凉，极富传奇色彩。据《天门县志》、《上饶县志》以及陆羽《自传》记载，陆羽大约出生于唐玄宗时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幼时被弃于天门竟陵的一座小石桥下。当时竟陵龙盖寺主持智积禅师路过小桥时，听到群雁哀鸣和婴儿的啼哭声，禅师寻下桥去看，发现一个婴儿冻得瑟瑟发抖，啼哭不止，一群大雁惟恐婴儿受冻，都张开翅膀为婴儿遮挡寒风，于是禅师抱回婴儿到寺中抚养。后人把这座小石桥称为“古雁桥”。桥附近的街道，称“雁叫街”，街口的一座牌坊称为“雁叫关”。
因为婴儿无姓无名也无法访得父母是谁，智积禅师便用《易经》卜卦，为婴儿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是：“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禅师按照卦辞为婴儿定姓为“陆”，取名为“羽”，字“鸿渐”。此事在《唐国史补》和《新唐书
陆羽传》中均有记载。
陆羽长大后，智积禅师教他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教他煮茶。陆羽虽然生长在寺庙之中，与古佛青灯黄卷为伴，但他执意不愿削发为僧。智积禅师见陆羽桀骜不驯，罚他“扫寺院、洁僧厕、牧牛一百二十蹄”。陆羽没有屈服，于十二岁那年逃离寺院做了伶人。
陆羽虽然相貌丑陋，且有口吃，但他聪明过人，且机智幽默，不但演丑角很成功，后来还编写了三卷笑话书《谑谈》。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河南尹李齐物被贬为竟陵太守。李齐物到任之后移风易俗，励精图治，且慧眼识英才，他十分赏识陆羽的才华和抱负，并且非常同情陆羽的身世。李齐物不仅赠送诗书给陆羽，而且介绍陆羽去火门山（今天门市佛子山）邹夫子处读书。陆羽在读书之余，常在龙尾山（今天门市李场镇与石河镇交界处）采野生茶，为邹夫子煮茗。邹看他爱茶成癖，便请人在火门山南坡凿了一眼井，后人称为“陆子泉”。此井清澈如镜，甘冽醇厚，四季常盈，现在佛子山镇的村民们仍用此泉饮用、灌溉。火门山求学，使陆羽真正开始了学子生涯，这对陆羽后来成长为唐代著名文人，被尊为“茶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被贬为竟陵司马，在这一年，陆羽也揖别了邹夫子离开了火门山。崔国辅比陆羽足足长四十六岁，但这一老一少，一官一民却结为“忘年之交”。他们交游三年，常在一起品茶鉴水、谈诗论文、谑笑永日，友谊至深。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行前崔国辅以白驴、乌 牛及文槐书函相赠。崔国辅与陆羽的雅意高谊被载入了《唐才子传?崔国辅传》，传为千古美谈。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陆羽随着陕西涌向南方的难民渡过了长江，沿着长江对今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的江河山川，风物特产，尤其是茶园名泉进行了实地考察。至德二年春（公元 757）陆羽流落到太湖之滨的无锡。到无锡后，陆羽结识了无锡尉皇甫冉。后来陆羽来到吴兴，结识了唐代有名的诗僧皎然，并同居妙喜寺三年。陆羽与皎然心灵相通，相见恨晚。陆羽与皎然的佛俗情缘达到了生死超然的境界，他们的情谊亦被载入了《唐才子传》，为后人所仰慕。
上元元年（公元 760年）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滨，开始了他“闭门著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谭宴永日”（《陆文学自传》）以及“细写《茶经》煮香茗，为留清香驻人间”的隐居生活。在他隐居期间，一方面继续游历名山大川访泉问茶，广泛搜集资料，一方面同名僧高士保持交往，寻求知音，共研茶道。在结庐苕溪的第二年，即上元二年（761年）秋，陆羽撰写了（《陆文学自传》）。由于陆羽的诚信人品以及对佛学、诗词、书法的造诣，特别是渊博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为他在浙江湖州士官僧俗各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特别是永泰元年，陆羽的《茶经》初稿完成后，社会名流们争相传抄，广受好评，使得陆羽的声誉日隆。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唐代大书法家、大政治家、大诗人颜真卿到湖州任刺史，当时已有一定声望的陆羽和皎然、皇甫曾、皇甫冉、张志和等一批湖州的高僧名士都汇聚到了颜真卿的周围。陆羽的品学才识深得颜真卿的赏识，大历八年到九年，陆羽成为颜真的幕僚，并参与了大型韵书《韵海镜源》的修编勘校工作。
陆羽划时代的科学巨著《茶经》写作过程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据《中国茶文化今古大观》考证：陆羽著《茶经》经过学茶启蒙阶段，鉴泉品茶阶段，江南考察和闭门著书阶段，以及修改充实成书阶段，直到建中元年（公元 780年）左右才完成。陆羽以他的人品和丰富的茶学知识名震朝野，朝延曾先后两次诏拜陆羽为“太子文学”和“太常寺太祝”，陆羽都婉辞圣命。陆羽在成名后的晚年，依然是四处品泉问茶，先后到过绍兴、余杭、苏州、无锡、宜兴、丹阳、南京、上饶、抚州等地，最终又返回湖州。于贞元未年（公元804年）陆羽走完了他皓首穷茶之路，悄然逝去，葬于浙江湖州市郊区东南约三十公里处的杼山。
二、陆羽对茶学的贡献
陆羽把中华民族的五行阴阳辩证法、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家的中和思想等博大精深的精神浓缩在一碗茶汤之中，他对中国茶文化贡献之大无人可与比肩，所以他死后被奉为“茶圣”，祀为“茶神”，尊为“茶仙”。早在唐朝，陆羽对茶学的贡献就为同时代人广为赞颂。例如，大国十才子之一的耿伟就曾写诗赞颂陆羽。唐朝以后，随着人们对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陆羽也越来越推崇。我们可以把陆羽对茶学的主要贡献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著述《茶经》创立了中国茶道。陆羽对中国茶学的贡献之大莫过于他的三卷《茶经》。《茶经》凝聚了陆羽大半生的心血。《茶经》的著述历时近30年。《茶经》中，陆羽在广泛深入考察，认真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不但系统地总结了种茶、制茶、饮茶的经验，而且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华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理念融入茶事活动之中，突破了饮茶解渴，饮茶保健的生理功能，把茶事活动升华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博大精深的高雅文化--茶道，从而为饮茶开创了的新境界。早在唐代的《封氏闻见记》中就对陆羽的贡献做了充分的肯定。
（二）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陆羽在钻研茶学，撰写《茶经》时，直接或间接地对茶叶生产历史、生态环境、栽培技术、制茶工艺、饮茶习俗、茶叶功效等方面进行了潜心研究，并作出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总结。陆羽的《茶经》问世后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一是陆羽的《茶经》使饮茶在中国普及成俗，极大地拓展了茶叶消费。二是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了种茶、制茶的科学技术，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说：“《茶经》是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的第一部完全关于茶叶之书籍，于是在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各有关者俱受其惠。”也就是说《茶经》普及了种茶、制茶的科学技术，指导了茶叶生产实践，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三）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由于陆羽《茶经》的问世，以及陆羽和他的一大批文坛茶友的共同努力，唐代中期茶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旷古高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茶诗的创造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在唐代286年历史中，在陆羽成名之前（以结庐苕溪为分界）的142年中，收入《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篇》的茶诗仅十多首。而从陆羽成名到唐朝灭亡的144年里，收入《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篇》的茶诗多达378首。陆羽对唐代茶文化的发展的推动作用，由茶诗的激增也可见一斑。
（四）为后代茶人树立精行俭德的榜样。陆羽在《茶经》中把“精行俭德”作为中国茶道道德观的核心。他在第一章“一之源”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所倡导的“精行俭德”可理解为：行为专诚，德性谦卑，不放纵自己。从陆羽的生平活动中我们可看出他高尚的人品，以及对事业和人生的执著追求。从陆羽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名利的淡泊，对爱情专诚，以及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如《六羡歌》、《四悲诗》等作品，充分反映了陆羽本人淡泊名利、忧国忧民的崇高品质。
三、关于陆羽的成就
《茶经》是陆羽的主要成就，这是《茶经》内容的精彩所致。而且随着文化探究的进展，人们都要追溯到陆羽及其《茶经》的精深之处。历代为《茶经》作序的文人不下六七人，如宋代陈师道为其作序说：“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唐朝之前，茶的饮用主要在南方，到唐朝中期才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有明确记载。《茶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后，各地倾慕，争相仿效，茶的煮饮开始讲究起来。对此，《全唐诗》中就有记载。如李中的《赠谦明上人》有“新试茶经煎有兴，旧婴诗病舍中难”之句，在《晋陵县夏日作》中又有“依经煎绿茗，入竹就清风”之句。唐代僧人齐已也赞称“曾寻修事法，妙尽陆先生”。这些足以说明，陆羽《茶经》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在茶叶生产和茶文化方面的开天辟地的意义。
其实，陆羽的才华远不囿于一业，他博学多能，是著名诗人，又是音韵、书法、演艺、剧作、史学、旅游和地理专家。之所以这样评价，是根据事实记载和资料的全面综合后得出的结论。后来，陆羽因为颜真卿所爱慕，又参与编撰《韵海镜源》，这说明他学术之渊博。当然陆羽更是茶文化专家，茶学、茶文化方面的造诣又远远超过其他方面。陆羽在文学等方面的才华是卓著的，要不然也难以成就《茶经》这一流芳百世的茶文化巨著。朱自振认为：与其说他死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为《茶经》所掩盖，倒不如说他生前在茶学方面的成就，被其文学成就而掩盖，他生前是以“词艺卓异”闻名的。陆羽在茶具方面也有贡献，他的形象也为窑主、业主竞利所用。如《唐国史补》载：“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陆羽在茶具上的贡献，在历史上也是有目共睹的。
2.皮日休（唐代文学家）
皮日休（834至839～902以后）襄州（今襄阳）竟陵(今天门）人。唐代文学家。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懿宗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其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军下江浙,皮日休为黄巢所得。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中和三年(883),曾至同官县。著有《皮子文薮》10卷，收其前期作品，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
一、史学界对皮日休的最后的归宿，说法不一。从宋代开始就有争议，但学界的争论多是以笔记杂著的传闻为依据的，主要有三种说法：
1.因故为黄巢所杀。
自宋代以来，持此说的人最多，影响也最大。云黄巢怀疑他作的赋文讥讽自己，遂遭杀害了。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也取此说。
2.黄巢兵败后为唐王朝所杀。
持此说的认为，皮日休既然作了黄巢的翰林学士，就构成了他“杀无赦”的条件，并引述公元883年5月黄巢退出长安不久，僖宗下诏杀崔璆以及对起义有关人员斩尽杀绝，虽妇女不饶的例子，说明皮日休被诛杀是合理的。进而出推论皮日休死在大中三年，即公元883年。有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郑庆笃《论皮日休》，袁宏轩的《皮日休死因探考》和刘扬忠的《皮日休简论》亦持此说。
3.后至浙江依吴越钱镠（或说流寓宿州以终）。
据陶岳《五代史补》卷一“杨行密钱塘侵掠”条可知，说在天复二年，田頵围攻钱塘时，皮日休犹健在钱镠幕中，是黄巢已死十九年，可知黄巢没有杀皮日休。此外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中说皮日休徙籍会稽，在钱氏政权下做官。据此，缪钺在1958年发表的《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中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皮日休为黄巢所杀，或为唐代统治者所杀诸种说法均不能成立，而逃奔吴越，依靠钱镠，乃是皮日休的结局”。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基本同意缪钺的看法，并补充了一些材料，进一步证明缪钺的论点可信。他认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黄巢兵败后投奔吴越，但并不象尹师鲁所说“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而是又离开了钱镠，流寓于安徽宿州，过着一种淡泊清闲的生活，最后死葬在宿州，墓在濉溪北岸（见《宿州志》）。
二、关于皮日休的出生地
说皮日休是襄阳人，没错。但确切地说应为襄阳竟陵人。因历史上的晚唐时期，今襄阳为山南东道的治所（唐天宝中置南阳节度，治邓州至德中移治襄州，曰山南东道，即山南道旧治也，领荆、襄、邓、唐、随、郢、复、均、房、峡、归、夔、万等州，即今湖北长江以北西部、河南西南部及渝东部之地)。据此可知当时复州竟陵归襄州管，而且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代的《太平广记》以及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均载有皮日休是襄阳竟陵人。因此皮日休出生地，是天门的竟陵，但成名及后期活动，与襄阳分不开。
3.鲁铎(明代官员)
鲁铎(1461—1527)明代官员。字振之。景陵(今湖北天门)人。好学不倦，不喜交游。弘治十五年(1502年)中进士高第，授林院庶吉士。太子少师李东阳爱其才，任编修，预修《孝宗实录》。正德五年(1508年)，奉命出使安南，赐一品服以行。谢绝一切馈赠，深得安南人的称赞。次年，迁任国子监司业，旋又提升为南京祭酒，不久改调北京。在国子监供职时，教学有方，造就很多从学者。后以病辞官，嘉靖初年，因朝臣推荐，又以原官起用。次年又辞官归籍。后多次征召起用，均被辞绝。著有《戒菴文集》二十卷。《鲁文恪公文集》十卷。
相关史料
《明史 列传第五十一》
鲁铎，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历编修。闭门自守，不妄交人。武宗立，使安南，却其馈。
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累擢南祭酒，寻改北。铎屡典成均，教士切实为学，不专章句。士有假归废学者，训饬之，悔过乃已。久之，谢病归。嘉靖初，以刑部尚书林俊荐，用孝宗朝谢铎故事，起南祭酒。逾年，复请致仕。累征不起，卒。谥文恪。
铎以德望重于时。居乡，有盗掠牛马，或绐云：“鲁祭酒物也”，舍之去。
大学士李东阳生日，铎为司业，与祭酒赵永皆其门生也，相约以二帕为寿。比检笥，亡有，徐曰：“乡有馈乾鱼者，盍以此往？”询诸庖，食过半矣，以其余诣东阳。东阳喜，为烹鱼置酒，留二人饮，极欢乃去。
4.钟惺(明代文学家)钟惺(1574～1624)明代文学家。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林古度登泰山。后官至福建提学佥事。不久辞官归乡，闭户读书，晚年入寺院。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他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和《古诗归》(见《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
文学主张
其一：反对拟古文风。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指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钟惺《诗归序》）。他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
其二：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或“灵心”)。这种“性灵”或“灵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即要在古人诗词的精神中去寻求性灵。但是，他认为这种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
其三：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钟惺认为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但他却走入了另一形式主义极端，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造成一种艰涩隐晦的风格，以致有些诗句语意不畅，令人费解，如“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昼泊》）等。钟、谭以这种主张为标准评选《诗归》。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栓》，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总之，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禁书，诋毁排击甚烈。
文学成就
钟惺著作有《隐秀轩集》，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35卷。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诗经图史合考》20卷，《毛诗解》（无卷数），《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钟惺与谭元春合编《诗归》51卷,其中古诗15卷，诗36卷。又有《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等。又与谭元春合编《明诗归》10卷，遗1卷；合评《诗删》10卷。此外尚有署名钟惺评点、批注演义小说，一般认为多系别人伪托。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十九说：“伯敬诗清迥自异，全用欧九飞盖桥玩月笔法，与谭友夏选《古唐诗归》，一时翕然称之。”
5.谭元春(明代文学家)谭元春5195886～1967 明代文学家。字友夏。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与同里钟惺共选《诗归》，一时名声甚赫，世称“钟谭”。他们创立的文学流派称竟陵派。
谭元春受钟惺影响，两人文学创作主张一致。他提倡诗文抒写性灵,反对拟古文风,提出：“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认为摹拟古人词句是“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谭元春《诗归序》）。主张“吾辈论诗，止有同志，原无同调”（《万茂先诗序》）。他所提倡的“性灵”是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是“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但他强调的“古人精神”只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只着眼于湖光、花草及“孤怀”、“孤意”等，致使他创作的题材极为狭窄。加之又提倡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使文风艰涩，往往雕饰字句而忘及篇章，致使后人有字哑句谜、几无完篇之诟。
然而谭元春的山水五言诗却时有佳品，如《夜次阳逻同夏平寻山》、《游九峰山》等,迥然孤秀,有幽冷峭拔风范。其六言绝句《得蜀中故人书》亦朗秀清新，较有情趣。其他一些诗作，虽有一些隽句，但多用奇字押险韵，语句诘屈，令人费解，如：“鱼出声中立，花开影外吹”(《太和庵前坐泉》)等。其《夏夜》诗等，此类弊病更为突出。谭元春的写景散文亦有出色作品，如《游南岳记》写登祝融峰顶所见云海奇观：“晴漾其里，云缝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无主；觉万丈之下漠漠送声。„„久之，云动。有顷，后云追前云，不及，遂失队，万云乘其罅，绕山左飞；飞尽日现，天地定位，下界山争以春翠供奉；四峰皆莫能自起，远湖近江，皆作一缕白„„”气势雄伟，景界壮观。三篇《游乌龙潭记》将三次游赏的不同时令特征及特异景色描绘得恰到好处，意境毫不雷同。受郦道元影响，语言表现力甚强。其书牍铭序如《求母氏五十文说》、《端石砚铭》、《宋绣观世音赞》等亦洁清隽永，颇有意致。
著作收入《谭友夏合集》2233卷。包括《岳归堂新诗》55卷，《鹄湾文草》9卷,《岳归堂已刻诗选》8卷及《诸稿自序》（附诸名家序）11 卷。与钟惺共编《诗归》5511卷,《明诗归》100卷，补遗11卷。共评《诗删》1100卷。另有《谭子诗归》10卷(此集乃其选本，前有自序)；《庄子南华真经评》3卷；《四六金声》1010卷（附补遗）;选编《东坡诗选》1122卷；评点《想当然传奇》2卷。
6.周嘉谟(明末大臣)周嘉谟（？－1629），字明卿。湖北省天门市干一镇人。明末大臣。
隆庆五年进士。任户部主事，韶州知府。万历十年(1582年)为四川副使，分巡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及合江，江安，等县)。旋升为按察使，令所属抵制榷税宦官丘乘云横征暴敛。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不久，升兵部右侍郎，仍巡抚云南。曾弹劾黔国公沐昌祚侵占民田八千余顷案。后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加右都御史。积极加强边防，防止交趾兵侵犯。主持修复南海、三水、高要等邑被洪水所毁圩岸。后历任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万历末年，齐、浙、楚三党争权，官员的任免升降，吏部不能作主。他出任吏部尚书后，用人唯才，罢斥朋党之首及奸邪者。光宗继位后，他反对郑贵妃邀封皇后。熹宗即位时，与杨涟、左光斗等迫使李选侍移宫。终因触犯魏忠贤而被诬陷，乃辞官归籍。天启五年(1625年)复遭魏党迫害，被削籍。崇祯元年(1628年)，起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卒赠少保。
墓区考古
现在，“周嘉谟墓”作为一个地图标记，出现在湖北省地图册上，标记仍在原址，干一沙嘴村。干一小河村供奉的周嘉谟及其父亲周松岐公两块墓碑的两个六角亭，只是个纪念场所。
整个墓区占地近70亩，主墓区位于中间，约3－4亩左右，主墓区曾是一个绿草如菌的高台，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像一把围椅，围椅的北边是大约一米来高的土围墙，这一带的土质粘性很强，如将土块夯实晒干之后筑墙，极为结实。土围墙必定以这样的工艺筑成。然后，从北向南慢慢降下。中间是一个隆起的高大土堆，一望而知是棺椁放置的墓室。土堆前方正中是一个高大的石香炉，两边各有一个石蜡台。香炉的前方，依次分列着一对石狮、一对石马、一对石人，中间形成一条甬道。另外，还有一对石龟，各驮一块高大的华表，上面刻满了逝者的事迹和功劳。约四米高、二米宽、一尺厚，很是壮观。
从出土的墓碑上得知，该墓于1628年12月16日（农历）建成，至1964年4月被毁，共336年，历明、清、民国、共和国四朝，经数百年风霜雨雪，屹立不倒。
碑石全文如下：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周公讳嘉谟字明卿承天府景陵县人考讳 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母刘氏封一品夫人嘉靖丁未年七月二十五曰生历事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以崇祯参年二月二十四终于南京吏部公署正寝时年八十有四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庚申葬于松石湖利甲嘴癸山丁向承恩赐御祭九坛造坟安葬赠荫谥以次全给娶萧氏封一品夫人御祭一坛附葬子男长玺官南京工部员外郎次璧南京户部员外郎先父卒女四俱嫡配名门长孙重庆次孙方庆三孙世庆俱先后承荫曾孙一人名铉。
7.胡聘之
胡聘之（1840—1912），字蕲生，萃臣，号景伊。湖北天门竟陵人。
胡聘之出身于官宦世家。《胡氏宗谱》以南北朝时期在刘宋皇朝内任相国、后定居江西南昌奉新华林的胡藩为第一世，明清时期其后代迁居天门。清末至民国初年，天门胡姓繁衍出很多支系，大约有男丁8000余人，有记载的大多为第40世至50余世。第40世的迁祖之一胡子谟，明代曾在江西任过刑部主事。第50世胡振，曾被封为光禄大夫，其次子胡宝烈为嘉庆癸亥年（1803年）贡生，后诰封光禄大夫。宝烈次子德士熏为道光辛巳年（1821年）恩科举人，先后任清苑、蕲水（现稀水）训导，柏乡、井陉等县知县，河北省蔚州、景州等地知州，后任直隶补用知府，钦加三品衔。他先后配苏氏、罗氏、陈氏为妻，共传8子，其中两个幼子早亡，幸存6子中有凝之、聘之、习之、逊之、辅之、述之。长子凝之任过直隶束鹿县知县，四子逊之历任江西彭泽、南城、万安等县知县，五子辅之是光绪癸巳年（1893年）举人，后任过浙江同知。二子胡聘之是其父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蕲水（现稀水）任训导时所生，取号为蕲生，由于他从小聪明好学，喜读圣儒之书，又取派名为崇儒。他随其父在学风浓厚的环境里生活，从小树立宏图大志，刻苦攻读，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举，同治七年（1868年）举进士，被选为翰林院编修，先任会试同考官、四川乡试主考官，后任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出任北京顺天府知府，两年后出任山西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从二品）、浙江布政使（大约一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调任陕西巡抚（从二品），上任仅一个月又调任山西巡抚（升正二品），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卸职，入仕为官30余年。
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天下，陈败，朱当了皇帝。为了镇压陈友谅老家湖广江汉地区的人民反抗，就有了“江西填湖广”的明末大移民。曾任朱元璋南京政府刑部主事，退休在家当员外，江西南昌府南昌县胡家角墩的胡子谟老先生，带头响应号召，以七十高龄，率领公子太初，孙子玉泉、玉兰，辗转来到了江汉水乡竟陵，定居西城门外。玉泉、玉兰一秉家风，苦学成才，双双入太学，中进士，但都没有干出什么业绩。以后家道中落一百余年。只是到了明万历年间，胡早、胡永定兄弟才从纯农民发展到了半耕半读，吟诗行医，小有名气。然而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的后代胡承诏中进士，累官当上了南太仆寺卿（相当省长），承诺也是州官，为一代名儒。而后，进士、举人连续不断。但到了清代上半期，胡家又衰落了；不过，读书之风仍盛。道光年间，胡家出了一名举人：胡德增。胡德增，字松门，中举后，长期担任蕲水县训导等教育方面的职务，虽然很是清贫，但诗词书画却极“丰饶”。其书法遍学汉魏晋唐，后自辟蹊径，独成一体，气魄雄浑，沉力极大。时人称其字如“龙争虎斗，力能拔山”。其画初学唐宋大家，中年专学石溪、石涛；晚年独创一派，苍茫浑厚、意境高远。八十岁后，书画皆炉火纯青，出入化境，有海内书画大家之誉，现西安碑林有其碑刻遗存。在胡德增中举后不久，其兄胡德培被拔为庠生（秀才），其弟德熏又考中举人，累官为钦加三品衔直隶知府。
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职不久的胡训导喜得长子，并为之取名聘之，又名崇儒，字蕲生，又字萃臣，号景伊。其意思很明显：生于蕲水，根在景陵，并希望能学以致用，匡时济世；可见其浓厚的儒家思想。为了培养儿子的学习能力和自立之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胡德增将七岁的小聘之送回天门老家，让他拜伯父胡德培为师，与堂兄胡崇训一起同馆受学。伯父虽然为当地名塾，但生活极为贫困，他的塾馆也只能设在西塔寺内。艰涩的生活、严格的教育，加之父亲、伯父的影响和熏陶，使小聘之学习格外勤奋刻苦，当年即可吟诗作对，十岁开篇作文，16岁便考中秀才。然而他并非是死肯八股文，而是躲在书房，博览广采，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就是被正人君子不肖一顾的天文、地理、算学等杂书也兴趣极浓；这些知识的广泛吸收，为他今后的为官治政，开拓进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5岁的清华书宦之子胡聘之于同治三年（1864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又以一甲第九名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伯父的儿子、同学胡崇训在考场则连连失利，最终连个秀才都没沾边。庶吉士为闲散的七品小京官。胡聘之便利用这一机会广结人物才子，亲近高官显宦，同时进一步刻苦攻读。四年后，又考取了翰林院编修。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胡聘之官场顺达，历任会试同考官、四川乡试主考官，回京后，任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而且，无巧不成书，不久，接替叔父胡德熏任顺天府（今北京市）知府。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胡聘之外放山西布政使，以二品之职，掌晋省之民政财政。光绪二十年（1894年），维新意识较浓的光绪皇帝赏识其创新精神和治理才能，特以从一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身份实授山西巡抚。自1891年起至1899年，除中途短期调任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外，胡聘之前后在山西任职近八年，为山西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呕心呖血，立下不朽功勋。
电视剧《乔家大院》 中的山西巡抚胡大人就是胡聘之。
8.周树模
周树模（1860-1925），湖北天门干驿镇人，字少朴，号沈观，室名沈观斋。少好学、性沉静、寡言笑，家贫无力购书，常借书手抄。15岁取秀才，19岁入湖北经心书院读书，25岁中举，29岁中进士，选为庶常。1891年任武昌两湖书院理学分教和文学分教，同年授翰林院编修。1895年至1898年丁忧在籍，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至两湖、经心、江汉，蒙泉等书院讲学。1896年天门水灾，出面以工代赈督修唐心口堤防。1899年任监察御史，先后弹劾广西提督苏元春，闽浙总督魏光焘渎职不法，二人皆被罢黜。1905年9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参与宪政讨论，任审定课委员。次年4月，改授江苏提学使，赴任前几次上疏请求实行君主立宪，并代镇国公载泽草拟《立宪疏》。7月，清廷设官制局于海淀，受光绪帝指令兼副提调参加改订官制，反对者大为惶恐，指使江苏巡抚电奏朝廷，促其速赴提学使任。
1907年东北改行新省制，周任奉天左参赞，次年升署黑龙江巡抚，兼副都统。1909年实授巡抚。在黑龙江留心境内道府县治设置，加强陆军训练，大力兴办学堂，奖励移民垦殖，调整厘税，开办银行，整顿广信公司，创办奉盐官运局。一年后，库入从每年不足白银90万两，跃增至600余万两。外交上采取“待之以和平。持之以坚定”的方针，曾上《筹议应付俄日方策疏》，为清廷采纳。随即在满洲里设立胪宾府治，派员搜集大量边界线资料，测绘全省地图，查勘边界。1911年兼任中俄勘界大臣，在与俄谈判中，广征博引史志文献及有关条约，据理力争，粉碎沙俄将满洲里划归俄境的阴谋。辛亥起义，周在黑龙江成立“保安会”，自任会长，以“清除内患，维持秩序，看守门户”相号召。旋引疾去天津，次年寄居上海法租界。后受袁世凯、徐世昌延聘，于1914年出任北京政府平政院院长。
1915年8月袁世凯蓄谋称帝，加封周为中卿，周拒不受。同年11月，辞平政院长职，去上海。行前走访副总统黎元洪，劝其拒绝袁世凯“武义亲王”封爵，说：“愿副总统为鄂起义稍留体面。模前清曾任封疆，尚弃官出走，副总统将来尚有大总统希望，一受册封，则身名俱废。袁氏所为，丧亡无日，愿为民国计，为鄂人计，为本身计，坚决勿受此王封!”随即南下。1916年黎元洪继任总统，周复返京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不久自去职。徐世昌为总统，拟任其为国务总理，未成。留居北京，常与恩施樊增祥、应山左绍佐诗文唱和，号称“楚中三老”。1925年病逝。著作有《沈观斋诗集》、《谏垣奏稿》、《抚江奏稿》。9.蒋立镛(清代状元)
蒋立镛(17821782－18184242)：清代嘉庆16年状元。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二年，享年六十一岁。蒋立镛出生世代书香之家，自幼耳濡目染，养成了勤奋好学、多思善辩的性格。
【生平简介】：蒋立镛：清代官员。字序东，号芝山，又号笙陔。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嘉庆十六年进士；殿试中，以一甲一名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国史馆纂修、协修，后历任翰林院学士、朝考阅卷大臣、内阁学士。为官时，曾协助家乡竟陵治水患。善书法、对前人墨迹收藏颇多，著有《香案集》。
少年时蒋祥墀把儿子立镛放到家乡一个叫“粟洞”的山洞中，让他隔离世事，专心攻读。天长日久，虽然双腿得了关节炎，但经过严格训练，他更加学识超群、才思敏捷了。清嘉庆十六年（11811811年）中状元。是科二甲四名便是禁烟英雄林则徐。蒋立镛取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历任国史馆协修及纂修，朝考阅卷官等。嘉庆十八年，出任河南乡试副主考官。
嘉庆二十四年，出任广西乡试主考官。由于蒋立镛性格耿直，不喜逢迎拍马，故仕途不畅。其家乡湖北天门流传着不少关于他敏捷善对的故事。
青矜争出玉宫；（嘉庆帝）
朱笔独点天门。（蒋立镛）
——蒋立镛应对嘉庆皇帝
相传，蒋立镛参加殿试过后，文华殿大学士董浩和户部尚书曹振镛等人初拟的名次是一甲第三名。当天下午，嘉庆帝在御花园见从进士，进行“御批”。他翻看了初拟的一甲前十名的卷子，突然发现蒋立镛为湖北人，便问：“汝系湖北人？湖北人要开天门才能点元的。”蒋立镛不慌不忙地回答：“臣正是湖北天门人，此次是从天门赶来应试的。”嘉庆帝一听，心想，我只是一句戏言，想不到来人正是从那里来的。然而君无戏言，正要点他为状元时，又转念一想，这不是让他轻而易举地中了状元？不能，我还得试一试他的才学。打定主意，嘉庆帝和颜悦色地说：“朕出一联，还望卿能立即对上。”他瞄了一眼旁边的莲花池，便吟出了上联。“青矜”是古时对读书人的称呼；“玉宫”即皇宫。这上联的意思是说，读书人齐集在皇宫，争相脱颖而出。蒋立镛一听，心想：内涵虽然如此，但表面上还是写的眼前景物：“青矜”又可理解为荷叶；“玉宫”还可理解为水晶宫。这一句如此解来，便成了描写青翠欲滴的荷叶，从碧玉般的水面争相而出的美景。他注意到皇帝曾向莲花池瞄了一眼，自己也暗暗地向那里瞅了一眼，只见株株粉荷含苞待放，直指苍穹，顿时心里一亮，便朗声对出下联。嘉庆听罢，不由拍案叫绝。于是朱笔一挥，蒋立镛便成了状元。
千年古树晾衣架；（杨建廷）
万里长江洗澡盆。（蒋立镛）
——蒋立镛应对塾师杨建廷
蒋立镛幼年时，其父蒋祥墀便为他延聘了以严厉著称的老塾师杨建廷来府授教。杨先生培养了不少高才生，身为翰林蒋祥墀亦出其门下。杨先生重讲衙背。每讲一课，学生都要认真复讲，还须背得烂熟。他惩罚学生既严又怪，学生偶有过失，便立即以戒尺、竹片重打手掌和屁股。打过，他还要让学生对对联，若对不出，就关禁闭。他从不随便离开教室，也禁止让学生乱跑。这对活泼好动的小立镛来说，无异于进了牢笼。有一天，小立镛实在打熬不住，便背着先生与几位同窗溜到河里去游泳。一会，先生就手持戒尺赶来，大喊学生上岸。学生们怕打，谁都不敢上来。先生见状，就说：“好吧！这回先对对子，谁能对着，免打！”说完顺手把衣服往河边的树上一挂，捻了捻胡须，抑扬顿挫地念出上联。最小的蒋立镛望了望又宽又长的河水，便稚声对了下联。老先生听了不禁暗暗称奇。
稻草系秧父抱子；（蒋祥墀）
竹篮提笋母怀儿。（蒋立镛）
——蒋立镛应对父亲蒋祥墀
有一次蒋祥墀自京城回乡省亲。时值春耕，乡亲们都在秧田里拔苗，边拔边用稻草所了一把把的。蒋翰林兴致颇高，就对前来迎接他的县吏、儒生们戏出上联。在场各位苦苦思索，都对答不上。翰林转而考问儿子。立镛笑道：“这有何难？”便脱口对出了下联。大家听了，齐声赞道：“老子出得好，儿子对得巧。”蒋立镛从小练就的这种敏捷善对的本领，在以后夺状元时充分发挥了作用。
宝塔矗矗，七层八方四面；（李翰林）
玉手摇摇，五指两短三长。（蒋立镛）
——蒋立镛应对李翰林
道光初年，李翰林外放湖北乡试主考。刚到任，便见试院门前高悬一匾，赫然丹书“惟楚有材”。他暗忖：“湖北人如此自负，我倒要试试看。”乡试放榜后，他将新取的举人召集到试院前，指着匾冷笑道：“鄂人自称‘惟楚有材’，我看未必。现出一对，各位有人对得出，留下此匾；若对不出，便将此匾摘下藏起来！”说完，指着院前的七层宝塔，笑着吟出上联。众举人面面相觑，只是摆手，无人应声。李翰林见状，哈哈大笑，命随从将匾取下。回京后，一次公余，他语带讥讽地对湖北籍状元蒋立镛谈及此事。将状元问：“众举子有何动作？”那李翰林鄙夷地说：“还能有什么动作？惟有连连摇手罢了。”蒋状元说：“我湖北人喜欢以手求语，他们对的是：‘玉手摇摇，五指两短三长’。”那李翰林听后，面红耳赤，叹道：“绝对！”此事传至家乡，乡人纷纷称赞：“蒋状元真是才高八斗，为楚人争了光。”
10.胡石庵
胡石庵(18187979～11926，亦名人杰、金门，号天石、忏憨室主，天门竟陵镇人。父乔年，字鲁生，清翰林侍读，历任乡试副考官、江汉书院山长。胡117岁以案首入学，博闻强识，被誉为“鄂中奇才”。1919岁赴北京，与谭嗣同交好。戊戌变法失败后返武昌，肄业于经心书院，结识唐才常。11900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胡任参谋。事败聋上海，被捕入狱。获释后投保定徐锦帆军，胡任教练，曾与八国联军作战，兵败后，徒步回鄂，再入经心书院，因公开鼓吹革命，被开除。在武昌卖画为生，结识刘静庵等，曾跻身“汉营”，秘密运动新军。11904904年襄助刘静庵、吕大森等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同年冬与马天汉、王禹田等设伏汉口火车站，谋炸清白部侍郎铁良，事泄被捕。审讯时，武昌巡警道冯启钧以刀一柄、银一锭置胡面前道：“听若所欲也，但一言”。胡愤然作色，抉银持刀，昂然回答：“皆欲也!公必欲如何也?五步流血矣!”冬，因证据不足获释。赴上海，为报馆撰文，参与爱国学社活动。次年回武昌。
11906年10月萍醴起义，日知会密谋响应，胡预其谋。后刘静庵等九人被捕，胡逃奔沙市，联络哥老会设法营救，倾囊周济入狱同志，以致被捕，旋保释。1910年，集资在汉口歆生路创办“大成汉记印刷公司”，出版革命书籍，编印白话小说、报纸，宣扬种族主义。革命党人所办《江汉日报》、《商务报》、《大江报》皆赖大成公司印刷发行，公司成为党人联络点。武昌首义爆发第二天，胡以黄白二色纸手书《大汉报》两张，宣扬其事，亲自张贴于英租界和江汉关署大门左侧，阅者如堵。15日铅印《大汉报》正式出刊，胡一人承担采访、撰稿、校印发行，采用黄帝纪元，用“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表“檄文”、“禁令”，并假托孙中山以“总统”名义发表《告同胞书》。一时轰动武汉三镇，日销2万余份，供不应求。时各国驻汉领事对革命态度暖昧，《大汉报》联合汉口英文《楚报》大力宣传，使各国领事及外人明白首义宗。1010月1177日至1111月11日，两军激战1166昼夜，报馆所在地歆生路硝烟弥漫，流弹纷飞。胡冒弹雨，白天上前线采访，夜间为文纪事，平明出版，军民争以先睹为快。1010月2288日馆址被焚，胡以文弱之身多召集散兵奋战，坚守歆生路，直至大批清军攻入，方化装出走，哭奔武昌。11月5日，《大汉报》在武昌复刊。汉阳失守后，军政府所办《中华民国公报》停刊，胡临危疾呼：“《大汉报》当与武昌共存亡”杜撰各省捷报、援军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新闻，半天内发号外六次，以安定人心。清军炮击武昌，报馆落下炮弹三枚，工人惊骇欲走，胡抱门哭坐，挽留工人坚持出报。又作《劝北军同胞》白话文数万言，按日连载，派人在汉口租界散发。清兵读后，或泅汉水投诚，或弃枪逃跑。《大汉报》影响广泛，苏、浙、皖、湘等省订函电纷至。童谣称：“《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胆真大，别人怕，它不怕。”英、德、美等国报纸亦载文赞扬为“革命之先锋”，“民国之第一张报纸”。革命党人称赞“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干毛瑟枪”。黎元洪题赠“赤手回澜”匾额。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争授胡。“四等嘉禾章”，胡坚辞不受，并在《大汉报》上发表《退还袁世凯所授勋章》诗，愤懑嘲讽道：“乾坤正气销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次年33月，袁之长子克定来汉，时湖北督军段芝贵欲恃势以重金买名伶王克琴献之，王誓死不从。胡撰文在《大汉报》揭其事，段芝贵分饬武昌、汉口警备厅封闭《大汉报》，逮捕胡。胡在狱中撰《鼠窃记》、《情天血泪恨》痛骂袁党，声言：“头可断，血可流，袁贼不可一日不骂”袁死后出狱，时人有“胡石庵吹倒清王朝，骂死袁大头”之语。出狱后创《天声报》。次年护法军兴，《大汉报》复刊，宣扬护法。1924年曾一度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
19219246年100月2233日在汉口病逝，友人居正为其遗像题赞：“公之别号，石可补天，公之才学，笔大如椽”，胡善诗画。小说著有《马上儿女》、《明珠血泪恨》、《秘密血泪》、《偷香狱》等篇多，诵于时。11
11.刘佐龙
刘佐龙(1874～1936)，亦名万青，号汉三。天门多祥人。自幼读书，累试不第，乃弃文习武，投湖北新军，取名“佐龙”。因身材魁梧，通文墨，为协统黎元洪所赏识。先后被荐入武高等学堂，将弁学校，结业后在黎部任队官。兴国、大冶一带闹事，黎派刘带兵弹压，升管带。武昌起义，随黎元洪反正，升标统。黎为都督，以刘为都督府执事官兼禁卫军司令。驻防大军山时，曾计赚清军焦都督，获大量军械o
1911年11月，刘部驻省垣以保武汉，鄂军整编，晋升为鄂军第四混成旅旅长。1913年12月，黎元洪受调进京，湖北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刘竭力依附，得以自存。刘部士兵，多为湖北农家子弟，尚能遵守军风纪，时论以为优于北军。王占元督鄂，贪财好货，克扣军饷，士兵不满，钟祥，沙洋，宜昌等地先后发生兵变。1921年夏，王接受刘佐龙建议，决定遣散老兵，招募新兵，以老兵薪饷为新兵的一倍多，既可获“裁兵”之名，又可收扩充实力之实。消息传山，老兵情绪激动，请求清发欠饷，另给思饷，始允遣散。王不允。于是第二师所属第六、七、八等团于6月7日(农历五月初二日)在武昌哗变，劫官库抢商家，奸抢烧杀，无所不为，时称武昌“五·二”兵变。王恐事态扩大，发给恩饷三月，佯许备专车送变兵携其所掳财物北返。车至孝感花园站，刘巳奉王占元密令率部一营及一机枪连伏击，变兵伤亡殆尽，所掳财物价值80余万元(一说400万元)，尽为王占元所得。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后，刘任鄂军第二师师长，借武昌、宜昌兵变为名，授意武汉三镇人民，邀请其师驻防阳夏，以保安宁。1926年8月，北伐军进攻武昌，吴佩孚委刘为湖北省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率部防守汉阳及襄河一线。此时北伐军已派代表耿丹、龚培元等与刘部第八团团长严敬及刘弟炮兵团长刘鼎甲联系，劝刘阵前起义，并面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亲笔信，许以起义后给予一军辖三师的番号。刘遂于9月3日召集营以上军官举行会议，宣布阵前起义部署。5日10时，北伐军第八军第二师何健部开始进攻，刘佐龙命令刘鼎甲炮兵团，分别在怀善堂、河舶所、睛川阁、铁门关地区占领阵地，掉转炮口，猛轰龟山禹王宫北军高汝桐的指挥阵地，掩护何部进攻，并向汉口聋家墩吴佩孚总司令部开炮，迫使吴仓惶率卫队徒步急窜江岸坫，乘车北逃。6日清晨，北伐军攻下龟山，万众欢腾。群众协力将刘鼎甲的大炮运上龟山阵地，以防北洋军反扑。晚间，刘部配合北伐军第二师，将北洋军靳云鹗守备部队(时称铁帽子或乌龟壳军)击溃，7日晨攻克汉口。时人有诗赞颂：“南国惊雷动地鸣，楚天风雨撼江城。将军一怒龟山定，三户亡秦信有征”。国民政府委刘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及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27年春，北伐军与孙传芳、张宗吕联军在安徽蚌埠展开大战，刘受蒋介石命派刘鼎甲率三旅之众前往参战。刘部多系乡邻子弟，作战英勇，挫敌克城，立功甚伟，却为桂系陶钧勾结共亲信沔阳人袁济安吞并，改编为第十九军，胡宗铎任军长，刘遂不满。5月，武汉国民政府委耿丹为十五军副军长对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多所批评，刘疑忌滋生，乃以煽惑军心，勾结叛乱罪，将耿杀害。数日后，省方以违法擅杀副军长耿丹罪，将刘交省警卫团看管，后转押于唐生智第八军军郎，至胡宗铎、陶钧拥兵回鄂驱唐，刘始获释。所部陈克鉴、程汝怀两师，为胡、陶所并，改编为十八军，陶钧任军长。刘遂去汉门闩租界作寓公，晚年信佛，学看风水。1936年病逝。
12.黄正伦
黄正伦 清（？－1861）天门人。白莲教徒，清咸丰初，以卖草药为名，在松滋传教，被奉为教主。18186161年33月，在松滋马坊坪聚众数千起义，被拥为都督，旗号“意诚侯”，改元“大明”，战败牺牲。
13.刘璋(东汉益州牧)刘璋(?—220)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东汉末年三国时代割据军阀之一。继父亲刘焉担任益州牧，后为刘备所败。后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病逝于荆州。
刘璋为益州牧刘焉之子，父亲死后，继承父亲的地位，成为益州牧。刘璋为人懦弱多疑，汉中张鲁骄纵，不听刘璋号令，于是刘璋杀张鲁母弟，双方成为仇敌，刘璋派庞羲攻击张鲁，战败。
后益州内乱，平定后，又有曹操将前来袭击的消息。在内外交逼之下，刘璋听信手下张松、法正之言，迎接刘备入益州，想藉刘备之力，抵抗张鲁、曹操。不料此举乃引狼入室，刘备反手攻击刘璋，法正又为刘备内应，刘璋不得已于214年投降，被流放至荆州。
后来孙权杀关羽，得荆州，以刘璋为益州牧，驻于秭归，但是很快就病死。刘璋死后，其子刘阐曾于蜀汉南方雍闿等作乱之时，再被东吴任命为益州刺史，诸葛亮平南蛮后归吴，为东吴之御史中丞。
演义传记
蜀振威将军。汉益州刺史刘焉四子，焉卒，州大吏赵韪等，共保璋为益州牧。璋曾杀张鲁母及弟，因此有仇。璋使庞羲为巴西太守，以拒张鲁。时庞羲探知张鲁欲兴兵取川，急报知刘璋。璋遣别驾杨松结好曹操，松因操轻而恨之，劝璋引先主入蜀。众臣苦谏不可，璋不从。后众将劝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以防先主兵变。璋初时不从，后因众人苦劝，乃令白水都督杨怀、高沛二人，守把涪水关。后先主遣人往成都求兵粮。璋给甚少，先主怒，骂使者，杀其将杨、高二将，与璋反目。建安十九年，马超进围成都。璋以百姓苦，降。先主请璋收拾财物，佩领振威将军印绶，令将妻子良贱，尽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
史籍记载
三国志 蜀书一
璋，字季玉，既袭焉位，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雠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一后羲与璋情好携隙，赵韪称兵内向，众散见杀，皆由璋明断少而外言入故也。二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瑁狂疾物故。三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四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寻又令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正遂还。后松复说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又从之，遣法正请先主。璋主簿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於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垫音徒协反。诣涪，音浮。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五
一英雄记曰：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於难，故璋厚德羲，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
二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於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
汉献帝春秋曰：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徵璋为卿，不至。
三臣松之案：魏台访“物故”之义，高堂隆答曰：“闻之先师：物，无也；故，事也；言无复所能於事也。”
四汉书春秋曰：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习凿齿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数十年之内而弃之於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五吴书曰：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
明年，先主至葭萌，还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璋卒，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於吴。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丞相诸葛亮平南土，阐还吴，为御史中丞。一初，璋长子循妻，庞羲女也。先主定蜀，羲为左将军司马，璋时从羲启留循，先主以为奉车中郎将。是以璋二子之后，分在吴、蜀。
人物生平
刘璋，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其父刘焉，东汉末任益州刺史，刘焉死，刘璋继领益州。他性宽乐而无威略，仅知保境，没有远略。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伐汉中，刘璋惧怕操威胁自己，遂迎刘备入蜀以拒曹。后被刘备取代。
献帝迁长安，以为奉车都尉，奉使谕蜀，留不遗。兴平元年，袭焉位为监军使者、振武将军，领益州牧。建安十九年，降于刘备，迁公安。孙权克荆州，以为益州牧，驻秭归。《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刘璋：“璋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致乘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刘璋的确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与野心，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其父刘焉病死，他的手下知道刘璋秉性温和、仁慈，共同推选他为继承人，后刘璋领益州牧，张鲁对他多次挑衅，刘璋怒而杀其母及其弟，二人便成为仇敌。
曹操征荆州，更想接着攻打张鲁。刘璋想与曹操交好，可是张松因为曹操怠慢了他，就鼓动刘璋与刘备交好，同心抗拒曹操。然后又挑拨刘璋与有功武将的关系，企图使西蜀内外皆乱，让刘备乘虚而入。益州主簿官黄权知道张松的用心，苦谏于刘璋，可惜刘璋并未采信，反而对刘备以诚相待。给他兵、粮、财、物，助其攻打张鲁。张松、法正又劝刘备反过来攻打刘璋。
刘备的军队转向，可怜刘璋根本阻止不了，一直让刘备围困住了成都。其实当时成都尚有三万精兵，粮草足够吃用一年，而且官兵都愿死战。但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以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投降，群下莫不流涕。刘备尽取其财物及震威将军印绶。
虽然刘璋为人懦弱，少主见，但也有一颗仁慈之心。他任益州牧时，使蜀地富有，百姓安居乐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施行的是标准的仁政。怎么能说是“无恩德加以百姓”呢？从开城投降这一点就可以足以看出他的仁慈之心。
而且刘璋并非贪图享乐，荒淫无道之人。若生在太平年间，定为造福一方的良臣。蜀中之治历来没有定数，陈寿的评价未免有失偏颇。其实一开始刘备就有杀死刘璋之心，只怕会失去天下人之心。后诸葛亮进言刘备，应该对蜀地进行严治，也有些压制民愤之意。乱世出英雄，也埋没了许多人才，只能是说刘璋生错了时代，是在乱世众多英雄的光辉下黯然失色的一个人物。
他行仁政，了解百姓的痛苦，是古代许多领主比不上的。刘璋的失败在于听信他人之言，而少主见。但真正对他有用的话却没有采纳。也是他成就了刘备的霸业。他的性格注定了他在乱世中无法成为人雄，只能偏安于一方，实在令人惋惜！
刘璋失益州
刘璋，字季玉，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继其父刘焉任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所治益州被刘备夺取，统治益州凡二十年，其活动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末三国政治。迄今为止，学界尚无讨论刘璋的专文。人们对刘璋的评价，基本定于诸葛亮《隆中对》所云：“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璋遂庶几成为昏庸无能的象征。
一、刘璋失益州失于“人谋”：东汉末年，天下纷乱。刘璋所处益州，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刘璋在保守益益州州的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在外来的刘备面前反主为客，处处被动，处处被欺，最终将益州拱手让人。其原因何在？
与汉末群雄相较，刘璋“暗弱”、“不武”〔1〕（卷3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主要表现在：
（一）不识益州兵要地理形势，不能努力修好汉中的张鲁，丧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处于外敌威胁之下。
（二）缺乏重大军事斗争的心理素质。尽管拥有益州这块“风水宝地”，刘璋却极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抗并不比其强大的张鲁，要拉曹操作为援手；当曹操对自己产生威胁时，又拉刘备来帮忙，使得刘备顺利入川。
（三）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刘璋在认识到刘备入川的险恶用心、怒斩张松之后，虽迅速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对抗刘备，却均以失败告终。《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争夺益州之初，“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郑度之计可谓是抵御刘备的良策，但刘璋不能用，反而把郑度罢黜。郑度的遭遇，除了表明刘璋听不进忠言外，更主要的是表明刘璋“才非人雄”，缺乏军事头脑，不是枭雄刘备的对手。
其实，刘璋并非毫无军事才能，在他统治益州的时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数次大规模的叛乱，即是明证。导致时人视刘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刘璋为人“宽柔”“温仁”性格懦弱外〔1〕（卷31《刘二牧传》及注引《英雄纪》），更与其身处推崇“人谋”的乱世之秋却不努力“人谋”有密切关系。突出表现是，刘璋立志不远，只图自保一州。
保据益州，坐观天下，是刘璋之父刘焉定下的方针。《三国志·刘二牧传》载：“焉睹（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恰好益州动荡，朝廷以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焉入益州后，以南阳三辅流人数万家为主组成东州兵，平定益州**，诛杀益州豪强，建立割据政权，便不复顾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势。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这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中评论曰：“焉虽受命作牧，而汉之危亡，**百沸，焉勿问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的刘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纷争之中作无谓的消耗。然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满足于“自保”，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最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公孙瓒、刘表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则有曹操统一北方、孙权鼎立江东等。刘璋的“坐保”，导致了他行动的保守和落后，黯于天下大势。当刘备处心竭虑谋夺益州时，刘璋还茫然不知，反而开门揖盗，最终葬送基业。可以说，刘璋失益州在一定意义上是失于“人谋”。
《后汉书·刘焉传》论曰：“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的确，天下大势不容刘璋闭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如发挥“人谋”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无此可能。可是，刘璋暗于天下大势，不知权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称：“论者曰：‘刘璋暗弱’，弱者弱于强争、暗者暗于变诈。”处在汉末这样一个推崇“人谋”的时代，刘璋明显是落伍了，失益州诚为“自然之理”〔1〕（卷31《刘二牧传》）。
二、刘璋治益州有成就：对于刘璋治益州，诸葛亮说：“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1〕（卷35《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时人一般也认为：刘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1〕（卷31《刘二牧传》）。因为益州在刘璋统治时期，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2〕、〔3〕（P78－79）。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毕竟刘璋治益州并不象诸葛亮所说明那样无能、无功，如从经济发展角度言，其成就即不逊于刘备、诸葛亮治蜀。
如所周知，诸葛亮治蜀，益州连边远地区都得到开发，但蜀汉的经济整个说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以人口为例，刘备章武元年（221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年）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可信，蜀汉四十余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还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后部族，所以可以说蜀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这足以反映出在蜀汉统治之下，益州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又，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上《出师表》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1〕（卷35《诸葛亮传》）。诸葛亮这样说，诚然有警醒后主刘禅要努力振作之意，但也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之局面。在一条教令中，诸葛亮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耳。”〔4〕（卷“815《布帛部》）要注意的是，此时正是蜀汉国力比较强的时期。“益州疲惫”、“唯仰蜀锦耳”，此种经济状况，显然比刘璋治蜀时期有所倒退。诸葛亮在襄阳献“隆中对策”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1〕（卷35《诸葛亮传》）。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1〕（卷37《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也就是说，刘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当世公认的。这除了与汉末益州少遭遇战乱的破坏有关外，更是与刘璋治蜀分不开。且以刘璋用人论，《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在夺得益州后，大用益州俊才，“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刘备所用的益州人才，其实基本上是原刘璋人才集团中的成员。特别是，刘璋所摈弃的彭羕，后来也被刘备所摈弃乃至诛杀。这说明刘璋在治蜀之时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识人、用人的，对益州土著也曾努力的拉拢与团结。这应是刘璋统治时，益州政治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籍中虽没有直接的史实来说明刘璋治蜀的业绩，但刘璋能稳定益州，发展益州，不能谓无能、无功。退一步言，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虽然也有一些内乱，但政局尚稳，国富民殷，说明刘璋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干的。
刘璋还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考察刘璋的言行，时时都可窥测到他以民为念的思想。撇开其它原因讲，（一）迎刘备入川是基于保境安民。
（二）当郑度提出坚壁清野以抵御刘备军时，刘璋认为：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也。”〔1〕（卷37《法正传》）可见，刘璋不纳郑度之策有不愿劳民的缘故。
（三）刘璋举成都而降刘备是基于不愿伤民。当成都尚兵精粮足、臣民表示愿坚守城池时，“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1〕（卷31《刘二牧传》）就此而言，说刘璋“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是不符合刘璋统治益州的实际。
宋人叶适云：“刘璋虽暗懦，然国富民盛，守之以恩，无所得罪也。”〔5〕（卷28《蜀志·刘璋》）清人王夫之直言，刘璋非“昏孱”〔6〕（卷9）。的确，刘璋诚然算不得明君，但也不能归于昏君之类，更算不上暴君，故刘备比拟夺益州为伐纣时，当即遭到其属下庞统的反驳〔1〕（卷37《庞统传》）。《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张璠言亦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其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回顾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其作《隆中对》时说“刘璋暗弱”，为的是树立刘备进攻益州的信心；在占领益州后，全面贬低刘璋治益州，则更多是为自己的严刑立威辩护。
三、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作《隆中对》称：刘璋所治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后来，在刘备图谋益州的过程中，刘璋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果然积极策划迎接刘备入蜀；在刘备攻占益州的战斗中因抵抗不利投降或欲降的李严、费诗、许靖等人，他们或就是诸葛亮所谓的“思得明君”的“智能之士”。但另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智能之士”在支持拥护刘璋。
对于刘璋迎刘备入川，就有黄权、刘巴等一批“智能之士”表示反对。《三国志·黄权传》云：主簿黄权陈其厉害，“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又，《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璋遣法正迎刘备，（刘）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更有甚者，王累自悬于城门死谏刘璋拒纳刘备。此外，在刘备夺益州的军事进攻中，也有不少忠勇之士为刘璋而战。《三国志·王连传》载：“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王）连闭城不降。”刘璋巴郡太守严颜，抵抗失败被俘后，愿作断头将军〔1〕（36(《张飞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刘璋遣张任、刘!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桥，战复败。禽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惜焉”。即使是到了成都被围，刘璋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全城军民也纷纷表示坚决抵抗。刘璋举成都投降之时，军民咸流泪。这些都足以说明刘璋在益州有深厚民众基础，深得民众拥护，决不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蜀人心目中，刘璋未必不是“明君”。正因为如此，尽管刘备处心积虑，竭尽全力，占领益州还是费了不少周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雒城之役，耗时一年，折损军师中郎将庞统，才艰难取胜。另外，据史籍记载，建安十六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后，积极争取蜀地民心。《三国志·庞统传》称：“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从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此后，刘备“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卷32《先主传》）。刘备不敢也不能遽取刘璋，反而需花费较长时间来“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这除了说明刘备的“帝室之胄”的旗号在真正的“帝室之胄”刘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刘备的处事谨慎之外，更足以说明刘璋并未失去蜀地民众的支持。总之，诸葛亮所谓“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并不符合刘璋所治益州人情实际，毕竟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
刘璋治理益州并不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而是有一定的“民本”的思想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刘璋失益州，也不是因为他昏庸无道，益州人民反对他的统治，而主要是处在东汉末年群雄相竞的时代，刘璋军事才能一般，拙于“人谋”，不识天下形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刘璋可谓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凡人”。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甚至是不公正的。
历史评价
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
张璠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张松、法正，虽有君臣之义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质，进不显陈事势，若韩嵩、（刘光）〔刘先〕之说刘表，退不告绝奔亡，若陈平、韩信之去项羽，而两端携贰，为谋不忠，罪之次也.〖裴注本〗
14.卢醒
卢醒（11911-1947）追赠中将。原名永华，字焕然，湖北天门佛子山镇天龙村人。中央军校高教班第9期毕业。1193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744军5511师330606团团长，参加南昌会战，19194243年任第7744军5588师参谋长兼117474团团长，19194444年冬任第744军5588师副师长，11946946年任整编第7744师5588旅少将旅长，11947947年55月1166日在孟良崮战役中兵败自杀，7月3300日被国民党追赠为陆军中将。15
15.刘焉
刘焉(?-194)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刘璋之父。东汉末年益州牧，汉末群雄之一。汉室宗亲。
个人资料
儿子：刘范 刘诞 刘瑁 刘璋
官职：任中郎，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最终官至益州牧
简明历史传记
东汉末年时人，官至益州牧，其子为益州牧刘璋。
刘焉为汉鲁恭王之后裔，以汉朝宗室身份，拜为中郎，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后因益州刺使郄俭在益州大事聚敛，贪婪成风，加上当时天下大乱，刘焉欲取得一安身立命之所，割据一方。于是刘焉向朝廷求为益州牧，封阳城侯，前往益州整饬吏治。后却俭为黄巾贼所杀，刘焉进入益州，派张鲁盘踞汉中，张鲁截断交通，斩杀汉使，从此益州与中央道路不通。刘焉进一步对内打击地方豪强，巩固自身势力，益州因而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后卒于任上，其子刘璋继领益州牧。
后汉书·刘焉传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鲁恭王后也。肃宗时，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址，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二]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闲，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觽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龙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龙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
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觽。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遂造作乘舆车重千余乘。焉四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并从献帝在长安，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晓譬焉，焉留璋不复遣。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及诞并见杀。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烧其城府车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于是徙居成都，遂疽发背卒。
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汉鲁恭王之后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后以师祝公丧去官。居阳城山，积学教授，举贤良方正，辟司徒府，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会益州刺史却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壹，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谋得施。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当收俭治罪；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
是时（凉）〔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于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攻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焉。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
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乘。荆州牧刘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时焉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惟（小）〔叔〕子别部司马瑁素随焉。献帝使璋晓谕焉，焉留璋不遣。时征西将军马腾屯郿而反，焉及范与腾通谋，引兵袭长安。范谋泄，奔槐里，腾败，退还凉州，范应时见杀，于是收诞行刑。议郎河南庞羲与焉通家，乃募将焉诸孙入蜀。时焉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祅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
三国志评价
评曰：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於室，孔衍汉魏春秋曰：许负，河内温县之妇人，汉高祖封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为今东人呼母为负，衍以许负为妇人，如为有似，然汉高祖时封皆列侯，未有乡亭之爵，疑此封为不然。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於不免其身，而庆锺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张璠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张松、法正，虽有君臣之义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质，进不显陈事势，若韩嵩、（刘光）〔刘先〕之说刘表，退不告绝奔亡，若陈平、韩信之去项羽，而两端携贰，为谋不忠，罪之次也。
17.沈鸿烈
1、少年壮志，投身海军
清光绪八年（1882）十月二十七日凌晨，湖北天门卢市一个殷实的绅士家中，降生了一个胖小子。曾经中过举人，算做当地比较有名气的沈际昌，捧着肉软软的儿子，亲了亲那圆圆的脸蛋，便给他命名“鸿烈”取字“成章”，希望儿子将来以文至仕，光宗耀祖，由于此年沈鸿烈父母年龄之和正好百岁，所以，就将沈鸿烈的乳名叫“百龄”。
天门自古文人荟萃，学风极盛，人思自奋，耻于依附。唐代陆羽、皮日休，明代竟陵派文学创始人钟惺、谭元春等人刻苦读书，自成一家的事迹，对小鸿烈影响很大。沈鸿烈的祖父曾在天门任私塾先生，其父亲对沈鸿烈管教甚加严厉，受此影响，在严格的家训中，沈鸿烈自幼束发受书，敏而好学，早课背书，午晚诵读，年终有除夕怀感，年首有元旦发笔，特别喜欢钻研文史。稍长，拜闲居在家的老翰林周杰为师，专攻古文与算术。由于他发奋用功，长进很快，至15岁读毕13经兼八股诗赋，穷年累月，无片刻暇晷，休息既少，营养亦缺。所以，当年初应八股考试时，因躯干矮小，俨如儿童，仅应县考，未及府考。后又刻苦勤勉，朝夕苦读，昼则独处静室，夜则纳灯蚊帐，暗诵达旦，随侍三载，学乃大进，学有成就。18岁时考中秀才，成为有资格支薪的教师。因学术造诣日深，连名噪四方的老翰林也自叹弗如了。他在府学堂执教时,一面阅读日本近代出版的书籍,一面受清朝一些上层人士大搞洋务运动、提倡强兵富国思潮的影响。这期间从朋友处获得《新民丛报》及其他进步书刊，他如饥似渴的阅读钻研，受到自强救国、革新雪耻思想的熏陶，精神为之一新。少年时就有“乘风破浪之志”的沈鸿烈，很早就看到了中国海军的弱点，他便立志当一名海军将领。
沈鸿烈的前半生可以说与大海，确切地说是与海军有着不解之缘。1904年加入自强军。1905年冬，他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考取了日本海军学校，1906年入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毕业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沈仍在原自强军上司黎元洪部下从军，他受命在湖北策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反清，立了功绩，但是未能因此进入海军部队。当时海军的主流人物，都是留英派，且福州籍占大多数，当然不能容纳湖北籍的留日生沈鸿烈。他只好到北京政府参谋本部工作，并兼任陆军大学的海军课程的教职。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机械处参谋,次年为北京政府参谋本部科长。1916年为赴欧观战团海军武官,1918年经美国回国,任总部参谋、军事学院海军教官。
1931年12月16日，时年45岁的沈鸿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青岛市代理市长。宣誓结束后，沈鸿烈当即宣布了十大施政纲领：
一.整顿吏治，修明内政；
二.厉行自治，充实民力；
三.禁绝恶习，改良风俗；
四.建设乡村，施惠贫民；
五.普及教育，以求实用；
六.提倡国货，优遇劳工；
七.发展区务，繁荣市场；
八.整顿军警，巩固治安；
九.慎重邦交，保护外侨；
十.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主政青岛6年来，政绩斐然。
修建天门路
1937年因登州路弯曲难行，准备修一条平坦马路，由登州路至张村，该路是本市最宽的道路，宽度有30米，修至南仲家洼时，发生芦沟桥事变，南仲家洼至张村一带未能修筑，当时沈鸿烈很好名，因其是湖北天门人，其部属为了投其所好，便将其命名为“天门路”。谁知好景不长，路刚修至南仲家洼时，发生芦沟桥事变，南仲家洼至张村一带未能修筑，日军就于1938年占了领青岛。日本人恨透了沈鸿烈，原因是沈在青主政的这几年中，基本采取了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政策。并且，在日军将要登陆青岛的时候，他还组织了“焦土抗战”，除去沉船青岛港阻隔航道外，还炸毁了不少大纱厂。因此，日本人便将这条为沈树碑立传的路，改为“兴亚路”，取的是“振兴大东亚共荣圈”之意。日本投降后，“兴亚路”又被国民党青岛市长李先良改回了“天门路”。青岛解放后，这条路叫做延安路。
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由于没有实职，他便杜门谢客，埋头写书。其晚年著有《读史答记》、《欧战与海权》、《东北边防与航权》、《收回东北航权始末》、《青岛市政》、《抗战时期之山东党政军》、《抗战时期之农业建设》、《抗战时期之国家总动员》、《浙政两年》、《消夏漫笔》、《政海微澜》、《五十年间大梦记》等。从这些书目结合沈的历史看，这是沈鸿烈在逝世前对自己的一生所做的主观总结。1969年3月12日18点40分，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于台中市省立医院,终年88岁。
18.沈肇年
沈肇年（1879年-1973年），男，号甓庐，湖北天门卢市镇人，清末秀才。喜收藏金石，工分篆，一九三一年为易忠录临汉衡方碑分书立轴。著甓庐所藏金石题记。《艺甄初集》。
1908年任安陆府中学堂学监兼教员，结识同盟会员，接受革命思想。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加入同盟会，任起义门第一警察署书记。1912年8月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司科长、秘书。1926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库藏局科长、代局长，后任财政部驻汉分库主任。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40年任湖北临时议会议员、议长。
新中国成立后，沈肇年历任中南地区及湖北省财经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第一主任委员、省文史馆馆长、民革湖北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1973年逝世，享年94岁。
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在毛主席倡议、周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聚才敬士之所。馆员大都是博学多才的文史耆宿。各馆首任馆长更是出类拔萃,名闻遐迩。本刊从2007年首期起,在“翰林风采”专栏中,特邀各地文史馆的同仁撰文介绍本省市首任馆长,让读者领略各馆“首任馆长”之风采,感悟一代名士之人生。
沈肇年先生原名兆莲,字碧舫,别号甓公。清光绪五年(1879)二月生于湖北省天门东乡。世业农。少精敏,使学,博闻强记,为文劲健,工于古文字研究。清季,肇年先生关心民瘼国运,接受并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从20世纪初年起,他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努力奋斗;30、40年代,他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奔走呼号;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仍然满怀热情为推进湖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遗余力。
一、从前清诸生到武昌首义先贤
肇年先生6岁依其祖发蒙,读“四书五经”、时文试帖,学做诗文。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21岁时,应湖北学政王同愈主持的岁试,补为安陆府学附生,入天门县明达学堂就读,后转入襄阳道中学堂肄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任安陆府中学堂学监后,结识中国同盟会会员白逾桓、曾巾江等人,从此得以阅读到由他们秘密寄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的刊物《太平天国战史》、《湖北学生界》以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等。肇年先生和他的同志们,在接受这些革命思想的同时,也积极宣传并急切地盼望革命风暴迅速来临。
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史称武昌首义。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攻占了湖广总督署,赶走了清政府的总督瑞澂,占领了武昌城。安陆县距离武昌仅百里之遥,革命党人攻占武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那里。肇年先生闻讯十分兴奋,便只身赶赴武昌投奔革命。
当时,举行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领导,在鄂军都督府内设立谋略处。肇年先生来到武昌后,径往谋略处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该处负责人李作栋、熊濂被肇年先生的革命热情所感动,随即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还派遣他到新组建的武昌起义门第一警署担任书记员,让他迅速投入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中去。这样,肇年先生便顺利地实现了成为首义战士的心愿。① 第二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肇年先生追随孙先生,矢志革命,从而成为第一批中国国民党党员。
二、一生清廉的理财圣手
肇年先生善于理财,1913年夏,始为湖北都督府财政司录事,此后,数十年间,长期在湖北省财政、金融界任职。1921年,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司制用科科长,主管分配和签发全省各机关、学校的经费。从这时起,肇年先生有幸结识了革命前辈董必武,并竭力为他在武昌创办的共进中学(即后来的武汉中学)提供办学经费,以培养革命人才。
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北伐,攻占武昌后,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武汉,并成立财政部,肇年先生被任命为财政部库藏局代理局长。当时,长江下游战火弥漫,军阀孙传芳等盘踞东南,致使武汉粮荒、煤荒不断。特别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东南各省上缴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停付,武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窘迫。为应对财政危机,武汉政府迅速组建战时经济委员会,将武汉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如采取集中现金、购运粮食、救济失业等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困难,而身处经济旋涡中心的财政部,尤其是肇年先生等人,他们千方百计筹集经费,为推动北伐和稳定武汉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南京政府在武汉设立由C C系势力控制的豫鄂赣皖四省农民银行,发行农民流通券,总额为2300万元。肇年先生时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兼任湖北省银行监理委员,次年,又兼任四省农民银行湖北省行分库主任,办理发行兑换券事宜。其时,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但他仍不甘心,阴谋组织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他在庐山派人传话给肇年先生,要从湖北四省农民银行中提出200万元作为军费,送往福建、江西应用。肇年先生断然抗命,严辞拒绝道:“我管的是湖北人民的钱,要对湖北几千万人负责,不按规定先付保证金便要提取发行券,那不行!如昧心用来屠杀百姓,我有何面目对三楚父老?”② 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切齿诋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坚持要撤肇年先生的职。肇年先生随即宣布辞职,拂袖而去,杜门谢客,以翰墨为生。
嗣后,因“清剿”无已,民不聊生,湖北省财政亏空到连公务人员的薪金也无钱发放,一时怨声载道。当时正值夏斗寅、张群先后主政湖北,他们无奈求助于武汉各大工厂、商号、社会财团,但各方均表示,非信誉卓著如沈肇年者出主财政,不便合作。夏、张因而再次礼聘肇年先生出任湖北银行监理和董事,又推为豫鄂赣皖四省农民银行暨湖北省银行分库主任,还聘他为湖北省捐税监理委员会委员。
肇年先生一生清廉,他掌财有道,理财有方,收付有据,一尘不染,人称理财圣手,在湖北工商、金融界卓著人望。有民谣称:“老沈不同赵公明,没有老虎当坐骑,一手固然托元宝,一手拿的是毛笔。”解放后,1953年2月,“五反”运动开展期间,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有次在省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说:“沈肇年先生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多年财政厅长,主管财政几十年,却查不出一点贪私舞弊的事实,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向他学习呢?”③ 这话是对肇年先生高风亮节人格最好的肯定。
三、为湖北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
1938年8月,日寇侵逼武汉,肇年先生时为湖北省银行董事随行移驻恩施。次年,兼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员。他鉴于当时难民剧增,哀鸿遍野,于是倡导政府应尽力扶持农耕、发展农业,以维护国本,却不为国民党当局采纳。
肇年先生次子沈瑾芳系国民政府交通部工程师,抗战开始,被派驻四川乐山,任乐(山)西(康)公路办事处主任。1939年7月的一天,他正指挥抢修公路,遇日寇飞机来袭,他和妻儿共四人均死于其狂轰滥炸之下。先生闻讯,痛不欲生,但他以国事为重,照常上班,用实际行动为抗日救亡出力。
1942年,湖南、湖北省再度爆发由来已久的天祜垸纠纷案。原来,湖南省豪绅在洞庭湖区的津市、南县一带抢筑天祜垸。但是,此地为蓄洪区域,若加以壅蔽,促使湖水北徙,导致长江泛滥,湖北省沿江十余县势必陆沉。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曾在1937年明令湖南禁止挽筑。不料几年后,湖北方面得知湖南又打算复工修筑天祜垸。于是,湖北各界人士推举石瑛和肇年先生等急发函电,呼吁刨毀天祜垸。张难先、李书城和肇年先生三人还急赴重庆向国民政府请愿,受到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赞许和声援。可是结果,他们只得到“暂维现状,不得复修”的一句空话。至此,肇年先生深切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大肆搜刮民财,再次发动内战,致使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先生痛感民生之多艰,而深深地陷入到苦闷彷徨之中。1948年,解放的炮声震惊中外,也给肇年先生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年底,他同武汉各界著名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发起组织“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发布的《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中,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征兵、征粮,停止城市设防,释放政治犯。他们一方面邀请湘、赣、桂等省市和平人士来鄂会商,在给蒋介石的通电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国运迍邅,战机相循,兵祸连年,岁无宁日。„„服役服兵,田园则芜废不治,征兵征借,乡里则杼轴其空,商贾辍其贸迁,百工废其劳作。师生辍学于异舍,官吏枵腹于公堂。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以言国家元气,则断送殆尽;以言国际地位,则低落不堪。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民族前途,可胜危惧!”④ 另一方面,“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又公推李书城秘密驰赴河南焦作,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为迎接人民解放军早日到来,肇年先生积极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还被密任为该会的财粮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分配筹款任务。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华中“剿总”白崇禧在溃逃之前,曾派人给肇年先生家送来飞机票,欲将先生全家迁往台湾,却遭到沈家人的反对,他们不为反动派的威胁、利诱所动,表示宁死也不迁台,誓与武汉人民同甘共苦。
1949年初夏,在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人民解放军尚未进驻武汉之前的“真空时期”,为了切实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扩大反搬迁、反破坏斗争的成果,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肇年先生等武汉著名人士和武昌商会协商成立一支3000人的商民自卫大队,并筹集银元1万枚作为活动经费。这支商民自卫武装组建后不久,就在消灭由国民党留下的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组成的专门祸害市民的“吃光队”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武汉人民反迫害、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⑤
四、为湖北的政治、文化建设献计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当选为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又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救济总会武汉市分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苏友协湖北省分会委员,武汉市抗美援朝分会委员。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中央委员和湖北省委委员。还出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1954年成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1952年,肇年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第一主任委员。1953年6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立,先生以省人民政府委员身份兼任第一任馆长。
从1954年起,在肇年先生的领导下,省文保会和文史馆大力开展抢救文化遗产、整理图书、文物工作。如组织文史馆员对武汉地区的名胜进行普查,并将调查资料汇集成册,编为《江汉访古录》。肇年先生又接受董必武同志分配的任务,组织文史馆员搜集湖北地区历史上自然灾害资料,编辑成《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一书,俾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55年,湖北省成立方志纂修委员会,肇年先生被推荐为副主任委员。1957年,他还应邀在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编纂地方志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在肇年先生的领导下,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陆续派出人员分赴省内十多个县市采访、搜集方志资料,在此基础上编成十一个县的简志稿,1958至1959年,咸宁、孝感、广济、浠水、黄梅、汉川等六个县的简志先后出版。这个时期,肇年先生精神焕发,1956年,他在一首咏木兰花的诗中,将自己比成为“冰姿雪貌争清赏,老境耽吟喜更狂”的清香木兰。
“唯楚有才”。清末民初,湖北即有学者编纂历代鄂籍人士之文——《湖北文徵》,终因存文浩瀚,难于完成。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极为重视这批文稿的编纂出版,并责令湖北省文史研究馆负责编审、出版事宜。1959年,湖北省成立以肇年先生为主任委员的《湖北文徵》编审委员会,经过大家的辛勤耕耘,至1964年终于完成。该书计收元、明、清三代2700多位文人的文稿8400多篇,580多万字,分为512卷,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出版受阻,先生深以为憾。直至公元2000年,在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文史馆诸多馆员的再次审校,方得以正式出版,至此才得以告慰肇年先生在天之灵。
五、雅好书翰,精研金石
肇年先生幼承家学,随祖父习字,少有书名。善四体,工篆隶。大篆以古拙胜,尤擅石鼓,临写数十年,胜于常人,用笔起止极讲法度,点线圆劲厚实,结体紧密匀整,严谨中兼具灵动之姿。隶书,于汉代诸碑研摩较深,广为汲取诸家之长,形成端庄清雅华丽遒健的艺术风格。肇年先生是湖北地区闻名遐迩的书法家,无论是篆、隶、行、楷,都成为了书艺百花园中的瑰宝。
作为古文字学家,肇年先生喜收藏金石,精考订,有《甓庐所藏金石题记》存世。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潜心石鼓文考订、诠补,自称“我于石鼓文研习稍久,为求将缺失之字搜罗补缀,略近完整”。终于1961年,他83岁时,成《石鼓文诠补》一书,颇为学术界所推重。董必武同志甚为赏识,委托湖北人民出版社线装影印出版,并亲自为书名题签。
肇年先生《石鼓文诠补》其内容包括补缀鼓字、释文、诠注三个部分。肇年先生这种诠补方法,即在补缀石鼓文字方面,于新补入之字旁加圆点,是意在告诉读者:此字系诠补者所补,正确与否,请自行判断。在诠注方面,对于以阐明注释的字句,均经搜求佐证,对实在无法考证者则从阙。这两种作法是继承了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创立的考异之法的。司马光在主编《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对待史料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为了弄清事实,决定取舍,创立了考异的方法,首先从长编做起,他对其主要助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说:“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事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⑥ 司马光创立考异法是对历史编纂学极为重要的贡献,肇年先生诠补石鼓文既继承了司马光创立的考异之法,也体现了肇年先生自己治学严谨的一贯作风,是值得后学者们永远记取的。
肇年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追求真理。他在一份《自传》中说:新中国建立后,我亲眼看到“祖国的飞跃变化,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1953年,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时,已经74岁。进入70年代,先生更是全国少有的百岁在望的文史馆馆长了。到1973年,先生94岁时,终因积劳成疾,心脏病发作而辞世。嗣后,董必武同志闻讯驰电吊唁:“惊闻碧舫先生仙逝,谨致哀悼。”这20年间,肇年先生在省、市政府部门、政协机构参政议政,在文史馆内,他既要处理诸多行政事务,还要挤出时间撰写文史专著和主持馆员编写多种著述,达数百万字。鞠躬尽瘁,为湖北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李三春
丹斯里李三春，祖籍湖北天门。
李三春于24岁时开始从事政治工作，1957年初参加新山马青团活动。
1959年8月19日，李三春以一名“ 新雀”的身份获得提名为联盟候选人，奉命上阵在柔佛州居銮北区国会议席竞选，直接和社阵强人魏利煌医生对垒，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他的情况下，结果竟以1458张多数票取胜，众望所归首次中选为居銮北区国会议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从此便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步上仕途。
26岁那年，李三春当上了马青全国秘书长，1961年8 月受联盟总部委任为执行秘书。
1962年，李三春在马青代表大会上，中选为马青总团长。
1963年，李三春受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委任为政治秘书。1964年举行第二届大选，他从居銮北区调换到昔加末南区参加国会竞选，面对社阵及人民联合党两位候选人的挑战，结果获得压倒性胜利，旋即被任为劳工部政务次长，当时他也是马华中央宣传主任。
1969年，举行第三届大选，李三春再度中选为昔加末南区国会议员，「 513 」不幸事件发生，政府组织紧急内阁，他被擢升为副特别任务部长。1971年，国会恢复召开，并重新改组内阁，李三春改任劳工部长。
1972年，李三春接任马华署理会长，并担任篮总理事会主席及拉曼学院信托委员。1973 年7月升任为特别任务部长，一个月后这个部长名称改为工艺研究暨新村协调部长。
1974年4月8日，李三春在敦陈修信引退政坛后，出任马华公会代总会长，即挑起马华既艰且钜的党务，取代了敦陈修信担任历时13年的马华总会长。当年适值联盟扩大为国民阵线，李三春率领马华加进国阵。
1975年8 月，马华举行中央代表大会及选举，李三春中选马华总会长，领导马华中央拟订五大计划，同年改组内阁时，李三春获调任劳工暨人力部长。1976年，再改任工程暨公用事业部长。
1978年4 月21日，李三春针对独立大学问题及独大运动，表明了马华对独大及创办高等学府的立场。
他说：「马华的立场是：第一，马华绝对支持任何人士创办高等学院，愈多高等学府，我们的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愈多，这是马华向来声明的政策。第二，虽然我们接受国语为官方语文以及承认英文的重要性，但是今天的马华的成员，由中委至普通党员，大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对华文的维护是不容置疑的，任何为维护华文发展的运动，必须受到全力的支持。第三，我们知道，涉及最近独大运动的人士绝大多数是为了维护华文教育以及高等就学机会的动机作出发点，对这个问题，我们不但有同感，而且也表示支持。第四，这一项独大的运动是根据1971年大学及大专法令而向最高元首陛下请求恩准。这个行动是合法的，因为这是法令下之条文所需要的步骤。」但问题是，独大既遵循1971年大学及大专法令向最高元首陛下请求恩准设立，就必须遵从和符合此法令条文，和其他大学一样，于 1983年开始以马来文做为教学媒介，而不是此运动所要的华文，因此马华不敢妄从，自欺欺人去支持不可能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独立大学。
1978年7月8日，第五届全国大选，马华面对严峻的考验，反对党利用教育问题，包括1961年教育法令第21(B)及独立大学问题，工业协调法令以及施政偏差等课题挑起华人群众之情绪，导致这些情绪在竞选期间对马华产生极不利的舆论。
大选的成绩结果，马华在竞选的28 个国会议席中，只赢取了17 个，占60.7%，而角逐60个州议席，赢得了44席，占66.66%.李三春在这次大选中第五次中选国会议员，同年再调任为交通部长，上任不久处理马航照章工作表现特出，受各方面之赞许。
李三春是一位实际体验政治生活，从基层奋斗成功之领袖，他在党内建下不少的功绩。当他担任马青总团长时，发起推动「马来西亚多元化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运动领导华裔向经济领域进军。该合作社是于1968年8 月筹备与成立，首尾经过约14 年的时间，合作社资金数千万，发展计划和营业范围遍布西马各州，社员超过十万名。
1979年6 月28日，李三春率领马华代表团，与以首相拿督胡先翁为首的巫统代表团举行了一项历时 4小时的谈判。这次谈判主要是针对我国多元种族社会中各种不平衡现象，特别是华裔子弟受高等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
这项谈判确定了当时我国五间大学的收生额根据种族比例，那就是由1979年开始逐渐增加非土著的收生额至土著55%，非土著45%。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把马华因1969年选举失利及1972 年党争纷乱所产生党与华社的低落士气一扫而空。李三春在党务方面积极发动各种实际工作，于一九七五年领导马华中央发动党的第一个五大计划：(1)筹建马华总部新大厦(2)拉曼学院建校基金(3)马华公会展开广招党员运动(4)设立马化控股有限公司(5)成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这五大计划构成马华公会政治蓝本的基础，在大马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一股冲力，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一种催化作用，为华裔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尤其在迅速变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中，也重申华裔社会自力更生精神下的务实处事方式。
1979年8 月，马华举行中央代表大会及选举，李三春与对手曾永森共同竞选马华总会长之职，结果李三春中选，蝉联马华总会长。
1981年11月15日，李三春亲自主持掀开「孝亲敬老」运动，是项运动获得华社的赞扬及友族之好评。「孝亲敬老」运动通过马华中央领导全国马华、马青及妇女组普遍展开宣传工作，这项运动灌输年轻一代的大马人中良好的价值观，反应良好。同时，领导马华中央推动第二个五大计划的工作。
第二个五大计划是第一个五大计划的延续，是马华公会实施其政治蓝本第二阶段的工作。第二个五大计划为：(1)成立自立合作社(2)成立州控股公司(3)成立干训中心(4)成立马华公会教育基金(5)成立华人文物馆。
第二个五大计划强调马华公会实际和现实的政治哲学，以处理华裔社会所面对的挑战，它也是一股动力，指引华裔社会应走的正确道路。
李三春在担任九年的总会长期间，任劳任怨，把马华的声势及党员的人数由廿万名增加至四十万名，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马华在他的领导之下，摆脱了60年代末期的困境，也启发了大马华裔社会，以一种崭新的角度看待华裔在政经文教各领域所面对的问题及所扮演的角色。
李三春成功的秘诀是：「少说话，多做事」，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逻辑。
1982年2 月27日，李三春荣获美国北加罗纳郡的康贝尔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生，康贝尔大学校长由美飞抵我国首都吉隆坡，同时主持拉曼学院毕业典礼颁发文凭。
领导马华，突破困境：
1982 年4 月22日，办事当机立断，临危不乱的李三春第六次参加大选，接受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的挑战，到林吉祥所划定的 12个华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的其中一个竞选，以证明马华领袖不必靠马来选民的支持就能当选。李三春为寻求华人政治突破，特从柔佛州昔加末选区移师森美兰州的芙蓉区，芙蓉区是行动党自认势力最强的国会选区之一，也是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医生的选区，此区选民以华人占多数，但是林吉祥却临阵退缩，转由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医生上阵，震撼了国内外政坛，结果李三春以845 张多数票取胜，中选第六任国会议员，仍旧执掌交通部长。
1982年大选是马华公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选的胜利是空前的。这一年的大选，对马华公会来说，意义深运！马华的表现十分超卓，创下了历来令人鼓舞的成绩，在所角逐的28 个国会议席中，马华赢取了24个席位，在州选举方面，马华在所角逐的62个议席中，赢取了55个议席，马华在国会议席及州议席分别获得85.7 %及88.7 %的成功率，这是马华公会一项突破性的胜利。
从这项大选，反映了华人接受马华的务实政治及表现，热烈响应马华号召华人大团结及增加政治代表权的愿望。
1983年3 月25日，在党内外声望达到最高峰的在任总会长丹斯里李三春突然宣布决定从政坛引退，他的辞职是马华的一项重大损失。
尽管马华各级组织中的大多数领袖竭力挽留，但是李三春去意坚决，不仅辞卸马华总会长的党职，连芙蓉区国会议员和交通部长的公职也一并辞掉，并订于当年五月一日正式告别政坛。
马华公会中委会为了表示对丹斯里李三春博士为马华公会作出丰功伟绩的贡献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特把马华大厦礼堂命名为「三春礼堂」，以使丹斯里李三春的彪炳功绩光辉永存。
天门民俗
1.春节民俗溯古
《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目，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几饮酒，次第从小起”。
这段话，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上古社会荆楚地区元日“鸡鸣而起”之后的习俗。不少习俗从上古时代仍保留至今，成为荆楚原始文化遗风，殊为可贵。有些习俗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之中，但却闪耀着荆楚文化的光辉。今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土，像所有的出土文物一样。“荆楚春节古俗”，会留给我们无限的神思、遐想和赞叹！
“椒柏酒”，是以中药椒实、柏叶浸制而成的酒。古春联：椒花献颂，柏酒浮春”一直流传至今为群众所喜爱。椒实和柏叶分别有温中止痛、清热凉血的功能。古人还以“柏叶后凋而耐久”，元日共饮椒柏酒，以祝长寿。
宋代文学家王安石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名句。何谓“屠苏酒”？每岁除夜遗周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温疫。”原来，荆楚先民每遇大年初一，合饮屠苏酒，用今天的话说，属于预防医学的社会行为，以药贴“囊漫井中”与今天的饮水消毒相似，其目的在予“不病温疫”。
“五辛盘”之“五辛”为何物呢?五辛，指五种辛味的蔬菜、香料，一般指葱、韭、蒜等。《太平御览》关于五辛的注日：“五辛，所以发五藏气”也。五藏，即五脏，指脾、肺、肾、心、肝。根据我国中医药学原理，利用五种辛物的性昧与归经，以调和脏腑机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元旦》诗中“椒花滴酒翠盘新”的“翠盘”，即是指青翠欲滴的葱、韭、薤、蒜等。
“敷于散”，早在我国南北朝时代，已成为中药验方。方剂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分为散。这些药物具有养心安神、滋阴补虚、止痛化饮、温中散寒等功效。原来，敷于散是针对冬去春来这一时令转化，用以调摄人体内部环境，培养正气，趋避外部环境的邪气侵袭，提高总体健康水平的防疫保健药。
命名奇诡的“却鬼丸”。是用盛产名贵药材的武都(今甘肃省)的雄黄、丹散“调如弹丸，令男左女右带之”。
不少历史著作记载荆楚民俗，都有“信巫鬼淫祀”之说，这是史实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荆楚先民崇尚自然，尊重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荆楚先民的春节习俗，利用了自己的中药中医的文化成就，追求总体健康水平的提高，这对当时的楚国、楚民来说-是极具重要意义的。我国最早的医学文献《内经·素问》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荆楚先民注重防病于未然的观念，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同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
荆楚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从荆楚先民的春节习俗，不难看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光辉。
几千年来，荆楚人民供奉与春节有关的神，礼神情节的嬗递，除门神、灶神、财神外，还有许多行业分工礼拜的神，如木匠尊鲁班为神；酿酒槽坊尊杜康为神；茶庄尊陆羽为神；铁匠铺尊李聃为神。荆楚大地，万户同春，“天地君亲师”则是土农工商祭祀的组合神。主神位两侧还有“东皇太一”(或称太乙府君)及“九天司命”的神位。这些神，有源于我国神话、传说，有源于宗教，但荆楚地区春节礼神的民俗，有着自己丰富的楚文化内涵。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不朽著作《九歌》，收《东皇太一》等十一篇，《九歌》祭神十位，“东皇太一”居首。《史记·封禅书》记载：“天神贵者太一”，“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楚国的文学家宋玉在《高唐赋》中说；“醮诸神，礼太一”。《九歌·东皇太一》中有“穆将愉兮上皇”的诗句，其意为“恭恭敬敬地来娱乐上皇”，上皇，即是东皇太一。原来，东皇太一，地位在楚东，掌管司春之职，亦称“东方青帝”。礼拜东皇太一，实际上是对春神的礼拜，或日对“一元复始、春回大地”的崇敬。
“九天司命”，也源于楚文化。九天，是指中央与八方，屈原的《离骚》有“指九天以为正兮”的句子。《九歌》中有《大司命》、《少司命》等篇章，都是祭神的乐歌。大司命是主管人类寿命的神，少司命则主宰少年儿童的命运。所谓“九天司命”，是泛指主管健康、长寿、吉祥、幸福的诸神。
楚国，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汉代的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夸耀楚国“饭稻羹鱼”，“无饥馑之患”。可见，当时楚国的农业生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荆楚先民十分热爱尊重自已的经济、文化成就，楚歌中既有对山神、水神、土谷之神的礼赞，也有对佳禾、芳草、香果、嘉木、玉液、琼浆的颂扬，表达了对大自然及其造物的崇敬。屈原的《桔颂》用“后皇嘉树”，赞美桔树禀气天地，仰皇天后土之灵气。古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之说。儒家的“敬天法祖”、“尊尊亲亲”、“敬德保民”的人文思想，对荆楚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天地君亲师”中，包容了楚文化对大自然的敬畏的观念，及儒家思想忠君专亲的观念。
荆楚春节礼神民俗，透过其迷信色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上古时代荆楚先民的一幅幅风情民俗画；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今天我们倒是应责无旁贷的注意它、研究它、弘扬它。
2.守月花与吃菱角
“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按二十四节气，“立秋”即表示季节进入了秋季。“三月秋光今夜半”，八月十五日恰好居秋季之正中，所以称“中秋节”。
从前，中秋节也是小朋友们向往的节日之一。阖家团圆，其乐融融，还可以吃上享有盛名的“子鸡烧板粟”，这是一道具有节日标志性的菜肴，这天餐桌上不可或缺。还有吃月饼、“守月花”，更令小朋友们神往。
说到“守月花”，必须提及为小朋友们所喜爱的“鸡头包”和菱角。
从前，立秋前后，鸡头包、菱角便上市了。街头巷尾传来“鸡头包——菱角！鸡头包„„”的叫卖声。十一二岁的男孩子，有的用荷叶扎成一顶近似戏台上的帽子戴在头上；有的把荷叶中心荷梗处裁去，形成中空，套在肩上形同披肩；有的把荷叶扎在腰间，遮住露腚的短裤。这些孩子臂挎藤编的篮子，篮子里满是鸡头包、菱角。一个个赤膊、赤足，身上晒得黑黝黝的，挂不住滴溜溜的水珠。城里城外的青石板街石，被正午的骄阳晒得灼热烤人，叫卖的孩子神气地穿行在街市间，赤脚“嗒、嗒”地行进在青石板上„„孩子们的叫卖声，充满荷鲜、稚嫩与灵气。
中秋节这天，无论大家、小户，都要大包小包地买来鸡头包、菱角，晚上一家人在月光下“守月花”，捶鸡头包，吃菱角。享受节日的欢乐，享受人生的美好。
鸡头包，本名苋，亦称苋实。苋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叶圆盾形，浮于水面，煞是好看。子实成熟时，周身密生锐刺，形同鸡头，人们俗称鸡头包。子实成球形，有黑色，有黑褐色，还有褐色、白色相间者，称花鸡头包。子实的外壳一般都很坚实，食用时要用小钉捶、秤砣等捶击，去掉外壳食用其间的浆果。鸡头包除供食用或酿酒外，还是一味主治脾虚泄泻的中药。
天门的菱角，按种属有家菱和野菱之分；按形态则有两角菱和四角菱之分。一般来说，家菱比野菱要大，而野菱比家菱口感要好。
中秋节晚上，吃月饼“守月花”，何以还要吃鸡头包和菱角呢？
这就要说到“守月花”了。“守月花”并不像大年三十守岁是一种定俗，但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却是认真的。原来，小朋友们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奶奶或者外婆就开始讲天上的牛郎、织女；月里的嫦娥、白兔；还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守着、望着那轮银辉撒大地的明月，忽然“天门大开”，天上便现出奇异景象：龙车凤辇，鲜花万丛，旗幡招展，巡天而过„„当然，要看到这般景象，“守月花”时，可千万别睡着了！
于是，中秋节晚上“守月花”，便有了捶鸡头包、吃菱角的习俗，小朋友们以为这样可以驱逐睡意，坚持守到“天门大开”。可是，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没能守到月花，原因是口里衔着菱角睡着了„„
爷爷、奶奶们年年这样哄着孩子们，孩子们成了爷爷、奶奶，又继续这样哄着第几代的孩子们„„一代一代美好地继续看！
3.天门龙灯
大家知道，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何谓图腾？用今天的话说，相似于“徽志”、“标识”。作为图腾的龙，上可以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下则能循地入海，威灵显赫。它无坚不摧，无往不胜，象征我们中华民族勇敢顽强及无可估量的战斗精神和创造力。因而，中国人称为“龙的传人”。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每逢佳节盛典，地无分南北，都有舞龙的习俗，我们天门人习称“玩龙灯”。
龙灯，在造型上有南派、北派之分。南派龙灯从龙头到整个躯干用锦缎刺绣制作而成，称绣花龙灯，既体现龙的威武，更体现其仪态的骄贵。北派的龙头与南派不同，龙头有棱有角；突兀的双目，烔烔有神，威视前方；张大的口器，舌信鲜红，似要喷火吞珠；唇下龙须，舞动起来，更增添追风逐日般的气势。天门玩的龙灯，属北派。
天门的龙灯，从龙头至龙尾，通常为十三节、十五节、十七节不等，也有十九节以上者。天门城区的龙灯，在色彩上还大有讲究。旧时，天门城区有东、西、南、北四门之分，南门的龙为黄色，称为黄龙尧祖；北门的龙为鱼白龙；东门为青龙；西门为乌龙，除四门外，还有龙潭湾的胭脂龙，官路上的鸭嘴龙，窑上的窑白龙，城内紫金龙。官路上的龙灯，龙头形如鸭，故名。龙灯上街，锣鼓喧天，仅只注意其色彩，便知道是哪路的龙灯来了。
龙头，虽也是竹扎纸糊，因其硕大，分量不轻。玩龙头者，多是膀扎腰圆、臂力过人的汉子。龙灯队伍行进时，龙首高昂，左右环视；龙尾亦左右摇摆，好一条悠游自在的龙。锣鼓声急聚起来，急待巨龙腾飞，龙头追逐龙珠，顿时龙灯队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龙珠逗引巨龙，舞龙者脚步切切，接近小跑。持龙珠者在密集的锣鼓声中，以龙珠作“∞”线运动。玩龙头者以龙头紧盯龙珠，穷追不舍，于是巨龙滚动腾舞起来，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成百上千的观众为之雀跃倾倒，欢乐场面蔚为壮观。
天门玩龙灯，常以“取红”为壮举。所谓“取红”，就是由接待舞龙的东道主，用红布包上赠品（或钱或物）悬置于高处，龙灯队伍采取叠罗汉的方法，巨龙盘绕成螺形，少则两层、三层，多则四层、五层，巨龙昂首引颈而上，将“红包”取下来。龙灯高空涉险，舞龙者需训练有素，这就要有武术的功底。民间认为，龙乃祥瑞灵异，因此民间有请龙灯“洗屋”纳瑞福祉的习俗。或新厦落成，或陈年旧居，或家事不顺，逢年过节龙灯进屋除晦祛邪，这是“紫气东来，瑞绕华堂”。
天门舞龙分立式和跪式，惟跪式难度较大。跪式，从龙首至龙尾，舞龙者单肢跪地，巨龙贴地舞劝，又要不擦地皮。霎时间，尘土如雾，欢声如潮，巨龙似要裂地崩山，冲天而起。这种玩法，更能体现龙的战斗精神。
4.天门狮子
舞狮，有天狮、地狮两种。人们把形象雄健、威武的狮于看作是百兽之王，是勇敢的象征，亦是一种瑞兽。于是有人把狮子的动作编成套路，演示“舞狮”。天门市干驿镇玩狮子较有名气，他们翻、逗、打、闹，动作灵敏，形象逼真，常吸引成千的观众。
天门舞狮，习称“玩狮子”。舞狮，造型上也有南、北两派之分。在反映我国南方及港台社区文化生活的影视片中，常常看到属我国南派的狮舞。其造型就不同于北方。南方的狮，色彩艳丽，仪态雍和富贵。北方的狮，威武雄健，真有一吼震群山、再吼倾天折柱的气势。天门玩的狮子，自然属于北派雄狮。舞狮作为我国民间节日喜庆文化的重要项目，大约始于汉代以后，唐代的典籍中则有明确的记载。我国原本不产狮，考其源当属进口物种。据《后汉书》记载，汉章帝时，月氏国向汉皇进贡，贡品清单中便有狮子。后来，狮子得到了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认同，对狮子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后，把狮舞引进了社区文化活动，视为吉祥勇敢的象征。
天门玩狮子，最热闹的玩法要算“狮子盘台”。“狮子盘台”又分“一柱香”和“九妖十八洞”等。
“一柱香”选择九张以上（或
十一、或十三）四角四正、结实牢靠、大小一致的方桌，选一空旷场地，按脚朝下、桌面向上，依次将方桌一张一张地叠置成“一柱香”的高台，最上层的那张方桌脚向上，该桌面与下张桌面相吻合。为防止发生意外，首先要将落脚的地面夯实，尤其是落脚的四处。第一张方桌置于其上，桌面要保证成水平面。依次往上置放方桌的时候，用粗草纸饱吸浓盐水后，垫放在脚面与桌面之间，以增强方桌之间的连接和牢固。台搭好了，远远望去，十数张方桌拔地而起，真有“一柱擎天”的气势。狮子盘台的消息一经传开，十里八乡的群众，扶老携幼地赶来看热闹，一片欢乐景象。
据自幼习武、热爱民间武术体育活动的余少清先生介绍，高空盘台舞狮，表演者多是民间武林高手，技艺精湛娴熟。特别是玩头、玩尾者，要求配合十分默契、准确，在进行高难度动作表演的时候，要沉着冷静，不乱方寸，狮子从地面第一张桌子攀援而上，登上最高桌面的那朝天的四脚，狮子的四肢要在这四条桌腿上站稳立牢，然后进行各种精彩的表演。传统的表演项目有“拗驴子过桥”、“秦王立牌”、“犀牛望”、“白蛇吐箭”、“凤凰展翅”、“金线吊葫芦”、“朝天一柱香”等。高台表演，几乎每个动作都叫人提心吊胆，不寒而栗。比如“白蛇吐箭”，狮子的上肢立在朝天的四条桌腿上，随着急骤的锣鼓声，狮子的头探向天空；前肢腾空而起，忽地向前下方作跃出状，由于动作力度大，使得“一柱香”出现摆幅，成群观众无不捏一把汗。狮子盘台，动作惊险，扣人心弦，历来受群众喜爱。
一九三四年，竟陵古镇在上窑（地名，今天门大桥南）曾举办过一次属大型规模的狮子盘台——“九妖十八洞”。十八洞，用三百六十多张方桌搭成，洞口藏有妖精。由武术精深者扮齐天大圣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沙僧等角色，也由擅长武术的人装扮十八洞妖精、天兵天将等，非武术爱好者不能胜任其职。表演从唐僧等在孙悟空护卫下，与第一洞妖魔相斗开始，从第一洞到第十八洞，武术大师们利用各种武术器械，作各种精彩表演。狮子亦大显威风神通，直到最后胜利，登上最高台，象征西天取经，功德圆满。由于“九妖十八洞”的玩法，需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半个世纪也难一睹盛况。
除“一柱香”、“九妖十八洞”，“狮子盘台”的玩法还有“凤凰台”、“白鹤台”、“桥台”、“灯笼台“等，但是这些玩法，现在都已难看到了。
狮子在场地上的玩法，称为“地回子“。一九五一年春，天门县人民政府为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在竟陵城隍庙旧址（后称人民广场）隆重集会，全县各地百头雄狮、千名高手云集城关，竞相献技。表演项目系模拟山间丛林狮子的生活情态，如“打瞌睡”、“伸懒腰”、“搔痒痒”、“寻水喝”、“洗胡须”，狮子“饮”足了水，精神起来，接着表演“过河”、“发道子”（奔跑）、“打滚”、“飘山”（蹦桌子）、“金鸡倒立”等，百头狮子的精彩表演，万余群众的欢呼，把集会推向了高潮。
天门舞狮，源远流长，是城乡广泛流传的一项传统文化体育活动。
5.天门“三棒鼓”
天门，由于地势低平、多水，往昔水灾不断，民众深受其苦。为谋求生路，他们背井离乡，背起”三棒鼓"，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许多人从湖北到中国西南部、印度、伊朗、中欧、西欧等地。也有些人经广东到菲律宾及其它东南亚国家,人们称他们为“中国的吉卜赛人”。
“三棒鼓”传说唐时已有，当时叫三杖鼓，由一人颈挂扁鼓，手轮三根小木仗，三杖轮次击鼓，并以一杖轮流抛掷空中。边舞边击边唱。发展到宋以后，从演唱小曲到中长篇，并从话本、鼓词中移植事故，如三国、水浒、封神、西游、薛家将等。声腔发展到后来，除［平腔］、［悲腔］、［凤尾腔］、［杂花腔］、［鱼尾腔］外，还有［十枝梅］、［摘花调］。唱词多为三五一七句，即各句字数为五、五、七、五。“三棒鼓”传到湖北天门，融入当地花灯锣鼓、田歌等，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受水灾之害的百姓，流落四方逃荒时，操渔鼓，打三棒鼓或敲碟子、打莲湘，边舞边唱，有的甚至融武术、杂耍、魔术于其间，花样很多，因而流布很广，有的还传到国外。
据《天门县志》记载：同治年间，天门艺人陈登洲携儿带女靠唱渔鼓，打三棒鼓到了乌克兰一带。欧洲其它一些国家也有天门华侨当时靠打花鼓到国外谋生的。如今，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波兰、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国家，还有“华人花鼓剧团”及对这一艺术进行研究的组织。
渔鼓、三棒鼓在清末时就由逃荒糊口的演唱变为二人化妆三人化妆表演故事，进而组成草台班子参加农村迎神赛会、民俗节日、家族礼仪等聚会活动。在演出时用几张桌子搭成戏台，故农村称之为“平台花鼓戏”。大约1930年前后才进入洪湖的峰口，沔阳的杨林尾，天门城关的茶园、剧场演出。在城镇演唱中与汉剧、楚剧有了更多交流，从而吸取了汉剧、楚剧的表演程式。在音乐方面也增加了丝弦伴奏，形成了独立的富有地方特色的花鼓剧剧种之一。
6.农民劳动习俗
清末、民国时期，天门乡民以农为本，有“男耕女织”的习俗。男女均下地劳动，耕、挑等重活以男子为主，滨湖地区女子因裹足，不宜从事水田劳动，多以家作、纺织为主。
新中国建立后，妇女也加入了栽秧、割谷、脱粒的行列，成了棉花生产的主力军。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表现劳动情趣、激励劳动热情，人们在车水时唱“车水歌”、打麦时唱“打麦歌”，薅草、打秧草时唱“薅草歌”、“打草歌”，筑堤、盖屋、填台、搬运笨重物品时，则叫“号子”。唱词内容，无所不包，有戏曲唱段，有民间故事，有新人新事，还有即兴创作的顺口溜。演唱形式丰富多彩，多为一人领唱，众人和唱。插秧时，由技术熟练的人插头翼和反翼，开展竞赛，插得慢的人，慢到一定距离时，插得快的人则过翼，代插慢者插翼尾，叫“关鸡笼”，既是“惩罚”，又有支援之意。割麦时，任务一样，同时下锄、开镰；对技术水平低、速度慢而落在别人后面的人，叫“甩龙尾巴”。“大跃进”年代，称农活技术不高、农事速度不快而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叫“鸭母”，督促完成任务时，叫“赶鸭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人民政府特别关心农村、农业、农民，农民种地出现了请工、帮工、换工等新局面，农业机械化也逐步实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农民科学种田，干劲十足。
7.匠人劳动习俗
清末、民国时期，天门匠人大都有自己的作坊，所带徒弟一般三年出师，出师后，既可以单独开业，也可以留原作坊做工，第一年工钱比其他工人低。
作坊规矩甚多。木匠砍板视为柜台，任何人不得落坐。斧头不得放置在砍板上，以防斧落伤人。建造房屋、制作家具的主人，应先请掌墨师傅。下料、画墨线均由掌墨师傅决定或自己动手干。篾作坊单日扎制筲箕，不扎制捞箕，否则，即视为不吉利。铁铺打铁用的铁砧、风箱只能置于门外或厢房中。
“九佬十八匠”（即补锅佬、剃头佬、修脚佬、阉猪佬、杀猪佬、打榨佬、洗磨佬、盖锯佬、赶工佬；银匠、铜匠、铁匠、锡匠、弹匠、木匠、圆匠、窑匠、瓦匠、漆匠、雕匠、染匠、缝匠、篾匠、榨匠，外加茅匠、箍匠、皮匠）出门做生意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招引顾客。如铜匠甩五块铜片串成的“铜响子”，铁匠敲打烂铁器，阉猪的敲小铜锣，抢刀磨剪的高叫“抢刀一磨剪哪！”补锅碗的，有的甩“铜响子”，有的高叫“补锅一补碗哪！”等等。
新中国建立后，匠人多沿旧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补锅佬、洗磨佬、盖锯佬、茅匠、染匠逐年减少。
8.商人、担贩劳动习俗
清末、民国期间，天门商人一般设有商店，拂晓即开门营业。由管事先生开门，学徒卸门。店门多是合页门板，卸下后分左右两边顺序正面竖放，不可反放和倒号，以示“百事顺遂”。扫地须由下及上，倒灰应走后、边门，以示“进财纳福”。顾客进门，礼貌相待。洽谈生意，卖方多“漫天要价”，买方则“就地还钱”。
担贩们多走街串乡，随时随地做生意，招揽顾客的方式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卖凉豆腐、水酒（酒糟、伏汁酒）、顶糕的敲打竹片，分别发出“哒哒哒哒”、“咯 咯—哒”等声响；售包面、食油的敲打竹筒；销售麻糖、煤油、小百货的，分别敲小铜锣、摆铜铃和摇货郎鼓；叫卖面食的高喊“汤包—、肉包—、戈奎—、发糕—、溜粑—、油条—”；出售纸糊灯笼、纸扎花及车（做）糖人的，各自突出地显示商品；卖吹叫、滴咚的，直接吹响吹叫、滴咚，还有叫卖瓜子、炊子（烧开水用的陶器）、茶壶的等等。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更，商店、担贩的劳动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营、集体、民营商业中，提倡文明待客，礼貌经商，商品亮架，明码实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顾客与销售服装、日用小百货的个体商户洽谈生意时，价格灵活，可以议价、还价。走街串巷叫卖的担贩改用三轮车，国营集体商业全面改为个体经营，多数人有了自己的经营摊位。
9.船民劳动习俗
俗话说：“行船跑马三分忧”，故行船的规矩很多。船只行驶相遇，各走左边。遇船叫号，靠左呼“搭着”，靠右呼“翘着”。夜间行船，悬挂桅灯。纤工相遇，上水船纤工走里（近岸），下水船纤工走外。撑篙不能触及他人船体，必要时须向对方打招呼，征得同意后，才能触及船弦或船尾。船只靠岸，不能从船群中插入，只能停靠在已停船群的上游或下游。否则，即视为失礼。新中国建立后，本地船工逐年减少。
10.饮食习俗 清末、民国时期，天门农民以麦米、粟米、面粉、稻米为主食。一般年景，农户在农闲时，一日两餐，一粥一饭，搭食蔬菜；农忙时，多为一日三餐；插秧、收获季节，另加出工前的“过早”（早餐），收工后的“消夜”（夜餐）。集镇居民以稻米为主食，兼食面粉，也有搭食杂粮、瓜菜的，多为一日三餐。新中国建立后，城乡居民均以稻米为主食，兼食面粉、面条。如遇灾年，提倡“瓜菜代”。
乡民以食新鲜蔬菜为主，豆制品次之，有时食荤腥。新中国建立后，居民菜食花样增多，食用荤腥较普遍。市民、村民喜食蒸菜，鱼、肉、青菜、萝卜、芋头、湖藕、排骨都可以粉蒸，其中以粉蒸牛肉、猪肉、茼蒿和泡蒸鳝鱼最为可口。群众中有“吃肉不如喝汤”的说法，平时改善生活或招待客人均以喝汤为敬。汤的种类很多，有鸡汤、猪排骨汤、龙骨汤、杂骨汤、蹄花汤、心肺汤、牛肉汤等，大都加入湖藕、粉条、海带或萝卜等，置于大砂锅内，以文火煨烂而成。其中以鸡汤、龙骨汤、排骨汤为最佳。70年代后，又兴喝甜汤，如银耳汤、莲子汤、桔瓣汤等。
家制咸菜、干菜，能调剂菜食的余缺，经济实惠，自古以来家家必备。冬至开始，腌腊肉、腊鱼，有的还灌制香肠；春天腌芥菜（家菜）盐菜；夏天晒蚕豆酱、小麦酱；秋天腌豆豉；冬天霉乳腐。萝卜、豆角、蛾眉豆、刀豆、辣椒、洋姜、油瓜、榨菜叶及块茎等，也可制成腌菜、酱菜、干菜。在各类家制腌菜中，尤以早黄豆腌制的豆豉最具特色，成为主要佐餐食品和馈赠亲友的佳品。“鲊辣粑”也是本地居民的家常菜。藕、萝卜、茄子、冬瓜、南瓜、芋头秆、猪肉、猪内脏均可制成“鲊辣粑”。方法是：洗净、切碎、晾干，拌入适量辣椒、食盐、米粉，盛于养水坛或缸中，加盖密封保存。食用时，取出炕熟，即可佐餐。
本地风味食品颇具特色。酒糟又名水酒、伏汁酒、是人人喜爱、家家会制作的四季食品。春节期间，农户多熬制麻糖，制作麻叶、麻片、酥饼，油酥玉兰片、荷叶子、翻饺子、麻花等。糍粑为春节佳品，农户打糍粑较多，置于腊（月）水中浸泡，经三月左右不变味。
11.服饰习俗
天门人民的服饰，注重高雅、朴素、大方、实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的服饰各异。
清末，在富、宦人家中，男子上衣，春、秋季多穿棉、缎长袍套马褂；夏天多着绢、绸单衣；冬天多穿羊皮袄。下穿紧脚裤、云头鞋。妇女上穿大襟阔袖、滚边、镶角衣，下穿滚边长裤或百褶、滚边罩脚裙，脚穿绣花鞋。其中，年轻妇女爱搽脂抹粉，戴手镯、耳环；年轻男子的上衣，冬天多穿对襟短棉袄，称“滚身子”或“绑袄子”，下穿爪裤；老年人冬天上穿长棉袄（俗称“布袄”），下穿套裤。
在一般群众中，男子在夏天多穿白棉布短褂、裤，赤着脚或穿草鞋；冬天上穿大襟、布扣褂子和长袍，下穿折叠腰、大裤脚裤子，系裤带。妇女在夏天上穿青、蓝布或印花布褂，布扣、圆摆；下穿折腰大裤脚裤，脚穿绣花鞋；冬天一般穿大襟棉袄、折腰棉裤。其中农村妇女多戴手镯，头缠包头或戴勒子。少数新婚妇女在探亲或田间劳动时，还腰系红绸带，迎风飘动，颇有乡土气息。不论男女老少，冬天都是穿长统布袜，圆口布鞋和青棉布靴。在布质上，农民多用自纺自织的棉布衣料；城镇居民多是细布衣料。
民国时期，政府官员中，男子穿中山服，富户中的年轻男子，夏天穿绢绸对襟短褂、半头裤；冬天头戴呢帽（俗称礼帽），身穿长袍，脚穿皮鞋。妇女多着不滚边、镶角的对襟短上衣，或穿长旗袍、长统丝光袜、缎子鞋。在普通群众中，男子冬天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长棉袄、折叠裤，脚穿布鞋。农村的中、老男子为抵御风寒，多戴罗松帽（俗称“狗钻洞”），身穿棉衣，腰系“褡包”。夏季多穿短褂、裤。睛天戴草帽；雨天穿蓑衣，戴斗笠，打赤脚。农村妇女以穿自织的棉布为主，并用锅底灰、乌桕叶或紫花染色；间或穿细布、竹布、线布和阴丹士林布的大襟短袄和大裤脚长裤。妇女的头饰、手饰与清末相似。
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地男子大多改长袍、对襟短褂为干部服、中山服、圆角衬褂。改瓜皮帽和礼帽为舌檐帽（有檐子的布帽，俗称“兵帽”）。少数妇女穿列宁服（或延安服），多数妇女穿花布大襟衣服。男女青年喜镶金牙，不讲究头饰、手饰。1958～1985年，男子多穿军干服、中山服，头戴舌檐帽。女子多穿小翻领花褂，颜色多为灰、蓝，十分单调，此后，土布（自纺自织的棉布）逐渐被淘汰，以细布、斜纹线布、平光呢、哔叽呢、卡叽、纱卡等布为主要衣料。“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男女服装突变，戴军帽，穿军装，背黄挎包，风行一时。进入80年代，街、村居民服饰差别不大，服装式样多样化。男子中，年轻人一般穿军干服、登山服、运动衫、皮夹克、喇叭裤、牛仔裤，也有穿西服或风衣的，男女青壮年均戴手表。中、老年人多穿军干服或中山服。女子中，年轻人的四季服装在式样和色调上不断翻新，春、秋二季为春装或西服；夏季为短袖上衣（如幸子衫、红衬衫）、各式裙衫，少数穿旗袍，配以长统柔丝袜；冬季内穿毛绒内衣、绸面棉袄，外穿涤纶罩衣（俗称缦褂），还有套穿呢绒大衣或人造毛大衣、各式风衣、羽绒衣的，颈围丝、绒或化纤围巾，裤脚踩在脚底下的“健美裤”女人都爱穿。中、老年妇女喜着青、蓝和灰色的对襟服装。乡间多数男女脚穿皮鞋、胶鞋、塑料鞋，少数人仍穿布鞋。进入二十一世纪，城乡居民服饰，以皮、毛料为主。式样按各自所需而购，在中、青年女人中流行人人爱穿韩国制造的“野蛮女衣”、“水桶裙”和造型性感优雅的旗袍、白裤子。不少男人爱穿大红色、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式样新颖、时髦。身穿各式服装的年轻男女配戴手机、手镯、项链、戒指的越来越多。
12.发式习俗
清末，天门男子蓄长辫。幼男头蓄一撮短发，扎红绳，幼女扎两只小辫，沿耳边垂下，谓之“垂髻”；少女蓄单辫；成年妇女挽发髻，别簪子。
民国时期，男子剪掉辫子，集镇男子，中、青年多蓄平头，部分老人蓄短发；农村男子大都剃光头，少数蓄平头。成年妇女大多在脑后盘成各种开头的发髻、别簪子，其中少数人为披发；少女多蓄刘海，梳单辫。城镇青年妇女的发式似莲蓬的，叫“飞机头”，老年发式如同香蕉的叫“香蕉头”。农村青年妇女的发式如鸦雀尾的，叫“鸦雀尾巴”。
新中国建立后，50～70年代，男子中，中青年人的发式多为平头、偏分头；老年人多为短发、光头，少数人为西装头。少女扎单辫或双辫，少妇为齐肩或齐耳披发。从80年代起，男子中，青少年人多为西甩头、大分头，流行“鸡窝头”、《霍元甲》中的“锅盖头”、《霹雳舞》中的“爆炸头”，短披发并留长髻角；中老年人多为西装头、分头、平头。女子中，少女、少妇大多烫发，发式有排球女将中的纯子型、《血颖》中的幸子型、菊花型、波浪型、包菜型等，中、老年妇女多为短披发。从1995年开始，大部分中青年男女染发，少女大多盘头。2001年开始在少女中流行长发、纤维烫发。
13.居住习俗
清末、民国时期，天门集市巨商住宅多为“两厅六房围一井”的四井口层，即进大门为前厅，前厅两侧为耳房，前厅楼接着四方天井，天井两旁有厢房，作厨房或储藏间，过了天井则是正厅（堂屋），两边各有正房，正厅后面为拖院子。农村的富户人家也有住四井口屋或塞口屋（即将三间三拖正屋前的两边厢房连接成门楼或厅屋）的。集镇、农村的一般人有的住房多为两间两拖或三间三拖屋。有的人在正屋一边前另加一房的称丁字屋或曲尺屋，两边各加一房的称撮箕屋。因常遭水灾，贫穷人家多是芦苇秆、高粱秆或竹片夹成的泥巴壁子、草顶或瓦顶房。少数户仅有一两间茅草屋或“鸦雀棚”（即窝棚），以避风雨。富户多为砖墙木架结构的瓦房。一般是坐北朝南，避暑避寒，但多数住房无窗户，室内阴暗潮湿。
新中国建立后，天门人居住习俗逐渐改变。农村住房从60年代起，一般为砖木结构的三间三拖或耍三间，坐北朝南，门窗高大，通风向阳。前有正屋，后有厨房，中间留有小块空地，打有饮水的钢管井或竹管井。厨房后面或旁边，建有猪屋，清洁卫生。80年代，农村的一些先富人家开始建造二三层的钢筋水泥结构楼房。集镇居民新建的住房，有的高达四层，式样新颖，具有时代特色。外出打工的农民从外地引进了具有外地特色、式样美观新颖的楼房图纸，不少农民照图纸建造了三四层的楼房。
14.宴请习俗
新中国建立前后，本地设宴请客的习俗变化不大，上午、下午两餐，以10碗为敬，也有12碗的，宴席菜食以鱼、肉（猪肉）、鸡、蛋为主要原料，牛肉、鳝鱼、甲鱼次之。正席必有蒸肉、碗子鱼、肉圆子、豆腐圆子等，还有藕蒸菜，叫“押桌”；榨菜炒肉，叫“下饭菜”。从70年代起，席上的羹汤多由咸汤改用甜汤。宴席多为10人一席，上、下方各为3人，左右各为2人，以上方中座为首席。首席，多请辈份高、年岁长的人就坐。贵客（如新女婿首次过门）也多安排在首席上。下方称下首，左、右两边称东角、西角。菜碗摆法、移动均有严格的规矩。
15.婚嫁习俗
清末，婚娶都仿效古代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订婚手续，男女双方年龄一般在十八岁至二十岁左右，“门当户对”，父母同意即可成婚，初仪婚“下聘礼”，先派媒人（月老）往来沟通问讯撮合，男方同意后，即报知女家，令其开具庚贴，详载女方生年月日，由媒人将庚贴送至男家，男方请算命先生推命合算，如合命，三日后则请媒人带钱财、首饰、礼品或者牛羊到女家订生庚八字贴，叫“拜允”，女家回敬衣帽等物品于男家叫“回庚”，是日男女双方办酒席宴请媒人，以后每逢五（端阳），八（八月十五），腊（腊月）都要送礼。结婚以前，男方备衣服、首饰、礼金等和媒人同到女家上门确定婚礼日期，俗称“要人”。婚前数日男家筹办婚日应有之事，于前一日杀猪，备办婚日酒席，提前六天写请贴、接客，婚日设宴招待来客，同时亲友送礼钱（用红纸包），表示贺喜，举行婚礼前一天男方必须备齐鱼、肉、酒各八斤，以及女方所需的装饰品和衣服，用抬盒抬到女家，俗称“上头”。女家妆奁陪女儿出嫁，富者高达五、六十抬（陪嫁妆的数目称为“抬”），贫户人家仅有一个包袱。
迎娶时，亲家一定要是男方的上辈家中一切齐全的人充当，彩旗红灯，声乐前导，锣鼓随行，鞭炮齐鸣，富者有花轿、官轿或大船，一般贫民用小船，小车接待，礼节甚简，娶亲的人走后，新郎在家中告祖，准备迎亲。
迎亲的人到女家后，有条件的门户备酒席招待客人，新娘头顶锦服参拜爹娘辞别了进轿，亲友贺鞭，锣鼓喧天，一路上声乐不停，新娘花轿至男家，由插金娘宾扶新娘下轿，进屋同男方（新郎）一起拜堂，对天地牌行三叩礼叫“拜天地”，举行结婚仪式后，新娘入洞房与新郎喝交杯酒，吃下舆饭。亲友宴后有闹新房之风，俗称“三天不认大小”。第二天，请九童女赔新娘，餐上六碗菜后新娘下席更衣，拿香纸入厨房把司参。第三天，新娘在新郎的陪同下端蛋茶谢亲友以表示对亲友的尊敬，亲友“打发”钱财。女讲三从四德，男讲三纲五常，一起恭敬爹娘，婚后周月新婿备礼物与新娘归宁，俗称“回门”，以上是旧式婚礼之概。旧式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均系包办婚姻，有的指腹为婚，强迫成亲；甚至有买卖婚姻，抢亲，换亲，近亲结婚等。早婚极为普遍，有十二三岁就结婚的“小婿”，男女双方不能自主。少数官吏，巨商娶三妻四妾。此风俗与潜江、沔阳（仙桃）一带流行的大同小异。
民国时期，婚嫁之事有所改变，新郎穿长袍戴礼帽，新娘头顶罗妙，身穿旗袍，其它礼节一律照旧式礼结婚。
新中国建立后，结婚举行新式婚礼，实行男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1951年国家颁布了《婚姻法》，男女婚姻受到了法律的保护，父母不得干涉儿女的婚事，许多男女青年举行新式婚礼，定期不收彩礼，结婚不办酒席，不铺张浪费，结婚由二人互相介绍，男女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情投意合，按《婚姻法》规定的年龄，持单位介绍信，到（区、社）镇人民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取得法律的保护。
结婚择双日或重大节日（元旦节、春节、三八节、劳动节、国庆节）举行婚礼，广发喜糖喜烟，并宴请亲友参加婚礼，婚礼朴素大方，有的男女青年利用婚期外出旅游，称为“旅游结婚”，“拜允”、“回庚”、“接彩礼”等旧的一套基本废除，但“订婚”、“回门”、“拜堂”仍然存在，有多数人婚礼上墨守成规，定婚收礼，结婚讲排场，有少数的女方在金钱、家具上提出许多过高的无礼要求。老百姓说：“结婚讲排场，一个年代比一个年代要求高，60年代糖果、饼干；70年代“三转一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90年代全自动洗衣机、数码彩电、音响、三金（项链、耳环、戒指）、楼房。男方结婚借债，婚后还债，造成夫妻不和。
16.祝贺生子女习俗
生了小孩，用鸡蛋煮、染红蛋给亲友报喜，外婆家则在小孩“洗三”（第三天）又称“汤饼”，给产妇送糖、蛋、鸡、肉等营养品，叫送“毛祝米”；小孩“满一月请客”（又称弥月）时，亲友均送礼，外婆家用抬盒送肉、鱼、蛋、糖、鸡、衣服、首饰等物，谓“送祝米”。这种习俗，在民间古今盛行。
17.祝贺小孩生日习俗
小孩满一周岁，亲友送礼庆贺，叫“做周岁”。生日晌午，将“做周岁”的小孩放坐桌上（此前是不让坐在桌上的），面前放置书、笔、秤、尺、算盘、食物、玩具等物品，让其选择，叫做“抓周”，以此“预测”其成人后的作为。孩子满10岁，请客庆贺，叫“做十岁”又称“幼学志庆”，也有当孩子每年逢生日做“散生”的。这种习俗，在民间古今盛行。
18.祝寿习俗
一般年五十岁（即虚五十岁）的人，均可祝寿。祝五十岁称“知命”，六十岁称“花甲”，七十岁称“古稀”，七十七称“喜寿”，八十八岁称“米寿”，七十岁至九十九岁称“耄耋”寿，一百岁称“期颐”。祝寿时，亲友送礼，寿主办招待宴席，吃“寿面”。晚辈还要在寿堂里给寿主磕头拜寿。旧社会按时祝寿请客的多为富裕人家。新中国建立后，不太讲究祝寿礼仪。
19.建房习俗
清未、民国时期，富户建房要做的第一桩事就是相住宅地风水，把人的未来命运、子孙后代的祸福与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在相地时进行卜吉活动，大都按《黄帝内经》中的“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肤，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如斯，是事严雅，乃由上吉”的风水整体系统原则办事。
农村住宅讲究地离水源近，以位于河流交汇处的高台上为最佳。（2）住宅坐北朝南以避风向阳，免受风雨的侵扰。重视“坐北朝南屋，住着好享福”、“坐北朝南，冬暖夏凉”、“屋朝南，人向阳”的原则。（3）集市住宅讲究阳面、顺路、顺眼、人流量高。（4）建房奠基，民间俗称“下屋基”，一般要在墙基上砌一块青色的奠基石，上刻“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作为镇宅符，寓意所向无敌、百鬼可镇、灾祸敢当。（5）上梁求吉，选择上梁木，有的用榆木，榆的谐音“余”，取“余粮万石”之意。有的用枣木做檩，取“早积余粮”之意。（6）上梁披红，由木工用红绸或红棉布包梁，起梁时间大多选择在正午时分，石、瓦、木、锯四匠齐集，左邻右舍都来捧场凑热闹，在掌墨师傅的口令下，由四个木工小伙用新绳索将房梁向上提升到位，在场的人们兴高采烈，房主放鞭炮，撒喜糖。（7）喝待工酒，待工酒是款待匠人和帮工者酒席的总称。一日三餐，餐餐佳肴，其中还需摆开工酒、上梁酒、圆工酒。建房耗资大，故民间有“没有三年陈酒浆，不能动用木瓦匠”的说法。
广大贫民无钱建房，长年累月帮富户做长工、打短工。住的是东家的柴房、收拾屋，有的住的破庙。通过多年的积蓄，只得请茅匠盖茅草房暂度栖身。
新中国建立后，贫苦大众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生活水平逐年上升，天门建房户如雨后春笋。农村居民建房，木、瓦、石、锯四匠由生产大队派工，收入上集体帐，工匠记工分年底分红；帮工者需到生产小队请假，方可帮工。集市居民建房请建筑队施工，小工由房东自己请。建房者选址由村（居）民委员会统一按排，农村建房一般坐北朝南。集市建房不分东西南北方向，除掉了建房看风水等迷信唯心思想。但建房上梁披红、喝待工酒与往常一样没有变化。1975年农业学大赛，实行新农村房屋改造，房子统一建在河渠两则，坐北朝南，统一宽度、深度、高度，房子高了的将立柱锯掉，矮了的在立柱底加砖，整齐化，条理化，一律化，这样一来，使新婚的新娘子外出后摸不到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门人大都建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式样新颖美观。不管是单位、个人建房，虽承包给了工程队，平常不管吃喝，但开工酒、下基酒、上梁酒、圆工酒和已往一样，由单位和户主设宴招待工匠、帮工者。
20.乔迁习俗
“乔迁”即“迁乔”、“迁居”，乔木，高大的树木，比喻人居住条件的改变。迁居，是指举家从原宅迁入新宅（即新房子、装修一新的房子）。人们居住条件有了改善，生活幸福美好，自然是大喜临门，必需进行庆贺，从古至今皆然。
（1）新居布置。在大门、堂屋、神位、厨房等处张贴大红对字与横幅，有的还在大门上贴“福”字，装饰的匾额必须由内亲贺赠。（2）选定日子。人们乔迁新居，都要择个好日子，讲究选黄道吉日，很多人挤在初八、十八、二十八，如“黄道吉日”安排有限，双日既可。（3）发送请柬。对于主人来说，如果想亲戚朋友前来参加吃迁居庆贺酒宴，就必须发送请柬。（4）迁居选吉日。搬迁时，放鞭炮，六样物品必须先进新居，如米、钱、水、碗筷、火炉、扫把，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忌孕妇参与搬家，怕动了胎神，实际是保护孕妇的一种措施，以防劳累过度流产。（6）迁居酒宴，一般摆在自家新宅。2000年后，城镇居民办迁居庆贺酒宴，一般设在酒店，有的人家为了感谢木、瓦、漆匠，专门为工匠师傅摆席叫“谢师酒”。21.贺人乔迁新居习俗
（1）送贺礼
清未至今，人们乔迁新居，其亲朋好友及相关的邻居要表示祝贺，礼物厚薄一般以与房主关系的亲疏而定。除了送礼金外，当今有的送家电、餐具、桌椅、沙发等。有的送对联、贺匾、镜屏、字画、鞭炮等。礼物根据主人的爱好和需要而送，让主人及时布置到新居里。
（2）送贺联、贺匾
乡民在祝贺别人的乔迁中，常运用对联的形式来表达喜庆之意。房屋建成迁居时，主人喜欢在大门、厅堂张贴对联。对联内容有：“新居落成千般喜，全家和睦万事兴。人居新屋精神爽，家发老财幸福长。年年月月时时好，子子孙孙代代强。日照新居添锦绣，花栽秀圃吐芬芳。好景年年好，新居处处新。共庆乔迁喜，同吟致富诗。”等。
亲友在祝贺房主乔迁新居时，为了表示隆重，也有亲友送匾额的，匾额和对联一挂，新居生辉，喜庆的气氛全部体现出来了。匾额多用四字句，亦可用对联横额，如“瑞气临门、世代永昌、金玉满堂、华屋增辉、新居大吉、华堂焕彩、春光永驻”等。
22.商户取店名习俗
店名，旧时称商号，商家办店经商都十分讲究取名，认为店名的好坏，关系到营业的兴衰，取一个广大顾客所喜欢的店名，是每个店主所追求向往的。
旧时，在商界流行传统的取店名法，商店吉祥取名内容广泛，表示数量众多的有：“万、广、丰”；表示规模巨大的有：“元、洪、金”；表示发展顺利的有：“亨、通、达”；表示关系和谐的有：“和、协、合”；表示生意兴隆的有：“隆、昌、茂”；表示事业长久的有：“长、恒”；表示万事吉祥的有：“瑞、祥、福”；表示公平信用的有：“信、义、仁”。如“李茂兴、邹恒昌、徐和泰、大顺祥、方福顺、黄永盛、艾和泰、陈兴隆、陈意祥、汉保荣”等。
当代出现了商店取名的新风尚，取店名有以商店主营商品取名的，有以商店服务特点取名的，有用富有文化意蕴的词命名的，有以人名命名的，如有以商店服务特点命名的。
23.店户开业礼俗 商房不论大店还是小店，成立或开张时，必有开张之庆。所谓开张之庆，是商店本着热烈隆重而又节险的原则举行的一种庆祝仪式。各行业举行开张庆典是为了营造喜庆气氛，扩大影响，达到宣传自己、扩大传播范围、塑造良好形象的目的。开业典礼一般有以下程序。
（1）选定开业时日。天门商人中流行选择“八”的日子，如初八、十八、二十八，因“八”字与“发”字谐音，表示商人对未来的祝福和期待。
（2）做好舆论准备。商家在开业的3天前在报纸、电视台、墙壁上广泛进行广告宣传，引起公众的注意。
（3）发放红色请柬。请柬发出前认真工整填写应该填写的文字，讲究内容完整，文字简洁，措词热情诚挚。
（4）亲朋好友贺鞭。商户追求红红火火，红屑满地，一则以示喜庆，二则靠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吸引左邻右舍和过路行人的注意，广而告之新店的诞生。
24.“白喜事”习俗
清末、民国时期，家里死了人，有名望的家庭按规矩礼节办事，初丧时鸣鞭炮，子孙亲房烧纸化香，将死者遗体洗净换衣，俗称“装老”。子孙将遗体移在塌上，俗称“出塌”。随后将死者睡过的床铺马上搬走，地扫干净，告知亲朋好友，叫“讣告”。亲友闻悉带香纸鞭炮、礼布，前来吊唁，亲人戴白帽，对吊客发孝布以致丧哀，设孝堂，备以棺材，办素餐待客，僧人诵经，死后二三日，死者进棺材时鸣丧炮，吹唢呐，僧道击乐器，孝子及亲属绕棺材一周向遗体告别，棺柩搁在高凳上，称之“起高”，灵前陈设牲畜祭品，亲朋好友聚集祭奠，孝子亲属诵经焚香化纸。
送葬前夕聘请礼宾者四人，在前面导行礼叫“唐祭”。从死者死亡之日起以七天计数称“头七”，“二七”到“六七”。“终七”，请道士做道场念经，日夜不停，“头七”至“五七”整三十五天死者灵前要灯明，香火不断，七天烧一次袱包，连烧七次。斋人，九天烧一次袱包。女婿“六七”斋祭。死后一百天叫“百日”丧期两年半后，择黄道吉日“脱服”，称为“脱孝”，孝子要守三年孝，叫三年饭，一般百姓家遇到丧事。亲戚朋友或凑钱击鼓赛歌，叫“昼夜守灵”，这是唱挽歌的遗风。
旧时采用棺木葬，葬期无定。贫者棺薄而葬速，富者棺厚而葬迟，最久为三年。出葬时，有钱人用鼓乐僧道、旌舆幡旗前引，家族、亲友在棺后相送，称为“送殡”。葬地请阴阳先生选择，没钱没势的人家罕用葬地，掘土为穴，富者有用砖砌穴，纳棺于中覆以土，做为坟墓，坟四周为墓地，上种柏树及桐梓树等，送殡者回来时叫“回丧”。孝子捧灵牌回返家门前，由孝媳妇接灵位退进家堂，每日献茶饭如同故人还在，以上的丧葬概况，俗称“白喜事”。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树立新风，丧事从简。自1973年起大力提倡火葬，文明卫生，初丧家，亲友前往吊唁，送花圈及钱物。送葬之日，家属及亲友臂缠黑纱，胸佩白花，穿白衣、戴白帽致哀的遗风在乡问还存在，放鞭炮，吹唢呐，灵车漫行，亲友路祭，家属亲友送遗体至殡仪馆火化，火化后，将骨灰盒下葬土中，丧主宴请亲友，表示谢意。丧葬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有些方面仍沿袭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需要加以革除，另外五保老人故后，由集体送葬。25.祭祀礼仪
嘉靖《沔阳州志》载，自古乡人“信巫鬼，重祀”，相沿成习，至民国时，改易甚微。建国后，经历次政治运动，破除迷信，祭祀活动在民间已经绝迹。兹将建国前盛行的祭记活动述录如下：
朝 山
正月初一和初三，男子结伴，不远数百里敬山，祈子、祈财、祈福、祈寿、求神庇佑，近至京山观音岩，远至黄陂、均县武当，谓之“朝山”。
会首击锣数通，集聚队伍，谓之“催香客”。香客一律系兜肚，挂黄香袋，斋戒启程，以杏黄“朝谒进香”旗为前导结队而行，沿途诵经号佛。异地香客后来居上谓之“越旗”。是绝对禁止的，一旦“越旗”必然发生械斗。
游十庙
正月初二，城区男妇以地域为单位集中于附近庙堂，扬旗树帜到城内外各寺庙焚香拜神，以求神佑，起止点按方域而定，各各不一，是时，城东的乾明寺、东光庙、东园禅林，城南的南禅寺、南关庙、白马庙、白鹤观、火神庙，城西的西塔寺、水西庵、笑月庵、城北的北关庙、二郎庙、紫芝庵，及城内的城隍庙、玉皇阁、雷祖殿、丹台观，香烟缥缈，人流如织，钟磬震耳，俗称“游十庙”。
上九日
正月初九为上九日，俗称为玉皇生日，从初一至是日，远近各乡农民结伙成队进城，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张着黄旗，打着锣鼓，吹着嗽叭，演着“十样锦”前往城隍庙进香，祈祷丰收。
文昌会
二月三日为文昌会，各私塾塾师敬神聚饮，做文昌会议。学生向先生赠钱礼，谓之“荣修”。
城隍辰诞
五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为城隍辰延，是日，城隍庙前搭台演戏庆贺，庙中香烟袅绕，士女杂沓，糜费不资。
中
元
七月十五日为中元，俗称是日开鬼门关，各家祖先都回家享受祭礼，早晚三餐，各家均以肴馔供桌案，谓之“接祖宗”，接着全家老少入席同食，俗称“过月半，”晚餐前须保持安静，由家中长者提壶向祖先“敬酒三杯”，以示慎终追远之意。入夜，在屋外焚化袱包，摇钱树，纸箔及纸剪衣服，鞋袜之类，城内外各寺庙的僧尼道士诵经礼忏，在义河、东西湖浮放纸灯、荷灯，向郊外放焰口，撒放肉色之类食品，以飧孤魂野鬼，是时铙钹、鼓乐经耳不绝，钟鸣达旦，谓之“盂蘭会”。
报
赛
春秋雨季，城内外相继团结为会，延黄冠俗道设坛迎神，祭水、火、土、谷诸神，谓之“春祈”、“秋报”、少则一、三日，多则五、七日。
是时，按方社即当年岁名，分行化王神纸牌，用米谷插供，逐家大门内张灯结彩，谓之“平安”。
最后，以纸扎船门遍收米谷，将牌纳船内，送水滨焚烧，谓之“收瘟摄毒”。
抄库寄贡
请和尚道士设坛于家中诵经拜忏，编竹为箱，纸锭，楮钱，为活人做生斋，谓“抄库”，为死者做亡斋，谓“寄贡”。
26.岁时佳节
春 节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民国初始名“春节”俗名“过年”。是日，各家各户闻鸡鸣而起，长幼依序拜祖先，男子用盘子托香炉，烛台，齐呼“开门大发”，启门燃放鞭炮，鱼贯出门朝吉方而行，然后将盘置予地上，焚黄表望天而拜，谓之“出天方”，又称“出行”。礼毕，合家聚饮屠苏酒。
从元旦起。晚辈向长者揖拜，大人带小儿出谒戚友，或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馈小儿以钱币，谓之“压岁钱”；亲朋家互相宴请，谓之“请春客”。与熟人路遇均互道“恭贺”，至初三、四乃止。龙灯，狮舞、采莲船、蚌壳精、五虾闹鲢、高跷、故事，武术竞相上街表演。各铺号鸣鞭助兴，城内外充满浓厚的节日气氛。
初三子夜，各家室内红烛大亮，将除夕贴于门窗各处的纸钱一并焚化，翌日，各理本业，俗称“烧了门神纸，各人寻生理”。
建国后，除敬神，出行等节曾一度革除外，其余习俗大都保持下来。
元 宵
正月十五日古称“上元节”，是夕故称“元宵”。从十三日起，各家门前张灯结彩；入夜，大人，小孩提灯游行，步月踏歌，猴灯，鳌鱼灯、骑马灯争奇斗巧，挂灯，举灯、提灯映耀交辉，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形成“灯流”，至十五、六更成高潮，谓之“赛灯”；狮子、龙灯也上街献技，鞭炮声，锣鼓声、喝采声响成一片，谓之“闹元宵”。是日，各户皆以糯米汤园为食，或包馅水煮，或入屉笼蒸，或油炸小炒，统称“吃元宵”。
建国后，“赛灯”活动发展到以街道、生产大队，工厂、机关学校为单位，近十年，彩灯照明大都改蜡烛为电灯，并普遍采用电动技艺，出现了“陆羽品茶”、“二龙戏珠”、“孔雀开屏”、“猪八戒背媳妇”、“登月火箭”等结构巧妙，制作精美，寓意深刻的组灯，熣灿夺目，引人入胜，使久享盛名的走马灯相形见绌。近年来，元宵节又增添了放焰火新节目。
花 朝
二月十五日俗称“花朝”，传为百花生日，以是日最为吉利。旧时，女孩穿耳、蓄发、取名多在此日。
清 明
清明多在农历三月间，是日，各家到祖坟上除草、培土、焚化纸钱和箔锭，谓之“扫墓”。前一日为“寒食”，不举烟火，剪纸为幡插于坟头。
如今，实行火葬，上坟之俗，日渐减少。
上 巳
三月初三为上巳，男女结伴春游，或至古城堤，或至东西湖，赏春景、听蛙声，谓之“踏青”。儿童则以放风筝为乐。学校多于此时组织学生到郊外旅行，谓之“远足”。
端 阳
五月初五为端阳。各家门首悬艾枝，菖蒲，用药屑作香袋系于儿童衣襟，用艾蒲雄黄酒涂于小儿耳鼻，以辟百毒；又用之遍洒屋角、床下、在屋内外燃放雄黄爆竹，以辟蛇蝎。以雄黄、朱砂入酒为饮以芦叶包糯米煮食，古称“角黍”，俗称“粽子”，邻里互赠鸭蛋、卤鸡蛋。
此日，义河及县河上下集镇举行龙舟竞渡。城区少年则身着新衣，手执折扇，雇小舟沿城游湖一周，在湖中燃点香纸，恭读吊屈原祭文，将粽子撤入水中，然后舍舟登岸，谓吊屈原之溺水。
十五日为大端阳，习俗与端阳同。
建国后，挂艾蒲，吃粽子之类风俗依然，只是不年年划龙船了。
磨刀日
五月十三日为磨刀日，是日下雨称磨刀雨。
龙晒衣
六月初六为龙晒衣，各家将衣物、书籍搬至室外曝晒，俗谓可免虫蛀、霉烂。
七 夕
七月七日夜称“七夕”，俗传当日百鸟齐聚银河搭鹊桥，让牛郎、织女星渡河相会。是夕，乡人争赴剧场观演“鹊桥会”。女孩们以瓜果盛盘中祀牛郎、织女，祈求灵巧，谓之“乞巧”。
中 秋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入夜合家老幼设案予庭院中，一边吃月饼、莲藕、菱角、芡实、一边观赏月色，谓之“赏月”。俗传荣幸者夜半可看见“开天门”能得到神仙赏赐的财宝，于是，旧时赏月至深夜者亦属不少，谓之“守月花”。
重 阳
九月九日为重阳，亲朋于此日登高聚饮，饮茱萸酒用以辟恶。文人骚客则聚首赏菊豪饮，以啸咏为乐。谓之“菊花会”。
寒 波
十月十六日古称“寒波”，后讹称“寒婆”。俗云此日，“寒婆婆捡柴，马和尚过江。”以是日天气预卜一冬晴阴：是日晴多雨雪；是日阴，则多晴明。
冬 至
十一月进九之日，谓“冬至”，故十一月又称“冬月”。旧时，族男性齐集祖祠，由族长主持“祭祖”，供以肴馔，猪羊。借此商订族中规约，以戒后生，然后大开筵席，俗名“吃冬至”。
腊 八
十二月初八为“腊”，各庙寺以食品八种制粥馈送民间，谓之“腊八粥”。是日，以罐贮水曰“腊水”，俗称可经三时不坏，夏日取用具清热解暑之效，此俗现已消失。
小 年
腊月二十四日为“小年”，乡人以是日为春节之始。家长教小孩从此禁绝污言浊语，谓之“封百口”。是夕，于灶边贴上书有“九天司命之神位”的纸条，上香三柱，以茶果供之，并于灶内燃点油灯一盏，谓之“祭灶神”。剪草和豆米盛于其旁，称“马料”谓之“送灶”。
是日起，家家洗门窗、打扬尘、除秽物，并弃之于大道，谓之“送穷”建国后，“送灶”旧习已不复存在，“送穷”之习却得到发扬。从小年起，各机关、团体都开展声势浩大的清洁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接新春。
除 夕
腊月三十日为除夕，各家各户张贴春联、门神，以柏枝插纸钱于房楣上，门窗、柜箱等均用纸钱贴挂，名为“财神纸”。是夕各家关门设馔祭祀祖先家神，全家老幼同席聚餐，谓之“团年”。餐后，燃香，具疏文、茶果于灶前，谓之“接灶神”；晚上，家人围炉，达旦不寐。领略“一餐连两餐，五更分二年”的趣旨，谓之“守岁”。
此夕，中上之家皆用彩色装饰香案，具三牲，燃大灶。儿童提灯笼了入各房间口喊“接红娘来看灯”，俗称可保来年无臭虫。至此夕，各家需贮足数日用水、熟食，称作“宿岁饭”。
如今，贴神纸之类习俗渐已破除，但团年，守岁之风俗仍然盛行。27.寒波：
十月十六日古称“寒波”，后讹称“寒婆”。俗云此日，“寒婆婆捡柴，马和尚过江。”以是日天气预卜一冬晴阴：是日晴多雨雪；是日阴，则多晴明。
磨刀日：五月十三日为磨刀日，是日下雨称磨刀雨。
龙晒衣：六月初六为龙晒衣，各家将衣物、书籍搬至室外曝晒，俗谓可免虫蛀、霉烂。
七夕：
七月七日夜称“七夕”，俗传当日百鸟齐聚银河搭鹊桥，让牛郎、织女星渡河相会。是夕，乡人争赴剧场观演“鹊桥会”。女孩们以瓜果盛盘中祀牛郎、织女，祈求灵巧，谓之“乞巧”。
上巳：三月初三为上巳，男女结伴春游，或至古城堤，或至东西湖，赏春景、听蛙声，谓之“踏青”。儿童则以放风筝为乐。学校多于此时组织学生到郊外旅行，谓之“远足”。
花朝：二月十五日俗称“花朝”，传为百花生日，以是日最为吉利。旧时，女孩穿耳、蓄发、取名多在此日。
明间艺术
1.细说天门民歌
天门民歌有过辉煌的历史，考其源流，湖北东部的黄梅、英山等县，靠近安徽，多少带有一点安徽的音调；而西部的恩施、宜昌等地接近四川，多少沾有一点川味；北部的襄阳、郧阳与河南毗连，也多少带有一些河南腔；而南部的石首、监利等地与湖南接壤，也或多或少沾有一些湘味；而最纯正、最正宗的湖北民歌，当数流传 在湖北腹地江汉平原的天门、潜江、沔阳一带的民歌，三地的音乐风格极其接近。圈内人常以此为纯正的湖北民歌精髓，因此，天门民歌在湖北民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门北倚京山、荆门，南临汉水，与仙桃、潜江一衣带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交通便利，民康物阜，民间音乐素材极为丰富。解放后一批又一批热爱民族民间音乐的音乐家对天门民歌的搜集整理、出版发行，使天门民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以蒋桂英为首的一批歌唱家及民间众多的演唱者对天门民歌的演绎推介，使天门民歌在湖北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蒋桂英老师带着天门民歌曾三次唱到北京，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唱，毛主席听了《幸福歌》后对蒋桂英连声称赞：“好！好！跟湖南花鼓戏一样好听！”从此天门民歌走向了全国。而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影响，更是使天门民歌的地位达到了极致。有趣的是《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不是洪湖民歌，更不是襄樊民歌，它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天门民歌，《洪湖水，浪打浪》与音乐家吴群先生1950年代初期创作的《襄河谣》何其相似乃尔。《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完全是在《襄河谣》的基础上加花变奏而已，而《襄河谣》则与天门传统民歌《月望郎》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事实上湖北省歌剧团在创作《洪湖赤卫队》之初，曾到天门花鼓剧团学习花鼓戏音乐和天门民歌，收集音乐素材，时间达一个多月之久。
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素有“文化之乡”的美称，民间歌舞甚为流行。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出生在天门竟陵的陆羽，就以他不朽的专著《茶经》，闻名于世，而陆羽曾经还是一名艺伶，编导过一些歌舞、戏剧。如今天门市的有些民间音乐有着宫廷音乐的遗韵，窃以为与陆羽有很大关系，当然是否真的是由陆羽传过来，尚须考证。明末清初，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在文坛独树一帜，灿烂夺目的天门文化源远流长，在这块文化积淀丰厚的土地上，孕育了无数的天门民歌。如《小女婿》、《幸福歌》、《洪湖水，浪打浪》、《天门来了贺老总》等等，至今传唱不衰。
2.天门花鼓戏唱腔艺术欣赏 “听了花鼓戏的哟喂哟，害病不消吃得药”这句在江汉平原老百姓口头上广为流传的俗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老百姓对花鼓戏的喜爱。花鼓戏为什么具有如此魅力，而为广大群众所津津乐道呢？这还得从她的音乐唱腔说起。
天门花鼓戏的音乐唱腔源于湖北江汉平原丰富的民歌、小调及歌舞，经过历代花鼓戏艺人的琢磨、加工、锤炼、创造以及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滋养，现有的花鼓戏唱腔有四大主腔和二百余种小调。主腔属于板腔体，分为：高腔（悲腔）、圻水（败韵）、四平、打锣（还魂腔）；小调分为：单篇牌子、专用小调、插曲等。主腔在剧目中使用最多，善于表现戏剧矛盾冲突，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不同的思想感情，为花鼓戏唱腔的主体；小调多来自民歌和各种民间说唱音乐，其乐曲短小，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色彩丰富，多为曲牌体结构。在演唱中虽还有明显的民间小调的痕迹，但在风格上已逐渐 “戏曲化”，也是花鼓戏唱腔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门花鼓戏的唱腔，按行当的不同和年龄、性别、性格特征及音色、习惯使用音区、音域的不同，同一声腔形成各自不同的演唱风格。以主腔为例，如为表现正旦的端庄、柔美和花旦的秀丽、妩媚时，其唱腔音乐华丽委婉；在表现小生的文雅、老生的敦厚、生角的刚健时，其旋律音域相对宽广苍劲；而在表现丑角的诙谐、夸张、怪诞时，其音域窄小，旋律简单。主腔的演唱功能，除了大都具有抒情与叙事并重的共同特点外，每个声腔在具体表现上又有所侧重：有的以抒情为主，有的以叙事见长，有的能表现多种感情，有的对某种单一感情又能得以淋漓尽致的抒发。四大主腔的特点，可用一首《竹枝词》概括：“高腔（悲腔）最抒情，圻水（败韵）叙事能，四平刚柔忧思喜，悲凉打锣与还魂。”
2.天门说唱
天门说唱，亦称天门锣鼓说唱，是流行于天门及毗邻地区的一个曲艺新品种，其历史有三十多个春秋。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欢快热烈的节奏，风趣诙谐的表现形式，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在流传过程中，其表演形式、唱腔曲牌不断丰富完善，并培育出一批说唱演员和艺人，积累了一批较优秀的曲目。
天门说唱产生于一九七五年。这一新曲种的出现，展示了一批文艺工作者集体创作的成果；它的推广和流传，也反映出群众的需要和喜爱。一九七五年前后，被禁锢了近十年的所谓“叫花子文艺”—曲艺，开始解冻。当时天门县农村文化工作队，在长年累月走乡串村为农民演出中，十分了解群众对文艺的需求，因此，他们坚持以群众喜爱的各类民间艺术服务农村。除演出一些如碟子、莲厢、三棒鼓及花鼓小戏之外，各种民间曲艺节目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湖北小曲、碟子小曲、渔鼓、道情、歌腔、说鼓、莲花闹等。所到之处深受群众的欢迎。当时为了丰富上演节目的形式，增强舞台上热烈欢快的气氛，更好地满足群众欣赏需要，同时也为了赶排曲艺节目参加地区曲艺会演，该队的编导、演员、音乐创作人员彭先浩、杨泰山、吴胜忠、刘亮、余音等，经过多次酝酿试验，借鉴吸收多种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如吸取了“善书”、“说鼓”亦说亦唱的表演形式，选择了民歌小调及花鼓高腔作音乐素材，搬用了“三星”和鼓镲作伴奏乐器，在按照曲艺的规律加以有机组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曲艺新品种——天门说唱。
天门说唱的演出方式比较灵活，一般以舞台演出为主，在服务农村和配合宣传时也可在村头稻场、街头广场演出，不受条件限制。
在演唱形式上，一般为甲乙二人演唱(一男一女或两男)，也可由一人演唱。二人演唱时，甲站立左边兼打鼓(书鼓由鼓架支撑)、击镲(用小京镲横置于鼓架左侧)、敲锣(挂于鼓架右侧)，乙站立右边手持“三星”(用铜铃、铛锣、马锣由铁架支撑组成，亦称“星得皇”)相配合。表演时，演员以说唱为主，充分展示曲目中人物情节；击乐为辅，在前奏、间奏、尾奏中努力拱托舞台气氛。鼓、锣、镲和“三星”既作为伴奏乐器，又是表演道具，一物多用，并将其装饰美化，热热闹闹，满堂生辉。
天门说唱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句式结构无严格要求，但语言要求用方言土语，并大致押韵，说白、唱词要形象生动、风趣诙谐、通俗易懂。内容以现代题材为主，多表现群众熟悉有生活情趣的人物故事，故事情节和语言中富有“包袱”笑料，以调动观众情趣。表演时甲乙配合自如，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结合，人物进进出出，演员说说唱唱，锣鼓敲敲打打，加上唢呐伴奏，满台是戏，极富“喜剧”、“闹剧”色彩。这一曲种在各地长期传播之中，涌现出一批专业、业余演员和艺人，其中表演技艺较高、深受群众欢迎的有彭先浩、郭子亚、刘习生、黄平喜、宋爱娥、王蓉华、余金枝等。
在曲目创作上，先后创作出《好司机》、《找猪伢》、《双拜年》、《郭华养鸭》、《逃婚》、《追药》、《张哑巴开茶馆》等20多个段子。其中杨泰山创作的天门说唱的处女作《好司机》在参加荆州地区和湖北省曲艺会演后，被选拔参加了一九七六年全国曲艺调演。《找猪伢》、《郭华养鸭》、《双拜年》等也分别在省、地和广州军区文艺调演中获奖。
天门说唱的唱腔及伴奏音乐，都是从本地民间音乐中借鉴而来，并根据需要予以取舍、组合、改编和创造，逐步形成一套基本固定的伴奏、唱腔曲牌，具有较强的表现功能和地方特色。
该曲种在选取民间音乐素材中，注重衬词有特色、弦律有特点、通俗明快、生命力强、富有个性的腔句。如天门民歌《打湖草》中的“12 16 5—”和另一民歌中的“61 63 5—”，并把它们作为唱腔中上下句式的结尾，反复运用加深印象，形成自己的特点。同时借鉴荆州花鼓戏唱腔中的“高腔”、“平腔”、“悲腔”、“急板”、“干板”、“数板”等唱腔曲牌。用以叙述不同故事情节，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感情。
唱腔中的“平腔”是一个常用曲牌，它的音乐结构严谨完整，通俗方整，四句一段，结尾时行腔一次。它的梗子部分旋律以大跳方式进行，起伏跌宕，明快流畅，易于上口。“高腔”则是在“平腔”的基础上予以扩展并加上帮腔组合而成，情绪热烈、高昂激扬，一般用在段子的首段、尾段或高潮部分。从总体来看，天门说唱一般长于表现恢谐、风趣、幽默的故事情节，适宜展示喜剧风格的内容，因而在音乐上也以此见长；当然它也兼有叙事、抒情的功能。根据曲目内容的需要，有时也要表现深沉、痛苦、悲愤的情绪，于是又设计了“悲腔”。在段落的结尾部分运用“腰板”和“落板”，以拱托情绪加强结束感，并与击乐和弦乐伴奏起连接作用。
在演唱形式上，每个曲牌都可根据不同情节、不同人物的需要，来安排独唱、对唱、齐唱或帮腔(伴唱)。
此外，有的新创作曲目的唱腔，在保持基本唱腔的同时，也可不受上述曲牌的限制，选用一些民歌小调，改编后作为唱腔，效果也不错。
天门说唱的伴奏，一般以唢呐为主奏乐器，配以二胡、洋琴、琵琶、竹笛等，有的增加大提琴。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天门说唱的伴奏中，也有加用电声和铜管乐器的。（刘亮 余音 徐月波）
3.天门渔鼓 天门渔鼓究竟源于何时，因无文字记载，无法考证，但按艺人们师承关系的时间推算，大约应在清代嘉庆年间。
近代的天门渔鼓有三大门派：天南的杨双林、天东的夏华清、天西的孙元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产生了一批新的渔鼓艺人，如彭先浩、郭智亚、肖木宣、汪雪庭、甘炎中、周志刚、胡东林、王荣华、王洁等。
过去的渔鼓演唱形式主要是沿街卖唱，茶楼座唱和红白喜事赶酒。其唱腔单一，唱词简单。民国初年，皮影渔鼓合流后，由于叙事和塑造人物的需要，渔鼓的唱腔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戏曲唱腔和民歌小调被艺人们融进了渔鼓唱腔。从而基本形成了渔鼓的曲牌体系，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天门渔鼓开始用文乐伴奏，随之又加入了女演员敲碟子对唱，成了一种既韵味古朴，又清新活泼的曲种。从而登上了大雅大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天门渔鼓一路高歌，先声夺人，一九七五年天门县文工队改编演出的渔鼓《智斗》、《智取炮楼》在全省农村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曲作者欧阳谦叔看了渔鼓《智斗》说：“这是移植样板戏最好的曲艺节目”。一九七七年，县文化馆选送的渔鼓《大战老虎塌》获全省农村文艺汇演二等奖。随后的十几年中，先后又有《鸡蛋案》、《舅舅》、《迟到的团年饭》、《再造秀美好山川》、《希望的田野响春雷》等渔鼓节目在省、地、市获奖和在省、市电视台播出。二OO一年天门渔鼓《一口咬定》 在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比赛中获金奖。二OO二年被文化部调进北京为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演出，把天门渔鼓推向了全国。
天门渔鼓有单口唱、对口唱和唱皮影戏三种演唱形式。解放前单口唱的渔鼓艺人大多是沿街乞讨，解放后红白喜事赶酒的艺人也是单口唱。对唱主要在舞台上表演。一男一女，男演员右手拍渔鼓，左手执简板，女演员双手敲碟子对唱，说唱相间。辅以身段动作表演。唱皮影戏就成了一个戏班子。皮影幔子右方的演唱者称为“上签子”，左方的演唱者称为“下签子”，由上下签子为主唱，后台的武乐师傅拍渔鼓，打击乐、帮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皮影戏加上了乐器伴奏。单口唱和皮影戏的唱词都是艺人们即兴演唱的，行话叫“浩水”，也叫打水本子。而对口唱的词大多是由作者编写给艺人唱的，称为“死词”。拍渔鼓是衡量一个艺人才艺是否娴熟的标准，资历较浅的艺人手指的力量小，只能用手指在渔鼓上撞击，称为“撞指”。而资深艺人则手指力度大，富有弹性，指头能在鼓面上滚动翻花，这叫“滚指”。
渔鼓的唱腔有五类十八种，每类唱腔都有其特有的表达功能。
平腔类：男平腔是渔鼓中的主要唱腔，以叙事见长，旋律明快简洁、语言性强；女平腔是女角色的主要唱腔，在皮影戏中通常由男艺人用假声演唱，唱腔柔婉，轻盈；丑平腔是皮影戏中丑角的唱腔，旋律风趣滑稽，甩腔别致，具有鲜明的喜剧风格。
悲腔类：有“男悲腔”、“女悲腔”、“男哭灵”、“女哭灵”等。旋律主要表现哀愁、悲痛的情绪。“男悲腔”、“女悲腔”通常是成年男女角色的悲调，“男哭灵”、“女哭灵”则是未婚少男少女角色的哭腔，词格为七字句、十字句、五七句三种。鱼尾腔类：鱼尾腔分“单鱼尾”和“双鱼尾”，此腔一般在戏的开场和结尾处运用，旋律开朗向上，迂回刚美、富于喜庆、祝福的特点。“单鱼尾”两句一甩腔，“双鱼尾”一句一甩腔，词格是七字句，为徵调式调性。
琵琶腔类：有“单琵琶”调和“双琵琶”调，词格为十字句，七字句和五七句。“琵琶调”的说唱性较强，特色在腔尾上，其甩腔高低有致，跌宕起伏，诙谐夸张。在皮影戏中是丑角的哭腔，在现代渔鼓演唱中被改编成热烈欢快的喜调。
花腔类：这是许多杂腔小调的统称。有皮影戏的“花腔”、“聊子”、“倒板”、“杂花调”（花脸的唱腔），有神仙道士的“观音调”、“还魂腔”等，它是渔鼓的辅助唱腔。
天门渔鼓它不同于北京的京韵大鼓，也不同于我省的湖北道情、湖北大鼓这些单曲体的曲种，它是一个颇具规模，门类齐全的联曲体曲种，既能用来演唱一个小段子，也能用来演唱一些大戏。具有很大的艺术创造功能，正因为如此，天门渔鼓才能久唱不衰，流传至今。（杨泰山，湖北省天门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研究馆员）
4.天门纸花
世纪的末叶，天门人身怀制作纸花的绝技，闯荡天下，其足迹渐布整个欧洲。当时的妇女自幼缠足，而以其“三寸金莲”，漫步当车，辗转万里，出现在莫斯科、华沙、柏林、布鲁塞尔、盎维斯、卢汶、海牙、阿姆斯特丹、日内瓦、罗马以及法国巴黎的公园、剧院、电影院、车站、码头，以绚丽的纸花，赢得各种语言的“啧啧”称赞的时候，天门华侨中的妇女书写着一部浸透血和泪的艰苦卓绝的历史。
“此曲只应天上有”
陈里特先生在《欧洲天门华侨史稿》中写道：“以产销纸花为职业，只有湖北天门人，独家经营，自产自销。无论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不计任何时候，做纸花这行生意，唯有天门人是‘垄断’经营。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铺’”。
当年，按法国的币制，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一只纸花的工本费只要一、二个苏，却可以卖到两个法郎，有的还给到五个法郎。纸花中最大的一种花型为扇形花，横向展开有三、四十公分宽幅，这样的花一只可卖到五至十个法郎，而成本约需十个苏。顾客一般不讨价还价。
天门纸花行销欧洲，当时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独家经营的局面，欧洲经济大舞台的“小品”奇迹，令欧洲人也大惑不解。
“千朵万朵压枝低”
天门纸花以其红绿相间的热烈明快色彩，富于想象的花形变幻，体现其植根于华夏荆楚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格、艺术魅力。民族性注入天门纸花以活的艺术灵魂，使天门纸花在异国他乡光彩照人，从而展示了天门人的聪明睿智。
天门纸花虽是一种造型艺术，但国人更多地把它视为民间艺术的一种雕虫小技，在正统的所谓艺术圣殿里难以找到它的存在。可是，天门人以这种“雕虫小技”为生计，走出国土，叩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
我们对《断臂维纳斯》（雕塑）和《蒙娜丽沙》（油画）是比较熟悉的。前者出自古希腊雕刻家阿海山纳之手；后者则是法国画家达•芬奇的杰作。荷兰的凡•高，意大利的米开朗基罗，欧洲各国从19世纪以远的相当于上述巨匠的艺术家，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天门华侨正是在这些国家展现自己的民族艺术。可算是艺高人胆大，海阔凭鱼跃。
天门纸花生意遍及欧洲各国，老侨人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我们就有生意做，就能活下来。”做纸花大多是男人的事，妇女只是帮手，而卖纸花则主要是妇女或儿童，她们在公园附近、地铁出入口、剧院、电影院门前，臂挽花篮，手执纸花，不断抖动，遂变幻出各种花形来。虽语言不通，手上纸花的换变则是最好的语言。若一百朵花当日能售尽，按法国币制，约可获一、二百当郎，有时还可获金更多。
“感时花溅泪”
话说回来，天门人到欧洲卖纸花，其初衷并不是要当一名“布花使者”，皆因家乡故土水旱连灾，官匪为祸，不得已前井离乡。诚如一位老侨人忆及“禀帖”所载：“呜呼！千村哪见烟火起；哀哉！四境不闻鸡犬声。欲生者十无八九；愿死者数以万千。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4.天门花鼓戏
天门花鼓戏始于清朝中叶，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50年代，花鼓戏《打莲湘》参加过中国民间艺术汇演，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200世纪8800至9900年代，是天门花鼓戏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花墙会》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片；《水乡情》、《飘逝的蓝印花》先后在中南海演出；《一口咬定》夺得全国金奖，并作为湖北省代表剧目进京为中共十六大代表展演；《石磉磴还田》获第十届楚天群星奖金奖。55.天门皮影
天门皮影兴起于明末清初，流行于天门、仙桃、潜江、监利、洪湖、石首、江陵、公安、京山等原荆州地区及孝感、云梦、汉川、应城和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区。后归并称为江汉平原皮影。其唱腔是湖北渔鼓的立体风格源和母腔。江汉平原皮影是湖北皮影中流传区域最广、最具影响和风格最鲜明的皮影。
6.天门糖塑--江汉平原的绝版艺术
天门糖塑，从前俗称“做糖人”，“糖塑”则是今名。天门糖塑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小板、干驿、马湾、杨林、麻洋、彭市、卢市、竟陵、岳口等地。天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湖交叉，堤垸纵横。旧社会，堤防失修，十年淹九水，人们逃亡异乡谋生。糖塑是天门人用来谋生的一项民间手工技艺。
糖塑，古称糖供，主要是在祭祀仪礼上当供品。糖供在唐、宋的古籍上均有记载，后来人们在寿礼、婚礼上也使用糖塑作为礼品赠送。神话传说，飞禽走兽、器物用品都可以作为糖塑题材。天门糖塑兴起于明朝末年。据传：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用沾满麦芽糖的稻草人破掉敌人设下的毒蜂阵。受此启发，产生了吹糖人的行业。明清两朝及民国年间，天门经常淹水，成千上万的天门人背井离乡，出门谋生。糖塑艺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挑着糖塑担子远走他乡，靠吹糖人养家活口。一个糖塑艺人，出门4个月收入可供一家人全年的生活，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学艺，促成了糖塑行业的兴旺。随着一代代糖塑艺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糖塑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成熟的手工技艺。
天门糖塑题材众多，范围广泛。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人物故事、民间戏剧、吉祥喜庆、风景花卉、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器物用具等都可以作为糖塑的题材，堪称民俗生活的大观园。代表性的作品有：连年有鱼、牧童骑牛、二龙戏珠、麒麟送子、西天取经、老鼠拖葫芦、穆桂英挂帅、杨宗保点兵、清河桥比箭、姜太公钓鱼、齐天大圣、赵子龙救主、林冲夜奔、哪吒闹海、石迁盗鸡、送子观音、安安送米、福禄寿三星、老君骑牛、打莲厢、打花鼓、双狮戏球、龙盘狮、龙凤烛、莲藕、鸡啄鸡、蚱蜢、龙虾、鹦鹉、桂鱼、武松打虎、关公勒马望荆洲、天官赐福、八仙庆寿、独占鳌头等。
糖塑制作的原材料和工具有麦芽糖、颜料、糖人挑子、罗盘、剪刀、竹片、弹簧、石膏粉、木梳、小篾刀等。将麦芽糖加热使其变软，调入红、黄、蓝、绿、黑等色素，根据需要调配出不同的颜色，然后借助剪刀、木梳、小篾刀等工具及竹片、弹簧、石膏粉等辅助材料，经过糖塑艺人吹、拉、搓、扯、捏、压、剪等技艺塑制成形。
天门糖塑以家庭传承为主，父子相传，师徒相传。自明朝末年以来，经过漫长的发展，糖塑艺术逐步走向成熟，成立了行业工会，制定了严格的行规；逐步形成了一批较为固定的糖塑品种；产生了一批糖塑行业公认的有代表性的艺人。有些糖塑艺人拥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如糖塑艺人郭汉儿白天看一场戏，晚上就可以塑造戏中的人物和场景，惟妙惟肖。已故糖塑艺人汪培林被公认为一代糖塑宗师。代表作品有“麒麟送子”等。
天门糖塑的传承人为小板镇小板村的杨志谱。杨志谱75岁，其吹糖人的图片被收入全国小学三年级美术教材上，堪称当今糖塑艺人的杰出代表。杨氏家族几代人都从事于糖塑行业，可以考察的传承谱系为：杨志谱的爷爷传给其父亲，其父传给杨志谱及其兄杨志学。杨志学87岁，2004年以前，一直挑着糖人担子走村串街吹糖人，之后由于眼疾不再外出，传给肖炳生。73岁的肖炳生也是有名的糖塑艺人，是杨家的表亲；又传给第四代的杨兵成，杨兵成74岁；又传给杨志学小儿子杨林洲，杨林洲62岁，1982年才学会吹糖人，是杨家最年轻的糖塑艺人。
小小糖人担子虽落地即可营生，信手即能成艺，却并不是“雕虫小技”。
制作难度大 糖塑以麦芽糖为原料，经过几道工序加工的麦芽糖方可用于糖塑制作，要点是掌握火候，过老过嫩的麦芽糖都不是合适的糖塑材料。糖塑是季节性的手工艺活，每年农历9月至次年3月为糖塑艺人出门谋生的季节，因为只有这段时间麦芽糖才可以凝固。制作糖人时，微燃锯末于其下，让容器里的麦芽糖发热变软，一坨被挖出来的麦芽糖经艺人捏成一个气袋，拉出一根气管，艺人朝里面吹气，手指不停地拉、扯、揪、捏，气袋在艺人手中不断旋转变化，在糖变冷硬化之前，一件糖塑如辣椒、葫芦、老鼠、小狗、水牛等便告制成。吹糖人时要求眼疾手快，若非技艺高超，气息停匀，非经多年的训练吹制一件形神俱备糖塑艺术品，是难以办到的。
工艺精湛 天门糖塑和其它地方的糖塑不同在于，除了“吹”之外，还有“塑”的功能，并且吹塑结合；借助一些工具，通过吹、拉、捏、压、剪等工序制作出来的飞禽走兽、人物故事，无不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如“龙凤烛”、“麒麟送子”、“双狮戏球”、“姜太公钓鱼”等等。天门糖塑在制作和工艺上始终高人一筹，颇具看点。天门糖塑不仅在湖北省内流传，也流传到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山东等地。
较高的审美价值 天门糖塑造型生动，色彩鲜艳和谐，人物形象丰富饱满。通过“吹”、“塑”工艺，再加上弹簧等一些部件让作品活动起来，活灵活现。天门糖塑可以根据需要调配出多种不同的颜色，形式多样，如糖塑作品中的小猫、小狗、小兔等小动物，求神似，造型抽象、生动，线条简洁，夸张传神。如一株“枯树”，并不表现它的盘根错节，几处简单的枝、桠，显出它的苍老、朴拙，虽枯而不失其灵气，具有审美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小玩意”，很受小朋友们的欢迎。
珍贵的文化价值 糖塑艺术源于民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民间文化生活中有重要影响，是民间工艺和民间美术的活化石，透过糖塑可以找到其历史遗迹和民间艺术鲜活的血脉。糖塑大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民间手工艺的原生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时代，天门糖塑保存了完整的传承谱系，拥有杰出的艺人，其独特的价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民间工艺和民间美术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门糖塑是民俗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过去每逢春节、元宵、戏场、庙会、社火、婚庆等民俗文化活动中都可以看到糖塑艺人的身影，都可以看到艺人们塑造的糖人、花鸟鱼虫，洋溢着浓浓的民俗文化生活的韵味，成为民俗文化活动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99年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民间美术》刊登了天门糖塑的图片。《湖北民间美术专题片》在东南亚和欧洲巡回放映，其中天门糖塑的图片和介绍引起了民间美术爱好人士的关注。著名糖塑艺人杨志谱成为全国小学三年级美术教材中的人物。广州电信还用天门糖塑印制了精美的电信磁卡。2002年2月，由中央电视台、武汉电视台联合摄制的记录片《天门糖塑》在中央电视台的中文国际频道和英语频道播出。在北京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湖北展区，展出了天门糖塑的精美图片。2007年，天门的糖塑艺人杨志谱、杨文成在湖北省博物馆“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特展•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亮相，向中外宾客现场制作并展示了“双狮戏球”、“龙凤烛”、“牧童骑牛”、“三英战吕布”等糖塑作品，吸引了大批观众观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糖塑逐渐失去市场，天门糖塑遭遇着传承的尴尬，濒临失传，抢救、保护变得刻不容缓。现在健在的糖塑艺人仅10名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84岁，年龄最小的60多岁，糖塑手艺面临挑战。目前，在天津、河北等地尚保留有古老的糖塑风俗。但以天门糖塑成就最为显著，品种最多，风格最为独特，制作难度最大，工艺最为精湛，审美价值最高。在国家普遍重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背景下，天门糖塑凸显其文化价值，糖塑艺人多次受邀参加国家和省级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受到社会的追捧。市政府拨出专款用于糖塑保护。2007年天门糖塑被评为湖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6月27日，天门糖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天门糖塑这个珍贵的文化品牌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篇：仁爱医院宣传介绍
心系患者
服务大众
——新津县仁爱医院
一包草药，价廉物美，却能将患者从危境中解救；一根神针，沟通全身五脏六腑，迅速止痛解表；一束艾条，在轻柔的熏香中，温经止血、祛寒止痛，功效神奇。
我院以其独特的中医药治疗技术和效果，向疑难患者展示中医药妙手回春的魅力。尤其是近年来，我院秉承“以优质的技术，温馨的服务，惠民式的收费为广大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围绕“中西医结合，精中医，强西医，突出专科特色，增强综合实力”的发展目标，着力抓好传承祖国医药，加大重点中医专科和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力度，突出中西医各专业协调发展，业务收入明显增长，社会效益明显提高。
坚持“精诚为医、仁爱为民”，铸就医院文化之魂
1、树立“精诚为医”的思想，强化职工职业素养。建设医院文化的目标是培养全体医院员工的崇高的职业使命感，只有有了这个基础，医院的人文精神才能光大，医疗质量、医疗服务才能得以保证。通过宣传医院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在医务人员中倡导“精诚为医、仁爱为民”的奉献精神，让员工深刻理解“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的道理，把一切为了患者的理念化为自觉的行动，取得良好的效果。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天覆地载，万物俱备，唯贵于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人为本，尊重人性，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爱岗敬业教育让员工知道无论多么平凡的工作岗位，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关心集体，关心仁爱医院的发展，在工作
中及时发现并反馈医疗质量、医院服务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能提出合理化建议。
2、提供人性化医疗服务，让患者满意在医院。患者是最需要服务的人，医生和护士是直接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医院的一切行为，都应以满足患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医疗质量、优质服务为立足点，以换取患者满意为目标，这就是我们的服务理念。传统医德在对病人服务中要求“一心赴救”、“仁爱救人”，“杏林春暖”、“橘井流香”等佳话流传至今。现在更要把维护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感动人。通过开展以“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次详细的人院介绍、一张舒适的病床、一壶热水、一个整洁的环境”的活动，为病人提供温馨、细心、爱心、耐心的服务，让患者到了医院就有回家的感觉，心理的创伤得以慰藉。
传承中华文化，营造中医药传统文化氛围
中医在诊病治疗中讲究的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标本兼治。在新津仁爱医院文化建设中，也坚持整体观念。医院文化包含医院形象、医院精神、人员素质、职业道德等诸多方面。这是医院文化建设的主旋律，需要从整体上加以精心设计，也需要标本兼治。
1、塑造医院外在形象、改善内部环境。在“发展事业、服务社会、造福人类”办院宗旨的指引下，打造现代化和谐中医院文化精神的同时，还要在塑造中医医院外在形象和改善内部环境上做好文章。我们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突出了具有传统特色的外在形象和内部环境。在内部环境设计上除创造一种干净整洁舒适的就医条件。
第五篇：网络管理制度
1、进入互联网后，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或更改他人信息。
2、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送信息，侵犯他人隐私。
3、不得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及从事其它侵犯网络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4、不得在网上收听、收看、拷贝有关不健康的内容或无故向他人发送恶意的挑衅性的邮件和商业广告，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用户本人负责。
5、未经允许，不得对上网计算机网络功能及网络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修改、删除或增加。
6、共同爱护本机房的一切设备，网络管理员要及时做好计算机网络的维护、信息更新和安全防范工作。
7、保持机房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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