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交通肇事的定性问题

第一篇：浅析交通肇事的定性问题

浅析交通肇事的定性问题

陶琴

入世以来，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汽车生产消费大国，但同时也是首屈一指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国。酒后驾车便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些行为的直接后果是死亡、残疾、医疗支出的剧增、家庭的支离破碎、财产的毁灭，以及由此而产生接踵而至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这类案件中,我国一般对饮酒肇事者以触犯《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来定罪量刑，而在成都孙伟铭案中,出现了以《刑法》第115条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后，理论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在交通肇事案件的认定和处罚方面仍存在不少争议。

一、背景

2008年12月14日中午，成都某技术公司员工孙伟铭无证驾驶自己的别克轿车前往成都市一酒楼为其亲戚祝寿，席间大量饮酒。餐毕，孙伟铭驾车将其父母送至成都火车北站搭乘火车，后又驾车返回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下午17时左右，孙伟铭因与一辆比亚迪轿车发生追尾，迅速驾车逃逸。车行至成都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驾车越过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四辆轿车，直到其驾驶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为止。据了解，该事故共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五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

事后有媒体指出，孙伟铭案是国内首例因醉驾而获判无期的案件。醉驾交通肇事这个问题并不是刚刚出现，而是一直存在，只是因为孙伟铭等一系列案例被激活，得到人们的热议和正视，并进一步受到舆论的集中关注。可又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司法才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对这类案件作出裁定？这是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原则，还是满足舆情的需要？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笔者想先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两个罪名的区别。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主观上是故意实施危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主观上是故意，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不

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以上两罪名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在犯罪构成上有如下区别:

1．客体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体表现为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表现为交通运输的安全,并且只有交通肇事并产生重大后果的才构成本罪。如果仅仅是交通肇事而没有造成重大后果的不构成本罪，同样也不是刑法上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不能构成本罪的客体。

2．客观方面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罪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重大后果才构成本罪，即行为人的违规行为与发生的严重后果之间必须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主观方面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犯罪故意。交通肇事罪表现为行为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没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过失是就行为人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的。如果行为人对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就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当按照有关刑法条文，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毁坏财物等的规定处理。

4．处罚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量刑为死刑。交通肇事罪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犯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后者量刑要轻得多。

三、从案例看交通肇事的定性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规定。并且，按最高法的解释，今后在类似案件中，统一法律适用的原则要落实。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此案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甚至载入最高法院的案例公报中，并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产生指导意义，确保同类案件统一处理。

但是笔者却认为该判决内容是有待商榷的。在本案判决中，检方认定孙伟铭对这起重大事故后果的发生系间接故意，笔者认为这个判定是有争议的。所谓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度。放任，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没有希望、积极地追求，但也没有阻止、反对，而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任凭、同意它的发生。如前所述，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从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在这里，间接故意与自信过失显得特别容易混淆。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犯罪的共同点表现在行为人都明知（或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但其区别则在于前者的心态是轻信可以避免，后者的心态则是放任其发生。其实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来说，行为人往往是明知故犯的。但是这种故意往往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犯罪的故意，而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故意。就本案而言，孙伟铭醉酒驾车应该是轻信自己可以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只是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存在故意，而非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持主观故意，即并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冲撞行驶，造成多人伤亡，是因为饮酒后他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并不是继续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故孙伟铭醉酒驾驶车辆对于重大事故结果的态度仍然应当界定为犯罪的过失,不能依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而只能以交通肇事罪惩处。但在本案中，孙伟铭另外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无证驾驶。就该犯罪情节从主观上分析,其有放任对不特定人的健康、生命及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后果的心态；从客观上看,其以驾驶车辆的危险方式剥夺了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损害了他人的财产。因此,无证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这一情节,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考量,都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故笔者认为,孙伟铭案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并没有争议,只不过以此罪认定的基础事实是无证驾驶,而非醉酒驾驶。

酒驾行为固然可恶，民意中的公愤也可以理解，对于这样惨烈的后果,任何人都是不愿意见到的,可民意和道德斥责决不能任意改变法律的标准。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已不适应当今社会和司法实践的现状，有些规定还存在模糊之处，确有需要修订和完善之处。但是在法律未修订之前，司法审判仍要以现行法律为依据。

最后，纵观我国的交通现状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仅仅是惩罚于事后，缺乏事前预防的功能。在此建议我国立法部门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对于严重醉酒驾驶及其它危险驾驶的行为，直接就规定为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将防范交通肇事的关口前移。如果因此造成了交通事故，则加重处罚。而目前我国对于这些行为最多只能进行行政处罚,而且并不能严格执法.长此以往，在不少人思想上形成一个极其缺乏人性的观念，即开车撞死人不过赔钱了事。交通肇事被戏称为“杀人成本最低”的犯罪方式。因此，在继孙伟铭案后的杭州飙车案、南京醉酒驾驶撞人案发生之后，立法机关更应该考虑对这些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惩处范围，加大量刑幅度，以进一步防范恶性交通肇事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篇：关于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在非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致人死亡如何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２款已有明确规定，即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但是笔者认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确定为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更符合法律原理和立法精神。

一、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特征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行为。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即主要在乡村自行修建的道路、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住宅楼群道路、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以及厂矿企事业的专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虽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规定的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特征，但这些非道路同样是公众经常出入的地方。在这些非道路上行驶，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同样会给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带来危险。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侵害的社会关系应该是公共安全。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道路上因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可以推断，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由于我国刑法分则未规定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何罪，所以，可将这种犯罪归类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行为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科学笔者认为，对在非道路上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过失致人死亡罪更科学，主要有三点理由：首先，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规定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表面上看似无不妥，但此罪侵害的客体是人的生命，与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侵害公共安全这一客体比较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重大社会危害性，其首先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在这种公共安全下才对特定人的生命产生侵害；而过失致人死亡罪，其首先危害的就是特定人的生命。其次，从刑法立法精神来看，在非道路上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以及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均应构成同类犯罪，而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却规定分别按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安全事故、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很显然，该司法解释规定了的三个罪，分别侵犯了两种不同的客体，即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安全事故罪侵犯客体是公共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而在一般情形下，由相同的主观因素，实施相同的侵害行为，侵害同一社会秩序，只不过造成了多种后果，所以应定一罪为宜，而不宜在不同的客体分别定罪。第三，从处罚结果来看，司法实践中对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交通肇事罪中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形的，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情形的，才“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这两罪的量刑幅度看，对非道路交通肇事犯罪，如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很显然，前者的处罚重于后者。这对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的肇事者来说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是不公平的。但是，以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它的量刑幅度则和交通肇事罪基本一致，即“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最低刑种也是拘役。

第三篇：交通肇事后抛弃被害人如何定性探讨与研究

交通肇事后抛弃被害人如何定性

[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32岁)于2006年11月21日，驾驶夏利小车从汕头返回漳浦途中，由于技术不熟练，目测不准，采取措施不当，汽车右侧后视镜将骑自行车靠公路右侧同向行进的妇女谢某撞倒致伤。在围观群众的要求下，被告人王某从车上下来，将谢某抬入驾驶室内，驾驶小汽车准备送往医院抢救。在去医院的途中，被告人王某产生了抛弃被害人逃跑的念头，便将车开至便道上，将谢某抛至路旁排水沟内(此时谢某还活着)，然后驾车逃逸。被害人谢某因被抛弃，未能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经法医鉴定：谢某因右肺挫裂伤，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王某行为如何定罪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应定交通肇事罪，其抛弃被害人逃避罪责的行为应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从重处罚;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一罪，其交通肇事行为被其抛弃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间接)故意杀人行为所吸收，应按(间接)故意杀人罪处断;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从犯罪构成上看，其具有两种故意和实施了两种犯罪行为，具有两种罪的犯罪构成，应按二罪予以数罪并罚。

[评析]

本案案情简单，但如何对本案被告人王某所犯罪行正确认定，却涉及到了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刑法理论问题：即情节加重犯、吸收犯和一罪与数罪的构成及其认定。

一、被告人王某将谢某撞倒，致谢某右肺挫裂伤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1)侵犯的客体是水陆交通运输安全。(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又包括驾驶交通工具的非交通运输人员。(3)主观上出于过失。这是就行为人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的，至于其违反交通法规 制度则往往是明知故犯。(4)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从本案情况来看，被告人王某违反交通法规将被害人谢某撞倒，造成谢某右肺挫裂伤的严重后果，且主观上出于过失。王某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二、被告人王某将造成了重伤的被害人谢某抛弃致其死亡，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情节加重犯是指实施一定的犯罪，且具有某种严重或者恶劣的情节，加重其罪质从而使其罪责加重的情形。根据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凡是具备四个基本要件的，就构成基本犯，在充足基本犯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如果具有加重情节，就构成情节加重犯。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使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三个量刑档次，第一档次规定了该罪的基本犯罪，第二、三个档次规定了该罪的情节加重犯，即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以及因逃逸使人死亡的情节。可见，交通肇事的加重情节只能是在交通肇事罪这个范围内，在量上加重基本犯的危害程度。否则，如果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采取了不

属于交通肇事加重情节的行为，侵犯了另一客体，并且综合其主客观事实，又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时，就不能以情节加重犯论处。

三、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本案中被告人交通肇事后在去医院途中抛弃被害人以逃避罪责，而致人死亡的行为显然不能成为加重情节，而是构成了另一种性质的犯罪。因为被告人在实施肇事行为时主观上是过失，行为性质是肇事。而实施丢弃被害人谢某于路旁排水沟内以逃避罪责的行为，主观罪过已转变为故意;客观上实施以不作为(其不作为的法定义务来自于被告人先前的肇事行为)方式造成了重伤者谢某的死亡结果;侵害的客体已由公共安全变为特定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人负有抢救被害人谢某的特定义务而不履行这一义务，其明知被害人谢某受重伤后有死亡的危险性而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应认定被告人王某在交通肇事罪外又犯了(间接)故意杀人罪。

四、被告人前后两个犯罪行为是否构成了吸收犯。根据刑法理论，吸收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为另一个犯罪行为所吸收，因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仅按吸收的罪处断的情况。吸收犯的特点在于这些存在着密切相关的数个犯罪行为，一般属于实施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必经阶段，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所实施的交通肇事行为和间接故意杀人行为不属于实施某一犯罪的同一过程，二个犯罪行为不具有吸收关系，因此不能按吸收之罪即故意杀人罪一罪论处，而是应定为交通肇事罪与(间接)故意杀人罪二罪，实行两罪并罚。综上理由，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第四篇：经济责任审计问题定性

经济责任审计问题定性说明

一、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形式为：

1.专项资金未按规定单独核算。专项资金是上级部门或同级财政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根据《预算法》和会计制度的要求，应该进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各单位应按照预算项目名称设置明细科目，不能将数个项目混合核算，容易造成项目资金性质不清晰，以及相互挤占、挪用等现象。

2.专项资金未按指定用途使用，未做到专款专用。这个实际上就是挤占（是指不经批准，将相似用途的支出列入了该财政资金的用途，主要是费用性质的支出）、挪用（是指不经批准，将财政资金的用途彻底改变用于其他用途，完全违背了该财政资金指标文件所规定的项目或用途，且财政资金已使用完毕或部分使用，账务已作处理，这里主要指的是项目性质的支出）。

3.专项资金与日常经费混淆使用等。主要指在专项资金中开支日常公用经费。

二、应缴未缴税金。主要表现形式为：

1.房租收入未缴纳营业税（5%）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2.个别园区和乡镇在支付个人税收奖励时未按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20%）。

三、原始票据不合规。主要表现形式为：

1.假发票。两种形式：假发票真内容，如展板、印刷等，多为从个体户获得；假发票假内容，比较难判断。

2.原始票据为 “大三联”或自制收据。有的是购买水果，有的是食堂购买蔬菜等，有的是乡镇或园区管委会发放税收奖励时企业提供的票据（根据规定，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但对于地方性税收奖励没有规定。另外，现在一些企业也要求将一些税收奖励主要是企业班子奖励转入其关联企业，便于发放。）

四、超限额支付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结算起点为1000元以上的支出必须通过银行进行转账结算（这个条例是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当时1000元的标准是符合时宜的，与目前的物价指数和经济水平不适应）。但是，很多单位更多的是习惯做法，为了使用方便，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不合规的开支。有的单笔现金支出数万元，完全可以使用支票。这种现象在乡镇非常普遍。包括招待费、会议费、食品、礼品、车辆修理、汽油等各种费用。

五、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形式为：

1.购置固定资产不及时入账、工程完工不及时办理竣工手续或核算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2.未经财政或国资委部门批准自行处置固定资产。3.购置固定资产未通过政府采购。

六、债权债务清理不及时。多为三年以上债权债务。有上级单位拨入的专项资金，有以前的预算外收入、有应列未列的支出、以及借款等。

七、其他

1.超预算级次拨款：将预算资金直接拨付至无预算拨款关系的单位。如乡镇拨付给垂直管理的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经费，拨付给同级相关工作协调单位。

2.往来款列收列支：有的单位将上级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计入“暂存款”科目长期挂账，然后在这些往来账中列支各项费用；有的单位在年末为了体现收支平衡，将当年实际未支出的经费或专项资金虚列支出后转入“暂存款”科目挂账，然后在其中列支实际支出。

第五篇：交通肇事注意的问题论文

昨天下午在学校门口，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道路抢险车拖着一辆黑色奥迪，车头已经面目全非，一辆227路公交车停在路边，车身还算完好，只是车牌不见了。我无法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只是在想，这场事故的发生到底是谁的责任？是黑色奥迪违章行驶还是227？又是谁该为公交车上受伤的乘客负责？我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随着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汽车进入家庭也已成为一种潮流，但人们在尽情的享受着汽车工业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方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交通事故同样也不可忽略。据我国官方统计，从2000年起每年有10万人左右死于车祸，现在还正以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因事故肇事而构成犯罪者，也必然会有所增加，2001年起，交通安全问题已上升为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除了从技术方面加强交通工具的安全性，道路的良好保障性外，在交通安全意识的教育方面和交通文化培养方面，政府与民间均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法律方面关于交通工具的操作规程也应当更加合理、更加严格，完善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惩处。但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法学界和务实界有诸多纷争，关于这一问题，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认定交通肇事罪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1、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如果行为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或者并未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虽然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并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不构成犯罪。

2、划清交通肇事罪与破坏交通工具罪的界限问题。两者侵犯的客体都是交通运输的秩序和安全，但其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前者表现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人员伤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而后者表现为实施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第二、主观方面的内容不同。前者有过失构成；

而后者是由故意构成。

3、关于判定交通肇事罪是否以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意见为依据的问题。在2000 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强

调，分清事故责任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基础。根据国务院于1991 年9月22日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从有关部门提供的的情况看，负事 故次要责任的情形，由于其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较小，损失后果不大，一般作行政处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生的重大交

通事故承担其他几种责任的情 形，则确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

4、关于交通肇事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刑法第133条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公私财产”是否包括肇事者个人财产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交通肇事罪的危害在于对公共财产、他人人身及其财产造成的损失，其自身的财产损失应当视为肇事人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承担的经

济责任，而不应将其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

5、关于肇事后逃逸的问题。“交通肇事后逃逸”是1997年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增加规定的的加重处罚的情节。实践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往往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案件查处难度增大等等，必须依法予以严惩。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一）至

（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这一解释首先将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界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其次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

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区分逃逸的时间。

6、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的认定问题。实践中，交通肇事逃逸后，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的情形有多种，上述解释强调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定性：

（1）“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这一规定强调的是“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主要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没有救助被害人或者未采取得力的救助措

施，导致发生被害人死亡的情形。

（2）该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掩盖罪行、毁灭证据，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以

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7、关于单位主管人员等指使违章造成交通事故的定性问题。实践中，一些单位的主管人员、私营企业主、机动车辆所有人、机动车辆承包人等，为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多拉快跑”思想的影响下，往往指使或者强令属 下、雇工疲劳驾驶、严重超载、开快车、强行超车等，都是引发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为减少因上述原因引发的交通事故，解释

第七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8、关于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行为的定性问题。实践中，在机关、厂矿、学校、封闭的住宅小区等没有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也较多，如何定性处理是捆扰 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3月23日发布的《关于在厂（矿）区内机动车造成伤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批 复》的有关内容，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

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