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造假的目的

第一篇：官员造假的目的

官员造假的目的 若说官场腐败，恐怕道是病入膏肓也不为过。新晋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反腐败斗争中，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表示了反腐斗争的坚定和坚决，总算让国人看到了前途与希望。

屈指可数的日子里，被拍“死”的苍蝇可谓不计其数。此前不久，安阳市委书记张笑东，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相继落马，不好说是算苍蝇还是算老虎。半个月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刚刚被情妇“虎”口拔牙，现半死不活，倪旋即又成为一只中弹的老虎。时下反腐动作之迅猛，让苍蝇与老虎惶惶不可终日。

由于报道过于简短，笔者无从得知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的相关事实，但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笔者却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桂棣与春桃夫妻二人合著的代表作品《中国农民调查》中，读到了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如何瞒天过海，造假欺骗来皖考察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情况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省里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现在朱总理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因为倪发科之前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又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这个造假任务就当之无愧的落在了他的身上。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朱总理到达的前一天，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倪显然是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与实际参加者。或许是话题过于敏感，作者在文中的写法较为含糊，但还是点了倪发科的大名。就这样，朱总理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这起把共和国总理骗得团团转的事件，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造假，可事在人为，归根究底还是官员造假。官员造假的目的，其最直接的动力是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谋取更高的权力。很显然，凡官员造假都是贪官。此后，倪青云直上，最终坐上了副省长的宝座。林肯有句名言 “你可以在某一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倪发科的下场，具有警示意义。文／郑智银

第二篇：西安多名官员环保造假被带走

西安多名官员环保造假被带走

西安多名官员环保造假被带走

2016-10-25 02:19 华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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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多人被警方带走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监测站站长私自截留钥匙并偷记监控电脑密码

工作人员多次潜入站内，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干扰空气质量数据采集

环保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等人被警方带走

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

2015年4月，全国环境监测工作现场会传出消息，针对空气质量监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环保部决定用两年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

2016年10月21日，西安市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称，就是在这种从中央到省、市严格要求、交叉检查的情况下，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长安区监测站）竟然进行数据造假。

棉纱堵塞采样器

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

据知情人介绍，长安区监测站为全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其监测数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会直接收集到，如果数据存在造假影响比较大。这位知情人介绍，作为国家环保部门直管的监测站，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绝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武汉某公司进行维护时，不经允许，非运维方工作人员不得擅自进入。

2016年2月，长安区监测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调试的机会，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随后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行为败露

监测站内删除监控视频

据知情人介绍，本来空气采样器暴露在空中，探头通过吸入自然的空气进行监测，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就好比给采样器戴上了“口罩”，过滤了空气，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监测实时空气质量，说明白一点，就是过滤污染空气。作为国家监测总站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采用如此做法，数据发生变化后，引起国家监测总站的注意，于是派人前来检查。为防止事情败露，2016年3月，长安区监测站曾有将监控视频删除的行为。

10月21日，华商报记者来到西安邮电大学动力楼，楼顶上的监测仪器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想到是监测空气的。记者来到动力大楼后，由楼梯上到一层楼顶，楼顶有一座简易房子，透过窗户，看到一张床上放着3床卷起的被子，房间内脏乱不堪，看得出很久没有人居住。动力楼二楼楼顶，有一根高高的杆子，杆子上端有一个圆形球体，杆子旁边还有一个简易房子，圆形、方形等设备裸露在空气中，这些设备旁边有多个监控摄像头。

动力大楼工作人员说，楼顶上的空气监测仪器，他们无权过问，有时来人检查也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知道前段时间上面仪器数据涉嫌造假，来了很多公安人员和调查人员。具体怎么造的假，他们不清楚。

据了解，目前涉案的李某等人，被羁押在西安市看守所。

为保证数据真实

设多层关卡防人为干扰

据省环保系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其实在防范数据人为造假方面，国家还是设了多层关卡的：

第一关，是数据的“一点多发”。各地监测站的数据，在对社会自动发布时，会同步传输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间不存在时间差，内容也完全一致。所有站点都自动采集数据，实时对外发布，大家看到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都是最新鲜、最真实的。虽然受仪器故障影响，监测数据偶尔会有异常，但专业技术人员会在随后的审核过程中检查更正。

第二关，远程监控。一旦关键参数有异常，监控平台会自动报警，环保部门会派人检查。如果某一站点的数据明显异于其他点位，一般不会将其纳入统计结果，会去现场进行核实。

第三关，国家每年开展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前者是在不通知当地环保部门的情况下，直接派巡视员去站点，后者是不同省市之间的互查。

近年来，公众对空气质量高度关注。据西安市环保局一工作人员介绍，长安区监测站涉嫌数据造假，就是在“飞检”中查出来的。

多名官员涉嫌造假被警方带走

据了解，事发后，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被警方带走，目前主持工作的一名副站长也在请假当中。

华商报记者采访了环保系统一名知情人士。

华商报：为何要堵采样器？

知情人：因为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官员为了逃避处罚，给采样器堵棉纱，污染的空气就会改良一些。

华商报：明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为何还要做？

知情人：以前没有类似的违法处理，环保系统内的官员也就不知道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华商报：从何说起“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知情人：目前的法律是从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来定罪，将采样器堵塞了，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这个不好界定。但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监测，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更加完善。

知道一下

空气质量监测站24小时监测空气质量

西安环保系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空气质量监测站，又称空气站。其功能是对存在于大气、空气中的污染物质进行定点、连续或者定时采样、测量和分析。为了对空气进行监测，一般在一个环保重点城市设立若干个空气站，站内安装多参数自动监测仪器做连续自动监测，将监测结果实时存储并加以分析后得到相关的数据。空气质量监测站是空气质量控制和对空气质量进行合理评估的基础平台，是一个城市空气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

空气质量监测站的功能主要是对空气中的常规污染因子和气象参数进行24小时连续在线的监测，将分析出的数据提供给环保局作为空气质量好坏参考，并辅助环保决策，其中待监测因子包括：污染极细颗粒物（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硫化氢、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总悬浮颗粒物、铅、苯、气象参数、能见度等。责任编辑：乔雷华 SN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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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统计造假

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据统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4月10日《新京报》）。

多年以来，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不少地方，“层层作假，级级糊弄，按需捏数，皆大欢喜”已成为通行做法和不公开的事实。2005年，媒体曾披露，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了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达26582亿元！

我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此可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试法呢？原因不外乎两个：

一是与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目前我们考核干部往往是以经济数字的GDP论英雄，这种用人导向无形中鼓励了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同时，下级多出数字、多出政绩对上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上级即使知道报上来的数字有水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授意、指示虚报统计数据，甚至直接篡改基层上报的统计数据，共同从“掺水”数字里受益。有“一副对联”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

二是在惩罚上缺少刚性。和一切造假手段相比，数字造假成本低廉，对“数字谎言”的惩罚往往比较温和，一般无非是整改或内部通报。曾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指出：“与价格法、会计法、税法相比，《统计法》简直不叫法，是‘水法’、‘豆腐法’。说统计法很“水”，是指在惩罚上规定得太有弹性、太缺少刚性。比如，《统计法》规定：“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统计违法，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时至今日，鲜有报道官员因为数字造假而蹲大狱的。而一旦谎言顺利通过，那么获得的利益却异常可观。

统计数字，是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统计数字注水败坏了党风，影响了民风，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绝不能等闲视之。改变这一现象，不仅要用重典，依法追究虚报数字的干部，包括追究上级对下一级所报数字的失察责任，更要改变干部考核重指标轻实绩、重数字轻质量的传统方法，建立一套综合性政绩考核制度。选拔任用干部不但要看到短期显现出的数字政绩，也要看到较长时期后才能显现效果的非数字政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统计数据注水的现象，防止统计腐败。(4)

必须承认，数字，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固然最有论证力；对于工作成效来说，当然最有说服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自然最有雄辩力。曾几何时，数字在各级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中充当了“报账”的主角。大凡谈到“服务群众”的成绩，毫不例外的必定是多少名干部深入村镇，召开各类座谈会多少个，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多少户，接待群众多少人，帮助解决问题多少项，撰写调研报告多少篇云云。事实上，太多、太滥、太过单一的“数字化”手段，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当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乏力，看了、听了常常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领导就是服务，干部理应奔波于群众的冷暖疾苦之中，否则便是失职。下基层重要的不是身到，而是心到。前不久，一位省委书记撰文指出：“纯洁的作风实践源于真心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在村里住多少天不是衡量作风好坏的标准，没有在思想上确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点，下乡驻村100天也难以奏效。”这话一针见血，剑指干部作风上的弊端。

数字是“凉”的，在亲民惠民上“报账”数字太多，证明力强了但情份淡了，难免施恩于民的感觉。本来属份内之事，竟弄得跟“施舍”似的，怎么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接受。试想一下，党员干部常讲群众是“衣食父母”，有几个做“子女”的，会把为父母买了几套衣服、交了多少药费天天挂在嘴上？常讲自己是“人民公仆”，有几个做“仆人”的，会把为主人做了几顿饭菜、擦了多少地板时时摆谱表功？

同样是做好事，心境心态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不图回报，但他走了以后，全国人民都记得他、传颂他。“中国首善”陈光标近年来共计捐资达10多亿元，其高调、张扬的慈善行为，却引来社会的广泛争议，被媒体称为“暴力慈善”。两者个中的差异，值得人们深思。

还要看到，官场上“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饱受诟病。历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报到国家统计局的GDP汇总，要比国家核算的平均多20%左右，省以下情况则更甚。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负责人曾说，这是一个“历史顽症”。在“政绩意识”的驱使下，谁能保证那些“亲民数字”，不是“适度推算、合理想象”的产物？！

有道是“用手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完；用脑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可以把事情做优。”党员干部潜心谋事、实心干事，才能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基层群众的满意度和口碑，才是各级机关工作成效的最好“注解”。

4月10日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

作为一个国家诚信的象征、决策科学的保障,真实性是统计数据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近年来,从工资、就业“被增长”,到CPI、房价“被下降”,再到地方GDP总和屡超全国数据,统计数据的失真、注水备受诟病。统计数据造假,不仅直接影响部门决策,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2010年《小康》杂志进行的一次调查中,27.5%的受访者表示“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也不信任统计部门的数据”。

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从中作祟。媒体调查发现,目前全国仍有不少市、县、区通过成立“统计改革小组”或印发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直报数据采取行政干预。甚至有地方政府运作与直报数据并行的另一套汇总数据,实施数据双轨制。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3月份设立曝光台,首次曝光重庆永川区和山西河津市干预企业独立上报数据、涉嫌违反统计法的行为。

为避免地方干预,有专家不断呼吁统计部门垂直管理。然而,垂直管理并非灵丹妙药。统计部门可以把人、财、物收归己有,却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失去了行政权力,一些地方官员可以转而运用公关手段,拉拢腐蚀统计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讲,统计的原始数据需要地方各行各业及相关职能部门作基础性采集,一旦源头掺假,统计数据就不可能真实。显然,仅靠统计系统管理体制作横向纵向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地方利益干预统计数据造假,关键是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存在问题,陷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时,亲自将GDP增长率修改为年均增长22%,尽管实际年均增长仅为4.7%,王怀忠却步步高升。“五毒书记”张二江担任丹江口市市长3年间,该市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虚报,其本人却仕途顺利。只要弄虚作假能换来更大的乌纱帽,有的官员就对统计数据虎视眈眈。

在激励足够大的情况下,单就不当行为本身进行约束往往事倍功半。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统计造假,就必须改革官员绩效考核机制,注重实绩,吸纳民意,破除“数字出官”。只有不再让官员仅凭统计数据甚至是造假数据就能获得升迁,才能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干预的利益冲动,还统计一个风清气正。(张枫逸)

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统计数据造假揭秘：统计局制定数据交企业填报

2012年04月05日01:40每日经济新闻[微博]我要评论(1816)字号：T|T

变味的数据审核

实际上，这种“数据由统计部门说了算”的造假方式，在地方上已是见惯不怪。

另有华北某县的企业统计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这月是零填报，没有产值，只是季报人员工资按实际情况报的。

她称，“在季报和年报时，地方统计局要求按他的数据，这两个月都是自己填报。”

根据这位统计员的说法，当地统计年报的具体数据是由当地统计局制定的，然后交由每家企业分别进行填报，每家企业的产值数据不一。

4月1日，记者获得了东北某市2011年四个季度的能源数据反馈统计，这些数据反馈的对象是市辖之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这份所谓的反馈表中，翔实地标明了每家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尤其重要的是，补充材料中，还规定了企业产值的具体数额，比如上年同期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总产值（当年价）、电力消费合计、本期综合能源消费量、本期工业总产值等等。

据当地统计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数据是每个季度企业填报的一个标准，总体上只能增不能减，通过这种方式保持数据的稳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该市多家企业的统计人员了解到，与文前记者所调查的地方造假略有不同的是，当地统计局是直接给企业发传真“反馈”数据，而不是邮件。虽然更为隐蔽一些，但是造假路径基本相似。一家制衣公司的统计员向记者表示，“我都不关心数据的高低与否了，反正统计局给什么数我就填什么数。”

清明节前的一周里，是各地统计部门最忙碌的时间。按照要求，3月份的统计数据要在这段时间进行联网直报，即由企业通过网络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报送。

但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在企业填报数据的过程中，当地统计局的“审核”成了最为重要的工作环节。

“某企业已上报完毕，请审核。”这是地方统计系统内部的常用句式。统计部门将数据提前下发之后，企业最终的填报，还需要统计部门予以“把关”。

多位企业统计人员及地方统计官员介绍，这么做就是要确保统计局规定的数据准确无误地由企业进行联网直报，每个数据都很重要。

根据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要求，联网直报需要企业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报送，地方统计部门只能

在线审核、汇总数据，没有改动数据的权利。

然而，这样的审核已经变了味，当地统计部门指使企业从源头上造假，如此保证行政干涉数据的最终实现。

都是GDP考核惹的祸？

3月30日下午，东南某县统计局一名工作人员给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打来电话说，刚刚领导指示，要求统计数据翻倍增长。

据了解，当天省里相关统计官员去该县调研，指出当地的经济数据拖了市里的后腿，市里要求一定要争取省里靠前的排名。

该统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汇总本市限额以上的企业，统计发现增长的幅度为-25%，原因是有三家当地很大的企业今年停业了。

她无奈地说，“现在的数字都是微型企业在撑着，但越到后面就会越离谱，上报的数字是一个月几百万的业务，不是在大城市的话，这绝对不可能。”

经济数据增长排名的做法，在该省始于去年10月份。在她看来，正是这一事关地方“脸面”的问题，使得当地竞相追逐榜单上面的成绩。

同时，在今年新增的服务业企业一套表的联网直报中，由于当地事关“七项考评体系”（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环保、固定资产投资等），地方上不得已造假。

这位地方统计局工作人员坦言，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今年在全国开始启动的 “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初衷是杜绝“注水”统计数据的产生，但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该制度实施以来效果并不如意。

3月23日，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召开企业一套表视频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统计局划下四条红线，以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即地方统计部门绝不允许碰 “不入库不出数”、“不得代报”、“不得代为修改”和“不得要求企业按给定的数据上报”这四条红线。

目前，包括北京、广东等地在迅速落实这项会议精神，上海也总结了全市“一套表”工作阶段性成果和存在的不足，研究相关改进完善措施等。

在3月28日举办的全国法制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党组纪检组长罗兰强调，要在今年重点检查纳入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范围的企业数据上报工作，严肃查处违法代填代报、干预企业独立上报等行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了解到，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在4月底完成对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自查，以

推动这项制度的良好实施。

有地方统计官员认为，杜绝数据造假的根本在于改革干部的考核方式，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建立一种科学的政绩观。

警惕数据腐败

2012年03月28日09:47东方网周锦尉我要评论(4)字号：T|T

最近，国家统计局网站新设立一个“曝光台?回音壁”栏目，曝光了已经查实的重庆永川区、山西河津市干预统计数据上报案例。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对外曝光个别地方和企业数据造假情况。

经济发展态势、走势、趋势，常常以翔实的数据表现出来。战略规划、政策要求的有些方面，也以数据来说话。数据是认识经济运行的一种基石，数据造假，就会动摇这块基石。第一个案例发生在重庆市永川区。去年11月，该区印发文件要求，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上网报送统计数据，必须提前将当期企业统计上报数据，报经镇街统计机构或工业园区或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商委、经信委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评估后，方可上网报送。但根据《统计法》、《一套表联网直报制度》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月14日给企业负责人和统计人员信中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企业独立报送统计资料。统计执法检查室调查后认为，永川区政府要求企业上报数据首先经过政府部门审核的做法涉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是不妥当的，必须予以制止。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市。经统计执法检查室查证，近日在一套表联网直报2011年年报数据前后，河津市统计局个别工作人员曾向某些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上网报送。也属于违法。

国家《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据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然而，知法违法的现象还是不时地发生。一个典型的是2003年处理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腐败案例。被判死刑的王怀忠，数字造假玩得肆无忌惮，他明确地对相关下级说，大胆虚报他们所辖地区GDP数据，而且造假的“幅度”很大，以此才能被上级关注，形成所谓的“突出政绩”，达到不断在自己脸上贴金效果。果然此伎俩一时奏效，这样一个恶迹斑斑、品质恶劣的人，能以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晋级乘直升机”的速度，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到副省长。短短六七年间，王怀忠就由一个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某的索贿受贿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也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数据造假使之“一俊遮百丑”，成为了一顶“保护伞”！

落马的贪官是极端的案例，但那些数据造假的情况在各地时有滋生，有冒现。我想，主要是发展的指导思想出了偏差，出了毛病。“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据”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不少干部确实是依据增长的幅度大、甚至短期“翻番”，得到上级注意，得到上级重视，而被提拔。于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不顾及了，用“大手笔”，搞大项目，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实是骨子里是自己拿“政绩”，倘若为此再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拿离开“被双规”、被法办就不远了。

数据造假有多种方式，比如，统计数据的起端是“采样”，一些数据的统计会设采样点。CPI、PM2.5等数据都需要设点采样。据报道，有的地方对PM2.5的采样点尽量设在“绿化环境较好的地方”，其实，这种数据统计，从“源头”就出现不真实，因为实际“绿化好的地点”只是少数。又如，有官员在讲座时说，为了CPI指标“好看一点”，有地方领导要求“取样点”报数据时“手下留情”，出现明目张胆虚报的情况。还比如，取样的依据有差异，出现地方与中央的数据“落差”，往往是地方报的更多些，中央则更为真实些，或者地方有真实一面，中央则较为保守些。2010年全国GDP是39.8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的GDP之和是43.3万亿，超出3.5万亿，以后中央作了修正，定为40.2万亿；2011年的统计已经出来——全国GDP是47.2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是51.8万亿，超出4.6万亿。由此可见其中的指导思想的一定差异。

统计的生命在于真实。倘若一些存有私心的人，为了自己的“政绩”，将数据玩弄于鼓掌之间，还有什么科学精神之言呢？数据造假，就会走向数据腐败，对此，我们必须有“零容忍度”。

第四篇：浅析学术造假

浅析学术造假

摘要：学术造假行为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从学术造假的定义、危害进行了社会透视，并从形成学术造假的根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应对学术造假的行为，应该重点进行道德体系建设的意见。

关键词：学术造假；危害；根源；道德体系 学术造假的定义

学术，是指客观的系统性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以大量事实为基础的。而学术造假则是人为地制造假的学术成果以获得某些利益，违背了学术中最基本的实事求是原则。它是一种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表现，是一种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产物。

常见的学术造假类型［１］主要有三种：其一，伪造型。此种造假主要依靠自己的主观想象，而非实际的试验和调查研究，从而编造科学活动中不具备真实性的现象、数据，具体有捏造、篡改、拼凑等行为。其二，抄袭、剽窃型。国际上关于抄袭、剽窃的认定标准各不相同。如，我国有些高校规定：平时论文中抄袭篇幅超过总篇幅的50%；毕业论文、设计中抄袭篇幅超过总篇幅的30% ；由别人观点构成自己学术作品的全部、核心或主要观点的；由他人替自己撰写论文或替他人撰写论文的。但哈佛大学关于抄袭的规定［２］更加严格：抄袭是一种说谎、欺骗、偷窃的行为，指的是你将原始资料的信息、观点和句子直接用于你自己的文章中而不做标注。其三，重复自我型。在学术界，常常有些人确实发表了货真价实的文章，但其后陆续发表的文章几乎都是以前篇为原型“克隆”出来的，或者只字未改，仅仅换个标题；或者大段选用，再加一些无关紧要的语句，整体上并未突出新思想；或者换个角度，对原有词句重新编写，实属换汤不换药。学术造假的危害

目前，学术造假问题相当突出，它已蔓延到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领域，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第一，阻碍学术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学术造假是通过伪造、抄袭、剽窃等手段炮制出来的学术成果，根本没有突破人类的学术成果，而是在重复前人的知识。这类学术不但不能提高学术水平，反而影响学术的发展，更无所谓的学术创新。同时真正的科研学术活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真正的科研、学术成果难以问世，难以得到世人的承认，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就会受到阻碍。

第二，造成教育和资源的浪费［３］。为了能够获得国家或者地方的研究资金，部分学者处心积虑想办法搞课题，但有些人基本上不具备搞科研的条件。在文史类的课题中，常出现过多的重复或改动下语言、用词等说法的课题论文，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内容，更谈不上创新。在理工科类，数据的准确性对于研究课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了能够获得申报成功或者顺利结项，就采取造假的方式使用他人的数据，其实按照自己的研究根本无法获取这些数据的。最终，只会造成我国在教育和科研上投入大量的资金的浪费。第三，破坏社会风气，导致道德沦落，诚信缺失。学术造假并非仅仅是抄袭、伪造、剽窃他人学术的问题，这一现象不仅在学术范围内产生影响，还会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基于学术造假这一不道德的行为，首先是造假人的道德丧尽，毫无诚实信用可言，然后会产生大量的缺乏诚实信用的不道德的行为，甚至出现违法的行为。它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将会对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甚至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体系。

第四，破坏社会公平、公正，使社会前进缺乏动力。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要在科学研究或学术方面做出真正的成果除了研究者具有相当的天赋才华及机遇外，还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付出艰辛的劳动，所以，人们对科学家、学者仰慕而敬重。学术造假者通过造假却非常轻松地取得所谓的“学术成果”，名利双收，甚至比真正的学者还厉害。这样，做事的不如造假的，社会的公正公平体系遭到破坏，谁还有心情去扎扎实实地做学术、搞科研，社会进步与发展就会严重地缺乏动力。

第五，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国际学术形象。科研学术水平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科研学术领域取得世界性的突破会给国家赢得名誉与地位；而学术造假只能使国家蒙羞。韩国克隆先锋黄禹锡所获得的“成就”被韩国人们称之为民族英雄，在事件发生后，他沦为国人所感到的耻辱，韩国立刻招来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无独有偶，我国的上海交通大学汉芯造假事件、法大“抄袭门”事件、浙大“论文造假”事件等学术造假现象也同样让国家蒙羞。学术造假的根源

无可否认，学术造假对个人、社会、国家将造成致命的威胁和损害，但同时学术造假本质上又是社会各种腐败现象在学术上的一种反映。因此，造成学术造假滋生的根源是非常复杂的。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学术、教育、出版制度，监督机制，行政管理，科技、教育产业化的刺激，学术与权力相结合等方面的各种原因。下面主要从功利、制度、学术道德方面来分析学术造假的原因。

第一，急功近利是导致学术造假的直接原因［４］。急功近利现象对科研创新的危害十分严重，常常导致违反科研设计实验的程序和要求；导致不尊重客观事实，甚至伪造实验数据和结果；导致研究者在研究创新中对同行封锁信息，不愿合作；甚至导致学术腐败、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严重后果，使研究动机扭曲，科学精神丧失。一些科研人员为了申请经费、发表论文、岗位升迁、工资待遇等，忽视了对知识的追求，淡忘了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只热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垄断；不在研究和学问上下功夫，而是擅于捏造事实、编造数据、骗取科研经费。另外，一些单位给科研人员制订不合实际的科研目标，追求功利，出现问题又怕影响声誉，常常包庇、袒护，无疑也为学术造假创造了条件。

第二，制度原因［５］。造假行为在各行各业都有发生，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学术界出现，这说明相应的管理措施、制度建设跟不上。可见，目前我国的学术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一下几个方面：

1、学术管理体制行政化。我国现行的学术管理机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式管理模式，对学术成就的评价集中表现就是僵化的量化评估，在学术奖励、职称评审等活动中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奖励轻实用，这种评估机制以及单一的效益驱动模式，使更多的学者着力追求立竿见影而不是有创新性的研究。我国学术上这种行政式的量化管理模式从总体上阻碍了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刺激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2、学术评价体制不完善。学术评价活动本应是客观、公正、公开的评价活动，但近年来，被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具体表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不管学术本身怎样都极力叫好，毫无“评”可言；另一种则是随意批评或借学术批评压制别人，挟私报复。这些挟带着浓重私人感情色彩的评价背离了学术批评的初衷，也常常使学界陷入混乱和纠缠之中。

3、学术监督制度缺位。目前我国对学术问题揭露不及时，防范制止不力，学术监督制度严重缺位，使得很多学术造假现象难以得到有效识别。就日前曝光的学术抄袭、剽窃行为来看，绝大多数并不是国家的监察机构来查处的，而是由相关人员或被侵权者，或民间极个别的打假者揭露出来，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我国学术造假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但这种非常严重仅是在没有得到充分揭露和曝光之下统计出来，又难以被发现又惩罚很轻的学术违规行为，显然，其所付出的成本远低于造假所获得的收益。

第三，学术道德的缺失［６］。学术没有道德便失去了灵魂学术没有道德便失去了灵魂。作为学者和科学家，诚实是最起码的基本素质。科学的本质便是求真。科研人员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学问，努力钻研一个方向，潜心塑造精品论著，成为该方向的专家。学术造假之所以让人痛心疾首，是因为学者和教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的最后底线。学术和学者腐败了，就会动摇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学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脉，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形而上”，是不能工具化、实用化的。然而，今天的学术评价体制，把学术和学术研究当成一种工具，用以获取学术之外的实际利益。由于一些人道德操守的沦丧，弄虚作假成为谋取个人利益最便利的“捷径”，于是学术成了某些人的升降机和敲门砖。对于学术和学术研究，正确的观点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学术造假的应对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指出：要依靠四种力量解决学术造假问题，一是道德力量；二是行政力量；三是法律力量；四是媒体力量。但是，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和科技期刊编辑认为，第一种力量即道德力量最重要，科学研究不仅要遵循求真的学术道德，而且要遵循求善的人本道德，求善才能更好地求真，如果学者缺乏科学道德，缺乏诚信自律，那么纵然其他力量再大，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当前，科学道德、学风问题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它们无疑是切实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所必须应对的挑战之一，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不仅会严重阻碍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将危及

［７］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因此，我们应该呼吁各级领导及科研工作者，提高认识，加强监督力度，对急功近利、学术造假行为给予及时、公开地揭露和批评，形成好的风气，让其无藏身之地。

参考文献：

[1] 王有腔．对学术造假现象的反思[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4)． [2] 程琦瑾．哈佛辞条[N]．南方周末，2006－01－05(A5)．

[3] 覃升峰．学术造假及其归罪之探讨[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 [4] 曲梅．从学术造假看科研中的急功近利现象[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7)． [5] 唐捷，陈婕，龚云．论我国学术造假的成因及杜绝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2007(11)． [6] 张曙光．学术造假：体制和道德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0(32)．

[7] 曲梅．从学术造假看科研中的急功近利现象[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

第五篇：造假案例

一、“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回顾

万福生科全称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268），成立于2003年，2009年完成股份制改造，2011年9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2年8月，湖南证监局在对万福生科的例行检查中偶然发现两套账本，万福生科财务造假问题便由此浮现。截止到2013年5月，证监会对该造假案件的行政调查已终结。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和违法信息披露。万福生科上市前2008 ~ 2010年分别累计虚增销售收入约46 0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约11 298万元；上市后披露的2011年年报和2012年半年报累计虚增销售收入44 5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10 070万元，同时隐瞒重大停产事项。另一方面，相关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机构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在相关业务过程中未能保持应有的谨慎性和独立性，出具的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证监会责令万福生科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因其相关行为涉嫌犯罪，证监会已将万福生科及董事长龚永福和财务总监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三家中介机构处以“没一罚二”的行政处罚，暂停平安证券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撤销平安证券和中磊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服务业务许可，不接受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12个月内出具的证券发行专项文件；同时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警告、罚款和终身市场禁入措施。鉴于该财务造假行为给万福生科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确定等原因，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其2012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手法及其表现

（一）高估收入，虚增利润

万福生科2008 ~ 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2 824万元、32 765万元、43 359万元、55 324万元和29 61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3.55%（2009）、32.33%（2010）、27.60%（2011）和-46.47%（2012）。而同属于农产品加工行业的、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其2009 ~ 2012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27%、1.99%、13.86%和3.23%。二者同在湖南省常德市，且主营业务同为稻米精深加工，但是相差悬殊，让人难以置信。

金健米业在2011年年报中披露，行业由于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就粮油食品产业而言，一方面国家对粮食的托市收购和通胀引起原料价格上涨和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产品销价却受到国家对粮油价格调控的影响，产品成本上升和产品销价受压的两头受挤状况使粮油食品产业在产销量增长的情况下，经营毛利却明显下降”。但是万福生科同期的销售毛利率却达到金健米业的两倍，盈利指标畸高。后经证监会调查，其在2008 ~ 2012年半年报中，累计虚增销售收入90 5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21 368万元。

（二）虚增资产，平衡报表

1.虚增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根据万福生科2012年半年报更正公告，其应收账款从1 288万元更正为412万元，减少876万元；预付账款从14 570万元，更正为10 101万元，减少4 469万元。半年报显示，万福生科应收账款前五位分别为常德市湘原贸易有限公司、湖南双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乐哈哈食品厂、佛山南海娥兴粮油经营部、衡阳市炎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更正后，这五大客户从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名单中消失。由此可以基本判断，其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完全是虚假记载，其应收账款存在严重的伪造销售合同、虚拟销售业务等造假行为。

万福生科的预付账款2008 ~ 2010年变动不大，但是2011年猛增到11 938万元，比上期期末增长了449.44%；2012年半年报预付账款达到14 5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2.13%，变动异常。该半年报显示的预付账款前五名中有三位自然人，更正后三位自然人消失，且名单上第二名为自然人童大全，预付金额1 003万元，未结算原因为预付工程设备款，工程尚在建设中。而根据其2011年年报显示，公司与粮食经纪人童大全签订稻谷采购意向性合同，意向采购稻谷4 000吨。经过万福生科策划，童大全从公司的粮食经纪人变成工程承包商和设备供应商。

2.虚增在建工程。万福生科2012年半年报显示，万福生科在在建工程没有项目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其在建工程从8 675万元增加至17 998万元，增加了8 323万元。但是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只有5 883万元，据此可以推测预付工程款或者应付工程款增加。报表中显示的预付账款增加了2 632万元，但应付账款却只增加了379万元。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不仅包含投资活动的款项，还应包含经营活动的业务往来款项，两者的增加额与在建工程的增加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其中疑点颇多。万福生科2011年年报和2012年半年报中对于在建工程的披露也存在着重大矛盾之处，在建工程项目在投入了大量资金后，工程进度反而降低了。如淀粉糖改扩工程和厂区绿化工程，在分别投入了2 601万元和74万元之后，工程进度却分别从90%、100%降低到30%和85%。

（三）隐瞒重大停产事项

公司在2012年半年报中存在重大遗漏，隐瞒了上半年公司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因技改出现长时间停产，对其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事实。万福生科在《关于重要信息披露的补充和2012年中报更正的公告》中称，公司募投项目——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上半年因技改停产，其中普米生产线累计停产123天，精米生产线累计停产81天，淀粉糖生产线累计停产68天。公司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由于常德地区降雨导致技改工期延长，项目停产时间延长，公司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大幅度减少。

（四）高管更迭频繁是财务造假的一个重要信号

万福生科上市仅一年半，经历了数次高管更迭：2011年副总经理张行、叶华辞职，监事杨满华、杨晓华辞职；2012年上半年在公司任职7年之久的副总经理黄平和董事会秘书肖明清辞职；2013年上半年财务总监覃学军辞职。

三、“万福生科”财务造假的深层次原因

根据财务舞弊四因子理论，舞弊的诱因分为四种：贪婪，需求，机会和暴露。

（一）贪婪——利益驱动，名誉追逐

一方面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产生财务造假最根本的内部动因。企业通过财务造假，虚增利润，达到上市要求，募集大量资金。如创业板上市条件中要求，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对于净利润等相关指标都有最低额度规定。万福生科通过财务造假上市成功，公开募得资金总额42 500万元。如此巨大收益使得企业铤而走险，不惜财务造假以达到政策要求上市。另一方面，上市成功能极大增强企业声誉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又一重大诱因。通过上市，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增加，更容易获得客户的尊重和信任，而企业家个人也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可。不少企业上市成功之后，董事长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政府和银行的“座上宾”、媒体的焦点人物。

（二）需求——降低偿债压力，迎合监管要求

一方面，偿债压力是迫使其财务造假的一个动因。万福生科2008 ~ 2010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7.53%、58.29%、57.52%，总体负债水平较高，而且这些负债90%以上为短期负债，其速动比率达到0.25、0.31、0.41，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万福生科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上市无疑是最优选择。上市后好看的业绩也会使得股价上升，达到配股或增发新股条件，募得更多资金的同时提高信用等级，降低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也是诱发财务造假的一个原因。例如，证监会规定：“凡报告的利润实现数低于预测数20%以上的，除了要公开做出解释和道歉外，将停止发行公司两年内的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不与盈利预测产生太大偏差，往往会进行财务造假，以避免处罚，万福生科存在同样的压力。

（三）机会——内部控制松弛，外部控制失效

1.内部控制松弛。一般认为，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大股东通过与代理人合谋或直接命令代理人来侵占小股东的利益，从而使得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立形同虚设。在股权集中度过高、缺少一定的股权制衡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股东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从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万福生科董事长兼总经理龚永福和董事杨荣华（二人为夫妻关系）分别持有公司29.99%的股份，合计为59.98%，而其他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均不超过5%。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龚永福、杨荣华夫妇。而对于2012年半年报的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万福生科也解释为内部控制管理放松，没有很好地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没有进一步加强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制观念。

2.外部控制失效。企业在IPO过程中需要经过审计机构、保荐机构和证监会三重关卡审核，才能最终上市。但是在万福生科的上市之路中，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在执业过程中玩忽职守、利益至上，不仅未能履行监督职能，甚至成为财务造假的推手。而证监会也未能及时发现，最终导致财务造假丑闻的发生。

（四）暴露——发现可能性小，预期处罚过轻

1.审计独立性缺失。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审计的主体，但是目前的审计状况是供求关系失衡、雇佣关系扭曲。审计服务市场整体供大于求，于是事务所不惜降低价格来招揽生意。而上市公司自己出钱审计自己，更是审计独立性不能保证的重要原因。上市公司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可能会促使审计业务以较低的金额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于成本控制考虑会减少审计程序，降低审计质量。在本案例中，对在建工程实施的有效审计程序是现场监盘，必要时需借助于专家的工作。但是出于审计成本的考虑，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不会聘用专家，而注册会计师可能由于缺乏工程管理专业知识，无法取得有效的审计证据进而发表合理的审计意见。另外，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多为有限责任制，最低注册资本为30万元。在审计失败预期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有可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被审计单位合谋，共同参与舞弊。同时，由于保荐机构与上市公司在利益取向上一致，一些保荐机构为了获取巨大的承销收入和保荐收入，只荐不保，甚至为企业造假上市“保驾护航”。2.经济预期不公正。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的不完备性产生的低违规成本，会诱导上市公司形成经济不公正的预期，进而以财务造假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一方面，行政处罚较轻。《证券法》第189条规定：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而此次万福生科欺诈上市仅被证监会处以30万元罚款，并未终止上市，处罚力度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民事赔偿的执行较弱。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相关立法相对滞后，有关涉及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纠纷的案件，实体法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具体详尽的规定，一旦涉及诉讼，对法院有关当事人而言，将无所适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投资者赔偿问题一直是取证难、认证难、耗时长、索赔少。银广夏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最后仅几百人得到了补偿，反映出我国证券市场的司法维权之艰难。而万福生科案件中虽然平安证券推出了建立3亿元先行赔偿基金方案，但由于其短短60天的理赔期限也饱受质疑。

四、治理财务造假的建议

1.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建立内部制衡机制。一是提高公司管理层对于内部控制的认知度，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层对其认知度的影响。只有管理层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环境良好，内部控制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并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二是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几乎所有的财务造假事件背后都与内部控制的薄弱相联系。公司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内部控制制度，从而保证公司财产物资的安全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三是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公司管理要求的内部组织结构，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要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建立起公司内部有效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检查机制，防止因股权过于集中导致的控制权滥用和利益侵占下的财务造假问题。

2.加强中介机构监督管理，推行审计机构轮换制度。一是完善中介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风险管理。要求中介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并夯实内部控制制度各项要求，将内部控制责任落实到岗、细化到人、贯穿于每一个申报项目之中。二是完善内部问责机制。中介机构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起管理责任，对项目遴选、项目论证、原始材料提供、项目执行等各个环节，项目各环节签字人员均要承担相应责任，切实加强内部监督检查，强化风险管控。三是推行审计机构轮换制度。审计独立性是审计师的灵魂，缺乏独立性的审计质量是得不到保证的。建议实行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轮换制度，以增强审计机构的独立性。

3.提高违规成本，探索新的民事赔偿机制，形成经济预期公正。一是尽快完善相关法律细则，推动资本市场监督惩罚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加大处罚和执行力度，提高公司财务造假成本，增加中介机构违规风险，使其与预期获利相平衡。这样才能形成经济预期公正，减少财务造假行为的发生。二是深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重点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和虚假披露等违规失职行为的惩处力度。三是加快构建社会诚信档案，动态记录企业造假行为，强化社会监督，实行信息公开，加大稽查和处罚力度，增加财务造假风险。只有高额的违规成本和较大的暴露风险，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公司才会思量再三，止步造假。四是积极探索新的民事赔偿机制。万福生科案件中，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推出了对适格投资者的先行补偿方案，万福生科实际控制人龚永福也将3 000万股万福生科股票质押给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履行赔偿责任的保证。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机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方案，如上述市场违法主体先行补偿投资者损失值得鼓励。

4.加强执业人员诚信建设，提高专业胜任能力。一方面，要加强以诚信为目标的会计、审计人员和保荐代理人职业道德建设，必须多管齐下，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教育，逐步培养职业道德情感，树立职业道德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相关中介机构如审计人员和保荐代理人等的专业胜任能力。由于现代审计的复杂性、财务造假手段的隐蔽性，审计人员和保荐代理人的专业胜任能力至关重要。在对万福生科的审计过程中，如果审计人员具有扎实的工程管理专业知识则或许可避免审计疏漏。因此，只有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才能切实提高审计质量，防范财务造假。主要参考文献 1.章武生.类似案件的迥异判决——银广夏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评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2 2.洪荭，胡华夏，郭春飞.基于GONE理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研究.会计研究，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