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五篇范例）

第一篇：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

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

《新学术论坛》2008.04期

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

陈 云

（西南政府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从多次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权力问责”色彩较浓，“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关键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行政问责制

弗雷德里克.莫舍认为：“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1]按照西方契约理论，政府权利是由人民委托赋予的，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作为权力代理者的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敦促政府切实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便应运而生。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依法享有问责权的问责主体对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公共危机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实施责任追究的制度。目前由于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的需要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目标在于维护公共安全。不少思想家都表达了维护公共安全是国家重要职能的观点。比如，马基雅弗利认为，保障人民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他看来，国家的建立，除了战争因素外，人类本身的脆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洛克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人们通过签定契约，自愿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而成立国家的目的在于更安全地保护其财产、生命和自由。然而，国家的应然职责并不意味着政府切实履行了该职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和消费者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一样，都以利己主义最大化为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职责的严重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因此，加强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增强政府及官员工作的自觉性，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需要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即“已成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因此，有法必依是法治的重要构成要件。依法行政在我国已成为对政府及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制度性要求。然而由于受相关制度安排滞后和人治传统的影响，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大量存在，若发生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将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损失，破坏社会的稳定。权力不受制约，会成为专制的工具，而行政问责是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坚持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穿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2003年非典期间，上千名官员因隐瞒非典疫情或防治不力而丢了官位，人民群众拍手叫好。从此拉开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序幕。然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还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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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云（1983—），男，重庆忠县人，西南政法大学2007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人治色彩较浓

表现在，危机事件过去后，政府往往只注重奖励，而疏于问责，是否问责一般由上级领导决定，缺乏正当的问责程序。问责不公，有的问责客体成为“替罪羊”。有的官员引咎辞职，在舆论压力减弱后，又官复原职或官复原级。纵容了部分官员在危机管理中的不作为行为，增加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成本。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体系不够完善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以同体问责为主。即以政府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为主，而民意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民众等的监督却缺乏“话语权”。其次，在问责客体上，难以确定责任人。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应对需要相关部门分工与协调，因而相关部门都有责任。然而，由于我国缺乏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导致权责划分不明晰，因此难以确定问责客体。最后，在问责范围和内容上，问责范围主要局限于社会反应强烈的重特大安全事故，而对一般所谓“些的事故却很少问责，问责成了权宜之计。问责内容较狭窄，主要针对危机事件发生后危机事件处理中严重失职、渎职行为。而对承担公共危机管理预防、预警职责的部门和个人的不作为行为却很少问责。从系统论观点可知，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绩效的取得离不开任何一相关部门的工作绩效，因此，问责范围过窄不利于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公共危机管理信息透明度不高，监督不力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惯于隐瞒事实真相，垄断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报喜不报忧。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认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共权威将起到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4]因此，缺乏知情权使公众难以对政府危机管理活动进行评判，必然导致监督不力，更谈不上民主问责的实现。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表现在，首先，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无论是2007年11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是各地据此制定的规章、条例等，规定较为笼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共危机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的要求，但也导致了政府不同部门及人员权责的不清晰。权责不清必然导致问责不明。同时，一些规定会激励政府部门及官员不作为，特别是成了导致政府预防、预警职能缺位和不诚信的制度性原因。最后，行政问责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关行政问责的规定在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和纪律的规定中都有体现，体系庞杂。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行政问责制度，但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统一、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制是“法治问责”的基础，无统一的问责法制必然导致“人治型”、“风暴型”问责。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策探讨

（一）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强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意识

行政问责文化即问责主体对行政问责制度、问责客体及问责执行情况等所持有的信念、情感、意识和态度等的总和。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在整个社会中营造浓厚的问责文化氛围，是落实问责制的思想基穿受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现行制度建设滞后的影响，一些公务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将公共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责任意识淡薄，缺乏问责习惯。而公民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监督政府的渠道不够畅通，监督成本较高，导致民众产生政治冷漠感和普遍服从心理，问责意识淡暴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公务员的教育，建立责任本位、服务本位、规则本为、义务本位为核心的行政文化，增强其公共危机管理责任意识。要加强全社会问责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行政问责意识，为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推行问责制营造良好的问责氛围。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体系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应加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指民意机关及其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问责。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主体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缺乏异体问责必然使下级只对上级负责，缺乏对民意机关、社会负责的动力。因此，应加强异体问责，充分发挥异体问责主体的功能，促进政府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职能。其次，在问责任客体上。权责明晰是准确确定问责客体的基穿目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还是一种“条块分割”的模式，没有建立起常设的危机管理部门，这往往导致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权责不明。因此，必须建立常设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部门，明确其权责，做到权责统一对称。在此基础上，问责的客体不应局限于在危机处理中失职、渎职的官员，应加强对在危机管理其它阶段工作不力和决策失误的公务员的问责。最后，在问责范围上，应扩大问责范围。从目前来看，行政问责还未成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制度性环节，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局限于对社会造成重大震荡的危机事件中失职、渎职行为。对影响相对较小的危机事件一般未启动问责制。这使得政府官员习惯于做“太平官”，缺乏忧患意识和

危机感。因此应加大问责范围，激励政府尽职尽责，维护公共安全。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加大监督力度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理论，人民与政府是一种委托与代理关系。因此，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人民为了保证政府正当行使其委托的权力，就必需对政府行使权力加强监督。而有力的监督基于准确、全面的信息公开。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传统政绩观和处理不确定性事件能力不足的影响，一些政府官员在危机管理中倾向于垄断危机管理信息，隐瞒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当这些伎俩被民众识破后，往往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恐慌。因此，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同时要完善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制度，建立新闻发言人虚假信息发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2．加大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监督力度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可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会以追求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甚至导致政府的失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首先，要加强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的监督作用，保证人大质询权、调查权和罢免权的实现。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保证其监督权落到实处。其次，要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督。马克思把新闻媒体的监督比喻为社会舆论的法庭，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纽带。然而，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害怕”新闻媒体的监督，甚至把记者的依法采访看成是“多事”。因此，必须营造更加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监督环境，充分发挥其监督政府的作用。最后，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完善监督渠道，调动民众的监督积极性。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

问责制有效推行的前提是问责客体的权责明晰。目前由于权责不清，导致一些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过程也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辩解、推卸责任的过程。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究竟能否实现其预期功能，在于其提供的激励机制是否能有效激励在制度下活动的人们”。[5]权责不清难以激励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及官员避免“集体行动的逻辑”。因此，应根据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细化相关部门的权责，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激励相关部门切实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的职责。同时，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危机管理中能够恪尽职守。因此，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体现对危机管理各阶段责任的平等问责，激励政府及官员做好危机预防、预警工作。

2．完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6]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和纪律等，但规定较为抽象，缺乏统一的问责标准和规范，可操作性较差，给“权利问责”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应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责任的追究，以维护公共安全和民众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美]弗雷德里克.莫舍.民主与公共服务 [M].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2]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4]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5]宋锦洲.公共政策：概念、模型与应用[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

第二篇：浅析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形象管理

浅析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形象管理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创造了良好的政府形象，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良好的政府形象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标志之一。但也面临着困难和挑战，特别是不断发生的公共危机，因此在公共危机频发的现代社会，能否积极有效地应对危机使政府形象建设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紧密结合我国当前危机管理中政府形象塑造的现状，提出政府及其官员应该增强形象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公共权力意识，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增强行政能力，培育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危机治理理念等来提升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化解危机的能力。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形象，公共利益

政府形象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指政府在管理中的客观实在与公众主观认识相结合所反映出来的对政府的综合评价和印象，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政府形象既是社会公众的主观评价，又是政府客观表现的反映。政府形象直接反映出政府的行政理念、风范和执政能力，是政府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各类危机频发的现代社会维护并更好地建设政府形象，是服务型政府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

政府形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组织系统作为有内在结构功能与行为活动的体系在运行中所产生出来的客观的总体效应；另一方面是政府所服务的社会公众在对政府组织系统的客观总体效应进行评价时所产生出来的综合印象。因此在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的塑造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1、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断推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人口、资源、环境、公平、效率等社会矛盾尖锐，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些都是造成不和谐的音符，也是引起公共危机的重要原因，这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在危机爆发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缓解和化解危机，将社会由无序引向有序正常运转的轨道上来。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减少公共危机的出现，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2、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是维护政府形象的必要条件

由于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仅给公众和社会带来巨大损失，而且使政府的形象损害。公共危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威胁着公共利益的安全，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正确处理公共危机赢得了民心和威信，甚至可以依托公共危机的解决为契机获得在其它领域中有利的地位。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预防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从而真正实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提高政府危机管理是适应全球化趋势的重要保障

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性公共危机都可能波及到其他国家。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更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我国作为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转轨国家必然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公共危机的侵袭。因此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应在全球化视野的下，加强国际合作，在合作中管理公共危机。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在数十年的公共危机处理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塑造政府形象上取得了一些成效。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如SARS事件、禽流感流行、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都在考验着政府，而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在这些危机中，初步建立了一套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在预防公共危机发生、减轻公共危机损害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提高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建立了一定的政府公信力，使得其方针、政策不但能得到国内公众的支持与帮助，而且在国际上也能树立良好的权威，赢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但是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不健全，在许多方面有着不足和缺点。

1、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淡薄

公共危机具有公共性突发性和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势头，各级政府部门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却忽视了危机意识的培养。所以当危机发生时，存在组织机构不到位、控制行为不规范、分工责任不清楚等问题，是危机进一步延伸。

2、信息披露透明度缺乏

公共危机蔓延速度很快，要求政府快速反应，有效动员社会资源，而由于传统历史原因和官僚作风的影响，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失。我国信息机制不健全，公开方面存在很大不足，导致的信息不畅大大加剧了危机的危害性。另外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信息传递方面喜欢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致使内部信息渠道严重阻塞或扭曲；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缺乏规范、及时的信息披露制度，所以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出于各种考虑，采取封锁消息等手段，增大了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难度。

3、缺乏专门的危机管理部门

由于我国政府危机意识淡薄，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方面做的不是很完善，导致在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主要是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的机构，并没有建立专门的危机管理部门或机构，也没有培养专业的人员，缺乏专门的体系和应急运作机制。

4、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协调机制的缺失

很多情况下，公共危机的处理需要社会各个部门通力协作，积极配合。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的划分不够清晰，许多事项管理的权力、责任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封锁现象。在这种制度下，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更是难以明确，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我国社会各部门在面对公共危机时还不能有机结合、团结协作，缺乏有效的内部协调机制。政府各职能部门间条块分割，权责不明晰，造成公共危机应对效率低下。

5、法律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时间比较傲短暂，还没有很好的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公共危机方面的经验，在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方面还相对滞后，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仍然习惯于运用人治方式，相对忽视了法治方式。我国缺乏法律的统一规范，以致导致了我国采取的大部分紧急对抗措施一般都无法律依据。依法行政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应变能力不只是政府自发性的反应，同时又是法律规范和授权的结果。

三、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提升的策略

树立政府形象，维护和建设政府形象，进一步提升政府形象，是我国政府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必须坚持以下原则：时间性原则，效率性原则以及协同性原则。为了有效的应付危机，提高对危机事态的控制能力，政府在进行危机管理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建设。公务员是政府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因此在提高公务员行政能力的同时每个公务员还应该增强形象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公共权力意识，预防损害政府形象事件的发生。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掌握现代科学的决策方法，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趋向和人民利益的政策，确定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另外公务员要培育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危机治理理念，公务员要意识到自己首先是公民中的成员，公共利益和行政活动中实现的公平与自身密切相关。应该把公共利益当做自己立身做事的出发点，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下，更应该如此。

2、建立敏感的信息系统

（1）、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

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将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提升。建立完善的新闻发布制度不仅对政府形象建设而且对于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借助媒体及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引导公众广泛参与，有效应对公共危机。

（2）、完善信息管理机制

政府需要建立健全专门的信息处理机构，培养一些专门的信息人员，另外政府还可以建立专家信息咨询机制，吸纳专业人士参与。这样可以使责任落实到人，做好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同时政府还应该建立健全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现政府，公众与媒体之间的联系，畅通政府和大众媒体以及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从而可以在处理公共危机时统一战线。

（3）、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引导

政府应大力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进行全民危机管理意识教育，向民众进行危机管理知识和技能传播教育，培养和提高公民的危机管理意识，提高公众对危机的警惕性，增强公众在危机中的反应能力，还要提高公众处理危机的技能，以采取自己的行动，配合政府处理危机事件。

3、强化危机处理的组织建设

（1）、加强公共危机预防机制的建设

政府首先要树立危机预防的意识，实施有效的预警，进行问题处理。建立预警系统有利于政府进行快速的反应，减少危机监测成本和提高危机监测效果，为政府危机管理提供信息，有利于政府采取有效而及时的措施，另外也可以防患于未然。

（2）、成立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

政府成立专门的公共关系危机处理机构可以避免在公共危机的处理时比较盲目，混乱和效率不高的现象。还可以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可以有效地控制谣言的传播，稳定社会秩序。

4、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布与协调

政府要精简组织结构，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同时又不能分裂各部门的存在，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任务明确，团结统一，使政府能够更有效的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另外也可以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可以督促政府官员更有效的行使权力，更好的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5、健全政府危机管理的法律保障

我国是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治国政策。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都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体现。因此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保障危机管理，把危机管理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使危机管理具有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使政府在第一时间运用法律手段减少和防止危机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各级政府要切实实施政府官员责任问责制，对重大危机事件的隐瞒、谎报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6、促进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

经济全球化不断在推进，世界各国政府也应该要加强合作的理念。我国政府要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加强在信息方面的沟通，总结国内外危机管理机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系统。

总之，在公共危机中政府要做到责任到位、运行有序、精干高效，认真贯彻和落实制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危机变为转机，从而提升政府的形象。

参考文献：

［1］诸云茂

《公共关系与现代政府》 上海大学出版社

［2］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结构》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龚维宾

《公共危机管理》

［4］曹随，陆奇

《政府机关形象设计与形象管理》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5］平川

《危机管理》

第三篇：公共危机中的政府沟通管理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沟通管理

——以哈尔滨停水危机为例

（中国传媒大学，冯春海）

摘要：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形成了一个共生系统。在危机沟通过程中，任何一方出现了问题，系统就会出现紊乱和功能失调，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媒体公信力下降，公众恐慌情绪和行为激增。在共生系统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它直接影响着媒体的报道内容和公众的情绪与反应。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沟通；公信力；知情权

一、危机沟通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

公共危机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和产物。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步入公共危机高发阶段：“厦门PX事件”、“太湖蓝藻危机”、山西“黑砖窑”问题、“吉林石化爆炸”、“非典”、“禽流感”……这一系列危机不断的考验和锻打中国各级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尤其是危机沟通管理能力。

危机沟通是指组织为了影响公众认知、态度与行为，加速危机化解，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换行为和过程。它即包括媒介主导的大众传播，也包括不同主、客体间的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还包括基于复杂心理要素和环境要素的自我传播等传播形态。著名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认为危机沟通是影响公众认知的重要因素，是危机管理的核心[1]。然而许多组织由于缺乏危机沟通意识，对于危机沟通管理或重视不够，或投入不足，或“沟”而不“通”，最终在危机泥潭中愈陷愈深，难以自拔。

无独有偶，台湾学者朱延智则从正面论证了危机沟通的重要性。他认为组织危机管理的第一要务是沟通，第二要务是沟通，第三要务还是沟通[2]，将危机沟通提到了极度重要的地位。

纵观中外危机管理理论和实践，大家均形成了上述共识，即危机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公共危机也不例外。

二、恐慌与信任度呈反比

2005年11月13日下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新苯胺装置发生爆炸，爆炸产生的污染物经松花江流入黑龙江，对沿江人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构成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哈尔滨市政府、黑龙江省政府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联合展开了公众利益的救赎。

2005年11月21日上午，哈尔滨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5号），全文如下：

为了保证市区单位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现将有关事宜公布如下：

一、自2005年11月22日中午12时起，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检修并停止供水，检修并停水的时间约为4天（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请市区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业户和居民以及供水经营单位做好生产、生活用水储备，保证正常生产、生活需要。

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市区内的各洗浴、洗车行必须立即停止用水。

三、市工商、物价、公安等部门应当加强市场监督和治安管理，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

由公告我们可以看出，停水目的是为了“保证用水安全”，停水原因是“对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公告内容重心是“提醒大家做好生产生活用水储备”，开源节流，节省用水；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工作，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

整个公告主体共247个字，停水原因只有64个字，占主体字数的26%。

其实，在该公告发布的时候，另一个版本的停水原因正在市民中扩散和传播：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物已经污染了松花江，被污染的水将很快到达哈尔滨市，请储备充足的安全用水。

一时间，超市、商店人满为患，人们疯狂抢购矿泉水、牛奶和食品等。

就在此时，人们从媒体上看到了哈尔滨市政府发布的第一份停水公告，然而市民们对“管网设施检修”这一原因似乎并不信任，抢购还在继续，水价仍在上涨，恐慌情绪逐渐在市民中蔓延。

该市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担心“恐慌”发生，所以市里才决定以“检修管网设施”为由发布停水公告[3]。可是这“善意的谎言”却事与愿违，反而加剧了恐慌情绪的扩散与传播。

第一则公告发布几小时后，哈尔滨市政府又发布了另外一则停水公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市区供水管网临时停水的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6号），公告内容如下：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据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水体未发现异常，但预测近期有可能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为确保市区内人民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安全，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区供水管网临时停止供水。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2005年11月22日20时左右，市区市政供水管网将临时停止供水，停水时间约为4天（具体停止供水和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请市区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业户和居民以及供水经营单位做好生产、生活用水储备，保证正常生产、生活需要。

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市区内的各洗浴、洗车行业必须立即停止用水。

三、市工商、物价、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督和治安管理，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

我们不难发现，停水原因已经由原来的“对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变为“松花江哈尔滨段水污染”。整个公告主体总计308个字，其中解释停水原因用了128个字，是第一个公告解释停水原因字数的2倍。

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政府决策的转变。恐慌情绪开始在市民们之间扩散时，哈尔滨市政府感觉到事态严重，立即向黑龙江省委政府汇报，相关领导批示，“告知群众真相”，并向中央汇报。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提供“准确信息”[4]。

第二份公告发布后，市民们知道了真相，恐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政府的公信力暂缓下滑趋势。

我们不得不佩服政府在短短几小时内的果断决策，勇于揭穿自己“善意的谎言”，及时告知公众真相。

两则公告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前者虽然出于“善意”，却忽略了公众的知情权，掩盖了真相，导致了公众的怀疑、不信任和恐慌；后者尊重公众知情权，主动告知公众真相，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公众情绪。

这也验证了哈佛大学风险分析中心风险沟通主任罗彼克的观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公众的惊恐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两次公告，两种选择，公众的反应却有天壤之别，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可见政府只有告知了公众真相，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从而动员公众合力应对危机。

三、谣言诞生于“信息真空”

据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此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官方信息正式发布之前，大多数人是通过人际传播获得停水信息的：60.5%人是通过口头传播获知，19.3%的人是通过手机、电话知情的，而通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获知此消息的人均在5%以下[5]。

这说明，在危机情境下，如果官方权威信息缺席，就会形成“信息真空”，各种传言、谣言便会填补这个真空地带，形成噪音，干扰危机有效沟通。

哈尔滨市民在遭遇水危机的同时，还面临着地震谣言的考验。

2005年7月2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发生5.1级地震，远在百里之外的哈尔滨市民，尤其是身住高层的市民有明显的震感。这在哈尔滨市民中曾一度引起恐慌。

近3个月过后，即2005年11月20日中午，关于哈尔滨市近期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传言不胫而走，愈演愈烈。一些市民开始采购食物，购买帐篷在户外过夜。

黑龙江省地震局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公众纷纷咨询哈尔滨市是否会发生地震，工作人员耐心的一一解释。11月21日中午，黑龙江省地震局公开出面辟谣，告知公众不必惊慌，因为哈尔滨市发生五级以上地震几率不大。

但是公众半信半疑，他们仍然将各种与地震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某单位进行地震自救知识宣传了，学校提前放假了，某单位进行地震防御演练了……各种与地震有关的传言相互交织，惟妙惟肖，不断的填充着“信息真空”地带。

地震谣言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情绪，很多人开始携家带口，“逃离”自己的家园。这种恐慌情绪源于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动摇。面对地震和水污染的双重压力，他们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保护自己。

四、整合沟通提高危机沟通效果

幸运的是，政府部门及时体察民情，纠正了自己“善意的谎言”，及时告知了公众真相，重塑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公信力。以第二则停水公告为转折点，此后抢购趋于平静，公众恐慌情绪得到缓解。

在此基础上，哈尔滨市政府继续强化信息公开与透明沟通，采取各种沟通形式和手段与公众进行沟通。详情如下：

第一，.新闻发布会。每天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就污染带水质检测结果等相关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大众媒体，由此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确保市民的知情权。

第二，宣传栏和单元门。除了政府每天的新闻信息发布，市区各个街道办事处在宣传栏和单元楼的单元门上发布市民最关心的信息：何时停水、何时来水，停水期间到哪里去接水，何时恢复供水等。

第三，市政工作组深入社区。市政府组织了300余个工作组，深入每个社区、企业和其他组织，解释停水的真实原因，如何储水，何时恢复正常供水。停水前，许多家庭都储备了大量的水，至少可以维持4到5天，市民们“心里有水，心中不慌”。

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危机沟通是一种整合沟通，这种整合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信息整合，政府将停水原因、水质检测结果等各种老百姓关心的信息打包传播，消除市民疑虑；媒介整合，除了大众媒体，还有社区宣传栏和单元门等，确保渠道畅通，立体交叉，全面覆盖公众；沟通形态整合，不仅有侧重单向的大众传播，还有互动的人际传播，300多个工作组深入每个社区，与公众进行零距离的透明沟通，彻底打消公众的怀疑。

大众媒体以此为契机，配合政府就如何储水和节水大做文章，饮用水价格逐步恢复正常；人们逐渐放弃出逃，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政府通过整合沟通，告知了公众真相，使得公众谅解了政府起初“善意的谎言”，政府公信力得以重建；逐步驱散了公众的恐慌情绪；稳定了市场和社会秩序。

五、公共危机中政府沟通的五大要点

第一，建立信任是危机沟通的最重要的基础。国外危机认知心理学研究显示：在危机情境下，公众对政府、媒体等组织的信任程度与其惊恐程度呈反比关系，即公众对政府/媒体的信任程度越低，恐惧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6]。

在此次“哈尔滨水危机”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则公告由于撒了“善意的谎言”，使得公众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公众的猜测和恐慌不断扩散，竞相抢购必备用品，纷纷“逃离”家园，造成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而第二则公告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公信力下滑的趋势，公众逐渐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为后续的危机沟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公众知情才能参与。知情才能理解，理解才能众志成城，度过危机。公众不仅是危机的承受者，同时也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只有将真相如实告知公众，才能赢得其信任，从而进行有效的危机沟通，动员全民的力量共度难关。

这一点在黑龙江省长张左己接受记者采访时得到了验证：“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对我们战胜这次突发的水污染事件十分重要。时间发生之初，确实出现了群众恐慌和怀疑，一个原因是我们以„管网检修‟为由发布的停水公告。在中央的支持下，不到10个小时，我们就纠正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向群众公布了真相，得到了群众的谅解。通过这件事，我们感到，在突发事件来临时，必须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一旦群众了解了真相，认为政府是正确的，就能支持你，就能与政府一道，共同战胜困难。[7]”

第三，.填补“信息真空”，消弭谣言。在公共危机中，一旦政府错过了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一旦大众媒体“集体失语”，危机沟通就会出现“信息真空”。各种谣言便会通过非主流渠道迅速占领“信息真空”地带，成为主导信息。在谣言呈现的“拟态环境”下，公众便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造成集体恐慌。

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地震谣言、停水传言交织在一起，填补了“信息真空”，造成了市民争相抢购和集体出逃的闹剧。第四、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将方法化为制度。危机沟通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信息发布机制和双向沟通机制。信息发布侧重于单向传播，以大众传播为主要形态，功能在于告知公众危机信息；双向沟通机制则侧重于利用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形式，进行面对面的危机沟通，旨在建立和维系信任。

2006年1月8日颁布实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信息发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和全面。

“及时”强调危机沟通时机的把握，必须在明确事实的基础上，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抢占媒体话语权。哈尔滨停水危机中，在政府发布正式停水公告之前，市民已经获知了该信息，这说明政府在时间上慢了半拍。

“准确”强调危机沟通信息的真实性，在公共危机中，必须“真诚沟通”，告知公众真相。由于哈尔滨市政府第一则公告发出了“不准确”的声音，导致了政府的被动。

“客观”强调危机沟通一定要坚持以事实为中心，切忌主观臆测，枉自评论。新闻发言人需要用事实说话，但是要把握好实事的范围和度。“鸵鸟政策”行不通，和盘托出也有些欠妥，应该根据危机情境和进展情况，有节奏的，逐步披露相关的危机事实和细节。

在这里应该注意一个误区，即“重事实，轻感受”。有时候，公众不关心事实，而关心自己的感受，即是否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等。此时应该注重情感沟通，让公众感觉舒服点。“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兼用必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全面”强调了危机沟通信息的均衡。过度强调正面或者负面的信息，都会导致信息的片面化、碎片化，产生信息失真，造成公众的曲解，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信息发布主要以大众传播形态为主，侧重单向传播，告知功能显著。但是危机沟通的最终目的是劝服，即影响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双向沟通机制，主要是人际传播[8]。

哈尔滨水危机爆发后，哈尔滨市政府组织了300多个工作小组，深入社区，与人民进行面对面的人际沟通。这对于稳定公众情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将这种好的做法形成制度，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危机来临时，被动出击。《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一个总体框架，但是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角度。

2007年6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进行了二审修订，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了各级政府的权责。关于信息沟通方面的两条修订特别值得关注：删除了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同时删除了突发事件报道中，政府“对相关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

这两条修订体现了政府危机沟通意识的成熟，危机沟通机制法制化的完善。在政府、媒体和公众构成的共生系统中，媒体是沟通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只有确保媒体的相对独立性，才能保证沟通的流畅。该修订使得新闻媒体不在“为政府是瞻”，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自由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职能得到强化，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明证。

第五，以人为本。在危机沟通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底线，要时时刻刻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二审在体现“约束政府行为”的同时，强调最大限度的维护人民权益这一原则。

这就要求政府和媒体要认真聆听公众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只有这样才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实现有效沟通。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厦门“PX事件”中，政府起初忽略了公众反对项目上马的声音。公众不得已通过短信动员全民抵制PX项目，同一条短信在数百万市民中广泛传播，最终赢得了初步胜利，政府答应暂缓执行PX项目。

这个例子说明公众的维权意识、参政意识日益强烈和成熟，其力量正在觉醒，谁忽略谁就要付出代价。

总之，惟有政府尊重公众知情权，倾听公众的声音，公众才信任政府，主动参与到危机管理过程中。惟有政府放松媒体管制，媒体沟通桥梁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既向公众告知和解释政府决策，又将公众反馈提供给政府。实现有效沟通，加速危机化解。

当政府、媒体和公众这三个社会主体都日趋成熟，并彼此趋于对称时，一个相互监督和制衡的均衡系统便会诞生，和谐社会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参考文献：

[1] [美] 罗伯特·希思（Robert Heath）。《危机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1）。[2] [台] 朱延智。《企业危机管理》。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159）。[3]亓树新。两份内容不一的停水公告出台内情——恐慌情绪考验地方政。中国青年报，2005-11-25。

[4]亓树新。两份内容不一的停水公告出台内情——恐慌情绪考验地方政。中国青年报，2005-11-25。

[5]黑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研究生：王鸾，吕慧瑶，朱志勇，李新颖，杨燎原，杜金莹，苍鹤，徐光胜，高祥，袁帅，甄真。水危机事件中哈尔滨市民舆情调查报告。中华传媒网，2006-01-16。

[6]孙玉红，王永，周卫民。《直面危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92）。[7]高欣、李柯勇、袁英。必须对人民负责——访黑龙江省长张左己。新华网，2005-11-27。[8][美]沃纳·赛佛林等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37）。

第四篇：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

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干部问责制度。行政首长问责的条件不以行政首长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前提，只要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规定的应当问责的事项即可问责。行政首长问责的重点包括：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在社会管理方面特别是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在机关内部管理中应为不为、放任不管以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为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对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问责，要创新问责方式。一是要明确决策责任由主持会议的行政首长或党委书记负责。二是要实行重大决策失误的集体辞职制度，使“集体决策”承担“集体责任”。三是要建立决策讨论、辩论、投票记录与备案制度，对于决策会议上持赞成态度的要严厉追究责任，对于不表明态度者也要进行追究，对于反对者可以免予追究。

科学划分行政责任。如不同层级之间责任划分、正副职之间责任划分不清。针对这一问题，一是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二是合理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应根据各自明确的分工范围来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行政正职负领导责任，副职就分工范围内的具体事项负直接责任。三是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四是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分解落实到内设机构、各个岗位及承办人员，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建立岗位之间、部门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形成责任闭合环路。五是落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职责，明确划分行政首长与其他人员的职责权限，准确界定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健全干部问责的制度体系。在干部问责制度方面，谁来启动问责、如何启动问责、责任分配、受责官员复出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规范。一是要加强异体问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对干部的问责、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干部的问责、司法机关对干部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等。要扩大干部问责的主体，使问责的启动主体多元化，不仅由上级行政机关提出问责要求，而且应当允许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公民个人联名提出；扩大启动问责的范围，通过立法方式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二是要规范干部问责的事由和情形。三是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问责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四是要加强责任监察，充分发挥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问责作用。五是要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被问责而辞职或免职的官员复出，其程序应当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干部政治问责机制。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民意为依据，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就要承担政治责任。一是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追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政治责任的最重要手段——预算控制权。二是要完善人大的罢免权。对启动罢免的情形、罢免案的提出、罢免案的审议与表决等程序要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要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对引咎辞职的责任主体、过错的性质和大小、过错的具体情形、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以及引咎辞职的监督等都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四是要完善质询制度。要依法规定质询案的相关规则，如质询案的提交期限、质询人的提问、被质询人的答复和辩解权利，质询情况的通告和报告等。要明确规定，人大代表有权对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重大或严重不当行为提出质询。还要健全与完善国政调查制度、不信任投票制度。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违法、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要严格问责制度，把问责制贯穿到履责的全过程，事前问责进行提醒，事中问责进行督促，事后问责进行诫勉。要强化对违法行政行为与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不贯彻落实、拒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行为，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及时履行职责、拒不履行职责以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全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背景概况

全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了危机事件产生、传播、扩散的主要媒介。大量公共事件通过网络引发或者被不断扩大化，成为舆论热点，引起全社会关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可以通过手机、电脑把自己的所见所得发到网络上，又可以转发评论别人的信息进行互动。全媒体的信息监控和审核难度较大，加上网络本身的匿名性和虚拟化，使人自我约束及辨别力降低，信息失真、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得以释放，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成为了公共危机的“催化剂”，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需要政府快速反应进行处理，如果事件得不到妥善处置，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而且还会导致危机加剧，事态更加无法控制。

二．面临的问题

全媒体时代公共危机管理按照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进行划分，事前阶段的任务是 危机预防，重点在于监测预警，事中阶段任务是快速有效处理危机，重点在于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公众参与，事后阶段任务是恢复、善后，重点在于总结危机经验教训。不过在以上环节里，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事前——危机检测预警微弱，应急预案不完善

就像老师课上说的政府现在的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不仅不够完善，而且应急预案常常会显得很鸡肋。目前，政府对公共危机信息具有选择性，往往对于那些费时费力的危机信息源不愿长期跟踪，而选择那些比较容易采集分析的数据。此外各级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考核的需要，即使发现网络不良苗头，不希望公开和扩大化，丧失了及时预警的最佳时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很多危机事件只有在网上微博上闹大时，政府才不得不出面介入，所以很多人也笑称现在是“微博治国”。在应急预案上，政府往往关注的是危机发生时的应急处理工作，并未做好日常的预防和统筹规划，一旦发生网络危机事件，由于没有平时的应急预案，有的预案在处理步骤方法、问责机制也不明确，鸡肋的很，非常不利于危机的处理和解决。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2、事中——公共危机的处理滞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文并茂的谣言、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充斥网络，足以以假乱真，蛊惑公众。大家都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真假假的新闻太多了，每次面对各种负面信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太早下结论，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太容易太舆论引导了，这也加速了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一旦在网民中形成定式思维，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造成政府的权威真实信息无法让公众信服。所以政府公开信息，把真实可靠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给社会大众。但是现在政府老是打着＂维稳＂等名义不作为、乱作为，对于公共危机的有效解决非常不利。因此政府要快速行动，以积极务实的姿态让公众内心温暖，看到希望，这样才能赢得群众信任，获得支持和拥护。

3、事后——公共危机的总结不足

公共危机事件过去消退时，政府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评估危机造成的损失，查找危机预防和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加以整改，并做好民众的安抚恢复工作。目前政府主要关注事件本身总结而忽视了对公众的网络危机教育，忽视了全民危机意识的培养。网络世界里把自己的人性阴暗面展露无遗，我们也知道网上有很多“键盘侠，乱开炮，站着说话不腰疼，成为了加剧危机的帮凶。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二．解决对策

我国需要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危机监测预警机构来整合目前多个部门的职能，该机构可以由宣传部门牵头成立，并在地方设置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明确权责，把效率提高。此外还要建立新媒体时代的监测系统，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实时监控，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做好舆情引导和信息公开，力争把危机消除在萌芽之中。当然也必须完善网络危机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必须涉及网络危机事件从事前到事后的所有管理环节，并且要对实施主体、具体实施步骤、实施时间、实施程度等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其能够迅速而及时、有效地开展应急与处置，将损失降到最低。对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机制。在公共危机初期，政府应当快速反应，明确定位，媒体也应该自觉跟进，引导舆论导向；在公共危机中期，政府与媒体通力协助；媒体报道客观、独立，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最终在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危机的联动机制。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度可以使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进而唤醒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履行个人义务，不断加强社会凝聚力。信息的及时传达让公众能够冷静、稳定地面对公共危机事件，使危机影响降到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是有利的。凡事只有当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近了，一切也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