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篇：集体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集体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改革总的走势是市场化。目前，我国各类市场体系正在加快发展，且不断完善规范，唯有农地市场发展相对缓慢。农地市场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内容，也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建立规范的农地市场，并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才能使农村的土地、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合．各项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就农业用地来说．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的经营权主体地位虽然得到了明确．但由于不少地方原有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行承包制后已名存实亡．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土地产权不清．再加上农用土地基本上是无偿承包，土地所有权很少在经济上得以体现．更不能行使其应有的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尽管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决定土地的平均处置及其分配的流转．包括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等方面发挥协调作用，但不能根据土地的资产属性和价值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和优化组合。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对集体土地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建立规范有序的农地市场．促进集体土地流转。

上世纪7O年代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变革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农村的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手段的运用．土地的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小城镇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通过集体土地的流转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集约利用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新的途径。

第二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

21300818史修东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

【摘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一项课题。改革开放3O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反过来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不只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一条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又要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实践的改革路径。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双重特征。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紧迫性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当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必须要明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的关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大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和重点任务，并突破性地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写进了小标题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

毫无疑问，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那么，在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涵盖了现代化的全部内涵?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恐怕还很难形成紧密一致的看法，反倒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达成共识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作为当下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机制，是我们今天一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选择。

然而，现代化的内容并非仅指经济的现代化，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政治的现代化、都市化、世俗化、社会分工的专门化、结构化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必须在文化、体制、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做出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以适应商品经济这一物质性、经济性的基础。但是，这也绝非意味着一发展市场经济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建设。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看法，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

要原因，但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政治的稳定，也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负面因素，这是由“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2]4-5。现代系统科学的最新发展也表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离不开其他子系统的相互支和耦合，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避免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这样看来，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关系，经济水平提高了，不一定能实现政治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了并非意味着就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了。况且经济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拐点”，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撑，经济发展也会出现瓶颈，引发潜在的社会政治性的危机与冲突。

改革开放3O多年来，我国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相对滞后，裹足不前。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驱动的利益纷争、欲望毫无约束，社会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就会不断积聚，并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中凸现出来，诸如诚信危机、群体性事件等等。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瓶颈期。

在深圳特区创建3O周年之际，温家宝视察深圳建设时又重申了政改的重要性，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的《欧洲时报》就曾刊发题为《中国政改在路上》的文章，美国《侨报》也刊登了《保障经改成果中国政改箭在弦上》的文章。温家宝在深圳讲话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在改革初期，“中国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搞经济建设这件事情，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围绕发展经济这件事来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要求我们现在不能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抱不合实际的过高奢求，不能用最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才能取得我们希望的成效。”[3]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将发展的中心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是现实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成和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我们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4]164“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下决心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确实可能危及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事业，发生邓小平警告的党和国家改变面貌的问题，可能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得而失。”[5]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不断提上日程。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通过何种路径来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向

胡锦涛2006年4月在美国耶鲁大学进行演讲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后来，他又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民主执政。他指出，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

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

2010年9月，在纽约与美国华人媒体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温家宝回答《侨报》负责人的提问时，指出：“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法治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有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我以为要做到这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需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以此为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民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当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7]

胡锦涛和温家宝数次对于民主法治的阐述，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那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依靠依法治国来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达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核心在于权力的规范。进一步说就是要规制权力运行，不得滥用权力，让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只有权力透明，才能确保民主与法治，做到权为民所用。在十八大报告中，将政治体制改革单列为小标题，更是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方向下具体的任务：“一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六是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七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

总而言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改革任务。改革是渐进的，通过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实现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目标，最终“形成一个初步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8]。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怎样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就涉及改革的路径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二是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实践。

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因素。特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互动的影响下才探索出自己特有的变革之路。中国3O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似乎向我们传达着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治理模式的创新对于一个社会的顺利、平稳的改革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模式探索与创新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说，成本太大，容易“一刀切”，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容易统一模式，就会出现较多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改革之初的自上而下的各种“特区”的试点和推行为后来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摸索奠定了基础，打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现今，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诸如南街模式、华西模式、苏南模式、希森模式等探索性的改革。尽管这些模式的重点、方向、层次和意义上各具特色、很难统一，但是这为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独

具特色的地方发展、治理模式。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开辟，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和经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和开放的窗口，是分级式政策试验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进行了多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改革试验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中国的治理试验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创新实践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政策探索了新路提供了宝贵经验。”[5]

这种自下而上式的地方治理探索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也必然将会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模式。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宏大的事业，地方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然而，如何去推动、保障地方的这些改革，带动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回答的问题。上层的自我转向是关键，顶层的设计是重点。如果上层能够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主动“出击”，推动地方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能逐渐摸索出自己特有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具体路径与模式。而近年来上层频繁的谈论政改问题，就充分说明了上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10年8～9月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考察深圳，对深圳等经济特区新时期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O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应该办得更好。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5]发挥作用，并从五个方面对经济特区下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既应该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又应该有自下而上的探索与实践。

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来，政府应该主动转向，政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从全能型政府逐步过渡到真正的服务型监管型政府。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此基础上，支持地方自主探索本地区的治理模式，在资金与制度上予以支持，及时以制度形式来保障巩固探索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公民社会的壮大，支持自治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推进地方自治。然后逐步扩大试点，共享成功模式与经验。走一条先上而下，后下而上的发展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应该是谨慎、渐进，“一步一个脚印”，避免急躁、冒进的作风。

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纵深发展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能否正确处理两大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3O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顺利并取得成效，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密切配合与同步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1986年的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p.176)他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9](p.164)“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多方面还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发展。

(二)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的必然要求

腐败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建立起有效防治权力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是造成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导致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的非正常渗透，不可避免地产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遏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新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并实行权力合理配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根治。

反腐倡廉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当前，党政官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仅严重破坏了我们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沉重打击着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人民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的弊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1](p.9)由此可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选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人民群众的民主观念和参政意识也伴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不断提高。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所以，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体制保障。反之，如果不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为公众参政排除体制障碍、提供合法渠道，就会导致非制度化参与，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

总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和国家更具活力，形成巨大的推动力，才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三、正确认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关系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双重特征。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关系，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性要求我们与时俱进、把握时机、大胆探索，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启示我们，这场改革关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执政党的地位。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视改革的紧迫性，或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视改革的紧迫性，有意推诿，都是错

误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逐步加以完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和成功。

总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发展过程，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迈出新步伐、实现新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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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E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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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3卷E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谢志岿．转型期社会问题与国家治理创新：兼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涵与路径选择[J]．理论与改革，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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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J]．经济研究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

[9]．[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三篇：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是“和谐制度”；康有为在《同》中提出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上述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和谐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革命导师指明了社会和谐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邓小平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和谐，两极分化不可能和谐。社会和谐则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属性。没有社会的和谐，就建设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血与火的磨砺中，在风和雨的洗礼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追寻着社会和谐的民族梦想，写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历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论十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关系和矛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和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党的十六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记的党中央，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从党的十六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庄严而紧迫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力应对各种挑战的紧迫需要。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既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又面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压力。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就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我国已进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既给我们带来巨的动力和活力，同时也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同在，动力和压力共生。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解决矛盾迎接挑战，就必须花更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力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第四篇：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文章标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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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是“和谐制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上述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和谐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革命导师指明了社会和谐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邓小平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和谐，两极分化不可能和谐。社会和谐则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属性。没有社会的和谐，就建设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血与火的磨砺中，在风和雨的洗礼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追寻着社会和谐的民族梦想，写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历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关系和矛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和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庄严而紧迫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力应对各种挑战的紧迫需要。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既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又面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压力。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就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我国已进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

第五篇：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法律实务与案例分析期末论

文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法律素质主要指大学生要能正确认识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具有社会主义法制意识和法律观念，自觉履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遵纪守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益并与违法犯罪做斗争。即要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大学生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他们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其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如何，将直接关系和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在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切实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使他们知法、懂法、守法，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制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高校要提高对法制教育必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搞好大学生的法制教育。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加强法制建设，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和学法、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任何法律的制定、遵守、执行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的法律意识的指导和支配。列宁曾把法律意识视为法制建设的核心环节。因而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的强弱对法制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深入开展，我国的公民的法制意识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总体上看，还是急需加强。大学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集团，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从某个角度上讲，大学生的素质极大影响和决定的我国人口的素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世界首位。据资料显示：“从1998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持续地实施扩招，2003年全国国内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达到1900万人，使在校人数规模位于世界首位，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03年的17％，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的口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迈进了大众化的阶段。”这组数字传递了一个信息：大学生的素质对我国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的影响力将逐步增强。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1986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法制教育在建立法治国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的根本途径。高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后备干部和各级管理人才的重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学法、知法，使他们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进而

做到守法、用法、护法，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紧迫性

在高校，素质教育还没有得到认真、全面、深入的实施是不争的事实。如：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规范着公民的行为，只有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法律素质是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要素之一，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素质教育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首先，观念陈旧，认为只要不违法、不犯罪，法律跟自己就没关系。因而法制教育活动少、渠道单一，除《法律基础》课以外，缺少其他渠道和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学校有各种教育内容的“活动月”但没有“法制教育活动月”；有各种讲座但缺少法制讲座；有各种社会实践但缺少法制教育实践。其次，就《法律基础》课而言，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方法简单、手段落后，且因内容庞杂课时少、教师理论说教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多、实践环节少等，造成该课枯燥乏味，学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很多学生在权利与义务、纪律与自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仍是模模糊糊，虽然学法、知法，但守法、用法意识差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大学生知法犯法、违法犯罪。

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干分之二。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面对这

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学生根本没有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

可见提高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学生应该提高自身法制意识的自觉性，积极学习和培养自己的法律修养，学校也应加以引导和教育。如上所述，大学生的法制意识提高了，不仅有利于培养这个大学生自身这个群体的发展，还将极大提高我国公民法制意识以及我国法制化进程，可见提高大学生的法制意识的对提高公民整体素质以及进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面对当代大学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该反思原有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育观念滞后、内容僵化、方法简单等问题，不能及时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法治社会要求高校的法制教育在主体、客体、内容以及方法上有所创新，当前，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类型增多，教育的形式不断多样化，以上种种新变化都对高校的法制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通过学校教育、学生自身的学习、社会和家庭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和渗透，来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江泽民曾要求“要经常地在学生中开展纪律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纪律法制观念，使他们懂得遵纪守法的道理”。今天的大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必须把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摆在我们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认真予以贯彻落实。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是减少大学生违法行为，维护校园安全与稳定的需要；加强法制教育是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