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徐焰少将讲座感想
徐焰少将讲座感想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事史专家，军事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曾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防卫大学等讲学。徐焰将军主要从事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十余年来共个人撰写的专著共计400余万字。他出版过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抗美援朝、东南沿海作战、中印边界反击战、近现代人物、世界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际战略形势等方面的十几部专著。徐焰将军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曾获全军科研一等奖，《最后的秋日》和《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获解放军图书奖。多部专著在美国、日本和台湾出版，如《抗日战争史录》、《金门之战》等。其他著作还曾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2003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先后立三等功三次；2003年被三总部授予全军院校育才金奖； 2004年被三总部授予“全军优秀教师”称号； 2005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 ；2007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这次能够有机会参加徐焰少将就《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周边安全环境》主题的专题报告感到非常荣幸。
报告在经管学院院长王惠文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序幕，徐焰少将针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周边安全环境的问题展开五个方面的论述。首先针对世界政治舞台出现多极化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到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注重发展生产力。徐少将用生动有趣的语言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深入分析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认为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抓住了宝贵的机遇期。接下来，徐少将对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与解读。独到的见解牢牢抓住我的注意力，更将中国国防的现状与史实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谈到我国国防建设的现状时，徐少将就近期国防建设的思路与重点进行了解读。徐少将还对当前的众多热点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剖析，并进一步对我国国防建设的未来发展道路进行了简练的总结。最后，徐焰少将对我国国防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使命进行了概括。
这次讲座让我受益颇丰，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志存高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篇：徐焰少将：网上对国民党抗战有众多不实吹嘘
徐焰少将：网上对国民党抗战有众多不实吹嘘
2010年03月31日 09:59 人民网-军事频道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601条
核心提示：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
“公正评价”对国民党当局抗战表现，就不可表功讳过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当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官数目超过200人，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这些铁的史实患有选择性失明，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0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至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 1 “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引用战史数字时用当年吹嘘报道，会严重混淆视听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中宣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有人却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贴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到处看到离谱之处。如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九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此外在国内战场上也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攻其进行包围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是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三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如果真有毙伤敌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后，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效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四万万同胞” 2 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
国民政府的腐败国内外公认，谈抗战仍不能忽视此点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党政权在1937年至1945年还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还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也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2100万，负伤1400万），除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去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四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只是黄河下游的人民。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来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1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花园口决堤十年后，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用双腿和手推车更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党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不可遏制。国民党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四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1950年１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
自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后，国内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史料有了全面了解的条件，对当年国民党军队担责作战的正面战场也有了客观评价。相较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出版的书籍完全抹煞共产党抗战业绩的写法，自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已能充分肯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同时仍客观地指出其腐败无能和作战指导消极的一面。不过事物往往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有些人借口纠正改革开放前较少提及正面战场的偏向，以吹嘘和引用不实资料的方式夸大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战绩，在一些网站上这种倾向又特别严重。其实，这方面的一些不实宣传已不简单是史学问题，有些已是国内华敌对势力组织的网络舆论战的一部分，其目的通过吹嘘美化当年人民革命所推翻的反动旧势力，以此来否定当年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的合理性。因此，公正地评述抗战中的正面战场，不仅涉及到是否对读者和网友负责，也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关系到现实政治态度的大问题。
国民党军抗战有两面性，初期“不抵抗”政策不容辩解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何况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战败尚可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较日军为优，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为何直至日本投降前也未能展开反攻，最终依靠他国攻日而坐等胜利呢？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了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些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恭手让人的理 由，就是看一下1931年至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量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只是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五年内增长了一倍。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抵不上不战而失最大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脚。
第三篇：听熊焰教授讲座有感
听熊焰教授讲座有感
2013年11月14日下午，听了著名教育专家、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广东省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系熊焰教授的“教师教育智慧与专业成长--校本研修”专题讲座。熊教授的讲座案例充实，夹叙夹议，其学识渊博、谈吐幽默、妙趣横生，经常引起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及掌声。
一张两个从非常光泽、丰满、富有水分的青椒一直到水分耗尽，颜色枯黄的图片引起了我们无限的思索。熊教授通过这张图片把我们引进了今天的讲座，我们的工作不是一层不变，我们的教师要因开放、学习摄取而有生长的光泽。
虽然此次的讲座时间很短暂，但是熊教授的精彩讲述使我受益良多，下面是我的部分笔记内容：
①教师的教育智慧（教师专业智慧与专业精神）。这当中包含了课程智慧、教学智慧、管理智慧。熊教授结合专业成长特点，提出了教师的专业成长的建议，要做到三好，即身体好、学习好、人品好。针对学校部分教师中存在的职业倦怠，熊教授以她对教育及生活深邃而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启示教师要去感受教师生活的快乐。
②我们要好好经营我们的工作，就像经营爱情与婚姻一样；我们不能与最爱的人结婚，、不能从事喜欢的工作，但是感情还需要专一，职场需要“聚焦”，换工作不如换心情。③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心情，选择态度比选择工作重要，乐在工作，将工作变成一种享受，为自己工作，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④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容。熊教授简而精地指出，课程智慧要“吃透、补充、更新教材”；教学智慧要“传道、授业、解惑”；管理智慧要“威信”。
⑤作一名优秀教师所需要的前提条件。熊教授指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教师，自身要有做一名优秀教师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具有良好的素质，如：人品、智慧、自信、创新、团队精神等；同时要具备七种好习惯：不被好恶所左右、热爱学生、先理解学生、以忘我的激情投入工作、乐观豁达、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善于与其他教师合作。
⑥校本学习对教师、学生的要求和期待。熊教授重点强调教师必须有主动精神、乐观心态和创新意识，要注重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
⑦教师上好课的基本要求。教师要有课程意识，积极备课，注意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学生水平之间的差距；课堂上，教师要关注每一位学生，实现有效教学。
⑧学会欣赏别人，因为“你不一定喜欢你欣赏的人，但你一定喜欢欣赏你的人”。
⑨最后，熊教授提出“好老师“的要求：让我的学生喜欢我；让我的学生喜欢我所教的学科；让我的学生考试成绩不错。
上面的内容都使我印象深刻，其中第6点更是引出了我的深思：
我觉得“你不一定喜欢你欣赏的人，但你一定喜欢欣赏你的人” 这句话具有一定哲理性。古人说“亲其师，信其道”，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我觉得要让学生学好你所教的学科，最有的办法是让他喜欢你从而喜欢你所教的学科。有了“喜欢”这种良好的情感催化剂，学生学习起来就会越来越有“劲”，学习效果肯定不会差。那么怎样才能让学生喜欢上我们呢？实践证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欣赏学生，并让他知道你对他的欣赏。其实，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有他自己的“闪光点”，只要我擦亮眼睛，就能发现它；只要我们好好地利用它——用它来促进师生感情，将它转化为该学生的学习动力，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四篇：徐焰：驳网上美化国民党抗战
徐焰：驳网上美化国民党抗日
初期“不抵抗”政策不容辩解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坚持了8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国民党当局屡战屡败。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的“不抵抗”政策。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
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来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
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拱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被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5年内增长了一倍。
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低不上不战而失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住脚。
死亡的将级军官超过 200人？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
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宫，数目超过200人，并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
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并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这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
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对这些铁的史实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
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2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7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
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壮丁被抓捕捆绑时虐待致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抓一逃一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二战时期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吹嘘战果到无人相信的地步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中宣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却有人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的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帖，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可看到其离谱之处。如 1938年6－I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
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9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又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
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在国内战场上从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
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对其进行包围，并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3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
如果真有毙伤敌军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但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 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时，国民党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这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
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的“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己超过6亿。
国民政府的腐败国内外公认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党政权在1937～1945年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其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地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8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2100万，负伤1400万）。除道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
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为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但4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黄河下游的人民。
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战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至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的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
花园口决堤10年后，在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更是用双腿和手推车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党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怒不可遏。
国民党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4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
（《环球视野》2010年3月9日第282期，摘自2010年1月26日《中国国防报》）
第五篇：讲座感想
保持积极心态，笑对人生
时雪玉
有幸和学校的老师一起去听了李逸龙博士的讲座，长达三个小时的讲座，李博士脱稿完成，讲完之后我们依然意犹未尽。
李博士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学生工作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学，第二是消极思维的六个特点，第三是积极思维的六个特点。李博士从一开始就强调他并不是在讲正确的观点，是在讲他认同的观点，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而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李博士认为学生工作要更关注学生的积极心理，积极心理学也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开始备受关注的。我们很多时候过多的关注了消极情绪，对积极情绪对人生的影响介入不足。他还介绍了“心理资本”这个新的概念，就是在人的众多资本中，心理资本越来越显得重要，主要是你知道你是谁，你将成为谁。我记得当时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我对发展心理学比较感兴趣，原始和朴素的想法是，我不会过多的关注人的消极甚至变态的心理问题，而是会通过心理学的知识帮助学生发展，解决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问题。后来又听了清华樊富珉教授关于积极心理学的讲座，知道早有人开始研究针对更广大人群如何生活得更幸福的积极心理学。
消极心理有六个特征，当然也可以归纳为更多或者更少的特征。1，在关键的时刻怀疑自己；2，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消极情绪传播给他人；3，不停地抱怨；4，特别爱找借口；5，自我设限；6，感受不到幸福。我们可以一一对应自己的情绪是否消极。
积极心理也有六个特征。1，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放弃；2，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很自然的传染给他人；3，不抱怨，会感恩；4，遇到问题不找借口，而是想办法；5，能发挥自己的潜能；6，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和幸福。其实就是消极情绪的对立面。
李处长在讲座中举了许多精彩的例子，我也偶有碰到。对李处长的一些观点我也深有同感。摘录他其中几处精彩的片段。
有一种喜欢抱怨的人是很危险的，当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比较强大的时候，他们越抱怨，越有可能由怨生恨，会产生报复行为。
抱怨有一种模式，先抱怨大的，离自己比较远的事情，然后抱怨自己周边的人和事。
人不能没有激情，但是不能在激情的时候做承诺。
历史总在证明，年轻人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用担心年轻人。
年纪大了，我有理由抱怨的人越来越少，有理由感谢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一些经典的话，早就被我们的前人说完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贩卖前人的观点而已。
遇到问题，你解决不了，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不是遇到的问题多，而是解决的问题少。
积极思维者有理由，也能够获得积极地结果；消极思维者有理由，也能够获得消极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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