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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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城市管理体制

一、城市管理体制概念的提出

理论界比较认同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概念,是指关于城市管理的组织机构设置、地位、职责和内部权责关系及其相关的规章制度的总和。城市管理体制是确保城市管理过程得以顺利实施的物质载体和保证,也是支撑城市管理系统的骨架支柱。城市管理体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城市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能体制、领导体制、市区街道的层级管理体制等,其核心是各机构间的职、权、责的配置问题。一般而言,城市管理体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机构的行政领导体制。它包括城市管理系统中的诸机构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各自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城市管理系统在市政府行政机构序列中的领导与被领导及协调与被协调关系、市政府其他职能机构与它们的关系等。总之,城市管理系统内的各组织机关及其职能机关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城市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

2、城市管理系统内各机构的职能及权责关系。城市管理系统各组织机关的职能,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其权责结构由职能体系所决定。

3、城市管理体制中的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首先是三级管理中的职能分工,如市级的宏观决策指导与综合协调职能、区级的分解与协调及决策职能、街道级的执行职能。其次是事权分配及管理原则,如市级的规章政策制定权、区一级的决策指导权、街道的执行处理权。第三是指同一层级上的各管理机构的关系。如区级的规划、建设、管理的不同于市级的体制形式。

4、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政府、事业单位及企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定位。城市管理体制中的政、事、企关系错综复杂,彼此制约。这是由于城市管理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城市管理的许多内容属于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性服务范围,是不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其工作成果与价值不直接表现为可以估量的物质或货币形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大多由市政主体的政府来出资或补贴,并得以继续发挥其管理的职能。其次,城市管理的实践中难免与作业联系在一起,这样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事业单位都难以承担此职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兼有了政府、事业单位的特征,政企关系、政事关系、企事关系纠结于城市管理的全过程。从世界范围的城市管理来看,政府与承担城市管理作业任务的企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

二、影响城市管理体制的主要因素

任何事物都是与周围的事物相联系而存在的,没有孤立的存在。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管理实践,因而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十分广泛。影响城市管理体制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环境。环境是指城市管理体制以外的其它客观事物,包括总体环境和具体工作环境两大类。前者是指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科学技术、教育、人口、资源等。后者则指城市管理过程中同决策、执行、监督等相关联的具体因素。总体环境与具体环境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不断变化着的,总体环境的力量不时地会转变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具体环境。

环境对城市管理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职能体系和目标体系,它们都随城市管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二是环境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分化和整合。城市管理体制的稳定是因为它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大于抵触性;同样,它与环境的不协调就是城市管理体制需要调整和改革的动因。环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导致了城市管理的不确定程度加大,所以城市管理体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力求建立一个有弹性的有机结构。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管理体制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结构,是同其他相关的环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城市管理体制是兼容的动态结构,它一直不断地从环境中摄取影响其发展的积极或消极因素。环境的复杂性、可变性愈大,城市管理体制结构的动态性和不确定也随之加大。寻求与环境相适应的城市管理结构体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2、技术要求。从城市管理体制的特点来看技术的影响,它包括了:

一、城市管理过程中方式方法,如系统方法、管大放小方法等;

二、城市管理过程中各资源因素的性质特点,如执法检查中的车辆、通讯手段等的运用状况等;

三、城市管理实践中的知识含量,如人员素质、决策水平、效率效益等。

技术是最能与城市管理发生直接联系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操作上与设计城市管理体制的关联性很大。一般来说,体制规定的操作程序及标准,都是通过技术来实现的,因而体制与技术必须统一起来。技术在体制运转中的作用,大致有三种判断的标准:一是体制中各职能部门的相互依赖程度;二是不同职能单位间的协调途径;三是对外界变化的适应程度。现实工作中,很难给技术在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定一个明确的、划一的标准,它在某些情况下的优势,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下的劣势。所以,技术与体制的一致性,要求城市管理的实践工作者要区别对待,综合处理,体现出弹性原则。

3、社会心理系统。这是人本观点在城市管理中的借鉴和推广的结果:行为主义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核心主体是人,“人”的感情、价值观、态度、期待和愿望的影响等构成了人的价值观。但同时,影响“人”行为的因素还包括由诸多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社会心理系统。它既包括个人的行为与动机、地位与作用的关系,也包括由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心理。籍此,城市管理的实践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人”及社会的心理因素对体制的影响。

4、战略目标。战略是指决定城市管理体制的性质和根本方向的总目标。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是城市管理过程中衡量、评判和纠偏的标准。战略目标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如:总目标、分目标、长期目标、中期目标、既定目标、暂定目标等。战略目标在我国往往与“远景规划”、“战略构想”等是同义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城市管理体制是指城市管理系统内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决策、执行、监督及其与系统外相关事物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不管从哪一点来认识城市管理体制,其过程都是统一的:即为了实现城市管理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而且,城市管理机构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管理程序等都是以其所担负的任务〈战略目标的实施过程〉为前提的。城市管理的诸多构成因素都受制于战略目标,城市管理的过程就是战略目标实施的不同阶段。一旦战略发生改变,城市管理体制从职能配置到组织机构乃至保障性的政策、法规等也都必须发生改变。

三、这几年来的改革成就可以简单概括为:

1、进一步以转变职能为切入口,优化城市管理的内部结构,初步明确了规划、建设、管理的职能分配框架,并着手解决以往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轻规划、重建设、轻管理现象。

2、逐步明确并初步界定了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的格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原则和要求也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

3、加强了城市管理的法制建设,颁行了一大批的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城市管理初步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4、重点强化了城市管理的执法监察工作,初步形成了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相结合、权力监督同群众监督及社会监督相补充的执法监察的框架体系。

5、本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着力解决城市建设职能界定宽泛、政企不分的问题。

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取向

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必须能够体现管理客体(管理对象)的要求,并能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背景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性质,并框定了它产生效力的范围。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沿袭着原计划经济的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作出改革、调整。那么,什么样的城市管理体制才能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呢?这是关系到未来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重要内容。

1、职能体系上必须体现出合理性。

首先在形式上,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即事无巨细、统办统揽的职能定位极端;全盘推向市场、由市场主宰的职能虚位极端。城市管理是一种投入大、见效慢、重复性极强的浩繁工程,政府统包统揽肯定会出现“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局面。然而,统统推向市场更不可取,利益驱动会使本来利小或无利可图的福利性的城市管理陷入无序混乱的尴尬境地。合理的职能定位,一是能体现出宏观指导性〈如订立法律规章、颁发政策等〉,二是能体现出市场性。

其次,在价值取向上,应该体现出“强其所应强、弱其所应弱”的职能定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是遵循其传统的政治价值观:“管得最少是最好的政府⑨”--政府职能“弱”的价值取向。然而,市场经济对城市管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发达的市场条件、健全的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设施、宽松的运行环境等等。这些反而是城市管理职能“强”的价值取向的表现。

第三,在管理手段上,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里行政手段的运用职能必须首先得到确定。一般说来,城市管理的手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其中的经济手段要求城市管理的职能体系能够更多地体现经济杠杆的作用,实现间接管理。而法律手段则是为了实现规范化的管理目标,当然,其途径是要注重法律法规的运用。最后在对外关系上,城市管理体制的职能结构应该

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能够不断与体制外的环境进行必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这实质上属于城市管理资源配置方面的研究领域。

2、在组织机构的数量上,应该体现出精简性。

相对精简的数量结构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

一、市场经济体制使城市管理的职能结构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的职能体系。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转变,削弱、甚至彻底废止了部分职能。作为职能载体的机构相应作出调整,因而也势在必然。

二、市场经济使城市管理也要与成本和效率挂勾起来。一定规模的行政组织机构与管理人员队伍必须与社会资源和财力相适应。否则,将造成运转不灵、效率不高等弊端。控制机构数量的最有效方法是搞好编制工作。市场经济要求机构编制部门不但要健全相关的法制,而且还要按照最低数量原则设置部门和职位,科学地分解职能:一方面是控制机构数量;另一方面是压缩人员编制,减少职位设置,杜绝闲职和冗员,做到每个职位都定事定责。

3、操作运用上,要体现出弹性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要求城市管理体制在付诸实施的诸环节中,能够根据管理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对灵活地作出调整。市场经济的变化性很大,机械地沿用刚性约束的体制是一种僵化的做法。在操作运用中必须做到将体制的机械的刚性与环境变化的灵活的适应性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首先,以体制的刚性约束性为基础,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弹性操作的前提是不应该同体制的基础特点相抵触,需要保持城市管理体制的正规性和固定性。其次,必须控制城市管理体制的基本结构模式、基本职能结构、基本组织结构及其与其它部门机构间的关系。比如,同属城市管理体制的规划部门与综合管理部门分别实行“条条”、“块块”管理就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必遵循城市管理体制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约束。再次,关于体制的规范,要权责明确,使操作的弹性空间有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无章无法。

4、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及运用结构上,应该呈现网络化的特点。

现代管理与信息的关系非常密切,信息是决策、执行、沟通、检验反馈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依据。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管理,一方面由于社会事务的增加,管理中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造成信息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信息所反映的城市管理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错综复杂。再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市场信号也越来越快,反映这种变化的信息也出现了快捷性的特点。正是由于信息的诸特点,造成城市管理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城市管理的体制自身也必须具备对信息的学习、研究和利用的功能,而保障和强化城市管理体制的信息利用功能最便捷的手段是形成网络化的信息结构。信息结构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要求在城市管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相互连成一个整体的系统,以便及时地收集、反馈和处理信息。城市管理正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综合、总结,才能加深了解和把握管理对象及外部环境,通过检查和调整,不断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

从现状分析,厦门市城市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城市管理理念上尚存在一定偏差的问题。在城市急剧扩张中,人们愈来愈重视城市建设的速度,越来越强调城市管理的效率,有时对以人为本的思想没有得到全面坚持,城市管理服务意识没有得到明显增强,城市管理法制建设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反映在城市管理体制中,有时重行政权力的运作,管理中存在利益驱动,有利的多部门争着管、不利的有关部门推诿扯皮。二是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协调力度不够的问题。为了加强城市管理,市政府设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土地管理委员会、市容考评委等,并下设办公室分别挂靠在规划、土地、市政等行政部门,这些决策与协调机构之间也存在有时衔接不够的问题,有关资源需要进一步整合、机构可以进一步精简。为协调城市管理,市政府成立了城市管理办公室,发挥了一定的协调作用,但是这个机构在法律上地位一直不清,没有法定的管理、监督等职责,其协调力有被弱化的倾向;同时城管办的协调主要依赖行政干预,手段单一,效果不佳;在协调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有时又直接行使一些行政职责,代替部门管理,不仅没有法定依据,而且多一个与相关城市管理部门争权、扯皮的机构,有时是越协调越不顺。三是城市管理体制中存在职责不清的问题。一方面,从横向结构而言,我市城市管理部门涉及诸多部门,部门之间的职责存在界面不清现象。例如停车场管理,涉及交警、市政、建设、规划、城管、交通、财政、物价等多部门管理以及市、区、街多级管理,结果是难以确定一个主管部门或为主牵头负责的部门。另一方面,从纵向结构而言,城市管理事权下放尚待进一步规范。在城市管理权限下放过程中,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临时性,各有各的做法,从而引起城市管理体制上纵向职责分工不清的问

题。四是城市综合执法体制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就城市管理相对集中处罚范围而言,还有其局限性。如目前存在的突出的违章建筑执法过程中涉及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并没有授予城市管理执法局行使,导致违法建筑这一个违法行为还是多个部门处罚。就我市市区两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分工而言,也存在职责分工不明确、市级对区级执法监督和指导不力的问题。

我市城市管理体制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创新城市管理理念

理念决定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理念至关重要。在城市管理理念创新上,做到以下三个转变:一是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思维转变。城市管理不能一味管人、管事、管物,而是要日益重视城市管理在改善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环境中的作用。为此,要强化城市管理体制中宏观调控职能,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城市发展目标。二是从以效率至上向服务至上的思维转变。城市管理不是为了形象工程,而是为了服务大众,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要强化城市管理体制中协调职能,增强行政管理服务意识,实现城市和谐管理。三是以人治为主向以法治为主的思维转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实现城市长效管理的必然途径。为此,要强化城市管理体制中监督职能,不断推进法治城市建设。

(二)重构城市管理模式

当前厦门市城市管理模式主要是协调型,主要特点是各部门行使管理职责,城管办负责协调。虽然目前存在各部门职责不清而协调又不力的缺陷,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协调型城市管理模式还是符合本市城市管理实际的,不必推倒重来,而是应对症下药,在理顺职责的同时,强化协调的力度。为此,有必要研究建立城市综合管理机构的问题。国家一个建设部,而到了厦门就有了建设局、市政园林局、规划局、房产管理局等,城市管理还涉及交通、公安、环保、工商等多个部门,多个部门之间职责界面不清,同时多部门工作需要进行必要的衔接,这都需要有一个综合机构进行协调和综合管理;同时城市管理需要建立长效的机制,要实施长远规划和宏观调观也需要一个综合机构牵头运作;城市管理的统一监督与考评工作也需要一个综合机构来开展。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这个综合管理机构应是:

(1)综合机构。直接隶属市政府,将城市规划、土地、市容考评、交通等协调机构办公室进行整合,相关职责交由这个综合机构统一实施;(2)协调机构。牵头厘清城市管理体制中横向、纵向部门的管理职责,指导和协调各部门、各区的城市管理以及执法工作,实现城市管理的合力;(3)监督机构。仅有协调没有监督是难以保证力度的,监督与考评有关城市管理工作,有利于有关方面严格依法办事,实现城市管理目标的实现。(4)法定机构。通过立法明确该机构的法律地位及其职责,实行依法决策、依法协调、依法监督。在建立城市管理综合机构时,还要注意这个机构不应是对外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职能部门,不属于增设一个行政部门,特别是要避免代替有关行政部门行使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其职责主要应界定在宏观决策及行政部门之间协调和监督。

为此,建议在目前市城市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进行充实调整,整合本市有关规划、土地、市容等方面的协调机构办公室的职责,由市政府设立城市综合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编制全市城市管理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综合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全市城市管理工作,负责城市管理考核及投诉处理工作,指导各区城市管理工作,指导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工作,负责城市管理数字化管理与应急处理等。相关组建工作可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相关工作方案,报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三)理清城市管理职责

对城市管理中涉及的有关部门职责必须进行梳理,对市、区两级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必要的厘清,还要对部门与部门的关系、职能管理与行业管理的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及市场调节的关系需要理顺。

在理清管理职责时,我们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职责法定性。对部门职责的界定应当严格依法进行,这是依法办事的必然要求。对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界面及结合部进行重点研究。有几种情形:一是对法定明确的,落实责任单位;二是对法定职责不明的,需要明确主管部门;三是对职责重叠的,确定牵头责任单位;四是对相关法规规定存在矛盾或者部门职责需要调整的,应当通过法定形式予以调整。(2)合理适当性。为了增强服务意识,对职责依法界定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转变城市管理职能,对城市管理部门职责进行必要的调整,做到权责一致。行政管理职责该并的并,减少多头管理;该减少审批等行政手段的就应予以减少,让社会共同参与城市管理。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修订的,应当适时修订。(3)管理数字化。在理清城市管理职责的基础上,将有关管理职责建立相应信息数库,同时建立相应的城市管理指挥网络和投拆处理网络,实行数字化城市管理。

目前厦门市正在进行行政执法依据梳理,该项清理工作需要进一步总结,特别是对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职责“结合部”、需要再清理,明确其职责界面。有些职责还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这项工作可由市政府确定一个牵头部门(如果成立了综合管理机构,就可由该机构承担)来负责组织、指导和协调城市管理职责理清工作。为了巩固清理工作成果,提高城市管理科学水平,建议将经协调确定后城市管理职责信息编入管理数据库,同时建立城市管理指挥网络和投诉处理网络,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实行城市数字化管理。

(四)完善城市管理执法体制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也是城市管理体制的重要部分,实施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之后,有下列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一是进一步扩大集中行政处罚范围,对各区的行政处罚权范围也应尽可能统一,以利于监督管理。二是关于市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职责分工,应尽快出台办法。在界定市区执法局职责时,应注意相关管理权限层级分工要求,既考虑管理与执法的实际需要,又要兼顾执法效率和效果。三是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在街道、社区设立分支机构问题。为了解决街道行政执法权问题,有的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街道设立执法队,街道执法队以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但是对街道执法队的监督管理显得较为重要。四是关于综合执法问题。为了提高执法效率,常常实行有关行政部门集中进行综合执法,但这种执法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不能视管理相对人为“敌人”,动不动就用几个“大盖帽”去管一个“破草帽”,纠正野蛮执法、无理执法、滥用联合执法等倾向,以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

为此,建议落实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对我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行政处罚权范围的界定工作方案,对实践中有的自行扩大处罚权的做法进行清理,对需要扩大处罚权的,应当通过立法程序、法定委托或者报省政府批准等方式予以解决;二是拟定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之间职责分工的具体办法,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三是建立和完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切实解决有法必依、执法不严等问题,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执法水平。

第二篇:城市的管理体制

浅谈城市的管理体制

城市的管理体制有广义和侠义之分。广义的城市管理体制包括政治管理、财税管理以及科技、文化、卫生等管理体制;狭义的城市管理体制只要是指城市发展建设的主导管理部门,即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体系。

一、当前城市管理体制的弊端

尽管近些年我国城市管理成绩稳步提升,管理体制改革也有很大的进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城市管理体制有很多方面并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地方。其中以下面四方面尤为重要:

1、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过于分散

分散的城市管理体制约束着城市管理规范的有序进行。现行的城 市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旧体制越来越显示出他本来的局限性。

2、管理法规并不与之相匹配

国家制定的相关法规如《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

等型关法律的出台,各地城市也相应的制定了一些管理法规和行政规章。但有些指导性的法规尚不能配套。

3、城市管理投入少

如今,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功能不断完善,打城市管理投入的先对较少,在如今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作为多种功能的载体,其负荷不断增加,由于管理措施相对落后,很

多城市出现了较多的环境问题。政府在城市建设上投入相对较多,但是却在管理上投入相对较少,造成了管理工作跟不上,建设好的设施得不到应有的维护。

4、社区管理职能较弱

城市社区管理职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我国城市 社区的管理职能主要由街区政府承担。区街政府承载着城市管理职能。在管理体制上,区街政府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条块分离状态。区街的职能权限非常的不完整,因此街区可称为“不完整政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区管理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

二、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缺陷

长久以来,我国逐渐形成的是“建管不分”、“以建代管”的城市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城市的建设部门与管理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管理弱化等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的组织模式有以下几种模式:

(1)建管合一模式。在建管合一模式衍生出来的是建设委员

会。他的特点是:城市的管理职能与建设职能合一,行

政关系能够很容易理顺,但是,由于建管委员会把大多

数的职能都放在了建设上,因此,相对来说管理的职能

较弱。

(2)综合协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城市的管理职能由城市

管理委员会执行。他的特点是:管理协调性好,但是,城市管理职能缺乏常规性。城管办不是政府职能部门,有的甚至还是临时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很难正常行使政

府部门的职责。

(3)管理单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设城管办,只设置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局,主管城市环境卫生的工作。他的特点

是:虽然这种管理职能比较明确,但是城市管理职能只

能局限于环境卫生方面,这是远远不够的。

(4)实体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城市管理委员会是基础,只是将园林管理等方面的职能由城管办来行使。他的特

点是:从管理的内容上来说相对较具体实在,但从体制

上来说并没有摆脱临时常设机构的束缚。

在以上管理体制中,“以建代管,建管不分”的问题时有出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重建轻管”的思想意识从根本上没有得到改变。在具体行动和工作中,往往用建设职能代替管理职能。二是城市管理职能配置相对不到位。现行的城市管理职能范围相对狭小,管理嫩、管理内容上单一,管理机构不健全。就管理范围而言,大部分的地方城市的管理工作是市容卫生,像其他管理如市政管理、园林管理等都是建设部门的事。三是职能不明确。职能交叉重复在政府部门之中经常出现,是城市管理体制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四是城市管理机构设置不规范。就全国而言,城市的管理体制模式多种多样,机构设置不统一。

二、国外城市管理组织模式

1.美国城市管理组织模式

世界各国的城市组织中,以美国的城市组织形式最为多样化。主 要有四种类型:市经理制、市长议会制、市委员会制和市行政长制。

(1)城市经理制。市议会由议员若干人组成,负责决定市政方

针行政方面的工作由市议会聘请市经理负责。市议会如同

商业团体的董事会,负责制定业务政策,城市经理等同于

公司的经理,有权管理一切行政,并任免各部门负责人和

职员。这种体制在美国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比较普遍。

(2)市长议会制。市长议会制起源很早,迄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市仍沿用这种体制。市长议会制又分为弱市长制和强

市长制。所谓弱市长制,即市长只有名誉,缺乏行政权,政府各部门的首长,都由市民参与以投票的形式选出。市

长无法对下属形式处分的权利,对市议会的决定虽有否决

权,但市议会大多数议员通过的决定,可使市长的否决权

无效。弱市长制的缺点在于,行政不统一,责任划分不清,市政容易被政治力量所左右。不过弱市长制在美国仍有少

数城市在实行此制。

强市长制是指行政集中于市长之手,同为民选产生,互相平衡。市民

有权任免市长,不受议会的制约。市议会只能行使决策以

及立法大全,不能干涉城市行政事务。强市长制的缺点在于政治与行政分离,二者往往不能密切配合、相互联系,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城市的政治功能。强市长制虽不完善,但被大多数的城市采用

(3)市委员会制。市委员会是由民选出产生的5人委员会组成,拥有立法与行政权力,直接对选民负责。重大问题集体讨

论合议。市委员会制符合精简原则,立法与行政一体化,行政决策效率高。其缺点在于,5人各行其是,意见不统一。因此这种管理体制适宜中小城市,大城市极少采用。

(4)市行政长制。市行政长制是20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的一种

新制度,即市长由民选举产生,为一市的领袖,其下设一

个行政长,协助市长处理市行政事务。但市行政长只有协

调各部门工作的权利,而不能监督人事,法律及预算等重

大事宜,实际上是一般管理顾问。

根据美国市政统计年鉴表明,20世纪中后期美国中小城市中的管理组织模式趋向于分散多元化,而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实行的是市长议会制,不少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城市管理模式。

2.欧洲城市管理组织模式

欧洲各国城市的管理组织模式,一般都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中央代理机构;另一方面为适应市民的需要,拥有一定自治权,办理地方公共事务,以达到为民服务的目的。

以英国为例,在英国。城市设市议会,市长由市参议员与参议员选举产生。在英国不同地区,市政府的职能不尽相同。首都伦敦在管

理模式演变中逐渐形成了28个首都区,各区没有区议会。区议会下设各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下设总干事一名,负责执行委员会所管的行政工作。市议员任命市经理,负责管理市政工作。首都区还设置联合委员会,即总委员会,成员由各区指派代表组成。

欧洲不少国家城市行政体制中的“城市行政长体制”,对我国城市利用专业人才加强城市行政管理颇有借鉴意义,利用行政管理专家作为市政管理的行政官,任期不定,对城市进行专业化的管理,这既有利于市政管理的多样化,也有利于保持行政换届后市政管理工作的连续性。这种城市管理模式目前已被爱尔兰、德国、挪威等许多国家所采用,说明这种管理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第三篇:浅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毕 业 论 文

论文题目 浅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学生姓名 学号 班 组 指导教师 学区、辅导站

写 作 目 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和谐社会,社区建设与管理是关键。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区结构的复杂化,现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社区自治的要求,建设和谐社区。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规范政府与社区责权利关系,完善社区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开始了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验,特别是1999年民政部启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试点工作以后,七里河区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社区规模趋向合理,社区党组织建设逐步加强,社区民主自治水平逐步提高,社区服务品牌不断创造,社区服务网络逐步完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等。如何能够在现有体制下创新社区管理模式,使社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通过与社区建设专家交流,深入社区与社区干部、群众座谈,逐步理清了改革创新的思路,同时,也认识到,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既要找准方向,又要立足实际,要紧紧遵循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这也是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并按照依据和标准提出了五

个方面的建议和想法,即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转变党建工作方式,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加快社区民主建设进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为社区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写 作 提 纲

一、全区社区管理体制概况及特点

(一)社区规模趋向合理

(二)社区党组织建设逐步加强

(三)社区民主自治水平逐步提高

(四)社区特色品牌逐步建立

(五)社区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一)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二)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

(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

三、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

(一)社区管理的内涵

(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迁

(三)社区管理创新的依据

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二)转变党建工作方式,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三)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加快社区民主建设进程(四)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五)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为社区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浅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变革,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转向社区,社区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管理、服务和自治的任务日益繁重。而作为社区工作主要承担者的社区基层组织,其现有的管理体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已成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社区的迫切需要。为此,我结合七里河区实际,就对如何创新社区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探索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全区社区管理体制概况及特点

七里河区位于兰州市中南近郊,东接城关、榆中,南与临洮、永靖相连,西邻西固,北与安宁区隔河相望,南北长33公里,东西宽21公里,总面积397.25平方公里。全区共辖2乡4镇9个街道,有65个行政村、76个社区居委会(含7个“村改居”社区),户籍总人口50.1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55万人。2007年全区地区完成生产总值132.29亿元,人均GDP 28518元,实现地区性财政收入16.1亿元,一般预算收入2.83亿元,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89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51元。

近年来,七里河区的社区建设工作,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科学发展观伟大旗帜,按照省、市社区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立足区情,逐步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社区管理体制。总的看,主要呈以下几个特点:

(一)社区规模趋向合理

从2000年起,七里河区对街道和居委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定位,以现有居民区为基础,以地域性为特征,认同感为纽带,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 5

区成员自治的原则,撤销了原华坪街道,将原崔家崖乡改为了秀川街道,把原有的210个居(家)委会进行了合并调整,设立了69个社区居委会,调整合并面达到了67%,平均管辖范围由原来的500户扩展为2000户左右,使社区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了社区管理全覆盖。社区建设涉及多方面,制定和完善社区建设制度,是保障社区建设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七里河区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兰州市七里河区社区居委会选派干部管理暂行办法》、《兰州市七里河区城市社区组织选举产生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各相关部门制定了明确具体的工作措施,使社区建设规范运行,整体推进了全区社区建设健康快速发展。

(二)社区党组织建设逐步加强

在街道、社区调整的基础上,在所有社区建立了党支部,明确了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支部的党建工作任务。按照“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的目标要求,不断加强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各社区普遍建立了社区党建指导委员会、社区党建协调委员会,开展了争创“党建工作示范社区”活动,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使社区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实践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全区69个社区(不含7个“村改居”社区),设社区党总支18个,党支部51个,共有党员2640人。2007年全区69个社区进行了换届选举(7个“村改居”社区未参加),69个社区选举产生党组织委员324人,占社区党员12.3%,社区干部党员212人,占65.4%,居民党员112人,占34.6%。选举产生社区书记69名,主任69名,书记主任一肩挑4人,共134人,其中50岁以上4人,占3%、35-50岁56人,占42.1%,35岁以下74人,占54.9%,平均年龄37岁;研究生文化程度3人,占2.2%,大学以上文化程度59人,占44%、大专中专文化程度71人,占53%,高中文化程度1人,占0.8%;女性62人,占46.3%、男性74人,占53.7%;少数民族6人,占4.5%。6

共选出社区成员代表2925人,参加选举的代表2836人,参选率达96.9%。共推荐提名候选人604人,有595人当选社区居委会成员,当选率98.5%。其中,在10个社区成功试行了直选。全区社区工作人员共有620多人,各社区普遍在7-11人,由书记、主任、公派副主任、公选副主任、低保专干、再就业专干、计生专干、残联专干等组成。新当选的社区组织成员与上届相比,本届社区组织成员年纪较轻,文化程度高,有工作经验者居多。

(三)社区民主自治水平逐步提高

紧紧围绕强化社区民主自治这一目标,切实加大工作力度。一是抓制度,为推动民主自治构筑有效载体。全区76个社区就社区党建、社区居民选举、民主决策、社务公开、社区服务承诺、社区评议等建立了各项制度,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打下基础。同时建立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楼栋理事会,社区义工等自治组织和活动载体,实现社区居民自己的事务自己管,自己的财务自己理,自己的干部自己选,自己的难题自己解。二是抓队伍,为开展民主自治提供人才保障。社区工作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社区民主自治水平的高低,如何引领社区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必须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能担当这一重任。根据新形势对社区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七里河区对社区干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按照“思维敏锐、观念超前、创新意识强、敬业精神好”的要求,在全区范围内采取自荐、组织推荐等形式,先后从全区干部中择优选拔了140名年纪轻、文化高、能力强的优秀干部到社区任职,分(调)配了8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到社区工作,通过公开招聘,选举了83名优秀失业人员到社区居委会担任副主任,大胆改革了社区干部用人体制,充实了社区干部队伍。通过每年在区党校专开的“社区干部培训班”,提高了社区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为社区建设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抓组织,构建了新型社区管理体系。全区 7

各街镇依照党章及有关法律、法规,民主选举,在各社区建立了社区党组织,成立了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设置了人民调解、社会保障、治安联防、双拥创建、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等工作委员会,搭建起了社区工作的组织框架,构建了新型社区管理体系,为社区工作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四是抓公开,提高了社区工作透明度。在狠抓街道政务公开的同时,大力推行社区居务公开,通过规范社区财务、档案管理,设置举报、监督电话、居务公示栏、“三牌”(门牌、桌牌、胸牌)等形式,对社区财务收支、救助款项发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全部张榜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公开透明,使群众办事方便、顺心。目前,全区已建成街道政务大厅8个,社区居务大厅47个。

(四)社区特色品牌逐步建立

七里河区按照“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的工作思路,大力深化拓展“民情流水线”工程,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辖区各种资源优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打造富有特色的社区服务品牌。一是整合利用社区政治资源创特色。利用一些辖区单位党组织核心作用明显、党员素质普遍较高的优势,将辖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区党员组织起来,划分一定的责任区域,安排一定的工作任务,让两代表一委员和社区党员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充分利用“两代表一委员”民情联络站、“爱心超市”、“图书银行”等一系列活动载体来发挥作用,建成了兰通厂、梁家庄、秀川等一批爱心社区。二是整合利用社区经济资源创特色。随着社会转型,社区工作实际上是辖区单位工作的延伸,因此,七里河区在社区建设中注意与辖区单位多联系、多沟通、多提供服务,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辖区单位在地皮、资金、设备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建成了西津桥、兰通厂、梁家庄等一批电子居务示范社区,三是整合利用社区文化资源创特色。利用一些社区文化资源雄厚的优势,广泛发动辖区单位和居民群众,以“互 8

助、和谐、富裕、文明”为主题,创办了 “4点半工程”“文化艺术节”、“纳凉晚会”、“相约星期二”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载体,建成了下西园、安西路、金港城等具有辖区特色的文化社区。四是整合利用社区人力资源创特色。利用辖区内中央、省市驻区单位,人力资源雄厚的优势,广泛发动辖区单位,优先录用社区下岗失业人员,积极支持社区服务事业,并经常性地组织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创办了“民生在线”、“真情1+1服务站”、“邻里守望制”等一系列活动载体,建成了武威路、柳家营等一批平安社区。

(五)社区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发展社区事业,服务社区群众,是社区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前提。为此,七里河区紧紧围绕群众需求,在构建和谐社区方面狠下功夫。一是拓宽社区服务。紧紧围绕社区群众生活需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为社区群众提供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再就业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法律咨询服务、中介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各社区结合辖区居民生活和下岗失业人员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开发了“三保”(保安、保绿、保洁),“三老”(托老、托幼、托病),“三服务”(家政服务、配送服务、保健服务)等就业岗位。目前,全区各社区已先后开展服务项目30多种,建成便民服务网点(站)210多个,优先安置零就业家庭,共安置195人,使我区195户“零就业”家庭至少实现1人就业,2007年全区新增就业人员7210人。全区每年为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发放高龄补助18万元。开展社区“居家养老”试点工作,为西湖街道和敦煌路街道任家庄社区的21位老人解决了养老问题。社区服务领域的拓展,不仅有效地服务了社区群众,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社区的收入。目前全区有21个社区年收入达到了1万元,15个社区年收入达到了2万元,7个社区年收入超过了5万元。二是发展社区卫生。目前全区已建成1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覆盖人口近38万人,覆盖率达95%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从业人员58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30 9

人,占总数的75%,初步形成了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2008年区财政将城市社区居民公共卫生补助由人均1元增加到人均2元,达到人均12元。不断丰富社区卫生服务内涵,逐步落实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功能,突出了精神卫生、老年关怀、中医药等特色服务。统一开设了便民、优惠、优质服务措施,通过实行免收挂号费、出诊费,适当降低B超、心电图等检查费用和药品价格,大大降低了社区居民的就医成本。建立了各类档案系统,为社区7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建立了健康档案。认真审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执业资格,严格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准入。制定了《防范和处理医疗事故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末位淘汰和奖惩制度。实施机构达标建设,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面积均达1500平方米,人员配备30-50人。三是改善社区环境。通过开展争创“卫生社区”活动,把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作为“服务辖区居民、共建和谐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建立责任区域保洁制度,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全天候地保洁,目前,全区已有32个社区被评为“卫生社区”。四是丰富社区文化。在各社区建成社区文化娱乐室、图书室,普遍组建了晨练队、秧歌队等群众组织来丰富文化生活。动员驻社区各单位面向社会开放了本单位职工活动的文体活动场地和设施。近年来,各社区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西园街道每年举办的“邻里节”,土门墩街道每年组织的社区文化周等活动深受广大居民好评,营造了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浓厚文化氛围,丰富了社区精神生活,提升了社区文明程度。全区3个社区被评为省级文明社区,18个社区被评为市级文明社区,区级文明社区新达标36个。五是构建平安社区。积极开展“无毒社区”创建活动,启动了社区戒毒(康复)试点工作。建立健全社区治安防范管理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综治员的作用,加强对重点地段、重点时段的巡逻控制,有效改善了社会治安环境,大大增 10

强了社区居民群众的安全感。突出抓好治安管理、流动人口登记、房屋租赁等三个环节,采取“以房管人”措施,加大对流动人员的管理。加强对“两劳”以及吸毒人员的帮教和管理工作,通过实行落实机构和人员、落实责任的“两个”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对人员的管理和帮教措施。对“法轮功”练习者实行“一包一”责任制,重点做好思想转化和非法宣传品的收缴工作。进一步强化人民调解工作,全区建设完成141个民调室,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做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实行宣传、走访检查和责任落实的“三统一”,在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社会氛围的基础上,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

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尽管全区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普遍确立起来,在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了应有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不断加以完善。

(一)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目前,各社区党支部由3名成员组成,管理的党员最少50余人,最多300余人,同时,由于社区内党员来自多种行业和单位,差异性较大,给社区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了社区党建工作的开展。另外,由于社区党组织与城市各职能管理部门和驻区单位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共驻共建机制不够完善,社区内一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出现了“小社区”难用“大资源”、“小阵地”难有“大作为”的尴尬局面,社区党建综合管理、条块结合、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效果难以实现。

(二)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

随着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争先进入社区,在社区挂牌子、抢位子、派任务、建组织。同时由于各部门对社区职能定位认识不清,出现了部门对社区分 11

派任务多,下放权力少、回报投入少的现象,社区居委会俨然成了政府的“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群众自治组织自治功能的有效发挥,削弱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管理职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119项具体工作,属于社区自治范畴的只有10余项,社区居委会85%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行政性事务工作,根本无暇顾及社区居民自治工作。

(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

相对于社区建设的高要求,相当一部分社区在硬件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方面存在着承载能力不足的现象,特别是地处老城区的社区,有的还十分薄弱。通过调查来看,全区69个社区中,办公场所达不到220平方米的还有15个,有的社区还需要租房办公。同时,绝大部分社区没有创收渠道,只能靠上级财政补贴,办公经费明显不足。由于这些社区硬件设施建设水平较低,财力投入不足,加上社区工作者数量偏少,社区内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利用,社区服务工作也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居民群众的需求。

三、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

(一)社区管理的内涵

上世纪80 年代倡导社区建设以来,社区一词在我国逐渐成为一个热点术语。“社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越来越普及的名词。一般认为,“社区”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887年出版了一本著作英译本的书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其中,“Community”就是我们现在称作的“社区”,含义是共同体和亲密的伙伴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以费孝通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根据滕尼斯的原意首先使用中文“社区”一词。费孝通在其《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一文中说,“当初Community这个词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时的译法是‘地 12

方社会’,而不是‘社区’。当我们翻译滕尼斯的Community和Society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时,感到Community不是Society„„因此,我们感到‘地方社会’一词不恰当,那时,我还在燕京大学读书,大家谈到如何找一个确切概念。偶然间,我想到了‘社区’这两个字,最后经大家援用,并慢慢流行开来。这就是‘社区’一词的由来”。《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该文件还明确指出了城市社区的范围,“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的辖区”。从80 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学术文献看,国内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理解趋于一致,社区具有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有一定界限的地域,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迁

社区管理就是“管理社区”,然而,由谁来管理?管理什么?管理性质如何?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对人们所赖以居住和生活的地域共同体的管理行为。然而,这只是一种现象性表述,尚不足以揭示社区管理的内在属性,也不足以说明社区管理的构成要素。有人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动员和依靠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有人认为,社区管理是指以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全面提高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为宗旨,围绕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目标对社区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展开的各项管理工作。综上几种定义,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 13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社区管理体制背后透视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国城市基层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反映着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元管理体制转向政府—公民社会—多元社区治理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逐渐改革成为政府与社区相协作的双向管理模式。不同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物品由不同的组织承担和处理,体现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良性互动,社区自治真正让社区居委会还原为法定的自治属性,给公民社会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人们常常以对立的眼光来看待两者关系,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强国家—弱社会”或“弱国家—强社会”的理论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冲突、矛盾。一方强大就意味着另一方弱小,一方的增长便会带来另一方的削弱。但若以统一的立场来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就会发现国家与社会具有互为因果、相互平等、相互协作、相互制衡、互利互惠的一致性。当把国家与社会关系放到政治现代化历史中考察时,就会发现,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型塑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三)社区管理创新的依据

社区管理体制也体现治理变革。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森瑙在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21世纪的治理》等文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与统治不同,治理指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治理强调以多元的调和为基础。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分权,权威分散于政府与非政府的各个领域,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各个层级之间的相对独立和自 14

主。总而言之,现代政府正日益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统治。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而治理的目标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统治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是在国家界限之内。治理通过由公民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私营经济部门等多元治理主体间建立合作、协商、伙伴关系来共同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更有效率的管理。我国的“社区热”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开始了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验,特别是1999年民政部启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试点工作以后,社区建设的管理模式可谓是异彩纷呈。其中,上海、沈阳、武汉、宁波等城市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给了我很多启示。实际上,我国城市的社区建设是在初始条件的限制下渐进地展开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来套用。通过不断地与社区建设专家交流,以及深入社区与社区干部、群众座谈,逐步理清了改革创新的思路,同时,我也认识到,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既要找准方向,又要立足实际,要紧紧遵循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这也是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

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对策

社区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有利于服务居民,有利于推进社区民主自治,有利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的基础上,按照关系顺、权责明,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原则,建立一个共同把社区管理好、建设好的统一管理体系。

(一)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来以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区管理体制,已明显不适应社区工作开展的需要,特别是职能不清、角色错位的问题成为制约社 15

区发展的一大瓶颈,创建一种新的社区管理模式,成为理顺社区组织关系的重要突破口。

1、完善社区内部组织结构。改革过去由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构成的“二元化”管理模式,在每个社区成立建立健全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部门“四位一体”的新型社区管理服务模式,构建四家组织共同合作的联席议事平台,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服务于广大业主。社区党支部要充分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共同商讨社区内部事务,处理各种矛盾,积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社区居委会要充分体现“执政为民”的思想,从医疗保障、计生服务、社区警务等方面服务于广大人民;物业管理要为业主提供便捷、舒适的服务;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和自治机构,要监督和支持物业公司的工作,体现业主自治的思想。建立这种“四位一体”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能有效改善过去社区行政性工作过于繁多,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被事务性工作困扰,领导和自治职能难以发挥的问题,从而有效缓解了社区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与工作力量不足的矛盾,为社区组织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提供保障。

2、优化社区工作运行机制。首先,在纵向管理上,要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市、区级社区建设领导机构,制定本地区的社区建设中、长期规划并指导实施。街居组织逐步退出自办经济项目,转向创造优良社区经济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丰富社区税源,在此基础上,实行税收增量比例返还和“费随事转”、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办法,来解决社区组织的经费来源,并形成一种良性的基层财力机制。其次,在横向管理上,要明确、细化社区各组织的工作职责,找准它们之间协调工作的基本规律,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程序。同时,建立社区管理组织与驻地单位紧密联系、共驻共建的责任机制,有效整合社区内部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为社区工作的开展增添动力。

3、理顺社区行政隶属体制。首先,要明确三个关系,即:明确政府部门与社区的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明确街道办事处对社区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的关系;明确社区各组织与驻地单位、物业管理单位之间指导与监督的关系。其次,要界定三方面职能,即:界定政府部门、街道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社区自治的职能以及部门主办需要社区协助的职能。同时,要合理进行分权和放权,将行政管理事务与社会管理事务区分开来,建立起条块机构之间的协调组织,在社区这一层面上形成条包块管、以块为主的完整统一的综合体制。此外,在市、区、街应根据根据新的社区管理权限及其目标,逐步健全各项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如社区管理协调制度(条与块之间协调)、社区管理决策制度、社区管理咨询与协商制度、社区管理岗位责任制度、社区管理考核、监督制度等。

(二)转变党建工作方式,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然而,原有的党建工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制约了其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因此,创新党建工作模式,优化社区党组织资源配置,成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1、推行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方式。本着便于联系、便于组织、便于开展工作的原则,把社区划分为三种类型网格:一种是地缘型,以主要街巷、道路为界,划分出若干网格;一种是单元型,一个封闭的居民区或若干座居民楼形成一个网格;一种是单位型,一个市场、一个单位或几个相邻的单位形成一个网格。凡社区自管党员人数超过50名的,原社区党支部一律改为社区党总支,其辖区内划分的网格均建立党支部;自管党员人数不足50名的社区,保留原社区党支部不变,以社区网格为单位设立若干党小组,使每一个社区网格都形成有领导机构、党员队伍、工作制度的社区党建工作基点。变条块分割、以条为主的党建工作模式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工作模式,把党建工作 17 的触角向驻区单位、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拓展,做到凡是与社区单位、企业相关,以社区为载体开展的工作都纳入社区范围,形成小职权担大任、小舞台唱大戏的工作新格局。

2、改进社区党员教育管理方式。首先,在管理范围上,要做到三个延伸,即向生活在社区的在职党员延伸;向辖区内流动党员延伸;向辖区内“两新”组织党员延伸。其次,在党员管理方式上,要变无差别管理为分类管理。针对社区不同类型党员的特点需求,把社区党员划分为流动党员、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下岗职工党员及“两新”组织党员等等,根据不同类型党员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管理方式。再次,在党员教育管理手段上,要变传统教育手段为现代化教育手段。充分利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远程通讯技术等丰富多样的现代化手段开展教育活动,实现各级党组织与党员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增强教育效果。同时,开发“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电子档案,实现区、街、社区三级党组织之间党员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党员管理效率。

3、完善社区党建共建机制。区委牵头,成立社区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由热心社区建设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组成,负责全面指导、协调全区的社区党建工作,推动群团组织工作社区化,集合会员单位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街道党工委牵头,成立街道社区党建共建议事会,成员由辖区单位推荐,民主协商产生,组织发动社区单位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文明单位、文化共建、双拥共建等活动,丰富社区文化,提高社区文明水平。社区党组织牵头,社区党员代表组成社区党建联席会,引导和组织本社区的党员参与社区各项活动,更好地为社区建设服务。通过区、街道、社区三级共建机构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的工作职责,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等形式,围绕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务共商共议,齐抓共管。

(三)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加快社区民主建设进程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种开放式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因此,无论是体制变革的本身,还是选举制度的突破,都应朝着社区民主自治的方向大步迈进。

1、明确社区定位,合理划分社区。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区域界限不明显,社区资源馈乏,居民的依附性也较差,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是政权组织,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无法体现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社区的定位应当确定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在明确这种定位的基础上,依据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的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感,按照有利于社区管理、自治、资源利用,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的原则来组建新社区。原则上每个社区管辖3000户左右,同时,要适应城市社区建设需要,不断加大“城中村”、“城边村”的改制步伐,为加速城市化进程奠定基础。

2、推行社区直选,扩大基层民主。要建立健全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制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通过推选产生社区成员代表、社区选委会、进行选民登记、推荐候选人、召开投票选举大会等五个环节,动员社区居民参与选举,让更多的居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直接选举出自己满意的社区居委会成员。直接选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户代表的方式进行投票选举,另一种是有选举权的全体选民进行投票选举。选举工作中,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对换届选举骨干人员进行分级、分段培训。通过直接选举,真正把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能力,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人选入社区居委会的班子。

3、健全民主制度,推进社区自治。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的参与,是社区民主自治根本所在。要完善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以及居委会工作评议、居务公开等制度,通过社区论坛、社区对话、民情恳谈会等活动载体,引导社区成员、社区居民为社区建设 19

发展建言献策,充分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同时,进一步畅通民主渠道,探索建立由社区居民、驻区单位、民间组织、群众团队和社区党政组织代表共同参与的社区成员代表会议制度,探索建立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监督、评议。

(四)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人民群众,因此,只有健全社区服务体系,探索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新路子,不断满足社区群众的需要,才能体现改革创新的成效。

1、健全社区服务网络。根据不同层次居民的消费需要,在区、街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居委会成立社区服务站,将服务职能从街、居其他机构中剥离出来,统一整合到社区服务中心、站点,形成以区级社区服务中心为龙头,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为主体,社区服务站点为基础,社区志愿者组织为补充、驻区单位全面参与,条块结合、全面覆盖的社区服务网络。社区服务中心、站点要不断配套完善各类服务设施,按照服务职能类别的划分,设岗定责,规范运作。社区服务职能可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综合服务类,主要包括社区卫生、文化、教育、治安、计划生育、消防安全、司法调解等工作;第二类是劳动保障类,主要包括退休、失业人员的工资发放和社会化管理工作;第三类是家政服务类,包括居家养老、家政服务项目的拓展运作和经营;第四类是物业管理类,包括社区内单位、楼宇及居住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第五类是生活保障类,包括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审核、救助工作。此外,区社区服务中心统一成立综合服务公司,负责社区服务项目的市场化、企业化运作,从而形成规范有序的“三级联动、六位一体”服务体系。

2、规范社区服务协调机制。要想方设法争取驻地单位的支持,充分利用社区内各类设施和资源,建立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实现社区各种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合理配 20

置,促进社区内所有居民群众共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是整合物质资源。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为原则,积极寻找与驻地单位的利益结合点,协调组织驻地单位的资金投向社区,并将各类硬件设施向社区群众开放。二是整合人才资源。以党、团员为主体,积极争取社区内有专长特长的人才参与,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各种便民利民服务。三是整合组织资源。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小区管委会等社区内各种组织、社团的指导,使其按照有关章程,自主管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从而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降低社区管理运作成本。

3、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继续深化现有社区服务领域,按照“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强“夕阳红工程”、“民情流水线”、“四点半工程”、“民生在线”、“真情1+1服务站”等便民、惠民服务,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家政和物业管理等系列服务,不断完善服务网络,深化服务内涵,构建便民利民的服务平台。要把为居民服务作为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根据群众不同层次需求,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五个重点,体现五种功能:以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面向困难群众社会救助、福利服务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救助保障功能;以帮助居民群众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难题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便民利民功能;以满足群众人文精神需求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休闲娱乐功能: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减震疏导功能;以满足高收入家庭多样化、个性化服务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市场导向功能。走社区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子,以服务养服务,以服务促服务,形成网络化、市场化、规模化服务体系,从而使社区服务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粗放型向集约型、政府投入输血型向自我良性发展造血型转变。

(五)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为社区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建设一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社区干部队伍,是推进社区工作深入开展的重 21

要保证。为此,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必须把加强和改进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最关键的环节来抓。

1、转变选人用人方式。一是上级选派。把社区作为青年干部培养锻炼的基地,每年选派一批优秀年轻机关干部到社区进行挂职锻炼,主要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助理等职,充分发挥青年干部思想新、活力强的优势,来促进社区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民主选举。主要通过社区党员大会选举和社区居民直选的方式,选举产生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班子。要注意拓宽民主选举的范围,符合条件的驻地单位负责人、长期工作生活在社区的人员都可以作为参选和被选举对象,最大限度地整合社区人才资源。三是公开招聘。对于社区服务站等政府花钱买服务的社区工作机构,要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参照公务员选拔办法,通过笔试、面试等规定程序,择优选拔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社区工作人员,有效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

2、切实抓好教育培训。一是建立社区干部定期培训制度。区、街要定期对社区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在培训内容上注重系统性、针对性和时代性,应重点学习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利用活动载体,加强对社区干部的经常性教育。要经常组织社区干部到那些社区工作搞得好的城市参观学习,开阔视野,利用外地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社区工作。三是有重点地调训干部。组织、民政部门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年轻社区干部进行调训,确保他们受到高层次培训,尽快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时,要加大社区后备干部的培养力度,建立社区后备干部专向档案库,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确保社区干部新老交替。

3、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一是建立目标管理机制。针对社区干部存在的职责不明、责任感不强的问题,制定社区各组织成员工作职责,街道与每一名社区干部签定任期目标责任书,定岗定责定目标,增强社区干部责任感。二是建立双向考评制度。年末,社 22

区干部就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向社区党员代表、居民代表作述职报告,党员和居民代表对其进行民主测评。街道把民主测评结果作为社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评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档次,对不称职者实行半年到一年的诫勉,对诫勉期满后考核仍不称职的按有关规定进行辞退。三是建立激励机制。要提高社区干部的生活待遇,将社区干部待遇与工作任务挂钩,增加对社区干部的补助,实行社区干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此外,要努力提高社区干部政治待遇,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增加社区干部参政、议政的机会,如增加社区干部参加党代会、人代会的名额,增强他们的自豪感。

参考文献:

1、《沈阳干部学刊》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2007年06期;作者:李力;

2、《山西师大学报》试析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2007年03期;作者:杨稣,贾明德;

3、《经济师》对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8年02期;作者:谢守红,彭琳;

4、《求实》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探析 2006年03期;作者:蔡小慎,潘加军;

第四篇: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

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

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街、居体制建立的初衷也秉承了这一思路。1953年6月8日

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权力很小,功能有限。除了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传达各类城市管理信息,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街居自身处于边缘性地位外,区政府各类职能部门还在街道设立了相应的对口单位实行所谓的“条条”管理,于是“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4]”尽管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街居组织的职能有所扩张,机构也不断膨胀,功能的虚拟性有所改观[5](p29-34),但其边缘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副食品经营网点、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等,也都是以为“单位”外居民提供服务为主,并不侵入传统的“单位”内居民原有的利益圈。二是“单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服务职能,起到了“把市民组织起来”的作用,压缩了社会权力的存在空间。在“低工资、高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为居民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服务。源于军事供给制的“单位”制度承担的不仅是经济职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后勤服务等职能,这种复合功能特征使它具备了超强的动员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把街居组织的城市管理职能压缩在数量极少的无单位居民范围内。三是造成居民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域分离。对单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来说,“单位”就是其福利共同体,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负责为其分配工资、福利及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大到就业、升迁,小到结婚、吵架,“有事找单位”,与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没有太多关系。街居组织由于无法介入居民生活,不可能有效实施社会管理①。四是强化了居民的身份特征。在“单位”与街居组织的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有单位的可以根据单位性质享受相应的政治、福利和社会待遇,没有单位的则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由于个人在单位中的不同序列及单位在整个单位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使得具有不同单位身份的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感受。单位的封闭性特征则使单位外人员很难有机会流入单位内,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成员流动也大都借助“关系”等非正式资源。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从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作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1991年5月31日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逐步深入,城市基层基础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述,附着在“单位”身上的政治、社会、教育、保障等功能迅速剥离,单位组织的整合作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自此,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从近些年来各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转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弱化单位的复合功能。主要是指国有经营性单位和国家财政供养单位继续分离办社会的职能,逐步与所办的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性机构脱钩,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把单位的后勤保障逐步推向社会,实行市场化管理。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强化街居职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区政府的授权,街道办事处享有或者扩张了综合协调权、执法权、处置权、监督检查权等,从而能够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街区建设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武汉市江汉区按照费随事转、财随责走,责、权、利相配套的原则,把职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使社区居委会有职、有权、有钱。三是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是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对原来的居委会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等原则进行重组,以适应功能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增加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后的社区居委会规模一般在1000户至3000户之间。原来从属于各单位的家委会也一并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四是加大居民社区参与力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目前的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除了三年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外,日常议事和决策的参与制度也有所完善。北京、上海等地都开展了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的试点工作,并准备大面积推广。沈阳、武汉等地在社区内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内的重要事项。居民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中来。

向街居社区主导型体制转型反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新理念,对于当代城市基层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体制关注的不是基于行政区域划分后的控制,而是对人的关怀,强调的是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管理目的来说,由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变。单位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固化了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源在单位内部的相对公平的分配。通过政府-单位-资源分配-职工实现城市管理的目标。社区体制则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不关注居民流动或其工作单位的变更。实现城市管理的链条是政府-社区-居民。从管理形式来说,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统治向强调居民参与的治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社区体制则强调透明、回应与参与,要求社区事务的处理、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从而拓宽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方式。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导向下放权力是街居社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北京等地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下放部分管理权,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的权限[8],街道也同样向社区居委会下放权力。政府权力的回缩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了更多的权力空间,不仅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等法定性社区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促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法制宣传队、秧歌队等非法定社区组织的发展。街居社区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不总是为了“管”居民,居民也不再“躲”社区。社区成了居民实现利益诉求的必备通道,居民愿意为社区发展出策献力。当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生活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法定性或非法定性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事务的处理“说三道四”,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受单位的束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打下了基础。

推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性工作是开展社区建设。尽管目前全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位体制在城市基层管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态势。许多城市开展的社区建设尚处于示范和总结阶段。总体上说,目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经济收入及福利分配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仍然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5](p19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体制正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街居社区体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正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

社区主导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张合作、参与、效率、共享,符合当代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9](p326)”这一体制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区事务交由社区自己管理,强调居民与政府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善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10]。对照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六个基本要素[11],可以发现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一,行政化倾向诱发了社区管理机构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是指被社区居民内心所体认并服从的权威和秩序,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指令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并没有被居民体认为“自己的组织”。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多数由户代表象征性选举产生,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地方,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功能上与过去的居委会没有实质性差别,主要工作仍然是承办“上级”部署的任务,工作人员的薪酬亦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在社区管理机构看来,政府是老板,社区居民是管理对象。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第二,居民参与不充分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现断裂。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环境依托,只有居民知道社区真正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机构如果不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所以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必须容纳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建立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协调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参与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缺乏足够的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居民来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赶快组织居民。即便是在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第三,法律滞后模糊了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界线。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法律没有清楚地划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权利界线,就容易引发争议,造成管理的低效率。如果法律的规定得不到遵守,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于1990年颁布实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两部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产生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已经突破了法律所调控的范围。关于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街道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居委会“改造”为自己的“派出机关”,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效、协调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形成。

第四,职能转变不到位妨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如果居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参与社区的选举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就不可能热心于社区事务,所谓的善治也就丧失了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功能模糊不清。有些方面越位,包揽了过多的应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有些方面又缺位,对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工作团体的培育、指导不力,对介入社区发展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性投入”不足[12]。另外,还存在着职权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按照重心下移、费随事转的原则开展了简政放权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条条上的实权部门并不情愿将权力下放给街道,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基层管理新格局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对等,街道的管理尽管门类齐全,但效率并不高。街道对社区权力的制度性侵蚀,又削弱了居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阻碍了社区自治的正常发展。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构筑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各地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社区立法进程。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物业管理条例》、《社区服务办法》等一系列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应吸收近些年来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使之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

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重点是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认真转变职能,进一步理清与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约束街道的“创收”冲动,使其专致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摈除街道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以街居社区整合城市居民的关键在于居民利益社区化。当社区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居民的生活重心自然就会转向社区。因此应当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从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社区建设本身就是居民利益社区化的重要表征,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显不足。由于“单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许多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四是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平台。参与冲动的强弱受制于社区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不同,居民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必须努力构建适宜的参与平台,使居民的参与冲动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构建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秧歌队等非法性平台为辅。

五是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社区自治应走制度化之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要依法选举社区自治组织,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要规范居民日常议事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议事规则;再次要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六是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基层社区的需求也逐步向多元化迈进。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尽快造就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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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生课程论文

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和市场经济深层次变革,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可能引发各种危机的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危机的危害程度大大提高。如何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我国城市政府应当尽快建立一体化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汲取国内外应急管理建设的经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强化全社会协作能力,使城市更好地防御危机。关键词:城市应急管理;问题;对策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对影响城市各项功能正常发挥、危害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各种破坏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因素起到预警、制约以至根除的作用,其作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并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成为现代城市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应急管理的对象一般被统称为突发性公共事件,指的是公民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遭受到重大的威胁和破坏,或者出现非常可怕的紧急事态。其范围涵盖大规模的自然危机、重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由于它们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因而也被称为公共危机。当前,中国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还处于由单一灾种、单一防范的防灾模式向综合管理的防灾模式转变的时期,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综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年初南方诸省冻雨雪灾的出现及2008年5月12日以四川汶川为震中的7.8级大地震更是暴露了中国现行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弊端。

一、中国城市建立新型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1.建立有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各类危机损失几乎占到全球损失的25%,其中有近4/5的危机损失发生在城市及社区中。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2.中国城市存在大量的突发事件的风险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生课程论文

中国的城市当前具有数量巨大的地下管线和高楼,一旦发生危机,将会出现巨大的损失。此外,各个城市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公共设施事故及火灾等环境灾害和人为事故也越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综合的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以便有效预防和抵御突发事件。

3.突发事件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

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对城市应急管理的要求。突发事件是城市安全受威胁的主要因素,它们既可能独立生成威胁城市安全的危机事件,也可以通过共同、交互作用,对城市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危机事件往往不是独立的,初级事故和事件可以诱发次级危机。像上海、北京等现代超大城市,构成其生命线系统的路网、水网、管线网错综交织,一旦发生事故,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建立成熟的、完善的、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有助于及时发现与确定公共危机事件,实施全局预警并采取措施,唯有如此,方能把城市的整体损失压制到最低点。

二、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1.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危机处理而不是危机管理概念之上的

危机处理主要侧重于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的应对,是一种传统的抗灾救灾观念。其过程更多地放在从危机发生到结果的处理上,其体制特征是消极被动的反应。一场典型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程序是:媒体曝光——领导人视察与批示、慰问受灾者、许诺不惜一切代价就任——对伤亡者进行抚恤、处理责任人——要求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种思维方式侧重于结果的处理,政府部门好像是消防队,那里着火那里救援。实践表明,此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体系在避免重蹈覆辙的努力方面常常是事倍功半的甚至是无效益的。煤矿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就是最好的注脚。危机管理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积极主动地、有目的地采取的对危机施加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具有计划性和持续性的动态管理过程。它试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时空范围内将危机所导致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乃至消灭危机于萌芽之中。侧重于预防是此种体制的重要特征,追根溯源、标本兼治、以本为主是其追求的明确目标。

2.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分散而不是综合的管理基础之上的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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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危机的管理是分在灾种、按部门进行的,这种体系设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各种危机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因此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国外各国普遍的做法。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怎样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减灾抗灾工作,特别是当一种危机引发其他危机发生时,此种条条式的管理体系及暴露出其不足。譬如地震危机就是一种典型的综合性危机,同时还牵连到消防、环境、公安及卫生等部门。所以,地震危机的防治无论是事前,还是事中、事后,都需要统筹兼顾,予以全盘考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管理的一个主要经验就是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同时兼顾。基于危机管理属于一种非常态的管理,各国的危机管理体系趋向于集中统一。设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性综合防灾减灾部门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三个问题:其一,难以对危机作系统的研究和计划。中国城市的危机统计信息非常分散,在统计年鉴中只有交通事故和火灾统计信息,其他危机信息则没有。其二,防灾减灾资源分散,难以做到有效的整合。其三,协调成本大,有可能导致反应滞后。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公共危机的应对方面一直缺乏整体的考量,缺乏从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对危机作综合的考虑,较多地是从部门与技术角度出发来应对各种危机。这种危机意识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多是行政官员、工程学专家、技术专家、自然科学家参与各种危机的应对,而行政学家、法学家与社会学家很少能够参与危机的应对,达不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效果,反而容易陷入偏听则暗的窠臼。中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亟需理念的更新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必须肯定危机管理中的非技术因素、非工程因素与技术因素、工程因素具有一样的重要性,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更重要。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对危机的承受力是通过基本政策的决策而获得的,而不是一个技术性操作问题,具体操作不具备这种功效„„所有的防洪减灾研究应当遵循社会学和行政学项目优先的原则,重点研究和评估以往的政策和措施,以完善和指导今后的政策行为。只有具备了这种正确的认知,才能够克服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的缺陷,进而确立起新型的现代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3.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动员行政而不是法治行政基础之上的

这里所说的动员行政是指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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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办公室,通过行政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全社会齐动员,相信人多力量大,搞人海战术。虽然这种体系从表面上看有收效快和效率高的特点,但是从成本——效益角度来分析,最后会发觉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高昂的。其原因有三:其一,这种动员体系常常是以打乱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为前提的。其二,这种动员体系的许多做法缺乏法律凭据,依法行政在公共危机时期成为一句空话,违法行政倒成为普遍的做法。在中国愈来愈重视依法行政的今天,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现行的动员体系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三,临时指挥或领导机构的临时性不仅与依法行政原则相抵牾,而且难以使防灾减灾工作具备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4.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于政府独揽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政府部门是唯一的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危机处理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其供应方只有政府,广大的社会民众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相当多的人士往往认为,应对与处理危机只是政府的义务,这样危机一发生,一切就依靠政府。更为关键的是,原来体系下的诸多努力也主要是从政府角度着眼。政府努力到何种程度,危机就处理到何种程度。以这种社会心理为基础建立起的危机应对机系常常导致政府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而普通民众的防灾救灾意识往往相当薄弱,更谈不上积极的、主动的、有效的防灾救灾减灾的行动了。

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妨碍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只依靠政府本身就是对政府不现实的预期假定。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政府能力的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就愈发显著。有鉴于此,在国外的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相当活跃。譬如,在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中,非营利组织快速、有效和灵活机动的救援行动与政府动作迟缓的救援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日本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不仅组织自愿者,实际参与到防灾减灾中来,而且就危机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向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并向社会民众提供基本的危机信息和自救互救意识。社区、学校、工商企业都被要求制定相应的应对危机的预案。家庭与个人也要对各种危机有所准备。所以,政府的危机管理是以科学化与民主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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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基的。与此相比,中国的城市危机管理还比较滞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很少,质量又不高,其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有专家顾问团的存在,但是中国的政府咨询制度还很不完善,对涉及危机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被应用于城市公共危机应对上来。

三、完善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对策

1.强化危机管理意识

全社会要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在我国,人们的危机管理意识薄弱,加强危机管理意识,进行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势在必行。而进行此方面知识的普及就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特点,开展全网式的危机管理教育学习。在我国城市中,社区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单位,我们应充分利用社区来宣传危机管理的相关知识,真正从基础做起,加强居民的危机管理意识。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要把危机管理真正的落到实处。这样,更有利于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

2.建立危机管理的核心机构,尤其是建立常设性机构

危机管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能力,需要能够适时的预警危机并在危机环境下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因此,政府需要建立专门的由各个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合作的危机管理核心机构,赋予其专门的权力并提供充足的资源。在政府组织的各个层级形成包括政府各个部门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协调联动系统,由此来收集社会预警信息,判断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在危机来临时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在危机管理中的活动以共同应对危机。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在1979年就成立了联邦突发事件管理局,它的职责是运用各种减缓、预防和恢复等手段管理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危机,在危机爆发时,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终止法律、中断交通、甚至在必要时逮捕和拘留公民。它使国家处在“有准备的状态”下,能够在全局的高度对危机进行处理。

3.建立危机管理信息咨询和预警机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搞好网络信息建设。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和汇总各方面的信息,利用专业人员对各种危机情况进行分析,综合研究可能发生的各种重大危机,并针对具体情况,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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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和处理程序;对危机处理的过程进行各方面的监督;评估和总结危机造成的影响和处理危机中的经验等。这样在面对危机时,公众就可以及时了解各方面的防范措施,及时进行自救,政府也可以及时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危机的扩大。例如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主要危机管理部门是联邦应急管理署,属国防部管辖,负责全国性的危机管理事务。该署设有全国危机应急管理学院,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并承担全国危机计划的制订。同时,要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法律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对各自的重大危险源进行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地方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分级管理。因此各级政府要建立一个准确、及时、完整的信息体系,构筑一个完整的应急通讯、信息传输网络,以便于及时指挥调度、上下沟通,缩小决策与执行间的时间差异,确保重要决策在第一线迅速得到贯彻落实。

4.加大社会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有利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抗击危机的良好氛围。“非典”让我们认识到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初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4月20日之后,政府增加了关于 “非典”危机程度、危机处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这不仅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消除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还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和国际形象。因此,政府要善于运用合理的方式来公布和澄清重大问题,加大社会透明度。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因此,人民群众有权了解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第一时间向人民公告,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已经发生的有关国家大事、地区大事,以及正在采取措施和要做的重大事情。及时和人民进行沟通,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增加人们群众对突发事件的了解,有助于人民群众及时从危机事件的冲击中恢复到正常状态,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同时也有利于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减小危机事件的危害性。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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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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