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启示

第一篇：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启示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及对 统筹城乡发展的启示 ——“成都模式”研究

摘要：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二元的性质，即现代城市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并存，并由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理论，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而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以成都为样本，对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 城乡一体化 成都模式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回顾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使用古典经济学理论，简明清晰地勾勒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经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因而成为工业化理论的经典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技术可以分成使用资本的技术(由现代工业部门采用)和不使用资本的技术(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部门采用)。

第二，刘易斯把农业部门看成发展中国家传统生产部门的代表。因为传统非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很低，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十分丰富，随时可能流入城市。这就决定了城市中现代工业的工资水平只能保持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取决于城乡生活费用的差距、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理论成本和用以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额外净收入。

第四，从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看，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传统部门。由于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甚至等于零，所以在一定的工资率下，传统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弹性的。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验

从2003 年开始，成都立足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实际，启动了全面深入的统筹城乡“自费改革”，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矛盾和“三农”问

题顽症，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推进城乡全面现代化。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是一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试验，其核心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和发展机会。

2007年6月7日，国家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成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2009年底，成都市委对城乡一体化实践全面提升和深化，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将农田保护、生态环保、现代高端产业、城市先进功能有机融合，以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布局，走出一条科学建设世界级特大城市的新路。

成都市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在发展中的一些做法对其它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2.1 坚持“三个集中”基本原则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既是工业强县又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的双流，为了解决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公共配套欠缺、农地零碎低效生产等问题，探索创造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成都市委、市政府总结推广双流经验，将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确定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原则、根本方法。

按照“一区一主业”的定位和工业集群发展规律，成都市优化工业布局，将全市分散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打造电子信息、软件、汽车、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11个现代产业集群，积极发展新能源、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成都市规划了由1个特大中心城市、14 个中等城市、30 个小城市、156个小城镇和数千个农村新型社区构成的城乡体系，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同时，以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成都市稳步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营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大力发展优质粮油、生猪、茶叶、花卉、蔬菜、水果等十大特色优势产业。土地规模经营总面积195.6 万亩，占农村流转土地总面积的68.5%。农业增加值由2002年的125.5亿元增至2010 年的275亿元，翻了一倍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29元，比2002 年增长111.1%。

实践证明，成都的“三个集中”不仅适应人多地少的客观市情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迫切要求，避免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弊端，而且符合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联系的规律，有效推进了“三化”联动，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通过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通过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比较研究显示，成都是全国唯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得到遏制并呈缩小趋势的特大城市。

2.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成都市通过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大刀阔斧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全方位构建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除了规划，成都市对只管城不管乡、重城轻乡或城乡分治的市政公用、交通、财政、农业、水利等30多个部门进行归并调整，实行城乡统筹的“大部制”。先后三次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逐步建立起了城乡一元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培训、就业援助等体制，促进城乡充分就业。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3.1%，基本实现了无零就业家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增就业15万人。基本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的投入，促进城乡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

2009年1月出台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现了城乡完全打通和市级统筹，基本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通过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成都市有效推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城乡劳动者实现平等就业。农村410所中小学、223个乡镇卫生院、2396个村卫生站全部进行了标准化建设，推动城乡教师、医生互动交流，优质教育、卫生资源向农村倾斜。教师实行“县管校用”，从“同县同酬”逐步向“同城同酬”过渡。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正在成为中国公民权利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现实样本，通过“六个一体化”，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超越了社会公平的范畴。

2.3 土地流转是撬动农村经济的关键

成都市城乡统筹工作在2008年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通过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工作，落实了农民对土地和房屋的财产权，对农村集体土地发放所有权和使用权证，对农村房屋发放房屋所有权证。截至2009年3月，全市共有238个乡镇、1945个村（社区）启动了农村确权工作，涉及农户140.95万户。

在产权确认清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产权流转、耕地保护等改革。成都制定了《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促进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未利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形式的市场流转。通过农民宅基地的集中，将节约出来的宅基地通过“指标增减挂钩”的形式，招商引资，用于重建农民住房、配套设施与就业增收。此外，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在各区（市）县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分所，在乡镇设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为农地产权流转提供了正规渠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截至2009年3月，成都市在确权颁证后实现农村产权流转3.89万宗，交易额17.6亿元。

同时，为了保护耕地，以及避免土地使用权流转后出现耕地非农化的现象，由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并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提供养老保险补贴，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参 考 文 献刘美平.论中国特色城乡协同发展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71-74.2 成谢军.农民还是市民——农民就业问题的二元结构分析[J].三农问题研究,2010.66-67.刘凌，李新文.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示[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5.855-859.梁桂全.科学推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换[J].广东社会科学,2006,(4)5 刘兴萍.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实践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7.6 梁小琴.城乡统筹的改革样本[J].决策导刊,2010,(4)王开泳，陈田等.半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研究[J].地理科学,2008,(4)戴宾.优化城乡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协调[N].成都日报,2007,(7)韩俊.中国：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J].中国经济时报,2004,(3)10 张金明.关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再思考[J].四川改革,2009,(3)11 赵海林.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J].宝鸡社会科学,2007,(2)周作翰,张英洪.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3)

第二篇：对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

对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

农村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谁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谁就解决了中国从根本上全民富裕的问题。作为一个农民，土地是他的命根子，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土地收入是每一个农民最关心的话题，如何提高农村农民收入也是我们本次采访调查的真实目的。

在此，我们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

1、引进知识分子。

从调查结果看，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而大部分农民所受的文化程度很低，仅仅满足于家中的十几亩地最多只能养家糊口。这时就需要提高土地的产量，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可以派遣一些农艺师涌入农村，给农民宣传农作物的科学栽培知识，帮助农民更好的利用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的作物。

2、城乡一体的社会福利。

我国社会、科技日益发达，工业化、自动化日新月益，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少，城市的繁华也开始吸引着农民的眼球，城市的福利政策也优于农村很多，紧接着便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如果国家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福利政策，使农民安心的呆在农村，才能使农村得到更好的发展。

3、计划生育政策不可动摇。

我国将近14亿人口，而农村人口就占2/3，庞大的人口数是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应大力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农民

素质，让农民真正意识到多生的危害，慢慢减少农村人口。

第三篇：二元经济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启示——基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二元经济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启示——基于刘易斯模型和托

达罗模型

孙淮中

【内容提要】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新世纪我国一项艰巨的任务，现代化和工业化要求剩余劳动力必须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去，本文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综合借鉴发展经济学两个模型——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选择城乡同时吸纳的模式。

【关 键 词】刘易斯模型 托达罗模型 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的国家，据统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5亿之多，如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来说是一项棘手而又迫切的任务，否则，二元经济结构将无法改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将只是一句空话。本文拟从发展经济学两个模型——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入手，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就如何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依然很严峻。据劳动部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有4.82亿农村劳动力，2002年增加到4.98亿，而且2003-2005年我国每年将新增长劳动力1246万人。依据人口增长趋势预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总供给规模到 2010年才会停止扩大。据专家科学测算，在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下，我国农村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4.98亿农村劳动力中，有近3.5亿属于剩余劳动力。除了已进入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和大中城市打工的2.3亿人外，还有 1.2亿劳动力处于绝对失业状态，目前仍滞留在农村，这就意味着我国至少有1/3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农业劳动力大量积淀、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现实，这些依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较大的压力。

二、从刘易斯模型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二元经济模型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其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数，农业是落后的；工业部门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上无限度地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工业部门因雇佣低工资的劳动力而积累起来的利润可以不断转化为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其结果是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率也不断提高，整个经济获得发展。因此，刘易斯主张发展城市工业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刘易斯模型存在着理论中假设上的缺陷，如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是一种充分就业状态。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另外，他认为，农业部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只是为了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扼杀了农业的作用。但是，在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该模型仍具有值得借鉴的思想和政策含义。因为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而这种收入差距正是我国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和基本动力。而且从长期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任何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也确实对城市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6-2005年城乡收入差别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计算）

从表中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拉大的趋势，城乡收入比从1996年2.51提高到2005年的3.22。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确实过大，在这种状况下，无论城市中是否存在失业，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向城市都是合情合理的。

从刘易斯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第一，该模型通过“二元结构论”揭示了城市工业部门与乡村农业部门在结构上、经济上的差异。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性，城市工业部门生产规模大，生产和管理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同时，乡村农业部门还维持在单独劳作中，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为了改变现状，根据该模型，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加速城镇化进程应是当务之急。第二，该模型指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将两个部门有机的结合起来，既加速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又使农业部门摆脱了劳动力过剩的困境。因此，我国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对农村收入的增长，对抑制城乡之间、地区

收入差距，甚至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具有其他政策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一直通过户籍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人为地把城乡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实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然而，刘易斯模型仍在不自觉地发挥着作用，如果一些限制性政策能够被取消，刘易斯模型发挥的作用将更大。

综上所述，该模型应包括以下的政策含义。

1.消除传统的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度因素

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的制度因素，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既不改变其农村户籍，又不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也不纳入城市就业管理，严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城镇的合理流动。因此必须予以革除，代之以新的人口登记制度。同时，要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封闭的局面，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就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各级政府部门应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为农民工的流动提供信息、政策、法律服务，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较高，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多；农民从事非农收入的报酬也相应高。此外农民工技能低，收入少，为维持全家生活就要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夫妻进城的现象很普遍，孩子无人养护和教育，而孩子就是下一代农民工。这使得城市负担迅速加剧，农民工生活条件很差，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要加强普及农村九年制教育，增加农村教育经费，加快发展各类职业技术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职业技术职能，实现向非农部门的顺利转换。

3.加快城镇化步伐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最终要靠城镇化来实现，就我国而言，城镇化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升格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要稳步发展大中城市。在城镇化的政策取向上，应该鼓励大中城市吸收部分文化素质较高、职业技能较强的农民，而更多的农业人口的转移应以县城与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的小城镇为主要空间场所。在整体规划指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特别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机结合。

三、托达罗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借鉴

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托达罗从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出发，提出

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由于城市中失业的存在，农村劳动者在决定是否迁往城市工业部门工作时，就不能仅仅考虑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决定于城市的就业概率，即他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大，也就是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由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机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由此，托达罗认为仅仅依靠工业扩张，使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并不能根本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与刘易斯模型相比，托达罗模型是建立在假定存在城市失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其更接近我国的现实国情。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劳动力市场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的城镇职工下岗；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使得国内的就业压力受到了空前的压力。首先，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效率低下，为了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同时，我国又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规模深化阶段，传统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缺乏，导致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城镇失业率迅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单单依靠工业扩张，使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并不能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况且，托达罗模型还认为，对于每个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将会有2-3个农民迁入城市，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同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偏低，例如，全球城市化水平已接近5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42%，我国在20世纪末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0.9%，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另据相关资料所得，1960年、1980年、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分别为19.7%、19.4%、31.0%，由上可见，1960~1980年我国城市化20年没有进展，1980~2000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每两年才增长一个百分点。在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城市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考虑到刘易斯模型的种种制约因素，单纯依靠刘易斯模型来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不现实的，还得借助于托达罗模型，既不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全依赖城市，也不能仅仅依靠农村自身，而应选择城乡互动、同时吸纳的模式。

综上所述，该模型应包括以下的政策含义。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是托达罗模型的政策主张之一。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要加大农业的投入；注重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如蔬菜、花卉、水果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改善农民收入。支持农业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总之，要引导农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发展大商品农业、科技农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农业收入较大的增长。在农村建设方面，注重农村的综合建设问题，加大农村的道路、桥梁、邮电、水利、农田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发展农村卫生文教事业。同

时，加强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切实缩小城乡差距。

2.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收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而且成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缓解了人口流动带来的压力，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发展了农村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为此，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注重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为乡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提高乡镇企业的规模、效益和水平，进一步发挥乡镇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蓄水池”的作用。另外，应加快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推动交通通讯、金融保险、技术推广、信息服务等行业在农村的发展；依据不同条件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观光等产业。

结 语

综上所述，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尽管存在着一定的适用条件，但综合而言，刘易斯模型及托达罗模型在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个难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合理地来应用这些模型。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我国城乡收入存在着巨大差距的客观事实，认清城市化的要求和趋势，借鉴刘易斯模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我们应根据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遵循托达罗模型，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劳动力的就地安置，缩小城乡差距。也就是说，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应采取城乡互动、同时吸纳的方式。总之，如何引导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之能够顺利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作者：苏州大学商学院）

第四篇：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一点思考

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一点思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3年06期,第47～50页

贾海基，黄余送，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10个乡镇913户农村居民抽样调查的资料，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原因。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经济越是发达，收入差距也越大。地域因素和不同收入来源都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统计分析表明，是否党员和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户收入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则对农户收入具有正面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0年，农业占GDP比重为30.1％，到2000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15.9％，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农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而这种下降又反过来诱使农业增长速度下滑，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一直低于5％(只有1996年增长达到5.1％)，(注:《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页。)为同期工业增长率的1/3—1/4，工业化是否意味着我国可以放弃农业集中精力发展第二、三产业？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远非一个稳字能够总结，“三农”问题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原因是近十年来，虽然中国国力不断跃上新的台阶，但农民却未能同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探析

农村问题目前在国内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不仅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更重要的是按目前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如何正视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努力缓解目前城乡差别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为广大学者和政府机构所关注。我国农村日益突出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价格偏低，农村资金短缺。建国后，国家为加强工业积累，利用价格剪刀差汲取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剪刀差”这概念最早出现于苏联建国时期。1921年，苏联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部分农业剩余在工农产品交换中流向了工业部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农业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程度不同，恢复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政府控制的工农产品的比价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比扩大了许多，1950年工农产品的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辩法》，《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

如下图所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产品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市场均衡农产品价格和产量分别为P[e]和Q[e]，然而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农产品出售价格只能达到P[，1]，从而使农民生产者剩余比市场决定价格时减少了S[，CEP[e] PI]，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控制职工工资收入，使需求曲线左移至D[，1]，交供给曲线于E[，1]点，通过控制职工收入和农产品价格，政府获得了阴影所示的社会剩余，同时政府与垄断政策造成了S[，Δ]CE[，1]F的福利损失，并造成QQ[，1]农产品供给短缺。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依靠剪刀差政策共获得资金7000亿元(也有学者认为只有2000～3000亿元)，(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辩法》，《新华文摘》2002年

第4期。)相当于当时地全国固定资产总和，政府的价格政策调走了许多本应属于农民所得，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抽走了本来造血功能就不良的农民资金，这是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一个历史原因。

2.缺少有效的途径增收，农民收入波动。农业的特殊之处是其产量的波动性，风调雨顺则农业产量上升但农产品价格下降，灾年时农产品价格虽然上升但产量降低，因此无论年成丰欠，农民收入增长都很有限。改革开放后的1979～1984年，我国实行联产承包之初，各种农产品和农民收入一度快速上升；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又有变化，一方面农产品供应短缺开始缓解，另一方面产量经过几年迅速上升后，农业产出增长出现停滞，这时农村收入增长开始下降；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由于通货膨胀，农民名义收入再次上升；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许多农产品都已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迅速下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再依靠行政手段提高市场价格很困难，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迅速下降。而同期城镇居民在国家政策干预下，收入逐年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是我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一个现实(或客观)原因。如下图所示，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时，农民收入增长迅速，反过来，则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纯收入绝对额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农村经济年鉴整理制作

3.入世的大环境更进一步使农村问题突出。按照中国入世时的承诺，国外农产品正在大量涌入，使得本来就无利可图的农产品的价格进一步降低。和中国相比，许多西方国家农业采取集约化经营模式，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农场主广泛采用转基因种子，这种技术能在成本不变或稍有增加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产量，使世界本来供求基本平衡的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为寻找市场，西方国家政府不惜采取“以工补农”的方式，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再以低价向海外倾销，如布什政府在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中，将在以前补贴的基础上在未来十年内再向农业补贴高达1980亿美元，其数额之大，即使欧盟、日本等国也难以接受。美国小麦进入我国市场，加上运费和关税，单价还比国产小麦便宜一角，外部环境的恶化将进一步增加农民增收的困难，其影响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呈现。

4.农村负担过重。增加农民收入无非两个途径:开源和节流。当开源手段不够用，就只好在节流上多做文章。然而，由于现阶段中国尚处于转型期，法制建设不完善，许多人视农民为软豆腐，肆意变相收费的情况十分严重，例如一些地方在计算农业税时玩两面手法:确定税额时稻谷价格用行政命令价格，农民完税时稻谷按市场价的办法敲诈农民(如安徽安庆的一些地区在计算税额时稻谷的价格指定为57元/百市斤，而农民在纳税时稻谷的实际价格为43元/百市斤，仅此一项就增加农民负担近1/3)，沉重的负担让农民很难改善生活，农民的收入本来就很低，再对他们课以课税，他们的收入增长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村和城市个人所得税应该一样，城市是800元起征，也就是年收入近万元，农民人均收入官方的数字为2100元，为什么要征税？”(注:俞小石:《在中国现实里寻找道路》，《南方周末》2002年7月4日。)

二、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发展经济学认为，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产品贡献: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这主要指食品，轻纺工业，没有农业提供原料，相关工业生产就无法正常运行。市场贡献:农民出售剩余后获得货币，再消费工业制成品。目前，中国内需之所以难以启动，关键是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其核心是农民收入降低导致的实际购买力的下降。要素贡献:即农村部门中资本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性。一部分农民利用其在农业生产中积累的财富，从事非农工作，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外汇贡献:利

用出口产品获得的外汇进口国内工业生产所需原料，机械设备等。目前我国虽然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但农产品进出口依然保持平衡，并略有顺差。如1998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顺差为24.39亿美元，占我国当年外汇顺差总额436亿美元的6％，是外汇贡献的重要部门。(注:杜红梅:《论WTO框架下的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年第4期。)

农业除以上四个通常贡献外，农业对我国而言，还有稳定就业的作用。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的厂商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若新的就业岗位的收入大于农民从事农耕的收入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就可能从事非农工作；当经济不景气，企业裁员时这些人员(主要是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力较差的农村外流动劳动力)就会放弃非农工作而返回农村从事农耕，同时一些原计划放弃农业工作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人员在考虑到其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也可能改变计划，从事农耕。从这个意义上，农村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就业高潮来临时，不断释入出合格的劳动力，防止劳动力市场价格暴涨；当失业高峰伴随着经济不景气降临时，农村能吸纳大量的失业人员(虽然可能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有效的降低城镇的失业率。Zhang，Roxele和Huang以江苏北部的农村为研究对象，对此做了详细研究，并指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流动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以及政府部门精简，使人们关注城镇失业率上升后果，能提供给乡村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很少，由于担心亚洲危机有可能会在中国出现，因此正确理解农业部门提供给非农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十分重要，若失业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后能养活自身或推迟流动，则目前或未来经济波动中政府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要小。”(注:Rural Labor Supply During Boom and Bust by linxiu Zhang.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29NO3.)应该注意到要想农村劳动力推迟流动或在失业时返回农村是有前提的:即农民能在农村获得的收入不少于他们在城镇工作获得收入和寻找工作成本之差的期望值。遗憾的是目前农民在农村工作所获得收入远低于在城镇工作所得期望值，于是许多内地省份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老弱妇孺在家务农，形成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巨大民工潮，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加快，大量文化层次较低的劳动力西行，而受较高教育的青年则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孔雀东南飞，麻雀西北飞”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增长过缓。

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对策

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通过提高农民的收入来缓解目前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过大问题。事实上，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还基本上处于手工生产阶段，农闲时农民无事可干，形成隐性失业，而农忙时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满足全年稍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大量存在隐性失业关系到农民收入能否增加。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部分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力，但90年代中后期后，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乡镇企业发展遇到了挑战，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1997、1998年乡镇企业吸收的新就业人员不仅未能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注:陈锡文:《试析新阶段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新华文摘》2002年第3期。)由此想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手段已经难奏效。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农民收增长缓慢已引起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认真学习体会十六大精神，笔者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快农业产业化速度，完善土地承包制度，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发达国家农产品成本低廉的原因之一是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即机械化生产，而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户的经营就是半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村不能实现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重要原因是土地的小规模承包经济制度，以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必须改革，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允许土地在农民之间的再流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转让操作)。具体说来，国家作为土地资源的终极所有人，退出在具体经营层面上的干预，放手让农民根据条件组合，实现规模化生产。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通过征收农业税体现出来；农民拥有现实的土地所有权，在不违背法律情况下使用，通过获取产品或出让经营权获得收入。然而，制度层面的欠缺易使农民在土地转让问题出现扯皮，笔者认为可通过土证券化形式手段解决:即将一片相毗邻的相似的土地条件作为标，来发行证券，农民按其土地面积大小拥有相应股份，当一部分人竞价的形式获得该片土地的经营权，其他农民按股份大小获得经营权转让的收益。出让土地的农民，可以利用经营权转让获得的资金作为原始积累，退出农业生产改行从事其他行业，或成为受雇于农场的生产工人，通过这种方法实现劳动者和土地的分离，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国家对土地证券的发行。土地的证券化和历史上中国的土地证不相同，它是中国目前搞活农村土地流转的需要，是改变农村土地规模过小所需要的措施，政府要依法保护流通中的证券，一方面要防止地方行政人员滥用职权肆意压低土地价格，从中牟取私利；另一方面，对证券持有人与土地生产经营相关的权利坚决予以保护，(主要是基础设施如水利、道路的作用、电力供应等)。对土地经营权的证券化和流通，能起到下列作用:

分离农村劳动力，并为他们提供必要资金；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生产，并可减少土地的抛荒；促进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

2.推进农村城镇化，改善农村生存环境。从物质上说，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规划，引导城镇合理布局，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培育一些小城镇集市，通过改良改善供电、供水、卫生、交通等方面，促进城镇化趋势加快发展。从制度上说，政府应改革目前已过时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进城导致城镇无业人员过多，造成社会动荡，但目前这种制度已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目前，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成为现实，而且已经和城镇居民形成互补现象，他们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苦、脏、累行业，成为城市经济运行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一些农民在经济资本和技术积累已经开始走向创业，反过来为城镇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废除户籍制度虽然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有所影响，但其正面作用远超过负面影响。

3.改善农村的信贷体制。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营业网点实施收缩，客观上证明了农村部门的利润率远低于城镇，而对乡镇企业存在借贷现象，则从根本上阻塞了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在政策上倾斜(如贴息，减免农村信用合作的所得税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向乡镇企业和农民贷款，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民能从事非农工作。

4.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原因之一是农民总体素质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竞争力。有资料显示，1990年农村工人比城市工人受教育的时间平均少4年，而限制农民受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费问题，中国目前偏远山区的农民子女，还有很多交不起学费而中途退学的现象，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不仅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具有初高中以上的文化的农民，政府应组织他们在农闲时学习职业技术，以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发展规划时应组织农民增强技术学习，使他们有一技之长，适应本地现在和将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五篇：关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探讨

当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努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千方百计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始终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次重要任务。也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的最大愿望和迫切要求。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增收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XX镇当前农民的收入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要采取什么对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本文试作浅探。

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缓慢的主要原因

1、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农业增产不增收。据调查，一九九七年以后，粮食产量逐年增加，而粮价一再下降，一九九八年粮食价格是每担五十五元，九九年是每担五十三元，而二○○○年至二○○二年幅度是在三十六元至四十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粮价下降的速度快于产量增长的速度。这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2、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没有抓好，运用新技术改善农产品质量、品种，提高价格、降低成本方面做得不够。我镇的山地开发种植优质水果进展缓慢，虽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达成了共识，但如何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遇到了不少难题。由于信息等服务工作跟不上，出现了盲目性和趋同性，造成了农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供过于求，打击了农民参与农业结构，以及发展“三高”农业的积极性。

3、农民收入渠道单一，来自于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比重过校农村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都在减校由于城市国有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造成下岗职工不断增加，城市安排再就业压力很大，更何况农民劳动力。如果剩余的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出路，农民增收会受到直接影响。同时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也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途径。

二、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1、必须加大力度调整农村生产布局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解决农民“种什么，养什么”的问题。要使农民增收，就必须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围绕“品种优化，规模调大，效益调高”来做文章。学习外县（市）农业结构调整，特色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化成果，以求加快我镇农业产业化和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一是要调整粮食品种结构，引导农民种植优质高产品种，提高粮食品种的优质率，提高效益。二是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如我镇根据近几年的实践，比较适应种植台湾红茄、青瓜、荷兰豆、香芋等反季节蔬菜，适应市场的需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而提高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引导农民大搞山地开发，将荒山野岭开发种植优质水果，提高山地的利用价值。

2、搞活农特产品流通，切实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加快农村市场建设，畅通商品流通渠道，降低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低，商品流通渠道体制不畅，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卖出，使家庭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实现其价值。加入WTO后，农产品“卖难”的矛盾可能加剧。我们要坚持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确立农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生产，进入流通领域。同时发挥各类中介组织在搞活农产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中介组织，使分散的家庭经营与大市场相联系，妥善解决结构调整无从下手，农产品卖难，农业比较效益低等诸多问题。鼓励中介组织放开眼界拓展经营领域，从简单中介逐步向高层次领域延伸。同时二00一，我镇成立了一个农特产品流通协会，专门负责解决好我镇农产品在收购、销售等方面遇到的难题，并根据各类农产品的不同特点和供求状况，采取相应的方式和步骤，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同时监督各个体老板在产品价格及收购质量等方面做到公平、公正、合理。维护了种植户的经济利益，提高了经济收入，带动了农民发展“三高”农业的积极性。去年，据我镇农办统计，我镇种植水稻与“三高”农业面积的比例为4比6，即种经济作物为60%，从而调整了农业生产布局，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矗

3、实施“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解决农民“致富关键靠什么”的问题。推进农业科技革命，促进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结合，加快优良品种和适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向科技要效益，降低生产成本，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农业生产增产，农民增收的战略举措来抓。大量推广，引导农民种植优质，高产的优良品种。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近两年来，我镇根据自己的实际，多次邀请广东省农科院的教授来为广大农户上课，传授各种种养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使农民能够掌握种植的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通过多种多样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使农民真正成为新技术的受益者，成为新时代知识农业的主力军。

4、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在新形势下，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把增加非农收入和减小农业从业人员来实现农民增收为目的。当前，我镇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提高，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在于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江泽民同志曾经提出：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农业产业化经营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生产、加工、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在农业新的发展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思路，采取综合措施，以“多予、少娶放活”为指导思想。一方面要利用农产品供给充裕，加工不足，消费需求，升级的有利条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另一方面，利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潜在需求巨大，有效供给不足的现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5、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多渠道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需要依靠企业的吸纳。小城镇接近农村，乡镇企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可有效地避免大中城市吸纳劳务工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把发展乡镇企业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同时提高贮藏、保鲜、运销及其他的配套服务。集中精力培养一批市场潜力大、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同时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乡镇企业要抓住发展的良好机遇，以市场为导向，紧紧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在发展科技种植业、优质化养殖业、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等方面实现产加销的有机联系，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链。不断拓宽农村就业的空间，政府加大力度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增强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带动力。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户，可以把市场信息，适用技术、管理经验及时地传递给农户。有效地解决分散的农户经营与大市场的连接问题，促进产销衔接的农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6、积极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开拓农村广阔的就业门路，同时适应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客观要求，引导农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同时国家投资兴建基础设施也应多用农村劳动力，使他们掌握技术，又增加现金收入。从我镇这几年的情况看，由于本地资源短缺，人多田少；人均只有五分田左右，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在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增加农民在第二、第三产业收入。政府要鼓励和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办厂经商，为他们提供便利，以帮助和带动家乡更多的农民发家致富。据统计，我镇去年外出打工人员的总汇款收入已达到1000多万元，劳务收入成了我镇部分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从而带动了地方的消费市常

7、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农村税费改革也是政府自身的一次深刻革命。通过改革达到既保障乡村组织正常工作和发展的必要经费的需要，又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根据党中央、xx的要求，稳妥推行税费改革，扶持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首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就是要改革农村现行的税费制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一切向农民收取的乡镇统筹，教育附加费，村提留等一律取消，农民只负担相应的农业税和附加。从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保持相对的稳定，实行增产不增税，增收不增税的政策。通过税费改革，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减轻农民负担。

8、建立健全农民收入的稳定机制，实施适度的农业保护，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降低农业的风险成本。当前农民收入不仅增长慢，而且很不稳定。主要是农业承担了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而且缺乏社会保障。所以逐步建立健全农民收入稳定机制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加大防灾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防御体系，最大限度地消除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给农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破坏；二是建立农业灾害补偿机制。鼓励农民参加商业性人寿、财产保险，多渠道减轻灾害损失；三是建立农民收入的市场风险补偿机制；四是逐步建立农村和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继续加大扶贫力度，抓好扶贫工作。

9、国家要加大力度扶持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规范政策与农民的分配方针，确保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各项政策和资金到位。如乡村道路建设、供水供电、广播通讯、学校、医院等，缩小城乡差别：一是城乡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引起的收入差距；二是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差别呈现拉大趋势；同时政府对农业资金的支出，要尽量减小中间环节，直接让农民得益。提高农业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总而言之，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多方面，多种渠道，想尽千方百计为农民增收提供便利，积极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方针，政策，繁荣农村市场，带动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达到国富民强。

200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