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第一篇：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以人为本的中国城镇化道路

1、中国现存的城镇化模式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社会与自然发展环境、发展阶段等都有很大差异，在城镇化的时间中，许多地方结合自身的条件和特点走出了一些具有明显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城镇化“模式”：

【1】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

这种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城镇化的原动力来自于国家计划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生产建设；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因为资源开发所引起的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相关政策的强制性推动。攀枝花、大庆、鞍山、东营、克拉玛依等许多城市的兴起是典型案例。

【2】商品经济短缺时期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也即“苏南模式”。这是一种通过乡村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而推动城市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大大积累了地方经济的基础，有效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当然也带来了布局分散、投资效率低等问题。

【3】市场经济早期以分散家庭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也即“温州模式”。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通过家庭手工业、个体私营企业以及批发零售商业来推动农村工业化，并且以此带动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4】以外资及混合型经济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

进入20实际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与产业的转移，部分地区积极把握机遇、大力推动资本结构转型，进入了吸引外资的高潮期，以外向型经济园区为主体的空间成为集聚人口与产业、推动城镇化的有力载体。

2、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基本要求

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要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特别是要着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

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按照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当前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处理好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问题，既保护消费者利益，又让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

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同时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对导致建筑质量事故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和追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要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也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工作。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编制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

3、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途径

【1】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首先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坚持需求和市场导向推动城镇化。城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资源要素的集聚和优化配置，有其发展的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无疑将提高城镇化的效率。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解决城镇化的土地供给、融资供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市场及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形成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其次，要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防止政府过度介入城镇化。固然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统筹协调、公共服务和体制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更要注意防止政府过度主导甚至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从以往教训看，政府大规模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也存在一定问题，容易导致各种扭曲。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多发挥民间资本和外资在城镇化中的积极作用，减少或取消对民营资本、外资进入部分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的限制，同时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以及城市管理中充分听取民意，一定程度上形成自我投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城市化发展新格局。

【2】防止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

当前，推进城镇化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地价、高房价。从根本上说，房地产价格高企实际上反映了供需矛盾的市场规律。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还产生了大量的住房改善性需求，这些都构成了对建设用地、对住房的巨大需求。同时，我国住房市场化时间不长，在住房价格克服扭曲、回归常态的过程中，住房投资需求的膨胀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在现有体制下，土地和住房的供给受制于各种约束，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比较突出的供需矛盾。

为此，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正视城镇化过程中正常的土地和住房需求，扩大供给。房地产需求管理有其必要性，但需转换调控方式，关键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形成市场自洽、收敛的自动调节机制。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也表明，基于价格机制、设计科学合理的房产税对调节房价是有效的，应尽快推行。

同时，要更注重供给端的管理，增加包括土地、住房和融资方面的有效供给，更多地满足市场需求，从根本上缓解供需矛盾，切实降低地价和房价。这些，需要在土地管理、财税制度和融资方面有大胆创新。

【3】切实增加建设用地供给。

建设用地供给不足是地价、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一段时期约束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问题。土地供给不足与现有土地管理制度有关：一方面，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招拍挂制度，垄断“农转非”土地收购及城市土地投放；另一方面，为确保粮食安全严控18亿亩耕地红线，严控建设用地供给。加快推进城镇化不能为地所困，现有土地管理模式需要尽快调整，建立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土地供给体系。OECD的建议是：废除农地转用年度额度限制以及国家对农地总量的控制，转而实行由地方政府决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中应考虑降低大城市周边区域房价的需求。

废除国家对农地总量的控制和农地转用年度额度限制后，建设用地规划可有很大突破，可有效减小土地供需缺口，降低房地产价格。但实施这一思路可能会有较大障碍，主要问题是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担忧和对地方政府行为约束的质疑。贸易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开放条件下，粮食安全的衡量指标本身是可以商榷、也有调整空间的，通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农田整治、土地计量和交易机制创新，以及拓展农业国际贸易与投资，过去所固守的实物形态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可突破的，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创新措施，可做到既确保粮食安全，又能有效扩大土地供给。同时，还可以通过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及配套措施，对城市政府供地和投融资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更符合市场规律，接受市场约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

除了土地供应，新型城镇化还面临巨大的财务约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所需资金从何而来？过去，城镇化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其中，土地出让金是城市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相对应的融资方式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种机制不仅导致了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还引致了普遍的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也是腐败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诱因。而且，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在土地供给收紧、地方政府无地可卖，且拆迁成本不断高涨情况下，地方政府卖地收益越来越少，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陡增，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为此，应从根本上改变过去政府主导、依靠土地财政的城镇化融资模式，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建立长效、可持续的城镇化融资机制。

【4】实现人的城镇化和市民化。

农村土地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现有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及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不利于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极易引发农民不满，导致群体性事件。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如果农民失去土地后相应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进，会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原来拥有土地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失地农民“农转非”后很难顺利地从过去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行为转化为市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行为。这对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引导农业人口转移和激发经济活力都会产生较大制约，最终会阻碍城镇化进程。同时，还要充分考虑现有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复杂性，在当前城乡二元问题还比较突出、城镇化建设用地紧张、农村人口规模仍然很庞大、“农转非”人口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之前，不宜过早着手改革农村土地所有权，否则容易导致一系列问题，阻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这方面，拉美国家有深刻教训。

在维持现有城乡土地管理格局现状的情况下，保护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权益，主要还是要侧重于改变现有土地征用收益分配格局，使土地增值充分反哺失地农民和土地综合占补平衡。政府按零地价供地后，土地增值主要体现为未来的现金流收益贴现与政府征用土地投入的价差，而不直接体现为政府和开发商当前获得的土地溢价。尽管如此，仍然要承认农村土地“农转非”后会带来较大增值，并在未来若干年不断逐年变现。因此，地方政府应尽早结合城镇化规划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纳入资金安排机制予以统筹考虑。要坚持以人为本、地利共享，着眼于促进农民就业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使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覆盖土地“农转非”征用及开发成本、土地占补平衡投入（如农田整治）、促进农民“农转非”后的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投入。

第二篇：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

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

城市，不仅仅是高楼大厦（两会进行时）

人民日报记者 陆娅楠 卞民德 杜榕

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

坚持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原则，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健全城镇建设标准，强化规划约束力。

——摘自“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连日来，代表委员对“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讨论不断深入。城镇化进程中，钱往哪儿投，人往哪儿走，劲儿往哪儿使，利为谁谋？代表委员们集思广益，始终离不开一条主线——以人为本，让更多人更幸福地生活。

规划切忌“大跃进”

不搞“表面化”，实现质的升级，提高幸福指数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十一五”末的47.5%提高到51.5%，提高4个百分点。很多代表委员注意到，这4个百分点的预期性目标比“十一五”时期的实际速度要慢0.5个百分点。

“这个目标意义深远，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以人为本，追求科学发展。”作为一线执行者，江西省宜春市市长龚建华代表认为，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对人的服务。“„积极‟就是要顺应工业化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率提高的大趋势，主动为人口就业结构调整做好服务；„稳妥‟就是要解决好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民生、环境等问题，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十一五”，城镇化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重速度、轻质量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代表委员纷纷表示，“十二五”关键要在“人的城镇化”上实现质的升级，加快从“土地的城镇化”向“人口的城镇化”转变。

要转变，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城镇化不能“表面化”。“城市空间的扩张、人口的单向集中，只是城镇化的表面特征，生产方式的变更才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山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代表注意到，一些地方被征用土地长期闲置，进城

农民却很难充分就业。“新型城镇化必须与新兴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失地农民能就业敢创业。”

要转变，必须重视资源环境保护，夯实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城镇化切忌“大跃进”。“城市是为人而建的，水源、土地的承载能力与食品供应的保障能力，都是最基本的宜居指标。高楼大厦工业园不是城镇化的全部内容，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速，群众满意度更应成为城镇化评价指标！”江苏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代表说。

方式杜绝“假大空”

放宽落户条件，改善公共服务，走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

“农民都进城了，那农村的土地山林谁来种？老弱病残的生活谁来管？不想进城的农民怎么办？进城的„农二代‟怎么算？”山西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党总支书记张家胜代表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呼吁，城镇化必须充分考虑三农问题，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决不能说空话、说大话。

城镇要发展，尊重农民意愿、兼顾农民利益的理念不能弱。进不进城，农民说了算；进城之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实打实地办。“十二五”时期，探索出一条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刻不容缓。

城镇要发展，破除制度障碍、改革人口管理的步伐不能慢。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转化为市民，动力在改革。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陈立昶代表说，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等权益。如果流动人口既得不到城市户籍的利益，又要失去农村户口的利益，城镇化很难有质的飞跃。“„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把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作为重要任务，放宽落户条件，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破冰，将促使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城镇要发展，改善公共服务、加强权益保护的政策措施不能少。“要让农民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进而调动其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机会、职业技能、居住条件等都应作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委员说。

“城镇化过程中最难把握的是均衡，必须实现的也是均衡。只有让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城镇才更有生命力！”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主任袁进琳代表说。

功能预防“城市病”

强化规划约束力，提高城市管理服务能力，重视小城镇建设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考验着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然而，一些大城市已经染上了“城市病”：马路宽了，交通堵了；街道宽敞了，生活不便了；人口进城了，垃圾围城了；旧城拆掉了，千城一面了……

“真正的城镇化建设不仅要有城市的规模框架，还要有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等综合指标。”龚建华认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必须拒绝浮躁，“要坚持规划先行，把城市建设的„宪法‟做扎实，形成坚强的产业支撑和服务管理支撑，否则再漂亮的城市都只是一座空城。”

与发展速度相比，更应强化规划的约束力，绝不能“规划墙上挂，建设打哈哈”。“城镇化归根结底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过程，每个城市的规划，都应把居民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居民因城市而自豪。”梅国平去过国内外很多城市，最深切的感受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找准定位，走特色之路。“城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才是城市的灵魂。”

与设施建设相比，城市管理服务能力亟待提升。“城市„三分建、七分管‟。目前很多城市的管理还是项目制、短期式、多头管。例如交通拥堵、小商小贩的治理，都是以„堵‟代„疏‟，忽视群众需求，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此，推进精细化、信息化、动态化的城市管理服务迫在眉睫。”曹新平说。

与扩张大城市相比，发展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更应受到重视。“现阶段应将小城镇作为重点，改善公共资源配置，构筑新型城镇体系。”陈立昶建议，借鉴国外经验，把高等学府转移至小城镇，加速当地要素聚集能力。“让年轻学子服务小城镇，爱上小城镇，留在小城镇，也许是城镇化的另一条路径。”

降低进城的三道门槛

（两会时评）

蔡继明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摆在了重要位置。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率要从47.5%提高到51.5%。这些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将向历史新高度进发。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甚至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目前47.5%的城镇化率“成色”还不是很足：其中既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

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和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户籍人口。总体上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工业化进程。

“十二五”时期，要把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50%以上，不仅意味着我们要把庞大数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变成城市居民，也意味着要让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也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大量“农村人”成为“城里人”，就必须大力降低农民进城落户的门槛。

深化改革是铺平进城之路的根本力量。应该通过推进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垄断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逐步缩小行政性征地的范围，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做到与国有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这样，就不仅可以使农民分享到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能促进保障性住房惠及进城务工的农民，从而降低农民进城落户的第一道门槛。

制度完善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所在。应该进一步完善农地和宅基地的退出机制，一方面赋予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使进城务工多年并有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能够通过土地市场将承包地和宅基地有偿转让，从而获得一笔进城落户的安家费或创业资金；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的方式，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第二道门槛。

充分就业是解决生计问题的基本条件。事实证明，中小企业能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在融资、税收、土地、准入、政府采购等方面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就能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这就降低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第三道门槛。

此外，还要使进城务工的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医疗保障权利、最低生活保障权利、失业救济权利等。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高楼大厦作为衡量标准的城镇化，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城镇化，也才是名副其实的城镇化。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第三篇：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范文模版]

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

近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发布。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规划》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是指导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规划》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我们大致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城镇化历程，成就举世瞩目。1978─2013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人口城镇化不彻底，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以人为本体现在发展目标和具体规划的各个方面。在发展目标上，《规划》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着重强调了要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的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规划》还提出，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部署中，要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政府自身的改革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日益迫切的更高要求。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50%左右的阶段，社会矛盾将进入一个集中释放期。比如英国19世纪中期的“宪章运动”，美国20世纪初期的“进步运动”，以及近年来在北非等地方爆发的社会冲突和社

会动荡，都是发生在城镇化的这一历史阶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城市为主要载体和人口聚集地的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带有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风险社会，是一个“权力”和“权利”矛盾日渐凸显的变革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贯彻好以人为本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效地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四篇：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袁喜禄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 二O一三年十一月

大家好！非常感谢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对城镇化问题的一些理解和看法。推进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意义的一个重大战略。城镇化不仅关系经济增长，也是关系未来结构转型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载体。现在，各方面对城镇化也非常关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政府都对城镇化寄予厚望。我们长期跟踪研究城镇化的发展问题，“十一五”开始编制城镇化相关规划，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存在一些新变化和新趋势，这将对城市发展和投资建设带来较大影响。由于今年年底中央会召开城市化的工作会议，在此我不介绍具体的城市化规划，而是介绍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希望对下一步大家理解新型城市化的内涵提供一些帮助。目前，这些新变化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推进城镇化的宏观经济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都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的新发展时期。这与近十几年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推进城镇化大不一样。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如何辩证认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城镇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未来城镇化也要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约束。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还有长期向好发展的巨大潜力，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斯蒂格利茨很早就说过，21 世纪影响世界的两大事件，一个是美国高科技，另一个是中国城镇化。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一个共识。虽然中国城镇化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在宏观经济放缓背景的约束下，城镇化自身发展也要受到一些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有一定限度。在总体经济放缓背景下推进城镇化，不仅要解决未来城镇化面临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近十几年经济高增长阶段积累的很多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因此，今后推进城镇化面临的难度将更大。比如说就业问题，过去高增长阶段创造就业机会和空间更大。再比如农民工总量问题。在编制“十一五”城镇化发展规划时，我们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强大动力。当时有五六千万农民工跨地区打工，现在达到 1.49 亿，整个农民工两亿多，这是高增长遗留的问题。因此从这种背景来讲，今后城镇化不可能是爆发式的，而是一个积极、稳妥、渐进的过程。

另一方面，城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是逐渐释放的过程。2012 年中央工作会提出城镇化战略之后，很多地方调高城镇化的数值和指标，希望通过城镇化建设来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这把长期战略当成短期应急之举，忽视了城镇化的基本背景和内在规律，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脱离正常发展的轨道。

二、推动城镇化的动力机制面临新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是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参与到整个全球化过程中，与中国作为全球世界工厂的这种分工格局地位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年我国没有顺势而为，丧失了推进城镇化的最好时机，造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脱节，或者说是工业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形成了现在半城镇化的矛盾。因此，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要四化同步发展。这就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工业化更多是为欧美发达市场的消费群体提供服务，但是和国内城镇化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的分工格局在调整，未来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以往依赖出口、依赖工业和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不可能持续。在工业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的背景下，依靠工业扩张推动城镇化也不可能持续。未来互动模式是要通过城镇化来消化庞大的

过剩产能，才能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有专家提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只有人口城镇化才能化解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带来一系列的结构性偏差。所以今后城镇化发展将会从以往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城镇化的模式，转向通过城镇化来消化过剩产能、支撑经济增长。

虽然背景发生了变化，但很多地区发展还是采取原有发展路径和模式，还是通过工业大规模招商引资的模式，这就忽视了整个产能过剩的背景。今后城市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是需要通过服务经济才能形成。

三、城市空间扩展的模式面临新的调整

这与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基本动力相关。我国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的兴起是快速支撑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载体。尽管这些年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的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无限扩大也带来很多隐患。比如说，在城市微观层面，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城市经济难以健康发展，这是由于开发区模式和城市难以形成良性互动。整个开发区是工业为主，产业生态比较单一，基本上是生产功能区。这种空间上的隔离造成了开发区的一些死城，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往返运输。上海滨港新城是 200平方公里的产业用地，100平方公里的城市居住用地，这种相互分离模式造成了很多问题。所谓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怎么如何减少运输能源带来的消耗，而这种城市布局模式却是与之相违背的。

在全国层面，开发区也带来许多问题。与国外不一样，我国十几、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开发区非常普遍，这是造成全国土地浪费的重要动因。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更多土地，而城市用地非常小。另外，各地搞开发区都有优惠政策，这就带来了工业盲目扩张和产能盲目建设。第三个方面，开发区用地结构和土地政策不合理。基本上用工业的用地零地价和低地价，低地价的形成是靠城市居住、商业用地的高地价来弥补对工业的补贴。这助推高房价，也抑制城市消费和服务经济的发展。

在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未来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也面临着转型。今后通过开发区来拉大城市框架的模式不可持续。因此，未来要改变工业优先、招商引资优先、以物为本推进城镇化的倾向，要以人为中心推进城镇化。举个例子，城市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是密切相关的，光靠几个招商引资和工业项目不可能形成城市经济。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是国内工业园区的先河。很多地方学新加坡工业园区都没有学到真谛，都是单一的开发区。新加坡工业园区从规划开始就是城市开发区，不是单一的工业开发区架构。因此，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城市功能愈加完善，形成了产城互动。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很早提出的工业园区再造也是按照“三生一体”的规划理念，生产、生活、生态一体。我国开发区出现这么多问题，在于整个规划理念和对开发区的认识还存在偏差。

四、城市化的空间格局面临重新塑造

城市化的空间格局是各类城市在空间布局组织上的形式，也是经济布局的一种模式。过去一直强调的概念是企业结构、产业结构，但是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布局、空间结构，对区域、城市、国家都是重要空间布局的载体，这是形成经济运行效率、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空间布局的基础。这么多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无论是省区、市县、乡镇，无论条件好还是条件差，无论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还是像珠三角、长三角环境好的地区，所有各级行政区都要在本行政区之内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从而导致国土空间盲目无序过渡开发。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国家的人口、经济和城镇在国土都不是均匀分布的，都集中在少数地区。我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我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差异更加显著，各个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差异巨大，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城镇化。前段时间我去东莞调研，东莞市长介绍了空间开发带来后果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不仅有实践的意义，理论总结也是相当完备。第一，东莞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招商引资形成分散开发的经典模式，但这使土地主体开发强

度非常高，达到 40%以上。因为土地资源分散浪费形不成规模经济，土地利用效率非常低。第二，分散开发带来的招商引资也是中小企业、低档次、低素质的产业结构，从而造成东莞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大量劳动密集企业集聚了大量低端劳动力。第三，大量分散企业也是造成了污染扩散，对生态的影响更长远，也难治理。未来中国城市化为什么要以人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因为这就解决了过去一直争论大中小城市谁更重要的问题。其实大中小城市谁更重要就跟企业家认识一样，大中小企业在一国经济中同等重要，是互补的状态。大中小城市也是一个概念，要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通过大量大中小城市形成分工与协作。目前规划了 21 个城市化地区，也是未来具有培育城市群潜力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是未来要转型升级优化提升的城市群地区。剩下的 18 个重点开发区域也是具有培育城市群潜力的地区，如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地区。未来要引导形成一种集中均衡的空间布局模式。所谓集中，就是在小区域以城市群为载体，形成规模效应、外部效应。所谓均衡，这些城市群在全国布局上要有相对均衡的分布。通过在中西部重点培育的城市群来带动中西部发展，从而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同时，这种战略布局的构架其实也是要调整过去人口经济布局过于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向中西部扩展内需空间。

美国单位平方公里的 GDP 产出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地区，比如东西海岸、五大湖地区，再加上一些新兴城市。而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比重比中国还低，有些州还不到 50%。所以美国各个地区同样都是高度发达、现代化，这就是经济的布局。过去日本经济能够长期占据全球第二位，主要是由于产业核心地区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荷兰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空间，同样也是六个城市网络。

过去我们关心经济在哪些产业产生，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政府更加要注重空间调控、空间引导，更加关注 GDP 在哪些地区产生。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基础，这也是空间布局的战略支撑，不仅是经济意义，更在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五、制约人口城镇化的主要障碍变为更为复杂

过去推进城镇化面临是二元体制。二元体制的背后实质是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制背后是经济因素，是有没有能力给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社会保障。传统的体制障碍要逐渐消除。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面临新的经济门槛，概括为高房价。高房价是阻碍人口城镇化的新障碍，但背后实质又是制度的因素，这涉及到土地财政、城市发展新的投融资机制。高房价带来的问题非常明显，比如说内需潜力为什么不能形成，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只是生产者，不是消费者。高房价之后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要提高消费转型升级，这是因为十年前分房之后购买家具和新的电器，这是改善性消费升级，但是这些消费升级没有之后，升级的动力会被遏制。另外，我国富豪排行榜很大程度上是地产开发商，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江浙搞实业的企业家都转向房地产，这抑制了实体经济的转型。这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内需和整个消费升级带来一种新的矛盾。推进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但是房地产又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载体。无论扩大内需也好，还是增加投资的潜能也好，现在推进城镇化如果人不进城，投资和消费就不可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因此在新形势下，应该对房地产业有新认识，房地产业不是一个暴力的行业，它应该是为人提供一个在城市生存、发展、创业居住的空间和载体。只有以人为中心推进城镇化，才能摆脱过去一直把城市化当成城市建设的误区。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纠正几个偏差：一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二是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是城市经济的繁荣过程。只有人在城市经济内部，城市化的内需潜力对投资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形成一个畅通的通道，未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才能有空间。

事实上，这么多年为什么大家一直说内需不行，或者说服务经济不行？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去番禺调研。番禺利用了广州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对住房的需求，开发了很多房地产大盘，在珠三角非常有影响力。我讨论到番禹这么多房地产大盘，那是不是城市经济？总感觉就是一片一片高楼，人们晚上过来居住一下。城市经济是什么？人们要在这要居住、生活、娱乐、消费，要有一系列关系的交往，这就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形不成经济的原因。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要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改变土地财政的约束，要形成新的城市投融资的机制，也包括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城市化。因此，我们要进行一些制度和机制上的改革。很多专家认为，城镇化是市场化的一个过程，认为政府在编城市规划、引导城市化进程，干预太多。我认为，我国的体制障碍，比如说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是因为制度形成的。打破这种制度障碍不可能靠市场机制解决，也必须只有政府自身改革和创新才能打破原有制度的束缚。

以上介绍了五个方面新的变化，给大家理解未来为什么强调人、强调一些新的城市化内涵，要绿色要低碳。人口进入城市后，既是城市发展的发动机或者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资源环境的损耗者、影响者。在这种过程当中，怎么平衡城市化带来的益处，消除或者尽可能缓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弊端，这是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有一个更好的平衡。谢谢大家！

第五篇：城镇化

当新一波城镇化运动风起云涌，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春节期间，走访了店口镇—浙江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这是中国城镇化典范，拥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民间甚至有“店口市”之称，但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外来打工者占人口总数一半，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以支持高档消费;店口经济籍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土地因为其巨大的升值空间正在吞噬大量资本„„

店口寓言

如果经济发达的浙江店口镇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运动的模范，那么，应该知道，它是30多年历史演进的结果，而非一天建成的罗马。

隶属于县级市诸暨的店口镇，在民间已经有“店口市”的称谓。这里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还有四星级宾馆和五星级电影院„„

尽管如此，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那些数量已超过当地人口的外来打工者集体离开(回家过年)后，城市顿时变得萧条，而在平时，他们的购买力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较高档次的消费。因为距离杭州、绍兴很近，店口被寄予了美好期望的酒店、商业中心并未成为人们(包括当地人)的消费首选。城市如何能更适合人们居住，需要居民们慢慢摸索。

更重要的，与众多的东部沿海小镇一样，店口经济藉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其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这些工业城镇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人们因其经济发达而聚，也会因其衰落而散，造城之类计划往往美好，而事实未必愿意就范。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如果城镇化意味着(或被地方理解为)完全由政府决定城市建设的规模、风格，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鄂尔多斯式“空城”迅速出现。

“羊肉串指数”

临近2013年春节，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吴书福是i黑马记者见到的少数还没回家的外地人之一。他是一名黑车司机，在这时节不知不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给造访店口的陌生人提供镇上最稀缺的交通服务。

“打工的回家了，人力车都很少。”从西头的店口老镇区到东头的湄池，六七公里的路程收 20元，吴书福的开价还算公道。这个距离是人力车夫不愿接的生意。在记者上车的盾安北路万利来广场的路边，有两辆人力车和吴的奇瑞停在一起，车主都是40多岁的妇女。她们笑着对记者说：“太远了，踩不了那么远。”

“有好车，没交通。”浙江绝大多数发达城镇都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店口也一样，几万辆汽车在跑，奔驰、宝马、保时捷频见，但镇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

按官方统计，店口镇本地人口有6.1万，外来人口数量与此相当。温州民间学者周德文对记者说，沿海的工业城镇到年底像是“鬼城”。的确，随着外来的打工者纷纷汇入春运洪流，年底的店口空得像夏收后的麦地。

沿着两旁高楼林立的“中央路”，吴书福把记者带到了湄池。那里有店口著名的Shopping Mall—铭仕广场。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在这个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5万平米的Mall的名称前加一个“镇级”很有必要。一家世纪华联超市，一家电影院，一家三星级商务酒店，一家养生馆，一家“两岸咖啡”，一家“有意思”休闲餐厅，一家“永和大王”，以及一溜临街服装店，差不多就是这个商业中心的全部。而它的冷清程度，和西头的万利来广场不相上下。在吴书福送记者去观光的冬夜，铭仕广场五楼的电影大世界，五个影厅里的观众寥寥无几—影片的引进倒是和大城市没有时差，《007大破天幕杀机》、《一代宗师》在这里同步上映。此外，临街的服装店里也几乎没有顾客。在年底，广场上新疆人买买提的烤肉摊一天只能卖200串左右，而在平时，能卖到1000到1500串。

买买提的“羊肉串指数”显示出外来人口对铭仕广场及整个店口商业繁荣的重要意义。在店口，吴书福逢人就叫“老板”。据资料，店口是中国最大的铜加工基地，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700亿元;其人均GDP2008年已达1万美元;人均纯收入也已过3万元。关于最后一个数字，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与记者交流时认为太保守了，“10万都有”。但农民工在店口的生计则是另一片天地。成为黑车司机之前，吴书福曾在店口万通公司打工，2001年，他的月工资是1500元左右。10多年之后，店口普通工人的工资尚在3000~3500元之间。他有点庆幸自己早早改行了。

铭仕商务酒店多数房间都空着。第二天，刚一开聊，酒店总经理施斌就问记者：“你晚上来过这个广场吗，是不是很冷清?”

以普通外来工的工资，要去铭仕电影大世界买一张50到100元的电影票，是颇费思量的。而铭仕广场的尴尬不仅在于外来工的消费力不足，还在于本地人也未必青睐它。就地缘来说，店口离杭州、绍兴、诸暨都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这就决定了对在消费方面训练有素的店口本地人来说，“玩在老家”是最后的选择。“店口人或者客商，想玩的话会直接去杭州。”施斌说。这种说法似曾相识，在福建晋江的乡镇里，有企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玩乐之地的首选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厦门。施斌回忆，曾经有一位寂寞难耐的黑人青年向他要娱乐，他无能为力。

施斌的住客主要是三类：打牌的人、外地客商和网络客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实际上是基本重合的。施斌希望看到大批游客。2007年，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施斌的“大老板”、铭仕广场开发商冯剑铭给这个Mall下的定义是，可以让客人“吃喝玩乐一天一夜”。旅游团才能帮助施斌翻身，“如果店口把各种旅游设施开发起来，就可以让他们留在店里两天两夜。”但现在，来店口的游客基本是过路的。到诸暨来的团，往往先到诸暨五泄风景区，然后转过来看看店口的白塔湖湿地，就转回到诸暨的珍珠市场，径直往杭州去了。

和那些触发“大老板”造城灵感的欧洲小城相比，店口是工业区而非游乐之地。按镇政府提供的数据，店口的第一产业占3%，第二产业占70%,第三产业占27%。到目前为止，店口林立的工厂还不是一种旅游资源。

铭仕广场一直在亏钱。冯剑铭在公开场合表示，开业头三年就亏了6000万元。迄今为止，仍没有能赚钱的迹象。但这不是施斌最担忧的，“大老板说了，即使亏钱也要坚持，我们希望铭仕广场成为商贸文化一体的区域。” 造城者

“有好车，没交通”给吴书福带来了机会。他那辆开起来直晃荡的奇瑞QQ尽管没有达到店口普通家庭的配置水准，但正是凭借这辆前年置下的二手车，他成了店口外来农民工中的中高收入者，每个月五六千元。他的同行—蹬人力车的妻子，每月也能挣到一千多元。

他要在大年夜之前赶回老家去。有辆车，在中国特色的充满压迫感的春运大迁徙中，他不再是扛着红白相间的编织袋，穿着皱巴巴的杂牌服装的普通农民工。在老家江西新余乡下，他也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他有两处房产：乡下宅基地上的房子盖了三层半;在新余市区，两年前买下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40万元。

当然，店口不是新余乡下，店口有店口的标准。

“创造新的生活标准。”2007年底，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大老板”冯剑铭把这个广告语在镇上挂得到处都是。“夏天晚上，那些光着膀子开宝马车的人就出来了。”在施斌看来，“大老板”对塑造店口人的市民品质功不可没，那些宝马车主变得仪容整洁、有礼貌，这让杭州人施斌印象深刻。

虽然逢人就叫“老板”，但在吴书福眼里，店口真正的“大老板”是那些成为店口地标的公司的主人。

除了铭仕路，镇上另外还有盾安路、海亮路、万安路、露笑路、枫叶路等多条由企业冠名的道路。盾安、海亮、万安、露笑的老板被媒体称之为店口“四大家族”，控制着六家上市公司。入夜，“枫叶大酒店”、“海亮商务酒店”、“海亮花园酒店”等星级酒店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寂寞地闪烁。

“城镇化将给房地产带来春天”是一个流行论调。商业中心、酒店、住宅、地产在店口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是一马当先。

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海亮集团是店口镇最强势的造城企业。除了占地90多亩的四星级海亮商务酒店、占地93亩的海亮御园，海亮在店口的地产项目还包括占地392亩的华东汽配水暖城：一至二层为市场，三四五层为住宅。2013年初开盘的海亮御园，高档住宅的价格已经在每平米2万元以上。买房子真正体现出店口人的购买力。店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沈奇伟对记者说：“我想不到，海亮御园的房子会卖得那么火爆。”

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省份，浙江小镇的高房价也是一大景观。店口镇区的普通商品房，售价在每平米七八千元之间已经不算贵。在温州柳市镇，中心区的房价每平米1.5万元左右，和北京的近郊相当。让村民住进公寓里，是关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一个设想，占“被城镇化”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工已经体会到和大城市白领一样的购房压力。34岁的范阳升来自浙江丽水，他1999年到柳市打工，月薪从五六百涨到四五千元，“柳市的房子贵的要一两万，丽水也是八九千，我两边都买不起。”对于店口拿着3000多元月薪的普通外来工，进城的难度不言而喻。

海亮集团兴办的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店口的城镇化水准。自1995年在店口兴办海亮外国语学校至今，海亮旗下的教育集团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基础教育集团，三大校区在校师生超过1.8万人。英语教育是海亮学校的特色，海亮为店口引进了第一批外籍教师。

“两个孩子一共交16.5万，从小学读到高中，12年后学费全退。”1995年，华亿管业的老板俞乃苟将两个孩子送到海亮外国语学校。当年入学的1000多个学生，学校对其中的200个采取了这种特殊的收费方式，其余则需每年缴学费1万余元。“当时，店口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是3分利。这笔钱拿去放息，该收的钱早收到了。”

在店口，不光是年底的镇区有些寂寥，周边的村子里也是如此。“那些漂亮的小洋房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家庭主妇和小孩，青壮年人都做生意去了。”俞乃苟说，店口在外经商的人有几万之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很多五金市场就出现了店口人聚集的“店口街”。为行商者们提供子女全托服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土地

店口被称作“店口市”，是一种半正式的称呼，记者是从杭州南站的售票员那里听到的：“到店口市吗?24块。”

在行政体制内部，店口的正式身份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这样的镇，2012年浙江省列出了27个。尽管店口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城市的行政标准，在店口民间，人们已经习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了。店口办了一本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社区杂志《城@店口》，它的宗旨是做“城市生活的新向导”。

店口的城区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那些大公司是最霸道的存在。尤其是海亮、盾安这样的大集团，它们的占地是以平方公里计的。

在店口，属于海亮集团的工业园区占地约825亩，再加上华东汽配水暖城，150亩的海亮外国语学校，海亮御园和商务酒店，仅这几处物业，海亮在店口“占城”与“造城”的面积约合1.05平方公里。

盾安集团的占地面积也不遑多让。此外，另两家上市公司万安科技和露笑科技的母公司的占地也都以数百亩计。

圈地是获取财富最快的手段，这在企业家圈子里已经成为共识。“2002年的时候店口地价是12万元1亩，我想买5亩地，可镇里非让我买20亩;我只好托人跟镇长说情，才同意让我买5亩;附近另一个老板也是这种情况，镇里非要给30亩，他咬咬牙才拿下来。”俞乃苟错过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要是当时把20亩都买了，还办什么工厂?”现在店口的工业用地每亩130万元左右，俞的公司所在位置的地价已经是每亩150万元。这种与巨额财富失之交臂或者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光店口有很多，记者在温州柳市镇也听到了不少。柳市的地价更高，工业用地价格达每亩180万元。

至于商业用地，店口的地价已经超过每亩300万元。2012年，海亮集团公布的总资产为413亿元。参与店口的造城运动，只是这些大型集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圈地的冰山一角。在沈阳，2012年4月开业的“盾安新一城”才是真正的Shopping Mall，投资60亿元，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海亮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在国内10个省份的地产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作为以铜加工主业上市的公司，盾安环境(002011)和海亮股份(002203)目前的市值均不足100亿元，其中海亮股份仅在55亿元左右。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除了Shopping Mall，冯剑铭的造城行动还在继续。2011年，他循着镇政府调整城市功能的思路，把湄池的26.5亩老厂房整体搬迁，腾出来的土地作为铭仕广场二期开发。在铭仕广场一楼的门楣上，记者看到了“铭仕花园”的售楼广告。

尽管工业用地的功能转变出于“城镇化需要”这样的特别理由，但即便是制造业本身，工业用地的升值也是巨大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发大财的东西多少都跟土地有关。除了权贵资本，就是土地资本。”盾安控股副总裁王涌对记者说。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这一过程中，不断升值的土地成为企业最大的财富。企业对土地的渴望超过了对创新的渴望。

“平等之城”

从30多年前的家庭小作坊起步，时至近日，店口有400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和铜有关。“在店口，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家企业。”俞乃苟说。“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有多聪明，那个时候只要胆子大一点就行。”

据店口镇政府的统计，4000多家企业中，有100多家是外地人开的。其中，一个叫李景峰的江西人是出类拔萃的。2011年，他在寸土寸金的店口拿到了10亩地。李出生在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1988年扒火车到了店口，从机修工做到车间主任。2006年，他创办了永景科技公司。

“李景峰是江西人的骄傲。”记者在店口见到的第二个江西人，店口志德机械的老板华科锋说。他估计李景峰很快能做到上亿元的生意。这意味着，永景科技已经迈入了店口二流企业的门槛。

华科锋自己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功。自2003年到店口打工、卖水果、推销汽车配件到自己租厂房开汽配产品工厂，这个36岁的江西上饶人吃过的苦头，比之早年的店口创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华科峰来说，需求旺盛的市场，高利润率，廉价的劳动力、用地和税收优惠，30年前店口同行所有的优势他一样都没有了。

店口以往的创业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店口的铜加工已经进入了‘一毛利’时代，”王涌说，“我不看好浙江现在的所谓特色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乡镇有先发优势，但以现代经济的标准看来，它们不过是加工型的、低成本扩张、低附加值的产业。德国、意大利有很多小公司，做了几十年、上百年，很专业、很精细，产品附加值很高，我觉得，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

盾安已经在寻求这样的转变。“原来我们以空调配件为主，现在我们主要是做空调主机、动车配件、汽车配件，还有轨道交通、核电、军用产品。”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会给外来工带来更高的薪资待遇，从而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购买力沟壑，店口也才可能成为镇政府正在追求的“平等之城”。

店口镇政府把外来工称为“新店口人”。2012年，店口在镇区东南角开辟了占地100亩的“三新创业园”，吸纳了39家“新农民、新青年、新店口人”办的企业入园，华科峰也在受惠之列。在店口，5000多个外来工子女得到义务教育;2012年，208个外地人在镇上唯一的二甲医院诸暨市第四医院获得了总额超过20万元的医疗补助。对于购房，在店口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满5年、有大学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员工，或者办厂满3年、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创业者，可获得12万元的购房补助。

“没有哪个政府能包打天下，连老美都不行。”店口镇委书记张壮雄对i黑马作者说。他把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发到了微博上：“我们同样不屈服于这一谎言：一切社会弊端都能够只靠政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