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888

第一篇：荆州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888

荆州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城镇化是指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的过程，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而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目标是城乡产业良性发展，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大为改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综合承载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主要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保持在中部六省领先；城乡体制障碍逐步消除，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城镇快速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基本构成经济文化生态强省的城镇体系。并且推动三个转变：由偏重数量增加向注重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偏重城市发展向注重城乡统筹发展转变。

湖北省委坚持“一主两副”的总体格局和“大小多少”、“三个层次”的城镇化发展思路。把武汉城市圈和“宜荆荆”、“襄十随”城市群做强做大，把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镇做多，逐步归并和减少村镇数量，缩小城乡人均住宅占地规模。形成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长江经济带为纽带，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城镇空间布局结构。做大“宜荆荆”、“襄十随”城市群和地市中心城市。科学整合资源，实行集群发展，提高综合实力，发挥对鄂西南和鄂西北地域的辐射作用。现有设区中等城市要依托中心城区，完善城市功能，打造优势产业，壮大经济实力，带动区域发展。中心城市带动战略纳入”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经济带包括恩施到黄冈长江沿线的8个市州,34个县市区。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加快沿江交通体系建设，推进产业集聚发展，优化沿江城镇布局。引领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产业密集带、新型城镇连绵带和生态文明示范带，成为连接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空间主轴，成为长江流域要素承载能力最强、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带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目前荆州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城镇结构不合理。是空间布局不尽合理，东密西疏特点十分明显；二是大中小城市与城镇缺乏梯次推进的发展格局；三是二级城市规模偏小。

2、异地城镇化趋向明显。一是工业化对城镇 1

化的带动作用有限，二是湖北的优势制造业就业岗位提供不足，三是薪酬不高，湖北的就业人员工资相对沿海发达地区明显偏低。导致人口大量流出。

通过思考就荆州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加快荆州县级市和县城发展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发展县域经济，逐步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载体。基础较好的县（市）要率先发展成为人口聚集能力强、功能完善的中等城市；基础较差的县要完善基础设施，扩大县城规模，提升经济实力，逐步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他县级市和县城要按照资源状况、发展基础和环境容量，通过扩容提质，突出城市特色，创造小城市向中等城市过渡的条件。优化“宜荆荆”城市群产业布局，构建沿江经济带先进的产业集群和特色的旅游区，带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稳步增加。

2、大力培育荆州中心镇和特色镇

优先支持县域中心镇，集中打造特色资源镇，使其成为接纳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节点。选择重点中心镇，实施扩权强镇，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按小城市规模和标准建设，使其成为经济强镇和县域副中心；集中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镇，增强吸引力和服务功能，使其具有鲜明的人文和生态景观特色。选择一批镇区户籍人口在3万以上、产业支撑强、镇区建设发展较快的建制镇作为镇级市建设试点。

3、农村新型社区和中心村的建设

以中心村为重点，以新型农村社区为抓手，搞好村庄建设和农村住房建设，建设示范宜居村庄，促进土地节约、资源共享，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依托土地整理、生态移民、扶贫搬迁等项目建设的中心村、农村新社区。要做到规划先行。村庄规划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做到分区合理、设施齐全、功能完善、节能抗震，便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和产业发展，并注意保持农村的建筑文化、传统风貌和生态环境，体现农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2015年实现市郊和建制镇周边村庄农村新社区建设全覆盖。

4、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强化功能，通过《湖北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战略规划》文件规划，实现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专项规划的合理衔接。根据《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建立城乡一体的规划管理体制。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体

系“六个一体化”，实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乡镇流动。鼓励科教文卫面向农民服务，产业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商贸、物流、金融、咨询等服务业向乡镇延伸，城市社会资金投资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完善各类人才到乡镇服务的政策体系，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乡镇、村（社区）任职，城市人才到乡镇建功立业。继续抓好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突破。

5、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建设

强化城市之间的高效连接，完善高速公路网络，加大国道、省道改造力度，继续抓好农村公路建设。加快长江、汉江航道整治，加快引江济汉及其通航工程建设。做好城市内部与交通城际交通的有机协调，形成一体化、低碳的综合交通体系。坚持公交优先战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积极倡导自行车、新能源环保汽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推动城市环线建设,完善放射线和连接线路网,提高道路密度。

6、加快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改造完善供电网络，调整优化电源结构，保障城乡供电用电安全稳定。完善信息网络，推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大力推进数字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现代远程教育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工程。

7、抓好城镇住房建设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建立健全分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对城镇周边的农村住宅、土地整治安置房建设，要统一规划、集中建设，推行物业管理全覆盖。

8、强化公共服务功能

• 加快社会事业基础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建立综合性的服务平台； 优化教育结构和布局，全面提升义务教育水平； 健全城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扩大社区卫生服务覆盖面；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加强社会福利机构和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实施各项文化惠民工程，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建立完善社区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强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9、突出城镇文化特色

• 坚持文化为魂，塑造城镇形象，打造城镇品牌。提升城市品位，凸现建筑风格和城市风貌。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彰显荆楚文化魅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要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10、改善环境建设宜居城镇

一是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创建园林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鼓励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倡导健康、节约、环保的建设模式和生活方式 把节约用地放在突出位置，按照节约、集约、挖潜原则安排城镇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城乡能源利用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模和水平。严格实施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坚持公交优先原则，发展节能环保型公交车和电动汽车推行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推广节水工艺技术，鼓励中水回用和再生水利用。二是大力开展减排治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从源头控制新污染源产生。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和纳污红线监督管理制度，加强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落实治污减排措施。加强长江、“两湖”（洪湖、梁子湖）等重点水域的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广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道路拥堵、垃圾围城、广告杂乱、立面破旧、沿街为市、绿化缺失等六个城管专项整治 开展“三改”（棚户区、旧城区、城中村改造）和“一整治”（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农村村庄环境整治要以建设宜居村庄为目标，引导村民集中居住，提高文明程度。三是加强城镇园林绿化加强城镇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科学规划生态功能区加强城镇绿地生态系统、过境水系等保护和建设，构建城镇整体绿色生态网络，彰显楚风神韵的城镇特色与魅力到2015年，建成区的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5%、38%和11平方米以上(2010年城市分别达到32.85%、38.%和9.64平方米)。

11、深化改革，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创新城镇化建设投融资体制；二是突破城乡户籍束缚；三是突破土地资源制约；四是改进和加强社会管理；五是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总而言之，荆州城镇化之路就是市县扩规模、上水平，乡镇打基础、拉框架，农村除危房、建社区。

第二篇：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思考

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思考

作者：龚关 来源：人民论坛 添加日期：14年04月10日

【摘要】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但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仍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任务。文章在阐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基本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并提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 发展经验 政策建议

城镇化两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强调让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另一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指出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决策层对城镇化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恰恰说明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农村改革为起点，以全面开放为主要动力，1984年，国家出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开启了政府对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改革。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27.5%；第二阶段为1992～200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为起点，以城镇土地市场化为主要动力，克服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和就业容纳能力低的限制，城镇化率从27.5%上升到39.1%；第三阶段为2002～201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产业升级为基础，以政府经营土地为主要动力，多元化协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成为指导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针，城镇化率从39.1%上升到51.3%。①

中国城镇化发展至今，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城镇化水平依然很落后。主要表现为两个经济现象：一是我国人均GDP对应的城镇化率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只处于中游水平。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接近85%。而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二是按照霍利斯·钱纳里的理论，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40%左右；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已经接近40%，但城镇化率才刚刚突破51%，同等工业化水平下，我国的城镇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②

第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率普遍越高。中国城镇化率较高的省份主要是由大部分东部地区构成，尤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显得更为突出，中部较发达的省份如黑龙江、湖北等地的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慢，其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仅有重庆的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③

第三，城镇化发展速度普遍较慢。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平均增速为1.35%，江苏增速最快，年均增速超过2%，而北京年均增速为0.52，上海仅增长0.04%；中部地区中发展最慢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其城镇化增速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除了西藏和新疆两省之外，其西部各省的年均增速超过平均水平。

美、日城镇化的发展经验

虽然美国、日本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后期，但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经验。

美国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2011年，其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5%，基本达到城乡一体化。美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单

一、孤立地进行城镇化建设，而是注重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协调发展，走出一条以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为城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是通过工业化引导大量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通过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为推进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协调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发展联动机制，重点推进城镇化的内生增长模式，为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活力。

三是通过信息化用产业的升级改造来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此外，美国在其城镇化过程中既强调市场的作用，也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把市场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推行双轮驱动政策。

2011年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91.1%，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也是以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和工业产值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但是日本在进入城市化饱和阶段之后，第三产业逐步取代了传统工业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也随之由产品制造中心转向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二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支持。自20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群，集中了日本70%的人口，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资源、交通等问题，日本政府颁布了《青年振兴法》、《促进不发达区域发展法》、《促进新工业城市建设法》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力的推动了日本城市群的均衡发展，东京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的23%。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从1960

年的841亿元增加到1975年的9685亿日元，日本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更多劳动力愿意离开农村，到2012年，日本2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但农民只占到全国居民的4%。富裕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④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主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的潜能有限。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大部分学者、官员普遍认为，城镇化将继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找工作，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增长速度。但是假如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并不像官方公布的那样会有更多年轻人进城务工，那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又在何方？目前官方统计城镇化率是按常住人口划分的，城镇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居住超过6个月）。这种划分方式，一方面容易忽略城市流动人口，少算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容易混淆农村全职和兼职人口，多算农村人口。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业就业人口”除以总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这就意味着未来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前的动力比较有限。

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衡量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大小，关键是看制造业和服务业能为农民进城提供多少就业岗位。2011年我国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2.66亿人、2.25亿人和2.72亿人，从占比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人数偏低，农业从业人数过高。从市场需求来看，制造业需求最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次之。在制造业中，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职位需求大幅高于各行业平均值，这表明我国制造业正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现在的知识密集型，对员工的技术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要想进入制造业必须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此外，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美国提出制造业回流计划，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和中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这些外围因素均导致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吸收能力大幅下降。⑤

失地农民就业难。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面积逐渐扩大，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为非农业用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征用1至3年之后，60%的补偿款被农民用于建房、还贷、医疗消费、治病和消费。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民仍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失去土地之后，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城市寻求工作也会更加困难，失地就等于失业。因此如何让众多失地农民稳定就业自然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⑥

夹心层的新一代农民工处境艰难。流动的农民工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演变群体。最早一批的农民工大多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接受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省吃俭用往农村老家寄钱，对他们来讲，家才是自己的归宿。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期望能留在城市生活，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但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情况是：

一方面，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缺乏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所需要的时间和经济承受力，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缺乏以及高房价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他们普遍缺乏农业生产经验，让他们回家务农已经不太可能。因此，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并积极引导返乡创业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⑦

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城市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远远高于小城市，假如可以找到解决进城农民户籍问题的有效路径，无疑将极大的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在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下，要求一线大城市开放户籍几乎不可能，因为这将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开支。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出，中央政府不会给予更多的帮助，均以本辖区户籍人口为基础，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新增的流动人口，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基本养老金、教育支出等。如果现有的财税体制不做重大调整、户籍不开放，那么未来没有多少农民愿意去城镇发展，为此，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应该重点考虑当地流动人口状况，调整纵向、横向的财政关系。⑧

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起点和支点是农业的现代化，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是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是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二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民收入和财富。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关键是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完善生产模式、加快产业化经营，具体表现为土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养殖（种植）规模化、绿色农业、农副产品深加工。通过经营方式转变，大幅提高土地利用能力，为实现城镇化提供起点。

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工业化的大幅提高会极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发展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工业布局，增加就业岗位，使城镇化与工业化达到良性互动。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产业基础、区位特征等条件，发展符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扩大农民创业空间。二是制造业的转移与升级，中西部地区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东部地区则应该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尤其是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服务业。城镇化的发展一定要有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支撑，否则会出现偏低城镇化的现象。如我国西部城镇化率偏低，服务业落后也是主因之一。⑨无论是上文提到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美国和日本在80年代表现的更加明显。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3.1%，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而我国城镇化率也仅为51.3%。因此，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过程，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高于工业和农业，而且人均资源消耗量比较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人口聚集也必然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餐饮、娱乐、商业、交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都会大幅增加。

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发展城镇化的基础保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政策上支持、内容上创新、建立农民工培训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高。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制定有关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法规，推进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加大培训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农民工专项培训基金，并引进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民工的培训中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费帮助初中毕业的学生到正规的职业技术学校参加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职业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三是建立农民工培训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全面、及时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信息，帮助农民工有针对性的选择培训内容，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法规上的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企业介绍服务。只有解决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工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作者为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浩：“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1期。

②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③曹文莉，张小林，潘义勇，张春梅：“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2期。

④刘立峰：“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⑤李静，刘英基：“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⑥朱莉芬，黄季焜：“城镇化对耕地影响的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⑦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⑧张翼：“农民工„进程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学》，2011年第2期。

⑨王娟：“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为例”，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宏

第三篇：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如何推进城镇化发展

兽医学院

陈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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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的历史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其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强大引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向城市流动的30多年，也是改革的30多年。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可以说是推动城镇化的最大动力之一。改革开放前，通过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自由迁徙”受到严格限制，加上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出现了“逆城镇化”倾向。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至90年代中期的几年间，中国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涌进城镇的农民工规模急剧扩张，每年增加约2000万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城镇化由此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城镇化和工业化、现代化相互促进，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1%提升至2000年的36.22%。有专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城镇化的进程，打造出“长三角”这样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开放型的核心区域。

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后的今日，“重物轻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增长困局，城镇化和改革同时走到了新的路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论述引人注目。李克强提出，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就有长久持续的动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转型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涉及一系列亟待突破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最为迫切，通过这两项改革，将进一步打破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藩篱。2013年，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论证重大改革方案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立这样一个联席会议制度，被看作是为了此后进一步改革作出准备。党的“十八大”把新型城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种种政策信号表明，城镇化已成为党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和政府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并将成为中国核心国家战略。

如何有效的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统一价值观，是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前提

推进城镇化，首要的是政府和企业形成统一价值观，通过考察、培训等方式，使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各方认识什么是城镇化，如何用市场化推进城镇化，共同研究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以及双方合作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如配套政策的支持、组织领导机构、双方责权利的划分等。如此，城镇化建设必然能够实现“政府得发展、百姓得实惠、企业得效益”三方共赢的良好愿景。

（二）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是顺利实施城镇化的保障 既然城镇化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则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程序就十分必要，如城镇化项目立项和土地指标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政策、金融服务规范等。

1.与建设项目有关的部门，如发改委、建设和规划部门、国土部门等，有必要抓紧研究出台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管理程序，保障城镇化项目顺利推进。

2.为适应市场化运作需要，土地出让收入分配应本着“谁投资谁收益、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分配机制，保障实施主体的积极性。

3.要使金融机构能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则首先需要在行业类别上重新定位城镇化，使其区别于房地产，以便金融机构能够不受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约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服务。其次，针对城镇化项目的金融产品创新，也是金融部门需要研究的课题，如项目贷款形式、抵押物标的设定等。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差异大，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如何实现城镇化的个性化，使区域发展既符合当地实际，又符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功能定位，并从考核机制上建立有针对性的考核目标，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短期行为的动机，使政府真正由经营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是中央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助推地方城市发展：

（一）注重产城融合，城乡发展一体化。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产与城的关系，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以产留人，避免因缺乏产业支撑而导致的“空城”困境。一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坚持现代化元素与市民内在需求相统一，统筹推进交通、信息、能源、环保、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坚持“地上”和“地下”相结合，既做好“显绩”工程，又做好“隐绩”工程。加强市域、市际间基础设施对接，强化区域基础设施协调与共享。科学布局加密型紧凑型城市，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二是镇村发展工业化。实施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推进的策略，加强城市和农村之间土地和资本的流动，把工厂办到农民的家门口，发展壮大村镇集体经济，农村就地变城市，农民就地做工人、做老板，使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三是优势产业集群化。坚持走集聚发展之路，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梯度发展，促进各类企业向城市、园区、经济带集中，逐步在有条件的农村片区形成一批规模较大、层次较高、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规模效益和集群效应。建立一批符合乡镇实际、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基地，促进产业链条向前端设计和后端服务延伸，做强做优制造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支持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检验检测、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行业平台建设，为乡镇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城市发展组团化。优化城镇片区主体功能，推进区域统筹，加强资源要素、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行政资源的整合，推动城市空间从分散到集聚，从多组团到大组团，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加强城市对接区域发展，融入大城市群，突出城市发展个性，形成城市之间合理分工、布局。

（二）注重创新驱动，城市运营绿色化。

创新驱动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正确处理城市扩张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大力推进城镇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一是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采取政产学研结合、校地合作、协同创新的方式，由地市投入资金、提供研发用房，由高校院所投入技术、人才、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推动高校研发与地市需求的无缝对接，构建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凝聚创新资源，培育创新载体，建设一批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和创新产业集聚区。对应“国家制造2025战略”，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推动城市产业低碳化发展。二是加快城市管理创新。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城乡统筹规划管理机制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推进“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管理，加快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创新应用，统筹实施“智慧环保”、“智慧医疗和教育”、“智慧城管”、“智慧交通”等重大信息化工程，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和资源集约化利用。三是加强环保治理创新。按照让人和城市融入大自然的发展理念，明确城市发展的边界，严格落实生态红线规划管控。创新城市环境治理制度，持续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治理与修复。强化对山麓、滨水地区的开发建设控制，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保护农村自然生态田园，塑造具有地方特色、望山见水、疏密有致的城乡风貌。利用边角闲置地块和景观岸线等，建设方便市民休闲活动的社区公园，打造“快节奏、慢生活”的宜居生活空间。

（三）注重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任务。一是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积极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建立健全“城乡一体、保障广泛、覆盖全面、水平适度”的社会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设施一流、网络健全、内容丰富、参与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渠道多样、本外共享、优质均衡、城乡协调”的地方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二是推进优质公共服务向基层社区全覆盖。针对基层社区公共服务先天投入不足、供给机制不完善、专业水准不高等问题，统筹规划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把治安、环卫、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费用纳入市财政统筹范围。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法律仲裁、心理疏导等基本公共服务延伸至基层社区。创新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完善社区服务信息化平台，建立社区政务服务中心，承接政府下沉到村（社区）的行政工作和公共管理任务，有效推动村级行政事务、自治事务和经济事务“三分离”，减轻村（社区）的经济负担。引入专业化、社团化、公司化运作的服务机构，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三是统筹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异地务工人员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进包括异地务工人员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必须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条件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批次清单和阶梯式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途径，逐步将异地务工人员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共享范围，有效解决异地务工人员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让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四）注重社会和谐，城乡社会治理法治化。

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理，是当代政府必须履行的核心职能，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是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农村(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独特作用，建立“党组织领导、村委会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索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围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人际关系，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集体协商和共同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目录和清单，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和服务机制。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积极拓宽居民参与渠道。二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以及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的矛盾错综复杂，基层社会治理和矛盾纠纷化解压力大、任务重、挑战性强。必须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建立融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居民调解于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建立集组织领导、预防调处、快速处置于一体的大预防机制。坚持全程跟进、适时介入、果断处置，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劳资矛盾多元化化解的源头治理机制。深入开发大数据在社会舆情、治安防控、应急保障、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三是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关键问题。正确把握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法治与德治、自治的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继承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推出地方城市基层治理整体设计方案，切实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围绕创新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基层重大社会事务协调、村镇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基层民主和依法治理等关键环节和重大问题，进行有效改革，建立完善充满活力的基层自治体制机制。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异地商会建设、企业诚信经营等方面，创新推广积分制管理，大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五）注重多元包容，常住人口市民化。

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工作环境的提升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要义。一是有序拓宽人口市民化通道。以优化积分制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为重点，优化调整外来务工人员入户政策。推行以居住证为基础的户籍制度改革，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工作时间长、可以适应城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口市民化问题。加快户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依法依规保障本市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待遇一体化管理。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体系。二是培育多元包容的城市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融入地方城市人文精神，化为市民的内在准则和行为习惯。大力培育和塑造具有开放开明、兼容特质的包容文化，增强地方城市文化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大力培育塑造地方城市精神，精心宣传推介地方城市形象，增强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大力倡导和弘扬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使本外人口和谐相处，构建本外融合型社会。推进基层文化站、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广泛开展便于社会各群体参与展演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使外来务工人员有好书读、有好讲座听、有好展览欣赏、有好平台展示，营造和谐、兼容、共享的文化氛围。三是大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坚持经济与文化双翼齐飞，以文化建筑延续城市文明，加强城市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增强城市文明的积淀。依托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时间全天候、空间全覆盖的图书馆网络，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发动市民共建学习之城。依托绿道网、森林公园等，引导市民参与环保行动，践行绿色环保生活理念。加快构建个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机制，提高市民的诚信意识。以空巢老人、困难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为服务重点，组织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建立健全内容丰富、效果明显、机制健全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推进城镇化，需要从意识上和行为上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使参与城镇化进程的各方主体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第四篇：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鉴于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不能盲目按照固有的传统模式布局城镇化的空间体系，而是要从深层次上把握城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更加注重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的协调互动，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第一，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城镇是因经济、文化或政治的原因，促使大量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剩余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既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也创造了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正因如此，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研究中，衡量城镇化率的高低就是以常住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教育引导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第二，城镇化必然带来空间的扩展。人口和产业的不断聚集，促使城镇区域不断扩大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城镇空间的扩展，既表现为城镇人口、地域规模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加，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如今，现代化交通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辐射范围, 城市圈的半径不断向外延伸, 使许多区域置于更强的城市影响之下，从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例如，我国苏南地区城市群的成功发展得益于现代化的交通设施，拉近了与上海的距离，更有效地接受上海辐射。

第三，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农业为城镇居民提供粮食、蔬菜、肉、蛋等，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是城镇化发展的根基；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服务业发展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各种服务，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支撑。城市的繁荣就是产业的繁荣，没有产业的支撑，城市就会衰退和没落。实践证明，只有结合城镇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为城镇的持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第四，公共服务和管理为城镇化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从城镇发展历史看，最早的城镇几乎没有公共服务和管理。但是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人口大量增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客观上要求城镇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管理服务。而且，随着城镇人口的扩张和空间的扩展，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对城镇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大城市病”就会应运而生。

第五，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城镇发展的魂魄。城镇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烙印，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文化内涵。特色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都会使城镇逐渐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质，从而增添这个城镇与众不同的魅力，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城镇失去了特色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内涵，失去了魂魄，失去了竞争力。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都是实现城镇化的基本要素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城镇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各要素的健康运行和相互协调。任何一类要素的缺失都会导致城镇化基本要素系统的不完善，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和缺陷。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切实把握城镇化要素支撑系统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关系，更加注重要素的协调互动。

第五篇：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卢 斌

2013年第6期 ——经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廓清“五大关系”，正视“五大问题”，打牢“五大基础”。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廓清“五大关系”

1、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的关系。2005年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随着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广大农民开始熟悉起“新型城镇化”。放眼世界，无论是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日本的“造村运动”，还是德国“城乡等值化建设农村运动”，都加速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器”。2011年，我国宣布的城镇化率接近52%。按照国际惯例，过了50%，就意味着城镇化到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重大转变是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新的“里程碑”。如果要论及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的区别，前者偏重农村的“独唱”，后者则是农村与城市的“合唱”。

2、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通俗地看，城市二字，既要有“城”，更要有“市”，互促互长，不可偏废。按照工业发展指数的分法，我国目前大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或者中后期，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处在后工业化时代。英国从1760年蒸汽机时代开始，工业化用了近300年，美国用了100多年。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才50多年的历史，工业化这一课，基础尚不牢固、体系尚不完善、机制尚不优化，必须“补课”。

3、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的关系。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是“增减挂钩”。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3个耕地面积增长时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极高。2/3的日本人口集中在东京等三大都市圈，韩国50%的人口集聚在首尔。我国的人地矛盾突出，世界少有。新型城镇化不能走大中城市已有的“城市病”老路，对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务必最大限度地把住“土地财富的闸门”，让耕地的数量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多起来”。

4、新型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近期有一组发布的数据，未经权威部门核实：我国30多年的改革成果，人均GDP增长了100倍，货币供应量增长了700倍，汽车增长了1万倍。而现在我们80%的城市缺水，石油、煤、矿等资源大约还可以持续开采50年左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沙尘暴”、“雾霾”等问题，不致于也“上山下乡”，是对最后一方净土的“生态大考”。

5、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五千年中华文明，儒家思想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倡导的是“乡村文化”。像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农村农民大国，推进城镇化，必须传承“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乡村文化脉络。背离了这一主脉，势必会将“千城一面”，复制为“千镇一面、千村一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才叫做乡村，古训不可忘。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正视“五大问题”

1、“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双重束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障碍。我国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在世界上最少，户平7.5亩，仅为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日韩的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我国现

有2.6亿农民工，且每年以4%的速度递增，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人地矛盾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2、“人多钱少”的矛盾。我国有1.9万个建制镇，但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世界排名第84位，约占美日的1/

8、韩台的1/4，城镇化资金投入缺口巨大。农村产业发展缓慢，城镇经济支撑乏力，难以发挥小城镇的聚集与辐射作用。由于撬动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强，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单一，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捉襟见肘。

3、“人多话语权少”的矛盾。社会建设的重要趋势，是公民主体和公众参与。城镇化必须抓住主体不放。当前，农村社会的公众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农民的财产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被虚化”、“被代表”，绝非偶然和少数。农村社会常态化的“空巢现象”，更让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虚位”。

4、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目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率之比约为0.63，不足世界平均比值的一半，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我国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比高收入国家低21%。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没有市民化。农村土地难以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难以推进。

5、城市化滞后社会化。城市与农村被形象地描述为：城市是拥挤而快乐着，农村是闲散而寂寞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正改变着这一景象。我国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回不去“祖上的家园”，带来了城市管理的新问题。农村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城市与农村的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建设对城市化浪潮的需求。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打牢“五大基础”

1、资源基础：坚持节约集约用地，防止“圈地运动”。土地是财富之母，是政权之基。必须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把住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用途“关口”，真正实现“一样的土地、更好的生活”。借“土地流转”之手，治“二元结构”之病。以土地规划为“母规划”，来统筹好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决防治“大占大用、大拆大建、造镇造村”现象，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沦为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2、经济基础：坚持培育本土工业，防止产业“空心化”。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突出产业在城镇化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将工业化作为推动城镇化的强力引擎。除招商引资外，更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培育本土工业。千方百计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上山下乡”、“出城进镇”和“落地生根”，防止产业“空心化”，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形成“政策引导企业、企业壮大产业、产业支撑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3、组织基础：坚持推行农民合作，防止“主体错位”。日本和韩国的农民，80%都在农协里，台湾的农民90%也在农会中。新型城镇化中，“谁当主人、谁来推动”，这是区别以往历史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用全新的组织方式，把广大基层农民组织起来，切实防止“主体错位”，防止“新坛装陈酒”、“新法走老路”。

4、决策基础：坚持推行公众参与，防止决策“碎片化”。科学决策，才能保障科学发展。一定要将公众参与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提高公众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实现由“行政领导决策”向“公众参与决策”的转变。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让公众在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5、生态基础：坚持生态可持续，防止农村“城市病”。改革开放仅仅30多年，但农村“青山绿水”的“田园画卷”却似乎离我们已十分久远。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几乎快成了农村人的“奢侈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自然生态禀赋，决不能搞“开山造城”运动。必须坚持生态循环可持续，防止“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坚持把城镇建设与资源保护的有机结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生态基础。■

（作者系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