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全县新型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

第一篇：关于加强全县新型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

对加快推进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调查与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临澧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县，如何借风使劲，扩容提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最终建成“生态宜居福城”？带着这个课题，近期课题组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采取的措施及成效

近年来，我县按照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立足长远的原则，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加快城乡统筹一体化，城镇面貌不断改观，城镇设施日臻完善，城镇规模渐成雏形，基本形成了以县城为核心，建制镇为节点，集镇中心村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城镇发展格局。我县被确定为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新安镇被确定为全省城乡统筹一体化建设示范镇。2013年，全县城镇化率达到41.37%，在全市小康考核的7个二类区县（市）排名中居第三位，比2000年上升了11.3个百分点；建成区面积达到18.8平方公里，其中县城11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达到17.43万人，其中县城10.5万人，比2000年增加4.7万人。

1、靠科学规划引领城镇发展。始终把规划作为加快城镇建设与发展的“一号工程”，科学编制规划，适时调优规划，严格管理规划，做到了以规划引领城镇建设和发展。近些年，先后完成了县城总体规划第三轮修编，将县城规划面积由64.95平方公里扩大到98.45平方公里；基本完成县城区控制性详规、“一区一城”、全县燃气发展、县城区给排水、民办丁玲学校等规划编制；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明确控违拆违工作责任的通知》、《关于加强县城规划区内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坚决制止抢搭建抢装修抢种养行为的通告》，成立县城规划区控违拆违办公室，全面铺开控违拆违工

作，对县城区实行全天候巡查，有力维护了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进一步加大乡村规划编制力度，启动了15个乡镇总体规划、村镇布局规划和给排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2、靠新区建设带动城镇扩容。坚持把加强新区建设作为扩大县城规模、提升对经济发展承载力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努力把县城打造成全市城镇带上区域融合的示范区、全市绿色发展先导区和沅澧主次中心的卫星城。一方面，拉开路网骨架，带动新区发展。主城区重心向西向北转移，稳步推进“一区一城”建设，“一区”即：3平方公里的滨河西区；“一城”即：6平方公里的北福新城；经开区以207国道为轴线，按“生产向东、生活向西”的原则，向西厢发展，建设东部工业新区和西部新城，努力使园区西部新城与主城区北福新城和滨河新区连为一体，形成县城大西部新区。目前，县城空间布局基本形成了主城区与经开区的大融合雏形，构筑成“县城建城区+大西部新区+工业园区”的城市总体框架结构。目前，总投资1200万元的滨河路下游道路已建成通车；总投资4000万元的滨河路上游道路毛路面已经成型；总投资1.5亿元的环城路已与投资方完成签约；总投资4000万元的青年路改造，目前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和施工方案，基本完成拆迁品补工作；总投资4000万元的朝阳西街延伸段建设正在做前期工作，计划年内动工。另一方面，布点重大项目，带动新区开发和资源增值。新区主要布点了两个大项目：一个是总投资2亿元的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目前已完成征地拆迁、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已开工建设。另一个是总投资1亿元的民办丁玲学校建设，前期工作也基本完成。另外，对新建的机关办公楼，尽量落户在“一区一城”。目前，已有县公安局、县法院、县地税局等机关办公楼选址在“一区一城”，力争对新区发展起到较强带动作用。

3、靠项目建设促进城镇提质。牢固树立经营理念，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的路子，努力扩大建设投入，完善配套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提

行精细化管理，对县城区清扫保洁、洒水压尘等工作每日一检查，每月一评比，促进了环卫作业规范化、常态化；加强垃圾清运监督管理，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坚持每周对主要街道实行2—3次机械化清扫，进一步提高了主要街道卫生质量。三是推进垃圾达标处理。按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艺，对县城及四新岗、佘市、修梅、望城等乡镇的生活垃圾和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进行接纳处理，确保垃圾处理达标，新安镇污水处理厂已正式开工，完成投资600万元，预计年底建成，合口污水处理厂已完成可研、环评、审批等前期工作，预计明年动工；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项目建设，已建设压缩式垃圾中转站10座，其中投资180万元新建新安合口大型压缩式垃圾转运站，并自今年6月起实行了垃圾运至县城集中处理；启动了县城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相关工作。四是开展“国卫创建”。全面启动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工作，把县直单位“四包”活动作为创卫第一仗，强力整治“七类十四乱”问题，县城环卫秩序、经营口秩序、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明显改观，群众反响良好。

二、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近些年的建设，我县城镇化建设取得很大进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城镇规模还不够大。一是城镇化率偏低。2013年底，我县总人口43.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7.43万人，城镇化率41.37%，与2013年全国（53.7％）、全省（47.96％）、全市（44.5％）相比，分别低12.33%、6.59％、3.13％。二是城镇建成区面积偏小。2013年底，城镇建成区面积18.8平方公里，其中县城建成区面积仅11平方公里。与周边的澧县（县城建成区面积23平方公里）、津市（县城建成区面积17平方公里）、石门（县城建成区面积16.8平方公里）、桃源（县城建成区面积14平方公里）等县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各乡镇发展不平衡。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县存在着城区建设好于乡镇，澧北城镇建设好于澧南的问

4、城镇秩序还欠规范。私搭乱建、乱停乱放、占道经营、抢搭抢建等违章违规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滨河路、文化街等路段乱停乱靠比较严重；出店经营、以路为市、沿街叫声现象随处可见；市民卫生习惯没有养成，随地乱扔、乱倒、乱吐，城市脏、乱、差现象依然存在；交通安全意识有待提高，行人、摩托车、自行车乱闯红灯的现象比较普遍，城镇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5、城镇第三产业不够发达。一是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近年来，我县产业结构逐渐优化，但第一、二产业结构偏重，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据统计，我县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5:35:40，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0:39:41，三年时间，第三产业仅增长1个百分点。二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单一。我县第三产业基本上为传统服务业，如交通运输、商品流通、住宿餐饮、房地产等，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不高，娱乐消费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很多人都跑到邻近的常德、澧县去消费。当前，迅速发展的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从业人员较少，推动作用十分有限。文化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头，在我县才刚刚起步，没有形成产业优势。

6、制约瓶颈破解乏力。受宏观政策和自身条件影响，城镇建设面临的瓶颈制约较多。融资方面，每年城建资金缺口较大，特别是县委、县政府从今年开始部署“三改四化”，打造“生态宜居福城”，每年要完成城建投资8亿元以上，而政府融资每年只能保证3亿元，资金缺口达5亿元。用地方面，全县每年的用地指标只有400亩左右，而光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就在500亩以上，用地缺口非常大。加上有的拆迁户要求太高，达不到要求就不肯搬迁，也影响了项目的供地。

三、对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1、尽快完善城镇规划体系。按照“常德市卫星城”、“生态宜居福城”的战略定位、50年不落后的要求，科学编制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滨河西区、繁得当、层次分明”的原则，结合道路改造分批推进、分步实施，让县城“日以绿为景，夜以灯为美”。三是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大力推进廉租房、公租房、棚户区改造，做好迎宾路、安福路“穿衣戴帽”美化工作，把城市搞“靓”。

3、加快配套公用设施建设。按照功能完善、配套协调的总体要求，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一是统筹县城交通路网布局。年内要完成县城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制定；推进县城路网建设，力争5年内打通县城区“五纵七横”的路网格局；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和人防工程，开发建设立体式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二是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城东新建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朝阳东街农贸市场；城区主要路段配齐环卫设施和公厕；抓好供排水管网的改造、下水道清淤工作，分行雨污分流；搞好人行道板砖的更换工作，为居民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启动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燃气管网配套、自来水厂升级、小街小巷改造等公益项目建设；加大政策引导，规范房地产开发行为，服务支持月亮岛、外滩新城、御景城、金牛岭等商住项目开发多功能住宅小区，彰显地方特色，增强城市吸引力。三是完善城镇体系。鼓励和支持各乡镇加强城建项目建设，重点加强城镇给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供电、燃气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澧北的新安镇、合口镇、九里乡、官亭乡4个乡镇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发展、公交客运、生活供水、垃圾处理、生态建设、综治维稳、殡葬改革、政务服务“八个一体化”，打造全市乃至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精品区、先行区。

4、积极发展城镇经济。一方面，合力打造“三百园区”。坚持把工业园区作为县域工业化的主阵地来建设，力争到2015年，把园区打造成入园企业100家以上、工业投入100亿元以上、产值100亿元以上的“三百园区”。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基础设施、标准厂房建设，不断提升园区的整体形象和承载能力。充分利用区位、资源优势，移，凡在城镇购买商品房、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村人口，均可申请转为当地城镇居民户口。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机构，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制度，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6、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契机，加大城市管理力度，着力推进精细化管理，通过开展市容市貌环境综合整治，实施“畅通工程”、“净化工程”，打造优美、整洁、宜居的城市环境。坚持以城管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管理网络化、运作市场化、作业精细化、考核标准化为核心，实施城市管理“一改四化”，建立长效机制，实行常态管理。扎实开展县直单位包卫生、包秩序、包控违、包公用设施的“四包”活动，大力整治市容、卫生、建设、交通秩序，塑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形象，争创国家卫生县城、全省园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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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总书记强调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发展质量，并确立了要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绿色的增长的目标。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及其主要内容之后，其关键是如何科学、合理、有效的进行推广和实行。为此，本刊采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如何建设新型城镇化给予了新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

——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本刊记者 张永军 陈宇宏

城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大趋势，是因为城市显著优于农村的三个特征：一是城市的规模扩张产生集聚效应和放大效应，使资源配置更趋优化，经济发展更具效率；二是城市规模经济促进集约节约，可以摊薄公共基础设施的高成本，提供比农村价廉质优的公共服务；三是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大选择空间，从而使生活更加美好。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

把握科学规划的基本体系

《西部大开发》：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重大国家战略，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发展质量。增长、绿色、包容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三大目标，但增长不会自然实现，绿色不会自动到来，包容性问题也不可能自发解决，只有通过科学规划、系统管理和改革创新才能达成。那么，科学的规划基本体系是什么？应如何规划把握？

黄奇帆：规划是城市建设管理的龙头。规划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城市建设的质量和品位，也直接影响城市运行成本和效率。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都应重视规划、懂得规划、抓好规划，全面把握规划的基本体系。

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北美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都是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带动。最近讨论的长江经济带，从规划角度讲，也有一个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问题。考察这些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二是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我们推进城镇化，应当以构建城市群为目标，积极培育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城镇体系，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功能互补。

合理布局城市功能集聚区。任何大城市，都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集聚区，在布局上应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和人文特色，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上述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大都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规划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镇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二是承载城市群各城市之间连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镇群的动脉血管。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要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及公交站场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高峰时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时。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城市的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对助推城镇化极其重要。

精心做好五种规划。一是城乡总规，这是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规划，一经确定，要管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二是控制性详规，涉及建设区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开发强度和道路、管线、建筑等布局结构，是城市建设的路线图。三是重点区块的形态规划，应高低结合、疏密有致，尤其要注意保护天际线、楼际线、水际线，彰显城市轮廓之美。四是地标性建筑设计，包括色彩搭配、建筑风格，应与周边协调统一、和谐有序。五是各类专业规划，包括“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等，应相互匹配、结构完善。上述五种规划的覆盖面和整体质量，决定着城市的未来面貌，一定要精心谋划。

城市管理者要心中有“数”。领导干部应掌握一些宏观的、战略性的城市规划数据，在决策时体现出经济学逻辑。总之，规划是控制总量的学问，要求总量平衡、动态调整，只有明了这些参数，规划时才能收放有度。

转动好投融资这个杠杆

《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建设，说到底是要靠资金来支撑，要靠好的投融资平台来支撑。有专家匡算，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至少会新增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那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转动好投融资这个杠杆？

黄奇帆：城镇化建设是相当“吃钱”的事业。按照政府财政管理要求，预算内用于保民生、保运转的保障类资金应收支相抵，不能搞“赤字财政”，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一个项目大都是三五年建好，三五十年使用，只能投资一步到位、资金逐年偿还、重在远期平衡。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负债的，全球皆然。实际操作中，城建资金往往依托于政府信用，获取长周期、低利息的融资。国际上通常以发行市政债券来解决，我国地方政府过去不能发债，主要是通过投融资平台融资，但相当部分是短期的、高利息的融资方式，由此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推行PPP模式的关键在于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PPP模式其实并非新生事物。它起源于英国，是对公共私营合作融资机制的总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领域不乏此类实践，BT、BOT、BTO、BOO、TOO都是PPP原则下的案例。但这些融资为何大多沦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呢？要害在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没有建起来。利益共享，就是让参与各方都能赢利，但无暴利；风险共担，就是不要把所有风险都集中于一方。而过去我们的BT、BOT等，往往陷入风险政府独担、利益企业独享的泥潭。

推广PPP模式，必须明晰具体操作的边界条件，我认为应注意区分五种类型：一是靠市场价格可以实现平衡的，就放手去做。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定价较合理，企业都抢着干。二是靠现有价格平衡不了，但通过调整可以平衡的，应适时启动价格改革。比如水价调整后，自来水厂就能搞PPP融资。三是考虑到公共服务性质和民生保障需要难以调价的，要靠政府采购、明确财政补贴额度，为PPP创造条件。四是可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平衡的，比如香港地铁票价7港元一张，本身难以平衡，但他们通过加盖1000多万平方米物业，就实现了平衡。五是存在暴利的领域，比如土地一级开发会大幅提高地价，要搞PPP，就必须设定开发商利润上限，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和利益输送。总之，只有公共服务定价机制改革到位了，PPP融资模式等配套改革才能快速跟进。

规范并加强土地管理，管好用好土地出让金。通过发行市政债、推广PPP融资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但实现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平衡，还需要做好土地批租这篇大文章。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随着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和环境配套，土地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值。必须通过政府土地储备和开发管理，拿来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

发挥好投融资平台的作用。搞PPP融资谈判，与外资、民资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与政府机构直接混合，而应由政府委托的法人介入。因此，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关键是把握五个方面：一是合理控制平台数量和规模。二是规范资本金注入来源。三是平台运营要抓好“三个平衡”，即资产与负债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与产出、投入与资金来源要平衡。四是风险防范方面坚持“三个不”：政府财政不担保；平台之间互不担保；各类投资集团专项资金不能交叉使用

管好用足城市土地资源

《西部大开发》：土地，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保障。我国人多地少，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又要努力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城市用地矛盾尤为突出。那么，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节约集约用好每一寸土地，管好用足每一笔土地增值收益？

黄奇帆：土地收入一般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3，是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和平衡城建资金的主要“钱口袋”。因此，必须加强土地管理。

加强土地管理，应把握五条原则：一是坚持深度规划后出让，开发地块尽量做到控制性详规、形态规划、专业规划全覆盖，这能使土地出让价格提高30%，最多可达一倍以上。二是坚持生地变熟地后出让。由政府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动拆迁，土地整治好后再出让，不仅能保障依法拆迁、公平补偿，确保各方利益，还能大幅提高土地资产价值。三是坚持招拍挂出让。这是国家三令五申的要求，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既能预防腐败，又可避免协议出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坚持依法收回闲置土地。对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四久”工程土地，必须依法收回，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五是坚持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储备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建立土地资源配置“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机制，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用地保障，也能防止公共资源增值收益流失。

具体到土地储备环节，也有五条原则：一是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二是储备权集中，储备收益各级政府共享。相对集中储备权，有利于土地整体开发利用，但土地储备不应改变公共财政收入分配比例，收益应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三是储备地使用兼顾公益事业和商业开发，大体对半开。四是做好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即土地储备手续办完后，成为有价资产，通过银行抵押融资，搞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生地变熟地；第二个循环，是“七通一平”后，及时完善规划并分批招拍挂出让，回笼资金用于清偿贷款，抵扣一级开发的成本后，增值部分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滚动开发或其他片区建设。两个循环正常滚动，不会诱发泡沫和债务危机。五是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即做到“大对应、小对口”。大对应，就是做到土地收入与城建资金需求长期总体平衡；小对口，就是当期单个地块开发与一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间对应、资金平衡，“一个萝卜一个坑”，确保微观平衡、风险可控，以免形成糊涂账。

打好房地产调控组合拳

《西部大开发》：房地产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和关键环节，与国计民生强相关，既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影响社会心态、事关社会稳定，应如何对其进行积极稳妥的调控？

黄奇帆：房地产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和关键环节，与国计民生强相关，既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影响社会心态、事关社会稳定，必须对其进行积极稳妥的调控。

由于房地产具有商品、不动产、资本品、金融品、民生品等多重属性，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更多采取市场调控办法，打好组合拳。一是实施供需调控。房地产价格受供求规律影响，调控中既要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控制开发总量，也要按房地产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的比例调节流量，确保供需基本平衡。二是实施地价调控。原则上，要把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如果地价过快上涨，就要调整供地力度和节奏，避免地价抬高房价。三是实施税收调控，关键是增加持有环节成本。近年来，重庆在中央支持下开展房产税试点，收到了调节房价、减少空关、改善房产结构、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四重功效。五是实施双轨调控。不管房地产怎么调控，总有20%~30%的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必须由政府托底保障。其中，通过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安置，能覆盖10%左右的城市人口；建设公租房，覆盖面大体是20%左右。这些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就更有保障，房地产市场也会健康平稳。

在公租房推进过程中，我认为要把握好五点：一是明确保障对象，主要针对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家庭。二是优化规划布局。公租房项目要与城市大型聚居区的商业楼盘有机“混建”，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避免贫富隔离，促进社会和谐共融。三是坚持“三个同步”，做到公租房竣工、基础设施配套和社会管理机构服务到位基本同步，确保群众安居。四是堵住两个“黑洞”。承租户不得转租当“二房东”，不能利用低房租去赚高房租；租满一定期限后可购买有限产权，今后想转让，要么卖给公租房管理机构，要么按共有产权的商品房出售，从制度上防止无休止修建和利益输送的“黑洞”。五是强化投融资平衡，可通过出售配套商业设施和一部分公租房偿还贷款本金，形成良性循环。

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西部大开发》：城镇化的过程实质是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与之相随的户籍问题将会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问题。而户籍制度的合理化改革更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为此，针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我们应把握好哪些原则？

黄奇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注意把握五项原则。一是明确对象。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为主。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工转户之初，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四是合理分布。通过科学设置落户条件，引导转户居民在大城市、区县城和小城镇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也防止小城镇就业和社会管理不堪重负。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成本机制。农民工转户人均成本10万多元，我国2亿多农民工转户需近30万亿元资金，看似难以承受。实际上，改革成本并非由政府独担，企业补足社保缺口要占40%，转户居民会自担30%，需要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仅占30%。同时，农民转户及相应的成本支出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分摊到每年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增长、绿色、包容”三大目标，除了上述五个关键环节外，还需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开放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等，这些都是深水区的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更需要善做善成的智慧和理路。我们要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系列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思维，健全体制机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夯基出力。

第三篇：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思考

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思考

作者：龚关 来源：人民论坛 添加日期：14年04月10日

【摘要】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但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仍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任务。文章在阐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基本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并提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 发展经验 政策建议

城镇化两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强调让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另一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指出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决策层对城镇化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恰恰说明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农村改革为起点，以全面开放为主要动力，1984年，国家出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开启了政府对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改革。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27.5%；第二阶段为1992～200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为起点，以城镇土地市场化为主要动力，克服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和就业容纳能力低的限制，城镇化率从27.5%上升到39.1%；第三阶段为2002～201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产业升级为基础，以政府经营土地为主要动力，多元化协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成为指导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针，城镇化率从39.1%上升到51.3%。①

中国城镇化发展至今，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城镇化水平依然很落后。主要表现为两个经济现象：一是我国人均GDP对应的城镇化率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只处于中游水平。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接近85%。而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二是按照霍利斯·钱纳里的理论，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40%左右；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已经接近40%，但城镇化率才刚刚突破51%，同等工业化水平下，我国的城镇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②

第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率普遍越高。中国城镇化率较高的省份主要是由大部分东部地区构成，尤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显得更为突出，中部较发达的省份如黑龙江、湖北等地的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慢，其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仅有重庆的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③

第三，城镇化发展速度普遍较慢。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平均增速为1.35%，江苏增速最快，年均增速超过2%，而北京年均增速为0.52，上海仅增长0.04%；中部地区中发展最慢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其城镇化增速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除了西藏和新疆两省之外，其西部各省的年均增速超过平均水平。

美、日城镇化的发展经验

虽然美国、日本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后期，但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经验。

美国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2011年，其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5%，基本达到城乡一体化。美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单

一、孤立地进行城镇化建设，而是注重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协调发展，走出一条以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为城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是通过工业化引导大量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通过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为推进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协调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发展联动机制，重点推进城镇化的内生增长模式，为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活力。

三是通过信息化用产业的升级改造来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此外，美国在其城镇化过程中既强调市场的作用，也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把市场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推行双轮驱动政策。

2011年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91.1%，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也是以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和工业产值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但是日本在进入城市化饱和阶段之后，第三产业逐步取代了传统工业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也随之由产品制造中心转向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二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支持。自20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群，集中了日本70%的人口，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资源、交通等问题，日本政府颁布了《青年振兴法》、《促进不发达区域发展法》、《促进新工业城市建设法》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力的推动了日本城市群的均衡发展，东京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的23%。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从1960

年的841亿元增加到1975年的9685亿日元，日本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更多劳动力愿意离开农村，到2012年，日本2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但农民只占到全国居民的4%。富裕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④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主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的潜能有限。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大部分学者、官员普遍认为，城镇化将继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找工作，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增长速度。但是假如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并不像官方公布的那样会有更多年轻人进城务工，那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又在何方？目前官方统计城镇化率是按常住人口划分的，城镇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居住超过6个月）。这种划分方式，一方面容易忽略城市流动人口，少算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容易混淆农村全职和兼职人口，多算农村人口。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业就业人口”除以总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这就意味着未来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前的动力比较有限。

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衡量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大小，关键是看制造业和服务业能为农民进城提供多少就业岗位。2011年我国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2.66亿人、2.25亿人和2.72亿人，从占比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人数偏低，农业从业人数过高。从市场需求来看，制造业需求最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次之。在制造业中，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职位需求大幅高于各行业平均值，这表明我国制造业正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现在的知识密集型，对员工的技术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要想进入制造业必须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此外，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美国提出制造业回流计划，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和中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这些外围因素均导致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吸收能力大幅下降。⑤

失地农民就业难。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面积逐渐扩大，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为非农业用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征用1至3年之后，60%的补偿款被农民用于建房、还贷、医疗消费、治病和消费。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民仍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失去土地之后，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城市寻求工作也会更加困难，失地就等于失业。因此如何让众多失地农民稳定就业自然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⑥

夹心层的新一代农民工处境艰难。流动的农民工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演变群体。最早一批的农民工大多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接受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省吃俭用往农村老家寄钱，对他们来讲，家才是自己的归宿。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期望能留在城市生活，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但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情况是：

一方面，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缺乏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所需要的时间和经济承受力，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缺乏以及高房价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他们普遍缺乏农业生产经验，让他们回家务农已经不太可能。因此，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并积极引导返乡创业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⑦

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城市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远远高于小城市，假如可以找到解决进城农民户籍问题的有效路径，无疑将极大的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在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下，要求一线大城市开放户籍几乎不可能，因为这将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开支。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出，中央政府不会给予更多的帮助，均以本辖区户籍人口为基础，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新增的流动人口，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基本养老金、教育支出等。如果现有的财税体制不做重大调整、户籍不开放，那么未来没有多少农民愿意去城镇发展，为此，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应该重点考虑当地流动人口状况，调整纵向、横向的财政关系。⑧

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起点和支点是农业的现代化，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是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是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二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民收入和财富。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关键是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完善生产模式、加快产业化经营，具体表现为土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养殖（种植）规模化、绿色农业、农副产品深加工。通过经营方式转变，大幅提高土地利用能力，为实现城镇化提供起点。

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工业化的大幅提高会极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发展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工业布局，增加就业岗位，使城镇化与工业化达到良性互动。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产业基础、区位特征等条件，发展符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扩大农民创业空间。二是制造业的转移与升级，中西部地区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东部地区则应该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尤其是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服务业。城镇化的发展一定要有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支撑，否则会出现偏低城镇化的现象。如我国西部城镇化率偏低，服务业落后也是主因之一。⑨无论是上文提到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美国和日本在80年代表现的更加明显。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3.1%，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而我国城镇化率也仅为51.3%。因此，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过程，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高于工业和农业，而且人均资源消耗量比较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人口聚集也必然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餐饮、娱乐、商业、交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都会大幅增加。

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发展城镇化的基础保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政策上支持、内容上创新、建立农民工培训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高。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制定有关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法规，推进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加大培训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农民工专项培训基金，并引进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民工的培训中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费帮助初中毕业的学生到正规的职业技术学校参加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职业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三是建立农民工培训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全面、及时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信息，帮助农民工有针对性的选择培训内容，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法规上的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企业介绍服务。只有解决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工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作者为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浩：“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1期。

②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③曹文莉，张小林，潘义勇，张春梅：“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2期。

④刘立峰：“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⑤李静，刘英基：“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⑥朱莉芬，黄季焜：“城镇化对耕地影响的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⑦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⑧张翼：“农民工„进程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学》，2011年第2期。

⑨王娟：“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为例”，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宏

第四篇：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鉴于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不能盲目按照固有的传统模式布局城镇化的空间体系，而是要从深层次上把握城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更加注重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的协调互动，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第一，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城镇是因经济、文化或政治的原因，促使大量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剩余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既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也创造了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正因如此，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研究中，衡量城镇化率的高低就是以常住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教育引导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第二，城镇化必然带来空间的扩展。人口和产业的不断聚集，促使城镇区域不断扩大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城镇空间的扩展，既表现为城镇人口、地域规模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加，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如今，现代化交通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辐射范围, 城市圈的半径不断向外延伸, 使许多区域置于更强的城市影响之下，从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例如，我国苏南地区城市群的成功发展得益于现代化的交通设施，拉近了与上海的距离，更有效地接受上海辐射。

第三，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农业为城镇居民提供粮食、蔬菜、肉、蛋等，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是城镇化发展的根基；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服务业发展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各种服务，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支撑。城市的繁荣就是产业的繁荣，没有产业的支撑，城市就会衰退和没落。实践证明，只有结合城镇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为城镇的持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第四，公共服务和管理为城镇化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从城镇发展历史看，最早的城镇几乎没有公共服务和管理。但是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人口大量增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客观上要求城镇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管理服务。而且，随着城镇人口的扩张和空间的扩展，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对城镇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大城市病”就会应运而生。

第五，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城镇发展的魂魄。城镇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烙印，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文化内涵。特色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都会使城镇逐渐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质，从而增添这个城镇与众不同的魅力，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城镇失去了特色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内涵，失去了魂魄，失去了竞争力。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都是实现城镇化的基本要素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城镇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各要素的健康运行和相互协调。任何一类要素的缺失都会导致城镇化基本要素系统的不完善，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和缺陷。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切实把握城镇化要素支撑系统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关系，更加注重要素的协调互动。

第五篇：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卢 斌

2013年第6期 ——经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廓清“五大关系”，正视“五大问题”，打牢“五大基础”。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廓清“五大关系”

1、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的关系。2005年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随着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广大农民开始熟悉起“新型城镇化”。放眼世界，无论是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日本的“造村运动”，还是德国“城乡等值化建设农村运动”，都加速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器”。2011年，我国宣布的城镇化率接近52%。按照国际惯例，过了50%，就意味着城镇化到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重大转变是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新的“里程碑”。如果要论及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的区别，前者偏重农村的“独唱”，后者则是农村与城市的“合唱”。

2、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通俗地看，城市二字，既要有“城”，更要有“市”，互促互长，不可偏废。按照工业发展指数的分法，我国目前大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或者中后期，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处在后工业化时代。英国从1760年蒸汽机时代开始，工业化用了近300年，美国用了100多年。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才50多年的历史，工业化这一课，基础尚不牢固、体系尚不完善、机制尚不优化，必须“补课”。

3、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的关系。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是“增减挂钩”。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3个耕地面积增长时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极高。2/3的日本人口集中在东京等三大都市圈，韩国50%的人口集聚在首尔。我国的人地矛盾突出，世界少有。新型城镇化不能走大中城市已有的“城市病”老路，对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务必最大限度地把住“土地财富的闸门”，让耕地的数量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多起来”。

4、新型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近期有一组发布的数据，未经权威部门核实：我国30多年的改革成果，人均GDP增长了100倍，货币供应量增长了700倍，汽车增长了1万倍。而现在我们80%的城市缺水，石油、煤、矿等资源大约还可以持续开采50年左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沙尘暴”、“雾霾”等问题，不致于也“上山下乡”，是对最后一方净土的“生态大考”。

5、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五千年中华文明，儒家思想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倡导的是“乡村文化”。像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农村农民大国，推进城镇化，必须传承“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乡村文化脉络。背离了这一主脉，势必会将“千城一面”，复制为“千镇一面、千村一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才叫做乡村，古训不可忘。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正视“五大问题”

1、“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双重束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障碍。我国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在世界上最少，户平7.5亩，仅为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日韩的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我国现

有2.6亿农民工，且每年以4%的速度递增，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人地矛盾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2、“人多钱少”的矛盾。我国有1.9万个建制镇，但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世界排名第84位，约占美日的1/

8、韩台的1/4，城镇化资金投入缺口巨大。农村产业发展缓慢，城镇经济支撑乏力，难以发挥小城镇的聚集与辐射作用。由于撬动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强，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单一，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捉襟见肘。

3、“人多话语权少”的矛盾。社会建设的重要趋势，是公民主体和公众参与。城镇化必须抓住主体不放。当前，农村社会的公众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农民的财产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被虚化”、“被代表”，绝非偶然和少数。农村社会常态化的“空巢现象”，更让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虚位”。

4、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目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率之比约为0.63，不足世界平均比值的一半，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我国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比高收入国家低21%。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没有市民化。农村土地难以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难以推进。

5、城市化滞后社会化。城市与农村被形象地描述为：城市是拥挤而快乐着，农村是闲散而寂寞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正改变着这一景象。我国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回不去“祖上的家园”，带来了城市管理的新问题。农村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城市与农村的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建设对城市化浪潮的需求。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打牢“五大基础”

1、资源基础：坚持节约集约用地，防止“圈地运动”。土地是财富之母，是政权之基。必须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把住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用途“关口”，真正实现“一样的土地、更好的生活”。借“土地流转”之手，治“二元结构”之病。以土地规划为“母规划”，来统筹好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决防治“大占大用、大拆大建、造镇造村”现象，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沦为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2、经济基础：坚持培育本土工业，防止产业“空心化”。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突出产业在城镇化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将工业化作为推动城镇化的强力引擎。除招商引资外，更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培育本土工业。千方百计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上山下乡”、“出城进镇”和“落地生根”，防止产业“空心化”，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形成“政策引导企业、企业壮大产业、产业支撑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3、组织基础：坚持推行农民合作，防止“主体错位”。日本和韩国的农民，80%都在农协里，台湾的农民90%也在农会中。新型城镇化中，“谁当主人、谁来推动”，这是区别以往历史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用全新的组织方式，把广大基层农民组织起来，切实防止“主体错位”，防止“新坛装陈酒”、“新法走老路”。

4、决策基础：坚持推行公众参与，防止决策“碎片化”。科学决策，才能保障科学发展。一定要将公众参与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提高公众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实现由“行政领导决策”向“公众参与决策”的转变。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让公众在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5、生态基础：坚持生态可持续，防止农村“城市病”。改革开放仅仅30多年，但农村“青山绿水”的“田园画卷”却似乎离我们已十分久远。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几乎快成了农村人的“奢侈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自然生态禀赋，决不能搞“开山造城”运动。必须坚持生态循环可持续，防止“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坚持把城镇建设与资源保护的有机结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生态基础。■

（作者系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