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特别行政区

第一篇：京津冀特别行政区

“京津冀特别行政区”猜想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方创琳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都市圈（区）或大城市为基本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从对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来看，城市群在形成发育过程中都建立了紧密的政府协调机制，这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建设应该有借鉴作用。

国外城市群政府协调机制模式也有所差异。例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1.85% 资金 研报]沿岸城市群和五大湖城市群是形成最早、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美国针对城市群发展所面临的区域性矛盾和问题，在区域协调机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适度调整行政区划、建立统一并具有权威性的大都市区政府、组建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设立功能单一的特别区及其协调机构、制定政府间服务合同等，实现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在适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方面，认为适度的行政区划调整，可克服行政分割、有效贯彻实施某些涉及城市群整体利益的决策，“市县合并”是美国所采取的常用方式，这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心城市的发展范围，满足了城市空间外延需求，同时也对于缓解城郊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建立统一并具有权威性的大都市区政府方面，美国“双城大都市区议会”和“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双城大都市区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东部,是指位于明尼苏达东部两城市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及其附近连绵成片的城镇密集区，1986年双城大都市区共存在372个独立的地方政府单元，包括7个县、138个市、50个镇、149个学区、6 个都市组织、22个特殊法院，由于各地方政府均从地方本位主义出发进行无序竞争，降低了该区域城市的管理效率，同时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产生了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污染加剧等各种城市问题，严重阻碍了大都市区的发展。双城地区在1967年成立了大都市区议会(Metropolitan United Council)。MUC是双城地区目前主要的都市组织, 由州立法院授权建立，并对其负责。议会共有17个成员，他们由州长提名任命，一般一个市一个代表，其基本职责包括3项：一是对大都市区内的实际事务进行长远规划，对一些长远支出预算进行审查；二是对一些都市组织如交通局、垃圾处理委员会、航空委员会的预算运行进行监督；三是就某些问题给县政府和各市议会提供咨询服务。

双城大都市区议会成功地处理了很多棘手的都市事务，促进了整个大都市地区的发展。在建立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政府联合组织方面，以南加州政府协会为成功典型。南加州政府协会由洛杉矶县、橘县等6个县政府和100多个城市政府组成，覆盖的区域面积将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500万人，是美国管辖面积最大的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辖区内城市是否参加协会完全自愿，目前188个城市中有135个参加了协会。协会设有董事会，重大问题由董事会表决决定。现有董事会成员70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一市一个，一些小城市则联合推选一个成员。董事会成员必须是民选官员，其职能主要是从事交通、住房、空气质量、水资源等方面的区域性规划。从南加州政府协会的实践看，最成功的工作是编制和实施了区域性交通规划。联邦政府要求协会每三年编制一次区域交通规划，并由联邦政府拨予一定的交通项目补助经费。

除美国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和五大湖城市群外，日本太平洋[2.70% 资金 研报]沿岸城市群通过制定《首都圈整治法》、《首都圈市区开发地区整治法》、《首都圈近郊绿化地带保护法》等立法措施、制定区域规划和成立关西经济联合会等城市群协调机构来实现城市群协同发展。英国通过组建大都市区议会、设立大都市区政府的形式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法国主要采取以大都市区政府为主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在中央设立协调管理机构，早在1961年便成立区域规划整顿委员会，通过采取有力的协调手段来解决城市群发展的资源整合与配置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借鉴国际经验，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需要建立一个协同发展的政府协调机制，即从国家层面组建一个协调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管理委员会，并相应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储备制度，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城市群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京津冀一体化筹措建设资金。强化市场机制在城市群形成发育中的主导作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市场建设一体化，建设市场主导型城市群；继续把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核心区与推进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强化京津冀城市群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核心地位，构建与全球供应链密切关联的京津冀城市群现代产业体系，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构机遇，快速融入国际化。

考虑到京津冀地区在建省设市过程中被河北省包围，一开始就形成了行政区划不合理的格局，为日后的行政分割和空间冲突埋下了隐患，发展到今天，北京、天津两个特大城市已经无法变更，为了使得京津两城有一个合理的腹地范围，可以考虑研究调整河北省行政区划，形成京津分治的可能性，也可以借鉴美国、法国、英国等建设大都市区、设立功能特别区等措施，提出研究建设“京津冀特别行政区”的可能性。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第二篇：浅谈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时代的步伐，协同的发展

“打破一亩三分地” 打破三方独立，紧跟时代步伐，协同发展共创未来。

据财经网报道，2014年3月19日上午10点多，一则河北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横空出世，不到1个小时后，沪深股市中十几只股票涨停—它们都与保定有关。当日上午，河北板块股票的整体走势在所有板块中赢得头筹。

这一“惊天动地”级别的传闻，能快速撬动市场，与刚刚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番讲话离不开。此前的2月26日，习近平强调京津冀要抱团发展，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3月2日北京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传达总书记考察北京讲话精神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医教等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控制中心城人口，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跳出北京看北京，着力推动三地经济继续朝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走下去，着力打造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竟然拉动了当天的股市。此则消息随后被发改委和保定市政府澄清，属于媒体误传。然而，京津冀的话题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何呼喊了多年，至今不见实质性进展？世界上离得最近的两个大都市—北京和天津之间为何没有形成人们想象中的和谐发展、相得益彰、各有特色的发展关系？为何环绕着北京城和天津城的河北至今还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带？

那么让我们查阅近十年来相关各方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以及相关各方负责人的讲话材料、媒体报道等，我们不难发现相关各方表面上看似在协同发展，实际上各个层面都在进行利益博弈，京津冀各怀打算，以至于协同发展的效果十分不明显。

一、根据经济政策的出台总结历史线索

1.发起、实际成效（1986-2003）

主题：环渤海、市长联席会

如果算上早远的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倡导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话题则已持续争论近30年。

矛盾的原因

北京、天津之间各有用心。天津市把自己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希望体现自己在环渤海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市则喜欢“首都经济圈”、都市经济圈的规划和实施，不使用“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在此基础上，愿意与天津市、河北省共同协作治理雾霾等突出问题。

显然，天津市和北京市都想在经济发展中占据核心位置，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理念冲突、利益冲突，使得所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举步维艰。

与京津相比，河北省则在每个方面都表达了积极参与的信息，不争核心地位，只求借势发展，心情最为迫切，只可惜自己做不了京津的主，而在苦苦等待。

在京津竞争、河北苦等的过程中，国家层面是愿意推进京津冀协作发展的，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国家发改委做了不少规划方面的准备工作。只可惜，编制了几个版本的规划，几度更改，至今仍未能出台一个完整详细的版本。其中的艰难和利益纠葛可见一斑。从2004年到2014年，历经10年，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把“环渤海”、“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区”等概念都吸收到了规划、报告之中，力求在顶层设计中体现三方共识，兼顾三方利益。当然，在这10年中，京津冀都在积极向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都在进行区域规划、政策博弈，才有了一个/

3最后三方利益都兼顾的局面。

2.全面启动和实践（2004-2009）

据网易新闻报道，结合相关新闻的整理，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条时间线索：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份发改部门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廊坊共识”。

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已从构想、探索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实践阶段。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提出，积极推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加强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要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唐山市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

2008年2月，“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召开。京津冀发改委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经和讯新闻整理，浅谈“廊坊共识”十年徘徊

2004年2月12日，在国家发改委的主持下，京津冀有关城市的负责人第一次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碰头会”，并就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廊坊共识”。然而，十年当中，“共识”变成了传说，各方分歧依旧，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始终徘徊不前。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意味着京津冀三地合作开始从务虚转为务实。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规划成为了史上“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国家发改委原本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拿出规划，结果到了‘十一五’末也没能拿出来，到现在则干脆就不提这个规划了。”谈起这些，河北省一位相关专家颇有一些无奈。

河北省最初希望京津冀一体化能从环境开始破题。于是，河北方面率先抛出了“京津冀环境一体化体系”的概念，这一体系主要是指森林生态、水资源等外溢性、公益性资源的共享共建，也就是用资源补偿的形式让京津对河北进行经济辐射、带动。

北京市有关方面也承认，张家口为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作出了巨大牺牲。“遗憾的是，北京在补偿方面做得并不够。”前述怀来县官员说。在他们看来，水源地为保护北京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北京应该认真考虑对水源地的补偿问题。

（在怀来县城所在地沙城周边，到处都可以看见葡萄园，当地人说，由于地处半干旱地区，种植玉米等作物基本难有收成。尽管县城之外几公里就是官厅水库，但早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农民就被告知，他们不能使用这些水。）

3.加速推进（2010-至今）

2011年，国家发改委启动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在2012年的区域规划审批计划当中，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规划更是位居首位，但进展一直较慢。

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

32011年12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看来，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这是自2004年提出京津冀都市圈以来，“京津冀”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在中国总理的政府报告中出现。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瓶颈的解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讲话了。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同时提出了7点要求，其中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作为具体规划实施的突破口。对于北京市的发展，习近平于2014年2月25日在北京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北京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在这些要求中，北京的“经济中心”概念不见了，而且要把一些产业功能分离出去，说明北京要在京津冀政策规划中作出经济方面、产业功能、社会功能方面的让步。这也暗合了天津方面的心意。

2007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他成功推动了津京城际高速铁路的修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天津从渤海走向全球》称，天津要参与和推进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北京市是祖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

言下之意，可能预示着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毕竟天津有海港码头、航空港口，有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条件。同时，河北省也可以承接北京市产业转移、人口转移中的一些功能，从而可以获得一些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从这个角度看，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也有一定的政策依据。

在国家高层的严格要求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破题的可能，这也反映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特色。当然，国家高层的重视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多年来，北京市的交通拥堵、人口过多、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功能配套严重不均衡、雾霾问题严重、生态恶化、房价过高、水土资源短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指数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缓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外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的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约10%，等等问题，都倒逼京津冀三方改变观念，突破制度与体制障碍，着力向着协同发展、产业互助、错位发展的方向努力。

根据发改委官员透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上半年有望出台，这次有中央这个大家长出 面，京津冀的合作没准能推前一步。

在现有的中国政策模式下，可能还是需要国家层面设置一个权威机构，协调京津冀三方的关系，督促三方落实具体规划措施，否则，再有好的意愿、好的口号，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可能还是会停下来，或者以各种理由减慢前行脚步。/ 3

第三篇：京津冀一体化研究报告

京津冀一体化研究报告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已到定稿阶段了，最快月底上报国务院。

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余钟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不便透露。“都在进行中。”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在近期公开表态中，均明确提出将“交通一体化、产业链分工合作（产业转移对接）、生态环境建设”三大领域，作为京津冀一体化推进的重点。

天津市委党校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臧学英认为，“规划一旦出台，这三个领域会是三地最主要的合作方面，也是各自利益契合点所在。”

三大领域展开合作

三地政府关于“交通一体化、产业链分工合作（产业转移对接）、生态环境建设”三大领域的共识，密集表述于近半个月内。

6月28日，北京市代表团赴河北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学习考察。座谈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重点要切实抓好交通一体化、产业链分工合作、生态环境建设这三件事，在规划对接、资源共享、协作机制三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河北省长张庆伟在简要汇报中也说，河北要“有力有序推进与北京的对接合作”、“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推进交通一体化规划和建设”。

此后不足半月，7月11日，天津市市长黄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会议表示：“要围绕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转移对接三个重点领域，尽快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重点任务和项目清单。”

“交通、生态是三地共同利益所在，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环境治理也需要三地联防联控，而产业作为实现同城化的载体，是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臧学英认为，三地要真正实现一体化，这三大领域符合三地共同利益。

产业转移是难点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近期的确是动作频频，尤其是在交通领域。

由交通部牵头成立的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专题研究组，近日编制了《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并在7月2日至3日，与京津冀三地交通部门负责人，在廊坊就规划内容进行了深度对接。

此外，一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于近日开工或即将上马，如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河北-辽宁段6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产业转移相比，交通一体化更容易些。

而对津冀两地最有吸引力的产业转移对接，一直是呼声和争议最大的领域。

“目前北京也在列一个单子，就是哪些东西要转移出去，但基本上他们想调解出来的和河北、天津想要的东西基本无法对接。”北京市社科联学术部主任程文进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上如是说。

上述报告指出，三地产业转移难度大在于合理的分工体系尚未形成。由于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和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城市间争项目、抢资源、抢市场等恶性竞争和封闭竞争现象依旧存在。

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看来，三地产业结构落差大，而产业转移需要在同一个高度才能实现对接，“北京要去功能化，天津去加工化，河北去重型化”。

第四篇：人文地理学.京津冀一体化

张辉:打破分割有效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2014年03月03日 17:57

新浪财经讯 2014年“两会”召开之际，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独家推出“两会专家笔谈”栏目，邀请北大的专家教授与各位网友共谈两会热点。张辉在文章中提到在推进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京津冀打破既有行政分割有效推进一体化进程是重心所在，而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又必须依托京津唐(7市)一体化，京津唐(7市)一体化能否有效推进又基本取决

于京津“双头联动发展模式”能否有效形成和实施。

以下是张辉文章原文：

打破分割有效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张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

“十 一五”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经济增长日益从主要依靠东部地区“单一推动”向各大区域“多级推动”迈进。同时，国家也 更加重视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十二五”规划建议也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列为重要内容，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 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打破既有分割，推进资源在更广域空间配置，从而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与一体化相对应，分割主要是 指地区与周边的联系(主要是经济活动)被某些因素影响乃至隔断了，正如市中心逐渐向外围发展中，我们会观察到城乡经济的显著差距，观察到城乡结合部变动的 经济结构等，这就是显著的分割现象。分割一般会来源于地理、行政区划、国界、洲界、市场、交通、产业、文化等因素，其中行政边界是一种最为直接和显性的分 割因素。

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比，环渤海经济区及其腹地范围之广阔是前两者难以匹及的，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差异也最大，发展也最不均衡。环渤海 经济区从北到南涉及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直接辐射和影响着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大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以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京津冀的一体化为依托来进一步推进从辽东半岛到胶东半岛整个环渤海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将是该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也是我国 整个北方地区发展的大问题。

从空间发展形态来看，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在未来北京与天津的紧密分工合作中，将通过“双头驱动模式”努力打造北方经济中心以致世 界性的大都市连绵区，这有别于长江三角洲上海单核驱动模式。就目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环渤海地区涉及京津唐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 等三个独立的城市群。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首先是京津唐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问题，传统上京津唐城市群一般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廊坊和秦皇岛5个城市。通过市场分割模型研究来看，需要对京津唐地区的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也就是在传统城市群之外纳入保定市与沧州市后，模型的测算更为合理。因此根据近十多年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研究更应该从北京、天津、唐山、廊坊、秦皇岛、保定和沧州7个城市的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

就中心性指数的情况来看，京津唐地区在区域发展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城市断层，但这一般是由于直辖市与地级市的经济数据在统计口径上不一致所导致的。如果我们将这一影响加以修正，那么区域城市的中心性指数分级会成为214的 结构，第二等级城市的个数严重不足，同时第一等级城市与第二等级差距明显，名义上为第二等级的唐山市从数值来看实则应该为第三等级甚至更低等级的城市，城 市等级存在断层。此外，从中心性研究还可以发现北京、天津两个中心城市的对其余城市存在较强的影响力，中心地功能很强，结合低等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不难发现京津两市对其他城市施加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极化效应，核心城市挤占了低等级城市的市场空间，导致区域差异化明显。最后，城镇等级—规模模型显 示京津存在同城化趋势，然而同城化会进一步导致区域内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因此京津的同城化进程切不可脱离周边城市而单独进行，如果缺乏两市间的分工协作，缺乏对周边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同城化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更强的极化效应，导致更加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现状。

从城市中心性指数研究分析来看，距离核心区域即京津地区越远，城市群城市的中心性指数的总体数值也越小。从城镇等级分形模型的实证研究来 看，环渤海经济区极其腹地的城镇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不像长三角经济区那样以交通因素为主，因此未来环渤海地区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优化交通体系会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口。根据京津地区的产业结构研究来看，北京和天津只有走一体化发展的道路，才能最终克服双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平衡发展的窘境。天津需通过借 助北京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优势来弥补自身第三产业发育不足的问题，而北京则可通过借助天津第二产业不断增强的发展优势来弥补自身第三产业缺乏二产有效支撑 的问题。也就是说，京津双头联动发展模式下，主要由天津来完成钱纳里所界定的工业化内容，而由北京来完成后工业化以致现代化阶段的主要内容。在北京市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中，从北京产业专业化竞争优势和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来看，1992年以来，北京市全力发展第三产业，目前已经达 到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处于第三产业全国领先和输出的地位，第三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在第三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中都有体现，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科学 研究事业等产业；同时，除了部分能源型行业外，北京市绝大多数第二产业都在往外转移，但在全国仍处于技术输出地位。就北京市内来看，第一、二产业基本位于 郊区县，而第三产业则多位于建成区，产业在各区之间的分布不平衡，在空间上城区与郊区发展不连续，在产业结构上各个区之间差异较大：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建成 区相对专业化水平更高，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份额更高的郊区县则产业发展更为多样化。当前，北京市前十位的主导产业大多是第三产业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近年来新兴的或获得长足发展的行业也主要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对地方经济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呈现不 断增强的趋势，而第二产业无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化工业都处于不断削弱过程中，与此对应天津市特别是滨海新区则基本呈现出与其相反的产业发展趋势。此外，相对 于北京第三产业结构高度快速提升的发展特性，天津市第三产业无论在专业化程度，还是产业效率等方面都明显弱于北京。

总之，在推进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京津冀打破既有行政分割有效推进一体化进程是重心所在，而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又必须依托京津唐(7市)一体化，京津唐(7市)一体化能否有效推进又基本取决于京津“双头联动发展模式”能否有效形成和实施。

总书记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

协同发展京津冀合力做好大文章（声音２０１４）京津冀一体化启航 区域合作经济力量是关键

2月27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业内人士指出，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京津冀一体化的大时代指日可待。解读中央关于京津冀发展安排，实际包含了三个重要含义，一是协调京津冀区域发展，消除环境污染源，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让北京放下沉重包袱；三是给河北还账，尽快让其摆脱落后局面。

环首都城市群建设将崛起

2月27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27日的座谈会明确提出，京津冀三地未来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作为环首都经济圈建设中的一环，生态建设在其中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者及政策层面的重视。相关专家指出，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两市从西、北两面环抱京津，既是京津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生态屏障，又是京津建设国际大都市不可或缺的腹地条件。干旱、高寒、多风、土地瘠薄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京津生态屏障和水源地功能，给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双重抑制，导致出现大面积的环首都贫困带现象。针对环首都贫困带、生态脆弱区的耦合，各界提出了多种解决思路，包括跨区域生态补偿、异地开发、生态移民等。

分析人士表示，在产业协调及治污联动两大主旋律下，京津冀协调发展将掀起城市圈及城镇

化发展的一股洪流，将为京津冀三地诸多产业特别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及生态环保产业带来诸多投资新机遇。

业内人士指出，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未来，北京把部分产业向周边的河北县市转移将是协调发展的重点工作，这样才能疏散北京人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透露，河北省与北京市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

区域合作经济力量是关键

曾任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表示，空间一体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力量的推动，是一个自发的客观的过程，不以政府是否做相应规划而转移。他认为，空间一体化过程中有三种力量在起作用。

有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北京和天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辐射和扩散能力有限。对此，有专家称：“我们发现北京、天津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比较小，周边的城市、农村发展不是很快，这一点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有不小差距。北京、天津还处在极化效应向辐射扩散阶段的转换阶段。”

河北省扶贫办曾对媒体公布一组数据，2009年，环京津贫困地区的24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

3、1/4和1/10。

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认为，京津冀三地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一定要打破行政区划僵化的制约，真正做到区域一体化的协作；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机构，仅靠三地行政部门各自来做事是比较困难的。

大时代指日可待

过去一段时间，在京津冀合作方面，北京、天津都处于“冷淡”状态，只有河北是“投怀送抱”。这是因为，北京和天津尽管有高铁拉近距离，但天津近年来经济增长率高居前列，天津依托港口优势一直想打造北方经济中心。2010年，天津以黑马之势超越了GDP增长八连冠的内蒙古，拔得头筹。而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一直没有停滞经济扩张的步伐。这样的背景下，河北这个小兄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做好京津的生态屏障和首都“护城河”，河北一直做着默默的贡献。

现在，新的机会窗口已经开启。

2014年03月03日05:30来源：人民日报

资环2013级地科1班罗赞

第五篇：京津冀旅游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对少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区域之间、城市之间、景区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合作逐渐形成共识，在一些地区，合作形式不断创新，在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处于中国旅游业发展龙头地位的北京、天津、河北三个行政区，长期以来，在旅游业的发展中一直在探讨如何更好地合作，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旅游业的发展中充分发挥区域合作的优势。虽然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合作的行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总体上说，至今尚未取得突破胜的进展。因此，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问题值得认真探讨和认真对待。

一、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从旅游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京津冀是国内最早提出区域旅游合作的地区。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京东旅游区，致力于京东地区两市一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景区的合作，这个区域包括北京平谷的金海湖，天津的盘山、黄崖关、蓟县和河北省的清东陵等，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联合开发、联合营销的合作方式，效果明显。后来由于多种因素，没有能够坚持下去。1987年，由北京旅游学会发起，联合天津旅游学会、河北旅游学会，在北京密云白龙潭召开了第一次“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研讨会”，与会代表表达了区域旅游合作的愿望，从而使这样的研讨会成为例会，每年大家在一起探讨区域合作问题，而且参与的省市越来越多，一直到后来发展为北方十省市旅游联谊会，并促成了每年-届的“北方旅游交易会”，由各地轮流举办，2003年河南郑州举办。2003年9月19日至21日，京津冀三地旅游局还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广场举办了“京津冀旅游宣传周”活动。应当说，在推动这三个地区的旅游合作方面，三省市的旅游学会和旅游局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总的说来，还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还停留在形式单-、规模有限、参与不足、随意性强的较低层次上。

二、加强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必要性

（一）中国旅游业大发展的需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旅游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3年10月13日，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在北京发布了《旅游及旅行业对就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中国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报告，《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具有成为世界旅游大国的潜力，中国旅游及旅行业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在未来的十年间，“中国的旅游及旅行业需求将有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旅游及旅行业高增长国家’。根据这个《报告》，2004年中国旅游及旅行业总需求预计将达到15367亿元人民币，有望直接创造136000万个就业机会。届时，”广义的旅游及旅行经济（直接和间接）将创造12736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0.2%。“虽然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的数据和国内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但是根据这一报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旅游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天津是最早的直辖市之-，河北是华北的大省，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同样，它们在中国的旅游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三个行政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如果它们合在一起，其在全国的位置则非常突出。京津冀都被列入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30万人以上、接待外国旅游者20万人以上和外汇收入在～亿美元以＿上的省市名单之中。京津冀的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外汇收入总额的18%。因此说，在未来中国实现世界旅游强国的进程中，京津冀应当、也一定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认真探讨京津冀三地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加强旅游发展中的合作与联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二）旅游活动”无边界行为“特征的需要

旅游活动的核心是人员的流动。旅游者流动的方向是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旅游者本身和旅游目的地处于某种行政管理的区划之中，而旅游者在做旅游决策和实际旅游时，并不关心目的地的行政归属，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从这一意义上说，旅游活动是无边界行为。但是，基于行政管理和地方利益的需要，一些政府机构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强调行政区划的范围，人为地划定了界限，设置了藩篱，制造了障碍。也许在封闭时代这显得很自然，这些小圈子在不断被加固和强化；也许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样做更能够实现计划，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这样做显得是不和时令的，因为它限制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也许农业或某些制造业可以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内会发展得很好，然而旅游业则不行，它的发展就需要打破疆界，多方联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大发展，实现区域的多赢。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点，国内各个省市也都朝这个方向努力，试图打破长期以来计划经济运行的惯性，探索旅游业发展的新路。

（三）旅游活动发展”内聚外拓“规律的需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活动表现出”内聚外拓“的规律。一方面，大范围”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活动将逐渐减少，中小区域尺度的休闲度假旅游逐渐兴时。随着人们出游能力的加强和出游次数的增加，身心愉悦功能会不断增强，走过几个地方很难成为骄傲的资本，人们更加强调为自己而旅游，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让人疲于奔命，人们更愿意静下心来，好好体验异地文化和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区域尺度旅游将会受到人们更多的青睐。另一方面，郊区游的范围将逐渐向外拓展，也会向中小区域尺度的休闲度假旅游发展。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和时间的增加、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信息的丰富和快速传播、私家车的增多，人们一日游、周末游的范围被拓宽了，通过距离的增加人们能够获得更加完整、新鲜的旅游体验。京津冀三地地域集中，区内北京和天津等特大城市是巨大的旅游市场，旅游活动的这种”内聚外拓“作用更加明显，对区域旅游合作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旅游业区域竞争态势的需要

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城市竞争，开始进入区域竞争的阶段。从国际上看，欧盟东南亚等区域的旅游合作颇为成功，特别是在欧盟，旅游者的流动和旅游业的经营都实现了无障碍，申根协议的制定和扩展，都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致使欧洲一直保持着全球国际旅游最大的份额。从国内来看，区域旅游合作掀起新的热潮。先是西部旅游投资规划、长江三峡旅游规划、香格里拉生态旅游示范区规划等的启动，拉开了我国旅游新一轮区域合作的序幕。随后跨省市区域旅游合作不断涌现：皖赣两省联手推出”江山风清’旅游线，江浙沪共筑长江三角洲旅游圈，西藏、青海、甘肃开展青藏高原区域旅游合作，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闽粤赣金三角地区的旅游合作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区域旅游合作上跨出了很大的一步，以上海为龙头，江苏、浙江等周围地区联合打造旅游品牌，联合促销，大范围内整合资源，甚至建立了“绿色旅游通道”，实现了旅游投诉无障碍，旅游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进展。包含港澳粤的珠江三角洲，在促进旅游的联合发展方面也有了许多新的进展，特别在边境旅游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

（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欧盟的出现成为经济一体化的范例，北美、东盟等也是朝着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就国内而言，京津冀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并列为中国三大经济圈。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分别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加强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是这一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区域旅游合作不仅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起重要作用。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可以增加京津冀地区的人员和信息交流，促进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形成良好的区域形象，为区域经济合作营造更好的环境。

（六）提高旅游供给能力的需要

旅游供给涉及多方面的生产要素，区域旅游合作有利于区域生产要素的互通有无，提高供给能力。区域旅游合作，对内有利于统筹区域发展，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旅游地域分工；对外有利于整合区域资源，发挥规模优势，提高竞争能力。目前北京已经建设高尔夫球场40多家，河北也拟发展高尔夫项目，极易形成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局面。从比较优势上说，北京具有客源市场近的优势，而河北具有空间广阔、环境条件好的优势，如果从区域合作角度考虑，这时就应该根据具体地形、交通等条件，统筹安排，以发挥最大的效益。再如大型现代娱乐场所的建设，北京、天津甚至河北都在争取，但是与其三地都建，不如选择一个地方建设好，上规模、上档次，成为游客到京津冀地区游玩必去的旅游地，成为游客想到京津冀地区来游玩的旅游地，以此带动整个区域旅游的发展。

三、加强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条件和机遇

（一）地理区位紧密一体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天津和河北省是彼此难分的区域。河北人说，河北省像“胸膛”，而北京和天津就像河北“胸膛”中的“心脏”和“肺叶”。京、津、冀三地虽然各有疆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交叉，或怀抱，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区域也是唯一的。这样的格局，对发展区域旅游合作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二）旅游资源类型多样

京津冀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有利于构成相互补充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丰富游客游玩内容。北京是中国首都，又是明清故都和现代国际大都会，无论对于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北京可以说都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地。北京最著名的旅游景区点包括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王府井、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北京胡同等。天津从天津卫发展起来，是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旅游资源以近代文化、街头小吃、民间文化、欧陆古典风情最为著名。河北则有山有海，著名旅游资源有北戴河、避暑山庄、木兰围场、赵州桥、沧州武术、吴桥杂技等。三地旅游资源各有特色，形成综合效应，有利于区内市场流通和共同拓展区外市场。

（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

京津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形成了海陆空交通立体网络，可进入性强，从北京到天津、承德等地均有高速公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主要城市均在3小时城市圈以内，非常有利于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住宿设施更是门类齐全，各有特色，可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四）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是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良好机遇。北京将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投巨资全力改善北京交通拥堵状况，目前463公里的高速公路将发展到890公里，也为天津、河北与北京的无缝对接提供了先决条件。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除了主要举办地北京以外，也离不开河北和天津的支持，服务奥运将京津冀地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必将促进这一地区的旅游合作。

四、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虽然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意义重大，具备非常好的条件和机遇，但是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也较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看，主要是企业自发行为，还没有上升到政府间合作的层次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地的旅游合作一直没有间断，只是这些合作主要是旅游企业自发的行为，是出于本身业务和利益的考虑而进行的，规模小，层次低，随意性强。例如旅行社之间的相互代理，景区之间的联票互惠等。在政府层面上，在旅游资源整合、重大项目的协调、联合促销等方面，没有看到突出的进展。更多的是旅游研究工作者的良好愿望和情感，政府并没有真正的介入，或者说，相关决策机构并没有真正把这个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

（二）从区域旅游合作运行机制看，主要是市场推进，还没有进入到政策协调的阶段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主要是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主要依赖企业间的经济纽带联系。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上步于北方交易会，河北省提出京津冀合作，天津市提出环渤海合作，都没有最终实现。政府合作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出台实质性的政策，没有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没有为企业合作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从区域旅游合作支撑系统看，交通、通讯等相关部门还缺乏协调

在公路交通方面，还存在关卡林立、互设障碍的现象，在海上交通、机场等方面还缺乏相互协作，没有形成流畅的区域交通格局。在通讯网络、旅游信息设施建设等方面，还仍有画地为牢的现象存在，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整体。

（四）从区域旅游合作运营基础来看，跨区域经营的连锁企业、旅游集团还非常欠缺

京津冀整个地区还缺少在资产、资金、人事、管理、运作、品牌等方面联系密切的旅游连锁企业和企业集团，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多为一次性或短期的，旅游企业之间缺乏长期、规范、稳定、深入的联系，区域合作微观基础并不牢固。虽然三个地区都有各自颇具规模的旅游集团，但集团之间似乎没有形成合作的机制，没有真正合作的行动，没有做到强强联合的态势。

（五）从区域旅游合作认识基础看，互利互惠的“共赢”观念还没有形成

各地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的意义，没有形成区域旅游合作互利互惠的观念，没有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最终可以形成“共赢”局面。落后观念制约着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一是面子观念。北京作为首都，总有一种“老大”的派头，事事不求人，而津、冀也觉得必须保持“尊严”，有必要自成体系，没有必要依附于人。虽然口头上唱合作，心里头也觉得应当合作，但一落实到行动上，架子就放不下来。二是自利观念。自觉不自发地强化了自己的山头，有意无意地为对方设置障碍，而不是主动地为对方提供方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河北提出“河北人游河北”，北京就提出“北京人游北京”，那么“天津人”也就自然强调“游天津”了。在相互设立办事处方面都强调属地管理，很少讲实行互惠互利，为对方提供方便；原本很通畅的一条路，处处设卡，不断地提醒游客在跨越“疆界”，不断地要客人留下“买路钱”，执法人员当然对外来人更是铁面无私。三是攀比观念。在交通上，你有个机场，我也必须有个机场，你有航空公司，我也要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在景点建设上经常是相互攀比拼杀，你有的我也要有，你建的我也要建。四是求全观念。恪守“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的祖训，结果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

（六）从区域旅游合作利益机制看，存在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使得各地必然将本地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为了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造成资源利用、道路交通、企业发展等很多方面的障碍，而区域发展不平衡又加剧了这些障碍。特别对于区内市场合作来说，河北、天津都希望在北京旅游市场占有更大份额，但是北京对河北、天津却缺乏相应的依赖，这种不平衡使得三地区域旅游合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位置，不利于区域旅游合作的长期和深入发展。

（七）从区域旅游合作产品基础看，缺乏区域旅游凝聚力

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缺乏一个统一的形象。北京是中国旅游最发达的城市，但却很将河北、天津和北京的旅游资源整合在一起，缺乏一种区域旅游凝聚力。河北、天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却处在北京的阴影之下。旅游者到北京来，冲的就是故宫、颐和园、天安门、长城，要他再跑到赵县看赵州桥，跑到天津看盘山，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这些景区点和故宫等不是一个层次上，如果没有故宫，可能游客就冲着赵州桥、盘山来，因此故宫的存在对这些资源反而起到一种屏蔽作用。再如北戴河等海滨旅游资源，也很难和北京都市旅游资源组合在一起，前者以度假为主要功能，后者以观光、商贸为主要功能，二者针对的市场不一样，难以组合进同一旅游产品当中。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很难通过北京旅游产品的延伸，带动河北、天津旅游发展。

五、加强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和措施

京津冀在旅游方面的合作已经有了基础，也进行一些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当务之急是更新观念，提高层次，寻求突破。所谓更新观念，就是不要仅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谈合作，要站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角度谈联合，看自己能够为此做出什么贡献，实现共同受益；所谓提高层次，是要各级政府决策层来共商旅游发展的大计，实现政策的协调，决策的落实，真正见到成效，而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只是在老停留在企业一对-的具体业务合作上；所谓寻求突破，就是要有新的理念，大的动作，真正能够使合作的结果影响全局，把区域旅游的全盘棋走活。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我们国家都在努力和外国合作，实现更大区域的贸易自由区，而京津冀这样天然的邻居，难道在联合与合作的步子不能更快一点吗？如果说其他行业或领域在这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那么，在旅游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率先跨出一步呢？

（一）利用行政手段拆除制约旅游发展的藩篱

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在发展区域旅游方面都有很多成功的典型。但其中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区域内的各级政府主动拆除制约旅游发展的藩篱和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发展的大环境。例如，是否可以首先在京津冀或在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域内最紧密的范围内，撤销公路分散收费的关卡，使公路交通通达通畅？是否在京津冀范围内主要的城市设立联合旅游信息中心，相互为到访的或潜在的旅游者提供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甚至做到联合提供旅游服务设施的预订，而不必各个城市各自设立单独的旅游办事处？是否在京津冀的范围内旅游企业经营全部开放，取消企业经营的属地限制？是否三个行政区联合颁发一定数量的导游证，导游人员可以自由受聘于各个旅行社而不受行政区划限制？是否为旅游经营部门创造条件，使旅游车专线的经营更加合理、方便？是否制订统一的旅游者投诉程序，实现区域内处理投诉的联合机制，提高整个区域旅游形象和可信度？总而言之，要从拆除制约整个区域内旅游发展的障碍入手，为旅游长期发展的合作“搭桥铺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

（二）利用规划手段进行总体布局

最近几年以来，大家都非常重视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因为有了科学的发展规划，才能够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的优势，创造出适合市场需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实现旅游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旅游发展规划主要是依据行政区划的范围制订的，一个城市制订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一个县（或区）制订一个县（或区）域的发展规划，虽然在一些规划中也考虑了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和产品，但是多从竞争的角度采取应对策略，而很少从联合的角度整合资源。实际上，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也不可能来整合别人的资源。所以，尽管规划上提及了，也很难实现，这样做的结果，虽然看起来在这个行政区内资源和产品的开发、产业布局有很好的合理性，强调了数量的“多”，品种的“全”，而在更大区域的范围内看，则会出现重复建设，布局失衡，造成相互抵消、形不成比较优势。因此，尤其是像京、津、冀这样地域关系如此紧密的区域，非常有必要联合编制一个区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从全局发展出发，而不是从地域均衡的角度，对产品开发进行合理布局，科学安排开发时序。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突出和强化该区域内的骨干城市的特点和形象，利用一个纽带使这些城市群的形象在全国乃至世界旅游市场上凸现，形成吸引力。这样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最好请独立的专业规划机构来编制，充分借鉴国内外大都市圈发展旅游的经验和教训。这件事宜早不宜迟，以避免宏观决策上的失误。

（三）利用资本手段实现利益共享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特别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并强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还提出，“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原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中央这一决定，必将大大推进现有旅游企业的改制进程，也为京津冀提供利用市场机制加强联合发展旅游的新契机。在政府层面联合编制规划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资本手段来整合资源，联合开发，集团化经营，扭转旅游发展中各自为战的局面。首先要在重大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经营上入手，例如在大型或超大型的主题公园的建设、大型综合性景区的开发、大型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项目上，可以在这三个省市区范围内融资，利用资金的纽带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实现利益共享。其次，在旅游的经营上，也要创造条件，协调政策，利用资本的手段，打破所有制的界限，充分发挥国家和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促进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旅游企业，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旅游经营体系，向更大的区域范围扩展。这样做才能把旅游做大，这样的合作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合作，而不是“同床异梦”的“拉郎配”，也只有做到利益共享，联合和合作才够持久。

（四）利用特大型项目带动津冀地区参与合作

特大型项目对于旅游业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最著名的例子如美国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从区域旅游合作角度看，为了将天津、河北从北京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在这两个区域上特大型项目比在北京要好，可以用特大型项目带动这两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使它们具备真正能够和北京联合构成产品的项目，在区域旅游合作中取得更为平等的地位，解决区域旅游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旅游凝聚力问题。基辅号航空母舰落户天津，在天津旅游业发展和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进程中走出了很好的一步。天津、河北两地除了争取建设类似环球影视城的特大型现代娱乐项目，也应该选择将合适的传统旅游产品做大，如天津的“五大道”地区以及毗邻的和平路、多伦道一带，汇聚了风格独特的西洋建筑230多栋，完全可以建成“欧洲城”，演绎欧洲风情，成为与北京风格迥异、外国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都向往的旅游区。

（五）利用区内市场合作带动区外市场合作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首先要解决区内市场合作问题，通过互相开放市场，促进区内旅游者和旅游业资金、资产、人才、知识、管理、品牌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一个生动、流畅的区域旅游发展局面，通过区内市场合作，为共推产品、联合促销、进行区外市场合作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京津冀区域旅游业整体发展的目标。各个地区要为旅游者在区内旅游活动创造条件，给予一视同仁的区域公民地位，不要人为设置障碍；要为旅游企业在区内业务拓展创造条件，鼓励开设分支机构或特许经营机构，鼓励兼并、收购以及各种方式的联盟和合作，做到资源共享、产品共推、互为市场、互相提供产业支持。

结束语

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市场机制是基础，但是政府行为也可以起到推动或阻碍的作用。京津冀在旅游发展上都有联合与合作的愿望，也有实现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还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重要的是大家要有诚意，要下决心，寻找突破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京津冀旅游发展合作的新起点，政府的作用最为关键。因此，现在非常有必要组织专门的队伍，对京津冀旅游发展区域合作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大家统工思想，拿出真正的行动，促进合作，这毫无疑问对整个地区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