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一篇：浅谈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浅谈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09031009 史滢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基础教育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化、不断向前推进。但目前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仍存在许多函待解决的问题:教育不公平、不均衡的现象有日益严重趋势,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分配力度不够；因体制原因造成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依法行政程度不够，阻碍了教育管理体制的发展。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国的基础教育体制改革。

一、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概述

教育管理体制是教育领域中关于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权限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其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一个国家的教育管理权力如何确立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各自设置什么形式的教育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是否表现出一定的隶属关系等。教育管理体制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之间围绕教育事权方面的权限划分。教育管理体制是教育体制中的一个部分,教育体制还涉及到办学体制、教育投资体制问题、教育督导制度问题、学校内部管理制度问题、中等教育结构改革问题、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等,其中教育管理体制问题处于中心位置。

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其基本形式属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

级管理制度,是一种以中央集权为基本,中央和地方管理适当结合的制度。隶属关系上,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同时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同级政府,体现了一种从属制。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体现在：第一,党对教育行政的领导。党对教育行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路线、政策的领导,而非直接行使教育行政组织的职能。第二,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从教育行政组织上讲,是指中央一级设国家教育部,地方在省、市、县、乡镇四级分设教育厅、局、科、室(组)等各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以上这些组织均受中央统一领导;从教育行政内容上讲,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宏观规划等大政方针均由党中央与国务院制定,但是具体事务由各级教育行政组织具体执行,体现为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对全国及所辖地区内的各级各类教育实行职能管理。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省、市、县、乡镇四级对基础教育的管理有具体职能上的分工。

二、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21世纪以前,我国基础教育实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其实质是以乡为主,由县、乡、村实施对基础教育的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在实施普及改善办学最基本条件中曾发挥过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以乡为主的管理体制,特别在中等发达及其以下地区,却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滞障作用。当前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保障农

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保障机制;建立农村中小学校舍维护、改造和建设保障机制;确保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建立资助贫困学生就学制度,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三、重中之重：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的适度超前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审视，我们应加倍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统筹各类教育，在协调发展中加快发展，在更高的水平上统筹发展。

第一，学前教育强化基础。加大省市级示范幼儿园、市一类园的创建力度，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改善办园条件，不断扩大幼儿园的入园率。

第二，要强化农村中小学生教育。在“十一五”期间，中央对教育的投入达到21亿元。义务教育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继续加大政府控辍，加强中小学生学籍的动态管理；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后续工作，撤并农村小学教学点和力量薄弱的初中，整合学校资源，推动各种教育要素向优质教育资源聚集；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妥善解决残疾儿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贫困家庭子女等弱势群体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建立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读书绿色通道等，真正为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第三，推进示范性高中创建，进一步放大优质高中资源。整合特

长学生、专业教师资源，实行集中教育、集中培训。充分发挥规范化高中在教育观念更新、管理制度创新、教育教学改革、教研科研、办学特色创建等方面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高中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第四，特色办学的职业教育理念。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向社会、积极培植职业教育新的增长点。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行业协会、产业基地的合作，对不再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实行灵活、多样、开放的办学模式，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形成产学研的初级合作，促进职业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第二篇：我国十年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回眸

创举·探索·走向

——我国十年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回眸

龙宝新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课程的有效开发与科学实施离不开管理环节有力配合，课程管理体制的变革是课程实施的生力军与护航者。在封闭、层级、指令型的课程管理体制中，课程的实施面临着种种瓶颈，三级管理体制的确立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十年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是一段困顿的历程，面临的挑战接踵而来，改革仅仅完成了新体制的搭台工作，改革内容的真正充实尚需时日。增强基层课程主体的参与意识与使权能力，构建一种富有活力的课程对话机制，促使课程体制变轨的彻底发生，是未来我国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课程管理体制；课程对话机制

课程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与命脉，课程的有效开发与科学实施离不开管理环节有力配合。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课程管理是学校改革的心脏与枢纽，它对整个课程系统的延续与变革具有重大意义。更进一步讲，当代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好课程权利的配置问题，其所要变革的实质对象是课程主体角色与形象的重建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课程管理正是利用权利配置的“筹码”来确认所有课程主体的课程责任，激发其对课程生命的呵护意识，努力构筑一个富有活力、对话协商、同舟共济的“课程共同体”①。

一、一个破天荒之举：“三级”课程管理新政的出台

2001年，国家颁布了指导全国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中明确指出：实施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参与的课程管理新体制。这一决定的做出，无疑是我国课程管理史上石破天惊的一个创举。从此，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摆脱了集权、一统、计划式的体制，开始走向以分权、共创、对话为特征的体制，一种适应当代我国基础教育需要的课程管理新体制应运而生，揭开了我国课程管理史的新篇章。

（一）学校：不能再让国家“牵着走”

建国以来，与国家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采取了“国家主导、学校教师配合”的计划管理体制，教育部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国家课程中心、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机构成为课程权利的集结点，任何地方、学校、专家的课程改革建议必须经由教育部的中转才可能得到表达和体现，学校的绝大多数课程管理权利被代理、被收编，它们只能在教育部的指导或监管下开展有限的课程改革与实验。显然，这种课程管理体制对那个学校管理者素质参差不齐、学校自我改革意识淡漠的时代而言是适应的。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教育法》的颁布，国家改革进程的加速，学校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推进，学校愈来愈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新实体，日益成为能够独立承担其课程改革责任的社会实体与变革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跟着国家“亦步亦趋”，学校就难以解决国家统一课程规定与区域社会对课程提出的特殊要求、课程计划与课程弹性之间的矛盾，最终使课程失去对社会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免费师范生专业成长力的职后发展研究”【10YJC880081】

作者简介：龙宝新（1973—），男，陕西洋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课程与教学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原理及教师教育研究。

生活的应变力与适应力。因此，不能再让国家“牵着走”，如何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引下走出自己的课程改革之路就成为学校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话题。

（二）教师：不能再当课程改革的配角

在计划管理体制下，课程的三大文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将教师“锁定”在课程文件执行者、教材文本传授者的位置上，作为自主、自创、自觉的“教师”形象是没有存身之所的。在这种境遇中，教师充其量只是课程改革的配角，在课堂上他只需照本宣科、如法炮制，只需对教材作以“轨道”（即“Curriculum”意义上的课程）式的延伸即可，在此教师的课程创意、课程理解是用不上的。究其主因，他们只是课程管理中的“被管理者”、“被改革者”，属于被课程管理者防范的对象，教师的主要职能是忠实于教材文本与课程管理者的意图。在计划为主的课程管理体制中，教师没有课程的管理权、创生权、解读权，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听到他们个人的“声音”，他们是置身于课程管理圈外的一个弱势群体。在被管、受管、监管的局面下，教师的专业发展空间被窄化，整个课程就是学生的课程，教师无法将自己的课程思想、教学见解以合法的方式融进去。在新世纪之初，随着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为创造力而教日益成为课程改革的洪流与主流价值，封闭的课程管理体系受到了质疑，计划与弹性、封闭与开放、预成与创生之间的矛盾在课程管理领域凸现，教师的课程管理权得到了认可与尊重，由此，“不能再当课程改革的配角”、“在参与课程改革中发展教师”的理念乘势而入、瞬间走红。

（三）课程：不能再做奴役个性的帮凶

在严密计划、权力下行的旧体制中，课程管理实践创造了一个大一统的教育生活世界：学习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应试，人的“三维”发展（即新课程的课程目标）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个性的培育只是学生发展的装饰品而已。在“国家——地方——学校——学生”这一垂直性权力延伸线路上，原本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变得单一化了，学生成长退化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简单积累与机械叠加，学生个性的发育被抑制了。课程内容、实施方式、评价手段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在课程蓝图中找不到学生个性的栖身空间，作为课程创生者的身份被删除。计划主导的课程管理体制筑造了一个事无巨细的课程管理网络，把学生“安置”到每一个网点上去是课程实施的目的。在这里，只有课程管理者规定的学生课程空间，没有学习者自主生活的自由空间。把学生同化进庞大的社会体制中去，生成一个个“体制中人”，成了课程管理的隐秘意图。无疑，由这种课程管理体制“规划”出来的课程不可能是“学生的课程”，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的生长空间，它最多只能算是把人格式化、标准化，只是奴役、泯灭学生个性的课程“监狱”而已。显然，在二十一世纪中人的主导生存方式是自我创造，是“活”出新自我、新面孔。这种阻碍学生个体自我呈现的课程管理体制难以为继，因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课程管理体制必须留给学生充裕的课程空间，否则，它就无法实现将课程文本与全人发展相融通的重任。

正是在这一特殊改革背景下，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出台具有历史性意义——它不仅是从国家政策层面给传统管理者的课程管理边缘群体——学校、教师、学生打开了参与课程建设的一扇门，更重要的是，它宣示着一种以民主、参与、自创为主调的新课程管理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诞生。一个小小的按钮往往能够启开一个新的世界。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建设对整个基础教育事业而言正是发挥着这样一种微妙功能。

二、一段困顿的旅程：遍布荆棘的课程管理改革之路

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启动并不意味着它彻底改变了沉闷、单调、封闭的课程管理系统，相反，它只是打开了改革的局面，为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一系列挑战与问题浮出水面，让课程管理改革进程充满了变数。十年变革，十年困顿。整个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正是在应对问题与挑战中蹒跚而进的，改革路途上遍布着荆棘，直接挑战着改革者的智慧与信念。

（一）改革，只是开了一个头

无疑，三级管理体制的建立仅仅是为课程管理活动设计了一个框架，要用实质性的改革内容将之充盈起来谈何容易。作为课程管理改革的见证者，我们都能看到：十年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只是开了一个头，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有待于我们去应对的改革问题错综复杂的，迫切需要我们去从容应对：国家课程依然强势，许多农村中小学的课程改革依然局限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流于形式、难以硬化，甚至许多偏远地区连这些课程的“形式”都没有；地方课程开发仅限于英语、历史、区域文化等小科类课程，仅限于编教材、做样子，真正能够体现地方特色、地域需要的地方课程形态难以产生；做得稍实一点的校本课程开发仅限于城市中的优质学校，且这些课程的开发毫无章法可言，最终沦为学校课程改革的装饰性成果，沦为学校对外宣传的“门面”；许多教师缺乏课程开发的经验，只会对相关知识材料进行编排编辑，不会用“教材”的形式来呈现、设计、优化课程内容，大多数校本教材沦为学生的课外读物；社会、学校还缺乏把握、整理、提取地域核心文化、特色知识、特殊生活经验等方面的能力，还无法充分利用课程权利来实现课程与地域、校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等等。正是如此，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主体依然是“上层坚挺、底层空虚”的空架子，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灵活开发，基层课程主体对新增课程权利的有效驾驭，促进学生学习品质改善与全人发展的课程使命的最终完成等等，都还需要一定时日才可能最终兑现。这些迹象表明：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只完成了搭台工作，“好戏还未开局”，提升基层课程管理主体的权利意识、使权能力、参与热情都将成为我们实质性地充实课程管理体制这个“框架”的攻坚环节。

（二）课程，依然翻不过“高考”的手腕

课程管理的权利来源是多样化的，行政权力、监督权利、组织权利都只是其显性化的表现，这些显性权利随着三级管理政策的出台都已基本上实现了课程主体间均权、分权、赋权的改革目标，故课程主体间的显性权利平衡极易实现。然而，在课程管理中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管理权利，这就是课程评价权利，即课程实施的成败由谁说了算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课程评价的管理”②是课程管理的重要一环。这一课程管理权利是任何课程管理主体都难以绕开的一道关卡，它就是课程集权最后坚守、负隅顽抗的一道壁垒。可以说，对这一权利的解体与重构体现着课程管理的深度与层次，故成为课程权利收放实现自如的扭结。显然，这一隐性课程管理权利在我国是通过“高考”来实现的，回避课程改革的两极化现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弊端离不开高考制度改革的同步推进。尽管我国高校自主招生、分段改革的实践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在传统教育文化犹存、宏观教育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社会公民素质偏低的今天，高考的每一步改革都牵涉到公平与专业、公正与科学间的博弈，势必会累及全新课程管理体制的构建，延缓新体制成熟的周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面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的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依然无法逾越“高考”的壁垒，难以抵制“考试回流”效应③的侵扰，走向彻底的自由与自主。故此，目前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改革必定会举步维艰，难以实质性地迈开步子前行，课程管理权利真正“下放”的道路还很漫长。

（三）管理，一个正被颠覆了的概念

对课程管理改革而言，最为窘迫的事情莫过于其本身所遭遇的种种质疑了。当前，“课程管理”一词本身并没有清晰表达当下这场课程改革运动的内涵，反而有将之拉回到改革前的“自上而下”轨道之嫌。正如钟启泉教授所言，课程管理”始终带有“监管”“管制”“控制”之歧义，无法表达本次课程管理所倡导的自下而上、鼓励创生、自主治理的课程解放思想，故用“课程领导”、“课程经营”取而代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课程管理”一词还是慎用、少用为宜。④同时，课程管理活动似乎难以完成本次课程改革的最终使命——重建学校“学习共同体”、提升学生学习品质、实现学校课程的增值与自主，这是因为任何管理活动都着眼于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层级式课程管理网络，而非构建一种能够适应外部变革世界的复杂适应系统，不断增强课程系统的自组织性能与内发潜能。在这一意义上，课程的经营与领导更适合这场课程管理体制改革运动，它能够体现新课程管理范式的实质——联合和引导各个课程主体来共同建设课程“模体”（多尔语），充分体现课程管理活动的双向建构与动态互变本质。

三、一揽子改革呼之欲出：全力创建最适合国情的课程管理格局

面对课程管理改革遭遇的难题，所有课程工作者必须积极应对、继续改革，以确保理想的课程管理格局在中华大地上最终建立。要实现预定的改革目标，我们不能坐收其成，而必须加足马力、积极行动、全力以赴，利用一揽子有力对策的持续跟进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管理改革的深化。

（一）主体：激活改革的潜能

任何改革的活力与源泉都不单单来自政策的压力，而是每一改革主体，尤其是基层改革主体的热情与创造力的激发。课程管理改革亦是如此，其成败最终取决于它能否激发所有课程参与者，尤其是每一位中小学教师的参与热情与智慧潜能。应该说，本次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主要任务是让中小学教师分享课程管理权力，深度参与课程管理，让课程管理实践突显生机。但是，课程赋权并非对所有教师而言都是一件好事，有些教师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负担，是额外工作量滋生的根源之一。⑤因此，如何让他们精神“减负”、愿意参管、主动介入管理活动，突破国家课程管理网络的包围，左右全国宏观课程管理格局的走向，是一项最具挑战性的改革任务。新体制的确立只是确认了中小学教师、校长、学生作为“课程主体”的地位与身份，但这一地位的最终确证还需要他们的积极改革行动，需要他们具备引领课程改革方向的能力。正如赵汀阳所言，权利（right）需要权力（power）来证实，需要行动和争取来落实。⑥让弱势课程管理主体——中小学教师利用改革行动来最终分有、落实课程管理的权力，既是本次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底牌，也是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标尺。

（二）解套：突破课程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当前，不同课程主体课程管理权利博弈的焦点日益集结在课程评价权利上。如今，高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如何让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突破最后一道防线成为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成败攸关的问题。应该说，课程管理权利的平权必将体现为课程评价权利的平权，让课程评价、高考制度的设计既能充分体现各个课程主体的利益与要求，又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自然是课程管理改革者必须冷静面对的一道难题。高考是课程管理的指挥棒，是三级课程的公共舞台，是课程管理集权的化身。弱化高考、分解高考、优化高考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推进课程管理体制新生的基本策略。我们认为：在当今课程管理体制下，没有高考、取消高考只会让课程管理走向更加无序的境地，而让课程管理与高考改革实现联动与同步，让高考成为各级课程主体的课程权利的平衡器，充分发挥高考作为课程权利调节器的功能显得尤为关键。以课程管理改革推动课程评价制度改革，用课程评价制度变革来引导课程管理权利的优化配置，努力搭建课程管理与评价制度间的互动机制，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抓手。

（三）机制：课程权利的博弈与对话

任何有生命力的课程改革事业都是一场“持久战”，都需要构建一种动态的相互制衡机制，以此实现改革向内生型与自调化的转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管理体制构架只是管理机制建立的起点，是向管理机制转变的中间状态，建立课程主体间的博弈与对话机制才是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终点。在课程管理实践中，各课程主体间围绕课程权利的博弈与对话是促使课程权利均衡状态出现的动态机制。如果某一方，如中小学教师不在意自己手中的课程权利，不善于利用这一机制来实现自己的课程权利，课程权利的均衡点就会移向国家或行政部门的一端，国家赋予其的课程权利可能会形同虚设；反之，如果中小学教师在强烈事业心、责任心的驱动下努力去争取并实现自己的课程权利，国家赋予其的课程权利可能会

增值，一种最优化的课程权利平衡点就会出现。因此，课程权利对话机制的形成才是课程管理体制建设中最具实质意义的目标。课程管理体制是死的、有形的，它只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舞台，而人是活的，善于利用体制，将之效能潜能发挥到最大化才是课程管理机制重建的内核所在。

（四）变轨：课程权利新格局的催生

无疑，实现课程管理轨道的变轨是新课程管理体制质变的标志，是新体制形成的标尺。当前，新体制的雏形已在眼前，而我们依然走在一条国家主导的课程管理轨道上来，要实现彻底的变革尚需时日。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坐等课程权利格局发生实质性变革的“春天”到来，而应该积极行动，为新课程体制变轨的彻底发生产生条件，努力催生课程体制的变轨来临。在这一点上教育专家大有可作为空间，他们应该深入基层引导教师反省传统课程管理体制的弊端，激发教师参与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活动，加入到改革者的行列中来，扩大改革者的阵营；他们可以参与传统课程管理体制的反思，探讨理想课程权利格局的样态，在参政议政中促使教育行政部门作出更具魄力与效力的改革决策；他们还可以积极开展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实验，与各方课程管理主体携手创建改革范例，引领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等等。离开了专家的斡旋与启蒙，离开了他们的大胆尝试与先遣导引，新课程权利格局的诞生可能会长路漫漫。在课程体制变轨中，教育专家的批判、示范、诱导好似一种酵素，他们的参与完全可能加速改革的进程，缩短改革的工期，延伸改革的深度与效力。

参考文献 ①刘英琦.简论新课程实施中的课程管理[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4（7）.② 金东海.论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中的学校课程管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③ John Chi-kin.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s :contexts,implementation and sustainability，C&I 2011 report.④ 钟启泉.从“课程管理”到“课程领导”[J].全球教育展望，2002（12）.⑤John Chi-kin.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s :contexts,implementation and sustainability，C&I 2011 report.⑥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6（4）.通讯方式：（Tel）******

西安市师大路1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mail:longbx@snnu.edu.cn

第三篇：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外汇管理体制又面临许多新问题，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外汇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外汇管理的效率,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

关键字：外汇管理 体制改革 发展演变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程,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总结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和取得的成果,分析外汇管理体制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对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长远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汇资源短缺,经济发展水平低。同时,为适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进口替代性贸易战略,我国对外汇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分配管理体制,集中所有有限的外汇资源,实行统一管理,采用指令性行政分配方式投入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整体目标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为稳定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配合并促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归纳起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第二阶段1994-2001年;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

（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初级阶段（1978-1993）在这一阶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为对外贸易开放提供保障。对于经常项目,我国的资本管制政策主要体现为强制结汇制度、外汇留成制度和双重汇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和外汇留成制度是针对中资企业经常项目交易的资本管制政策。外汇留成是一种使用外汇的权利,以额度的形式表示,在使用时用人民币配成现汇。中资企业的贸易及非贸易外汇收入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结汇,其出口外汇收入卖给国家后,国家按规定比例给与出口企业外汇留成额度。用汇时,单位用人民币配以额度,按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购买现汇,对外进行支付。

双重汇率制度是这一阶段我国对经常项目实行的另一项资本管制政策。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除继续保留公布牌价外,还制定内部结算汇率。1981年正式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218元人民币。从1981-1984年,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没有变动,同时公布的牌价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115元人民币。1985年1月1日,我国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进出口贸易外汇按官方汇率1美元兑218元人民币结算。1985-1990年,我国多次大幅调整汇率,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兑218元人民币,逐步调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兑5122元人民币(其中两次大调整分别是: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3120元调至3170元,贬值1518%;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3172元调至4172元,贬值2112%。),到1993年底,官方汇率调至1美元兑5172元人民币。由于外汇调剂市场的存在, 1985-1993年,我国实行的仍然是双重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并存。例如, 1993年底,我国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8172元人民币

（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阶段（1994-2001）

这一阶段，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建立了资本市场和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了汇率并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1996年,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使对外贸易畅通无阻。但是,我国的经常项目实际上仍然存在外汇管制,体现为银行结售汇制度。例如,我国对中资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强制限额结汇制度,除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开立外汇账户保留以外,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这一措施实为限额结汇管制,属汇兑管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的是意愿结汇制度,但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售汇(也属汇兑管制),外商投资企业要卖出外汇或者购汇都必须在外汇调剂中心进行。

在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的同时,我国对资本项目的交易和汇兑实行了严格控制,一是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所有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须调回境内;二是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应在银行开立外汇专用账户,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结汇;三是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都须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购付汇。

实行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518元人民币,而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8172元人民币左右。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8170元人民币。利用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对资本管制的思路进行了调整。在前两个阶段,我国强制结汇的管制思路主要是基于我国外汇储备短缺的事实。在第三阶段,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改变了短缺的状态,不仅如此,通过外汇占款而产生的基础货币的扩张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一是转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外汇流入越多越好的观念,加强了对外汇流入的监测与管理;二是转变外汇流出越少越好的观念,逐步建立正常的、合理的、可控的流出机制。在经常项目结汇方面,逐步向意愿结汇制度过渡。到2007年8月,我国外汇局取消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以此为标志,我国自1994年以来沿袭了13年的强制结汇制度,淡出了历史舞台,被意愿结汇制度所取代。

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逐步完善并适度放松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首先,有选择、分步骤地开放证券投资,拓宽资金流出流入渠道,如2002年,我国推出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于境内证券市场上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等民币标价的金融工具。2007年6月,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制度(QDII)。其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放松资本流出的管制措施,如简化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各种手续、放宽购汇限制、放宽境内金融机构境外证券投资和代客理财等限制、实施/走出去0战略,成立国家投资公司、实行境内个人对外证券投资试点等。再次,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0投机活动进行抑制,如加强外资对房地产业投资的审批和监管、大幅度核减中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等。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进一步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不再单一钉住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美元兑812765调整为1美元兑换8111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101%。银行间一揽子货币兑人民币的每日收市价,作为翌日买卖中间价,上下波幅013%。

二、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演变的方式、路径及其特点

1、国家对汇率的干预。虽然改革后的制度在对汇率的管理上有所放松，汇率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但政府仍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管理，政府仍发挥着主导作用。

2、中国外汇管理法规“位卑权重”。中国外汇管理法规从一开始就以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出现。导致中国在外汇管理这一领域只由一部行政法规《外汇管理条例》调整，一切外汇管理活动都以其为准则。

三、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现行框架

根据《经济法》中的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的概述

我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外汇管制。建国初期，基于我国国力较弱以及当时所处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顺势颁布了一系列的外汇管理新法规，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为主，包括其它外汇管理法规、行政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相对完善的外汇管理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外汇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目前，我国外汇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

1、外汇管理的对象是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以及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境内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等，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除外。境内个人，是指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连续居住满1年的外国人，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除外。

2、经常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涉及货物、服务、收益及经常转移的交易项目等。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包括贸易收支、劳务收支和单方面转移等。

3、资本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引起对外资产和负债水平发生变化的交易项目，包括资本转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衍生产品及贷款等。

4、国家对外债实行规模管理。借用外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外债登记。

5、提供对外担保，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由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申请人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对外担保登记。但是，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提供对外担保的，不适用上述规定。

6、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其他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7、资本项目外汇收入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但国家规定无需批准的除外。

8、依法终止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算、纳税后，属于外方投资者所有的人民币，可以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汇出。

9、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四、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发展方向及演变趋势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发展方向及演变趋势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包括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倾向等在内的国际因素;二是包括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资本市场的完善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在内的国内因素。

目前,我国在贸易领域已基本融入世界体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资本活动领域,我国还存在很大的空间。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的资本管制不是长久之计,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在现有资本管制框架下研究并推动资本账户的稳步开放;但是,在近几年,甚至十几年,我国的资本管制仍然需要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将继续坚持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方向,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进行调整和决策,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此，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趋势

1、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制。根据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综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资本市场终究会完全开放也会长期拥有独立自主货币政策选择相应的浮动汇率制度可行。

2、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到国外投资、用储备换技术、关注环境变化，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减持美元储备，增持欧元、马克等货币资产;转变引进外资理念，注重成本效益分析。

3、逐步确立由强制结汇制向意愿结汇制的转变。意愿结售汇下，易于增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汇的积极性。

4、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以及完善外汇风险的监测与化解机制。

5、建立外汇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参考别国相关法律的优点，写出自己的法律，与世界接轨，促进中国外汇制度的发展。

五、结语

随着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也不断实现改革，越来越适合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对于外汇管理体制也要不断加强改革，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为适应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必要的手段方式。

参考文献: [1]刘光灿,孙鲁军,管涛.中国外汇体制与人民币自由兑换[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1 [2] 肖凤娟.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国际贸易.2008.7.[3] 胡晓炼.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J].2008.5.[4]韩继云.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财经研究,2002;4 [5]吴念鲁,陈全庚.人民币汇率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1 [6]曾文革,余盈颖.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若干改革趋势[J].时代经贸,2007;2 [7]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十三年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与发展（上篇）[J].中国外汇,2002;11

第四篇：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

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的设计必须通过改革产权模式，明晰产权，完善股权结构，促进农村信用社健全完善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内部制约体系，从而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逐步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具体而言，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以完善法人治理为重点，着力提高信用社科学决策能力。以明晰产权关系为抓手，激活信用社发展动力 是合理选择产权制度。要充分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选择既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又符合国家规定的组织形式；其次要把明晰产权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内部管理责任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一套决策、管理、监督相互制衡以及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二是加快对农村信用社现有产权的清理和处置工作。农村信用社要加强对股本金的管理和规范，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吸引个体经营大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等愿意“理事”、能够管理的投资人入股投资，来扩大投资股的比例，以确保股本金的真实、稳定和股权结构的合理性，努力实现股权结构的多样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效益为中心，努力提升信用社经营能力 改革后，农村信用社应尽快适应统一法人体制的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以优化 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规模、效益、质量、安全相统一的经营管理目标落实到实践之中，切实推进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

以管理为核心，增强信用社抗御风险的能力统一法人以后，基层农村信用社要全面推行授权授信管理。不断完善审计监督职能，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和有效管理的要求，整合理资源，增强信用社抗御风险的能力。明晰产权，实行股份制 实行股份制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需求。首先，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格局客观上要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适应这种变化。其次，“三农”内涵的变化，使农村信用社的支农性质发生了飞跃，金融服务的需求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信用社如果停留在合作制基础上止步不前，业务功能将大打折扣，将面临失去市场的危险。第三，以县为单位实行统一法人为农村信用社提供了股份制经营的基础。过去基层社的独立法人体制，其经营规模小，服务领域窄，管理层次低，资本金不足，很难实现现代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县(市)联社实行统一法人后，实行股份制，明晰产权，落实经营责任，将有利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第四，国有商业银行进入城市开展业务。支农任务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肩上。如果农村信用社坚持合作制性质，将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严重错位 一是完善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社员的民主管理权。二是充分发挥理事会职能作用。联社要结合信息披露等有关规定，注重加强对外部理事金融业务基础知识的培训，更好地发挥理事会议事和决策作用。三是强化监事会的职能。监事会直接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依法对理事长、主任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四是管理人员实行招聘制。五是制定严格的职责

分工制度。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过程中，严格界定“三会”的职责，真正实现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的分离，明确业务分工，形成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统一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我国农村信用社经过近50年的曲折发展 ,已成长为资产、负债及其职工规模仅次于四大国有银行的“合作”金融组织 ,不少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规模已超过了当地国有银行的规模 ,如广东顺德市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的储蓄存款业务已占据全市 80 %的市场份额 ,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是 ,由于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关系、法律地位一直未能很好地界定 ,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体制的不顺 ,从而严重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与问题。

一、我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历史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在新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业务也进一步拓展,支农作用明显增强。但管理体制的滞后等带来的问题,使农村信用社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的需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几经变迁,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从“农业银行”脱钩以后,恢复了其合作金融的地位,在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上形成了现行的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格局。

1、合作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农村信用社应立足于“三农”不是凭空定论，而是有着真切朴实的历史根源的。中国民间有古训叫做“翻身不忘本”，官方也有名言叫作“富而思源”。农村信用社虽已成就农金巨头并统领农村金融市场，但其原身胎生于“三农”，本质上与“三农”共承相同的血脉。中国是一个网状的农业大国。经济底子薄弱，经济结构粗放而不完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农村经济框架定格为“一体两翼”。即农业生产合作是主体，供销合作、信用合作是两翼。由此可见，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典型股份制也即合作制金融组织。其股东也即社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兄弟。股金自然不是“官方”的资本。

2、合作制确定的市场定位。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偏低，最广大农民太需要通过资金互助，以期实现合作化农业生产，推动社会化经济发展。于是，党和政府从融通区域社会资金、防止民间高利贷剥削的宏观计划出发，领导人民群众组建合作金融组织，发挥调节资金余缺的互助服务功能，共同建设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至此，由农民自愿入股组成，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合作金融机构即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因其充分体现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且不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而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至此，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便确立起来。

3、合作制运行的历史进程。1951年至1959年，农村信用社资本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信贷为社员提供，合作制性质明显，是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金融力量。1959年至1980年，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农村信用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交

给贫下中农操作，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1980年至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管理，合作制“三性”基本恢复，期间设立了县级联社，但实际上成了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行脱钩，由人行监管。现又进行新一轮改革。

农村信用社在曲折中发展，与“三农”有扯不断的渊缘。即使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多变，但合作制性质不变，客户群体不变，最广大的信用合作伙伴始终是纵横在农村经营着农业的农民。因此，农村信用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应该立足于“三农”。

二、目前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的不足本段层次混乱整理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农村信用社是由社员人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员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和民事责任，这些规定表明农村信用社在法律上属于集体所有，即为全体社员共同所有，其产权属于公共产权，但其产权制度以及相应法律关系却是模糊的，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处于所有者缺位状态，主要表现在：

（一）法人治理结构尚需进一步完善

1.理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其一，理事议事能力不足。目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会成员中除保留2-3名职工理事外，另增选了7名非职工理事，主要以个体私营主及行政村干部为主。参事议事能力尚有差距。其二，认识不够到位。有的职工理解统一法人仅仅是换了块牌子而已，对参与民主管理，正确行使权力缺乏主动性，“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

2.决策权与经营权界定模糊

一方面，省联社与各县（市）理事长签订的目标责任书，有些内容和条款完全是经营管理方面的，但责任之下，让理事长置身经营之外显然不太可能；另一方面，联社自身管理中也确有沿袭过去的所谓传统经验和老方法，经营管理中的大小事情，习惯上仍由一把手定夺，使得身兼党委书记的理事长在实际工作中既抓决策，也还得抓经营上的事情。

（二）监事会职能作用脆弱

目前，从监事会运作情况看，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引，一些联社的监事会主要是通报监审工作情况，并没有完全按监事会的职能实施对联社业务、财务活动和社务情况的全面有效监督，监事会会议成了稽核检查工作汇报会。在监事会组成人员中，外部监事占多数。而外部监事由于金融理论和银行业务知识相对贫乏，无力发挥其监事的作用。

（1）产权关系未能完全明晰理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其一，理事议事能力不足。目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会成员中除保留2-3名职工理事外，另增选了7名非职工理事，主要以个体私营主及行政村干部为主。参事议事能力尚有差距。其二，认识不够到位。有的职工理解统一法人仅仅是换了块牌子而已，对参与民主管理，正确行使权力缺乏主动性，“内

部人”控制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

（2）决策权与经营权界定模糊。一方面，省联社与各县（市）理事长签订的目标责任书，有些内容和条款完全是经营管理方面的，但责任之下，让理事长置身经营之外显然不太可能；另一方面，联社自身管理中也确有沿袭过去的所谓传统经验和老方法，经营管理中的大小事情，习惯上仍由一把手定夺，使得身兼党委书记的理事长在实际工作中既抓决策，也还得抓经营上的事情。

（三）监事会职能作用脆弱

目前，从监事会运作情况看，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引，一些联社的监事会主要是通报监审工作情况，并没有完全按监事会的职能实施对联社业务、财务活动和社务情况的全面有效监督，监事会会议成了稽核检查工作汇报会。在监事会组成人员中，外部监事占多数。而外部监事由于金融理论和银行业务知识相对贫乏，无力发挥其监事的作用。

（四）产权关系未能完全明晰

产权关系未能完全明晰，主要表现在股本金的稳定性较差，资格股所占比例太大，而投资股所占比例太小，产权的明晰性依然不清。

（五）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不够

由于受经营理念和实际经营业绩不景气的制约，信用社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对公众公开披露自身经营业绩和经营活动时，其实施起来效果还是存在不明显、不意愿的特征。

（六）经营机制转换不明显

从已过渡到统一法人的通道农村信用社看，大多遵循的还是以往的管理经营模式，缺乏应有的网点整合、成本核算、企业化绩效考核手段和方法，尤其是信贷方面，更是依赖基层信用社作为前沿阵地，与改革前没有大的区别，风险识别与评价体系、严格的审贷分离制度和赏罚分明的信贷

产权关系未能完全明晰，主要表现在股本金的稳定性较差，资格股所占比例太大，而投资股所占比例太小，产权的明晰性依然不清。

三、对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的设计必须通过改革产权模式，明晰产权，完善股权结构，促进农村信用社健全完善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内部制约体系，从而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逐步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具体而言，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以完善法人治理为重点，着力提高信用社科学决策能力一是完善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社员的民主管理权。

二是充分发挥理事会职能作用。联社要结合信息披露等有关规定，注重加强对外部理事金融业务基础知识的培训，更好地发挥理事会议事和决策作用。

三是强化监事会的职能。监事会直接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依法对理事长、主任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

四是管理人员实行招聘制。五是制定严格的职责分工制度。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过程中，严格界定“三会”的职责，真正实现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的分离，明确业务分工，形成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统一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

（二）以明晰产权关系为抓手，激活信用社发展动力

一是合理选择产权制度。要充分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选择既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又符合国家规定的组织形式；其次要把明晰产权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内部管理责任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一套决策、管理、监督相互制衡以及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二是加快对农村信用社现有产权的清理和处置工作。农村信用社要加强对股本金的管理和规范，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吸引个体经营大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等愿意“理事”、能够管理的投资人入股投资，来扩大投资股的比例，以确保股本金的真实、稳定和股权结构的合理性，努力实现股权结构的多样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

(三)以效益为中心，努力提升信用社经营能力

改革后，农村信用社应尽快适应统一法人体制的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规模、效益、质量、安全相统一的经营管理目标落实到实践之中，切实推进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

(四)以管理为核心，增强信用社抗御风险的能力

统一法人以后，基层农村信用社要全面推行授权授信管理。不断完善审计监督职能，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和有效管理的要求，整合理资源，增强信用社抗御风险的能力。

(五)明晰产权，实行股份制

实行股份制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需求。首先，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格局客观上要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适应这种变化。其次，“三农”内涵的变化，使农村信用社的支农性质发生了飞跃，金融服务的需求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信用社如果停留在合作制基础上止步不前，业务功能将大打折扣，将面临失去市场的危险。第三，以县为单位实行统一法人为农村信用社提供了股份制经营的基础。过去基层社的独立法人体制，其经营规模小，服务领域窄，管理层次低，资本金不足，很难实现现代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县(市)联社实行统一法人后，实行股份制，明晰产权，落实经营责

任，将有利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第四，国有商业银行进入城市开展业务。支农任务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肩上。如果农村信用社坚持合作制性质，将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严重错位。

第五篇：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城市社区没有政府基层组织或派出机构，实行高度民主自治，依靠社区居民自由组合，民主选举产生的社团组织。在制定社区发展规划时美国政府特别强调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对城市建设中满足社区居民的要求，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部分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从而保证了周围环境不被破坏。因此，美国社区管理基本是政府规划、指导、资助，社区组织具体实施的运作方式。

美国非营利组织在社区中发展的因素可以看出其在社区管理中的主要作用:一是推进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满足社区公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二是弥补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不足，缓和政府和公众的矛盾；三是通过提供大量社区就业岗位，促进社会就业和经济社会稳定；四是通过从事社区建设活动，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社区建设从整体上得到加强。

社区居民也可以建立独立的自治组织或者参加社团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社区董事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决策。社区居民既可以通过社区选举或政党选举来间接影响社区的公共事务，也可以通过社区全民公决或者社区听证会来直接决定社区的公共政策。

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适应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要求；我国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市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完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克服目前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客观需要；

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管理重心下移，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框架；科学构建社区管理运作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有关社区管理的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将社区各系统的运作和管理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社区管理队伍的建设，提高社区管理队伍的素质；建立行政、经济、法律、思想教育等手段并举和组织、动员等具体方法协调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