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群体事件紧急处置问题的研究（精选五篇）

第一篇：突发群体事件紧急处置问题的研究

突发群体事件紧急处置问题的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体制转换叠加、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社会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和冲突，诱发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些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

一、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定义

什么样的事件叫突发群体性事件呢？突发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成临时的偶合群体，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伴随语言或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

二、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妥善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我们应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主体具有多元性、广泛性

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将会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干扰和风险。在这样的关键时期，突发群体性事件也可能相应增多，由房屋拆迁、地权、征地、涉农问题、传销、制假售假、集资、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行政执法、民族、宗教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企业改制、医疗问题等不稳定因素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诉求涉及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同时，参与的主体也没有固定性，通常情况下以涉稳事件涉及的主体为主。因此，我们必须用多层面的立体思维，认真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源头，研究群体性事件中主体的诉求，把握新情况，争取在源头解决问题。

2．焦点具有交叉性、复杂性

调查显示，在日常的群众信访中，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参与类、求决类和诉讼类，而群体性事件的焦点和成因十分复杂，协调化解难度很大。不仅有民事、经济、文化，同时涉及治安、行政、企业等，有时还会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情况，少则数人、数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在诉求内容上的交叉性，有时会加大事件的复杂程度，具体体现在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的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与少数党政干部的腐败问题交织在一起，以及群众的自发行为与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

3．发展方向具有突发性、激化性

经相关研究表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共性问题都与权益息息相关。当有的个体或群体政治上、经济上的权益受侵犯或得不到解决时，在信“访”不信法的错误观念支配下，纠集人员、扩大事态，指望用过激行为来解决问题。在一些敏感事件中，一旦有人挑头，极易产生“连锁反应”，规模逐渐扩大，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突袭上访，乃至拉横幅、封桥堵路、游行示威，甚至暴力抗拒执法，有的还演化为“打砸抢”事件。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湖北石首事件、躲猫猫事件等等都是典型的案例。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时间短，重大节庆、敏感时期往往会增多，处理不当，极易激化，而且涉及的程度和范围随时会发生变化，使非政治性问题演变成政治性问题，局部问题扩大为全局性问题。对此，我们政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4．传播具有快速性、开放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网络已成为信息发布的重要载体和阵地，它具有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和高度开放性和全球交互性等特点。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平民化，以及匿名性、互动性、即时性和方便快捷、覆盖面广及网络语言的特点，通过网络“群发”，使一些人能散播出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者谣言，进而导致大批不明真相的网民盲目跟贴、转帖，在大范围内掀起对这一言论的种种猜测、评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三、突发群体事件的紧急处置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受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如何妥善地做好突发群体事件的紧急处置工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掌握信息，摸清情况

要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首先要对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解和把握，如事发的时间、地点、目的、动机、组织者、参与者、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规模程度等，要做到心中有数。重视信息、及时捕捉和抓准信息，是有效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首要环节，也是预防、控制群体性矛盾发展、蔓延的有效手段。

此外要及时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信息会直接影响到决策者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因此，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无论是处置行动前，还是行动过程中、善后处理，都要准确地掌握情报信息，准确地、预见性地分析事态的发展变化，科学地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采取有效的措施，处置群体性事件。

2．统一指挥，把握原则

坚持依靠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是一项重要原则。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项牵涉面广、政策性强、任务艰巨和难度较大的工作，公安机关和有关执法部门必须坚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有序地开展处置工作。坚持实行指挥首长负责制，严格按照党委、政府和上级机关的命令、指示，统一组织、调动、使用各种警力、装备和武器，实施整体作战。

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必须坚持对症下药、区别对待的原则。要严格区别对待组织策划者和一般盲目参与或被蛊惑、唆使的群众。对于组织策划者，要密切关注其动态，摸清其动机，把握有利时机，严密控制，妥善处理；对于一般群众，要认真做好宣传疏导劝阻工作，以教育为主。

此外还应坚持以人为本，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同时，既要防止使用强制措施不慎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强制措施采取不到位而使事态扩大甚至出现失控的局面。

3．快速反应，果断处置

针对事态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认清形势，把握机会，采取正确且行之有效的措施，果断进行处置是成功处置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键。要坚持做到及早发现、及早报告，信息灵敏，快速反应，抓住时机，控制局势，防止事态扩大蔓延甚至失控，力争尽快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进行前期处置，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要迅速组织力量对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进行判别，并将结果和应急建议立即向上级报告。同时根据事态发展的实际情

况，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现场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置的实际需要，可成立若干工作组，明确目标，责任到人，分别落实工作措施。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及时组织专门力量或组织有关部门清理现场，清扫现场遗留的标语、传单和其他物品，撤除路障，使事发现场恢复到相对稳定、安全的基本状态，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对潜在隐患进行跟踪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依法进行打击处理，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同时，要积极做好事件调查和总结工作，分析原因，查漏补缺，加强防范，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并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

第二篇：县委群众工作部处置突发群体事件应急预案111

县委群众工作部处置突发群体事件应急预

案

为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切实有效维护全县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秭归县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处置。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主要包括：在信访接待场所集体上访达到预警人数的；因信访突出问题到重点地区聚集、堵塞交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信访突发事件。

二、工作原则

（一）统一领导原则。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在县委集处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认真做好处置工作。

（二）积极预防原则。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报告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将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群体上访及其突发事件发生。

（三）标本兼治，注重实效原则。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能采取敷衍和压服的办法，必须带着深

厚的感情去做工作，在坚持教育疏导的同时，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四）依法处置、防止激化原则。要针对各类群体事件的性质、原因、规模、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采取相应的措施，快速反应，依法处置，防止因方法不当激化矛盾。

（五）教育多数、处理少数原则。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要按照“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激”的工作方针，坚持团结教育大多数群众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把握政策界限，讲究策略。对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动闹事、蓄意制造事端的违法人员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组织领导

成立处置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工作组，由县委群工部长任组长，县委群工部副部长任副组长，县委群工部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处置工作组在县委集处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统一组织指挥处理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

四、工作职责

及时整理、报送有关材料和信息，协调有关部门维持现场秩序，疏导群众返回，防止矛盾激化，迅速平息事态，协调督促有关乡（镇）和县直单位及时解决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五、预警和预防

（一）信息监测与报告。充分发挥基层信访网络组织的积极作用，采取定期排查和下访等办法，及时掌握群众上访动态，超前预测可能发生集体上访和信访突发事件的苗头和问题，及时报送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有关信息。

（二）定期排查，超前化解。采取定期排查和重要会议、重大活动、节假日超前排查等方法，及时发现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早介入、早控制、早做工作、早化解矛盾，努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上访之前，把群众稳定在当地。

六、处置办法

（一）信息采集。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发生后，县委群工部对人数、人员活动情况、影响程度、反映的主要问题等信息进行采集，报县集处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研究处置对策。

（二）接谈劝返。县委群工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待上访代表，对其提出的问题依法答复，耐心疏导，稳定情绪。

（三）新闻报道。处置上访事件的新闻报道，由县委群工部统一协调处理，原则上不对外宣传报道。

（四）对群众集体上访反映的情况，以及经过有关领导协调提出的处理意见，由县委群工部负责当日整理成书面材

料报送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发送有关单位，并督促落实。

七、工作要求

（一）发生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必须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耐心听取群众提出的意见。对合理的要求并有条件解决的，一定要及时处理，决不允许拖延、推诿；确属一时无法解决的，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争取群众理解，防止矛盾激化。

（二）发生群体上访及信访突发事件，通知各有关乡（镇）和县直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现场接谈处置。

（三）县委群工部督促各有关乡（镇）和县直单位必须妥善及时处理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对合理要求能及时解决的，在10日内处理完毕，确属一时无法解决的要向群众解释清楚，限定60日内解决；对提出的无理要求，要进行批评教育，坚持原则，不能乱开口子。处理完毕并得到落实后，要将调查处理结果报送县委群工部。

（四）对滞留和无理取闹的上访人员，与公安机关联系，由公安机关迅速将其带离现场。

（五）严明纪律。工作人员必须在处置工作组的统一组织指挥下进行，主动配合，服从指挥，严守职责，协调一致，不得各行其是；严格请示报告制度，重要情况要及时、准确

地向有关领导汇报，情况紧急时，可边处理边报告，不得贻误时机。

八、后期处置

（一）明确责任。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责任领导，限期处理问题。

（二）督办落实。县委群工部负责督促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处理问题，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处理落实情况，对敷衍塞责或拖延不办的，提出改进建议或督办建议。

第三篇：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

汪大海，柳亦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摘要：公共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组织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使目前社会网络“单一中心”结构转变为更灵活机动、更富有组织弹性的“双中心”结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能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达到一种双赢的纳什均衡，同时还能大幅减少社会交易费用。

关键词：复杂社会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情感嵌入；社会组织

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进入了阻力重重的深水区。这一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也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磨合期。在利益群体相互角力的磨合过程中，难免出现分歧，而分歧的出现会导致矛盾逐渐积聚。一旦矛盾积聚到临界点时，通过“诱因事件”的触发，就很容易形成突发群体性事件。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当前我国公共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仅仅依靠事先制定各种缜密的应急预案，无法契合复杂多变的后工业时代的需求。正如美国应急管理专家威廉·沃所言，现代应急处置表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应急相应需要精细的计划和组织；另一方面，应急响应又是自发的。应急决策者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临机决断能力，这是因为计划不管做得多么好，都很少能与现实情况完全契合，要把现实中相互冲突的需求整合起来，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１］我们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演化机理，从根源处找到预防和处置的突破口。

一、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演化机理

从事件爆发的原因层面划分突发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根据其参与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如各类社区维权群体、失地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上访等。厦门“ＰＸ”事件、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以及上海沪杭磁悬浮工程事件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第二类为“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如民间有组织的反日游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集体发泄、“法轮功”煽动的群体性打砸抢事件等。陇南事件、孟连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事件等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

这两类突发群体性事件实际非“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演化的基本过程可以用沙堆模型来解释。在此先引入沙堆模型：向一个圆盘逐粒地添加沙粒，起初沙粒紧靠在它们落下的位置上，但是很快它们就叠起来形成了具有平缓斜坡的沙堆。这个沙堆不时会出现某处变陡的现象，这时沙粒就滑下来，引起小小的沙堆崩塌现象。随着沙子增加，一些沙粒开始落到圆盘之外。当加入的沙粒数量与落在圆盘之外的沙粒数量在总体上达到平衡时，沙堆就停止增长，整个沙堆系统在这时达到了临界状态［２］。

我们可以运用沙堆模型来解读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积聚过程，将事件矛盾相应地划分为四个阶段：“矛盾亚临界状态（事态处于潜伏积累期）———矛盾临界状态（诱因事件出现）———矛盾超临界状态（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沙堆模型出现崩塌）———沙堆模型再次处于亚临界状态（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和上级政府的介入，矛盾得到化解或缓和）”。沙堆模型实验发现，沙堆从亚临界状态向临界状态演化的过程中，沙崩的规模也服从幂律分布，并且沙堆在临界状态下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种不确定性是指，处于临界状态的群体是否采取激进的措施，是否拿起“弱者的武器”［３］表达不满，还要取决于诱因事件的性质及时机；第二种不确定性是指，利益诉求型突发群体性事件和泄愤型突发群体性事件是存在行为和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并在一定触发条件下会相互转化的。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在爆发后，如果得不到适当处置会使矛盾激化，并很可能发展成为更加激进地泄愤型群体事件；而泄愤型群体事件也可能由于公共部门、社会组织或其他利 益集团的及时介入而使人群愤怒的情绪得到缓冲，演变为维护自身权利的示威游行活动。

二、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重构

矛盾的积累可以用沙堆模型来解释，而矛盾的化解不能采取行政高压手段去运动式地“堵”，而是要依靠畅通民意进行常态式地“疏”。本文将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去深入剖析畅通民意的路径选择问题。首先，要对复杂社会网络理论进行概念上的梳理和厘定。

（一）复杂社会网络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概述

所谓复杂社会网络，是对复杂社会系统的一种抽象描述，它突出强调系统结构的拓扑特征，具有一般社会网络的普遍特性。网络由节点和连接这些节点的边所组成。节点表示一个社会单位或者社会实体，也可以是个人，不一定是有“行动”能力或者有意志力的有机体；边表示网络中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４］。简而言之，复杂社会网络理论把构成复杂社会系统的单元抽象成节点，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抽象为边，所以我们可以将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作复杂的社会网络来研究［５］。

网络密度是社会网络中实际拥有的联结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联结数之比，能够衡量社会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对于一个由节点和边相互联结而成的复杂社会网络，如果网络密度为０，则所有节点都是孤立的；如果网络密度为１，则每个节点都与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节点相连，此时形成的网络结构称为“完备图”。从复杂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其网络密度应是介于０与１之间，并以公共部门这个节点为中心的“明星图”。网络集中度是指一个网络中的联结集中于一个或者几个节点的密集程度，主要用来衡量特定节点所嵌入的联结数。一个节点的联结数越多，则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就靠近社会网 络的“中心”。路径长度是指从一个节点开始，不经过重复的点和线达到终点所经过路程的长度。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ＣＰＩ）是衡量网络中路径长度的参数，路径长度决定了信息和知识的传递速度和难易程度，因此它可以用来衡量网络的效率。单个节点的平均路径长度等于该节点到网络中其他节点路径长度的平均值，而整个网络的 ＣＰＩ等于网络中所有节点平均路径长度的中值［６］。

１９４４年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在《大变革》［７］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用于经济理论分析。Ｐｏｌａｎｙｉ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进入了经济学的范畴。与主流经济理论期望的交易模式不同，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个体往往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有友谊或血缘关系的个体作为交易对象，这说明其经济行为的决策不仅要权衡经济活动自身的收益，还会考虑所处的社会网络环境的改变以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移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拉诺维特重新提出“嵌入性”问题。他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到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发生的那个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８］格拉诺维特不仅把“嵌入性”放到所谓的制度架构中，而且更侧重于把经济活动放到人际关系的背景下予以考虑［９］。这正为本文在社会网络中引入“情感嵌入”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复杂社会网络中的情感嵌入

在传统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网络中的主体之间只有或强或弱的利益嵌入。尽管这种假设在理论研究中有助于简化研究过程，但是实际上客观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组织选择和个体行为决非严格遵循既定假设运行的。所以，重新构架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方式，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假设，社会网络是指由一系列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节点的组合；节点可以是个人、社会组织、私人企业，也可以是公共部门。在此，我们重新建构传统的复杂社会网络，认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与其他存在利益嵌入关系的节点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中，影响其策略选择和行为模式的不仅仅是利益关系，还必须考虑彼此之间的情感因素，即复杂社会网络中的点与点之间（即主体之间）存在两种嵌入的路径：利益嵌入（图１中用实线表示）与情感嵌入（图１中用虚线表示）。节点之间可以仅存在利益嵌入或情感嵌入其中一种，但更多的情况是二者兼备。利益嵌入的实线边越长，则节点之间达成契约、实现交换的阻碍就越多，即交易费用（包括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等）相应就越多；而情感嵌入的虚线边越长，则点之间情感的纽带越紧密，交易费用相应就越少。较强地情感嵌入有利于 知识、信息在主体之间的顺畅传递。点与点之间总体交易费用为利益联结交易费用减去情感联结交易费用的值，当结果小于或等于零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主体之间彼此绝对信任且处于信息完全状态，他们之间资源可以顺畅的流动，不存在交易费用，即他们之间的谈判会导致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当然，这种理论化的极值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图１ 地方社会网络图

复杂社会网络中情感嵌入这一概念的引出，合理地解释了此前Ｊａｃｋｓｏｎ和 Ｗｏｌｉｎｓｋｙ提出的社会网络结构图中所长期存在的悖论：处于社会网络中心地位的明星点由于其拥有的利益嵌入数量最多，耗费的成本最高，反而成为社会网络中净收益最小的参与者。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在考虑情感嵌入这一变量之后，虽然众多实线联结导致其交 易成本高昂，但同样众多的虚线联结又使其交易成本大幅减低，资源和利益向中心靠拢，而风险则向边缘流动。

（三）我国社会网络结构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演化

为了简化模型，我们选取地方社会网络这一视阈进行分析。如图１中所示，Ｓｔａｒ点（明星点）即地方政府；Ａ、Ｂ、Ｃ、Ｅ、Ｈ 是与地方政府有直接利益嵌入和情感嵌入的强势利益群体；Ｄ、Ｆ是与公共部门无直接利益联结的地方利益群体，一般处于社会的中层；而Ｉ、Ｏ 是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群，他们是复杂社会网络中与政府距离最远的弱势群体，通常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没有情感联结的纽带，往往是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决策中失语的一部分群体。底层与地方政府信息沟通机制的缺位，导致决策者们无法及时得到、甚至根本就无从获取Ｉ、Ｏ 群体的反馈。信息的不对称常常使Ｉ、Ｏ 群体感到被社会边缘化的孤独感以及对制度不公平的愤怒感，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角。我们认为，弱势群体之所以采取激进的行为，不仅仅是发泄不满情绪，在深层意识需求里，其实是求得高层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就说明，他们与公共部门之间缺乏情感嵌入的路径。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尚不完善，诉讼程序相对繁琐，利益集团相互荫庇，均导致弱势群体通过体制内的方式寻求矛盾化解方案的交易成本过高，因此他们才会在与强势群体的博弈中采取较激进的方案以求境况的改善。

如何使弱势群体在维护其自身合法利益的博弈中不再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是目前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从复杂社会网络的视阈思考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首先就要合理地调整目前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明星”社会网络结构，重构网络密度和网络集中度。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的联结集中度普遍过高，这会导致其运行过于机械、刻板，而且过于强化的利益嵌入也使得地方政府与强势利益集团组成了利益联盟。这种模式无法适应后工业时代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现状。这种单一中心结构只有演化为多中心结构，才能释放公共部门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使单一中心结构演化为多中心结构，本文认为，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组织所要嵌入的社会结构。我们在图１的社会网络中引入社会组织Ｇ，则如图２所示，社会组织 Ｇ使得社会网络演化为公共部门（Ｓｔａｒ）与 Ｇ 组成的双中心结构，同时，也使原先松散耦合的网络联结更加集中、紧密。图２ 社会组织嵌入后的地方社会网络图

三、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网络中对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处置的作用

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使群体外部行为内部化，而且，社会组织积极地情感嵌入能够促进公众诉求的合理表达，并由这种情感嵌入所衍生的非正式制度来引导和规范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同时，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组织理性可以导入分散的社会公众认知体系，通过长期的情感嵌入来弥补公众个体理性的不足，通过正确地引导，提高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认同感。

（一）畅通信息交流的渠道

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搭建基层民众与公共部门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使弱势群体也能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使利益相关方在避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能充分阐述、交换各自的观点。这样才能准确定位矛盾的症结所在，并最终通过理性博弈达成妥协。多数矛盾的积累，并非利益上冲突的不可调和，而是沟通机制的缺位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使利益受损的群体感到被欺骗。如果在整个群体性事件中缺乏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和整合，代之以基层政府直接向民众回应自己的意见，往往容易导致情绪激动的民众对信息的误读。公众利益诉求最终以何种方式表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的回应。若地方政府回应的时滞过长，或者回应的结果不能被民众所接受，民众只能依靠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方式进行情绪化的信息传递，这样的表达方式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亨廷顿认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不安定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关系的产生，乃是由于缺少下面两个中介变量：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以及具有适应性的政治制度。”［１０］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可以利用其组织成员与基层群众具备同样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优势，对分散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有效整合，滤除分散的利益诉求中所内含的非理性成分，消弭弱势利益在情绪激动时的极端行为，从而在代表民众向公共部门表达利益诉求时有效畅通被堵塞的表达渠道，避免基层政府面对散沙般的民众诉求时出现无法有效回应的窘境。

（二）分担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社会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基层多利益群体博弈的社会网络中，为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提供多元化的承接主体。后工业时代社会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公共治理，要求基层社会不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公共部门必须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积极合作，形成制度化的多元共治模式。这种合作，要求基层政府主动“放权”给社会组织，主动让渡一部分职能，找到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职能与社会组织力量的平衡点。只有厘清社会组织能够在其中分担的职能，才能拓展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合法性空间。政府主动向民间组织分权，主动向民间组织开放公共空间，这种制度上的大胆创新，显然比经济利益上的些许让渡，是前进了一大步。这才是引导公众利益诉求理性化表达的根本方向［１１］。社会组织的有效嵌入，可以分担基层政府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部分职能，通过社会组织与民众进行沟通，并依法、理性、及时地处理社会公众反映的利益问题，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

（三）防止事态扩大和矛盾升级

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中扮演“润滑剂”和“粘合剂”的角色，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社会组织的存在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成为冲突爆发后缓冲矛盾的第一道“防火墙”。社会组织非官方性的特征使得它更具亲和力，其“公益性”和“非盈利”的特点使其超然于直接的利益纠葛之外，能更顺利地了解到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具体诉求，并快速畅通博弈群体在社会网络中信息传递的路径。社会组织这种间接的信息传递更加温和、理性，比陷于博弈之中的利益群体的直接面对面表达，更容易为双方所接受，进而有利于双方沟通平台的建立和对话协商的展开。社会组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可以保证基层政府在回应公众利益诉求时不至于被误解，在沟通和对话协商过程中，社会组织还可以就双方最为尖锐的矛盾展开调停，避免沟通和对话协商陷入僵局。社会组织在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这种缓冲作用，有利于促成双方妥协让步，从而避免事态的恶化和矛盾的升级，并为行政机构和有关部门争取了宝贵的反应时间。通过与公共部门的积极协调合作，社会组织能针对现场具体情况，进行参与人员的快速疏导和安抚工作，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或矛盾升级。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弱势群体的代表与基层政府部门要建立稳定的情感嵌入路径，必须加强沟通和交流，定期安排各个利益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表参加座谈会。这样不但可以更直接地倾听民意民声，还可以使与会人员能快速地由陌生人社会过渡为熟人社会，这样道德约束机制就会与法律约束、权力约束一起发挥作用。

（四）利益群体博弈的双赢

从全社会网络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节省社会交易费用。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假设弱势群体选择体制内解决方案（如诉讼、行政复议、座谈等）的成本为Ｑ，其获得的收益为Ｖ。弱势群体选择体制外解决方案（如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的成本为 Ｑ’，其获 得的收益为 Ｖ’。当 Ｖ’－Ｑ’＞Ｖ－Ｑ且 Ｖ’＞ Ｑ’时，就有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但具体爆发与否，还要取决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情感嵌入的强弱，以及在矛盾到达临 界状态时诱因事件的性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中的支付矩阵如图３所示。

在图３的支付矩阵中，Ａ、Ｂ、Ｃ、０分别代表由高到低的四种收益，其中 Ａ 为整个博弈事件中的全部收益。如果强势集团选择“策略２”而弱势集团也选择“策略２”，则博弈的纳什均衡为（０，Ａ），强势集团会攫取全部的利益，而弱势集团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情况常见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双方疏于沟通，彼此没有建立较强的情感嵌入的情景中，他们互相缺乏信任，也不考虑对方的处境是否会因自己的选择而变差，均倾向于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预期最稳定的优势策略。为了规避了（Ａ，０）分配方案的出现，弱势群体会选择“策略１”，这样无论强势群体如何行动，其预期收益为 Ａ或Ｃ；强势群体则会选择“策略２”，其预期收益为 Ｃ或 Ａ。此时策略选择为（１，２），博弈会达到（Ｃ，Ｃ）的纳什均衡。

图３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博弈支付矩阵

如果弱势群体的领导者与强势群体的领导者之间经常通过社会组织的协调、沟通而熟识对方，彼此有较强的情感嵌入，则他们在领导各自群体的行动时会为对方的处境考虑，从而使博弈结果达到双方收益最大化（Ｂ，Ｂ）这一双赢均衡。这种双赢的情况，是出于两个群体对彼此的利他主义倾向决策，而这种倾向的出现正是由于相互之间频繁而友好地情感互动和信息沟通。这种强化伦理道德权威和博弈双方利他倾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为政以德”的模式，是一种行政成本较低但行政效率很高的治理模式。所以情感嵌入的强化，不仅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了可能，更为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合作提供了双赢的路径，其节省的总社会交易费用为∑（Ｂ － Ｃ）。

综上所述，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角度，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能够畅通信息的表达和反馈途径，整合和协调弱势群体相对分散的利益诉求及主张，缓冲并消解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所产生的危害，并且在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会大幅度减少社会总体交易费用。而社会组织一旦在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中占据主要地位，沟通过程就会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将更加理性化，爆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也将大幅下降。

第四篇：学校紧急安全事件处置预案

学校紧急安全事件处置预案

为迅速、有序、高效地处理特大突发性安全时间，立足于事件发生后及时消除连带隐患，加强和改进学校安全工作，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打造平安校园，并能快速、及时、妥善处理突发的安全事故，有效地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减少财产损失，使安全事故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依照上级有关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管理

（1）学校安全领导小组，启动应急救援处置预案，尽快了解并掌握事件情况，控制局面，阻止事态发展，并研究决定事件处理的具体策略。尽早向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汇报情况并及时通知学生家长。组织力量并全程指挥其他职能组投入工作。密切联系当地公安等职能机构对事件的处理工作，认真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县党委政府的有关指示。负责事件的调查、分析和处理，查找原因和责任，善后处理工作。

（2）医疗救治领导小组，立即组织护送伤员、病人到医院救治。配合医院救治工作，追踪了解病情和病情动态，随时与校长保持联系。

（3）现场控制领导小组，组织人员控制现场，维护秩序，防止发生混乱局面。组织力量送伤员、病人到医院。组织人员封闭相关区域，调查掌握相关信息。组织班主任管好各自的学生，不围观、不拥挤，维护学生秩序。

（4）后勤保障领导小组，尽力做好医疗救治的联络和后勤支援保障工作。接待家长，接待有关部门领导，做好现场办公的后勤服务工作。

（5）安全事故报告领导小组，负责事件全过程的各种文字，图象信息资料采集、整理、归档、收集工作。

二、现场指挥系统

(1)日常安全工作由校长负总责，各分管领导各负其责，协调各部门统一行动。

(2)突发事件的临时指挥实行值班制度，即值班行政领导负责，再逐层报告。

三、突发事件逐层报告制度

值班行政人员—>校长—>教育局

四、安全工作联络电话(略)

五、责任追究制度

学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对事故瞒报、谎报、迟报或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将对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大连宏达鑫龙学校

2010-5-5

第五篇：群体突发性事件策略研究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常常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和方式发生，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而且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各级政府只有在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方面下功夫，才能有效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挑战。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频发突发事件的一种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突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并且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与我们当前所提倡并为之努力建设的和谐社会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有效的预防与控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早日建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共突发事件的管理过程主要包括危机的预警准备、危机的应急反应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三个方面。

危机的预警准备。政府应通过适用的预警技术减少公共突发事件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主要包括：建立相关应急信息网络和传播机制，能够向公众及时、快速地发布相关信息;建设必要的应急避难场所，进行医疗、抢险等应急准备;在当地开展应急知识培训，使得广大公众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避免产生恐慌。虽然公共突发事件是无法避免的，但充分的早期预警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和对社会经济、秩序等的破坏。

危机的应急反应。危机的应急反应主要指公共突发事件已发生时，中央或省、市级政府需协调各级政府、及时调配资源，组织迅速有效的救援活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并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应急反应时间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当地政府部门能否进行快速应急反应是能否有效控制事件后果的决定因素，也是当地政府部门组织能力和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的直观体现。

危机后的恢复。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恢复除了进行相关的设施创建和财产损失评估外，还应重点关注公众的情绪及心理因素。主要包括及时对受害者提供紧急的安抚措施;平息公众的不安以及焦虑情绪等措施。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影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方案评价的指标有很多，但众多指标普遍存在迭代现象，即多个指标之间存在重复考量同种因素的情况。若选取带有重复因子的指标参与评价，各指标间的迭代现象会使评价结果偏离实际情况，重复因子越多，偏离就会越严重。因此，恰当的指标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在选取时需要对各个因素综合分析。本文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选取了能综合反映其治理效果的四个评价指标：资源需求程度、社会或自然环境危害程度、公共安全威胁消减程度、控制效果显现时间。

应急方案评价模型实证分析。某城市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应急预案，最终形成了三个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需要对三个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从中选出最优。

通过对四个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可知，资源需求程度、社会、自然环境危害程度和控制效果显现时间这三个指标的值越小，说明相关方案越优秀。因此，针对这三个目标，应寻找极小值目标;同样的，对公共安全威胁消减程度这一目标，需要寻找极大值目标。

认清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根源，把握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不能局限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自身来研究，而是应该把它放在政府应急管理的大背景之下，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预防的思路和方法，以有效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应急管理机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预防机制，从而有效的预防、化解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弱势群体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所以必须有效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权益。还有，我国现阶段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健全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并多发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应急管理的基本理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