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我国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

关于我国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但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而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

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

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

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第二篇：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李水山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8）

摘要：我国的农民承担着实现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业，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人才强国的精神，从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两大方面，客观分析当前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科学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农民教育；制度性障碍；结构性矛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连续颁发了中央一号文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筑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民教育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素质，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从各级政府、各类院校和科研院所到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都在积极开展对口的农民教育培训，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成效，但是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高标准、高要求看，还有不少差距，尤其在管理体制、教育结构上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障碍、矛盾和困惑，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和逐一解决。

一、我国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过程中没有解决好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一）体制性障碍

主要的体制性障碍在于管理体制的不顺，正如在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兴起的农科教结合中力图解决、但始终没有解决好的管理体制问题，即“大三农”和“小三农”问题。中央政府想在农村各地发展科技教育，即科教兴农，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条块分割和政出多门，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具体说人财物的投入，很难集中运作，分别以专款专用项目的形式，切割到有关部委的司局各处室中的单项具体项目之中，最主要表现在各部委之间难以统筹协调运作、发挥整体效应，农科教结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开启了改革尝试，受到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响应，开展1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最后还是因为人事变更和政府投入体制、机制的原因被搁浅，现在又恢复到以行业部门单位以职能、项目、分散的形式和渠道分别开展，这是改革尝试被体制性障碍阻断的结果。

我国的农民教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后出现的问题，即农业部门组织开展的农民科技培训和教育部门管辖的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以及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民间力量开展的农民教育培训。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体制对专项管理越来越规范、具体，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在农科教三结合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原创经验和做法也逐渐被这种投入体制和障碍所制约，现在再恢复起来就变得很困难。

“大三农”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的统筹协调问题，而“小三农”则是农业部内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组织机构如何统筹协调的问题。比起农科教结合初期，因农业院校都从农业部门脱离，归教育部门管辖，“小三农”问题更扩展而复杂了。在农业部门内部，负责农业科研主要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来运作；农民教育主要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来运作；农业干部培训由农业部干部培训中心来运作；而农业技术推广由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来运作，存在着人财物难以集中统筹投放和使用的问题。比起解决我国“大三农”的体制难题，“小三农”问题则相对容易一些。这次“大部制”改革，为解决上述体制性障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现实可能。如果农民教育的管理体制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各种名目繁多而没有实效的花架子“工程”、“计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注入式”、“下乡式”、“恩赐式”做法还会不断衍生和变异，国家的巨额投入就会被无端流失、浪费和耗尽。

（二）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和形式上，从专业角度上说，这是教育在农业中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农业部门和教育部门坐下来认真分析和研究。首先从教育形式上看有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其次，看教育资源和主体，我国现有50多所农业大学和200多所农业职业学院（学校）和3000多所县级农林广播电视学校，分别开展农民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应该说，农业部门组织的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的农民科技培训，持续高涨和活跃，而教育部门管辖的各级各类农业院校因学校的职能转换，更多的还是偏重于学历教育，农业专业、农村学生、学生毕业后服务农业越来越稀少，这也难怪农业学校，因为学校的职能就是招生与培养，如果农村人才需求减少，没有政府农业部门的积极合作，在没有经费、机构和职能保障的情况下，持续开展农民培训，对学校来说是困难的。再说，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的农民教育也都是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根据社会需求来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展，院校的学历教育支撑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教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我们不得不重视和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因体制性障碍，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相互脱节，这个症状体现在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都不是很清楚，即使清楚也难以在具体工作中遵循这种人才层次的培养需求，高中初等农民教育的分类并分级组织实施也变得困难，农民教育结构也因此难以走向合理。在分别由两个部委管辖的不同部门没有农业部门的积极主动，仅靠学校来自发组织开展也难以成行。

农民教育的形式和布局，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发生着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将受到下列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和影响：（1）由规模型扩展向与农村人才需求相匹配的质量效益型发展；

（2）职业教育高位移是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特征和规律；（3）扎实有效的学历教育和正规教育逐步代替应急、单

一、规模、科普型的农民培训；（4）农民继续教育变得活跃，农民可以从事一段农事后再回到学校接受教育，即继续教育，也有在学历教育阶段通过“三明智”（学习——实践——学习）、“工学结合”等多样化教学方式进行；（5）从农民教育的合理布局来说，每个县（市）有一个职业教育中心或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一个地（市）有一所农业职业院校，每省（区、市）有一、二所农业大学、省级农业职业学院比较合理。

（三）农业院校的合并与更名

20世纪末，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强劲东风”，农业大学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恰好这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也自上而下席卷全国，当时很多人以为发展的大好机遇来了，“大改革促进大发展”即将来临，人们振奋起来了，然而时过境迁，事实还不是如此浪漫和简单。

一般说来，理工农医学院独立发展是1952年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管理经验完成的院系调整产物，拿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显然是偏离的决定，但是也曾有很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参观我国的农业大学后表示感叹和羡慕，说有特色和优势，符合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从30年前的8：2减少到目前的6：4，可以说发生了规模与结构上的很大变化，但是农村人口仍然很多，占大多数是不争是事实。从这一点看，无论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还是规模、效益，农业大学在我国仍然要处在不可取代和至关重要的位置，而不应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

如上所说，西方教育家羡慕和感叹的农业大学这一长项优势，按照西方的以往图纸裁减缝合掉了。浙江、广西、贵州、青海、上海、延边等地的独立建制的农业大学被合并掉了。正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经历长年建设与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长处一样，合并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是，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被割裂了，发生了8∶2的倒挂现象：即农业类专业（非农专业）、农村学生（县城以上城市）、毕业后服务于“三农”（非农业岗位就业）的规模比例从过去的8∶2变为2∶8了，简单追求大学规模效益导致了教育“离农”现象的加剧。

合并后的综合大学的规模效益可能增大了，校园面积得益于农业大学的试验田的面积扩增数倍，投巨资盖起了高楼大厦气势很雄伟，教职员工数也达到几万人，堪称东方或中国的西方某大

学。实际上怎样呢，经过合并后，自然把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重新整合，脱离了农学院，农业大学原有的农学、土化、植保、园艺、畜牧、兽医、农业工程、水利、农经等院系也被分割成若干个学院、中心，教师、学生、研究室、设备、场地、学术活动都萎缩了，任何举措都要看效益、效率这一不可动摇的标准尺码，沾上“农民”和“补贴”的工作难以摆到议事日程。

被人为调整、压缩的农业院校，打不起精神来，有一种被“收编”、“降格”、“边缘化”的感觉，校领导班子中渐渐没有了原农业院校的位置，有些农业院校的院变为系，再变为狭小的学科专业。独立设置的农业类管理干部学院是如此，过去远近有名的农业中等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更是动荡不定，升格为农业职业院校的学校的命运好一些，但被其他实力强的学校合并的农业中等专业和职业学校更是支离破碎。过去在为当地的“三农”服务中发挥巨大作用的366所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只剩下不足200所，农业职业学校基本上被合并或更名，早已失去了踪影。

合并可能让人自豪的是大学的大牌子，招生分数提高了（有的院校提升100分），办学经费和知名度也大为提升，但这是仅有的少数大学。而农业大学想要更名的想法也大都出于此，但这一追求功利的做法，因老一辈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反对大都没有成行。国际接轨和市场效益观指导下的大学合并带来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但是高校为“三农”服务的办学方向、教学内容、培训计划、生源、就业、示范、辐射、带动职能和作用如何呢？原来归属于农业部门时投资建设的研究与培训中心逐渐变为学生宿舍，农业与农民培训无论规模还是计划大为减少，把农民请进来举办“农民科技日”还是走出去为农民咨询服务都成为往日的回忆。农民培训中心，因没有培训经费、没有培训计划、没有培训任务、缩减岗位编制，有的被搁置疏远，农业教育“离农”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教育家办教育”，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理念，既不是权大才办教育，也不是钱多了才办教育。“三农”工作更是我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么“三农”教育也应该是重中之重。然而，借助“教育产业化”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发生的变迁，可惜农业和教育逐渐脱节了，加剧了“离农”现象。农业部门忙于生产与技术，无暇关注和服务于更多的农业教育，教育部门也没有精力关注和管理好农业教育。过去有些领导认为教育是长线工作，忙于生产就难以顾及到，但最近有些领导同志正在关注这一现象，正在认真思考如何矫正和补救。其他行业的教育统一归教育部门无可厚非，正是国际接轨和普世价值观的体现，然而粮食、能源和环境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和将来，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教育如何定位、建设与发展呢？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科学。

任何改革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与发展。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在十七大提出的正确选择，农业部门是否也需要矫正和补救呢？人才是第一资源，教育是人才的源泉和保障，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长线，但是决不是负担和麻烦，与大学与研究无缘的各级政府有可能陷入低迷和徘徊，就象没有多少学问的官员经常出笑话一样。只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才有优秀的人才；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各行各业。“生产—技术—人才”是大忙人的思维程序，经常是事倍功半，而“人才—科技—产业—社会”是大师大家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表达。

二、解决途径与科学对策

解决农民教育的体制性障碍，需要“第三者评价法”，即邀请跨行业、部委的专家、学者，甚至毫不相干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随笔作家、企业总裁来一起研究、讨论，这样的开放式讨论才能出新思路，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尤其要解决“大三农”、“小三农”的体制问题更是如此，不能受行业、部门、单位一时一地的利益驱使，这样走不出农民教育的低迷怪圈。解决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则可以邀请农业、教育专家或在第一线工作的教师、科研、技术推广工作者来一起分析研究，共商解决途径和方法。

（一）继续开展农科教结合即使实行“大部制”逐渐改革获得成功，从大的方面缓解了“大三农”的问题，但国家财政、计划、科技、教育、广电、文化、出版、部队、团中央、妇联、科协等跨行业、部门职能还一时难以全都通过建立大部委来彻底解决，因此，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通过跨行业、部门的农科教结合，解决“三农”问题，这是无论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社会力量统筹、协调、高效运作的“多兵种协同作战”。越是在乡村基层农科教结合越实行得好和彻底，问题在于上边，资源优势和头绪都在上面，因此，可以说农科教结合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专业化、市场化出现的断层和空缺问题而创造的有效办法。农科教结合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应设在农业部，农业部可以新设农村发展局，主管这项工作。

现有的农业部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农业科技发展中心内增设或单独成立“中国农业教育发展与研究中心”，设置多个农业教育职能处，如农民教育处、农村职业教育处、农业继续教育处（或干部教育处）和“三农”教育政策研究室等，主要研究、设计、执行和监管农业干部教育与农民教育项目，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是一项制度创新和保障。进一步设想在农业部机关内恢复教育司的原有职能也不是不可以，如现在的人事司调整为人事教育司，司内增设上述除了研究室外的3个处。由于农业的产业生产特性，科技推广作为支撑生产的硬件倍受本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而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软件，从管理体制上应与劳动人事部门紧密结合更为科学、合理和持久长效。根据这一理论，如成立农业教育发展与研究中心应归属劳动人事部门领导和管理，单独成立事业单位为适宜。

（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小三农”问题

农业部门过去也尝试过如何解决“小三农”的问题，但是在短短的任期内解决这么艰难的体制问题，对哪一届领导班子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而被束之高阁。解决途径有多种方式：一是通过由同一位副部长统一领导农业科学院、技术推广中心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通过项目和资金的形式整合资源、统筹运作，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纵横交错的行政领导体系中很难落实，最后还是回到松散式的管理，成为理念中的统筹协调，实际上离落实还有很大距离。二是技术推广组织、农业教育部门与农业科学院整合职能和资源，统一组织开展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和农民科技培训。如果强调农业科技、教育和推广的职能，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三是稳妥、保守的改革，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通过职能、资源的整合，而农业教育职能还是独立存在，但是要加强县、乡、村的农民教育职能，加强县、乡农民教育组织机构，不能象现在这样上面头部很庞大，下面很小、很弱。

（三）农业院校是农民教育的制度性保障

从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化分工角度，还是农科教结合的视觉，农业院校都是农民教育的主力，这是其学校制度与性质所决定的。即使从农民教育的内涵、形式来说，农民教育的主体是农业院校，而不是其他。过去，强调农民教育是政府行为，但这个出于发展初期的经验性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农业院校就是政府为开展农民教育而设置，其所有资源和职能就是开展农民教育的有效平台和载体。政府对农民教育的投入，也多半都是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即使为了取得实效而建立教育券、实行招标、公示课程、公示教师，这都只不过的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改进，不可能离开学校这个平台来实施。目前，因所有农业院校是隶属于教育部门管辖，而农业部门只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出现了农业教育职能人为被分割、游历的现象，农业教育专家曾多次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涉及管理体制的大问题被疏忽或默认现行运行模式而始终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农业院校积极参与农民教育，还是要通过农科教结合来解决，通过农业部农村发展局和教育部职成教育司共同打造运作平台，制定人财物专用平台，可以在原继续教育学院（成教学院）建立平台，制定中长期教育规划和计划，包括对培训者的培训、农民教育的研究和较高层次的农民教育。从教育发展特点和规律看，农业高校要成为农民教育的火车头，如果否定这一规律，高校这个国家巨大的资源被搁置而游离，其后果是惨重的，这是我国教育家审慎思考的重大问题。设在省城或地、市行政中心区的农业职业院校负责乡村的农民教育师资培训、编制农民教

育的教材，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开展骨干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县、乡、村职业学校直接面对农民，开展针对性、实效性比较强的技术培训和经营、信息服务。从长远看或国际比较，农民教育的主体从各级政府转由农业（民）院校及其培训机构承担是不争的事实，农业（民）院校是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物，是农民教育的火车头和主渠道，也是制度化平台和保障。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形式是多年来教育界反复讨论的复杂问题，应专门研究解决。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农民教育的实效性

现代职业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创业和就业为核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人人体验成功的喜悦，这也是素质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的成果和产物。任何国家的教育水准无法超过教师水准，因此，提高教师水平也很重要。教育水准体现在教师的教育方法和学校、培训机构的教育设施上。这是从教育学视野思考如何改进农民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以往通过一再强调农民素质低，说明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再过10年、20年还这样说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新型农民教育也不能与过去的农民教育完全隔绝，另立炉灶，而是更好地继承、发扬与光大，农民教育依然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是在发展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永恒的主题和难题。这是农民教育的地区差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所决定的。农村教育不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或受阻，农民教育就不可能摆脱其地区差异性、实施艰巨性和发展的长期性。

正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教育要遵循教育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还要遵循农业发展的规律，以农民为中心，以创业为核心，就不可能是单一培训过程，而是多环有机循环系统，即农民所处环境与产业结构决定着农民的教育需求，那就是当地动植物资源开发与当地人力资源—农民智力资源“双开发”和“不可分离性”，既为升学、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和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兼顾性”，而且后者更显重要，也正因为这种“双开发”特征，农民教育就不可能是单向、机械的培训，而是教育需求——选拔教育对象——教育培训——扶持（政策、投融资、物质技术支持等）——跟踪指导——联合经营——形成共同体（企业会员、农民协会等）——投资教育培训。这既是农村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征，也是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探索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型农民教育的规律和特点，正是探索我国新时期农村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特点，并选择适合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道路与方法的过程。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运用和实践。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民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其有机循环系统，是一个科学、合理、完整的系统工程，不再是单

一、单向、封闭、垄断的体系，而是形成有机体和循环系统，其核心内涵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民为中心，以创业和就业为核心，以形成社会共同体为纽带，以科学、合理的布局、层次、结构、开放为支撑，以培养造就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改进的现代农民，构筑与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为宗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现代农民教育，也要在构筑科学理论体系和社会实践中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与国际接轨，与世界文明同步。

（五）农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教育如何搞？这里说的新农民教育是指农民通过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学习和实践，成为提高自身素质的新起点，提高素质过程的新面貌和新气象，接受新教育后的农民具有比过去更高的素养和能力，有新的创意和创造。农民教育要有新起点、新气象和新面貌，首先要针对原有的状态进行必要的改进，即扬弃，继承、发扬和改进。那么，原有的农民教育状态又是怎样呢？我们不妨用比较法进行对比和分析，同时，要有具体的改进对策和措施。不妨一改以往陈旧的文风，引用“一点通”的风格和平台，简明扼要地表述，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这是一种新的尝试。（1）教育方向：农民教育缺乏针对性，培训内容脱离农村、农民实际需求。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按需求培训，不断改进。加强农民需求调查，制定培训计划后，反复征求意见并随时修改完善。（2）教育体系：农民教育体制被封闭、垄断、弱化，脱离行业指导和支持，政府投入效益在下降。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布局科学、开放有序的农民教育体系，形成农业院校、农业科学院、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灵活有效体系和机制，建立和完善高、中、初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加强农业行业领导和支持。采用“农民点菜、专家下橱、政府买单”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和评价制度，提高培训效益，政府退出人财物的直接管制。（3）教育机制：各级政府组织培训，走形式多，效益不大。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组织和参与培训，做到培训、就业、创业、扶持、联营相结合，以创业教育为主线，注重培训实效，让农民受益和满意。（4）教育重点：先导农民培训不够，分散培训，条块分割，缺乏创业型区域农民领袖的教育和培养。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加强创业农民和先导农民培训，培养新农村带头人，创办农民EMBA、CEO培训班。（5）教育层次和形式：农民教育不分类别和层次，过于注重教育培训规模和形式，内涵发展不够。改进对策和措施是：遵循教育规律和特点，分类指导，分层次培训，按需求发展，探索和建立培训-扶持-创业-联营相结合的农民教育新模式。（6）教育内容：农业和教育相脱离，农村发展和农民教育相脱离，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脱离，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成为教育和农业部门的体制死角。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农业部和教育部紧密合作，建立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增加投入，加强引导和服务。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都应进入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理顺农民教育体制和机制后，教育培训主体就明确了教育目标和任务，教育内容还要和农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并不断矫正和完善。（7）教学方法： 教师只关注学科分类和教学水平，多数农民听不懂，学不到，也做不了。农民学员毕业或结业论文缺乏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大都流于文字形式。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改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简明扼要、易懂易学、便于操作，增加成功农民的案例介绍和讨论。学员论文改为创业设计，针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写出具体、可操作的创业、创收和营销计划或可行性方案。（8）教育教材：农民教材的出版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关注农民实际和实效不够。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打破农民教材统编格局，由培训部门和社区政府联合编写，加强教材的实效性，增加乡土教材比重，降低教材成本。

（9）教育证书：农民教育证书管理混乱，干扰农民教育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国家统一证书管理，合并为1种证书，统一价格，降低价格，防止追求证书利益。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还需要转移就业的国情，农民从业资格门槛不能太高、太多，需要合并、统一和简化。（10）教育研究：农民教育研究不够，对农民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不准，只有政府一种声音，缺乏反馈、矫正机制，缺乏科学、有效的对策。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政府、大型企业组织专题研究，确立农民教育发展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并不断矫正和改进，探索和建立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建立公立和民营教育部门和谐竞争和互为补充机制。

第三篇：关于我国学前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我国学前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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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

作者钱雪莹102102435

张栩瑞102102442

杨素丽102102443

陶陶102102444

闫宝胜102102445

张侠102102446

康楠102102449

赵静102102451

组长赵静

执笔人：赵静

关于我国学前教育调查报告

新的时代要求教育培养的人不仅应该具备21世纪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必须具备创新精神、主动学习与发展的能力，具备良好的交往能力和合作、自主、自信等社会性人格素质。因此，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了素质教育改革高潮，各级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大力开展素质教育，以培养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但由于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教育科研状况、人们观念与认识的局限等原因，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制约学前教育事业积极、健康的发展。

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学前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学前教育存在问题的突出表现

一是政府主导学前教育的作用逐渐减弱；二是入园需求刚性增长，教育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要，存在大量“黑园”；三是财政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四是民办幼儿园得不到财政支持，难以体现社会公平；五是收费标准多年不变导致收费情况混乱；六是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解决学前教育供需矛盾所采取的措施短期化。

二、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要不相适应，成为了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是国家学前教育体制、政策导向未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接受学前教育需求的变化。目前，《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都明确规定了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属性，但上述法律中都未对学前教育的社会属性予以明确，仅在部分教育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中规定,“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发挥政府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适龄幼儿入园接受优质教育需求的提高，这样的定位与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学前教育发展的要求，不便于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依法制定必要的规划制度，促进和保证学前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

2.是幼儿园规模和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未能适应社会不断增长的幼儿入园需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缓慢，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入园需求，幼儿园数量未得到充分保障，很多地区反而不断减少，政府对幼儿园建设、入园学位有效供给和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面采取的措施明显不足。特别是公办幼儿园，由于所占比例低，新建数量少，政府未能发挥有效作用，过分依赖市场作用是产生“入园难”、“入园贵”的主要原因。

3.是认识不一，立法缺失。对幼儿教育是否属于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益事业，长期以来存在不同认识与争论，造成了政府在学前教育事业方面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在法律层面不明确，相应的政府投入机制、财政投入方向、资金投入比例等方面存在政策缺失，制约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对学前教育的性质、功能、目标、内容的认识存在偏差。

近年来，一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学前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意识到学前阶段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开端，是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基础与保障，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上仍有许多人士（包括家长、教师等）对于学前教育的性质、功能还存在着不少不适应时代要求的观念与想法。

在学前教育的目标、内容上，由于传统、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社会上还较普遍地存在着重智轻德，重认知教育轻社会性、人格培养的问题，如忽视幼儿良好行为、习惯、情感、态度、自主性、社交能力等的培养。

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缺乏领导机构与计划的保障。

在当前政府精简机构的背景下，特别是由于一些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对发展学前教育事业在个体成长与国家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还有一些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近几年的工作计划中基本不提或根本不提及学前教育，使得这些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缺乏计划保障。

五、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与支持。

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上，我们认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不利因素。首先，近几年虽然国家级或省市级的幼教科研项目均有所增加，但与中小学相比，无论在项目数量还是在经费支持上都仍存在很大差距，这在客观上影响学前教育科研更普遍、深入的开展。其次，幼儿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尚显薄弱，缺乏对儿童行为、心理发展需要及其问题的观察与分析能力，也尚缺乏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缺乏分析、总结、提升自身教育经验的能力。

第二部分是有关对策：

国家“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一、为确保政策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应主动向社会公开政府承诺，通过社会监督将应对措施落到实处。

二、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的社会公益性属性和政府提供相应公共服务应承担的职责，将学前教育纳入政府公益性、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承担起主导责任和发挥主要作用。国务院应加快专门针对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对学前教育的性质、地位、作用等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便于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依法制定促进学前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规划、制度和措施。

三、各级政府应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提高公办幼儿园比例，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使公办幼儿园在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建立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学前教育经费应尽快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实现预算单列，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一整套规范的财政投入、分配、保障机制，做到预算有科目、增量有倾斜、投入有比例、拨款有标准、资助有制度，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五、改革收费制度，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有关部门配合的协调管理机制，科学核算办园成本和确定个人与政府之间分担的比例，制定符合发展需要并相对统一的收费标准，坚决取消不规范收费。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国家也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解决问题，未来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向是值得期待的。

21世纪将是一个更为光辉灿烂的“儿童的世纪”。孩子的教育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是国家更好发展的希望和动力。我国的学前教育确实在探索，在前进。中

国有自己的国情，西方的现代观念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要经过摸索、实验，将先进的观念变成中国本土的东西，才有可能在中国发挥其重要作用。儿童总要成为成人，成为社会的一员，成为文化的继承者和建设者，因而，儿童教育是不可能回避社会对儿童的种种要求的。我们要保证孩子的童年，同时也要为孩子的未来打好基础，为国家的未来奠定根基。

第四篇：“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

2010-07-29 14:12:00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由于“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年龄，他们的数量、他们的生活和教育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的影响，我们理应给予积极地关注。

一、“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状况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逐渐成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国目前的年流动人口已逾1.2亿，且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流动人口大军中，随同父母一起流动且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儿童、少年约有300万人数，“留守儿童”则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据福建省的一项调查，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学校中，“留守儿童”的比例已达到在校生的1／3,而且有着扩大化和低龄化的趋势。另有报道，中部地区的一所农村学校有842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为455名，占学生总数的54.5％。可见，在我国广大农村，留守儿童占有不小比例，且在不断增长。由于“留守儿童”特殊的生活和教育环境，由此引发的生活、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

1.监护现状堪忧

目前“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隔代监护，即由祖辈抚养的监护方式。只要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健在，对“留守儿童”采用这种监护的方式比较多。对于这种监护的方式，外出的父母比较放心。但这种监护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却有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由于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监护者多采用溺爱的管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任，而较少精神、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二是祖孙辈年龄差距大，观念不一样，对待许多事物的看法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代沟”明显，难以相互沟通。一般来说，祖辈们往往以他们自己成长的经历来教育要求孙子辈，思想观念保守，教育方法简单。而现在的孩子见识广，喜欢赶新潮，寻求刺激和创新，做事不拘一格等，老人的观念和教育方法很难为孙辈接受。另外，老人年岁大，精力不济，健康状况欠佳，再加上有的老人监护的远不止一两个“留守小孩”，真是力不从心。以上情况说明祖辈难以承担监护教育之责。二是上代监护，即“留守儿童”由父母的同辈人，如叔、伯、姑、姨、舅等亲戚或他人抚养的监护方式。由于监护对象并非己子，监护人在教养过程中难免有所顾虑，不敢严格管教。这样，上代监护也大多属于物质型和放任型的管教的方式，容易养成儿童任性的心理行为。而对于较为敏感的儿童来说，又容易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形成怕事、孤僻、内向的性格。上代监护还容易出现转托情况，即小孩被父母托付给亲戚后，没多久因亲戚打工等原因外出，就转托给另一个亲戚，几经托付的小孩几乎无所适从。

2.父母“关爱缺失”引起严重的“情感饥饿”

20世纪世界著名教育家蒙特梭利在她的名作《有吸收力的心理》中指出，对于儿童来说最好的环境就是父母本身。她说：“母亲必须喂养子女，当她出门时不应单独将他们留在家中。儿童需要„营养‟与联结母子间的„爱‟，因为她们可解决儿童适应上的困难。”由于长期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适应”上的诸多问题。

首先，漫漫留守岁月使一部分“留守儿童”的亲情观念日渐淡薄。一篇“留守儿童”的作文《我不喜欢月亮》，让人感受到一股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亲情思念。在很多人眼里浪漫而美好的月亮，却成为令他们痛苦的存在之物。作文中写道：“我不喜欢看月亮，因为月亮每个月的十五都会圆，而我的家人却没有团圆。我是那么的希望父母能够和我一起吃团圆饭，一起看月亮。”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一群“情感饥饿”的孩子。情感的缺失会使他们在人格发展上出现很大的扭曲和变形。例如，这些孩子由于“情感饥饿”很容易对父母产生怨恨，成年后会滋生怨恨社会甚至报复社会的不良心态，等等。由于这些影响是潜在的，平时一般不易察觉，不觉中埋下了很多无法预知的“雷区”。

其次，“留守儿童”由于在情感上缺少健全的关爱和沟通的环节，容易产生心理障碍。长期与父母分离，导致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父母的关怀，遇到困难不能从父母那里找到感情的支持，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得不到及时的引导、纠正，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些明显的心理行为问题。如普遍的自卑心理，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内心压力较大，害怕被别人欺负，寻求保护或自我保护的意识特别强，在自我保护行为上出现过激行为等。

3.打工父母的一些观念和不良职业活动存在负面影响

尽管“留守儿童”家庭这种亲子之间的交往在时间上的长期间断，但父母“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有些父母在外打工挣了钱，增长了见识，深刻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对子女的要求一般较高，随时关心着子女健康成长和学业成绩，会经常与教师或监护人取得联系。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也会引起其“留守孩子”积极要求进步，勤奋学习，这种影响是良性互动的。另一种情况却是，因机遇挣了钱，或者认为自己下苦力挣的钱比文化较高的人挣钱还多的“打工”父母，在他们心目中滋长着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于是对子女没有明确的要求，顺其自然，从而“能读书就读，读不好去打工也能赚钱”的观念在农村儿童思想中普遍存在。而一些没有挣得什么钱的打工父母，认为是命运不好，整天怨天尤人，对子女的一切不闻不问，不负责任。使“留守儿童”幼小的心灵上背上了父母沉重的情绪包袱，承担着很大精神压力，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学习和健康成长。

一些打工父母的不良“职业”对自己的孩子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大。有一个被称为“假证之乡”的小镇，外出务工者的职业是“做证件生意”，实为造假证件。务工者心里非常清楚这种职业违法，但他们不但没有对孩子作任何矫饰，而是认为这是一条生财的捷径。更有甚者，寒暑假期间，有些父母把孩子接到城市去，利用孩子还未成年，法律不便追究这一特点，要孩子散发做假证传单，教孩子逃避检查和被抓后的方法和技巧，孩子直接成为生意的帮手，做着触犯法律的事情。对于这种害人害己的违法活动，一些父母却是积重难返，执迷不悟。可悲的是，耳濡目染，更加上亲身经历，对于还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这将严重影响其今后的人生道路。

4.监督弱化，学校教育独立难支

由于一些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较差，校风不好，加之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大部分“留守儿童”到了中学，觉得升学无望而产生厌学情绪。继续学习者只是其中少数。据调查显示，在“留守儿童”中，只有20％考入普通高中，10%的就读职业技术高中和中专，多达70％的孩子则在中考后便走上打工之路。虽然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要求，但由于缺少进一步学习深造，带来的将是不适应社会迅猛发展的要求，影响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这种现象与学习监督总体弱化有关。一般来说，大部分监护人往往对“留守儿童”要求不严，或缺乏文化知识，无法对孩子的学习进行监督。父母在家的检查作业、参加家长会等对孩子最基本的学习监督职责都无人担当。处于童年时期的孩子学习自觉性、主动性、自我控制能力本来较差，在缺乏必要的鼓励和督导，甚至失去监督后，就没有学习压力和动力，学习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自然难以上进。另外，“留守儿童”虽然在学习条件上有所好转，能获得更多的书籍，更多的学习用品等，但校外的学习时间变少了。由于父母不在家，他们一般要做更多的家务活，如要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有的还要打柴喂猪等，这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学习产生影响。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应相互配合，协调一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媒网络的普及，社会教育对人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在农村学校，一些“留守儿童”课余甚至逃学光顾电子游戏室，痴迷电游，看碟片，那些不加限制的媒体如凶杀、淫秽等镜头将会极大地影响青少年人格的健康发展。有的地方大人赌博成风，孩子也跟着学。有些孩子经常赊账购物，无形中养成了乱花钱的毛病。有的甚至小偷小摸，给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学校发现这些孩子犯了错误，经耐心教育效果不佳而需要家长配合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来的“监护人”，却对孩子的学习、生活、交往、性格特点等了解不够，无法配合学校做好教育孩子的工作。

二、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基本策略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守儿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外出务工大大增强了农村家庭对子女受教育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引起的家庭教育缺位对孩子的生活、教育、心理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随着农村剩余劳力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降、违纪频发、中途辍学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它将直接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应当引起家长、学校、政府、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一是变“留守儿童”为“随行儿童”。这要求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即随着条件的改善，在经济发达、民工集中的地区，实行民工“市民待遇”，让夫妻双方均有相对稳定工作的民工，享有子女就地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同时，要加快专门学校的建设。在农民工集中地区，鼓励、扶持专门对民工子女进行义务教育的社会办学，适当降低办学条件的“门槛”，并切切实实给予必要的政策、资金倾斜。但从当前来看，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基本策略主要应从民工输出地即农村入手。

1.家长：努力承担起教子之责

目前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误以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家长只要给钱给物当好“后勤部长”就可以了，至于孩子学习成绩、思想品德的好差，由老师们去管教。家长应该改变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树立“子不教，父之过”正确的教育责任观，明确教育子女是自己的应尽之责，家长自身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即使在外地务工，也要把教育孩子的那份责任承担起来，与学校、社会形成合力，把教育孩子的工作做好。应主动与子女的任课老师、班主任联系，加强沟通。向老师说明自己的情况，了解子女的发展变化，共同商讨教育孩子的策略和方法，这样才不致于使“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方面出现盲区。

尽可能调整好家长外出方式，为子女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父母之间最好留一个在家照顾和监护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保持家庭教育与影响气氛的完整存在。如果夫妻双方都出去打工，首要问题就是选定好监护人。监护人最好是比较有文化、有责任感、能监督和指导自己孩子的亲朋好友，既不要娇惯孩子，也不要让子女干过多的家务、农活，保证子女充分的学习时间。如是祖辈监护，一定要嘱咐其对孙辈的严格要求，加强生活和学业的监护。

家长应加强与“监护人”联系及亲子间的沟通。一方面，加强与“监护人”的联系，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业、品行及身体健康状况，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注意与孩子的沟通交流。沟通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保证动态的熟悉孩子的生活、教育情况以及孩子的心理变化；沟通内容力求全面、细致，沟通中父母要明示他们对孩子的爱与厚望，希望孩子能理解他们的家境与现状，通过沟通以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情感变化；沟通方式可以多样化上，除电话外，可采用书信等进行交流。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无暇的“璞”，只要心里装有父母和亲人的爱，他们就有积极向上的原动力，就会学得更棒，做得更好。

2.学校：加强管理，倾注关爱

学校应把“留守儿童”的教育作为专项工作，常抓不懈。各班级应建立起“留守儿童”个人档案，学校统一部署管理。档案资料应全面反映“留守儿童”的各方面情况，包括“留守儿童”姓名、年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智力水平、性格特征、学习动机和态度、学习能力和方法，与代管人的融洽程度，与打工父母的沟通情况等；监护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性格特征，重点是监护人如何对孩子进行管教等；“留守儿童”父母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工种、经济收入情况、对子女的希望要求、与子女联系沟通情况等。

针对“留守儿童”的特点和需要，建立专门的教育管理措施，把抓好“留守儿童”的校内外管理列入学校管理的目标，有专门的管理计划方案等。如让亲子间保持电话联系，班主任根据孩子的校内外表现，尽可能地让孩子与父母取得联系，每月定期通电话，让家长对孩子进行“电话教育”；利用“五一”、“十一”、春节等学生家长返乡的机会约父母面谈，这样能使这些父母较为详细地了解孩子，以便更好地进行短期的家庭教育；对于一些留守学生出现的不良倾向和在校内外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要及时处理，耐心的进行说服和教育；定期家访，定期举行监护人座谈会，交流管教“留守儿童”的经验教训，相互沟通交流，共同制定教育策略；开展“体谅父母”活动、“交往辅导”活动，将心理咨询室引入农村中小学，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等。

学校和老师应给“留守儿童”以更多的关注、鼓励、帮助。爱是教育的基石，对于长期生活在“孤独城堡”中，处于父母“关爱缺失”的“留守儿童”，爱是教育的前提，教育应把爱放在中心位置。教师应与“留守儿童”交朋友，多关心、爱护、照顾、理解他们。在安全上，要时刻提醒；在生活上，尽可能提供帮助；在心理上，要细心观察，多方沟通；在学习上，要多予指导；在交往上，鼓励他们融入大班级集体中，减少其心灵的孤独和寂寞，使其保持活泼开朗的学习和生活心态。

3.地方政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会越来越多，过去那种稳定不变的家庭结构已经打破，经常性缺位的家庭结构开始形成。对于处于儿童时代的孩子，父母短期、长期缺位的家庭生活将会越来越多。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建立并完善农村教育和监护体系，使之成为农村教育保障机制。成立关心“留守儿童”教育指导机构，建立农村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可由乡镇政府牵头，学校组织，村民委员会、派出所及热心的退休教师等参加。建立对“留守儿童”家庭定期访问制度、与在外务工父母联系制度，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健康、安全和心理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承担起更多的教育、关心和保护责任。湖南省新宁县妇联倡议的要求各级妇女组织、妇女干部担任“代管妈妈”行动就是为“留守儿童”营造亲情、加强管理方面的一个典范。

加强宣传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力度。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既是一项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以有效的措施督促民工及其委托的子女监护人从守法的高度，正确处理外出务工致富与教育子女的关系，把“留守儿童”的辍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对外出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确有困难的，地方政府也可通过适当补贴及其它措施，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县、乡镇政府部门要努力整治好学校周边环境，加强监管直至取消学校周围那些接待未成年人的网巴、游戏厅、录像厅等，加大危害学生安全和学校工作秩序的打击力度。针对“留守儿童”易受到不法分子的攻击伤害的情况，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给儿童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第五篇：关于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思考

关于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思考心理学家们分析，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因缺少父爱或母爱而导致心理失衡。他们常常感到孤独、忧虑、失望，往往情绪低沉，心情浮躁，性格孤僻。这种心态如不及时矫正，久而久之，就会使孩子性格扭曲，心理变态，严重影响其情感、意志和品德的发展。

学生父母离异引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不引起社会重视。但如 何有效的去解决这一问题呢？单亲家庭的家长，既要当妈妈，又要当爸爸，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尤其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要将爱和管教适当结合，使孩子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我们认为，单亲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六个方面问题：

一、不要无原则地迁就、溺爱孩子

在丧偶或离异之后，为人父母者往往更加怜悯孩子，啥事都依孩子，一切都任由孩子摆布，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其结果常常导致孩子处处以我为中心，变成自私、专横和任性的“小霸王”，缺乏同情心和责任感，不懂得尊重他人，往往瞧不起含辛如苦养育他们的父母。

二、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有许多单亲家长与孩子相依为命，把孩子当作生活中唯一希望，唯恐孩子不安全、出事故。对孩子的生活包办代替，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还采取种种办法来限制孩子的活动，这也不行，那也不准，生怕孩子出问题，孩子事事不能独立，没有机会亲自去体验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风险”，这样的孩子缺乏独立意

识，一旦离开了家长，便不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了。

三、简单粗暴不可取

与特殊照顾和过度保护相反，有的家长对孩子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又打又骂，使孩子整日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个性发展受到严重的压抑，形成胆小、孤僻、倔强、缺乏自信心等不良品质。因害怕惩罚而回避家长，不愿回家，便到外面寻找“温暖”，容易被坏人拉下水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家长教育孩子切忌简单粗暴，要注意正确引导。

四、孩子不是唯一的支柱

失去配偶之后，许多家长便把孩子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往往把自己全部的希望]、梦想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要求孩子处处出人头地，特别是在学业上。但如果期望值过高，势必导致孩子的心理负担过重。

五、让孩子参与社会活动

单亲子女往往需要受到自社会的歧视、偏见，因而在性格上容易变得仙向、忧郁、自卑，甚至孤僻。家长要注意多和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重视孩子情感方面的需要，多给孩子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教育孩子自尊、自强、自爱、自励，鼓励孩子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尽可能地参与社会活动，不要逃避社会，要主动与人交往，培养健康、开朗乐观的性格。

六、注意性别角色教育

在孩子心理成长过程中，性别角色的学习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没

有父亲男孩或母亲的女孩，在性别角色的学习中缺乏最直接的模仿榜样。所以，单亲家长应注意调动亲戚、朋友中的性别资源，给孩子适宜的影响，让其性别角色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展，培养健康高尚的人格，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与此同时，教师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以“离婚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为课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北师大儿童心理学研究所在研究中发现，单亲家庭中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在父亲和母亲离异后逐步产生良好适应的重要原因，是学校教师的工作。为此，中小学教师，应积极挑起保护和教育单亲子女的重担。如何妥善有效的完成这一重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以下方案，有的放矢地保护和教育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使他们充分体会到学校、班级集体的温暖。

1.建立单亲子女档案。了解和掌握各班单亲子女人数，并熟悉掌握其家庭状况，单亲的原因，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

2.采用一帮一结对子。教师及一部分学生与这些学生结成对子，主动找他们谈心，给他们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帮助他们打消其自卑的心理，孤独心理。

3.班主任定期对单亲家庭进行家访，与单亲子女家长会面。和家长们促膝谈心，讲清情理，往往是因为家庭的具体原因忽视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放任自流，认为有学校教育，家里就可以不管了，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向家长讲清，教师与家长共同教育学生，培养学生成长的密切关系。

4.严格合理，培养其自立精神。首先，让他们清楚知道，克服

自身弱点，是自强、自立的基础，其次，老师对他们的严格要求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护，再次逐步培养他们自立精神，使他们能自觉自愿的在老师的严格管理和真挚关怀下成长进步，感受到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教师在新形势下必须肩负起保护、教育单亲孩子的重任，而能否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又在于教师对这些孩子要更有爱心、耐心和诚心，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才能够帮助并逐步引导他们克服不正常的心态，与其他孩子一样地健康成长。一句话，单亲子女的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唯有不懈的努力，方能取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