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万农民“变身”新市民

第一篇：南京十万农民“变身”新市民

南京十万农民变身新市民

被征地拆迁时，他们一度身份“尴尬”：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主业”，他们曾经努力寻找着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定位。

而今，他们大多数人住进了城市化小区，习惯于像城里人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有些人还自己创业当起了小老板。与从前相比，他们更关心哪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如何通过“充电”提升自己的技能？

短短几年，数量曾占到全南京三分之一的江宁9．5万“失地、失业、失居”农民，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成为融入城市的新市民，成为代表着整个市民群体的新生力量。

“饥渴”型择业少了，理性选择的多了

天景山公寓，目前南京最大的农民复建房小区，居住着2001年以来江宁科学园征地搬迁来的6万失地农民。在物业齐全、商业绿化配套完备的小区里，他们已经过了两年的城市生活。

30岁的失地农民李东萍为了更好地照顾年幼的女儿，刚刚辞掉了工作，“老公一个人的收入也够了。”

“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东山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开发区征地高峰期，一个月被征地农民达到几千人，那时候，“农民天天来找街道干部，一个岗位几十个人争。”

今年3月初，一场招聘会开进了天景山、殷巷两个农民复建房小区，向居住在这里的失地农民“推销”2400多个岗位。与几年前就业岗位供不应求“捡到篮里就是菜”不同，来应聘的居民们就收入、待遇等问题与用人单位展开了双向选择，结果，600多个岗位没招到人。

“江宁失地农民身份转型已经完成，大部分已经实现稳定就业。”主管就业的区发改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江宁5．9万“三失”劳动力中已经实现转移就业5．5万人，整体就业率达到94．8％。

靠体力打工的少了，靠技能赚钱的多了

秣陵街道辖区内有江宁开发区和江宁科学园两大园区，失地农民数量居江宁之最，比例占到全区的90％以上。“农民就业的最大障碍就是自身素质。”秣陵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登华说，现在，企业、高校来的多了，岗位也越来越多，但是相当一批失地农民因为文化程度低、就业技能差，只能从事保洁、保安等“体力活”，收入水平仍然很低，加快失地农民就业从“体能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才是实现农民真正转型的关键。

针对失地农民的各类培训在全区展开：江宁开发区、科学园组织企业开展订单培训，把失地农民培训为符合外资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街镇组织的数控、电工、机械类培训常年免费开办，邀请技校老师授课，安排到企业实习。

35岁的太平社区农民许刚，就是通过社区举办的免费钳工技术培训，获得了中级技术资格证书，被开发区一家企业录用，月收入近3000元，这样的故事在江宁的失地农民中并不少见。据统计，截至目前，江宁全区累计组织开展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994期，培训劳动力7．27万人次，培训就业率80％以上。

开发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在练就技能的同时，摆脱了耕田锄草时的随意，他们懂得了什么是工序，什么是精确。”

靠政府包就业的少了，自己想办法的多了

“现在农民就业不找我们了。”区劳动就业中心主任刘庆林告诉记者，目前，江宁全区已经建立了延伸到社区的劳动就业服务站，所有岗位信息、劳动力信息全部上网，想就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查到。去年，江宁全区3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已经超过了失地农民就业需

求。现在，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忙着购买岗位，补贴税费等，为一小部分就业特别困难的农民找工作，同时为无就业能力的失地农民做好保障。

“靠政府包的少了，自己想办法的多了”，33岁的殷永成在征地拆迁后创办了一家机械厂，如今6年过去了，这个厂吸纳了失地农民33人，年产值600多万元。汤山街道李岗头村农民创业形成了相互帮带的“葡萄串”效应，村民创办的塑料企业达到30多家，就业农民达1100多人。

4月初的一天晚上，清水亭中学一间教室仍然灯火通明，正在这里上“夜校”的是48名已经创业和打算创业的失地农民，河海大学商学院专职教师为他们讲解财务管理、营销计划、风险意识等创业课程。在政府部门举办的创业培训、创业扶持下，越来越多的江宁失地农民丢掉了因循守旧、畏惧风险心理，成为勇闯市场的创业者。

从自给自足生产口粮蔬菜，变为在专业分工中体现自己更高的价值，1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却被更紧密地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来。随着新市民群体的崛起，“失地农民”这个名词正渐渐地走进历史。

第二篇：十万农民大培训简报

丰润区十万农民大培训工作

简报

第 1 期

丰润区十万农民大

培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10年12月29日 我区十万农民大培训活动全面展开

按照区2010—2011十万农民大培训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我区各地各单位结合各自职能任务迅速行动，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大培训活动全面展开。

一、建立机构，明确目标

为使大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按照区要求，各乡镇、区直单位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了主管领导和培训活动主要负责人，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培训工作，分工明确。这次十万农民大培训活动全区计划举办短期培训班40期次，开展巡回讲座500场次，制作电视专题节目、讲座50期次，制作网络专题节目20期次，制作发放光盘10000张，开展农村劳动力阳光培训80期次，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2期次，组织农民参观学习35批次，累计培训农民10万人次。围绕上述工作目标，各乡镇、各-1-

单位也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特点明确了各自的培训任务和培训人员。

二、重点突出，形式多样

围绕奶业、生猪、蔬菜、林果四条农业产业链，重点抓好种植业、养殖业、果品业的新品种、新技术、新信息及植物病虫害防治、动物疫病防控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围绕龙头企业的提升、农业品牌的创新抓好农业产业化经营、品牌农业、精准农业、合作组织知识培训；围绕设施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城郊农业、循环农业抓好先进适用技术的培训，同时开展农业、农村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抓好阳光培训，多方面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围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抓好基层党员培训。

三、完善制度，注重实效

为使大培训活动落到实处，各单位都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保证措施，确保取得应有的效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发布培训信息，为本次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区委电教远教中心充分利用全区党建平台——《丰润党建网》，开办“农业科技”栏目，将自己制作的农业技术节目上传到《丰润党建网》，供全区广大农民浏览学习，丰富农业技术知识。之后，电教远教中心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全区各个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

程教育基层站点，经常在远程教育网上的“市厅之窗”专栏点播收看“百万农民大培训”栏目，并对收视率予以监督通报。二是加强培训力量。各乡镇都能结合各自特点，积极与区直业务部门联系，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到一线组织培训，把科技送到农民家中，送到田间地头。区老科协邀请市老科协农业专家刘寿山到新军屯镇讲授生姜种植、防病方面的科技知识；并聘请林业局戴宝柱书记和果树站胡长林站长，到王官营镇上水路村讲授果树栽植技术等。三是加强督导检查。科协、林业局、丰登坞镇、丰润镇、石各庄镇等单位都各自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把培训任务层层分解，建立了大培训目标责任制，责任落实到人，以确保培训任务合理、有序进行。

截至目前，全区农民大培训共举办短期培训班8期次；开展巡回讲座85场次；累计培训农民达2.1万人次。

报: 市政府农办、区有关领导、区十万农民大培训领导小组负责人 发：区政府办公室、各乡镇、区直有关单位

第三篇：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对旧问题的新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 论学派的主张[J].经济研究参考，2003，（5）.[2]杨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4.[3]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陈凤秀.农业部科教司陈凤秀副司长在阳光工程项目管理培训班上的讲话[Z].2004.

第四篇：南京鼓楼市民新广场简介

南京鼓楼市民新广场简介

南京鼓楼市民新广场集科技、文化、教育、休闲于一体，是一个宽敞而美丽的现代化广场。

新广场位于南京东路北侧，丹凤街西边，总面积

1.1万平方米。新广场在原广场的东面，内有瀑布、水池、露天舞台、地砖广场等。在一、二期工程交汇处中部的西侧有过期太和300平方米的国旗广场。它的东面

有一个人造瀑布，落差2.6米。瀑布冬眠有一个300平方米的水池，内有大型电脑灯光音乐喷泉，水池呈半圆形，和露天舞台构成一个完美的椭圆形，对称、美丽、十分和谐，舞台以东是一个宽敞的地砖广场，面积1800平方米。再往东是一个半圆形的花园，与水池遥遥相对，好似标准运动场的两端。地砖广场北面有一片广场森林，森林西北处有一个长27米的科普画廊。

总之，南京鼓楼市民新广场是一个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第五篇：南京市民无偿献血情况调查报告

无偿献血是一种主动向他人奉献自己力量的公益活动,侧面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素质的总体水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都能够主动参与无偿献血，为我国的医疗工作贡献自己应尽的一份力，这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是由于我国医疗水平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国内现在流行的献血方式主要还是传统的献全血，而一种更科学，更先进，效果更好的献血方式——成分献血远远不够普及，许多公民对这种献血方式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为此我们社会实践团队希望通过这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对南京市民无偿献血情况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向更多的南京市民宣传成分献血，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成分献血中来。

调查对象和方法：本次调查规模较大，地点分布较广，7月7号开始，7月16号结束，历时十天，调查团队一行十几人兵分两路，十天之内分别前往了南京理工大学，月牙湖，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河海大学、东南大学、珠江路、湖南路、紫金山、鼓楼、新街口等十几个地点，调查形式以调查问卷和发宣传单(同时口头讲解)为主，十天以来，共计回收调查问卷1997份，散发传单2000多份，调查的同时，我们也为南京市血液中心募集了一些有意前往南京血液中心进行成分献血的志愿者，共计274人。数据统计时，我们统计了问卷中每一题各选项的人数(问卷和结果附后)，力求得出较为客观清晰的结果。

一 引言

无偿献血是指为了拯救他人生命，志愿将自己的血液无私奉献给社会公益事业，而献血者不向采血单位和献血者单位领取任何报酬的行为。无偿献血是终身的荣誉，无偿献血者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戴。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行为，是我国血液事业发展的总方向。献血是爱心奉献的体现，使病员解除病痛甚至抢救他们的生命，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目前无偿献血主要有两种方式，传统的献全血和比较新型的成分献血(成份献血是借助血细胞分离机采集某一血液成份，同时将其他血液成份回输给捐献者体内的过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95%以上的献血方式都是成分献血，但是由于我国的成分献血事业起步较晚，而且一些具体设施还不够普及和完善，所以普及范围不大，但是成分献血作为一种更先进更科学的献血方式，具有恢复期快、成分血易保存、治疗效率高、输后不良反应小等优点，所以我国正在大力提倡这种献血方式，并相应建立了一系列的有助于普及成分献血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大多数公民对这种献血方式感到陌生，所以持怀疑或观望态度，所以今后普及成分献血工作还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关部门以及志愿者的大力宣传，需要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此次社会实践名义上是调查研究，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宣传和普及。

二 基本情况

(1)本次调查样本中女性为837人，男性为1160人，根据结果来看，无论从无偿献血的比例还是成分献血的比例来看，男性都要高于女性，但领先优势不大，无论从生理角度还是心理角度来看，这个结果符合我们常理的判断，也是我们事先可以预测的。

(2)从样本人群不同年龄层次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出18岁——50岁年龄层次上的献血比例较高，而50岁以上献血比例为0，其中年龄在26—35之间的人群献血比例明显高于平均值，无偿献血的比例比平均值高出8%，成分献血比例比平均值高出0.6%。这个结果貌似合情合理，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首先此次调查的样本有明显偏向年轻人的情况，比如说35岁以下人群占样本85%以上，而50岁以上只占3%不到，实际上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有许多也可能献过血，只是未必在50岁后才献，所以这里必须指出本次调查问卷设计时的一个缺陷，我们实际应该调查的是他们献血时的年龄而不是现在年龄，因为样本中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献血时年龄段和他们现在所处的年龄段不符的现象，这样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但是误差不会太大，因为年轻人献血比例高，中老年人献血比例低的总体趋势是不会变的。

(3)从样本人群受教育的不同程度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献血比例和受教育的程度是基本成正比的，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参与过无偿献血或者成分献血的比例较高，其中本科生以上学历的无偿献血比例以及成分献血比例都接近平均比例或高于平均比例。此外，从此表中显示本科生以上的人献血比例几乎是文化水平在高中一下人群献血比例的2倍，相差很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有两个，第一：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由于受到高等教育的熏陶，思想觉悟一般要高于一般民众;第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可以通过较多的途径得到有关无偿献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一般民众由于获得相关信息的途径较少，加之社会有关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也就导致他们的无偿献血或者成分献血的比例远低于平均水平。

(4)从样本人群不同的职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已退休、自由职业、农民、公务员、军人这几项选项的人数都不超过200人，所以数据的可靠性比较小，也就不能对其进行可靠分析。而从职工和学生两者的比较来看，职工中参与过无偿献血的比例高于学生，而在成分献血方面却低于学生，经分析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职工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无偿献血是因为公司组织献的，而他们事先并没有这种意愿，而在校学生参与无偿献血大多数是出于志愿，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学生的献血意识是高于职工的，这可以从成分献血的比例中看出来(一般公司只会组织去献全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学生是无偿献血事业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是主力军。另外必须指出，虽然在这个角度来看，样本的分布性很不均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成分献血中来，而学生作为最积极的群体，我们进行倾斜是由一定的道理的，(5)样本中南京本地人为610人，约占30%，外地人1387人，约占70%，但是由于调查样本中外地人主要为学生，所以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外地人群对无偿献血和成分献血的认识情况，所以本选项调查结果不可靠，意义不大。

(6)关于无偿献血和成分献血的比例以及对其优惠政策的了解程度来看，结果一目了然，样本人群中参与过无偿献血的比例为36%，而参加过成分献血的比例仅为3%，同时调查人群对成分献血的有关优惠政策了解情况也远远不如对无偿献血有关优惠政策的了解情况，印证了笔者在引言部分指出的由于成分献血在我国还是一种比较新型的献血方式加之相关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以致于大多数人对成分献血不了解，造成成分献血在我国的普及度不够。

(7)关于是否参加无偿献血的原因方面，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没有选择无偿献血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身体不适合或者是周围没有合适的献血地点，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献血对身体不好或者是对其持害怕，怀疑态度，同时也有大约一部分人觉得他们缺乏相应的知识，所以不方便进行献血。这些还是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有许多人对无偿献血了解不多或者有一些错误或者片面的看法，所以有关部门仍然应该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让更多公民意识到献血并无害处，提高他们参与到献血这项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而对于那些选择了无偿献血的公民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大多数公民献血的动机是他们希望借此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他们把无偿献血看作帮助他人的一种形式，这说明了参加无偿献血的大多数公民的意识是相当高的，当然也有一半左右的公民认为献血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他们选择无偿献血，说明他们对无偿献血的好处是有一定了解的。

(8)关于通过何种途径了解成份献血的问题方面，虽然参加过成份献血的人群占总人群的比例很小，但是听说过成份献血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大多数人是通过流动献血车、网络、电视等途径了解成份献血的，报纸这个途径相对较少(可能这个结果不是特别可靠，因为我们调查对象大多数是学生，而相比报纸而言现在的大学生更习惯通过网络、电视来了解这些知识，而中老年人应该更倾向通过报纸)，可以看出在南京市区，流动献血车在献血宣传方面起车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有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强通过这个形式向社会大众宣传有关献血的知识，同时社会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各种各样其他的有利于献血宣传的途径，比如电视、网络、报纸等等，只有通过多种途径相辅相成，有关无偿献血的知识才能更快更及时更方便地被社会大众获取。

(9)关于对义务献血程序了解情况方面，可以看出有一半左右的人对无偿献血程序是有一定的了解，当然仍有50%左右的人对无偿献血程序的认识还是不足的，必须指出的是参加过无偿献血的人有35%左右，这部分的人当然是有了解的，剩余的仅有15%，说明实际上市民对这方面的了解意识还不是太强，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待提高。

(10)关于何种宣传方式更能够吸引人群注意这个问题上，我们本来旨在通过调查得出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不过结果显示我们列出的6个选项整体分布还很均衡，当然通过宣传材料、举办大型活动、举办电台节目这些公开性更强的宣传方式更容易吸引大众。

(三)分析和对策

通过以上对本次社会实践调查情况的具体论述并加以一些地区的具体所见所闻，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初步的结论：

1.南京市民的无偿献血总体情况不错，但是对于成份血无论是了解情况还是捐献情况都是严重缺乏的。

2.献血情况好坏跟市民受教育程度高低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无偿献血事业的贡献越大。

3.年轻人特别是学生是无偿献血事业的主力军，对无偿献血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市民对国家关于无偿献血特别是成份献血的有关政策了解情况不是太好，限制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事业中来。

5.相当一部分民众献血意识较弱，另外还有一部分民众对无偿献血持有一些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观点。

6.南京市区的有关无偿献血的宣传方面工作已经做得很不错，但仍然需要继续加强相关工作。

因此，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总体的评价——南京市区无偿献血方面的工作已经相当不错，当然包括成份献血在内的一些工作仍然需要有关部门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通过总结，我们得出了有关目前南京市区无偿献血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可以知道南京市区无偿献血工作开展不错，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献血还是存在或多或少的误区，以下将具体分析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最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南京每年共有10万人次参加无偿献血，而且南京这几年的临床用血100%来自于无偿献血，目前每年的供血量还呈现上升势头，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造成这个积极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市民主动献血的意识提高了，前面已经提到，无偿献血是一种主动向他人奉献自己力量的公益活动,侧面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素质的总体水平，无偿献血与计划献血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无偿献血是自本着自愿原则而且不寻求任何报酬的公益行为，所以无偿献血工作进行的好坏从根本上来讲取决于公民的帮助他人的意识能否提高，这也应该成为促进我国无偿献血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另外，社会上相关的宣传增多，近年来有关无偿献血的宣传工作开展的越来越出色，这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相关部门的重视，使得无偿献血者的志愿者服务团队规模在不断壮大，这有利于宣传活动在南京市区涉及到更多的地区;其次，宣传方式的多样化也促进了无偿献血的宣传工作，现在的市民可以通过流动献血车、献血网站、报纸、宣传单、电视广播等各种各样的途径了解到无偿献血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这同样有利于宣传涉及到拥有各种不同喜好的人群。最后，宣传活动的内容更加详细也更加丰富，同时志愿者在相关方面的讲解也更加生动耐心。以上这些因素使无偿献血的宣传活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大的提高，也就促进了整体的献血事业。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无偿献血”硬件”设施和相关服务水平的提高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近年来南京市血液中心的献血设备不断的提高,同时相关医疗服务人员和志愿者的服务态度和水平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献血者献血时能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下，使更多的献血者对我市献血工作增添了信心，那么必然会使更多的市民参与到献血中来而且同时也使一些献血者再次甚至多次献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所以综合以上三点因素，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的良好发展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关注到社会上一些负面因素，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本次社会实践宣传和做问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民众对无偿献血存在着一些误区甚至抵触心理，笔者认为这是我市无偿献血事业今后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些误区比如献血危害健康论，不是南京的个别情况，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情况(南京情况要好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由来，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一个直接的原因源于公民对血库的“信任危机”，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艾滋病病人是因为输血或采血而被感染。有关部门统计数据中，艾滋病经血液途径传播的比例占到了l1.2%(包括采血、血液和血制品感染)，仅次于注射吸毒的感染率l7%。加上体制的不完善，人们对因献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恐惧被不适当地扩大。其次，对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不够，公众对献血了解不多，容易被传统观念误导，认为献血有害身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些地方存在在献血工作机制上存在着重要问题，比如计划指标式的做法导致的不正常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变相有偿卖血或者强制献血，扭曲了无偿献血这一公益事业。另外高额补贴或休长假等刺激方式，更带来“献血有害健康”的误导。造假现象也增加了传染病血液传播的概率。这些不良的后果的影响范围被报刊媒体不断扩大，最终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公民对献血的疑虑甚至抵触。现在人们存在着对献血的四种疑虑：献血对健康有害吗;献血安全吗。会不会染上疾病;我的血用在哪儿了，会不会挪作他用;修复这些疑虑，我认为基本的一点是不变的——我们要用更热情更高效的宣传、更优质的服务、更良好的形象来增加市民和献血者的信任，并且严厉抵制那些“献血危害健康论”的鼓吹者，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此外政府要有足够的投入并在制度和机制上进一步严格规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官员问责必不可少。唤起人们的爱心参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长时间内的不断努力。

当然，我们这次社会实践调查除了希望得出一些关于南京市民无偿献血的信息之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广泛的宣传成分献血，争取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成分献血中，前面已经说明，成分献血由于在我国起步较晚，并且所需设备比较昂贵先进(目前南京血液中心的机采血小板设备是由国外引进)，市民只能到专业的血液中心去献血，另外采血过程较全血时间较长，这些不方便的因素都限制了成分献血的普及。此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我国献全血已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可能献全血在市民当中已经有很大的“市场”，所以短时间内成分献血的确很难普及，但是成分献血拥有着献全血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而且近年来国家在相关方面的投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成分献血会逐渐成为无偿献血的一种主要形式，当然今后一段时间有关成分献血的工作还得加强，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对策以巩固并扩大成分献血队伍：

1.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让公民了解成分献血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捐献血小板的相关知识，在街头献血车、采血点利用宣传画及各种献血照片展示进行，无偿献血志愿者从公益角度宣传，组织参观学习，普及“献血无损健康，献血有益健康”的科学理念，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献血意识。

2.改善献血环境和条件，提高硬件设备，吸引更多的成分献血者

我们应该通过有关工作，缓解献血者的紧张情绪，营造温馨、宽松的献血环境，比如我们可以在成分血采集点布置花卉盆景、提供看电视、上网的一系列的免费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人性化设施，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提高血液捐献设备的水平，减少成分血捐献的时间，这样可以让献血者感到家一般的温暖。

3.提高综合素质，提供优质服务，创品牌成分血采集和宣传团队

无论是我们成分血的宣传团队还是成分血的采集团队都应该首先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成分血采集团队必须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渊博的知识和熟练的工作技能。同时还应该。通过礼仪培训增强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成分献血者提供详尽的讲解和周到的服务，打消献血者的顾虑，增强他们的信任感。好范文

4.多渠道、多形式招募成分献血者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管理平台、电话招募多次献血者、回访沟通，吸纳固定献血者、发挥无偿献血志愿者的作用等多种途径招募成分献血者，可以使得效果更好。

关于无偿献血的宣传和招募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全社会每一个公民的支持和努力，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我们得出了南京市市民无偿献血的一些基本情况，应该说为南京市血液中心的宣传工作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我们实践调查团队真诚地希望和呼吁更多的公民能为我市的无偿献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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