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市民

第一篇：从农民到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2007-12-12 18:02:50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市民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最终带动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关注民工问题，在深层次而言，应该关注“三农”问题农民市民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上海进入21世纪以后，率先提出“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郊区发展战略，为上海解决“三农”问题和郊区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农民的最终出路。而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使

农民真正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又是困扰上海郊区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问题。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在身份和职业上转变为城市居民，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户籍改变并没有自动带来农民“角色”内涵的完整转变，农民没有真正过上城市化的生活。如何在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其重要意义有五方面：一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二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三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必要途径。四是提高农民文明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城市化推进速度不快，农民进城难，或进城后也无法变市民，其公民权利遭到侵害，人格得不到尊重，才会产生许多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犯罪。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上海郊区农民大致可分为3个群体：一是

已获得非农化职业，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市民化不仅是针对于第一部分即将或正在进行户籍转变的农民，也要考虑到第二甚至第三部分农民的发展。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农民”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农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其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不同。如何理解“农民市民化”？狭义上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看，“农民市民化”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总之，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解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问题，又要解决提

高素质、社会权利的问题，还要解决提高生产生活质量和社会普遍参与的问题。农民市民化的途径与政策建议外在的制度导入和政策扶持，在农民市民化的初期将起主导作用。但是，目前仍面临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和农民自身的素质障碍等。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障碍，将是首先寻求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宏观政策层面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二是以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为重点，加快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创新，扩大郊区农民的就业。三是加快郊区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促进农民养老方式的社会化和市民化。设计一个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四是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统一协调处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农村转型和农民转变。五是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治理体制，不断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环境。六是加快城市化发展，以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市民化。

从农民到市民

第二篇：从“农民”到“市民”——我对城镇化的思考

从“农民”到“市民”——我对城镇化的思考

黄丽仪

院（系）：机电工程系专业：数控班级：10数控1 学号：10110391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阻碍国家全面推进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三农”的矛盾更为突出。农民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引发了我对城镇化的思考，以下是我个人简单的看法。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角色转变城镇化思考与建议

农民市民化是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农民市民化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和居住空间的转移（城市化），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的转变过程（市民化）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结构化）

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民期望收益的吸引。二是农民村落和家族的攀比习惯。三是城市现代文明的吸引。四是三峡大移民和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机遇。五是为下一代身份意识的驱动。

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途径和方式：一是占地移民。移民安置区的占地移民就近转化为城镇居民。二是原来在老镇区经商办企业的农民。三是在农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逐步发家致富的农民。四是外出务工返乡懂一技之长的农民。五是在移民搬迁中从事建筑和建材销售致富的农民。六是其它乡镇的移民。高家镇自古以来商贾云集，商贸繁荣，邻近乡镇和邻近县农民就近转移成为市民。七是部分准市民。主要是在校学生和为学生服务的家长等在镇区内租房居住，一边照顾子女读书，一边做生意经商，成为准市民。

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潜在困难和问题：一是认识障碍。我国政治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造成了对农民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进城农民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并带来诸多优越性；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客观上缩小城市市民的就业渠道，压低了市民的收入，势必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满。二是政策障碍。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待遇安排，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进城农民市民化开绿灯。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多方面的权衡和考虑，往往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态度。三是制度障碍。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是实现农民市民化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户籍制度人为地把农民禁锢于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即使是已进城多年的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市民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对策：

一、放宽户籍制度。一个人能否进入某个城市，关键应看他能否在这个城市合法生存，是否具备生存能力。

二、实现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资产化、股份化、货币化和有偿转让（一次性补偿、长期性分红）。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要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这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完善社会保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最大后顾之忧之一就是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只能以保障为核心考虑因素而进行单向的选择，而这种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单向性恰恰是与城乡统筹就业的原则相反。公共服务的不公

平同样容易导致人们作出单向的选择。

四、培养农民工的市民意识。城市与农村是不同的社区，从文化意义上讲“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市民与村民的不同是从外在的生活方式到内在的思想观念的不同。要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鼓励农民工参加市民素质培训，培养他们的市民意识。

五、将农民工管理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根据各城市的现有规模和城市化发展的目标和趋势，以及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受能力，对吸纳农民进城落户变市民的数量、分实施计划的时间表作出具体规划。同时将进城农民的住房、公有设施包括其子女上学等问题，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从长计议，统筹考虑。

六、积极做好对农民的培训工作。无论是劳力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要把进城农民的培训工作作为推进农民素质的首要问题。劳动力输出地在组织劳动力输出时，要搞好农民工进城前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培训，提高进城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在现实中遇到了各种因素的阻碍，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面临着重重困境，市民化的进程异常缓慢而艰难。要消除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必须从源头上去探究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同时，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了城镇化，有利于城镇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城镇的文化繁荣。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注重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中国的城镇化，将会搞得有声有色！我坚信，日后的中国会更强大！

参考文献：

1.向德平编著：《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刘少杰著：《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万夏等：《城市扩展中政府应如何帮助失地农民实现身份转变》载《理论前沿》，2003年第21期。

第三篇：文学评论之从农民到作家

从农民到作家

◎文 | 杜君立

传统中国是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要职业。以农民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很多，但如同白居易写卖炭翁一样，作者本身并非农民。对农村的疏离，写出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意图。

与大多数王朝更替一样，这个国家也是在60年前发动农民造反建立起来的。之后40年，又通过对农民的苛刻榨取进行原始积累，曾导致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官方称为“非正常死亡”。与此同时，在1949后，文人几乎被全部纳入体制。

在这种一元体制下，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写作对原生态农村的刻画是严重走形的。早期的柳青、浩然等，其作品的“政治教育”性太“紧跟形势”，致使时过境迁，迅速成为过期食品。

毛死后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知青的“伤痕文学”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农村小说也先天性的得到恢复，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家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作家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农民，准确的说，是毛时代的农民——社员。对他们来说，当兵和当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吃饱饭、不饿死。就这样，有一大批农家子弟因为擅长写作，而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麻雀变凤凰的“成功”，得到了被体制圈养的“好命”。这些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

壹

农村小说的发达有其先天因素。农村因其社区生活对外封闭而对内公开，加之家族因素的影响，如同全村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瓜田李下的故事众人皆知，所以故事来源很广泛。再加上与自然的贴近，故事的有趣性大大超过相对互相陌生不了解的城市。城市小说的自传色彩很浓，而农村小说更接近村史，因而也更广阔，更加“魔幻”。但这批农村作家普遍面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困境，既算不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传统农民。

路遥这一批农村小说作家通过向体制出卖自己的才华加入体制，摆脱农村的苦海，返回身看自己的出处，写自己的乡下亲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同时，这些作家大多也不是真正的传统农民，只不过出身在人民公社的农村而已。比如贾平凹，作为乡村教师的儿子，他没有干过农活。据他自己在《我是农民》中讲，从学校(中学)出来后，他曾在生产队跟妇女们一起劳动过，因为贾平凹长得比较文弱可爱，爷们都讨厌他，女人们都比较照顾他。所以贾平凹常常感叹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命。贾平凹和其他农村作家一样，放下书包迅速向组织靠近，被推荐进入大学或参军，摆脱了其父老乡亲的苦难命运。

中国传统即礼教宗法，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最大所在。一个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干不完的农活，撒籽、耕种、收割入仓，看老天爷的脸色和地墒、饲养驾驭各种牲口、按农时播种蔬菜。同时，农村有着繁琐复杂的丧葬礼仪和乡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祭祀道理——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或者说宗教，乱弹（民间戏剧）是完全不同于电视节目的一种文化。而民间炕头的剪纸刺绣与权力美学不同，它完全是另一种审美，非局内人往往不识好歹。这大概就是“农民文化”——农民比城里人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复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极其短暂，但丢失乡土文化的时间却已经很长。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伪城市，城市是自由公民的集合，中国城市只是一个工厂、大院或者集市。对一个真正的中国乡村来说，中国的农村小说总存在着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既不是艺术的提高，也不是逼真的临摹，而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想甚至意淫。

贰

路遥无疑是一个纯洁的人，为写作而牺牲，这与王小波有类似之处。但路遥先天的文化缺陷失其作品远远够不上完美。这种先天缺陷是许多中国农民作家的通病，就是思想的匮乏。思想是文学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很少也很短，却几乎都是精品。因为他有思想。

许多农村作家成长历程中，一般都与文字无缘，有关思想的家传很少，特别是“是农民又不是农民”的家庭。一方面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一方面他欠缺成熟的思想。贾平凹就认为，思想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是上帝派下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小波喜欢写小说，但人们更喜欢他的杂文，那是他的思想。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现实，那么一个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最没有思想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农民》，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

因为思想的缺失，许多小说家远远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这些农村作家离开小说，如同池塘被抽干了水，几乎就没有了身份；所谓散文，大不了发点伪士大夫真土财主的无病之呻吟。农村作家献身于写作，往往陷于为文学而文学、为写作而写作的困境，沉迷于文字的孤芳自赏，向一个冬烘文人努力迈进。贾平凹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就说，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闲笔闲情最容易产生风格”。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

阎连科、刘震云和莫言都曾经说，他们写作是为了成为城里人，为了吃口饱饭——因为生产粮食的农民那时一直都处于饥馑的边缘。对大多数农村作家来说，他们尚未进入思想的殿堂，或者因为先天传统及思维习惯的局限，即使对思想上有所努力也往往力有不逮。比起舞文弄墨的风雅来，思维的乐趣往往是一种高深的文化。

当文学或者说小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技术，农村作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泥瓦匠，他们只想把活儿做漂亮。他们从前往往推崇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今又流行起拉美魔幻主义，导致他们的作品越来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一口气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这种吃苦耐劳倒是体现了点农民精神。相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才两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描摹得深入骨髓。叁

路遥的小说比较典型的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人生》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高加林的农村户口使他被“国家”歧视，但他的高中文化程度又使他可以歧视农民的父母。路遥写作的特点是对主人公充满感情，褒贬溢于言表。小说之前路遥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者要说的其实是，最好有个好爸爸——有城市户口的、当大官的。

路遥的这个思想局限在《平凡的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无论少平还是少安，都把命运寄托在“傍大官”上，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爹的身份。少平说：有一天他有权有势了，要让他爹穿着高级羊皮大氅，对着全村人大声卖派，“把唾沫喷在别人脸上”。所以，路遥的主人公以出卖自己博得社会地位，然后回来鄙视他可怜的乡亲。这如同石康的《奋斗》，所谓奋斗不过就是有个有权有势的爹而已，从这种小说看来，高衙内之所以牛逼哄哄，完全是奋斗的结果。

路遥和许多农村作家一样，是虚荣的，他依靠出卖农村谋取名利，反过来又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寂寞的农村。这种思想上的进退失据使作品永远无法超脱。对乡土的背叛使作品失去根本，对氓之蚩蚩的草根精神的反动，导致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泛滥，从而丧失应有的高尚的平民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出台湾人的悲情，他们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最后他的主人公崩溃了。相对于路遥，张炜和李佩甫无疑具有更敏锐的对乡村文化的洞察，而余华常常将乡村作为一个布景，他写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童话，这已经与农村无关。

如果说路遥在模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么莫言则在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种东施效颦只能暴露出他们贫乏的心灵和干瘪的才情。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奴隶的世界，而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则过于粗鄙与恶俗。同样充满爱情与性，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一种来自大地的、诗意的、希腊悲剧一样的壮丽的恢弘气势和宗教超越一样的人生感悟。同样属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文学写作，莫言与肖洛霍夫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如果说人性与文学都是世界性的，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缺乏传统底色又缺乏现代人文批判精神的中国农村作家与世界级大师还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为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引领，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时，思想的贫乏使这些“农民作家”陷于困惑和茫然中。

肆

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在小说《蛙》中，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献祭给权力的手术台„„正因为此篇小说，莫言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

虽然莫言获奖令中国官方倍感荣幸，但其作品《蛙》令官方避之唯恐不及。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擅长讲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获奖）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

文以载道，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说，人性恰恰是中国最遭压制和禁忌的东西。上一代中国作家的命运往往可以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身上找到共鸣，人性与政治哪个更正确哪个更重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智慧、勇敢和良心。雨果指责的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制度，而中国作家需要砸掉的却是自己的饭碗，这很可笑，也很可悲。

其实许多农村作家整体文化积累都不高，才华有余思想不足，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就很浅薄，而西方文化则更差，大多数人都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好在写小说似乎不需要太高的学识，会讲故事就行，而农村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很黄很暴力的故事；如果把中国话写得不像中国话，让别人不知所云，那就更显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路遥的小说让你根本读不到多少中国乡土味。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也越来越失去乡土味，而是一种古怪霉变的醋糟味，反倒是他们早期的短篇大多写得清新湿润，透着山野的泥土清香。斯人已逝，和柳青一样，路遥无论如何也是难得的、可敬的，至少他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令所有中国农民耻辱的时代，尽管作者仅仅认为是他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路遥他们深受左拉、雨果、托尔斯泰等文豪巨著的浸染，可惜他们买珠还椟，只学到了翻译腔，却没有领会作者博大悲悯的理性思想。这或许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能力有关，他们其实都不懂农民、不了解农村、没有一点“农民文化”。没有文化和思想支撑，他们最终都是自恋的。甚至自恋到贾平凹莫言的程度，自说自话，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再也读不懂——无论农村人和城里人。伍

想当初，贾平凹 “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如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体制和社团的宣传员，分享着权力的快感，他在故纸堆中寻觅古代文士的旷达逍遥，过着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并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参禅打坐，热衷于性、怪、力、神，俨然像李渔一般的一代名士。但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从50万字的《秦腔》到60万字的《古炉》，始终远离电脑的贾平凹体现出可敬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他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时代的成功人士。

鲁迅说过：“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虽然贾平凹是个作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用毛笔赚的钱却比用钢笔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说《古炉》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书尾的后记，它告诉人们作者实际只是一个党报的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来说，一切所谓的文学或者小说都超越不了逯军的责问——“替谁说话？”

2012年，在官方发起的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中，贾平凹莫言提笔上阵，充当了权力的马前卒。《讲话》的核心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实是说“文学服从于权力”。在权力和良心面前，这些作家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良心。文学的本质是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犬儒化的农民作家完全背叛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一群“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案写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说过：“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行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精神，创造一批更难以操纵的公民。”

陆

王小波曾经哀叹：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平庸。物欲时代下，文学与心灵一起被欲望放逐，无法摆脱这种日趋边缘化的命运。文革一代已经老去，甚至已经死去，后文革一代从网络上重建了一个启蒙中的文学中国，尽管一切仍然如此艰难。如今《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最爱看的中国当代小说。路遥几乎是唯一可以与王朔王小波在文学市场抗衡的农村作家。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视觉化时代，现在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并不怎么待见，金庸琼瑶海岩郭敬明路金波们已经将小说变为一种速食快餐，只有《平凡的世界》一直在80后90后那里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阅读。当然他们是把它当励志小说来读的。“傍美女、傍大官”——这个美女怜香惜玉爱“农民的儿子”、“大官”侠肝义胆仗义相救的乌托邦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海岩的言情小说更能满足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那些卑微农家子弟。

推土机暴政的中国式城市化运动摧枯拉朽，暴力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和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形势比人强，大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式样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当乡土文学师法光怪陆离的南美魔幻时，中国乡土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莫言”用这样一个诡异的笔名成就了一个犬儒时代的成功传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笔杆子，或者枪杆子，一个饥寒交迫的二杆子，从农民到作家，实现了一个“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起路遥来，莫言无疑要更加励志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原标题《从农民到作家》）

第四篇：从农民到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从农民到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记镇平县农技中心国家农技推广研究员魏新田

贾国强

李小伟

元旦放假期间，我有暇回了老家一趟，在老屋土坯墙裱糊的旧报纸上，偶尔看到一张1986年12月4日的《农民日报》，第二版上署名耿巨光、秦韩樵采写的通讯“从农民到农艺师”，內容是介绍镇平农民魏新田的成长过程, 看到“魏新田”三字是我很感兴趣，一下子把我的思续拉长到20年前。

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 号召发出20年之际，我刚参加工作，根据群众提供的新闻线索，领导让我到镇平采访魏新田学习雷锋，为群众办好事的事迹，采访后有3个小故事之今我还记忆犹新，一是巩县赵沟一素不相识农民来镇采购铁板网时在车站突然犯病，他义务送县医院为其救治，在获悉其水库工地急用铁板网时，连午饭顾不上吃帮他到石佛寺采购来铁板网发送巩县；二是严冬在韩堂火车站发现杨营尹营一务工农民阎文品，因失窃龟缩在车站一角冻得索索发抖，使把自已刚做的新棉祅脱下披在他身上；三是千里护送走失小女孩回家。20多年过去了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我记忆中的哪个魏新田？我便打开电脑，输入魏新田三字在英特网上查询，发现了很多报导魏新田事迹的文章：象1989年11月8日，《农民日报》载“魏新田黄腐酸系列产品开发成功”； 《南阳日报》1990年1月3号载“绿色是他的生命”；《河南日报》1990年11月23号载“魏新田发现食虫虻是蛴螬天敌”； 12月31日载“绿色卫土--魏新田”； 南阳电视台1992年8月28日报导“魏新田研制的芝麻种子吸水丸衣技术在镇平大面积应用”； 《南阳日报》1999年7月14日载“魏新田研究流体播种技术成功”；《中国农技推广》2001年1期中所载“从农民到綠色卫土”； 《河南科技》2001年2期载“情系土地，心想农民”； 大河新闻网2007年7月8日载“病魔挡不住他普及农业技术的赤诚之心”。此外还发现他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达200余篇80余万字，出版专著5部，220万字。是不是我心目中同一个魏新田呢？带着疑问2010年春节前，即起身到镇平追踪采访记忆中魏新田1986年后的踪迹…..1987年魏新田被破格晋升农艺师后，对他来说不是可以松口气啦，而是感到肩上的担了更加沉重，农业生产上一个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的求知愿望和期盼的眼神，等等一切，使他深感责任重大，他有这样一句口头禅“粘上农技推广事,不用召喚自奋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地黄不能因病害在镇平县绝迹

地黄是一味中草药，也是知名的保健植物，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功能，早在秦汉时期已有种植，从１９世纪60年代未，到80年代初，镇平种植面积已达22000亩，成为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但进入1985年后突然被一种不知名的突发病害感染，如田间发现一个发病中心，进而诱发全田--全村--全社--全县，地黄这个物种濒临灭种的地步。魏新田发现这一情况，心急如焚，整天泡在地黄田内观察，筛选防治药剂，但未能控制病情蔓延势头，无奈之际，便采了病叶病株，自费到百泉农业专科学校，向当时对地黄病害有研究的秦可卿和甘贤友老师求教，经鉴定为地黄褐斑病和地黄黑斑病两种病菌复合侵染所致，并提供了参考防治药剂。魏新田如获得宝，回镇平后走南阳，去襄樊，进西安、到武汉四处采购甘老师所提到的农药。农药购齐后，他和同事们便进行农药复配防病试验，通过１００多个复合配方对比，筛选出了黄多合剂配方治疔效果达89.7%，预防效果达98.2%以上，这个方法很快在全县推广，亩经济效益又恢复到3000元以上，并且保住了一个药用植物物种。该项研究曾获得了省农业技术改进2等奖。

二、干旱缺墒不再是一播全苗的主要限制因素

镇平位于豫西南南阳盆地为豫西南的少雨中心，全年平均降雨量908毫米，比周边县年降雨少70~110毫米, 素有十年九旱之说, 从解放60年的气象资料分析, 几乎每年都有程度不以的旱灾发生。其中伏旱频率达53%，秋旱频率达47%，内中春冬旱占36%。因干旱大多数年份小麦不能适期播种；因干旱使秋作物播种误时且不能一播全苗；全年产量损失在30%以上。

怎样才能在干旱土墒情不足情况下能保证一播全苗，自1986年来魏新田把他列为主要钻研课题，他时常步入新华书店、文化馆，借出差之机到有关科研单位资料馆查询，当获知日本乌取大学利用保水剂处理可解决提高出芽率问题，便通过中国农科院作物所与日本取得联系，签定了合作试验协议，曾进行了保水剂种子涂层、保水剂作物移栽沾根、保水剂作物整地底施、保水剂营养土配制，几年下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保水剂的利用方面存在很多不便，保水剂应用推而不广。为寻找保水剂利用有效途径，偶尔从一份播种技术文摘中发现日本、英国利用保水剂为介质实施种子芽后流体播种，魏新田从中悟出这是保水剂利用的最有效途径，便通过朋友从日本寄来单行挤压式流体播种机一台，在芝麻、油菜、胡萝卜、小麦等中小粒作物上进行流播试验，连续三年麦收后在土壤含水量不足13%的情况下，大田根本无法播种，而流体播种技术播下3天，出苗率即达到95%以上，增产率比对照提高64.9%。在油菜上应用增产率达22.8~39.4%。在胡萝卜上应用增产率达27.4%。近年应用面积累计已达数十万亩。为社会创经济效益5000万元以上。

保水剂利用的办法找到了，但由于缺乏流体播种机具，推广面积仍不尽人意，他便努力钻研机械制作中，在同时的热心帮助下，自筹经费5万余元，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拿出了三行流线型流体播种机，并无偿把生产技术提供给播种机生产者生产，以扩大应用。

三、打破芝麻低产的瓶颈

芝麻是镇平主要油料作物之一，又是镇平六大特产“林麻油”的重要原材料，种植历史悠久，常年种植面积在10万亩上下，最多年份面积达21万亩。但是在芝麻种植上一直沿用老一套种植方法，产量低而不稳，1970~1989年20年间平均单产仅22.6公斤，最低年份仅4公斤，魏新田看在眼里，急在心间，暗暗下决心改变芝麻低产局面。1990年来他先后解决了芝麻适播期与小麦收割期的矛盾，模索出了芝麻种子吸水丸衣剂处理麦收前10~20天有雨日时麦田套种技术；适播期无雨日，麦收后采用芽后流体播种；同时采用早茬作物、育苗移栽等，使芝麻尽可能的适期播种。在病虫防治上，先后和省经作站、省农科院协作完成了芝麻茎点枯、枯萎病、病毒病等发生规律、防治药剂筛选、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使镇平的芝麻单产有了飞跃式的提高，1900年至2008年19年间，单产平均到46.7公斤，最高年份达到80公斤，比前20年增产106.6%，年增总产1928万公斤，累计新增总产38560万公斤，以圴价每公斤10元计，19年来共为社会创造出38.56亿元。省经作站向全省推广芝麻种子吸水丸衣处理麦田套种及麦后催芽流播技术。魏新田对芝麻生产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先后两度获省农业丰收1等奖，3次获市厅科技进步2等奖，两次获省科技进步3等奖。研究论文多次在国家农业学术期刊上发表。

四、让花生生产恢复往日的火红

花生作为油料作物在镇平种植已有多年历史，对振兴镇平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起着关键的作用，年种植面积由1994年前6万余亩，后逐年上升，到2000年已上升到18万亩以上，最多年份达23.4万亩。单产由150公斤，提高到250公斤。但2005年来由于地下害虫蛴螬的严重发生，平均亩虫口达8万头以上，严重发生田虫口高达15万头以上。产量损失严重，就因为蛴螬的为害，部分农民放弃收获，种植面积迅速下降。魏新田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急，为了不致是县委、县政府多年来培育起来的花生产业付之东流，决心攻克蛴螬防治难关。他多次到蛴螬发生严重区，从麦播起每10天挖方一次，调查蛴螬发育活动情况，一年四季从没间断过，有人曾作过粗略统计，一年下来挖土多达近2000余方，他从蛴螬生活史和活动规律入手，在成虫发生期即不分昼夜进行跟踪观察，弄清了蛴螬成虫金龟子，5月下旬开始羽化出土，6月中旬为出土盛期，7月上旬为出土末期。出土后的金龟子，白天隐藏在土块、草丛、堆集的作物秸杆下，傍晩雄成虫发出信号，约雌成虫外出约会，花生田是它们约会的最佳场地。它们到花生田后，先取食花生叶片，饱餐后进行交尾，然后雌虫在花生植株下产卵，到天蒙蒙亮时再飞离花生田隐藏。卵经15天后孵化成幼虫，在花生株下0.3公分虚土中危害刚下针的花生幼果。10月份蛴螬达到3龄以上，为害刚出土的小麦幼苗，到11月份后，地温降到10℃以下时下蜇40公分以下土壤中越冬。魏新田根据所掌握的蛴螬发生规律，提出“成幼并防，麦播整地普防。”即：6月初起，傍晚金龟子到花生地食叶前，先在花生叶上喷洒化学农药，10天一次，连喷三次，消灭成虫减少田间落卵，7月18日至21日，有降雨过程田间撒毒土，没降雨过程药剂灌根，麦播整地时普遍进行土壤处理。这项防治技术在全县推广后，压低了虫口基数，减少了为害，花生种植面积和产量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同时新野、唐河、社旗、方城及驻马店、周囗的一些县市也多次邀请魏新田去传授花生蛴螬防治经验。并三次获市厅科技成果2等奖。

五、食虫虻幼虫保护利用闯出蛴螬生物防治一片新天地

蛴螬是世界性主要地下害虫之一，它种类繁多，迄今有记载已达9000余种，我囯有记载的也在500种以上，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种类达122种。它分布广泛，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受害作物一般可减产10%~30%。

对蛴螬的防治，多年来一直采用化学农药土壤处理、作物生长期灌根及种子处理等，历年投入防治费用高达2.5亿元以上。对蛴螬的生物防治国內外目前报导十分有限，美1940年提出过用乳状杆菌防治蛴螬；英1984年提出用白僵菌、好气米氏线虫防治蛴螬；我国1983年也曾提出利用臀沟土蜂防治，只是提提而已，未能在实践中应用。1983年在地下害虫调查时，发现了蛴螬天敌食虫虻幼虫，他经过了13年的系统研究，基本上弄清了食虫虻的生物学特性、其幼虫的不同地理分布、不同发生量对作物的保护作用及在蛴螬测报防治上的应用；并提出了有效的保护利用途径，初步应用于病虫测报中，收到了一定社会效果，在地下虫发生防治中由于增加了食虫虻幼虫发生因子，进行选择性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每年减少防治费用及人力达14亿元以上。至于社会生态效益更是无法估量，《昆虫知识》1998年，美《生物防治》1990年、1995年两度发表魏新田的研究论文，该项目获得了省科技进步3等奖，市科技进步1等奖。

六、红薯亩产10000公斤不再是天方夜谭

近年来红薯的粮食作物地位有所改变，现做为轻工业原料视同经济作物，尤其是乙醇汽油的问世，使红薯的身价倍增，全国对红薯的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因此

而成为热门。查阅有关红薯资料，不泛有红薯亩产5000~6000公斤的报导，而当地的红薯最高单产仅3000公斤左右，为了能使镇平的红薯产量能突破5000公斤大关，自1999年来他不仅购买了大量的有关红薯高产栽培书籍，一听到那里有红薯高产典型，便自费前往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他在县农业科技示范场内所种植的1.8亩梅营1号春薯，经省农技总站测产，亩产达13881公斤；6.3亩苏薯8号夏薯亩产达6652公斤。尤其是他研究出的薯蔓罩严地后对主蔓荚捏凃抹他发明的红薯生理紊乱调节剂，奠定了红薯创高产的基础。他的研究论文在《农业科技通讯》上发表后，从不把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当河北定州、北戴河、河南西华、唐河、內乡、湖北钟祥来函索求红薯高产栽培经验，他总是毫不保留的把技术传授给他们，还亲自前往定州、北戴河进行现场指导，使他们的红薯产量均比当地增产2倍以上。

七、棉铃虫防治从谈虫色变到轻易而举

棉铃虫是棉花的主要害虫之一，过去发生程度一般，在防治上多采用化学农药防治，没有出现所谓防治难的问题。2005年棉铃虫防治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原本喷一遍药可解决的问题，现在喷3~5遍也无际于事，无奈棉农只好人工进行捉虫，提到棉铃虫简直到了淡虫色变的地步，就此魏新田曾向省市有关植保专家请教，答复为棉铃虫产生了抗药性。

抗性棉铃虫真的如此难治吗？带着这个问题，魏新田深入到棉铃虫发生严重的原城郊乡小西营村，就棉铃虫的防治时间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当地棉农防治棉铃虫喷药时间均在中午高温时进行，认为此刻药劲大，真是这样吗？为解开这个谜，魏新田便在棉田內搭起简易棚，定点定株定虫，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了连续1个多月的观察，结果发现，棉铃虫卵孵、幼虫取食、转株均在晚上露水下来后进行，白天龟缩在孔洞虫不怎么活动，白天喷药很难接触虫体，故防效极差。从中午、傍晚、晚露水下来喷药防治对比，晚上露水下来施药，虫体完全报露，防效由白天的11.7%，提高到90%。他提出了改白天喷药为晚上露水下来施药，解决了棉铃虫防治难，这样简单一个小技术，其中确浸透了魏新田的很多艰辛。

八、解除棉农棉盲蝽防治的烦恼

近年由于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蔬菜、中药材、花卉、水果、绿肥及其它经济作物面积的不断扩大，地边地头绿草植被的茂密生长，盲蝽象有了良好的生存场所，几年来不但数量猛增，危害加重，棉田已由过去的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据调查棉花顶心因盲蝽受损形成“公棉花”的达9.3%，嫩叶嫩心受害破烂率达63.7%，幼铃脱落率27.9%，产量损失28.3%。在防治上由于棉盲蝽在棉田多分散活动，喷药时稍有触动即飞逸，防效很不理想。对盲蝽的防治棉农呼声很高，为了能有效防治棉盲蝽，魏新田来到棉花种植集中区张林乡朱张营村，不顾烈日当头，不管风刮雨淋，对棉盲蝽进行了连续12天的观察，在头天刚下过雨的翌日早，天刚蒙蒙亮，棉田露水很大，魏新田便起床到棉田观察，他发现棉顶尖上盲蝽比平时数量多二三倍，他异常兴奋，一连查看了10多块棉田，块块如此，他来不机換下被露水打湿的裤子，便象小孩子一样叫喊着“防治盲蝽的办法找到啦！防治盲蝽的办法找到啦！”就此“头天下雨翌早防”的防治棉盲蝽技巧，很快在全县棉区推广。

九、为减轻南水北调水质面源污染，他默默的作着贡献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一项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宏伟工程，这项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让受水区人民吃上优质、洁净的丹江水。农业面源污染与水质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十分密切。按照国家提出的“先

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生态后用水”总体方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确保为京冀地区输送放心水是首要任务。2007年6月中旬，当魏新田从有关资料上获知丹江库区水质总氮、总磷含量超标，尚达不到国家地表水Ⅱ类的水质标准，据国家要求南水北调库区水质达到Ⅰ类标准相差甚远。他夜不能成眠，第2天便带上简单的行李，只身一人，自费到淅川丹江库区调查水质超标原因。通过调查、走访、观察，弄清了水质超标与库区农业面源大量排放污水人畜粪便，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有关。一回到家，他便投入紧张的筛选少渗漏、无挥发、无污染的化肥试验中去。他自筹资金，自制了化肥渗漏床、渗漏器，对碳铵、尿素、过磷酸钙、肽能氮等化肥品种进行了渗漏、挥发、作物利用率的试验研究。经上百次试验，筛选出少渗漏、低挥发、利用高的肽能氮、活土免耕肥、硅钾镁矿物肥等，对常规化肥提出里控制化肥使用量，少施深施多次，杜绝“一炮轰”； 推广土壤胶体固氮肥肽能氮及矿物质硅钾镁肥和微生物肥；增加有机肥；提倡緑肥掩青等，并提出多个施肥配方組合。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写的一首诗深有感处：南水北调丹江源，水质污染急心间。探寻污染为何因，四次自费进淅川。农业污染是根本，彻底解决并不难。山丘退耕要还林，保证水土不下山。人畜粪便莫乱排，发展沼气集中管。种田莫施高渗肥，无机复合尿碳胺。环保无渗新肥种，免耕肥加酞能氮。连施三至五年后，地壮不犁土也玄。从这首诗中，足可证明魏新田对解决南水北调水质面源污染问题的一片良苦用心。

十、科技培训进万家，著书立说利后人

魏新田体弱多病，2000年来曾三度心肮梗塞，领导上照顾他让他在家休息，可是他一天也不肯闲着，整天不是在协会就是在农技推广中心接待前来咨询的农民，每天平均达8名之多，最多一天达32名，还接受电话咨询10个20个不等。尤其是他防治花生蛴螬、棉铃虫、棉盲蝽、棉花黄萎病、花生茎基腐及红薯万公斤、棉花450公斤、芝麻150公斤的超高栽培技术，通过媒体传播后引起了轰动，他不但在本县23个多镇200多个村举办培训普及，外地也纷纷来电邀请他去传授技术，魏新田有求必应，自2005年冬至今他带着经常服的药物，先后到河北沧州、北戴河、新疆乌鲁木齐、湖北53农场及新野、社旗、内乡、邓州、正阳等地进行了40余场技术培训，有时每天两场，中午汗流夹背，晚上半夜方归，此间他曾中过两次暑，三次感冒，三次肠胃炎，可老魏从没有因病中断过一次培训。当邀请方劝老魏休息时他总是那句口头禅：“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一刻不停的推广普及农业科学技术”。

2009年春节刚过，魏新田为服务国家“油料倍增计划”项目，放弃养病，先后深入彭营、安子营、侯集、郭庄、马庄、贾宋、枣园等十多个乡镇，208个行政村和自然村，每天培训2~3场，累计培训达488场，受益农民38000余人。经过培训出现了杨营沙家沙金庚、安子营王营陈丙权等7户小麦亩产超630公斤，黑龙集村刘正旺7亩玉米、安子营刁坡村11亩玉米亩产708公斤记录及遮山白沟、雪枫办牛王庙的花生亩产达到289公斤以上。

现在魏新田还在孜孜不倦的著书立说，把自己掌握的农业新技术毫不保留的传授给农民，在他的床头我发现了他的又一部新作《保健植物的栽培与利用》基本完稿，这部约110万字的书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还为县科协编撰一本10多万字的服务全县农民的《农民科普手册》草稿。同时还被县农民科技服务协会、山西天脊化肥厂、郑州中威高科、县蔬菜专业合作社、县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专业合作社聘请为特约教授, 每星期至少深入农村传授农业技术3次以上, 在农作物管理的关键时期一天培训甚至达到3场之多，每到一处，深受

欢迎，农民评价说：“老魏传授的技术新颖、简便易懂、可操作性强、实用、有效，是我们农民自已的土生土长的专家”。……

采访结束后我发现，自1987年以来，魏新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一丝不拘，对事业执着赤诚，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性格没有变。唯一变化的是他的脸上增加了皱纹；他的头上增添了白发；他住室里盛放荣誉证书的纸箱里，又增加了近百本新的荣誉；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由农民….国家干部……农艺师…..高级农艺师….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本文作者：河南《青年导报》记者

第五篇：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对旧问题的新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 论学派的主张[J].经济研究参考，2003，（5）.[2]杨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4.[3]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陈凤秀.农业部科教司陈凤秀副司长在阳光工程项目管理培训班上的讲话[Z].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