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第一篇：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过去以从事农业生产、在农村居住和持有农村户口为特征的单一传统农民正在逐渐分化为不同农民群体，他们在户籍、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不断扩大，利益诉求高度分化。

部分近郊农民为何在城却不转户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是和相应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户籍含金量差别明显。从对已实施户籍改革的重庆市转户农民情况分析，农民转户取向既受自身经济条件、乡土情结影响，也与对更高水平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的追求有关，农民选择性进城倾向明显。

记者采访发现，城乡结合部农民选择性进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城乡利益关系正发生深刻调整。城镇户口附着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含金量相对弱化，而农村户口含金量在增加，这导致农民转户选择更加理性和现实。在地处重庆主城区的沙坪坝、九龙坡、江北等地一些近郊农村，农民转户意愿要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发达，农民甚至可以比城镇居民更高的福利待遇。

在九龙坡区华严镇共和村，自1985年创办村集体企业以来，经过近30年积累，村集体资产超过1500万元，有的村民家庭年均分红收入超过3000元，村里五保户、军烈属、老党员每年还能从村集体获得1000元生活补贴。村干部们说，村集体经济发达，并且有收益分配，农民是不愿意退出集体成员权，来换取一纸城镇户口的。通常这些地区已融入城市圈，农民不但有稳定非农就业，还有来自村社集体收益分红，谁愿转户呢？

在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一面是不少农民不愿转户，另一面是不少已转户的群众还想把户口迁回农村。在东部某大城市近郊农村，记者先后走访了10多个想要非转农的群众，这些人主要是原户籍在农村的大学生、征地农转非和进城务工经商并转户人员。李学鹏（化名）以前户籍在农村，2005年外出读大专时，将户口迁往学校所在地。李学鹏说：我们农村学生读大学或中专，要把户口迁出去。现在家里土地越来越值钱，征地拆迁量很大。而政府征地时，自己已不能与同村农民享受相同待遇，一分钱补偿没有。

第二篇：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对旧问题的新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 论学派的主张[J].经济研究参考，2003，（5）.[2]杨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4.[3]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陈凤秀.农业部科教司陈凤秀副司长在阳光工程项目管理培训班上的讲话[Z].2004.

第三篇：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社会实践报告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涵义已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接着讲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参考许多学者的综合调查，个案研究，本文对农民工的概念做如下说明：一是指具有农村户口，并且拥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在非农产业领域工作，家庭基本生活的来源是打工收入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二是指原籍为农村，失地后成为市民靠打工收入为生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基本特征有：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打工收入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在农村拥有少量土地的经营权，但也有一些农民工已经出租甚至转让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并没有摆脱几千年的“农民”身份，而是一群具有产业工人外表的“农民”。

现阶段我国的农民工大体上包括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由于城市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两个方面。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分为两方面：异地转移，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就地转移，直接在乡镇企业工作。

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它既指地域空间的转移、从事职业的转变，也强调在转移、转变过程中，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方面接受现代城市文明，向市民转化，从而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生活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在城市非农产业领域工作的“农民”，在行为方式、身份地位、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一是彻底摆脱束缚他们自身的农村和土地，结束这种城乡间、农业和非农业间的游离状态；二是获得城市户口并享有各种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如：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三是在城市拥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住所，主要收入来源于所从事的非农产业；四是在精神层面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现实途径。

改革开以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劳动力以成为城市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们的工资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他们的医疗、社保等问题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仍然很严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面对这些困难，只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享有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现实困境。

2农民工市民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桥梁。

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农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现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条件。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民工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为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镇居民享有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基本保障。他们不用为生病、吃住、接受教育而发愁。而农民则不同，在我国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众只得自己承担这些费用。而他们又被束缚在土地上，经济收入甚微。这就造成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只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把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拓宽就业渠道，提高知识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

3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开放，无数青壮年涌入城市。土地的经营成为他们的的兼职，大量土地被闲置。然而，由于他们农民身份的固有观念，他们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因此，土地长期处于荒废或半荒废状态。土地的无人经营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允许那些进城务工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并建立起相应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机制，这样就可以将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还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加快建立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同时，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不仅有利于农村管理的改善，而且可以相应地减少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消费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市场风险的加剧，各国外贸出口的难度加大，我国也相应的转变政策。国民经济的增长由原来的投资、出口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中消费的重要对象就是农村的消费。然而，由于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们在城市从事的又是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即使是这样的工作却仍然不具有一定稳定性。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享有城镇居民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往往会吝于消费。他们每天只会进行必要的支出，消费水平低下。据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显示，2007年农民工消费的倾向仅为35：91%，比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要低40%多个百分点。如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增加他们的收入，解决他们的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那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也会相应的增加消费投入。又由于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的解决，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消费倾向，逐步接近并达到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说，城镇化为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

三、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途径和政策

1、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对农民市民化的认识是消除认识障碍的有效途径。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2、强化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环境。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的待遇安排，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建立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专门负责和协调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变“堵”为“疏”，以积极的态度，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农民自由流动又能维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的推进农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消除农民市民化障碍的根本出路要强化制度创新，以有利于促进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及向市民转化为目标导向，加快破除其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确立新的正式制度，使农民市民化真正获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3、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的力度，改善外部条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外部条件改善离不开国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和协调组织来解决。公共政策覆盖农村，是十七届三中全会《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

4、加强教育和培训，着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能否变市民，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就地发展，素质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农民的市民化。

5、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清除信息障碍。获得就业，特别是处于准市民阶段时获得非农业就业，对于农民市民化尤为关键。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职业，将会以有限的土地补偿金度日，坐吃山空，失去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农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市场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证。

总之，城市化并不简单地等于城市的摊子扩张，也不简单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还有更深的内涵，城市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际关系及新的精神生态。城市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而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系统的工程，它绝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变，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转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长期努力，统筹城乡，抓住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协调发展。当然，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地统计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要适应城市的要求。当农民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市民化才是有意义的。

第四篇：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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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分析 作者：袁经天

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23期

摘 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

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克服农民市民化中的种种制约，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城镇建设和发展、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层面、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上求得全面突破，这样方能让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居村农民 市民化

一、农民市民化概念的内涵

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都是相比较而言的，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说：“农民是相对城市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没有农民。”在我国，居住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并拥有承包耕地的社会成员皆为居村农民。市民，又称城市居民，通常是指具有城市有效户籍和常住在市区的合法公民。长期以来，我国在“非农业”和“农业”户口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为地划出了一道鸿沟，造成其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悬殊差别，形成了“市民”与“农民”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其弊端不言而喻。

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道路通常是通过人口迁移来完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就揭示了这种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

而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经过程。城市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在中国，相对于那些还在以土地为生的传统农民来说，农民工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先知先觉者”，城市化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只有这样，中国城市化才可能逐渐推进，最终实现其既定目标。

二、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障碍及其成因

1.二元制度羁绊：新生代农民工属性归宿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一种城乡长期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仿佛无根的浮萍，漂移在城乡的边缘社会。

根据有关部门调查，70.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5.0%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而24.8%的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和迷茫。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突出贡献者，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旧体制的习惯性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实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2.诉讼渠道不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话语权缺失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是身处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利益表达渠道是否方便和通畅是其权益维护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49.7%）认为表达意见、反映问题“不方便”，40.3%的农民工认为“基本方便”，仅有10.0%的农民工认为“非常方便”。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呢？42.8%的农民工认为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代表自己讲话”，42.3%的认为“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偏低”，34.1%的认为是“由于现行的各种经济制度缺陷而引起”。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地务工经商时，经常有“有话没处说，有苦没处讲”的感觉的高达32.9%，“有过这种感觉，但次数不多”的占43.5%，“基本没有的”仅占15.9%。由此可见，有不少农民工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却奔走无门而苦恼，农民工普遍反映：我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都没有地方去说，也不知道找谁说。不难预知，长期的心理压抑极易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失望、苦闷、忧郁的情绪，甚至反社会的行动。这一问题亟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3.已有城乡差异惯性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缺乏支撑

目前我国有1.4亿农村人口在流动就业，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崛起，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改变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另一方面，城市市民的冷漠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困难。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自己的尊严和生活质量，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天然优越感，他们视农民工为“二等公民”，刻意与农民工维持疏远。这种排斥关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却不能融入其中。

4.政府公共服务失衡：新生代农民工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去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报告，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4%。但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包括了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目前，1.4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常驻城市人口，但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所谓“半城市化”,指没有

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权,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明显的隔离以及对城市社会缺少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市民。

三、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对策

进城农民真正变为市民，显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涉及制度、政策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也涉及到经济发展、政府投入、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我们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用广阔的视角作统筹规划，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求得新的突破。

1.在思想观念上求突破

从历史角度看，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农村与城市，农民和市民本来根本不存在鸿沟。世界上原先没有城市，也没有市民，人们都生活在农村田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才出现了一座座城市，可以这样认为，城市原来是由农民创造的，城市的市民原本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农民创造史，农民演变市民史。那种对农民的偏见，对进城农民工的冷漠、歧视行为，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史的无知，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无知。至于有的人习惯地把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进城农民，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缺少辩证分析的。如上文所说的城市病问题，其实城市病产生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是长期计划经济下短缺经济的产物。农民进城固然会加剧城市基础设施负担，但进城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也可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工功不可没。再如进城农民抢城里人的饭碗问题，实际情况是，农民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脏、苦、累等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没有农民工，城市的正常运转可能会瘫痪。可以说，今天无论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还是城镇经济的发展，都已离不开农民工。

2.在城市建设上求突破

要让数亿农民向城市转移，并为城市所接纳，由农民变市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城镇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即城市必须为农民进城提供生活和工作的空间，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载体。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应根据各地城市发展的现状，包括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因时因地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全方位协调发展的方针。我们尤其应加快建设，发挥其在推动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在大中小城市并举，协调发展过程中，对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也必须加以重点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方位发展，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结构完整、运行协调的城镇体系，我国农民就有希望以有序的方式，加快速度，较大规模的流入城市，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3.在维护合法权益上求突破

要推进农民市民化，就必须积极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享有城市市民应有的权益，并切实得到维护和保障。一是就业权。应尽快取消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种种政策限制，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平等竞争就业，和城里人享有同等工资待遇。二是进城农民子女受教育权。这种权利包括入学机会平等，入学条件平等，挑选就读学校的权利平等，交纳的费用平等。三是社会保障待遇权。农民要变市民就必须让进城农民享受与市民统一的福利待遇，这样才能消除进城农民的被剥夺感和与市民身份地位的不一致性。在社会保障待遇上求突破，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目前实际出发，在无法一步将农民变为市民，将其全部纳入现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较为可行的办法是由易到难，按照分类和分层保障的原则，逐步提供社会保障。首先为进城农民建立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对养老保险，这两种保险所要缴纳的保险费金额较低，单位和个人均能承受。其次，可考虑吸收较长时间（5年以上）进城就业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数额与缴纳的办法可等同于城市职工，按有关规定按时征缴。四是参与城市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权。为保障我国公民的完整权益，同时也为了推进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应让进城农民特别是其中进城时间较长的农民参与城市社区民主管理和相关的城市政治生活的实践，包括参与决策、选举人民代表、民主监督活动等等，这样让进城农民在为城市建设服务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在自己所在城市找到一种归属感、责任感。

4.在制度层面上求突破

首先是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变农民为市民，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对户籍制度进行全方位、大力度改革。改革的先后逻辑顺序是：先建制镇和县城，后到中小城市，最后到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实际工作中应从各类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赋予各市更大的自主权，按进城农民的不同类别的具体情况及具体人群，渐次开放户口准入。可试行以公民住房、生活基础（以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依据）为落户标准的户籍迁移办法。其次是土地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根本途径是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除了必须坚持农村土地由农户为主承包经营的制度，至少延长30年甚至长期不变的以外，应当允许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包、出租、继承或有偿转让；或者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只有这样，才可使那些有可能不再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

5.在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上求突破

推进农民市民化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做好这项工作必须由各级政府出面，既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管理，又要想方设法，积极为进城农民提供良好服务。要把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注意把对进城农民的管理更多的融入到对他们的服务中，通过多种服务来提高管理的效果。根据目前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政府管理与服务工作的突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根据各城市的现有规模和城市化发展的目标和趋势，以及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受能力，对吸纳农民进城落户变市民的数量，分的实施计划作出具体设想。同时对进城农民的住房、公有设施包括其子女上学等问题，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统筹考虑。二是积极为进城农民提供务工经商的信息。所以说城市还是农村政府应及时提供各地劳动力供求信息，建立各种中介机构，积极帮助农民牵线搭桥引路，有序地组织

劳动力输出。三是积极做好对农民的培训工作。无论是劳动力输出地还是输入地政府，都要把进城农民的培训工作作为提高农民素质的一个重要举措。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在组织劳动力输出时，要搞好农民工进城前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提高进城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城市政府，要充分利用城市的教育资源，委托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应坚持自愿原则，由农民工自行选择并承担费用，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用人单位应对所招用的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岗位技能和生产安全培训。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要对各类培训机构加强监督和规范，防止以培训之名，对农民工乱收费。

第五篇：城乡结合部1

城乡结合部，顾名思义是指一种城市与乡村互相结合的 特殊经济地理单元。该经济地理单元既不同于单纯的城市区 域，又不同于纯粹的农村区域，而是既有城区风貌，又有乡村 特点的一种经济地理空间。

法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 在所有的地区，而是按照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大城市或中心 区域，然后再由大城市或中心区域向周边区域不断扩散。按 佩鲁的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可分为两个显著不丽阶段：聚集阶 段和扩散阶段。前者是各种生产要素向大城市或中心区域不 断集中的阶段。正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集中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大城市或中心区域的超常规的发展，使其成为一国经 济的增长极。后者是多种生产要素由大城市或中心区域向周 边区域不断扩散的阶段。其原因是大城市或中心区域由于各 种生产要素的大量聚集而使其显得过于局促．空间的狭小已 严重地制肘着大城市和中心区域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大城市 或中 fi-区域的生产要素开始向其周边移动．以寻找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二）城乡结合部的类型

一般说来，城乡结合部有三种类型：一是受行政隶属关系制约，属城市政府管辖，却又地处乡村包围的城市郊区：二是属城市政府管辖的县，在地理位置上又与城区接壤的或“插花”的地带；三是受地域影响，处在城区外围，相对连接城乡的其他交接地带。（而此次调查的。。属于。。）

（三）.城乡结合部的特点

（1）城乡结合部受城乡之间特定的空间扩展因素与空间过程的影响其地域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城乡交错带内城市与乡村各要素，景观及功能的空间变化梯度大，是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急变带”，人地关系的空间差异远较城市城乡城域内部大：同时城乡结合部地区存在着频繁的能量与物质对流，分别来自城市与乡村的人口、物质、技术、信息等在这里相互作用与竞争互生。

（2）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与乡村两种社区相互接触、混合及交融的地区，其人口与社会结构特征地过渡性也十分明显。在这里不仅有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相互混杂，而且还存在着本地常住人口与外地流动人口的异质反差，各种不同职业类型、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需求以及不同心理文化素质的人群相互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共存；

（3）由于同时受到城市与乡村经济的双向辐射，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依附性不断加强，城市性产业及城市需求导向产业在增加。

在《新乡市街道居民购买力等级分类》调查中，官员的综合主观评价排名 为22名，房租排名2，综合排,10，购买力等级c 中等购买力

当前我市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建设推进具有模式多样化的特点。

从区域统筹发展方向方面可分为:市区城中村改造型；市郊城市化拓展型；县城中心镇提升型；山区分散村落整合型；农村村庄现状改造型等。从土地利用方面可分为:旧村原址改造型和新建村舍搬迁型两种类型。从建房方式上可分为统规自建和统规统建两种类型。

从资金筹措来源上可分为：集体致富改造型：如新乡县刘庄、龙泉社区；政策资金帮扶型：如辉县市回龙社区；企业（家）出资支持型：辉县城关镇南里庄社区，张村乡裴寨社区；开发商投资联建型：如新乡县高庄社区；群众自费建设型：如古固寨镇祥和社区等。居住区绿地是被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绿地是人们日常生活环境中的重要部分。居住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城市总用地面积的35%其绿地使用率是其他类型绿地的5—10倍。

居住绿地是决定一个城市环境质量好坏的主要林绿地类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人们对居住区绿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居住区绿地面积广量大且与居民关系密切对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城市生态环境也具有重要作用。华北石油局居住小区植物配置能注重其层次的搭配利用乔灌、地被的混合配置出高、中、低、地被层四个层次再进行空间的分割及联系通过各个层次使空间更具自然的节奏。乔木与灌木的比例合理另外选用的植物种类丰富多彩色块布置简洁明快合理选择树种注重小区的彩化与香化。现状面貌也能体现古典园林景色优美的传统风貌。但是绿化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小区绿化带建筑渣土垃圾较多小区土方未做微地形处理局部地段土方回填不到位土方缺失较多施工粗糙自然景观营造水平较低整体绿化水平就感觉没那么好了。目前区内园林绿化在有些方面没有做到“以人为本”。比如有的地方用绿地做隔离带却忽视了人们生活的方便两分钟的路程可能得走上十几分钟多数绿化设计没有把残疾人的行为考虑进去为残疾人的出行带来不便。绿地中还应结合小广场、椅子等以满足人们活动、休息的需要。住宅建筑组合 建筑是构成城市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根据调查华北石油局居住小区的立面风格统一整体造型简洁大方色彩明亮体现清新亮丽的特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外墙颜色以红色为主白色灰色为辅与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并且基本上能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华北石油局居住小区本着突出本地文化特色。利用“邻里单位”思想要求在较大的范围内同意规划居住区使每个“邻里单位”成为组成居住区的“细胞”。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风格要体现本地文化特色。弱势群体需求也被考虑在内了。居民小区无障碍设施建设完善小区道路设有盲道倾斜路面也使用了防滑建筑材料居所有标识明确的路线或标志物。小区中设有老年公寓、老年人娱乐活动中心等服务配套设施给老年人和残疾人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其中的住宅以正面朝南为主起居室、卧室及厨房均有 自然采光房内空气南北对流起居室以居南为多自然通风较好。但由于部分小区沿街位置建有门面房影响了附近的住宅采光通风效果并且部分门面房建成后经营饭店造成油烟、噪音污染降低了小区居民环境和生活质量。

三、调查建议

1.公共空间中的植物配置应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应更加注重植物的开花与观赏时际的搭配做到三季有花、四季有景。

2.公共空间中的道路规划应稍作修改使得道路不仅只有交通的功能同时也能对小区进行区域划分同时也为造景增加围合感。3.公共空间中的绿化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大绿化率让小区的环境更加优美更加富有生机。4.小区的社区管理服务区应增大面积。

历史证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以来是依靠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两条腿走路，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因此，在下一步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要以区域特点和比较优势作为依据，坚持规划先行和科学规划，鼓励和推动制度创新，以引导农民分层次、梯度性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为着力点，深化体制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夯实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平台，注重协调、优化各类利益关系，保持政府与民众在利益共享、公平增长方面的互动沟通，最终实现“三农”的公平、和谐、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