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工作从管理农民到为民服务

第一篇：村委工作从管理农民到为民服务

村委工作从管理农民到为民服务

大梅村地处皖南地区，位于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的交界地带。全村人口245户，802人。太平天国运动后，从湖北、湖南、江西下江南的移民进入大梅地带，实现了土客的彻底替代，如今该村已经有上百年历史。该村共有20多个姓氏，其中毛姓、梅姓是本地姓氏。该村交通便利，村附近有玻璃厂、活性炭厂等十几家企业，绝大多数村里人在这些工厂就业。当工厂处于经营淡季时，村民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如种植水稻等，也种植一些枣树，并进行加工生产。所以，该村绝大部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以工业为主农业为辅。

一、村委组织结构

村委共有党员10人。党总支下属三个分支部，支部的范围以自然村为单位，有的分支部包括一个自然村，有的分支部包括两个自然村，最多的分支部包括三个自然村。书记下面有两个支委，其中六个在编；村主任下面有三个支委（包括自己在内）。聘用一名计生专干，镇政府付其基本工资，其他奖补资金由村里负担。储备后备干部一名，镇政府付其基本工资，其他奖补资金由村里负担。大学生村官，由政府派往村里学习，镇政府付其基本工资。“市委挂职第一书记”，2012年，市委第一次向经济条件较差的村下派挂职第一书记，其目的是对这些村进行帮扶，同时进行项目的申请。

二、村委组织工作分类

（1）民生工程。主要包括合作医疗、农民保险、农业补贴、养老保险。村委认为，这些工作花费的时间最长，任务最多。合作医疗都是刷卡，很多农民的大病得到了补贴和实惠。而养老保险规定，16岁以上都得参加保险，100元为起点，2000元封顶。老年人参加保险的积极性较高，而年轻人参加保险的积极性不高。镇政府要求村委的参保率为95%，而目前村里的参保率为79%。村干部认为，年轻人与老年人进行捆绑参保比较好，但还是有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参加保险。此外，对于低保户进行每年6000元或20000元不等的补助；危房改造给予的补贴为：整理旧房补贴1万元，重建住房补贴2万元。

（2）新农村建设。这是村委的骨架工程，老百姓的惠民工程。大梅村的新农村建设走了一些弯路。2006年，后湖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当时挂职的是区委书记。所以，新农村的建设的规划完全来自于区委区政府的决定，而资金的筹集全部来自于政府、企业以及各界社会人士的捐助。这种新农村建设筹集资金的方式，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在大梅村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村民以此为理由，不愿意集资。对于一个既没有上级政府支持，也没有集体收入来源的村委来讲，进行新农村建设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大梅村的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属于小份额、多渠道的收集方式，其中包括河道整修政府的补贴资金、山林地承包费用、村庄富人捐款以及企业捐助。

对于村干部来说，他们处在上级政府与老百姓都有要求的夹缝位置。

（3）计划生育工作。以前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负责妇女的结扎手术，超生罚款的家庭比较少。如今计划生育的工作重点是对一些未婚先育的妇女在生育方面遇到的困难提供帮助，特别是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上级政府对于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制”，对独生子女家庭有奖补资金。

（4）综合治理。该项工作是影响村干部提拔和政绩的重要项目。一般村干部主要负责处理村里的各种纠纷，协调居民之间各种纠纷事件，稳定村庄的社会秩序。另外，就是协助上级政府管理各种上访事件，特别是村庄里一些不“讲道”和法律的村民，经常到区、市甚至省里上访，给乡镇及村里的社会管理带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同时，村委也协助一些公安机关侦破各种违法犯罪事件。

（5）经济发展。重点是招商引资。2000年前后，由于大梅村附近交通便利、地下水丰富、田地平整，附近被镇政府作为经济带建设工业园区。在这里投资成本低，企业落户建厂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用，解决了本村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截至目前，大梅村附近已有20家工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企业积极向各村捐款筹集资金；在平时的管理中，政府为企业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水、电、社会治安等），保

证了企业在此发展的稳定环境。

三、税改前后村干部角色变化

如今的乡村治理方式，已经不同于以前。在税改以前，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收取皇粮国税、四项经费。村干部行使的是上级政府赋予的权力，相当于国家在基层权力的代理人。税改之后，乡村社会管理的事务发生了重要变化，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为民服务，尤其是一些民生工程。也就是说，村干部从管理农民转变为为农民服务。也正是在这一转变的过程，村干部的治理方式也由之前的权力方式转变为项目式治理。税改前，村干部的所有经费来源于上级政府的拨款，村干部只需解决面对农民的问题，管理好乡村社会的秩序。税改之后，村干部既要面对上级政府安排的任务，同时，也要面对来自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方面的惠民工程压力。村干部没有上级政府的拨款，基本依靠自己申请各种项目，包括乡村公路项目、农田水利项目、烟水配套项目、卫生室改造项目和改善党员活动室项目等。正是由于村干部需要申请大量的项目，平时与老百姓之间的交流很少。

在老百姓眼里，税改之前，村干部收取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干群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当时村里比较穷，上级政府经常到村里调研，村里的公共开支费用比较大。现在的舆论宣传对基层政府很不利，比如认为危房改造、新农村建设等是一种善的政府治理方式，老百姓误以为这就是村干部应

该干的事情，但由于经费短缺和老百姓要求高，在这些民生工程建设过程中，村干部一旦没有做好，就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经常会有一些小摩擦。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第二篇：从农民到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2007-12-12 18:02:50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市民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最终带动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关注民工问题，在深层次而言，应该关注“三农”问题农民市民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上海进入21世纪以后，率先提出“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郊区发展战略，为上海解决“三农”问题和郊区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农民的最终出路。而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使

农民真正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又是困扰上海郊区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问题。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在身份和职业上转变为城市居民，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户籍改变并没有自动带来农民“角色”内涵的完整转变，农民没有真正过上城市化的生活。如何在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其重要意义有五方面：一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二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三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必要途径。四是提高农民文明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城市化推进速度不快，农民进城难，或进城后也无法变市民，其公民权利遭到侵害，人格得不到尊重，才会产生许多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犯罪。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上海郊区农民大致可分为3个群体：一是

已获得非农化职业，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市民化不仅是针对于第一部分即将或正在进行户籍转变的农民，也要考虑到第二甚至第三部分农民的发展。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农民”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农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其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不同。如何理解“农民市民化”？狭义上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看，“农民市民化”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总之，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解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问题，又要解决提

高素质、社会权利的问题，还要解决提高生产生活质量和社会普遍参与的问题。农民市民化的途径与政策建议外在的制度导入和政策扶持，在农民市民化的初期将起主导作用。但是，目前仍面临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和农民自身的素质障碍等。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障碍，将是首先寻求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宏观政策层面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二是以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为重点，加快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创新，扩大郊区农民的就业。三是加快郊区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促进农民养老方式的社会化和市民化。设计一个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四是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统一协调处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农村转型和农民转变。五是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治理体制，不断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环境。六是加快城市化发展，以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市民化。

从农民到市民

第三篇：文学评论之从农民到作家

从农民到作家

◎文 | 杜君立

传统中国是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要职业。以农民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很多，但如同白居易写卖炭翁一样，作者本身并非农民。对农村的疏离，写出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意图。

与大多数王朝更替一样，这个国家也是在60年前发动农民造反建立起来的。之后40年，又通过对农民的苛刻榨取进行原始积累，曾导致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官方称为“非正常死亡”。与此同时，在1949后，文人几乎被全部纳入体制。

在这种一元体制下，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写作对原生态农村的刻画是严重走形的。早期的柳青、浩然等，其作品的“政治教育”性太“紧跟形势”，致使时过境迁，迅速成为过期食品。

毛死后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知青的“伤痕文学”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农村小说也先天性的得到恢复，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家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作家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农民，准确的说，是毛时代的农民——社员。对他们来说，当兵和当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吃饱饭、不饿死。就这样，有一大批农家子弟因为擅长写作，而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麻雀变凤凰的“成功”，得到了被体制圈养的“好命”。这些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

壹

农村小说的发达有其先天因素。农村因其社区生活对外封闭而对内公开，加之家族因素的影响，如同全村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瓜田李下的故事众人皆知，所以故事来源很广泛。再加上与自然的贴近，故事的有趣性大大超过相对互相陌生不了解的城市。城市小说的自传色彩很浓，而农村小说更接近村史，因而也更广阔，更加“魔幻”。但这批农村作家普遍面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困境，既算不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传统农民。

路遥这一批农村小说作家通过向体制出卖自己的才华加入体制，摆脱农村的苦海，返回身看自己的出处，写自己的乡下亲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同时，这些作家大多也不是真正的传统农民，只不过出身在人民公社的农村而已。比如贾平凹，作为乡村教师的儿子，他没有干过农活。据他自己在《我是农民》中讲，从学校(中学)出来后，他曾在生产队跟妇女们一起劳动过，因为贾平凹长得比较文弱可爱，爷们都讨厌他，女人们都比较照顾他。所以贾平凹常常感叹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命。贾平凹和其他农村作家一样，放下书包迅速向组织靠近，被推荐进入大学或参军，摆脱了其父老乡亲的苦难命运。

中国传统即礼教宗法，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最大所在。一个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干不完的农活，撒籽、耕种、收割入仓，看老天爷的脸色和地墒、饲养驾驭各种牲口、按农时播种蔬菜。同时，农村有着繁琐复杂的丧葬礼仪和乡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祭祀道理——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或者说宗教，乱弹（民间戏剧）是完全不同于电视节目的一种文化。而民间炕头的剪纸刺绣与权力美学不同，它完全是另一种审美，非局内人往往不识好歹。这大概就是“农民文化”——农民比城里人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复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极其短暂，但丢失乡土文化的时间却已经很长。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伪城市，城市是自由公民的集合，中国城市只是一个工厂、大院或者集市。对一个真正的中国乡村来说，中国的农村小说总存在着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既不是艺术的提高，也不是逼真的临摹，而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想甚至意淫。

贰

路遥无疑是一个纯洁的人，为写作而牺牲，这与王小波有类似之处。但路遥先天的文化缺陷失其作品远远够不上完美。这种先天缺陷是许多中国农民作家的通病，就是思想的匮乏。思想是文学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很少也很短，却几乎都是精品。因为他有思想。

许多农村作家成长历程中，一般都与文字无缘，有关思想的家传很少，特别是“是农民又不是农民”的家庭。一方面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一方面他欠缺成熟的思想。贾平凹就认为，思想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是上帝派下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小波喜欢写小说，但人们更喜欢他的杂文，那是他的思想。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现实，那么一个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最没有思想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农民》，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

因为思想的缺失，许多小说家远远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这些农村作家离开小说，如同池塘被抽干了水，几乎就没有了身份；所谓散文，大不了发点伪士大夫真土财主的无病之呻吟。农村作家献身于写作，往往陷于为文学而文学、为写作而写作的困境，沉迷于文字的孤芳自赏，向一个冬烘文人努力迈进。贾平凹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就说，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闲笔闲情最容易产生风格”。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

阎连科、刘震云和莫言都曾经说，他们写作是为了成为城里人，为了吃口饱饭——因为生产粮食的农民那时一直都处于饥馑的边缘。对大多数农村作家来说，他们尚未进入思想的殿堂，或者因为先天传统及思维习惯的局限，即使对思想上有所努力也往往力有不逮。比起舞文弄墨的风雅来，思维的乐趣往往是一种高深的文化。

当文学或者说小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技术，农村作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泥瓦匠，他们只想把活儿做漂亮。他们从前往往推崇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今又流行起拉美魔幻主义，导致他们的作品越来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一口气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这种吃苦耐劳倒是体现了点农民精神。相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才两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描摹得深入骨髓。叁

路遥的小说比较典型的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人生》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高加林的农村户口使他被“国家”歧视，但他的高中文化程度又使他可以歧视农民的父母。路遥写作的特点是对主人公充满感情，褒贬溢于言表。小说之前路遥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者要说的其实是，最好有个好爸爸——有城市户口的、当大官的。

路遥的这个思想局限在《平凡的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无论少平还是少安，都把命运寄托在“傍大官”上，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爹的身份。少平说：有一天他有权有势了，要让他爹穿着高级羊皮大氅，对着全村人大声卖派，“把唾沫喷在别人脸上”。所以，路遥的主人公以出卖自己博得社会地位，然后回来鄙视他可怜的乡亲。这如同石康的《奋斗》，所谓奋斗不过就是有个有权有势的爹而已，从这种小说看来，高衙内之所以牛逼哄哄，完全是奋斗的结果。

路遥和许多农村作家一样，是虚荣的，他依靠出卖农村谋取名利，反过来又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寂寞的农村。这种思想上的进退失据使作品永远无法超脱。对乡土的背叛使作品失去根本，对氓之蚩蚩的草根精神的反动，导致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泛滥，从而丧失应有的高尚的平民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出台湾人的悲情，他们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最后他的主人公崩溃了。相对于路遥，张炜和李佩甫无疑具有更敏锐的对乡村文化的洞察，而余华常常将乡村作为一个布景，他写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童话，这已经与农村无关。

如果说路遥在模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么莫言则在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种东施效颦只能暴露出他们贫乏的心灵和干瘪的才情。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奴隶的世界，而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则过于粗鄙与恶俗。同样充满爱情与性，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一种来自大地的、诗意的、希腊悲剧一样的壮丽的恢弘气势和宗教超越一样的人生感悟。同样属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文学写作，莫言与肖洛霍夫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如果说人性与文学都是世界性的，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缺乏传统底色又缺乏现代人文批判精神的中国农村作家与世界级大师还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为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引领，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时，思想的贫乏使这些“农民作家”陷于困惑和茫然中。

肆

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在小说《蛙》中，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献祭给权力的手术台„„正因为此篇小说，莫言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

虽然莫言获奖令中国官方倍感荣幸，但其作品《蛙》令官方避之唯恐不及。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擅长讲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获奖）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

文以载道，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说，人性恰恰是中国最遭压制和禁忌的东西。上一代中国作家的命运往往可以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身上找到共鸣，人性与政治哪个更正确哪个更重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智慧、勇敢和良心。雨果指责的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制度，而中国作家需要砸掉的却是自己的饭碗，这很可笑，也很可悲。

其实许多农村作家整体文化积累都不高，才华有余思想不足，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就很浅薄，而西方文化则更差，大多数人都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好在写小说似乎不需要太高的学识，会讲故事就行，而农村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很黄很暴力的故事；如果把中国话写得不像中国话，让别人不知所云，那就更显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路遥的小说让你根本读不到多少中国乡土味。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也越来越失去乡土味，而是一种古怪霉变的醋糟味，反倒是他们早期的短篇大多写得清新湿润，透着山野的泥土清香。斯人已逝，和柳青一样，路遥无论如何也是难得的、可敬的，至少他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令所有中国农民耻辱的时代，尽管作者仅仅认为是他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路遥他们深受左拉、雨果、托尔斯泰等文豪巨著的浸染，可惜他们买珠还椟，只学到了翻译腔，却没有领会作者博大悲悯的理性思想。这或许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能力有关，他们其实都不懂农民、不了解农村、没有一点“农民文化”。没有文化和思想支撑，他们最终都是自恋的。甚至自恋到贾平凹莫言的程度，自说自话，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再也读不懂——无论农村人和城里人。伍

想当初，贾平凹 “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如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体制和社团的宣传员，分享着权力的快感，他在故纸堆中寻觅古代文士的旷达逍遥，过着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并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参禅打坐，热衷于性、怪、力、神，俨然像李渔一般的一代名士。但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从50万字的《秦腔》到60万字的《古炉》，始终远离电脑的贾平凹体现出可敬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他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时代的成功人士。

鲁迅说过：“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虽然贾平凹是个作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用毛笔赚的钱却比用钢笔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说《古炉》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书尾的后记，它告诉人们作者实际只是一个党报的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来说，一切所谓的文学或者小说都超越不了逯军的责问——“替谁说话？”

2012年，在官方发起的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中，贾平凹莫言提笔上阵，充当了权力的马前卒。《讲话》的核心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实是说“文学服从于权力”。在权力和良心面前，这些作家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良心。文学的本质是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犬儒化的农民作家完全背叛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一群“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案写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说过：“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行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精神，创造一批更难以操纵的公民。”

陆

王小波曾经哀叹：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平庸。物欲时代下，文学与心灵一起被欲望放逐，无法摆脱这种日趋边缘化的命运。文革一代已经老去，甚至已经死去，后文革一代从网络上重建了一个启蒙中的文学中国，尽管一切仍然如此艰难。如今《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最爱看的中国当代小说。路遥几乎是唯一可以与王朔王小波在文学市场抗衡的农村作家。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视觉化时代，现在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并不怎么待见，金庸琼瑶海岩郭敬明路金波们已经将小说变为一种速食快餐，只有《平凡的世界》一直在80后90后那里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阅读。当然他们是把它当励志小说来读的。“傍美女、傍大官”——这个美女怜香惜玉爱“农民的儿子”、“大官”侠肝义胆仗义相救的乌托邦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海岩的言情小说更能满足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那些卑微农家子弟。

推土机暴政的中国式城市化运动摧枯拉朽，暴力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和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形势比人强，大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式样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当乡土文学师法光怪陆离的南美魔幻时，中国乡土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莫言”用这样一个诡异的笔名成就了一个犬儒时代的成功传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笔杆子，或者枪杆子，一个饥寒交迫的二杆子，从农民到作家，实现了一个“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起路遥来，莫言无疑要更加励志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原标题《从农民到作家》）

第四篇：从农民到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从农民到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记镇平县农技中心国家农技推广研究员魏新田

贾国强

李小伟

元旦放假期间，我有暇回了老家一趟，在老屋土坯墙裱糊的旧报纸上，偶尔看到一张1986年12月4日的《农民日报》，第二版上署名耿巨光、秦韩樵采写的通讯“从农民到农艺师”，內容是介绍镇平农民魏新田的成长过程, 看到“魏新田”三字是我很感兴趣，一下子把我的思续拉长到20年前。

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 号召发出20年之际，我刚参加工作，根据群众提供的新闻线索，领导让我到镇平采访魏新田学习雷锋，为群众办好事的事迹，采访后有3个小故事之今我还记忆犹新，一是巩县赵沟一素不相识农民来镇采购铁板网时在车站突然犯病，他义务送县医院为其救治，在获悉其水库工地急用铁板网时，连午饭顾不上吃帮他到石佛寺采购来铁板网发送巩县；二是严冬在韩堂火车站发现杨营尹营一务工农民阎文品，因失窃龟缩在车站一角冻得索索发抖，使把自已刚做的新棉祅脱下披在他身上；三是千里护送走失小女孩回家。20多年过去了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我记忆中的哪个魏新田？我便打开电脑，输入魏新田三字在英特网上查询，发现了很多报导魏新田事迹的文章：象1989年11月8日，《农民日报》载“魏新田黄腐酸系列产品开发成功”； 《南阳日报》1990年1月3号载“绿色是他的生命”；《河南日报》1990年11月23号载“魏新田发现食虫虻是蛴螬天敌”； 12月31日载“绿色卫土--魏新田”； 南阳电视台1992年8月28日报导“魏新田研制的芝麻种子吸水丸衣技术在镇平大面积应用”； 《南阳日报》1999年7月14日载“魏新田研究流体播种技术成功”；《中国农技推广》2001年1期中所载“从农民到綠色卫土”； 《河南科技》2001年2期载“情系土地，心想农民”； 大河新闻网2007年7月8日载“病魔挡不住他普及农业技术的赤诚之心”。此外还发现他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达200余篇80余万字，出版专著5部，220万字。是不是我心目中同一个魏新田呢？带着疑问2010年春节前，即起身到镇平追踪采访记忆中魏新田1986年后的踪迹…..1987年魏新田被破格晋升农艺师后，对他来说不是可以松口气啦，而是感到肩上的担了更加沉重，农业生产上一个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的求知愿望和期盼的眼神，等等一切，使他深感责任重大，他有这样一句口头禅“粘上农技推广事,不用召喚自奋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地黄不能因病害在镇平县绝迹

地黄是一味中草药，也是知名的保健植物，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功能，早在秦汉时期已有种植，从１９世纪60年代未，到80年代初，镇平种植面积已达22000亩，成为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但进入1985年后突然被一种不知名的突发病害感染，如田间发现一个发病中心，进而诱发全田--全村--全社--全县，地黄这个物种濒临灭种的地步。魏新田发现这一情况，心急如焚，整天泡在地黄田内观察，筛选防治药剂，但未能控制病情蔓延势头，无奈之际，便采了病叶病株，自费到百泉农业专科学校，向当时对地黄病害有研究的秦可卿和甘贤友老师求教，经鉴定为地黄褐斑病和地黄黑斑病两种病菌复合侵染所致，并提供了参考防治药剂。魏新田如获得宝，回镇平后走南阳，去襄樊，进西安、到武汉四处采购甘老师所提到的农药。农药购齐后，他和同事们便进行农药复配防病试验，通过１００多个复合配方对比，筛选出了黄多合剂配方治疔效果达89.7%，预防效果达98.2%以上，这个方法很快在全县推广，亩经济效益又恢复到3000元以上，并且保住了一个药用植物物种。该项研究曾获得了省农业技术改进2等奖。

二、干旱缺墒不再是一播全苗的主要限制因素

镇平位于豫西南南阳盆地为豫西南的少雨中心，全年平均降雨量908毫米，比周边县年降雨少70~110毫米, 素有十年九旱之说, 从解放60年的气象资料分析, 几乎每年都有程度不以的旱灾发生。其中伏旱频率达53%，秋旱频率达47%，内中春冬旱占36%。因干旱大多数年份小麦不能适期播种；因干旱使秋作物播种误时且不能一播全苗；全年产量损失在30%以上。

怎样才能在干旱土墒情不足情况下能保证一播全苗，自1986年来魏新田把他列为主要钻研课题，他时常步入新华书店、文化馆，借出差之机到有关科研单位资料馆查询，当获知日本乌取大学利用保水剂处理可解决提高出芽率问题，便通过中国农科院作物所与日本取得联系，签定了合作试验协议，曾进行了保水剂种子涂层、保水剂作物移栽沾根、保水剂作物整地底施、保水剂营养土配制，几年下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保水剂的利用方面存在很多不便，保水剂应用推而不广。为寻找保水剂利用有效途径，偶尔从一份播种技术文摘中发现日本、英国利用保水剂为介质实施种子芽后流体播种，魏新田从中悟出这是保水剂利用的最有效途径，便通过朋友从日本寄来单行挤压式流体播种机一台，在芝麻、油菜、胡萝卜、小麦等中小粒作物上进行流播试验，连续三年麦收后在土壤含水量不足13%的情况下，大田根本无法播种，而流体播种技术播下3天，出苗率即达到95%以上，增产率比对照提高64.9%。在油菜上应用增产率达22.8~39.4%。在胡萝卜上应用增产率达27.4%。近年应用面积累计已达数十万亩。为社会创经济效益5000万元以上。

保水剂利用的办法找到了，但由于缺乏流体播种机具，推广面积仍不尽人意，他便努力钻研机械制作中，在同时的热心帮助下，自筹经费5万余元，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拿出了三行流线型流体播种机，并无偿把生产技术提供给播种机生产者生产，以扩大应用。

三、打破芝麻低产的瓶颈

芝麻是镇平主要油料作物之一，又是镇平六大特产“林麻油”的重要原材料，种植历史悠久，常年种植面积在10万亩上下，最多年份面积达21万亩。但是在芝麻种植上一直沿用老一套种植方法，产量低而不稳，1970~1989年20年间平均单产仅22.6公斤，最低年份仅4公斤，魏新田看在眼里，急在心间，暗暗下决心改变芝麻低产局面。1990年来他先后解决了芝麻适播期与小麦收割期的矛盾，模索出了芝麻种子吸水丸衣剂处理麦收前10~20天有雨日时麦田套种技术；适播期无雨日，麦收后采用芽后流体播种；同时采用早茬作物、育苗移栽等，使芝麻尽可能的适期播种。在病虫防治上，先后和省经作站、省农科院协作完成了芝麻茎点枯、枯萎病、病毒病等发生规律、防治药剂筛选、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使镇平的芝麻单产有了飞跃式的提高，1900年至2008年19年间，单产平均到46.7公斤，最高年份达到80公斤，比前20年增产106.6%，年增总产1928万公斤，累计新增总产38560万公斤，以圴价每公斤10元计，19年来共为社会创造出38.56亿元。省经作站向全省推广芝麻种子吸水丸衣处理麦田套种及麦后催芽流播技术。魏新田对芝麻生产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先后两度获省农业丰收1等奖，3次获市厅科技进步2等奖，两次获省科技进步3等奖。研究论文多次在国家农业学术期刊上发表。

四、让花生生产恢复往日的火红

花生作为油料作物在镇平种植已有多年历史，对振兴镇平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起着关键的作用，年种植面积由1994年前6万余亩，后逐年上升，到2000年已上升到18万亩以上，最多年份达23.4万亩。单产由150公斤，提高到250公斤。但2005年来由于地下害虫蛴螬的严重发生，平均亩虫口达8万头以上，严重发生田虫口高达15万头以上。产量损失严重，就因为蛴螬的为害，部分农民放弃收获，种植面积迅速下降。魏新田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急，为了不致是县委、县政府多年来培育起来的花生产业付之东流，决心攻克蛴螬防治难关。他多次到蛴螬发生严重区，从麦播起每10天挖方一次，调查蛴螬发育活动情况，一年四季从没间断过，有人曾作过粗略统计，一年下来挖土多达近2000余方，他从蛴螬生活史和活动规律入手，在成虫发生期即不分昼夜进行跟踪观察，弄清了蛴螬成虫金龟子，5月下旬开始羽化出土，6月中旬为出土盛期，7月上旬为出土末期。出土后的金龟子，白天隐藏在土块、草丛、堆集的作物秸杆下，傍晩雄成虫发出信号，约雌成虫外出约会，花生田是它们约会的最佳场地。它们到花生田后，先取食花生叶片，饱餐后进行交尾，然后雌虫在花生植株下产卵，到天蒙蒙亮时再飞离花生田隐藏。卵经15天后孵化成幼虫，在花生株下0.3公分虚土中危害刚下针的花生幼果。10月份蛴螬达到3龄以上，为害刚出土的小麦幼苗，到11月份后，地温降到10℃以下时下蜇40公分以下土壤中越冬。魏新田根据所掌握的蛴螬发生规律，提出“成幼并防，麦播整地普防。”即：6月初起，傍晚金龟子到花生地食叶前，先在花生叶上喷洒化学农药，10天一次，连喷三次，消灭成虫减少田间落卵，7月18日至21日，有降雨过程田间撒毒土，没降雨过程药剂灌根，麦播整地时普遍进行土壤处理。这项防治技术在全县推广后，压低了虫口基数，减少了为害，花生种植面积和产量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同时新野、唐河、社旗、方城及驻马店、周囗的一些县市也多次邀请魏新田去传授花生蛴螬防治经验。并三次获市厅科技成果2等奖。

五、食虫虻幼虫保护利用闯出蛴螬生物防治一片新天地

蛴螬是世界性主要地下害虫之一，它种类繁多，迄今有记载已达9000余种，我囯有记载的也在500种以上，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种类达122种。它分布广泛，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受害作物一般可减产10%~30%。

对蛴螬的防治，多年来一直采用化学农药土壤处理、作物生长期灌根及种子处理等，历年投入防治费用高达2.5亿元以上。对蛴螬的生物防治国內外目前报导十分有限，美1940年提出过用乳状杆菌防治蛴螬；英1984年提出用白僵菌、好气米氏线虫防治蛴螬；我国1983年也曾提出利用臀沟土蜂防治，只是提提而已，未能在实践中应用。1983年在地下害虫调查时，发现了蛴螬天敌食虫虻幼虫，他经过了13年的系统研究，基本上弄清了食虫虻的生物学特性、其幼虫的不同地理分布、不同发生量对作物的保护作用及在蛴螬测报防治上的应用；并提出了有效的保护利用途径，初步应用于病虫测报中，收到了一定社会效果，在地下虫发生防治中由于增加了食虫虻幼虫发生因子，进行选择性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每年减少防治费用及人力达14亿元以上。至于社会生态效益更是无法估量，《昆虫知识》1998年，美《生物防治》1990年、1995年两度发表魏新田的研究论文，该项目获得了省科技进步3等奖，市科技进步1等奖。

六、红薯亩产10000公斤不再是天方夜谭

近年来红薯的粮食作物地位有所改变，现做为轻工业原料视同经济作物，尤其是乙醇汽油的问世，使红薯的身价倍增，全国对红薯的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因此

而成为热门。查阅有关红薯资料，不泛有红薯亩产5000~6000公斤的报导，而当地的红薯最高单产仅3000公斤左右，为了能使镇平的红薯产量能突破5000公斤大关，自1999年来他不仅购买了大量的有关红薯高产栽培书籍，一听到那里有红薯高产典型，便自费前往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他在县农业科技示范场内所种植的1.8亩梅营1号春薯，经省农技总站测产，亩产达13881公斤；6.3亩苏薯8号夏薯亩产达6652公斤。尤其是他研究出的薯蔓罩严地后对主蔓荚捏凃抹他发明的红薯生理紊乱调节剂，奠定了红薯创高产的基础。他的研究论文在《农业科技通讯》上发表后，从不把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当河北定州、北戴河、河南西华、唐河、內乡、湖北钟祥来函索求红薯高产栽培经验，他总是毫不保留的把技术传授给他们，还亲自前往定州、北戴河进行现场指导，使他们的红薯产量均比当地增产2倍以上。

七、棉铃虫防治从谈虫色变到轻易而举

棉铃虫是棉花的主要害虫之一，过去发生程度一般，在防治上多采用化学农药防治，没有出现所谓防治难的问题。2005年棉铃虫防治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原本喷一遍药可解决的问题，现在喷3~5遍也无际于事，无奈棉农只好人工进行捉虫，提到棉铃虫简直到了淡虫色变的地步，就此魏新田曾向省市有关植保专家请教，答复为棉铃虫产生了抗药性。

抗性棉铃虫真的如此难治吗？带着这个问题，魏新田深入到棉铃虫发生严重的原城郊乡小西营村，就棉铃虫的防治时间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当地棉农防治棉铃虫喷药时间均在中午高温时进行，认为此刻药劲大，真是这样吗？为解开这个谜，魏新田便在棉田內搭起简易棚，定点定株定虫，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了连续1个多月的观察，结果发现，棉铃虫卵孵、幼虫取食、转株均在晚上露水下来后进行，白天龟缩在孔洞虫不怎么活动，白天喷药很难接触虫体，故防效极差。从中午、傍晚、晚露水下来喷药防治对比，晚上露水下来施药，虫体完全报露，防效由白天的11.7%，提高到90%。他提出了改白天喷药为晚上露水下来施药，解决了棉铃虫防治难，这样简单一个小技术，其中确浸透了魏新田的很多艰辛。

八、解除棉农棉盲蝽防治的烦恼

近年由于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蔬菜、中药材、花卉、水果、绿肥及其它经济作物面积的不断扩大，地边地头绿草植被的茂密生长，盲蝽象有了良好的生存场所，几年来不但数量猛增，危害加重，棉田已由过去的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据调查棉花顶心因盲蝽受损形成“公棉花”的达9.3%，嫩叶嫩心受害破烂率达63.7%，幼铃脱落率27.9%，产量损失28.3%。在防治上由于棉盲蝽在棉田多分散活动，喷药时稍有触动即飞逸，防效很不理想。对盲蝽的防治棉农呼声很高，为了能有效防治棉盲蝽，魏新田来到棉花种植集中区张林乡朱张营村，不顾烈日当头，不管风刮雨淋，对棉盲蝽进行了连续12天的观察，在头天刚下过雨的翌日早，天刚蒙蒙亮，棉田露水很大，魏新田便起床到棉田观察，他发现棉顶尖上盲蝽比平时数量多二三倍，他异常兴奋，一连查看了10多块棉田，块块如此，他来不机換下被露水打湿的裤子，便象小孩子一样叫喊着“防治盲蝽的办法找到啦！防治盲蝽的办法找到啦！”就此“头天下雨翌早防”的防治棉盲蝽技巧，很快在全县棉区推广。

九、为减轻南水北调水质面源污染，他默默的作着贡献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一项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宏伟工程，这项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让受水区人民吃上优质、洁净的丹江水。农业面源污染与水质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十分密切。按照国家提出的“先

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生态后用水”总体方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确保为京冀地区输送放心水是首要任务。2007年6月中旬，当魏新田从有关资料上获知丹江库区水质总氮、总磷含量超标，尚达不到国家地表水Ⅱ类的水质标准，据国家要求南水北调库区水质达到Ⅰ类标准相差甚远。他夜不能成眠，第2天便带上简单的行李，只身一人，自费到淅川丹江库区调查水质超标原因。通过调查、走访、观察，弄清了水质超标与库区农业面源大量排放污水人畜粪便，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有关。一回到家，他便投入紧张的筛选少渗漏、无挥发、无污染的化肥试验中去。他自筹资金，自制了化肥渗漏床、渗漏器，对碳铵、尿素、过磷酸钙、肽能氮等化肥品种进行了渗漏、挥发、作物利用率的试验研究。经上百次试验，筛选出少渗漏、低挥发、利用高的肽能氮、活土免耕肥、硅钾镁矿物肥等，对常规化肥提出里控制化肥使用量，少施深施多次，杜绝“一炮轰”； 推广土壤胶体固氮肥肽能氮及矿物质硅钾镁肥和微生物肥；增加有机肥；提倡緑肥掩青等，并提出多个施肥配方組合。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写的一首诗深有感处：南水北调丹江源，水质污染急心间。探寻污染为何因，四次自费进淅川。农业污染是根本，彻底解决并不难。山丘退耕要还林，保证水土不下山。人畜粪便莫乱排，发展沼气集中管。种田莫施高渗肥，无机复合尿碳胺。环保无渗新肥种，免耕肥加酞能氮。连施三至五年后，地壮不犁土也玄。从这首诗中，足可证明魏新田对解决南水北调水质面源污染问题的一片良苦用心。

十、科技培训进万家，著书立说利后人

魏新田体弱多病，2000年来曾三度心肮梗塞，领导上照顾他让他在家休息，可是他一天也不肯闲着，整天不是在协会就是在农技推广中心接待前来咨询的农民，每天平均达8名之多，最多一天达32名，还接受电话咨询10个20个不等。尤其是他防治花生蛴螬、棉铃虫、棉盲蝽、棉花黄萎病、花生茎基腐及红薯万公斤、棉花450公斤、芝麻150公斤的超高栽培技术，通过媒体传播后引起了轰动，他不但在本县23个多镇200多个村举办培训普及，外地也纷纷来电邀请他去传授技术，魏新田有求必应，自2005年冬至今他带着经常服的药物，先后到河北沧州、北戴河、新疆乌鲁木齐、湖北53农场及新野、社旗、内乡、邓州、正阳等地进行了40余场技术培训，有时每天两场，中午汗流夹背，晚上半夜方归，此间他曾中过两次暑，三次感冒，三次肠胃炎，可老魏从没有因病中断过一次培训。当邀请方劝老魏休息时他总是那句口头禅：“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一刻不停的推广普及农业科学技术”。

2009年春节刚过，魏新田为服务国家“油料倍增计划”项目，放弃养病，先后深入彭营、安子营、侯集、郭庄、马庄、贾宋、枣园等十多个乡镇，208个行政村和自然村，每天培训2~3场，累计培训达488场，受益农民38000余人。经过培训出现了杨营沙家沙金庚、安子营王营陈丙权等7户小麦亩产超630公斤，黑龙集村刘正旺7亩玉米、安子营刁坡村11亩玉米亩产708公斤记录及遮山白沟、雪枫办牛王庙的花生亩产达到289公斤以上。

现在魏新田还在孜孜不倦的著书立说，把自己掌握的农业新技术毫不保留的传授给农民，在他的床头我发现了他的又一部新作《保健植物的栽培与利用》基本完稿，这部约110万字的书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还为县科协编撰一本10多万字的服务全县农民的《农民科普手册》草稿。同时还被县农民科技服务协会、山西天脊化肥厂、郑州中威高科、县蔬菜专业合作社、县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专业合作社聘请为特约教授, 每星期至少深入农村传授农业技术3次以上, 在农作物管理的关键时期一天培训甚至达到3场之多，每到一处，深受

欢迎，农民评价说：“老魏传授的技术新颖、简便易懂、可操作性强、实用、有效，是我们农民自已的土生土长的专家”。……

采访结束后我发现，自1987年以来，魏新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一丝不拘，对事业执着赤诚，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性格没有变。唯一变化的是他的脸上增加了皱纹；他的头上增添了白发；他住室里盛放荣誉证书的纸箱里，又增加了近百本新的荣誉；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由农民….国家干部……农艺师…..高级农艺师….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本文作者：河南《青年导报》记者

第五篇：从“管理”到“领导”

从“管理”到“领导”

我们先不深究“领导”与“管理”这两个词的内在涵义，先从直观上来看：“管理”是一个缺乏人性色彩的中性词，而“领导”则充满了人情味。不过，这并不是说“管理”不好，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管理”是“领导”的基础，“领导”是“管理”的深化和升华。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其“领导”的企业必然在管理上是卓越成效的；而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其本身也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管理”到“领导”，或漫长曲折，或突飞猛进，或了然顿悟的质变过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毛泽东作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其领导艺术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不过他的成长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血与火洗礼的质变过程。虽然“领导”与“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本质区别。“领导”与“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的内在涵义不同。“领导”就是率领并引导大家齐心协力，朝着某一目标前进；而“管理”就是负责某项工作使之顺利进行。也就是说，“管理”是要正确的做事情，而“领导”是要做正确的事情。只要掌握特定的技能或方法，就能把事情做正确，即“正确的做事情”，这是“管理”的内在涵义；“领导”即在于“做正确的事情”，其核心涵义在于理性的决断、诗性的引领、愉悦的工作与融洽的协作，归根结底在于将“管理”臻于完美的艺术境界，也就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二）两者的受动对象不同。“管理”是对事情加以控制，甚至在事情的处理中将活生生的人淡化成推动事情进展而没有生命特征的要素；而“领导”则是对人的行为施加影响，充分考虑在事情处理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才是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核心。所以说，“领导”是以人为导向，而“管理”则是以事为导向。从组织成员的角度来说，“以领导为导向”，即跟随领导，自愿的采取“我要干”的主动态度，就像自觉的大雁；“以管理为导向”，即服从管理，则会采取“要我干”的消极态度，就像散漫的羊群。从“管理”到“领导”的转变，就是在于让企业或基层组织从“犬”式管理转变为“雁”式领导，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下属的工作态度从“要我干”转变为“我要干”。一旦员工的主

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他就会积极主动的工作，想企业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其解决问题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三）两者的实施效果不同。“管理”的行为通常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以有效地维持秩序为目标；“领导”的行为则具有较大的可变性,能带来焕然一新的变革。“管理”的着力点在于微观运作，而“领导”的精髓在于宏观把握。不过，从这一层面来看，有效“管理”是卓越“领导”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细致周到而卓有成效的“精细”管理，卓越“领导”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缘木求鱼。在制定过程中，“管理”是制定计划与预算的过程——确定实现计划的详细步骤与日程安排，调拨必须的资源去实现计划；而“领导”则是确定经营方向——确立将来，通常是未来一段时期的远景目标，并为实现远期目标制定进行变革的战略举措。在执行计划中，“管理”是控制和解决问题——相当详细地监督计划的完成情况，如发现偏差，则制度计划、组织人员着力解决问题；而“领导”则在于激励和鼓舞——通过唤起员工内在的情感诉求，激励人们战胜自我，克服变革过程中遇到的或源于外部，或在于自身的各种障碍。从最终的实施结果来说，“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预期计划，维持秩序；“领导”则会引起变革，通常是剧烈变革，并在公司内部或员工之间形成非常积极的变革潜力，就行汹涌的潮水势不可挡。

总而言之，“微观”管理与“宏观”领导二者虽然具有本质的不同，但二者之间不是决然对立的。“微观”管理是宏观领导的前提和基础，“宏观”领导是微观领导的深化和升华。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必然要经历从管理者到领导者的质变，尽管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蜕变过程，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不断地调整心态，不断地克服压力，不断地战胜自我。不过，要想真正实现从管理者到领导者的转变，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当人看，而不是达成计划的没有生命特征的必备要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方能真正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