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市民”——我对城镇化的思考

第一篇：从“农民”到“市民”——我对城镇化的思考

从“农民”到“市民”——我对城镇化的思考

黄丽仪

院（系）：机电工程系专业：数控班级：10数控1 学号：10110391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阻碍国家全面推进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三农”的矛盾更为突出。农民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引发了我对城镇化的思考，以下是我个人简单的看法。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角色转变城镇化思考与建议

农民市民化是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农民市民化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和居住空间的转移（城市化），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的转变过程（市民化）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结构化）

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民期望收益的吸引。二是农民村落和家族的攀比习惯。三是城市现代文明的吸引。四是三峡大移民和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机遇。五是为下一代身份意识的驱动。

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途径和方式：一是占地移民。移民安置区的占地移民就近转化为城镇居民。二是原来在老镇区经商办企业的农民。三是在农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逐步发家致富的农民。四是外出务工返乡懂一技之长的农民。五是在移民搬迁中从事建筑和建材销售致富的农民。六是其它乡镇的移民。高家镇自古以来商贾云集，商贸繁荣，邻近乡镇和邻近县农民就近转移成为市民。七是部分准市民。主要是在校学生和为学生服务的家长等在镇区内租房居住，一边照顾子女读书，一边做生意经商，成为准市民。

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潜在困难和问题：一是认识障碍。我国政治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造成了对农民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进城农民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并带来诸多优越性；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客观上缩小城市市民的就业渠道，压低了市民的收入，势必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满。二是政策障碍。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待遇安排，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进城农民市民化开绿灯。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多方面的权衡和考虑，往往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态度。三是制度障碍。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是实现农民市民化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户籍制度人为地把农民禁锢于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即使是已进城多年的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市民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对策：

一、放宽户籍制度。一个人能否进入某个城市，关键应看他能否在这个城市合法生存，是否具备生存能力。

二、实现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资产化、股份化、货币化和有偿转让（一次性补偿、长期性分红）。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要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这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完善社会保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最大后顾之忧之一就是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只能以保障为核心考虑因素而进行单向的选择，而这种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单向性恰恰是与城乡统筹就业的原则相反。公共服务的不公

平同样容易导致人们作出单向的选择。

四、培养农民工的市民意识。城市与农村是不同的社区，从文化意义上讲“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市民与村民的不同是从外在的生活方式到内在的思想观念的不同。要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鼓励农民工参加市民素质培训，培养他们的市民意识。

五、将农民工管理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根据各城市的现有规模和城市化发展的目标和趋势，以及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受能力，对吸纳农民进城落户变市民的数量、分年度实施计划的时间表作出具体规划。同时将进城农民的住房、公有设施包括其子女上学等问题，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从长计议，统筹考虑。

六、积极做好对农民的培训工作。无论是劳力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要把进城农民的培训工作作为推进农民素质的首要问题。劳动力输出地在组织劳动力输出时，要搞好农民工进城前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培训，提高进城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在现实中遇到了各种因素的阻碍，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面临着重重困境，市民化的进程异常缓慢而艰难。要消除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必须从源头上去探究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同时，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了城镇化，有利于城镇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城镇的文化繁荣。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注重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中国的城镇化，将会搞得有声有色！我坚信，日后的中国会更强大！

参考文献：

1.向德平编著：《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刘少杰著：《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万夏等：《城市扩展中政府应如何帮助失地农民实现身份转变》载《理论前沿》，2003年第21期。

第二篇：从农民到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2007-12-12 18:02:50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市民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最终带动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关注民工问题，在深层次而言，应该关注“三农”问题农民市民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上海进入21世纪以后，率先提出“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郊区发展战略，为上海解决“三农”问题和郊区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农民的最终出路。而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使

农民真正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又是困扰上海郊区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问题。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在身份和职业上转变为城市居民，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户籍改变并没有自动带来农民“角色”内涵的完整转变，农民没有真正过上城市化的生活。如何在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其重要意义有五方面：一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二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三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必要途径。四是提高农民文明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城市化推进速度不快，农民进城难，或进城后也无法变市民，其公民权利遭到侵害，人格得不到尊重，才会产生许多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犯罪。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上海郊区农民大致可分为3个群体：一是

已获得非农化职业，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市民化不仅是针对于第一部分即将或正在进行户籍转变的农民，也要考虑到第二甚至第三部分农民的发展。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农民”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农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其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不同。如何理解“农民市民化”？狭义上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看，“农民市民化”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总之，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解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问题，又要解决提

高素质、社会权利的问题，还要解决提高生产生活质量和社会普遍参与的问题。农民市民化的途径与政策建议外在的制度导入和政策扶持，在农民市民化的初期将起主导作用。但是，目前仍面临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和农民自身的素质障碍等。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障碍，将是首先寻求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宏观政策层面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二是以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为重点，加快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创新，扩大郊区农民的就业。三是加快郊区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促进农民养老方式的社会化和市民化。设计一个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四是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统一协调处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农村转型和农民转变。五是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治理体制，不断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环境。六是加快城市化发展，以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市民化。

从农民到市民

第三篇：从“思考中医”到“中医思考”

从“思考中医”到“中医思考”

（100029）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谷万里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也随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的增强得以开始了新的复苏。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必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体系与现代科学体系之间的差异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困惑和思考，近年来有关的研究书籍也层出不穷。如《思考中医》、《哲眼看中医》、《挽救中医》、《走进中医》、《小说中医》、《中医趣谈》、《中医与传统文化》、《文化中医》、《大话中医》、《中医文化对谈录》等等。其中以《思考中医》和《哲眼看中医》影响最大，成为近年来中医药出版界的畅销书，得以再版或多次重印。这些著作或从传统文化层面、或以当代科学的视角，对中医学进行了多方位的剖析，内容涉及医史、医理、医案、哲学、传统文化、中医的困境、政策等诸多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其科普性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和认识中医的机会，读来确实令人受益匪浅。阅读学习这些著作，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中医”的平台，坚定了相当多的中医界从业人员的自信心，也为更多群众找回了看中医的信心。

但是，仅仅从文化和哲学理论甚至现代科技层面对中医学进行阐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中医学之所以在近代消灭中医思潮以及西方文化和医学的强烈冲击下能够历经磨难而没有灭亡，靠的不是理论论证，而是真实可靠的临床疗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信赖。这一切都是以中医临床有效为前提和基础的，否则，对中医理论的探讨就会变成文字游戏。只有临床疗效才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一、临床疗效决定中医理论

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而不衰，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巨大贡献，关键在于临床疗效。临床疗效是中医药学存在的底线，也是中医药学能够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临床无效，根本没有必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进行中医药学的研究，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中医药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讨论和研究，中药也就不存在了，而可能被“天然药物”或“植物药”、“动物药”的命名所取代。

中医药学兼有科学与人文的特点，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没有了能够体现中医药学临床疗效的中医医生，谁还会相信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中医药学的疗效？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被后人当作谈论的神话罢了。老百姓看不到、亲身体验不到中医药学的疗效和价值，谁还会去寻求中医药治疗？因此，临床疗效是底线、是根本，疗效是硬道理。同时，临床疗效是检验中医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没有实实在在的临床疗效，实验做得再科学、再漂亮，理论再符合“科学”，政策、资金再支持，中医迟早要走向衰亡。因为老百姓最看重的是疗效。中医药学从产生至今，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至今仍在发挥防病治病重要作用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临床疗效决定存在，存在决定中医药学的发展。

中医药学的存在价值要靠自身临床疗效来体现，不但要能治疗一般疾病和疑难病证，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西医至今仍然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临床问题，才能体现中医药学的优势，这也是中医临床科研和基础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的中医药大学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出更多的真正的中医药人才，满足时代发展对中医药的需求，从而力挽狂澜，弘扬中医药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

二、从“思考中医”到“中医思考”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思考中医”，而应及时完成从“思考中医”到“中医思考”的转

变。我们要以博大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用中医学的观念和眼光，重新审视现代科学理论和西医学，是吸收其精华，将其纳入中医理论体系，这种以中医为主体的思考，笔者称其为“中医思考”。

在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上，这种“中医思考”不胜枚举。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柯黎勒就是从国外引进的。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就引用印度“五明学”的部分内容，并收载支存法的支太医方十多个。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中则引进了大量的阿拉伯医学的理论和验方，如番木鳖、葫芦巴、破故纸、乳香、没药、砂仁等都是由国外传入的。王清任、唐容川、张锡纯等人的著作也可明显地看到吸收了西方医学的若干观点并融入传统医学体系的内容。张锡纯说：“盖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相顾”，“取西药之所长，以济吾中药之所短”。可见，历代医家都善于把国外医学的精华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药学。

如对中药的研究，我们在批评按照西药途经研究中药的同时，不应忘记将西药纳入中医的理论体系，进行西药中药化的研究，不但可拓宽中药的种类，而且对促进中西医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以高血压病的治疗为例，对“中医思考”作一具体阐述。

高血压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多发病和常见病，因此降压新药层出不穷，虽已发展到多达近百种，有利尿剂、阻滞剂、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阻滞剂六大类降压药，但在控制血压、改善临床症状上仍不尽理想。临床常见同一降压药在不同患者的降压效果和不良反应有较大差别。

中、西医学对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有各自的认识，治疗理念上也有较大的差异。中医重视气血、脏腑、阴阳的平衡，强调心理、整体、环境的调整，辨证使用中药能有效改善高血压病的症状；西医注意血压指标及危险分层，使用抗高血压药可有效、迅速控制血压，但临床症状改善有时不理想，如失眠、便秘等长期困扰患者，有的患者还因药物本身的不良反应而新增加一些不适表现。在中西医两套理论的指导下用药，根据中医辨证选用抗高血压西药，可以减少或避免不良反应，明显提高原有西药使用的准确性，降低使用盲目性，避免其副作用。临床已有报道，钙通道阻滞剂对痰湿壅盛型、血脉瘀阻型高血压，β受体阻滞剂对于肝阳上亢型高血压，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对阴虚阳亢型或肝肾阴虚型疗效较好。降压西药的辨证应用，是中西医两种医学适应证的交集，更体现了高血压当代个体化治疗的最新理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医学对于高血压的治疗不仅关注降低血压，而且对靶器官损害及相关疾病加以重视，并按照循证医学开展了大样本多中心观察研究，降低了并发症和死亡率的发生。降压治疗能明显降低心血管疾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其所致的病残率和死亡率。西药着重于降压治疗，具有确切的降压效果和靶器官保护作用，广泛适用于某类型高血压或高血压的某项并发症。降压药的研究虽然日新月异，但是还缺乏完全无副作用和更长效的药物，仍需终身服药。不少病人服用降压药后血压虽有所下降，但临床症状未解除，少数病人甚至加重，生活质量反而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从中西医结合立场出发，分别从中、西医理论对高血压病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除借助现代诊察手段外，融合中医的四诊、辨证，通过中西药理的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贯穿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在中医个体化的辨证用药指导下应用降压药，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可以提高降压药的疗效、减少药物用量以及不良反应，在迅速有效地控制血压的同时，使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缓解，并将副作用降到最小。

降压药辨证应用的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通过“中医思考”，将对降压药的临床应用提供新思路和指导方案，是中西医结合在临床药学领域的有益探索。在不增加患者医疗费用和风险的前提下，为克服西药毒、副作用，发挥药效和寻找新的用途提供了可靠的思路与方法。不但能丰富中医药学的内容，而且有利于中西医的交流、融合，虽然目前关于降压

药中医辨证应用的研究还不成熟，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改进，但非常值得我们去克服困难努力完成。

三、结语

中医学更加关注以患者的症状变化和个体感受，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当代医学模式。我们以前所做的中医科研，多为了证明中医的现代医学疗效机理。存在的必然有其合理性，中医学理论体系其实并不需要西医学的验证，反之，在全面继承中医学的同时，应以中医的理念和眼光，采取“拿来主义”，通过“中医思考”，将西医学的精华纳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四诊八纲、气血理论服务，才可能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真正贡献。

第四篇：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被征地农民保障与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江苏省失地农民的调查

徐元明

关键词：政府征地农民保障失地农民市民化

内容提要因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群体的保障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各地出台的有关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方案，如提高征地补偿和安置费标准、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实行留地保障等，都没有跳出农村的框架。本文认为，农民市民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失地农民率先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体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国民待遇，必须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看待失地农民，通过对失地农民身份进行转换,即把农民变市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保障范围，从制度上确保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加快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改变了农民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失地农民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时代的进步。但是，现行的体制和制度，城乡分割的格局，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大量失地农民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一些地方，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去年以来，土地利用和农民保障问题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把保障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各地政府开始重视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纷纷采取措施，如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目前各地出台的有关失地农民保障的政策文件和具体措施，都仍然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放在农村的框架范围之内，虽然农民的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而农民的身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待遇，笔者以为，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体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国民待遇，必须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看待失地农民，通过对失地农民身份进行转换，1即把农民变市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保障范围，从制度上确保失地农民基本权益，这符合城市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农民失地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工矿企业用地、城市规模扩张大量地占用农民土地。由于传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现行土地法规存在的缺陷，在土地的“农转非”过程中，农民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失地农民的生计令人担忧。

1、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被剥夺

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城市市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市郊土地，除法律规定以外，属农民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公共设施和工矿企业用地大量增加。按照现有土地法规，农村集体土地不能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于是，各地不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都首先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以征收方式转制为国有土地，远远超出了“为了公共利益”的范围

统计年报资料表明，1979～1996年江苏省各年份经批准而减少的耕地，加上未经批准而实际已占用的耕地累计600万亩左右，年平均占用35万亩①。“九五”期间，江苏非农建设用地年均为20万亩左右。2002年，全省申报用地面积54.89万亩，批准用地面积37.18万亩，实际用地面积23.71万亩，其中农用地转用面积19.14万亩。这些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主要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1986年末全省耕地面积合计6886.18万亩，属于集体土地面积6716.84万亩。至2002年底，耕地面积为7357.5万亩②，其中村组集体土地5053.9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1.56%，占耕地总面积的68.69%。与1986年③相比，全省农民集体土地面积减少1662.93万亩，16年减少四分之一。

2、低价征用，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侵害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但是土地产权的转让，不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至今还是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模式，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土地国有化，由此造成征地补偿、安置费过低，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再就业得不到有效保障。

首先是国家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水平过低。一直以来，国家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水平比较低。以交通建设用地为例，1995年沪宁高速公路土地征用补偿费每亩5000元，1998年锡澄高速公路、新长铁路等征用土地补偿费每亩6000元，2001年江苏沿江高速公路征用土地补偿费每亩8000元。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征地补偿与安置补助费标准也不高。据我们2003年的调查，江苏省大多数地方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农户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合计2～2.5万元。2003年12月1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中，将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①

②

③ 凌启鸿编著：《“吃饭”“与建设”—“两区”的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江苏省统计局编《2003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局、农林厅编《1986年江苏省农业统计资料》记载，年末耕地面积合计6886.18万亩，属于集体土地面积6716.84万亩。

费标准规定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最低标准，一、二、三、四类地区分别为每亩1800元、1600元、1400元、1200元。即征地补偿费每亩为12000～18000元。每一名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民，其安置补助费最低标准，一、二、三、四类地区分别为20000元、17000元、13000元、11000元。按人均一亩计算（江苏的苏南地区人均不足一亩），被征地农民人均补偿费和安置费合计2.3～3.8万元。

而就是这有限的土地补偿费还要在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农民能直接得到的土地补偿金更有限。2003年我们在对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中，问到你能直接得到的土地补偿金额有多少(元/亩)时，高达40.4%的失地农民回答在5000元以下，回答5000-10000元者占10%，10000-15000元占16.1%，15000～20000元占10.9%，20000～30000元占13.5%，3万元以上占9.1%。

④因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失地农民群体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难题。

二、市民化：失地农民转移的必然选择

因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把保障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去年以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纷纷采取措施，如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留地保障等等，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但是，受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目前各地出台的有关失地农民保障的政策文件和具体措施，都仍然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放在农村的框架之内，虽然农民的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而农民的身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待遇。

笔者以为，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体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国民待遇，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通过对失地农民身份进行转换,即把农民变市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保障范围，从制度上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这符合城市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农民市民化是经济发达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实现了农民市民化，才能最④ 230户失地农民问卷调查分析

终实现现代化。

首先，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20世纪中叶，美国、英国、联邦德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均已达到80%左右⑤。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大陆人口总数已达12.69亿,城市人口仅占到总数的36.09%。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在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将为新世纪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其次，农民市民化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支撑。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当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

1.5个百分点。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瓶颈”。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质上是农民的市民化过程，未来2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加大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力度，大力推进我国农民的市民化、城市化进程，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我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再次，推进农民市民化也是党中央新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十六大报告说得很明确，“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加明确要求各地“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虽然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我国沿海地区，在大中城市郊区，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因城市发展而失去土地的数千万农民应该成为率先进城就业和定居的农民。

三、城市不愿接纳失地农民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却不能市民化？其原因在于长期形成的观念障碍和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

1、观念障碍。虽然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思路，要求“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到城乡统筹，用城乡统筹的发展思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长期形成的不正确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在碰到具体问题时，仍然难以跳出“就三农论三农，就三农抓三农”、“以农言农”的传统；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真正改变重城市轻农村、重城市居民而忽视农民的倾向。这是失地农民不能市民化、城乡不能统筹发展的重要原因。

2、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把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政府财政负担不了。首先，考虑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是城市政府应尽的职责，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市民化是其应该得到的权利，无论财政状况如何，城市政府都必须认真解决好失地农民转变为市民的相关问题。其次，城市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强制性的低偿占有农民的土地，又高价出让，是按亩来征、按平方来卖的。出让从农民手中征收的土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⑤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的重要来源。至2003年底，江苏省实行有偿使用的土地面积累计115万亩左右，收取合同出让金2041亿元。仅2003年就出让土地41.85万亩，出让合同金总额956亿元，其中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平均每亩出让价高达49.62万元⑥。2002年，苏州市获土地出让收入151.87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2.22%；南京市获取出让金83.39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7.88%。泰州市1996-2001年土地收益累计达20.3亿元，成为城镇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将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政府从农民土地上获得的这个级差地租，以及土地使用单位（工商企业）每年提供的税收而言，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二是担心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会影响城市人口的就业，影响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表面看，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原有市民的就业存在着矛盾，但是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就业的压力，同时也是另一个人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必将为所在的城市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何况失地农民的数量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成正比例的，基于城镇规模效应的工业、建筑业及服务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人们还应该看到，农民具有吃苦耐劳的传统习惯，进入城市的农民，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苦活和低报酬的岗位。同时，失地农民中只有一部分人需要就业安置，主要是从事种植业和家庭副业的农民。对苏南昆山、苏中海门、苏北淮阴三地失地农民问卷调查显示，50％应答对象在土地征用前在企业就业、外出打工和从事个体经营。其家庭成员在土地征用前从事的职业的非农化程度要比其本人高3个百分点。退而言之，作为一个地方的政府，不能只顾城市居民的就业，忽视农民，特别是因城市发展而失地的农民的再就业问题。

采取多种措施，多角度多层面地解决失地农民市民化中存在的问题，还失地农民一个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依托之所，这是城市化进程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仅不能把这个代价让失地农民承担，还要让农民真正享受城市化带来的成果。城市政府如果无视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就必然会造成新的社会负担，与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与和谐发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三、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推进策略

现阶段失地农民主要是大中城市周围的工业区、经济开发区和城市规划区的农民。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可以先从城市规划区内特别是建成区内的失地农民开始，这些农民虽然已经实现了居住地域的转变，但是户口没有“农转非”，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居住方式改变、集体资产处置、社会组织型态转换和城乡文化融合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整体考虑和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建立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已是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是户籍的转变。尽管一些城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差异，建立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准迁条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是，仍然存在着严格的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只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附属在城市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和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因而，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户口是现阶段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加快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对大部分或全部土地已被征收征用的社区，要加快实现由乡村体制向城市社区体制的转换，建立相应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按城市社区的规范和要求进行统一管理。⑥ 2003年资料来源：江苏省国土厅《江苏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参阅文件之九》

三是建立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保障制度。要按照城镇下岗职工的模式，把失地农民纳入再就业保障体系，让他们享受城镇下岗职工同等的优惠政策；保证失地农民在找不到工作时，能够享受到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同等的社会援助。有关部门要把失地农民作为重点对象，纳入到创业辅导体系中，在资金支持、人才培训、项目推荐、信息共享等方面，帮助失地农民搭建创业平台，提高劳动技能和再就业能力。大力发展对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社区服务业，积极推行临时工、钟点工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扩大就业。对占用农民土地的单位，可强制规定必须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比例的就业岗位，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建立就业援助和失业保险机制，劳动力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男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女满16周岁未满50周岁)可申领城市失业证，就业援助证，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四是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理论上说，城市建设所使用的资金属于全体人民，当然也有已划入城市圈内的失地农民的一份。现阶段的关键是着力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对因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符合参保条件的失地农民，允许、鼓励其进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城市近郊区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因而失去了土地为他们提供的就业和养老的保障，那么，征用农民土地的城市政府有责任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

要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新人”办法，采用政府、村集体、农民个人三者共同承担的方式，建立失地农民个人帐户，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要建立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救助制度，帮助他们解决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

对失地农民中的特殊群体，如未满18岁的人员、“五保户”，要建立相应的社保基金，做好保障工作。对收入过低、经济困难的人员，要纳入城市低收入保障范围；

要取消失地农民子女的入学赞助费等歧视性政策，使失地农民子女在受教育上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要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供应力度，确保因征地拆迁造成的困难户能够按政策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永飞： 我国的城市化怎样“化”掉农民 《人民网》2003年9月25日

2、姜作培： 六统一：农民市民化的对策选择《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 19卷第 1期

3、黄朗辉等：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态势、影响及政策建议《经济要参》2002年第24期

4、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课题组: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5张忠法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走向市民化的战略思考<经济研究参考>（国研网2003.9.13）

6、凌启鸿编著：《“吃饭”“与建设”—“两区”的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

（作者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联系地址：南京市虎踞北路12号，邮政编码：210013，电子信箱：xym118@sina.com）

第五篇：文学评论之从农民到作家

从农民到作家

◎文 | 杜君立

传统中国是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要职业。以农民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很多，但如同白居易写卖炭翁一样，作者本身并非农民。对农村的疏离，写出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意图。

与大多数王朝更替一样，这个国家也是在60年前发动农民造反建立起来的。之后40年，又通过对农民的苛刻榨取进行原始积累，曾导致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官方称为“非正常死亡”。与此同时，在1949后，文人几乎被全部纳入体制。

在这种一元体制下，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写作对原生态农村的刻画是严重走形的。早期的柳青、浩然等，其作品的“政治教育”性太“紧跟形势”，致使时过境迁，迅速成为过期食品。

毛死后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知青的“伤痕文学”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农村小说也先天性的得到恢复，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家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作家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农民，准确的说，是毛时代的农民——社员。对他们来说，当兵和当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吃饱饭、不饿死。就这样，有一大批农家子弟因为擅长写作，而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麻雀变凤凰的“成功”，得到了被体制圈养的“好命”。这些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

壹

农村小说的发达有其先天因素。农村因其社区生活对外封闭而对内公开，加之家族因素的影响，如同全村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瓜田李下的故事众人皆知，所以故事来源很广泛。再加上与自然的贴近，故事的有趣性大大超过相对互相陌生不了解的城市。城市小说的自传色彩很浓，而农村小说更接近村史，因而也更广阔，更加“魔幻”。但这批农村作家普遍面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困境，既算不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传统农民。

路遥这一批农村小说作家通过向体制出卖自己的才华加入体制，摆脱农村的苦海，返回身看自己的出处，写自己的乡下亲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同时，这些作家大多也不是真正的传统农民，只不过出身在人民公社的农村而已。比如贾平凹，作为乡村教师的儿子，他没有干过农活。据他自己在《我是农民》中讲，从学校(中学)出来后，他曾在生产队跟妇女们一起劳动过，因为贾平凹长得比较文弱可爱，爷们都讨厌他，女人们都比较照顾他。所以贾平凹常常感叹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命。贾平凹和其他农村作家一样，放下书包迅速向组织靠近，被推荐进入大学或参军，摆脱了其父老乡亲的苦难命运。

中国传统即礼教宗法，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最大所在。一个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干不完的农活，撒籽、耕种、收割入仓，看老天爷的脸色和地墒、饲养驾驭各种牲口、按农时播种蔬菜。同时，农村有着繁琐复杂的丧葬礼仪和乡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祭祀道理——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或者说宗教，乱弹（民间戏剧）是完全不同于电视节目的一种文化。而民间炕头的剪纸刺绣与权力美学不同，它完全是另一种审美，非局内人往往不识好歹。这大概就是“农民文化”——农民比城里人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复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极其短暂，但丢失乡土文化的时间却已经很长。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伪城市，城市是自由公民的集合，中国城市只是一个工厂、大院或者集市。对一个真正的中国乡村来说，中国的农村小说总存在着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既不是艺术的提高，也不是逼真的临摹，而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想甚至意淫。

贰

路遥无疑是一个纯洁的人，为写作而牺牲，这与王小波有类似之处。但路遥先天的文化缺陷失其作品远远够不上完美。这种先天缺陷是许多中国农民作家的通病，就是思想的匮乏。思想是文学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很少也很短，却几乎都是精品。因为他有思想。

许多农村作家成长历程中，一般都与文字无缘，有关思想的家传很少，特别是“是农民又不是农民”的家庭。一方面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一方面他欠缺成熟的思想。贾平凹就认为，思想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是上帝派下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小波喜欢写小说，但人们更喜欢他的杂文，那是他的思想。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现实，那么一个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最没有思想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农民》，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

因为思想的缺失，许多小说家远远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这些农村作家离开小说，如同池塘被抽干了水，几乎就没有了身份；所谓散文，大不了发点伪士大夫真土财主的无病之呻吟。农村作家献身于写作，往往陷于为文学而文学、为写作而写作的困境，沉迷于文字的孤芳自赏，向一个冬烘文人努力迈进。贾平凹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就说，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闲笔闲情最容易产生风格”。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

阎连科、刘震云和莫言都曾经说，他们写作是为了成为城里人，为了吃口饱饭——因为生产粮食的农民那时一直都处于饥馑的边缘。对大多数农村作家来说，他们尚未进入思想的殿堂，或者因为先天传统及思维习惯的局限，即使对思想上有所努力也往往力有不逮。比起舞文弄墨的风雅来，思维的乐趣往往是一种高深的文化。

当文学或者说小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技术，农村作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泥瓦匠，他们只想把活儿做漂亮。他们从前往往推崇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今又流行起拉美魔幻主义，导致他们的作品越来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一口气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这种吃苦耐劳倒是体现了点农民精神。相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才两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描摹得深入骨髓。叁

路遥的小说比较典型的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人生》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高加林的农村户口使他被“国家”歧视，但他的高中文化程度又使他可以歧视农民的父母。路遥写作的特点是对主人公充满感情，褒贬溢于言表。小说之前路遥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者要说的其实是，最好有个好爸爸——有城市户口的、当大官的。

路遥的这个思想局限在《平凡的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无论少平还是少安，都把命运寄托在“傍大官”上，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爹的身份。少平说：有一天他有权有势了，要让他爹穿着高级羊皮大氅，对着全村人大声卖派，“把唾沫喷在别人脸上”。所以，路遥的主人公以出卖自己博得社会地位，然后回来鄙视他可怜的乡亲。这如同石康的《奋斗》，所谓奋斗不过就是有个有权有势的爹而已，从这种小说看来，高衙内之所以牛逼哄哄，完全是奋斗的结果。

路遥和许多农村作家一样，是虚荣的，他依靠出卖农村谋取名利，反过来又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寂寞的农村。这种思想上的进退失据使作品永远无法超脱。对乡土的背叛使作品失去根本，对氓之蚩蚩的草根精神的反动，导致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泛滥，从而丧失应有的高尚的平民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出台湾人的悲情，他们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最后他的主人公崩溃了。相对于路遥，张炜和李佩甫无疑具有更敏锐的对乡村文化的洞察，而余华常常将乡村作为一个布景，他写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童话，这已经与农村无关。

如果说路遥在模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么莫言则在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种东施效颦只能暴露出他们贫乏的心灵和干瘪的才情。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奴隶的世界，而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则过于粗鄙与恶俗。同样充满爱情与性，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一种来自大地的、诗意的、希腊悲剧一样的壮丽的恢弘气势和宗教超越一样的人生感悟。同样属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文学写作，莫言与肖洛霍夫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如果说人性与文学都是世界性的，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缺乏传统底色又缺乏现代人文批判精神的中国农村作家与世界级大师还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为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引领，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时，思想的贫乏使这些“农民作家”陷于困惑和茫然中。

肆

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在小说《蛙》中，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献祭给权力的手术台„„正因为此篇小说，莫言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

虽然莫言获奖令中国官方倍感荣幸，但其作品《蛙》令官方避之唯恐不及。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擅长讲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获奖）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

文以载道，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说，人性恰恰是中国最遭压制和禁忌的东西。上一代中国作家的命运往往可以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身上找到共鸣，人性与政治哪个更正确哪个更重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智慧、勇敢和良心。雨果指责的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制度，而中国作家需要砸掉的却是自己的饭碗，这很可笑，也很可悲。

其实许多农村作家整体文化积累都不高，才华有余思想不足，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就很浅薄，而西方文化则更差，大多数人都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好在写小说似乎不需要太高的学识，会讲故事就行，而农村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很黄很暴力的故事；如果把中国话写得不像中国话，让别人不知所云，那就更显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路遥的小说让你根本读不到多少中国乡土味。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也越来越失去乡土味，而是一种古怪霉变的醋糟味，反倒是他们早期的短篇大多写得清新湿润，透着山野的泥土清香。斯人已逝，和柳青一样，路遥无论如何也是难得的、可敬的，至少他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令所有中国农民耻辱的时代，尽管作者仅仅认为是他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路遥他们深受左拉、雨果、托尔斯泰等文豪巨著的浸染，可惜他们买珠还椟，只学到了翻译腔，却没有领会作者博大悲悯的理性思想。这或许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能力有关，他们其实都不懂农民、不了解农村、没有一点“农民文化”。没有文化和思想支撑，他们最终都是自恋的。甚至自恋到贾平凹莫言的程度，自说自话，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再也读不懂——无论农村人和城里人。伍

想当初，贾平凹 “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如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体制和社团的宣传员，分享着权力的快感，他在故纸堆中寻觅古代文士的旷达逍遥，过着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并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参禅打坐，热衷于性、怪、力、神，俨然像李渔一般的一代名士。但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从50万字的《秦腔》到60万字的《古炉》，始终远离电脑的贾平凹体现出可敬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他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时代的成功人士。

鲁迅说过：“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虽然贾平凹是个作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用毛笔赚的钱却比用钢笔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说《古炉》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书尾的后记，它告诉人们作者实际只是一个党报的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来说，一切所谓的文学或者小说都超越不了逯军的责问——“替谁说话？”

2012年，在官方发起的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中，贾平凹莫言提笔上阵，充当了权力的马前卒。《讲话》的核心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实是说“文学服从于权力”。在权力和良心面前，这些作家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良心。文学的本质是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犬儒化的农民作家完全背叛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一群“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案写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说过：“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行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精神，创造一批更难以操纵的公民。”

陆

王小波曾经哀叹：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平庸。物欲时代下，文学与心灵一起被欲望放逐，无法摆脱这种日趋边缘化的命运。文革一代已经老去，甚至已经死去，后文革一代从网络上重建了一个启蒙中的文学中国，尽管一切仍然如此艰难。如今《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最爱看的中国当代小说。路遥几乎是唯一可以与王朔王小波在文学市场抗衡的农村作家。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视觉化时代，现在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并不怎么待见，金庸琼瑶海岩郭敬明路金波们已经将小说变为一种速食快餐，只有《平凡的世界》一直在80后90后那里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阅读。当然他们是把它当励志小说来读的。“傍美女、傍大官”——这个美女怜香惜玉爱“农民的儿子”、“大官”侠肝义胆仗义相救的乌托邦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海岩的言情小说更能满足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那些卑微农家子弟。

推土机暴政的中国式城市化运动摧枯拉朽，暴力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和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形势比人强，大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式样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当乡土文学师法光怪陆离的南美魔幻时，中国乡土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莫言”用这样一个诡异的笔名成就了一个犬儒时代的成功传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笔杆子，或者枪杆子，一个饥寒交迫的二杆子，从农民到作家，实现了一个“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起路遥来，莫言无疑要更加励志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原标题《从农民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