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的七个问题（最终定稿）

第一篇：黄宾《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的七个问题

黄宾：《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的七个问题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 ]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力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

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冷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

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

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但很少有人能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外一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第二篇：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二)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二)

中央集权下的民主社会，最首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平等。等级制度下不存在平等，没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也不会产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对此，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可的。然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托克维尔认为，与平等相比，自由更重要。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认识托克维尔的关键，也是无数人借助《旧制度与大革命》来解读当下的关键。托克维尔时代的“自由与平等”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附有托克维尔另外两篇文章，写作时间早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基本与他的成名作《论美国民主》的写作时间相同。我不知道国内其他版本是否都附有这两篇文章，它们对于理解托克维尔关于“自由”的观点很重要。

托克维尔说：“法兰西对今日人类命运的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只有未来才能知道”；“数百年来，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法兰西在自己国家中激发了革命，而革命在欧洲其他地区则步履艰难”；“法国人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梦幻的事物，法国人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他的这些话指的就是法国大革命。虽然托克维尔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饱含深情，但对于法国大革命确实有所保留。关键在于，民众通过法国大革命要求实现平等，把不平等的矛头指向贵族和教会，造成了很多在托克维尔看来属于暴政的野蛮行为。因此，他主张借鉴英国的做法，实现民主不是消灭特权阶级实现平等，而是保留特权阶层，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以实现自由的民主，避免平等的民主可能造成的暴戾。

我们在讨论托克维尔“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的观点时，必须注意一个前提：托克维尔本人是贵族出身。在等级制度未被打破时，与低等级相比，贵族不仅拥有不平等的特权，还拥有自由与民主的权利。因此，当底层民众也要求获得民主权利时，贵族希望更多保留自由，实际上依然是贵族特权意识的体现。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在等级制度下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当中央集权制打破等级制度，限制贵族特权，民众首先要求平等权利，这是自然而然的首要选择。因为，平等与自由相比，前者看得见摸得着，后者有点虚。

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激发了普通民众对于平等的渴望，却在欧洲各国贵族联合镇压下遭遇失败，等级制度在法国多次复辟。1830年，巴黎市民为推翻波旁王朝发动起义，史称“光荣的三天”。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可见，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同样包括了“自由”。但这个“自由”常常是指出版、言论自由。对于民众来说，平等包括财产、教育、法律权益等，与言论自由相比，财产等方面平等更实在，也是自由的基础。

“自由重于平等”背后实为贵族与民众权利之争

要理解托克维尔说“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还应该多理解一点法国贵族与英国贵族的区别。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也有描述。由于法国中央集权制开始得比较早、比较彻底，因此，法国贵族比英国贵族受到更多的限制。法国贵族在大革命之前维持着财产方面的特权，但政治自由受到较大的制约，法国国王以政府官员来取代原先掌握政治权利的贵族。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爆发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试图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克伦威尔因此也被称为“独裁者”。但这场革命未能彻底成功，等级制度再次复辟，克伦威尔等人的尸体被挖出来，象征性地处以绞刑，后又被砍头示众，尸骸被扔到垃圾堆，其头颅直到三百年后才被下葬。

克伦威尔革命失败后，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利没有像法国那样受到限制，而是与资产阶级融合，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欧洲各国贵族“唯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于是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托克维尔的主张，所谓“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无非是说贵族的权利比民众的权利更重要。只不过，这个贵族权利在英国社会经克伦威尔的革命后，不再那么封闭，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例如贵族与平民的通婚。这一点直到戴安娜王妃时期依然被英国人津津乐道。而在法国，贵族与平民的通婚很少见，而且被贵族看不起。因此，法国贵族到最后，几乎就像中国清朝时期的八旗子弟。当然，英国贵族阶层的开放性并不仅限于此。旧贵族的改造与新贵族的形成大致可以看成是社会精英的构成方式的转变，英国的方式就是旧贵族与资产阶级结合，因此既保留旧贵族的等级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托克维尔在书中专门提到：这种改进后的等级制度，“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美国”。美国《独立宣言》时间上虽早于法国大革命，但其强调的“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启蒙运动这一意识的体现。

法国大革命后，自由与平等在政治制度上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各自发展。一种是强调平等。为了保障平等，除了要消除以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还要防止今后发生的不平等，由此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持续地强大下去，否则，在自由的前提下，一定会产生新的不平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这一思路、方向的产物，目的是实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民主。欧洲后来出现的苏维埃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虽然托克维尔没有看到苏维埃的成立，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为了更广泛、更彻底的平等，就会限制自由。

另一种方向是英美等国，它们改变了法国大革命过于强调平等的倾向：既给予社会底层一定程度的平等，又保留了上层精英较大的特权，也即自由。在当今美国，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被改造的“新等级制度”的特征：有钱的富裕阶级具有很大的特权。不管现在如何说“美国梦”，这个特权阶层在美国早期还有较大的开放性，越接近现代，这种开放性越低。英美民主制度实质上是对平等、自由不同程度的折中，而非“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的口号那么简单地极端化。平等和自由是一对矛盾，平等不能绝对，自由也不能绝对。过度的平等一定会伤害自由，过度的自由也一定会伤害平等。就个人社会权利来说，左翼通常更强调平等，右翼一般更强调自由。任何民主社会都是两者不同程度的调和。民主之所以复杂，人们对民主的评价之所以众说纷纭甚至对立，就是因为对这一调和的不同认可。混乱的“自由”折射西方政治理论缺陷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姓 名：

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772398594@qq,com____________

撰写时间：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众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法国的普通民众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与法国各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而大革命爆发的土壤正是来自于这些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新型压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时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紧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权扩张。普通民众对这一系列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

关键词：普通民众

中央集权制

新型压迫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而且对世界其余地方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这场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并且笼罩在他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有些史学家把它解读为启示录似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亦有些历史学家视其为魔幻般的写真：纯粹是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堕落。他们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颂扬，全盘肯定，要么极端厌恶，全盘否定。而托克维尔面对这样两个极端，冷静而独到的对大革命作了观察。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事实上托克维尔一家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马勒歇布，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同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氛围当中。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20岁以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而终生不渝。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致的社会观察，笔走于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托克维尔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他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虽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公告，因为托克维尔在1838年曾出任众议院议员，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这段经历使得托克维尔能够得到一些他人从未或很少见到的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而这些旧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阅读研究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后，面对各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 讨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从这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旧制度”呢？“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而在许多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维尔正是从这里突破，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制度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这两者无法调和，才致整个社会出现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哪里的压迫愈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一些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革命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法国农民对所承受的义务就非常敏感。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由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当贵族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再大，也不会引人注意，当贵族进行统治时，他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对此，人们不以为然，但是，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不再进行政治统治时，他们的特权的分量就会显得十分沉重，甚至贵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人们变无法忍受贵族的一切特权。托克维尔说，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全部的积蓄用来购买土地，可以想像，当农民终于有了一小块土地是，他还要为此付税，并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无权无势的地产主，那些地产主还要强迫他们去服劳役：地产主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农民勒索通行税；农民付费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售粮；字食用的粮食必须到地产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一部分旧制度被摧毁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会令人憎恨。

如果说以上这些灾难在法国农民心中积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这种新奇的压迫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纪的法国，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自17世纪初，贵族便开始抛弃农村，到18世纪则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时，资产者为了获得免税权，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里找一个栖身之地。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而他们本来是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于是乎，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边，“既无人想对他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虽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并渐行渐远，农民虽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被抛弃的痛苦。于是，托克维尔叹道：“14世纪的法国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而现在，农民被禁锢在一道鼓励穷苦的深渊中，完全隔绝，彻底绝望。”

但与这个相比，中央集权的作用则更严重的加剧了各阶级的紧张关系。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强大或者具有压迫性，而是其无所不在：中央集权下，政府承担的不是主权者的角色，而是担当‘监护人’，中央集权实行的行政监护，国王收回了贵族的领地的自治权，废除各省的自由，把他们吸引到城市，从而取代地方权力，国家升值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国王领导下的御前会议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规章，发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国王排除的总监及总监任命的总监代理管理，“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植物，有的决议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王权的扩张逐步铲除了过去许多独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团体，中央政府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实施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而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这会导致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的极端仇恨；其次，出现了大量的个人，随着贵族衰落，第三等级的崛起，人们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趋于平等，却为进一步的集权专制埋下了隐患。

再者，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定的许多规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却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又恰好出现了文人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领导政治的动向，他们主张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样，使得“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了，而不仅仅下层民众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蛊惑和激荡，轻信凭借理性可以彻底对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这场改革从1787年开始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突然进行大规模革新，他“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利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该如何行动。”这使得人心变得浮动不安，而“这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的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民众无法忍受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措施，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已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他们便无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这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推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研究这些民众对当时旧制度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正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第三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四，五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国当今社会推荐此书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⑵冯棠.张丽.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8 ⑸周静.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专题笔谈·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⑹里景阳.张恩博.试论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