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女性与政治

第一篇：浅析中国女性与政治

浅析中国女性参与政治

作者：2009级哲学学号：2009422008

摘要：女性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女性政治参与水平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也是和谐政治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女性政治参与基本状况的了解,分析女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对女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女性；政治参与

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男女平等程度的重要标准。没有女性的参与，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一、中国女性参与政治的现状及问题

古今中外，政治一向是男性的领地，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男性，有名有姓的女政治家，那也是数得清的，而有成就，有事业的女政治家，那就更加是凤毛麟角了。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的政治体制。父权制政治，或者说父权制政治的阴影，一直延续到今天，纵观世界各国，男性仍然统治着政治领域，女政治家仍然是屈指可数。

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参政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就是制度化。2001年4月，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意见》，被认为是现行的中国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制度规范。现实中，各级党政班子和人大代表选举中，女性名额也有硬性指标。虽然这种具体做法有所争议，但它无疑为女性参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女性参政的结构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副职升迁”是女性从政的一个突出现象。大多数女性领导提升的路径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的副职，在从政期间几乎未担任过一把手。

有专家评论，“副”重前进的现象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不可分。在2001年，全国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既便在今天，这一局面也没有得到大的改观。

二、阻碍中国女性参政的因素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一直把女性排斥在政治之外，不能担任公职，不能进祠堂，不能参加祭祀祖先，不能出现在一切神圣的场合，其活动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家庭之内，其价值也只能通过“相夫教子”来体现。女性的性别角色总是定位于“服从”、“柔弱”、“退让”、“贤内助”、“贤妻良母”中，给女性政治参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结构和国民意识都虽然已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然而，传统的“重男轻女”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2、女性无法根本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参政意识较为薄弱

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缺失。在社会生活中，相当一部分的妇女认为“妇女与政治无缘”，妇女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务和子女教育上，即便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性，也多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业务性工作，而对妇女参与政治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否定态度。一些走上参政道路的女性在面临角色冲突时，总要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沉重的压力。

3、女性的经济地位偏低

女性的经济地位高低最终成为女性政治参与水平高低的决定力量。中国妇女虽然广泛地参加社会劳动，但就业层次较低，妇女在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比例高，在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公务员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中国妇女的平均经济收入明显低于男性，并且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正呈现扩大趋势。女性就业选择机会少、在某些职业中存在两性隔离的现象。女性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男性也存在着差别。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不容易摆脱烦杂的家务劳动，无暇从容地走向社会从事各种活动。女性在财产支配、继承的权利方面明显低于男性，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三、扩大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1、树立男女平等观念，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

男女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要求，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事业全面发展，是实现男女两性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广泛深入地宣传男女平等观，积极营造男女平等和尊重女性的良好社会氛围，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不断提高全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男女平等重要意义的认识，并自觉地把这一国策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2、提高女性经济地位，缩小男女性别差异

妇女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最终将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实践证明，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发展第三产业，促使家务劳动向社会转移，把一家一户的家务劳动改造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改变现实的生活方式，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与男子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并且在社会活动中实现自身价值；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们的劳动强度普遍降低，对人体质的要求也将会降低，女性也就可以涉足各个生产领域，摆脱以体力征服自然而形成的人身依附境况，使女性真正获得经济乃至人格的独立；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提高妇女的就业层次，女子与男子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就会把注意力较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共生活、国家政治生活及公民的政治表达、政治责任这些较高层次的目标上来，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开始呈现扩大化趋势。

3、提升女性参政意识，加强女性参政实践

女性自身需要增加参政意识，消除政治参与意愿贫困的倾向。女性普遍参政意识的提高，一方面在于参政女性的示范作用，更主要地，也在于通过多种努力，提高女性自身积极地增强参政意愿，提升女性参政意识。

国家要利用各种形式定期开展各级、各类的教育培训，发挥妇女干部学校、培训中心等基地的作用，制订向女性公民灌输参政意识和提高维权能力的行动计划，不断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要为女性参政创造更多学习的机会和的实践的条件，提供必要的经费、设施等保证条件，给予财力上、组织上、时间上的保证，培养和提高她们的参政意识和能力，强化女性参政意识。要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开阔眼界，剔除封建的传统观念，增强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增强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需要，提高其整体和个体政治参与实践水平的提高。

4、注重女性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是赢得男女平等权利的重要前提，提高女性的自身素质对女性政治参与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任务。广大妇女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科技文化知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勇敢面对时代的挑战，以奋斗求解放，以贡献求地位。只有依靠妇女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精神，男女平等才具备主观条件。因此，要把提高妇女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根本性任务来抓。要广泛组织开展科技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广大妇女的自立能力、竞争能力，提高广大妇女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和健康水平，使广大妇女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新业绩，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采。

女性参与政治是社会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女性参政被杜绝在外的政策，极大影响了女性普遍权利的实现。只有提高女性在政治决策领域的地位与作用，才能使政治体制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当女性享有平等的参与政治机会才能真正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只有当政治领域中实现了性别平等，女性同男子一样获得国家政策与决策的机会，女性主动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作用时，女性的地位才能真正提高，性别平等也将不再停留在法律层面，而在现实中实现。

参考文献：

[1]刘巨才编著，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M]，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2]《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编写组，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M]，北京：中共党[3]杜正春主编，非政府论坛[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4]沙吉才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地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康泠主编，妇女发展与对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6]单艺斌著，女性社会地位[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10月版.[7]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8]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R］，2001年9月.史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篇：中国女性与中国梦

中国女性与中国梦

摘 要 文章阐述了中国女性的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提高女性素质对实现中国梦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中国女性 中国梦

女性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女性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实现中国梦，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对广大中国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考验。她们同时承担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角色，为促进家庭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女性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国梦，这个让人充满美好憧憬的词汇，自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并阐释后，激起了亿万中国人的共鸣。中国梦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被称为“半边天”的中国女性，特别是那些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刻苦钻研、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的女性。她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一、中国女性地位的变迁

在中国古代，由于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女孩从一生下来就不讨人喜欢，从幼年开始就要承受极大的伤残痛苦，缠裹自己的脚，使之畸形变成“三寸金莲”。一切财产的支配权和家务的管理权都统一掌握在男性家长手里。加上诸如三从四德、儒家教条之类的条条框框进一步束缚了她们的个性，使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受“温、良、恭、俭、让”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总是以一副温顺、谦卑、秀美、典雅的姿态展现在外人面前。因为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使女性无法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她们在家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女性束缚在了一个极小的生存空间。

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为新时代的中国女性提供了独立的基本权利平台。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中，众多女性“敢为人先”，不再做男性的依附物，积极的为自身权利寻求解放，平等参与各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相比较，现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成立，把中国女性“三寸金莲”从解放出来，女性逐渐成了中国的“半边天”，可以享受古代女性几乎听都没听过的的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教育权，恋爱婚姻自由权等等。

目前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些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比不上的，例如美国，女性结婚后要随丈夫的姓，很多女性不出去工作，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有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在家庭处在受压迫的最底层，没有财产，没有经济地位，还随时有可能被丈夫休掉。在社会生活中更是没有立足之地。

二、女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女性从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到今天的神舟九号、神舟十号造就了刘洋和王亚萍两位飞天女神，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还有一大批女性都在各自的战线上成为先进模范人物，被称为巾帼英雄。当前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为广大中国女性在竞争的潮流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中国的女性施展才华的天地非常广阔，同时可以更加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使得她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另外，就业观念的变化，职业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使广大中国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条件来选择职业，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在社会建设中女性有很大的性别优势，特别是和谐家庭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作为“半边天”的女性功不可没。

例如：当今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在多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女性：企业家张茵、陈丽华、杨澜、吴亚军等。2013年12月17日第十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揭晓，来自全国的10位青年女科学家获此殊荣：杜世萱、徐静娟、孟智勇、曾璇、雷群英等。这些杰出的女性代表，同时还带动了更多的优秀女性投身社会建设的大潮流，实现了她们的梦想和追求。特别是在教育、文化、艺术和卫生体育等领域，女性从业人员比例都超过男性，她们为中国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三、提高女性素质，共筑中国梦

要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女性，必须重视提高女性素质，充分发挥女性优势。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女性有很多优势，如细心、善良、执著、踏实、勤劳、沉稳、有亲和力、有责任感，等等。这些优势如果利用好了，极有可能在事业上演绎出精彩绚丽的篇章。

目前我国女性人才队伍在不断的扩大，但是高层次的女性人才发展不尽如人意。联合国提出妇女在议会中至少占到30%，但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始终在21%上下浮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必须随着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利于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当前，随着教育和科技的广泛普及，支持女性参与科技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一些国家对有效开发利用女性科技人力资源、提升女性科技人才地位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日本规定到2020年，女性在政府各种审议会比例不低于40%；欧盟第五框架计划规定，研究项目中女性参与比例至少要达到40%；等等。

在我国科技界，女性工作者从总数来说不算少，大约占1/3左右，但是院士中女性只占5%左右，比例很低，被称为“5%”现象。2013年新增选的5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5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只有5位是女性。

2011年，科技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是一个专门对女性科技人才培养、使用和成长予以全面关注和支持的文件，对于引导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展、充分发挥女性科技人才的聪明才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看到，女性在事业成就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如女性要生育孩子，要教育孩子，还有照顾家庭，肩上的担子比男性要重得多，而且承担了很多男性不可替代的任务。因此女性在事业生涯中要付出的努力比男性多得多，而且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要大得多，社会应该给女性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面前，女性面临的挑战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加严峻，提升女性素质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女性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到中国梦的顺利实现。所以，女性应该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品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业务水平，做到精益求精，具备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本领。

（朱书荣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严伍爱单位：江西泰和灌溪中学）

第三篇：“女性”、“解构”与“政治反讽”

“女性”、“解构”与“政治反讽”

段吉方

《文艺评论》 2007年第1期

“女性”、“解构”与“政治反讽”

段吉方

一

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福斯(Seneca Falls)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标志着关于“女性”和“政治”的第一次正面交流。这次大会讨论了妇女的社会､民法和宗教状况与权利,要求在婚姻､财产､契约､买卖､职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现权利平等,特别是提出了一项要获得妇女参政权的决议。在现代政治史上,这次会议的意义划时代地意味深长。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效应就是它标志着现代女性政治关切的开端。此后,“女性”与“政治”之间的或隐或显或秘而不宣或大肆张扬的各种话题就没有停息过。

目前,“女性”与“政治”之间的话题早已不仅仅是女性才关心的问题了,因为,一些算是有识之士的男性也趋于认为,女性政治权利得到满足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群体的事情,女性并不为“女性”而斗争,用后来再次高涨的运动口号表达就是:“个人的亦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中明确地宣布:“性是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①这其中的政治指的就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②凯特•米利特指出,当“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终落实到“权力”的争夺与抗拒之中时,这种女性的争夺和抗拒的焦点就是两性之中的“性”所代表的特殊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这种口诛笔伐和一些实际的斗争常被贯以“女权主义”的称号而掀起波澜,而在人文思想领域,辩论最激烈的地方是在文学的舞台上发生的。凯特•米利特介入论题的个案和领地就是文学和批评。非但凯特•米利特如此,在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文学向来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文学文本中对女性由于她特殊的“性征”导致的低下､柔弱､受压迫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往往有着淋漓尽致的描写。像凯特•米利特引入的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美国梦》和热内的自传小说《窃贼纪事》即属此类。这已经不是纯粹的“书页上的文字”,而是有了更深层的社会､政治的符号意义。这些文本除了反击了T•S•艾略特那句有争议的话:“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之外,还印证了如下的观点:“与其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一场政治运动”。③

托里•莫依曾经向我们指出:“女权主义批评家同任何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④而朱蒂斯•菲特莉则直接地说:“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标不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经远离中心作为一种“边缘诗学”⑥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本来就有一定的政治蕴含,而对这种政治蕴含的语境阅读和批判性抗争也成了女权主义文化和文学批评重要的“言外之意”。

二

在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舞台上,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凭借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凌厉风格,义无返顾地充当人文批判的马前卒。他那批判的美学锋芒和锐气也常常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当代人文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中,关于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批评”与“政治”的话题占据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位置,同时,在他频频亮相的批评实践中,“女性”与“政治”这个敏感的话题生发出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东西。

在伊格尔顿的研究中,他首先给予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提出的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历史的多重困惑相联系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是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殊„运动‟,而是揭示和探讨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范畴”。⑦但他也看到,在当代文化政治环境中,女权主义研究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起到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着意从具体的文本研究中分析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政治的现实困境。

伊格尔顿锁定的文本是《克拉莉莎》。《克拉莉莎》是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全称是《克拉莉莎,又名一个少女的历史》(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于1747年-1748年出版。小说女主人公克拉莉莎出身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是个性格开朗､生气勃勃的少女,但她的父母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在她内心痛苦焦急的时候,贵族青年罗伯特•洛夫莱斯出现了。罗伯特•洛夫莱斯是个在外表､智力和仪态上都很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假装协助克拉莉莎摆脱痛苦的婚姻,帮助她逃出家庭,但他在内心里想到的却是玩弄她。当克拉莉莎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之下的时候,他利用迷药把她奸污了,使她悲愤而死。最后,克拉莉莎的亲戚莫登上校和洛夫莱斯决斗,杀死了他,替克拉莉莎报了仇。

小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贤德的女主人得到了读者们的喜爱,尤其是女性读者更是同情克拉莉莎的精神痛苦,竟一再要求作者给小说一个“幸运的结尾”。但这还不是令作者最意外的,让理查逊始料不及的是他亲眼看到那个诱惑克拉莉莎的恶棍罗伯特•洛夫莱斯得到了大批青年男女的崇拜,而且也有人对小说女主人公诟病有加的。小说反映的情感纠葛和家庭恩怨还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规范,以至于小说出版五年后,英国通过了进一步强调家长权威的婚姻法。⑧

这足以证明《克拉莉莎》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它出版后自然是诸多批评家的阐释对象。当时英国批评家凡•根特就不认为克拉莉莎多么值得同情,他认为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不值得引起满世界的大惊小怪”,⑨因为克拉莉莎是一个极端虚伪的清教主义的放纵者,她几乎是自觉地配合了那种强暴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克拉莉莎是自作自受;另一位批评家沃纳则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作了解构主义的阐释,认为克拉丽莎是一个认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符码,坚持稳定性和同一性的自我,而强暴她的洛夫莱斯则是一个“解构”的英雄,是那个强调多元性的“尼采”;著名小说家瓦特也曾像其他批评家一样把克拉莉莎和洛夫莱斯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悲剧,认为克拉莉莎对洛夫莱斯有着无意识的感情,她的行为超出了自然,所以她也不那么值得同情。

伊格尔顿认为这些批判都是有问题的:凡•根特片面地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进行解读,忽略了女性的个体问题,毕竟克拉莉莎作为女性个体遭到了摧残;沃纳则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的问题是拒不承认历史,克拉莉莎除了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之外,也有着作为社会个体的内容。伊格尔顿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克拉莉莎被强暴这一“符号性事件”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并从《克拉莉莎》的文本意识形态意义入手探索了当代性别政治研究存在着的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批评家们一直在道德和宗教意识形态中把克拉莉莎说成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施暴者的帮凶,这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强暴”合理性的压抑性政治意识形态。把克拉莉莎看作是一种神经质的假正经,对克拉莉莎所代表的贵族清教意识形态的嘲弄打击,这是关于理查逊小说评论中的老生常谈。但它却忽略了克拉莉莎的被强暴所代表的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而克拉莉莎恰恰是她那个时代以及所有时代被践踏的妇女中的斗士,她的死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对政治社会的拒绝,一并拒绝性压迫､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放浪形骸的贵族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忠贞道德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之间的断裂。因此,克拉莉莎其实是以一种自虐式的受难对资产阶级做出了彻底的批判。通过她的受难,资产阶级的施虐危及自身,从而使束缚克拉莉莎的那些忠贞道德经不起实践的打击而最终瓦解。

通过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伊格尔顿对当代性别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个刨根问底的问题: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是否真正理解了克拉莉莎?克拉莉莎的遭遇是否能为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提供某种启示?他认为,克拉莉莎让我们认识到了女权主义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真理和正义的阐发与限制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在女权主义置身的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中,但妇女如何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找到她们的正义和真理呢?克拉莉莎的反抗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作为社会个体,以美德为武器来应对“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合力的压迫。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证明她成功了,由于她坚持道德本位,洛夫莱斯对于她的坚持毫无办法(洛夫莱斯用麻醉药才能将强暴付诸实施)。乘人之危的胜利恰恰暴露出性别压迫上的失败。昏迷和失去知觉的克拉莉莎并没有体验到强暴,洛夫莱斯的强暴行为最终是落空了。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莉莎是胜利了。但是,克拉莉莎最终还是毁灭了,她的毁灭是因为她不知道“美德”一遇到权力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德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累赘,因为在一个掠夺成风的社会里,端庄的行为必然引来暴力”。{10}所以,克拉莉莎的反抗只能是作为“个体”的反抗,在那种压抑性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与受害者身上的某种东西(性)联系在一起,强暴者与受害者的弱点惊人地一致,克拉莉莎虽然认识到了洛夫莱斯的坏本质,但是她很难摆脱他,如果她不和洛夫莱斯通信就摆脱不了另一种压迫(家庭､社会),她只能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慷慨赴死来争取作为“个体”的反抗的成功。

这正是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一方面,伊格尔顿赞赏克拉莉莎的反抗,认为她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话语逻辑——资产阶级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在一种关系范畴中认为权力与真理具有某种反映性的对应关系,克拉莉莎的死肢解了话语和现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忽略她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恰恰在克拉莉莎成功的地方显示出了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困境,那就是,克拉莉莎式的解构主义立场必须在对手划出的区域斗争,“克拉莉莎们”必须在一种能够令她毁灭的语境中进行反抗——她必须在洛夫莱斯帮助下撕裂那种道德观念才能到达爱情的彼岸,而这恰恰是毁灭她的原因,离开了这种语境她的反抗就失去了意义。而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研究恰恰对那个不利的意识形态语境视而不见,一味地在“解构主义”的逻辑上过分看重个体经验､过高强调差异､多元性的激进趋势,从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妇女之外的任何人的痛苦都漠不关心,对这些痛苦如何从政治上解决也漠不关心。更有一些妇女解放理论,认为解放妇女很重要,但是却也认为妇女解放仅仅是一种妇女“个体”的事情,与社会其他阶级的解放都无关。伊格尔顿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解构”方式恰恰是当代女权主义面临的困境:说白了,女性解放关注的仅仅是作为女性的权利,而不是更多,而女权主义的斗争武器——多元､差异和性分离主义的“解构主义”学理基础并不是一种百试不爽的利器。

三

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在这里是借《克拉莉莎》的文本政治提出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文化政治研究如何正确对待解构主义的激进锋芒问题。在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女权主义把斗争指向人类“女性化”的历史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种广泛的政治反应,它的理论勇气和雄心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异军突起也并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理论强劲势头突入激进政治版图,并进而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大显身手,除了它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理论资源之外,它对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那个“异类思潮”——“解构主义”的“借力”也是理论家们一致承认的。伊格尔顿也正是在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来探讨当代激进文化政治问题的。

伊格尔顿认为,解构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并没有恪守它的信念,而是走向了“解构的政治”。德里达和他的信徒坚信:现实是由我们的叙述“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叙述来“反映”的,所以意义､真理､知识､现实这些传统的概念与语言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被“表现”的真理､意义只是词或表现符号的一种暂时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意义､意思､真理､知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在“叙述”本身。伊格尔顿认为,德里达以这种“怀疑论”的思路企图破坏一种特定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这是一种可贵的政治实践。当代女权主义也正是从这里继承了较多的思想能量。但是,伊格尔顿指出,德里达对那种意义与语言之间的“表现”关系的肢解是服从于另一种“总体结构”､“总体性”,他说,德里达“并不寻求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思､特征,以及历史连续性这些东西存在;相反,他寻求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更深刻的历史的结果——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结果”。{11}这种态度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它过分强调符号的力量,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面对作为某种极权形式的“总体结构”,其实是以一种“总体性”的前提从事对“总体结构”的具体“分解过程”。而女权主义秉承的恰恰是解构主义的这种“差异”精神,在一种对“差异”过高期望的层面上从事作为女性个体的解放事业。为此,伊格尔顿提醒我们:“妇女运动的要旨不仅仅是妇女应该得到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它是对所有这种权利和地位的怀疑。”{12}女权主义的解放之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克拉莉莎式的“个人”姿态,而应该真正深入决定了女性受压迫的意识形态逻辑之中。在这个问题上,解构主义的“分解”立场并不能触及到关于女性解放的根本问题。而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仍然是“总体结构”､“总体性”以及它们与“极权”的联系。解构主义斩断了它们之间的连接链条,但是权力仍然无处不在,“解构主义”没有进一步追问和讨伐那种权力的根本来源。

无论性别问题,还是种族问题,激进政治仍然是一种对抗政治。对抗政治对统治制度怨声载道,这不仅是因为统治制度在社会､种族､性别等问题上压迫着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逼迫我们在一种噩梦般的记忆中对我们的身份的历史刻骨铭心;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又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政治的缺陷是过分夸大了作为政治的文化的作用,将文化提升到了政治之上,在这其中“文化”所作的就是“从我们宗派主义的政治自我中蒸馏出我们共同的人性,从理性中赎回精神,从永恒中获取暂时性,从多样性中采集一致性。”{13}其结果是走向了同一性政治,而“同一性政治的悖论是:一个人需要一种身份才能自由地摆脱这种身份。” {14}而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激进政治”却成了一个“反讽性”的事实,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对抗政治都必须要在敌人划定的区域内斗争,因为它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寄生于对手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对立面占着上风。而“解构”的姿态并没有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做出令人兴奋的举动,“解构主义”以“再现叙述”取代“意义表现”的语言策略只是解决了一定的权力关系中的手段问题,这就好比我们面对一个带枪的威胁我们生命的敌人,如果我们只缴了他的枪械而并没有真正战胜他,这其实并不是大功告成。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研究都难以摆脱“反讽”的形式。其实,在女权主义这样的激进政治研究中,伊格尔顿并不反对解构的方法,只是对“解构”的姿态造成的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政治研究探索一种更现实的解决途径。伊格尔顿不失时机地指出了德里达的“历史问题”:德里达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因为德里达虽然立志肢解“总体结构”,但他并不反“确定性”和“总体结构”。如何解构?解构之后如何确立意义?这是伊格尔顿所关心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伊格尔顿就没有对德里达留下好印象,而更多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激进政治研究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为激进政治超越这种“反讽”的形式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在思想层面上是一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关于如何从同一性王国走向差异性王国的学说”,{15}它既重视解构､差异的历史性,同时又重视差异的现实性,所以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思想资源;其次,是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又不像解构主义那样片面地强调“差异”,而更重视实践立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话语支持,从而为激进政治提供现实斗争的武器。伊格尔顿还指出,这种武器绝不是“阶级决定论”的粗暴应用。在《保卫自由世界》中,伊格尔顿诚恳地批评道,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件套”其实包含着严重的哲学范畴错误和政治错误,虽然在“压迫”的逻辑上,激进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在现实领域,马克思主义为激进政治提供的更多地是一种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的有力支持。

四

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的重视构成了伊格尔顿激进文化政治批评的主要价值指向。很多人把伊格尔顿在这个时期的实践看成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这种评价并不过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像他曾经赞扬过的威廉斯一样,伊格尔顿几乎也是单枪匹马地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举差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的文化思潮做着艰苦的斗争,对德里达等某些解构学派颇合适宜地“向马克思致敬”的“后结构主义打算”{16}表示了坚决的拒斥,他的立场和姿态在点到了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的痛处之外,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批评理论家的批判价值,这种价值在我看来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在任何的理论纷争中批评理论都要保有一种“干涉性思考”。{17}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他对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作了既利用又批判的“功利”使用。

伊格尔顿在“差异的绝对性”问题上强烈地反对解构主义,但在激进政治批判和马克思之间的关联上又难以回避解构的立场,甚至也承认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有某种思想关联,因此他在“解构”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他在激进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有一定的摇摆。在我看来,伊格尔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走出“解构”的“怪圈”。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向我们指明在接近德里达的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我们在语言和思维的运作过程中,只能陷入到一种不能自拔的､只能自制的悖谬境地。一开始,当我们费尽心思去捕捉德里达的思路时,可能会产生某种夹杂着激愤和省悟的感受:我们的理解竟然是他的设想的误解。然而,这种误解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我们完全认同了德里达的说法,意味着我们也犯了我们借助他的论述发现的错误——这是一种必然的错误。” {18}卡勒的经验同样适合伊格尔顿。对于“解构”,伊格尔顿犯了同样的毛病:一对“解构”方法加以借用就难再根除它的“立场”的剩余,因为,解构主义立场和它的方法是极端地同一的,这正如米勒所说的:“解构”的方法就像寄生物兼寄主的关系,“寄生物既在门外,却又早已在门里,是最不可测度的客人。”{19}因为它追寻的就是那种“永不停息､永不满足的运动的感受”。{20}米勒告诉我们,对于这种本身蕴含着“不可确定性”的方法的任何利用都会落个“拆解自身”{21}的结局,而已经沾染了这个“烫手的山芋”的伊格尔顿最终要在马克思那里定格“确定性”的立场也只能是自身也陷入困境。

但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是否还拥有以往的话语形式?如果没有的话,那些左派理论家该如何来应对当代的文化政治现实?面对类似这样的追问,伊格尔顿和他的同伙儿必须面对来自不同阵线的声音。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为美国理念的实现——二十世纪左翼思想》中就毫不留情地对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那些热衷于“身份政治”､“差异性政治”的“左派政治学”做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现在英美的一些大学已经成了滋生左翼理论的温床,而那些热衷“文化政治”的教授们的批评事业其实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面对这样的批判,伊格尔顿以一种刁钻的语气反驳道:“如果把怜悯之心放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基础之上,那就肯定会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之物。这里的„美洲性‟几乎成了一种元话语或某种形而上本质,把千姿百态的信仰､生活方式､肤色等等归并成某种统一的现象,进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22}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以罗蒂为代表的批判,伊格尔顿显然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批评反驳途径。但伊格尔顿的反唇相讥也并非只是就事论事,他的看似随意指摘的言辞包含着对当代西方知识界的敏感话题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罗蒂从社会现实实践的外部层面上对“文化左派”狭隘的“差异”主义和“身份”本质主义导致的隔靴搔痒式的“实践侏儒”特征进行批判,而伊格尔顿其实走得更远,他既要在哲学和理智的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这种“实践侏儒”寻找“理论”上的契合之处;同时又要在思想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迎战“自由主义”的挑战廓清理论的渊源和现实障碍,所以,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的困境也是伊格尔顿的困境。他说,对付激进政治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只需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毯子从激进思想下面抽出来就行”。{23}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在当代文化政治领域,女权主义研究已经证明了其中的尴尬之处,而且这种尴尬还在持续。

(作者单位:广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②[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7,36。

③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8。

④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6。

⑤张京媛《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3。

⑥徐岱《批评美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425.。

⑦[英]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7。

⑧黄梅《推敲“自我”》北京:三联书店,2003,205。

⑨{10}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 writing, 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64.{11}{12}[英]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07,217。

{13}{14}{15}[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76, 108,109。

{16}[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

{17}[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2。

{18}[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以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84。

{19}{20}{21}[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2。

{22}{23}[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和爱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28。

第四篇：中国女性企业家（推荐）

中国女性企业家

张玉珊

张玉珊祖籍广东潮州。15岁那年，在美国读书到香港度假时被星探发掘拍香口胶广告，后又作歌手及转拍影视剧，步入娱乐圈。在娱乐圈打拼10年尽管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她毅然退出了娱乐圈。25岁开始经商创办修身堂控股有限公司，2003年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她成为香港最年轻的上市公司主席。两年后，其上市公司市值已达4.5亿港元，年产值1.5亿港元。另外，她还身兼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副理事长、香港美容业总会荣誉会长、中华(海外)企业信誉协会荣誉会长、张玉珊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等职务。

杨澜

现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1990年成为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1994年获得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1996年，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2000年那一班》两小时纪录片，在哥伦比亚电视网晚7点黄金档向全美播出，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的先河，获评论界好评。

1997年4月，她应联合国副秘书长之邀，作为东亚惟一代表，出席了联合国世界媒体圆桌会议，当年11月又应邀出席联合国“1997世界电视论坛 ”。1997年杨澜散文集《凭海临风》出版，销量超过50万册。1997年7月，杨澜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董，成为这所美国长春藤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1997年杨澜加盟凤凰卫视中文台，并于1998年1月推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1999年10月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2000年3 月成立阳光卫视，现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内民营媒体企业，现持有11家亚洲地区媒体类企业公司之股份；包括31种各类杂志、3种不同类型报章、10条电视广播频道、3个门户网站及多类型互联网、多媒体产品、教育及学院投资、体育/赛车运动以及音乐娱乐事业等。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分布于9个国家/地区内之15个城市发展其多元化业务。

董思阳

董思阳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时资产已过亿；她年仅21岁，就成为横跨东南亚的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她率先在国内推出有机餐饮新理念，倡导有机生活新方式；她立志要成为华人史上最杰出的女企业家；她卖过花，做过饰品促销员，做过私人助理，参加过电影演出；她是80后唯一做实业起家的女性创业者！

一个出身于普通医师家庭，没有任何商场背景的小女孩儿，在短短几年中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一个生于1985年的花季少女，到目前为止她所经营的项目就包括了中国房地产，酒店业，健康有机食品业。她是香港凤博国际集团董事长，上海凤博餐饮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中国喜客多连锁餐饮公司的执行总裁。2005年7 月被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评为亚太最具有潜力的女企业家。2006年11月被中国《海外赤子》杂志评为中国最年轻的女企业家。2007年1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被中国工商时报评选为中国最有潜力的优秀企业家奖。

陈晓薇 她少年有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岁到美国读书，主修分子生物学，26岁时获博士学位，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做了两年半博士后，1996年回到中国。1997年她由最初不能出镜的临时工记者做起，迅速做到知名的国际台主持人，主持过包括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五十周年大典、2001上海apec会议等活动的中英文直播，采访过许多政界要人，如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之后她又在在美国麦肯锡纽约总部任媒体及医药行业咨询顾问。2005年9月陈晓薇任中华网总经理，负责网站业务，2006年2月，她被评为“2005中国经济女性杰出贡献人物”之一。2008年2月正式离开中华网集团，高调加盟网游运营商第九城市出任总裁，实施“国际化”战略。

张欣

60年代出生在北京，1992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5年，先后在高盛集团(golden sachs)和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旅行家集团(travelers group)任职，负责中国直接投资项目。1994年和潘石屹结婚，1995年回到北京，和丈夫携手在建筑界打天下，成为soho中国联席总裁，2002 年10月，凭借“长城脚下的公社”获得了相当于建筑领域奥斯卡奖的全球“建筑艺术推动大奖”。现任soho中国有限公司ceo。soho中国于2007年 10月8日赴香港上市，张欣潘石屹夫妇身家达317亿港元。

李小琳

李小琳，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鹏之女。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工学硕士学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访问学者，在中国电力行业拥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在电力投资和管理方面。在 1994年10月加入中电国际前，她曾担任国家电力部国际司经贸处长、国家能源部国际司经贸处副处长及北京供电局设备引进办工程师。

陈宁宁

陈宁宁，1971年出生，1994年即获纽约工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进入美国某金融集团任职基金经理。1995年，年仅24岁的陈宁宁从纽约返回亚洲，与其母亲吕慧在香港成立嘉鑫控股集团。嘉鑫控股注册资本为2250万美元，与母亲各持股50%，主要从事矿产品的进出口贸易。1997年，嘉鑫开始涉足国内资本市场。当时稀土高科(600111.sh)寻找上市发起人，嘉鑫与其一拍即合，成为三家发起人之一，后成为第二大股东。陈宁宁二十几岁就跻身各大财富排行榜。年轻、貌美、财富、钢铁，这些都是陈宁宁的定语，这使得这位香港嘉鑫控股集团的总裁身上，既散发着女性的柔美，又闪耀着一种金属的冷艳。

翟美卿

1964年4月生人, 1985年至1986年从事家具贸易及生产，后经十余年时间，由一个普通职员变成涉足家居、地产、金融行业，拥有“香江”、“金海马”、“锦绣香江”、“ 大本营”、“玛莉雅”等知名品牌的企业集团老总，尤其是金海马集团已发展成为全国家居行业龙头企业。2003年，完成了香江控股(600162)上市，任董事长。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副会长、全国妇联常委、深圳市政协常委、广东省工商联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广东省家具商会会长；1998年被国家授予“ 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2002年荣膺“广东省青年五四奖章”和“中国儿童慈善家”称号。多年来，先后累计捐助善款达2亿元。

张璨

张璨，北京达因集团董事，北京达因科技发展总公司董事长。在《福布斯》2000中国内地50位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的名单中，年轻的阎俊杰、张璨夫妇因拥有1.2亿美元的财富而名列第23位。

张璨1982年考上北京大学，3年后被北大注销学籍，勒令退学。原因是有人举报，3年前她第一次高考时曾考上东北某大学没有就读，她第2年又考上北大。按当时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必须停考一年。退学事件对张璨造成巨大打击，她只有到处打工。后来，张璨和丈夫正式下海，开始创业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那时候他们自己组装电脑，经常熬到下半夜两三点。张璨和丈夫挣到的第一笔大钱，是从沈阳一家废品仓库里挣的。

1992年注册了达因公司。1994年公司成为康柏公司亚洲地区最大的代理商。达因也逐渐向房地产、新兴材料等行业投资，很快达因电脑公司变成了达因集团。现在的达因集团除拥有电脑产品分销、往来与系统集成、生物药品、生物保健品、中意合资新型家具产品以及高档房地产等6个实力雄厚的专业公司外，还在国内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有自己的控股或全资子公司。

刘迎霞

黑龙江翔鹰集团董事长，身兼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黑龙江省青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等。居2006年胡润女富豪榜21 位，身家人民币10亿元。刘迎霞15岁当兵入伍后，经过军校学习，退伍后又考入齐齐哈尔东北重机学院继续深造。1992年，年仅20岁的她从部队转业下海从商，组建翔鹰装饰公司，在百忙之中攻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带领员工将一个单一装饰公司发展成为拥有翔鹰房地产开发公司、翔鹰智能网络公司、翔鹰水利工程公司、翔鹰筑路工程公司、永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翔鹰建筑咨询公司等十余家大型强势企业，8亿余元总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

第五篇：中国形势与政治

中国形势与政治

学习了中国形势与政治后,对中国面临的环境又多了一些了解,总的来说,还是那句老话,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当前的相对稳定的世界大环境下,虽然有很多的事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宏观上来说,基本状况还是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这使得我们在当今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世界上处于相对孤立的位置；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后起工业化国家，我们的国家根本利益在于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不是全部任务，而是基本任务）这个战略目标就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与西方大国意欲主宰世界的战略图谋存在着根本对立。对于这一点，经过市场经济几百年洗礼的西方人就比我们一些把未来看成玫瑰色蛋糕的新潮精英要冷峻得多了。

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全球性挑战。说其深刻是因为目前全球的主导性文明的根本价值观、思维方式正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危机；说其广泛，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民族能够置身于这种大变动之外,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中国与西方大国根本矛盾的日益明显、尖锐，中国过去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条件正日益恶化，甚或不复存在。而且，技术的发展已使得这种冲突越来越具有彻底毁灭性，越来越难于被隔离。

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形势政治中不可不提的,也是有着巨大影响的国家之一,有于他在政治上的独特和霸权性质,所以有无论怎样都对世界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美国借反恐名义，进一步强化其对外政策，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的对外战略由“先发制人”取代“遏制与威慑”，使国际安全领域增添新的变数。伊拉克成为美国第二阶段反恐目标，通过武力手段推翻伊拉克现政府成为布什政府的既定政策和主要选择。在我们的世界大环境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继续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因素突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谋求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的倾向重新抬头，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日趋活跃，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仍未全面复苏。总体看来，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没有改变。9.11事件为改善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契机，反恐合作成为大国之间新的利益交汇点。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平稳发展，两国在反恐、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新进展。

假如美国颠覆并占领朝鲜，将改变东北亚安全形势。中国将丧失400千米安全纵深，美、日联盟的军事力量就一直会推进到鸭绿江。届时，中国不但需要在整个鸭绿江沿线重新布防大量精锐部队，而且随着每次美军演习，中国都需要采取应对措施(现在这一压力由朝鲜承担着)。如果美军在朝鲜北方建立军事基地，北京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丧失了防御纵深以后，对空袭的预警时间就大大缩短了。东北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倒退回20世纪70年代中苏对抗的时代了。如果大量战争难民涌入东北地区，不但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对社会治安、就业问题也造成压力。敌对势力的渗透会破坏东北朝鲜族自治地区的稳定。事实上，近10年以来，一直有韩国的敌对势力向延边州渗透，多次发生的北朝鲜难民冲击外国使领馆事件就与韩国地下教会有关。历史经验证明，凡有外国势力渗透的地区，原先和睦相处的各民族之间矛盾就可能激化，并被外国势力所利用。在中国北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统一台湾就成了一句空话。美国除了台湾海峡之外，又多了一条牵制中国的北方战线。综上所述：中国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稳定。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获得了50年的和平。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我们同样应采取一贯的积极防御战略。和50年前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因此，只要中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把财力物力转化为战斗力，就完全有可能恢复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

台湾是当前中国的最根本问题,也是很艰巨的问题,但是对于台湾问题来说,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和讨论,在此我就不做繁复的说明了.总之,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中国的根本目标是民族的全面复兴,并且不论道路是多么的艰难,我们都将为之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