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的最新管理学新论

第一篇：不对的最新管理学新论

不对的最新管理学新论

在管理圈里，目前涌现出一股崭新的潮流。这股潮流还没有一个名称，所以，我打算称其为“黑即是白”潮流，因为它的特点是，把大家都认为不好的东西说成是好的（或反过来）。

每个人都喜欢这股最新的潮流。它让人耳目一新，出乎意料，解放了思路。并且它很酷。在LinkedIn和《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网站上，读者们迫不及待地对这股潮流点“赞”。

仅上周一周，我就遇到了四个体现这股潮流的例子。第一个、同时也最受大家欢迎的“黑即是白”的例子是，认为失败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个理论首次出现于几年前，鼓吹它的人一直坚称，犯错非常重要，因为可以让人学到东西。这倒不无道理。这个理论接着说，因为不经历失败很难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让自己失败——这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哈佛商业评论》博客上最近的一篇文章建议，因为失败是如此美妙的一件事情，各类组织都应定期举行“失败欢庆会”，让员工戴上粉色羽毛围巾，庆祝过去的种种失败。这个建议不仅愚蠢、傲慢，还非常危险。诚然，对失败的恐惧可能让人畏手畏脚，但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这种恐惧也可能促人奋起。我最近在准备一个系列广播节目，搞砸的可能性真实存在，令我十分担心，反而让我全神贯注。如果我这样想：反正如果我搞砸，英国广播公司(BBC)会为我举办庆祝活动，给我戴上粉色羽毛围巾，那么我可能根本提不起努力的劲头。

失败是坏事，不值得庆祝。失败也不应受到惩罚，除非是懒惰和马虎引起的。如果员工因为懒惰和马虎导致失败，那么我认为，可以用粉色羽毛围巾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让这些懒惰鬼或马虎鬼吃掉它。

由此自然引出了第二个“黑即是白”理论。这个理论宣称，老板的懒惰可能是件好事。理查德•科克(Richard Koch)在他上周出版的新书《80/20经理人》(The 80/20 Manager)中就宣扬了这个理论。他在书中写道：“懒惰的经理人能够实现卓越的业绩。只有节约精力和注意力，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他接着写道，懒惰是一种如此难得的天赋，那些不幸生而没有这项天赋的经理人，必须努力去获得它。

科克说，我们的工作大多是无用功，这话没错。但问题在于，没有这些点滴的“无用功”，就没有后面的“有用功”。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懒惰的老板，因为懒虫往往无法获得晋升。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懒虫老板，都是不称职和讨人嫌的，通常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炒。

第三个“黑即是白”观点，见于咨询顾问乔丹•科恩(Jordan Cohen)在《哈佛商业评论》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章鼓吹的是另一股新潮流。科恩认为，给员工下指令（支撑组织运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好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接着，他先用一则有趣的轶事来“证明”这一点，然后又搬出了神经科学。他说，当人们遵循指令行事的时候，“大脑情绪反射中枢事实上会促使人的认知机能下降”。

我对非神经科学家使用神经科学为论据始终表示怀疑，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他们其实只不过是在说：这里有一个我不懂、你也不懂的理论，但我命令你接受这个理论，因为有一位神经科学家是这样告诉我的。

多谢了，但我还是宁愿坚守我经过多年观察得出的结论：大多数员工需要指令，不过他们确实不需要事无巨细的指导。我还忍不住设想，假如科恩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他大脑的某个“反射中枢”正在接受手术，而医院员工已得到指示，自己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切开他的大脑，那么，科恩大概不会乐意。

最后一个例子是LinkedIn上疯传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为：“KBS+说：留住人才的方法就是教他们自立门户”。这篇文章讲述纽约广告代理公司KBS+如何教员工创业。猜猜怎么着？有些员工利用这个机会真的辞职创业去了。但没关系：KBS+坚持认为，这是保持员工积极性的绝佳办法。在我看来，这种留住员工的方法实在莫名其妙。让员工的工作变得更有趣，和小小的一句“多谢”，可能是留住员工更好、也更便宜的方法。

所以，说到底，黑仍然没有变成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而任何在名称中加入数学符号的企业，都在向世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自己早已摒弃了逻辑。

译者/吴蔚

第二篇：似是而非的管理学新论 2

似是而非的管理学新论 2 多谢了，但我还是宁愿坚守我经过多年观察得出的结论：大多数员工需要指令，不过他们确实不需要事无巨细的指导。我还忍不住设想，假如科恩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他大脑的某个“反射中枢”正在接受手术，而医院员工已得到指示，自己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切开他的大脑，那么，科恩大概不会乐意。

最后一个例子是LinkedIn上疯传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为：“KBS+说：留住人才的方法就是教他们自立门户”。这篇文章讲述纽约广告代理公司KBS+如何教员工创业。猜猜怎么着？有些员工利用这个机会真的辞职创业去了。但没关系：KBS+坚持认为，这是保持员工积极性的绝佳办法。在我看来，这种留住员工的方法实在莫名其妙。让员工的工作变得更有趣，和小小的一句“多谢”，可能是留住员工更好、也更便宜的方法。

所以，说到底，黑仍然没有变成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而任何在名称中加入数学符号的企业，都在向世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自己早已摒弃了逻辑。

第三篇：《管理新论——无为管理学》读后感

刘玉函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连学者群的著作《管理新论——无为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管理中的“无为管理”艺术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论述，该书以丰富的理论，生动详实的案例，精辟独到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了读者。尤其是无为管理与素质教育理论结合而产生的“无为教育艺术”，使我深受启迪，如同为我的教育和班级工作点亮了一盏明灯。一．“无为”管理理论内容

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使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现代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给人以更多的尊重、更大的自主，同时要求人有更高的自觉、更严的自律。“无为管理”这个概念的诞生，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无为思想体系与现代管理科学体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与机缘下水到渠成的融合”，是一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崭新的管理学科。［１］

（一）．“无为”管理的核心理论 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的职能就是控制。因此，现代管理学无法理解什么是无为，它只能主张有为。西方学者翻译《老子》，通常把“无为”译成nonaction（无所作为）或者inactivity（不活动）。他们一直都很奇怪，无所作为怎么能达成管理的绩效呢？ 来源于中国古老文化的“无为而治”，属于道家主张的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二）．“无为”管理的哲学基础“无为”管理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为”思想与现代管理学中“主导、主体”理论的结合“无”与“有”，“主导”与“主体”各是一对对立的哲学范畴。从哲学基础上来认识“无为”管理艺术，首先要正确认识“无”。老子指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两者同出而异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显然，老子阐明的“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是潜在的“有”，“有”是显现的“无”。无和有是事物两种存在表现形式。无、有合二而一，融为一体，相伴相随。如，无更多的限制，则有更多的自主……同出而异名。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有许多“无中生有”的生动写照。如白居易诗中所写“别有幽愁怨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鲁迅诗“万家墨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与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音乐家说，休止符比任何一个音符的含义都丰富，一首名曲要善于使用休止符。《国歌》的乐曲空半拍起，正是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有力的呼唤。有人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为“无声而有音乐般的轻重疾徐，无色而有图画般的光辉灿烂”。以上所说，不仅是无中生有，甚至是无胜于有了。纵观世上万事万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属于有形有象的事物：另一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甚至听不到的无形无象的事物。前者人们比较熟悉，也研究较多，而对无形无象的事物，则研究难度较大。比如，人体经络是客观存在，但看不见，摸不着。针灸专家祝总骧教授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带领一课题组花了二十多年时间，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才验证了人体经络线与古代针灸铜人所标画的一致。又如，“黑暗”一词，黑是一种可观的颜色，而暗则是一种视觉和心理的感觉。汉语中此类结构的词还有许多，象“光明”、“声音”……语言现象反映的是生活现象，表明事物有可以言传的，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者说，有的靠感知，有的靠感悟。思维学家专门提出“意会思维”进行研究，是很有道理的。汉语成语中“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等指出了常规思维有不能达到的境地，即微妙的境界，故老子日“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欲以观其妙”。真正懂得了“无”、“有”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老子所讲“无为”的含义。老子指明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不是不为，也不是消极无为。“无为”的正意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无所不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的意思。在这里，“道”和“无”是同一个意思，是通用的。所以“无为”即是“道为”。道，揭示的是规律。无为，即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终“无为”要求的是遵循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是最高的法则。“无为”，即“无背道之行，顺自然而为”。汉字把“人”“为”合而为“伪”字，不正警示人们背道的人为是虚假的吗？只有“道”、“自然”才是真。要去伪求真，则需“无为”。柳宗元的名文《种树郭橐传》中以种树讲哲理，种树高手“能使树活得长，长得快，不过是按照树生长的自然规律，充分适应它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人的能耐。这是“无为”思想的生动说明。二． “无为”教育艺术的内容

深化教改、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德育的实效，应从无为管理的思想中得到启示，从教育哲学上找到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当前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中，相当多的空洞、枯燥的说教与青少年不断增长的自主意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事倍功半、劳而无功甚至事与愿违的事屡见不鲜。体现无为管理思想的“无为”教育艺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新的途径和方法。

（一）．“无为”教育艺术的教育过程模式 “无为”教育理论认为，以教育意识为核心，教育过程表现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教育者有明显的教育意识，被教育者有明显的被教育意识。在学校和家庭中，这种模式最普遍。有一所学校，成功地组织了“热爱生命”的主题班会。学生到自然博物馆参观“人之由来”展览后写了观后感，请家长到学校来参加班会。班会上，家长纷纷讲述了十月怀胎的艰难，为了保胎不挤公共汽车上班，坚持步行顶风冒雨；为了保胎感冒发烧不敢多吃药……让学生了解了母亲怀胎的生理反应。这一别开生面的班会，强烈震撼了学生的心灵，使他们懂得了孕育生命的艰难，懂得了生命不属于自己的道理，悟到了孝敬父母、珍惜生命的道理。教师、家长、学生都明确参加班会的目的，教育意识贯穿全过程。第二种，教育者有明确的教育意识，但被教育者没有意识到教育者的教育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一位父亲带3岁半的儿子去游玩，遇到了一个土坑，儿子非要下坑里去玩儿。当儿子玩得高兴时，爸爸蹲在不远的地方，不让儿子看见。儿子玩够了，要上来，开始喊爸爸。爸爸一声不吭，装没听见，儿子直呼爸爸的名字，爸爸还是不理他。于是他连哭带骂：“坏爸爸，大坏蛋！呜呜……”叫喊哭骂儿句都不见爸爸露面，儿子只好自己在坑里想办法，终于发现了坑边的土阶梯，便手脚并用地爬上来了。当他发现爸爸就在坑边一棵大树下蹲着时，便惊喜地扑上去，高兴地摸着小拳头不无自豪地说：“是我自己爬上来的！没有爸爸，我自己也能上来！” 爬坑，孩子感悟到“我行！”，收到了父亲预期的效果。这不正是培养了孩子的自信和战胜困难的意志吗？不正是家长的“无为”创造了孩子的“有为”吗？这不是比空洞的说教高超得多吗？这是“无为”教育艺术的典型事例。教育者用心构思，去创设一种情境，引导一种经历，让学生和孩子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在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得到感悟，完成精神的升华。第三种，教育者没有教育意识，但受教育者往往在意外中受到教育。一位母亲发烧躺在床上，对女儿轻声地说：“真想吃口西瓜”。女儿却只是想有一堆数学题还没做，望着阴沉沉快要下雨的天，怕耽误时间不理茬儿。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表姐急冲冲地闯进来：“姨，姥姥又喘起来了，脸发白，昏过去两次了。”只见她妈妈一愣，立即翻身下床，抄起大衣，拉起表姐就往外走，边走边嘱咐表姐去换氧气，竟没理会女儿递给她的雨伞。妈妈急匆匆地走了，女儿举着雨伞站在雨里，好久好久。她的心怎么能平静呢?妈妈重病在身，可她为了母亲却不顾自己。她想吃一口西瓜，我却不敢接她的话茬儿……。这位中学生在《西瓜代表我的心》的作文中写道：“那雨夜好长好长啊！也就是自那雨夜以后，我惊异地发现我长大了，变成了懂事的大姑娘。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我要去买一个大 西瓜给妈妈，西瓜代表着女儿一颗爱妈妈的心。”母亲的身教促使孩子开悟，这是成功的无言之教一例。母亲并不是有意示范，女儿也并不认为母亲的行动是用意在教育她。但母亲的行动本身完成了一个教育过程，受教育者在对比中得到心灵的净化。第四种，教育者没有教育意识，但被教育者有明显的受教育意识，能主动接受教育。一名中学生仰慕某语文教师已久，但未分到该老师班里。一次该老师来班里监考，喜出望外。因试卷印刷模糊，老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鹤”字。全班同学都停止了答卷，欣赏起优美的书法。这一个字，给学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进取精神。由于敬佩，在学校中学生模仿老师的宇，文如其师，字如其师的现象相当普遍。“一字之师”令学生终生受益，可见“无为”教育艺术的魅力

（二）．“无为”教育艺术的特征 从对四种教育模式的简要分析中，我们注意到教育意识在“有”“无”之间的转换。最有教育艺术的是，作为被教育主体的学生，在没有意识到被教育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受到教育，这可谓“不教而教”。“不教而教”可称为教育的最高境界。以之为主要特征的“无为”教育艺术，反映了一种特定的教育过程。在结晶中华民族智慧的成语中“不……而……”也反映了这种特有的事物发展规律。《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诸葛亮与周瑜在手上同时写出“火”字，可谓“不谋而合”。诸葛亮在城楼抚琴观景惊退司马懿大军，堪称“不战而胜”……。“不言而喻”、“不期而遇”、“不求而得”、“不翼而飞”、“不寒而栗”诸多成语概括了生活中的这一类经验。“无为”教育要研究教育者的教育艺术和技巧，研究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即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感悟过程及规律。所以，它具有以下特征：1．教育意图的隐蔽性：“把自己的教育意图隐蔽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集中概括了“无为”教育的首要特征。前文中所述一父亲让幼儿自己从坑里爬出来的做法，具有教育意图的隐蔽性。《北京日报》曾以《不教而教的启示》为题刊登了这样一个教育故事：一个女孩初学小提琴，琴声如同锯木头，父母不愿听。孩子一气之下跑到幽静的树林中学练。突然，她听到一位老年女人的赞许，老人说：“我的耳朵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只感觉你拉得不错！”小女孩受到鼓励，于是每天都到树林里为老人拉琴。每奏完一曲，老人都鼓励说：“谢谢，拉得真不错！”终于，家长惊异地发现了女儿优美的琴声，忙问是什么名师指点。这时，女孩才知道，林中的老人是著名的器乐教授，而且她的耳朵从未聋过。装耳聋，引导孩子走向自信。她认真倾听孩子的琴声，对孩子不断鼓励，虽没有具体施教琴艺，又没任何说教，但却给了孩子动力和智慧。女孩每天为残疾孤寂的老人拉琴，从中悟到艺术的价值和魅力，琴德、琴艺都得到升华。这个传奇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无为”教育的哲理。2．教育手段的间接性：传统教育常用直接的教育手段，如：讲课、报告、参观、访问、表扬、批评、奖励、惩罚、谈话等等。与之对比，“无为”教育鲜明的特征是少运用甚至不运用某些直接的具体手段，而是采用教育者的行为，在有意或无意中去触动受教育者的心灵，促使其觉悟。这种间接手段，有时更有力量。一位母亲怕耽误孩子的学习，风尘仆仆赶了几十里路，把儿子落在家里的书送到学校，然而这本书却是孩子在家里看的一本小说。母亲的行动震撼了孩子的心，使他强烈感受到深沉的母爱。不识字的母亲并没有如常人一样讲刻苦学习的道理，却收到了促使孩子猛醒，从此用功读书的效果。此处无言胜有言。3．教育者身教的示范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示范，崇高的师德是最具魅力的“无为”教育。“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无小节，节节皆楷模”，通俗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教师示范作用的重要性。的确，教师无小节。选择了这种职业，就应时时处处为人师表，教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深远。素质教育的主阵地是教学，自然，教师的示范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教学上。教师示范，不仅要体现在学科的知识结构中，而且要体现出思维品质和哲学高度。应既是学科课，又是哲学课，既要传播知识又要启迪智慧。平常常说的功夫在课外就是这个道理。弦外之音最动听，感受的是乐曲的美和心灵的美。4．受教育者亲身经历的体验性 应该说，没有亲身的体验，就不会有觉悟。“无为”教育是学生作为主体的自我教育。教育者的主导作用是让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到“我行！” 北京有一位“十佳少年”，她从美国回来，是自己到学校办的转学手续，没有父母陪同。这位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自然得到了提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获取知识如此，提高觉悟也必须有真切的体验。学生必须通过行为体验，方能感悟人生。所以，让学生体验成功是培植自信心的有效途径，这是很有道理的。体验成功，实施“我行教育”，大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三）．“无为”教育艺术的方法 现代教育理论要求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主导”要促进“主体”的发展，其真谛应是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教育则应开发潜在的积极因素，引导其开悟。“无为”教育的目的，正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悟性。这一过程是因势利导，是教育者的“无为”，促使受教育者的有为。“无为”教育艺术常用方法有如下几种： 垂范：教育者的示范，无言的身教。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讲的就是垂范的作用。青少年善于模仿，教育者的行为成为楷模，自然会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是“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身教是“不教而教”的首要方法。身教好，教育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学校新教学楼的垃圾道堵了，总务处在道口旁贴了个封条——“禁止倾倒”。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学生们扫除后都要穿过操场，将垃圾倒在老楼的垃圾道里。校长手术后上班了，他发现封条后便抄起铁棍通垃圾道。一位看到的老师告诉他：“总务处已贴了告示”。校长说：“你家的下水道堵了，是不是也贴上封条不用了？”教师无言以对。“要把学校也当成自己的日子一样过啊！”校长的这句话深深印在这位教师的心上。后来她也当了校长，时时处处记着要“以校为家”。倾听： 教育者虚心、认真听取教育对象的倾诉，促使对方在宣泄中实现自我心理调节。当人产生心理冲突时，自然的需求就是要找人诉说。教育者要善听，即对教育对象的任何想法（当然不一定正确）要听得进去，表示理解，在倾听中因势利导，让教育对象自己得出正确结论。心理学家认为，认真的倾听就完成了心理咨询任务的一半。记得一个当医生的朋友曾经讲过的故事：一个被诊断为绝症的病人，常常在拿药的时候到他那儿坐坐。医生由于职业的习惯，常和他聊聊，或者就那么静静地听着。一次，那个病人说了很多很多他的过去、现在、幸福、心酸，他生病后的种种心境和牵挂。朋友听了许久许久。病人说完了，如释重负，轻松多了。后来，听说那位病人去世前的情绪一直很平稳，配合治疗也比过去积极多了，并且把被医生判定为三个月的生命延长了近一年。朋友对我说，他很欣慰那天没有对那位病人进行长篇大论的劝慰与建议，而只是静静地倾听了诉说。他颇有心得地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所起的作用，可我却从这件事中知道了开方、看病医治的只能是躯体，而倾听却能使一个人的精神得到寄托。”激励：教育者通过语言或文字等多种手段，含蓄地、寓意深长地触动教育对象的心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开发潜能。激励源于尊重，源于信任。出乎意料的处理，往往能促使教育对象的心灵震撼。一位小学校长对童年一次考试分数难忘的记忆：由于中途转学，功课落下了不少。一次数学考试后发卷子，我提心吊胆地接过来一看，非常意外，老师没有打分，只写了两个字:“哎呀！”。此刻，我领会了老师的心意，老师不相信我会这样，老师在给我机会，老师在期待着我，老师在用这样一个善意玩笑似的方式等待着我的努力。我决心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果然，又一次考试我得了满分。许多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无数次考试，见到过成百上千张试卷，但只有那份没有分数，写着“哎呀！”的试卷，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珍藏。体验：通过创设情境，引导教育对象在亲身经历中实现情感体验，获得真切的感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没有体验，就没有完成教育过程。体验成功是培植自信的有效途径。在体验中获得了“我行！”自信意识的增强。为战胜胆怯，一位母亲让她五年级的女儿买10张《北京晚报》，再按原价卖出去。半个小时过去了，孩子张不开嘴。经过思想斗争，战胜了虚荣，开始大声吆喝，终于把报纸卖出去了。在闹市区卖报，这是一种情境活动。孩子受到了磨炼，体验了成功，得到了单靠说教不可能有的思想收获。对比：使教育对象在事件或情感对比中，找到差距，心灵受到震撼而猛醒、开悟。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没有比较就没有教育。反差越大，给人的印象越深。在反差中，发现道德境界的高低，自然产生羞愧、自责，从而获得认识的飞跃、精神的升华。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某武士一心想成为世上第一射手，他遍访名师，刻苦训练，终于达到了百发百中的境地，武士自喜。一日，在深山偶遇一高僧，高僧明其箭术，遥指空中的两只飞鹰，武士心领神会，一箭射落了其中的一只，而高僧却说：“取鹰何用弓箭，高手当‘不射而射’”。言罢，高僧抬手一指，虚点向空中的一只飞鹰，只见那鹰好如受重创，径直落至高僧的脚下。武士大为震惊，叹道:“这才是射艺的最高境界啊！” 迂回：对教育对象的问题，不采取就事论事的直接说教，而是通过心理暗示启发联想等手段，使其认识事物的规律、领悟生活的真谛。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走直道而走弯道，这往往是获得成功的策略。一位中学生是生物爱好者，搜集了众多的标本。他妈妈是教师。有一段时间，发现儿子做作业时情绪不高。她没有直接询问，而是对儿子说：“妈妈今天比较累，想去逛公园。你陪妈妈一起去好吗？”逛公园时，面对各式各样的植物，妈妈不断发问，儿子滔滔不断地解答，显示了丰富的知识。晚上妈妈发现，儿子做作业时情绪特别好。空白：摒弃包办代替，给教育对象留有创造的空间和时间，调动其主动性。为了取得教育的实效，往往需要等待。“耐心是伟大的老师”。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他的导师是王竹溪先生。一天，王先生要他写一篇论文《固体中有序与无序的问题》，并要他参看一本书。杨振宁看不懂这本书，便去向王先生请教。王先生一个字也不讲，却又要他看第二本书。杨振宁第二本也看不懂，又去向王先生请教。王先生还是不讲，又推荐第三本书给他看，并要求他看完第三本书后，再回过头来看第二本和第一本，并说出对第一本书的见解。杨振宁反复读了第三本书后，再读第二本和第一本，果然写出了优秀的论文。宽容：对教育对象错误、过失产生的原因，给以充分的理解，使其在意想不到的宽厚态度、宽松环境中自省。“出奇制胜”的兵法运用在教育领域是教育方法的极致。教育者的宽容使教育对象无地自容，这是真正的教育诗篇。一位学生的个人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向教师说了一痛尖酸刻薄的话。这位教师没做任何解释，只是给她写了一首小诗： 土地宽容了种子，拥有了收获大海宽容了江海，拥有了浩翰天空宽容了云霞，拥有了神彩人生宽容了遗憾，拥有了未来学生收到后，沉思良久，突然笑了。她觉得生活真美好，自己很幼稚。三． “无为”教育艺术的反思

在班主任的实际工作中，我深深感受到班级管理是一项艰巨繁杂而意义重大的工作，处处充满学问与挑战。班主任应不断加强自己的教育理论学习和探索，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学习了“无为”教育理论，结合工作中的感悟，谈谈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一）．要“无为”必先“有为” 班主任工作是多方面的。它既要求班主任立足现实，努力搞好实际工作，又要求班主任着眼长远，加强学习、研究与探索。要想做到管理工作的“无为”，班主任必须先脚踏实地地对待工作，同时加强自身教育理论的学习。班主任工作必须从小事做起，从具体的事务做起，扎扎实实搞好班级管理。深入到学生中，认真了解、研究学生，掌握班级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班主任既要做学生的导师，又要做学生的朋友与助手。学生情绪波动，班主任要找他谈心；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班主任要率先垂范；学生生病住院，班主任要照前料后……班主任的工作是如此具体而细微。只有具有务实精神，班主任才能在学生中树立威信，才能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班级管理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在务实工作的同时，班级工作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不断地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自身修养与素质。加强自身理论学习的更高要求在于班主任要有开阔的眼界，长远的眼光，广泛关注教育发展动态，大胆创新，用自身的实践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教而教”，首要的要求是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无为”教育艺术对教师理论修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它提出的课题意义在于倡导学习教育哲学，提高教师理论修养，促进素质教育。“无为”教育时常表现为无言与无形，甚至达到出神人化的境界，有人称其为教育的极致，实属教育艺术的高层次表现。教育者要呕心沥血，从创设情境到引导经历，从教化进入悟化，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新的感觉、新的体验，获得精神的升华，灵魂的净化。这一过程呼唤着教师积极的进取，也指示着教师提高修养的方向。

（二）．顺势而为 “无为”教育的真谛应是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引导其开悟。“无为”教育的目的，正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悟性。这一过程是因势利导，是教育者的“无为”，促使受教育者的有为。班主任作为班级的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并运用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知识转化规律等教育规律，充分考虑到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动性，在发展与调整的关系上把握好教育规律与学生自我发展的特点，服务学生发展的需要。所以，用在班级管理上，就是“顺”：顺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知识转化规律。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掌握规律，顺势而为，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班主任采取“堵”的方式较多，如实行“全封闭管理”以避免学生受校外不良影响，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以控制学生越轨行为等等。采取“堵”的方式，减小学生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是必要的、有利的。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小气侯”，从而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但仅仅靠“堵”是不行的。过多地应用“堵”的方式，有两点不利：一是容易使学生成为工作的“对立面”，增加教育阻力；二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增强学生的抵抗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少数的班主任以“不出乱子”、“不出事”为目标，采用“盯、吓、压、罚”等方式管理班级，表面上班级“平安无事”，实际上引发的问题却不少。

（三）．有所为，有所不为 “无为”管理理论指出，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班级管理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成长发展中的学生。实际工作中，班主任要“管”的方面很多，小到学生的坐立行走、穿着打扮，大到学生的思想动态、前途命运，以及班级的建设与发展。对待管理内容，如果事必躬亲，早晚跟班，无所不管，甚至充当着“管家”、“警察”或“保姆”的角色，这样的管理方式固然有其利，但弊大于利。管得过多过死，容易造成学生依赖性强，创造性、独立性差，缺乏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能力，也容易使班主任陷于杂务，疲惫不堪，不利其自身的完善与发展。陶行知说“教是为了不教”。魏书生认为“管是为了不管”。其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要充分挥学生在教育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做到“管放结合”。具体而言，班主任要管的方面主要包括：制定班级的长期目标，把握班级工作的整体思路；培养一支强而得力的干部队伍，并加以指导监督；做好个别学生及全体学生的思想工作，增强班级凝聚力、向心力；协调多方面关系，形成教育合力。在具体事务上，学生能做的，班主任尽量放手让学生自己做。把一些具体事务分派给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分工授权，建立层次分明的立体型管理体系，如公物维修、书刊保管、活动组织、班干部选换、班规制定等等。引导学生参与管理，逐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管大放小，管主放次，授权负责，分层管理，既有利于班级的建设与发展，又有利于学生个性完善、能力的提高。

（四）．君无为而臣有为 班主任在识贤、求贤、用贤上决策时有所为，在人才的具体工作执行时则无所为。此处的“贤”，指的是学生中的管理者。班主任尤其要注重培养自己驾驭人才的能力，知人善任，了解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学生是在班级管理中可以成为助手。班主任作为班级的主要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使用班干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成效经验中，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所以，在管理之道上，黄老学派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在用人上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班干部和全体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而不是越俎代庖。

（五）．为于前，无为于后 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对待学生容易犯的错误或者班级管理中的疏漏，应该以预防为主。等到错误发生，造成了损失才寻求弥补，有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班主任在日常工作中，应该细心留意学生的思想和言行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及时把问题控制于萌芽状态，并加以可行的措施解决问题，消除隐患。

（六）．“管”之有为与“放”之无为结合 道家的管理哲学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必须坚持政策的一贯性，政策多变则扰民。这就是老子说的，治理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常去搅动它，而是依据客观规律，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顺其规律促使其变化而已。治大国若烹小鲜，班级管理亦然。在管理中如何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境界呢？ 其

一、管得少才是管得好 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管控活动。控制的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搅动小鱼”，就不是一种好的管理方法。其

二、管得少不是不管 管理者要抓住管理的关键，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洞察问题的本质，化繁为简，管理简单化。其三：管得少又管得好 关键在于建章立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简单问题标准化、程序化。减少例外事件，从而做到“闲”而有效。以人管理，总是有漏洞可循的，因为人都是有弱点，有感情的。动物之间哪怕是猫和老鼠相处久了也会有感情也会相安无事。而制度呢？却能起到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其四：把握好管得严与放得宽的分寸在教育过程中，班主任必须对学生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但“严”不是严厉、严酷。管理过严，容易造成学生个性压抑、自卑感重、自制力差、胆小怕事，甚至会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师生关系僵化。这既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班级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因此，班主任要正确把握严格管理的尺度、严中有宽。严格管理班级，我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做起。一是要引导学生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做到纪律严明，“以法治班”。二是要公正公平，不要感情用事。对违纪违规者，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学生，无论是优秀生还是后进生，都要一视同仁。三是要注重“首因效应”，要认真对待、正确处理“第一次”之类的事情。四是要持之以恒，避免犯“冷热病”，时紧时松。同时要狠抓养成教育，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严还必须与宽有效结合起来，灵活处理。班主任要私下做好被处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其正确认识错误，并努力改正。同时，对学生违纪处罚的方式要多样化，要寓教育于处罚之中。魏书生同志对学生犯错误的处罚是：唱一支歌，做一件好事，写一份关于错误的说明。他把处罚变为生动的自我教育的做法，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工作实践中，严和宽是对立统一的。严不是冷面铁心，宽也不是迁就纵容。只有做到“严中有宽，宽中有爱，爱中有教”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在现代科技冲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今天，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教育工作艺术，要培养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必须回到它原来的文化土壤中。道家无为管理的根本在于抓住人心。无为，不是没有作为，而是大有作为。无为，是“无背道之行，顺自然而为”，即不作违背教育目的、教育规律的事，实施因势利导，功无不成。设想，在一种充满智慧的文化土壤中，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自己工作的实践，我们的班主任工作，将萌发一片欣欣向荣的春色。

第四篇：《不对》读书笔记

读《弘扬地方文化的方言平台不应萎缩》有感

读了《弘扬地方文化的方言平台不应萎缩》，令我开始对方言的重要性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思索。

本文中提到：方言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保护方言即捍卫文明。与现在通用且推广的普通话相比，方言的通用范围越来越窄，很多人刻意教孩子普通话，有意让下一代回避方言。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方言太“土”了吗？说方言到底算不算一种“土”的标志，这个问题是不能简单回答的。想想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广东话的那种飞黄腾达的地位，就不好以“土”不“土”来评价方言了。

谁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后，粤语歌一度成为中国亿万青年的“心声”，最早大约是从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主题歌开始，随后是大量香港歌星的感召，广东话居然成为一种特有的“音乐语言”。

如果反思一下，古代广东曾经是中国的边陲，甚至是犯错的官员的贬谪之地，那里的语言，被诬称为“蛮语”，当时谁会想到，这种语言，居然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时过境迁，今天广东话的辉煌似乎有点过去——人们在方言上，常常是“势利眼”，随便看看中国喜剧、小品语言的走向，就不难看透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了。早年，说相声多用天津、唐山话逗乐，但90年代后，东北话小品崛起，变成今天小品和闹剧的专用语。

没有一种宏大文明，是悬在半空的。听一听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看一看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帝国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民间习俗的“基石”上。

方言，不仅是语言，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就是我们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方言背后，蕴含着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精髓，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卫文明。

第五篇：《庄子》新论

一·评价悬殊

《庄子》是一本奇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层知识分子中间，更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其言 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他利用各种言论论证自己的观点，当时的统治者不能用他为自己服务。他的书在汉代已经流行，但影响还不大，因此，《史记》将他附在老子传后，只写了二百三十三字。汉代经学随汉代的统治衰微以后，《庄子》在魏晋时代就开始盛行起来，被玄学家尊为经典“三玄”之一。许多人都研究、注释它，扩大了它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唐代道教盛行，与《老子》并称“老庄”的《庄子》也是身价百倍，被尊为《南华真经》。受到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特别是画家的欣赏和崇拜。历史上如唐代的李白、宋代苏东坡、清代曹雪芹都深受庄子的影响。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都对《庄子》有很高的评价。例如，鲁迅说：《庄子》一书，“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晚周指春秋战国时代，晚周诸子，就是现在常说的“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作品没有超过《庄子》的。顾颉刚说：“在战国时代里，《庄子》是最高的哲学表现，《楚辞》是最高的文学表现。” 闻一多阅读《庄子》以后，特别崇拜庄子。他说：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闻一多还认为，魏晋时代，庄子成了“整个文明的核心”，《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贤，我们也崇拜，但那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quot;（同上）后来，徐复观的研究证实了闻一多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上留着庄子的烙印。徐复观研究认为：”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徐复观认为庄子思想对艺术界影响极大，特别是绘画指中国画是庄学的私生子。为此他写了一本500页的专著，详细论述了庄学对中国历代文学艺术界的深刻影响。1979年在太原召开第一次全国中国哲学史研讨会时，冯契先生说：”我很喜欢庄子，让我写《辞海》的辞条，很想给他写几句好话，结果写不上去?quot;有一天，张岱年先生说：“庄子水平最高，提出的问题多而且深刻，是汉代以后所不及的。”任继愈先生对庄子情有独锺，为了把庄子说成是唯物主义者，绞尽脑汁，费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十分牵强的论证。冯友兰先生在九十岁的时候，向祝寿的朋友和学生说自己悟到处世道理，用庄子的两句话表达。这两句话就是：“举世而喻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绝顶聪明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到了九十岁才认识到庄子这两句话的深刻含意。从此可见，《庄子》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也说明过去冯先生对庄子的批评还多少有点肤浅或者幼稚。也许，他过去对庄子的批评只是按照某种模式，讲给别人听的，并非自己的本意。总之，高水平的思想家都是比较推崇庄子的。

但是，现代对《庄子》的评价却很不相同，从出版的教科书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来。

一本教科书的目录是：

第五章 庄周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第一节 追求无条件精神自由的虚无主义人生观

第二节 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

第三节 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另一本教科书的目录是：

第二节 庄周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一、“物物者非物”的天道观

二、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

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quot;的宿命论

再一本的目录是：

第六节 庄子的相对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一、”齐是非“、”齐万物“的相对主义

二、”齐物我“的主观唯心主义

举一反三，举三为众。三种教科书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的看法。所谓”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界，都是批评的对象，都是错误的代名词。在教材上都是这样给庄子哲学定性，表明中国大陆整个学术界对于庄子的看法基本是否定的。颇有影响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二版）第十二章题目是”庄子――先秦最大的唯心主义者“。因此，此书肯定庄子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反动?quot。

我在上大学和上研究生时，在我的心目中，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反面人物，是应该全盘否定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相对主义的，人生观是悲观厌世的，认识论是不可知论，还有宿命论，没有一点合理性。当时，我曾经想过，庄子的思想既然没有一点合理性，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他的思想呢？当时虽然也说反面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但我还是想不通。看得书多了，才发现许多高水平的学者对庄子的评价与教材上的评价竟有如此悬殊，这就更引起我的关注。我就开始对这个奇怪现象进行思考，成了悬在头脑中经常想到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是我在研究实践中发现的，不是哪一个指南提出来的。科学研究的课题可以从实际需要中提出来，也可以从个人研究实践中发现，这是不言而喻的。哪一种成果更有用呢？很难说。

二·内外有别

《庄子》一书有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传统说法，内篇是庄子自著，而外、杂篇是其后学所著。任继愈先生认为内篇是后学所著，而外杂篇才是庄子自著。刘孝敢先生对此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进行复杂的统计，有力地论证了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才是后学所著。一时间，这一观点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似乎成了无懈可击的定论。

刘孝敢先生证明了：1·《庄子》全书都是成书于先秦时代，没有汉代以后撰写的。2·内篇比外、杂篇早。3·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弟子或后学所著。这些论证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概念的差异，内篇中使用道、德、性、命、精、神，没有使用过道德、性命、精神这样的复合词。而在外杂篇中开始使用复合词。文字发展史肯定先出现单字词，后出现复合词。二是根据思想，先生提出观点，学生解释观点。刘先生所论，证明内篇早于外、杂篇，显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是否就是学生所写，其根据就不太充分了。

先秦著作中很多是集体创作的，如《论语》、《管子》、《墨子》、《吕氏春秋》等。但它们都没有分内外篇。而《孙子兵法》、《商君书》、《孟子》、《韩非子》、《歇冠子》等都可以看成是个人专著。以前虽然也有人提出怀疑，理由不充分，因此，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分成内外篇的古籍并不多，据我所知，在《汉书·艺文志》的医经类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经》二十五卷。在杂家类中，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在《诗》家中，有《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在《春秋》家中，有《公羊传》和《公羊外传》，《谷梁传》和《谷梁外传》。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失传。今存《淮南内》二十一篇即《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淮南外》失传。《韩外传》六卷即《韩诗外传》。《韩内传》四卷失传。《公羊传》、《谷梁传》今存，外传均失传。先秦两汉的著作中，内外均存的，除《庄子》外，其他一本也没有。现存葛洪所著《抱朴子》内外篇均存，内篇讲道教的内容，外篇讲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按内容分内外篇，而全书还是葛洪自己一人所著。学术界没有人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另外，孟子也有学生，也有后学，为什么没有外篇呢？至于书中一些概念的变化，只能说明前后之别，并不能说明是两代人的作品。一个人生活时间可达几十年，前后时代会有许多变化，思想与语言也会有许多变化。现实的例子有，冯友兰先生早年写的《中国哲学史》（1930年），与后来于1964年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晚年于八十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都有极大差别，可以说判若三人。如果先出的为内篇，后出的为外杂篇，那么，我们能说后出的就一定是他的学生写的吗？冯先生活了九十五岁，庄子可能活不到这个年龄。《庄子》内外篇的差别没有冯先生的前后三本书的差别大。战国时代与中国现代同样都是变化特别急剧的时代。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庄子个人在著述中不会在语言与思想方面有那么大的变化。

因此，我同意刘孝敢的考证，认为《庄子》内篇早于外篇，但我以为外篇未必是庄子的学生或后学所写。不能排除他自己在晚年写成的这种可能性。

三·精神自由

如何评价？如何定性？首先就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过去，我们采取西方的哲学模式来给庄子定性的，定他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如果采取别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个性就会有变化。

首先，哲学应该可以分为三大类型：求真哲学、求善哲学与求美哲学。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这些哲学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从宏观上进行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人类追求真、善、美，因此，哲学也可以分为这样三大类。通过观察、试验、实践，来认识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探讨事物的本质，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宇宙的本质或宇宙的终极本原。这是需要自然科学作为基础的，需要有科学精神的。研究的最后结论，认为宇宙的终极本原是物质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哲学体系就是唯物主义的；如果认为宇宙的终极本原是精神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哲学体系就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把这一类型的哲学称?quot;求真哲学“。对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人际的复杂关系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为了解决各种矛盾，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法则。为了使这些方针与措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必须建立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就是政治哲学，也可以说是求善的哲学。宗教哲学也有一些内容是求善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重视艺术，重视情感，陶冶情操。他们既不拘泥于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也不关注政治活动。这些哲学家可以说是求美的哲学家。

西方哲学家有这三种哲学家，而求真的哲学家是多数的，是主流。中国的哲学家也有这三种哲学家，却是以求善的哲学家为主。我以为这三种哲学家应该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论。对于求真哲学，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而且只有在这种哲学中才有这种区别。对于求善哲学，就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有善与恶，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都是求善的哲学家，他们都是想提出一个可以把天下治理好的理想方案，都是善的理论。给他们戴上唯心主义，是张冠李戴。他们不探讨宇宙的本原，只是讲了精神，讲了心性修养，就成了唯心主义者，是否有点冤枉？

庄子受到的冤枉也很大。过去许多人都说他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庄子不研究宇宙的本原问题，也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只是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他所讲的道，实际上是讲艺术精神。徐复观说：”庄子的所谓道，本质上是最高的艺术精神“。追求美，追求精神自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因为他没有研究宇宙的本原，因此，他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他的哲学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他也不研究政治问题，也没有参加宗教活动，所以也没有关于善恶的问题。他的艺术精神只有美丑、雅俗的问题。庄子讲的道，是最高的艺术精神，是非常高雅的。因此，庄子哲学应该是高水平的。中国历史上高水平的学者都十分欣赏庄子哲学，就是欣赏他的高雅情趣，而不是欣赏他的唯心主义。庄子讲精神自由，是主张超越一切局限。他称那种思维方式?quot;拘墟”，比喻为井底之蛙，用现代话说，就是局限性。他要以道观天下，要摆脱任何束缚。这些束缚包括人间所有的思想顾虑。他认为，儒家提倡仁义道德，就是给人一种精神束缚。按人的本性本来应该这样做，因为有了仁义，人们就要考虑如何做才符合仁义，这样一来，人就不能按自己本来的想法做，处处要以仁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法则。因此，庄子认为，仁义破坏或者摧残了人的本性。毁誉也是人们比较普遍的思想负担。人们总是不太了解自己，经常要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识自己，如果大家说好，就认为自己做得对；如果大家反对，就是自己做错了，就要纠正。于是，做什么事都要看大家的反映，自己的精神就不能自由。庄子提出?quot;举世而喻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世间的毁誉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当然更不会成为精神负担。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绝对正确的，而别人的主张则是十分错误的。所谓”自是而相非“。在辩论的时候，都站在自己的学派性上，是讨论不出是非的，也是无法确定是非的。这是学派性的思想局限。他提出，人在床上睡觉，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在烂泥中睡觉，就会得风湿病，但是，难道泥鳅也是这样吗？人要是在树上睡觉，会发抖，难道猿猴也这样吗？如果让泥鳅在床上睡觉，第二天一早，它就干了。如果让猿猴在床上睡觉，它们也会很不习惯的。从物种的角壤纯矗髦治镏忠灿凶约旱氖欠恰Ｕ馐峭蛭锲降鹊墓勰睿胛鞣剿”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是很不一样的。后来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可以认为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过去，提倡优胜劣汰，似乎人类是优胜者，而万物是劣汰的对象。但是，人类后来发现，把万物淘汰以后，人类也就失去自己的家园。保护万物成了人类的责任。保护万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类有了这种觉悟以后，对庄子的这种万物平等的观点，应当有新的评价。总之，庄子的精神自由，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各种束缚：时代的束缚、地区的束缚、阶级的束缚、传统的束缚、观念的束缚、自己的肉体与心灵的束缚等。庄子的这些思想与观点都是有合理性的。但是，用西方的求真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庄子的求美哲学和精神自由，得出了全盘否定的结论。这也是学术上的冤案，应该平反。学者的欣赏与教材的贬抑的矛盾，在这里可以得到一种解释。

四·相对论与辩证法

相对论即相对主义，似乎是庄子哲学的一大特点。甚至可以认为是庄子哲学的代名词。理由大体一致。主要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篇》）这也是可以作详细分析的。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此，都是指示代词，代表那与这。可以代表某个人，某个集团，某个时间，某个地区，某个条件，以及某种情况等。例如，这个人认为鱼好吃，那个人却认为蛋好吃，这里就有不同的是非。又如，儒家认为需要用仁义治理天下，天下才会安定；法家认为仁义不管用，只有用法制才能治理好天下。儒家提倡礼乐制度，道家认为礼是搅乱社会的首要因素，墨家认为乐不解决吃穿问题，是劳民伤财的东西，所以他们主张”非乐“。现代，无产阶级认为资本家是靠剥削起家发财的，资产阶级认为资本家是靠自己本事起家发财的。在时间上，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是非。例如，晚上该睡觉时，睡觉是正确的，如果唱歌，就不对。如果在上音乐课，老师要求唱歌时，不唱歌，却要睡觉，那就是错误的。唱歌与睡觉都有适当的时间，在不适当的时候进行这些活动都是错误的。过去，武松打虎成了英雄，现在再打虎，可能就要坐牢，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韩国人爱吃狗肉，美国人不吃狗肉，爱吃牛肉；印度人不吃牛肉，却吃猪肉；回族不吃猪肉，多吃牛马肉。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不能说吃法与我不一样的都不对，都是陋习。例如，不吃猪肉的民族不能反对其他民旅吃猪肉，爱吃狗肉的国家不能说不吃狗肉是陋习。同样道理，美国人不应该说韩国人吃狗肉是野蛮的，也不应该说印度不吃牛肉是不开化的表现。应该互相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些人有狭隘心理，只要与自己习惯不一样的，他们就一定要说东道西，这也指责，那也批评。似乎真理都在他那里，总喜欢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别人、评论别人、指责别人，甚至还要用经济制裁别人，用武力干涉别人。缺乏的就是平等观念。

同样是天下雨，评价可有很大差别。由于大旱，下雨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已经大水成灾，再下雨，就要加重灾情。农民播种后盼着天下雨，城里人为了行动方便，希望晴天。收获季节，农民怕下雨导致新收的粮食发霉；也许气温太高，城里人还希望下一些雨，降降温，凉爽一些。养鱼人没有水不能养鱼，水多了又怕冲走鱼苗。总之，下雨好不好？谁也答不出来，因为在这里确实无法确定是非。这并不是没有是非，而是没有固定的普遍的是非。这不是相对论，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真正辩证法的是非观。

关于辩论的问题，庄子提出来说，我与你辩论，你赢了，难道你就正确吗？或者我胜了，难道我就对吗？或者都对，也可能都不对？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并不理解，总以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实际上是非并不象黑白那样分明。中国历史上曾经讨论过天体是圆球形的（浑天说），还是伞形的（盖天说），后来好象是说圆球形的赢了，因为浑天说统治中国天文学界达两千年之久。西方近代天文学传进来以后，说天是空的，既没有圆球形的天体，也没有伞形的天体，只是无限的空间。庄子接着说，如果来了一个第三者，他支持你的意见，你也不一定对；如果赞成我的观点，我也不一定正确；如果他的主张是与你我都不一样的观点，那么，是非就更难判断了。第三者是有代表性的。再来第四者，第五者，也可以类推。总之，辩论是判断不了是非的。所?quot;道理越辩越明”，只能说明在辩论中使双方的观点都更加明白了，并不能最后确定是非。

辩论不能最后确定是非。那么，如何确定是非呢？我们可以说通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确定是非。这个问题是否就因此有了结论呢？还没有。例如，浑天说与盖天说的辩论，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浑天家可以用实验的办法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实验的具体做法是：用一个圆球，标上天上的各种星象，做成浑天象这么个仪器。将这仪器放在地下室里作缓慢匀速的旋转运动，与地面观察到的天上星象的出没，一一相应。在制订历法的时候，历代历法家都是根据浑天说的理论来制订的。这些历法的精确度是很高的，有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千年的实践不断证明浑天说是正确的。但是，千年以后，西方传来近代天文学，浑天说也就被取代了，被证明是错误的。千年实践所不断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还会被推翻呢？实践证明究竟能不能判断真理呢？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这些问号，只是说明一种事实：所有具体真理都是相对的，不同层次的真理的总合，才构成绝对真理。正如黑格尔所说：真理是一个过程。一定时期的实践可以检验这一时期的真理，也就是说，可以判断这一时期出现的事物的是与非。实践发展了，认识也发展了，是非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还要再检验。世界历史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所谓实践检验，不是有一两个人实践一下，就能确定是非的，也不是一两次实践就可以检验出真理来的，甚至不是几万人几百年的实践就能盖棺论定的。所谓实践检验，必须讲“社会实践”。有了“社会”，就不是个别人的，也不是局部的，地区性的，更不是短时期的。所谓“社会实践”，就是指世界历史上所有人的实践，应该包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世界上所有人的一切实践。一时一事的实践，只能检验人们对于一时一事的认识是否正确或者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不能因此就检验出绝对真理来。研究历史，只知道结论，没有领会历史精髓的人，研究自然科学，只有许多科学知识，没有科学精神的人，研究哲学，只会背诵教条，没有接受辩证方法的人，都不能参透这个似乎非常简单的道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对这一句话中除了“是”与“的”两个字以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进行过讨论，发表过几百篇文章，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在辩证法门外困惑、徘徊、探索。个别人自以为什么都明白，实际上他们更惨，因为至今还摸不到门。他们看到在辩证法门内走动的人，就指责他们是相对论者。这种误解是有原因的。辩证法与相对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一位哲学家说：辩证法包含相对论，但不归结为相对论。我的理解是：相对论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相对性才是绝对的。辩证法也认为一切都是流动的，即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绝对性，即在一定条件下，都有某种绝对性。例如讲到真理，相对论认为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性，所有真理的总和也只是一堆相对真理。辩证法认为具体真理都是相对的，但是，所有真理都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这是绝对的。否则就不能称为真理。而无数具体真理的总和，可以形成绝对真理。具体真理象一滴水，而绝对真理就是无尽长江。

五·无道则隐

庄子不愿意做官，是很有典型性的。楚国派使去聘请庄子做令尹（相当于丞相），并且送去很多礼金。庄子说：“你见过牲牛呢？用好料养几个月，然后洗得干干净净，宰杀后还精致的容器盛着，送进太庙，供在神案上，还用红布盖着。愿意做这种牺牛，还是愿意做那在野地寻找杂草吃的野牛呢?quot;使者说愿意做活着的野牛，不愿意做牺牛。庄子说那好了，你走吧，我就在这里当野牛。又有国君要聘他，他用乌龟做比喻，把龟杀了，把它的壳供在神庙里，让人以虔诚的心情用它进行占卜。庄子宁可做野龟在水沟里爬着，也不愿意当神庙里的供品。总之，他不愿意当官。他认为做官是用隋侯之珠去弹麻雀，损失是巨大的，得到的却十分微小。在他看来，个人精力、身体健康和生命，都是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即使贵为天子，庄子的朋友惠施是很喜欢当官的，听说魏国相死了，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去接任，怕迟到，相位被别人先占了。惠施任梁惠王相时，庄子到梁国去，惠施派人搜查，又怕庄子来争夺他已经到手的相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如庄子。庄子讥笑他抱着已经腐烂的死老鼠，还怕被别人抢走。他把相位比作死老鼠，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庄子自己不愿意做官，对于当官的人也不会那么敬畏。有一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回来时后面跟着一百辆车，装满秦王送给他的财物。路上遇见穷困潦倒的庄子，很神气地说自己没有能力忍耐贫穷，只有一点发财的小本事。以此挖苦庄子的贫穷。庄子毫不客气地回敬他。庄子说：”秦王有病请医生，治疗一个疖疮，给一辆车；舔一下痔疮，给五辆车。干越卑下低级的活，得到的车也越多。你难道也给秦王舔过痔疮，要不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车呢？你真行呀！“（《庄子·列御寇》）

庄子不但对个别当官的人反感，而且对整个政治界都有反感。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肤箧》）小偷被杀头，窃国大盗当诸侯。诸侯家里有仁义，一定也是从哪里偷来的。诸侯是富人之家。按孟子的说法，”为仁者不富，为富者不仁?quot;诸侯应该属于“为富者”，就不应该有仁义。因此，庄子认为，他们家有仁义，一定是从哪儿偷来的。

总之，在政治与生命两者间，庄子重生命，轻政治。

庄子不愿意从事政治工作，能不能说他就是悲观厌世的人生观。我们可以作一番分析。首先，庄子生活的是战国那个战乱时代，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更甚。古称“乱世”。其次，参与不义之战，是犯罪行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在不义战争中立大功的人应该 “服上刑”，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庄子不参加这种为不义战争而奔走的政治活动，与儒家所谓的“隐”是相一致的。孔子曾经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与孟子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在这乱世的时代，天下无道，庄子退隐民间，甘受贫贱，独善其身。这完全符合孔子和孟子的说法，有什么不可以呢？庄子也曾经说自己这样避世，“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间世》）。

那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情况如何呢？吴起为楚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最后被乱箭射死。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为秦国立了大功，最后赐死。蒙恬为秦国名将，也被赐死。李斯为秦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是最大的，最后与他的儿子一起被车裂。秦国是战胜国，战胜国的将军尚且如此，那些战败国的将军自然更惨了。所谓“将军百战死”，“十个将军九没头”。从这些参战将军的下场来看，庄子的避世还是有根据的，也可以说是明智的选择。庄子不愿意当这些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是否也有合理性呢？它只不过是儒家所说的“无道则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