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珠海现代教育教学研究部宏观分析何谓中国远程教育
珠海现代教育教学研究部宏观分析何谓中国远程教育
珠海现代教育—教学研究部
1.什么是现代远程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远程教育是指学生和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之间主要采用多种媒体手段进行系统教学和通信联系的教育形式。
相对于传统的面授教育,远程教育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征:在整个学习期间,师生准永久性地分离;教育机构或组织通过学习材料和扶持服务两方面对学生的学习施加影响;利用各种技术媒体联系师生并承载课程内容;提供双向通信交流;在整个学习期间,准永久性地不设学习集体,学生主要是作为个人在学习,为了社交和教学目的进行必要的会面。通常认为,远程教育已经历经三代:第一代是函授教育;第二代是广播电视教育;第三代的基本特征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在数字信号环境下进行教学活动,被称为“现代远程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的突出特点:真正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受教育对象扩展到全社会;有更丰富的教学资源供受教育者选用;教学形式由原来的以教为主变为以学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后一代远程教育并不意味着对前一代的否定或取代,不能把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看成是过时的教育。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的媒体手段与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等新的媒体手段相结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可以说是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趋势。
2.什么是远程教育资源?
是指使用电视及互联网等传播媒体的教学模式,它突破了时空的界线,有别于传统需要往校舍安坐于课室的教学模式。使用这种教学模式的学生,通常是业余进修者。由于不需要到特定地点上课,因此可以随时随地上课。学生亦可以透过电视广播、互联网、辅导专线、课研社、面授(函授)等多种不同管道互助学习。是指使用电视及互联网等传播媒体的教学模式,它突破了时空的界线,有别于传统需要往校舍安坐于课室的教学模式。使用这种教学模式的学生,通常是业余进修者。由于不需要到特定地点上课,因此可以随时随地上课。学生亦可以透过电视广播、互联网、辅导专线、课研社、面授(函授)等多种不同管道互助学习。
第二篇:珠海现代教育教学研究部-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简介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简介
珠海现代教育教学研究部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远程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是浙江大学继续教育、远程教育、成人学历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的专门办学机构。学院围绕人才强国战略目标,坚持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高层次、高水平、高效益、国际化”的办学方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社会经济建设急需的中高级管理和科技人才,是浙江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学院积极实施以品牌化建设为核心的高端培训发展计划,紧紧围绕“创新能力”培训主题,加大管理与办学模式改革创新,重点发展以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业中高层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为主体的高端培训,依托学校雄厚的教学、科研、师资优势,整合社会多方办学资源,逐步形成学科交叉、校企融汇、中外会通、东西互动、产学结合、定制培养的培训模式,充分体现了融系统性、前沿性、创新性于一体的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特色与优势,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企业中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2009年11月,浙江大学被确定为首批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浙江大学是我国首批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四所高校之一,也是卫生部确定的全国远程医学教育首批示范试点单位。自1998年开始招生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现代远程教育教学和管理模式,培养出我国最早的远程教育本科毕业生。依托浙江大学学科优势和分布在全国17个省市的100多个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形成了以高起本、专升本为主的理、工、医、文、管、法、农等多学科的网上人才培养基地。试点期间,教育部领导曾多次对我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进行考察或 座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10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授予浙江大学设立“西部地区基层村官培训基地”,并委托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面向西部 地区基层村干部开展在线和面授培训。
在新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将秉承“求是创新”校训,遵循“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内容创新、技术创新”的指导方针,加强理论研究,探索与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相适应的继续教育办学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1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短期内经济增长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来看经济运行将进一步趋于平稳。从上半年的主要指标数据看,尽管部分经济指标有所回落,但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偏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首先主要的经济指标还是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102178亿元,增长11.0%;第三产业增加值86581亿元。可以说,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在面临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放缓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取得了不错成绩,但宏观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上半年国内经济形势: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GDP增速越快表明经济发展越快,增速越慢表明经济发展越慢,GDP负增长表明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1年上半年GDP为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1.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但仍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放缓是三个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一是宏观调控影响。自去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M2增速从去年底的19.7%至今年6月末的15.9%,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二是要素供给冲击。二季度以来,不少省份出现“电荒”,有关测算表明,仅用电缺口就将拉低工业增加值3.6个百分点。三是企业去库存化。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动下,企业库存增加很快,远超往年同期,而新订单增加不明显。由于库存增加超过需求,且二季度开始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企业开始去库存。
二、上半年国内物价走势:价格全面上涨,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变动的综合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与货币供应量等其他指标数据相结合,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货膨胀或紧缩状况。
PPI主要用于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况,与CPI一样,是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PPI对C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反映工业企业从物资交易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所支付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该指标对P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4%。其中,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三年以来的新高,也超出市场普遍预期的6.2%,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成为主要原因,且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有关。全国食品类价格上涨11.8%,非食品类价格上涨2.7%;上半年,全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5.2%,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5.9%。
2011年上半年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7.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0.3%。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月上涨7.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月上涨0.2%,比去年同月上涨10.5%。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6月份采掘工业价格下降0.9%,原料工业价格上涨0.1%,加工工业价格下降0.1%。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1%。
从以上数据看,主要价格指数都在高位运行。与2007年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不同,本轮物价上涨更多地表现出“全面通胀”的特征,即不仅食品价格上涨,非食品价格也在上涨;不仅工业品价格上涨,服务类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
分类价格指数全面上涨。从分类价格指数来看,一方面,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上涨。食品价格6月份同比涨幅为14.4%,达到近35个月以来的新高;非食品价格6月份同比涨幅为3.0%,创2001年公布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另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类价格也出现较为明显的涨幅。6月份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7.4%,同样是35个月以来的最高点,服务价格6月份同比上涨4.0%,今年以来的整体涨幅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那一轮通胀。显然,食品和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类价格同时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是此前的通胀周期不曾有过的特征,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通胀”时代。
三、经济大势: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速放缓为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某些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消费对GDP贡献率提高、贸易账户的平衡等),但整体来看,结构性问题仍然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两高一剩”行业再度抬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中小企业困难加大等,下半年需要进一步着力解决。
1、“两高一剩”行业的再度抬头,加大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转型的难度
4月份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淡季电荒”现象,从供给层面看,煤电未能联动导致火电企业积极性不高,南方旱灾限制了水电企业的发电量,导致电力供给减少;从需求层面看,部分高耗能行业在节能减排压力减轻后再度抬头,导致用电量激增。今年以来部分高耗能行业的用电量较去年年底出现明显的加速,这是导致出现淡季电荒的重要原因。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去年底曾降至10.6%,但今年以来增速明显加快,6月份已经达到13.9%。从产量来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年初的产量同比增速较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从3月份以来,累计同比增速明显加快。
“两高一剩”行业是我国此前粗放型发展方式的产物,随着资源供给约束的加强,其发展空间逐渐缩小,政府也将压缩“两高一剩”行业作为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但今年以来它们的再度抬头,加大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转型的难度。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经济重心仍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偏慢,投资增速和占比均在下降。“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但是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经济重心仍然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速度仍然偏慢。
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3.2%、11.0%和9.2%,分别比去年底下降了1.1、1.2和0.3个百分点;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7.7%、50.0%和42.3%,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下降了2.5和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无论是增速还是占比,都弱于第二产业,显然与中央政府提出的三次产业平衡发展目标相悖。从投资结构看,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下降到24.7%,比同期的第二产业低2.4个百分点。从占比来看,第三产业投资占比从2月的57.8%下降至5月的53.9%,而同期第二产业则从41.0%上升到43.8%。产业的投资结构同样没有表现出改善的迹象。
2、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和“招工难”两个最大的难题
今年以来,受要素价格上涨、电力短缺、信贷紧缩、贸易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经营困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又首当其冲。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中,“融资难”和“招工难”是两个最大的难题。去年以来,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上调和贷存比等监管措施的严格执行,银行的可贷资金大幅减少,这种情况下,银行必然会优先考虑规模大、资质好的企业,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而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些企业又很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被迫进入民间借贷市场,今年以来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江浙地区甚至达到了月息30%。
“招工难”是另外一个难题。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50%的中小企业反映普通劳动力供应不足,47%的中小企业反映技术人员供应不足。与招工难相对应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大幅提高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四、政策展望:抑制通货膨胀兼顾结构调整
当前的经济放缓是政策调控和存货周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倒是抑制通胀和调结构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预计下半年仍将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总基调,调控方向不会贸然改变。
1、货币政策:预计下半年至多加息1次,存款准备金率或视情况上调1-2次。
利率仍有上调的必要,下半年至多再加息一次。首先,央行的重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保持实际正利率状态应该是利率水平确定的最基本准则。但从我国的现实来看,随着物价水平不断上升,负利率缺口正在不断扩大。其次,价格持续上涨将危害到社会稳定,最终会伤害经济增长。再次,从就业角度看,劳动力需求供给比持续在100%左右的高位水平,加息不会带来就业问题。最后,加息有助于解决央行票据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问题,为公开市场操作打开空间,恢复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功能。
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上调1-2次,继续上调空间不大。上半年央行共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原因有三:一是外汇占款较多,今年月均外汇占款增量约比去年多900亿元;二是央行票据发行不畅,由于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商业银行对购买央行票据积极性不高,导致央行只有依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强制性手段来回收流动性;三是在加息质疑声音较大的情况下,通过上调准备金率,推高市场利率,可以间接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
目前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的历史高位。准备金工具调控货币总量,优点是见效快、力度大,能够深度锁定流动性;缺点是副作用大,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较差,容易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的剧烈波动。表现在,第一,尽管目前银行流动性总体宽裕,但大中小银行之间冷热不均,小银行资金明显偏紧,容易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的剧烈波动。第二,准备金率过高会导致资金脱媒,随着资金脱媒的不断加剧,部分社会资金甚至外汇占款资金并不绝对会以一般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而是流到基金、信托、民间借贷、大宗商品等领域,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结果是银行流动性紧张、社会流动性宽松,难以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第三,与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具有政策风向标的指示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过高,将降低后续调控政策的灵活性,一旦出现小的风吹草动,将面临是否下调的两难选择。
由于外汇占款仍在快速增加,预计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可能会上调1-2次,但再继续上调的空间不大。与存款准备金工具相比,央行票据具有灵活性高、针对性强的特征,而且转向容易,所以我们建议通过加息和适当提高央行票据发行利率的方式,解决利率倒挂问题,进一步发挥央行票据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的作用。
2、财政政策:预计将更加“积极”,并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
尽管“积极”是财政政策的主基调,但从上半年情况来看,并未体现出积极的特征,例如,今年中央公共投资计划支出金额仅为3826亿元,比上年还减少了100亿元。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4万亿投资计划已经于去年结束,另一方面,则是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显著加强。
在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困境时,货币政策的单兵突进或许难以保证效果,必须要求财政政策的配合。第一,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水利设施和保障房建设等,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源优化配臵;第二,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完善和改革中央、地方财政制度,强化地方财政的风险预警和约束问责。这样才能在避免经济失速的同时,防范风险和促进结构改善。
第四篇: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同时经济增长呈平稳减速态势。预计全年GDP增长9.4%,CPI上涨5.5%。
2012年,我国将呈现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双降”态势,预计GDP增长8.7%左右,CPI上涨4%左右,经济运行总量矛盾有所缓解,但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更大。2011年全年经济走势呈现以下特点:
1、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取得成效;
2、经济增长平稳减速,部分刺激政策退出力度把握适度;
3、保障房投资成为新亮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4、汽车消费退潮明显,其他消费增长波澜不惊;
5、受国际市场影响逐步加大,进出口增速前高后低。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食品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的深层次矛盾并未有效解决;
2、成本上升压力持续存在导致经济步入结构调整阵痛期;
3、房价居高不下仍然是广大百姓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
4、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中小企业经营最为困难;
5、国内部分地方和企业对全球经济调整的趋势性要求反应迟钝。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将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势:
1、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活力正在减弱,并且内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市场信心近期大幅下降,下行风险逐渐增大。发达国家正在步入滞胀的泥潭,一方面,主要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压力和金融稳定风险,私人需求尚未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接力棒,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依旧宽松,甚至存在出台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通胀压力相对较大。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大量热钱冲击以及政策紧缩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等问题,其经济增速将继续呈放缓态势。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与今年基本持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
1.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6.1%。
2、国内经济环境总体良好。一方面,“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设阶段,中西部不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以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地方财政风险和土地市场交易趋冷对地方投资融资能力形成制约,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抬高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出口放缓对工业生产形成一定压力。
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预测。如果2012年欧美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主要发达经济体整体不出现二次衰退,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得到一定缓解,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同时,我国把“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有所减弱,财政赤字率略有下降;货币政策则主要加大对表外业务的控制力度,使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进入真正稳健状态。在这一国际环境和政策假设情景下,经模型测算,我国经济可望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GDP增长8.7%左右;且经过精心调控,妥善应对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可以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在4%左右。
第五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着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中央政府的权威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0.46。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政府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从口头上看,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