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姓氏论文三篇

第一篇：孔子姓氏论文三篇

孔子的父亲姓什么？

——古人姓名杂谈

如果有人问你：“孔子的父亲姓什么？”你一定会说：“当然姓孔了”。恭喜你，答对了！可是，看古书上说，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看不出他姓孔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先秦时期，并非人人有“姓”的，有“姓”的都是贵族。那时的所谓“百姓”，决不是后世所说的普通劳动人民，而是指的贵族阶层。普通劳动者或下层人民，都是有名无姓。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些平民出身的专业人士，称呼时一般是在名字前面冠以职业身份。例如：“弈秋”，就是那个叫“秋”的棋手；“优旃”，就是那个叫“旃”的优伶（演艺人员）。也有的“名”外还有“字”，如“公输般”，就是一位名叫“般”字是“公输”的木匠。他没有姓，但因为是鲁国人，所以又称为“鲁般”或“鲁班”。

孔子出身贵族，当然是有姓的，用后世的话说，他姓“孔”名“丘”字“仲尼”。他的父亲自然也该姓“孔”。事实就是这样，孔子的父亲姓“孔”名“纥”字“叔梁”。

严格讲来，“孔”也不是孔家的姓，而是他家的“氏”。《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华氏之乱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后来姓氏合一，就可以说孔子（当然还有他的父亲）“姓孔”了。

这下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古书上不称孔子的父亲为“孔纥”，而称他为“叔梁纥”呢？这是因为，那时候姓（或氏）、名、字俱全的人称呼时的排序和后世是不一样的。后世的顺序，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姓“刘”名“桢”字“公干”，就连称为 “刘桢公干”；又如“岳飞”，姓“岳”名“飞”字“鹏举”，可连称为“岳飞鹏举”。先秦时这三者的顺序却是姓（或氏）-字-名，如《崤之战》里的秦国将军、百里奚之子为百里（姓）孟明（字）视（名）。或者干脆把姓给省略了，径直称为“孟明视”。孔子的父亲就是这样，“字”在“名”前，而省略了“姓”，成了“叔梁纥”了。

顺便说一下，古人的“名”与“字”之间都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如“屈原”姓“屈”名“平”字“原”，“原”者，“高平之地”也。还有不少同时标识着排行。孔丘，字“仲尼”，“尼”是曲阜附近的一座小山，和“丘”义近。“仲”，说明他在家排行第二。所以，批林批孔时的一句口号就是“打倒孔老二”。以此推论，孔子的父亲在兄弟排行中是比较小的，因为字里有“叔”字。按照古人伯仲叔季的排行习惯，他在兄弟排行中最大是老三。

弗父何、正考父与孔父嘉

被称作“仁人”的微子，当上了平叛后的宋国国君，以殷朝贵族的身份，替周朝统治着居住在东方的殷代遗民，宋国在当时又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公国。因此孔子及孔氏子孙便极力说自己是微子之后。其实，微子只有一个儿子，微子启死时，他的儿子早就死了。周朝封的宋国，实际上是由微子的弟弟仲思衍传下来的。

《孔子世家谱·纂要》记载：“至微子启，封宋上公，奉商祀。启子早亡。舍孙立其弟衍，即微仲也。”《史记集解》引《礼记》说：“微子舍其孙?而立衍也。”郑玄注释说：“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可知微子之王位为其弟继承，是按照殷人兄终弟及之俗。

仲思衍之后，先后是宋公稽、丁公申、公共。公共去世后，宋国发生了一次政变，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这次政变的情况是：公共死后，由他的弟弟炀公熙继位。公之子鲋祀杀死炀公而自立，并说：“我当立。”这就是厉公。

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共还有一子叫弗父何，并且年长于鲋祀。这位弗父何就是孔子的先公之一。《孔子家语》以后的典籍千篇一律地认为，弗父何为长子，应当继位，而弗父何不接受，把君位让给鲋祀，自己则甘愿做宋国的卿大夫。近人有的著作也说：“弗父何，宋闵公的儿子，厉公的长兄，他本应做宋君的。没有做，便让位给他弟弟。”(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第五章第85页)但从鲋祀自称“我当立”来看，弗父何很有可能是庶子，而鲋祀是嫡子。因为在那时，庶子是没有资格继承君位的。

但无论如何，鲋祀即位，弗父何是做到了卿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他就成为孔子先公中第一个宋卿，孔子先公的贵族身份也就由此从公降到卿了。

弗父何以后，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先后继承父爵为宋卿。其中以正考父政绩最为显著。

关于正考父，《左传》昭公七年九月记载他“历佐戴、武、宣三公”，是三朝元老，不但从不奢侈骄傲，反而越发谦逊俭朴。《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他曾在家庙的鼎上作过如下的铭文：“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餤。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当他每次接受任命和提升职位时，都是越来越恭敬：始而低头，继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路时也小心翼翼地靠着墙边走，然而谁也不会侮慢他。他用这鼎 1

煮餤和粥，聊以充饥而已。这反映了他为人谦恭节俭的品质。

另外据《毛诗·商颂序》记载，正考父曾从周太师那里“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现存《诗经》中的《商颂》只有五篇，一般认为是孔子编诗时删其七篇。《史记》即持此说。

正考父之后，孔子先公的地位又从卿降到了大夫。第一个大夫是正考父之长子孔父嘉，他只做到了宋国的司马,正考父次子宣靖是邹姓祖,后留在宋。

在孔子家族史上，孔父嘉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正是从他开始，孔子家族才开始有了“孔”氏。

前文我们讲过，孔子是殷人的后裔。殷人的始祖是契，契的母亲叫简狄。相传有一次，简狄在郊外，忽然飞来一只玄鸟，简狄无意中吞食了玄鸟的卵而生下了契。契长大后辅佐帝舜有功，因其母亲吞食玄鸟卵(子)而生，故被赐姓子。按道理孔子也应该是子姓，但我们通常所说的却是孔子“姓孔，名丘”。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得从中国古代的姓氏问题说起。现代人思维概念中的姓和氏是一回事，但是在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却是有严格区别的，而且意义也非常的不同。姓是标志着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氏则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的称号。因为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人们不知有父，只知有母，姓就成为了同一个母系氏族区别于其他氏族的标志。但随着同一个氏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母系氏族会不断地分化。分化出来的新的支系既要保持原来氏族的名称和姓，又要有自己的新的识别符号，于是就有了氏。同时，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氏不仅体现了血缘的亲疏，而且还体现了地位和财富的不同。这样，每个人有了姓之后，又在同姓之中有了氏。一般说来，远古时代姓表示同一个祖母所生，氏差不多都是各个父系氏族的称呼或标识。

古人之所以有姓和氏的区别，是因为姓和氏有其不同的社会作用。郑樵《通志略·氏族略序》说：“三代之前，姓氏一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分。”

郑樵所说的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这就很明确地道出了远古时代姓和氏的社会作用，即姓“所以别婚姻”、“别种类”。我们现在的婚姻法规定，近亲是不能结婚的。其实这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深谙此道，明白了同姓结婚的危害，形成了同姓不婚的习俗。父系氏族社会，男子是社会的主角，是社会财富的支配者，因而贵族出身的男子都称氏不称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姓氏合一，从皇帝到百姓一人一姓，姓氏才无贵贱之分。

具体到孔氏，《孔子家语》说，从弗父何以下，世代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从孔父嘉开始，已过五代，血缘关系疏远，就另为公族，所以他的后代以“孔”为氏。

《孔子世家谱·纂要》也说：“孔父嘉为宋大夫，五代以后，血缘关系疏远，就另为公族，而以孔父嘉的字为氏，这是我们子姓改称孔氏的开始。”

这就是说，从孔父嘉以后，孔氏开始以孔为氏。如此说来，孔父嘉才是孔子的第一位先公，从孔父嘉开始，孔氏家族才算正式形成。

孔父嘉，宋穆公时为大司马。许慎《说文解字》说：“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诸侯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由此我们知道，孔父嘉名嘉，实是美誉之词。

《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宋穆公临终前将立嗣之事嘱托给孔父嘉。宋穆公是继其兄宣公之位而当上国君的，临终前他嘱托孔父嘉立宣公之子与夷为君，而不是立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孔父嘉忠实地完成了宋穆公的嘱托。

第二年，即隐公九年，身为大司马的孔父嘉却招致了杀身之祸。据《左传》记载：这一年春天，宋华督攻打孔氏，杀了孔父嘉而夺占了孔父嘉的妻子。

华督是宋戴公的儿子，当时官居太宰，乃“六卿”之首，是当时宋国很有势力的大贵族。他为什么要杀孔父嘉呢？

《左传》桓公二年说，宋殇公即位后，十年十一战，百姓苦不堪言。孔父嘉为司马，华督为太宰。借百姓怨声载道之机，华督先扬言说：“这都是因为司马的原因。”华督杀了孔父嘉之后，又杀死殇公，从郑国召回庄公而立为国君，以此来结好郑国。

《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了这件事：(隐公九年)大司马孔父嘉之妻长相美丽，有一次外出时，在路上遇见了太宰华督，华督很喜欢她，一直盯着她看。因为看中了孔父嘉的妻子，华督便使人在国中扬言说：“殇公即位才十年，却有十一次战争，百姓痛苦，不堪忍受。这都是孔父嘉干的，我将要杀了他来安定百姓。”这一年，鲁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鲁隐公。第二年，华督攻打并杀害了孔父嘉，夺占了孔父嘉的妻子。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督又杀死殇公，从郑国迎回穆公之子冯，立他为国君，这就是庄公。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华督好色，看中了孔父嘉的妻子。而事实上，还是因为孔父嘉立殇公，华督等不

满意，想要立庄公的缘故。这实际上是宋国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势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以孔父嘉一派的失败而告终。

孔父嘉的被杀，在孔氏家族史上是一件很大的事。这一事件的直接结果是：

第一，孔子先公的政治地位由卿降到了大夫。

此前，孔子的先祖、先公，或为宋公，或为宋卿，均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孔父嘉之后，孔子的先公中就再也没有人做过公卿，从木金父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最高也只做过大夫，所以世人也只能说孔子是“先圣王裔”的后代了。现在我们说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是合乎情理的。

第二，孔子的先公开始由宋迁鲁。

关于孔子先公为何由宋迁鲁，是哪一位开始迁鲁，史书有不同的说法。《世本》说，孔父嘉为宋国的司马，华督杀了他，他的儿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名睾，又作睾夷父)，祁父生防叔，为华督所逼而逃到了鲁国，为防大夫，所以被称为防叔。

防叔是孔子的曾祖父，孔父嘉的重孙。按照这种说法，孔氏迁鲁是从孔子曾祖父开始的，原因是“为华氏所逼”。这一说法为不少文献所本。但这样一来，就有一个疑问，既然华督欲绝孔氏，为何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不避而奔鲁，要等到其孙防叔时才奔鲁？

对此，《文庙祀典考》引《孔子家语》注说：“《左传》桓公二年，华督杀了孔父嘉。《孔子家语》中说到了防叔时才逃到鲁国，已经是第三世了，这种说法不合乎情理。按照《宋世家》的说法，华督杀殇公是在襄公十年，而庄公在位一共是十九年，到公(捷)十一年，南宫万杀公(捷)，又杀华督，宋国各位公子和南宫万争斗，国内大乱。怀疑防叔避乱到鲁应在公(捷)末年，而不是为逃避孔父嘉之祸。”

这是否能算作一个合理的解释呢？只是苦于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这一说法。

《孔子世家谱》、《孔庭摘要》等书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同意孔氏迁鲁的原因，即“为华氏所逼”，却不同意迁鲁始自防叔说。例如，《孔子世家谱·纂要》认为奔鲁的是孔父嘉之子木金父，“其子木金父为华氏所逼，奔鲁，因家焉”。《孔庭摘要》也说：“嘉生木金父，避华督之乱，奔鲁，因家焉。”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同样也没有详实的史料来证明。

由此，我们只能说，孔氏至迟是在孔子的曾祖父防叔时由宋迁鲁的。

孔嘉父之名字考究

查经阅典，历史和我们开着无数玩笑，而这一个一个的玩笑却又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迷案，在此仅引经据典对经史文集所载宋大司马之名字作以小论，纰漏之处待考。

《礼仪·士冠礼》关于字的阐述：“伯某父,仲、叔、季，唯其所当”，此语阐述古人亦先表出其人所在兄弟中排行次序字眼，再列和名儿相配的“表字”（字为名的表述或同意、相近、相反），最后缀上一个男性最美好的称呼字眼“父”。

例如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其先人也有如此字称呼：其祖上有名何，字弗父；名周字宋父，名嘉字孔父，其为殷人之后子姓。微子启在宋主持政治，他去世后其弟仲衍继位，生子名何，字弗，称何弗父或弗父，其曾孙正考父历任戴公、武公、宣公三朝大臣，其子名嘉，字孔，在宋为大司马，华督作乱将其杀害，其子木金父，年纪尚小，由家人抱着逃到鲁国，皇帝不再赐姓，木金父弱冠后以父亲的字为姓，称孔姓氏，定居鲁国，故其后代以其字孔为氏，即有了孔姓始于孔嘉父。

此取名字在春秋时最盛行，为了方便也有省略，体现为“某父”如鲁国开国君为周公之长子，字叫伯禽父《左转·昭公十二年》称为禽父，鲁公子仲庆父《左转·庄公八年》称庆父。孔子字仲尼父，鲁哀公称之为尼父等等省去行次字只称“某父”。

另有称“伯某”略去“父”如伯禽父又称伯禽，除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外，文献古籍中多用此称，周之内史叔兴父，《左传·僖公十六年》又称之为叔兴。孔子除《哀公十六年》鲁哀公称之为尼父外，其它典籍称其为仲尼，《论语》中涉及孔子时多称为仲尼。也就是说古人在春秋战国时多称字的形式为“伯某父”或“伯某”，此称谓也就有了“孔嘉父”为正确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而其它史料所载的“孔父嘉”为笔误或称谓错误，因为“孔嘉父”本子姓，字孔，名嘉。

后世取字记录时“伯某”“某父”较常见，但“伯某父”较少，但却于著作、作品或某庄重场合才用此，举例说明为：“伯某”在三国志中，孙权字仲谋，马超字孟起，姜维字伯约、曹操字孟德，马良字季常，嵇康字叔夜„„而“某父”又如宋代孔文仲字经父，孔武仲字平父，孔平仲字义甫（甫同父）、刘敞字原父，多为博雅好古之文人雅士所采用，而“伯某父”典型为魏学洢在《核舟记》中记述微雕艺人在舟的背面刻到“天启壬戌秋日

虞山王毅叔远甫刻”此“叔远甫”就是“伯某父”的再现。汉代以“甫”带“父”读三声，先秦时期“伯某父”不仅用于贵族男子，也衍生贵族女子尊称。其构成为“伯+姓+某母”如春秋时代铜器铸公簠铭文中有：“孟妊车母”，前秦重视同姓不通婚，形成了“男子重氏，女子重姓”即张姓女子嫁到王姓人家便成“王张氏”等等，古人取字或称呼常有前饰后缀，无论前饰后缀都有一定的含义或行次或褒贬，此饰后缀多用“伯、仲、叔、季、父、甫、老、叟、村、堂、斋、子等等”，周人也有将“伯、仲、叔、季”后缀的特殊称谓，因周人习惯男子二十弱冠以字：名为父所起供内称唤，不为外人所知，冠字后即不称名称字，在父母面前亦如此或称伯、仲、叔、季。《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以字”《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礼仪·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五十而后称伯仲为敬仰，故此类文献典籍也常有出现，应正确根据特定时期称呼习惯来对待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

故以此而言经史典籍中“孔父嘉”实际称谓应为“孔嘉父”，也只有孔嘉父才应为宋大司马，名嘉，字孔，符合当时民众和文化习惯，虽《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称：“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但《史记》也必定晚于当时文化数百年，代代相授，礼誉甚广，故有所批错，而《史记》又为众多专著所旁征博引，故后世常误以“孔父嘉”代称孔嘉父。我们对待相互转引所带来的称呼错误应予以辅正，还其本称“孔嘉父”。

第二篇：姓氏文化论文

姓氏文化：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

摘要：形形色色的姓氏寻根追宗，全不能避开河南。因为《新百家姓》中，有７３个姓氏能在河南找到发源地，而且有４８个姓氏的主要发源地就在河南。

形形色色的姓氏寻根追宗，全不能避开河南。因为《新百家姓》中，有７３个姓氏能在河南找到发源地，而且有４８个姓氏的主要发源地就在河南。河南处于河洛一带，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是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这片土地孕育了母系氏族社会最繁荣的代表——仰韶文化，曾经是“人祖”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和帝喾的活动区域，还是夏和商的国都所在地、政治与文化中心，“八大古都河南居半”，无论如何，炎黄子孙的祖先曾经深情地眷念这片土地是毋庸置疑的，河南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都与姓氏的开端、发展息息相关。正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催生了这个“大姓的故乡“。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中华姓氏无论肇始与大量衍生都与中原关系密切。姓氏文化是河南独有的文化现象。

——徐光春

关于姓氏文化

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内容包括姓氏起源、姓氏流变、家族播迁、名人事迹与遗迹、家谱、宗祠、世系、家训、郡望、堂号、堂联、字辈等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尊祖敬宗、报本反始、寻根问祖等族姓与民族文化认同理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姓氏是区分人类血缘与族群关系的文化符号，一个个的姓氏把一个个不同的家族群体区分开来。对于任何人类个体，姓氏都与生俱来，并将终生相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姓氏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徽章。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见到同姓之人，即刻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姓氏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着同一姓氏的人们。在中国人看来，姓氏是祖宗所赐，是一个人尊严的表现，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宗和自己。因此，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姓氏就是凝聚一个族人的最重要力量。寻根溯源，很多姓氏的根都可以上溯到人文始祖黄帝与炎帝，因此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讲，姓氏也是联系全球华人的重要纽带。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中原地区又是海内外华人的主要祖根地，这些赋予了河南丰富的根文化资源，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魂牵梦绕的寻根谒祖圣地，海外华人来河南寻根祭祖的热潮，也促进了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华人祖根大半在河南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大都出自河南或主要活动于河南；中华大姓除了个别例外，大都发源于河南；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出自河南。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在河南。

袁义达（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从人祖太昊伏羲氏“正姓氏，别婚姻”算起，姓氏发展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据《路史》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大约６５００年前，在以宛丘（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为中心的黄淮区域，被尊为“人文始祖”、“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统一了九大部落，奉“龙”为华夏图腾。但让伏羲颇伤脑筋的是，当时部落男女的交媾生育十分混乱，往往“知其母，不知其父，知其爱，不知其礼”。为了制止乱伦、乱婚等愚昧现象，伏羲开始实践“制嫁娶，正姓氏”。他首先自定为“风”姓。接着，又为当时尚存的母系家族定姓，如：姒、姜、姚、妫、姬等，这些皆带“女”字的姓意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而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他为庶民百姓定氏时使用了灵活、简便的办法。有以居住地的地形景物为氏的，如石、邱、高、沙、江、洪、谷等；有以驯养的动物为氏的，如牛氏、马氏等；有以周围常见的植物为氏的，如杨、叶、柳、花等，有以方位为氏的，如左氏、南氏等；有以天象变化为氏的，如雷氏、阴氏等；还有的以生活用品为氏的，如柴氏等。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博士）：中华民族的姓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由少到多，不断分衍，迄今历史上使用过的姓氏共有两万多个，得名的方式各种各样，无所不有，其发展演变可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姓的产生。中华姓氏产生于伏羲、女娲时代的母系社会，是伏羲为了避免近亲交媾给后代带来危害，将族人按血缘关系区分为不同的集团，这些不同的血缘集团就是姓族或姓。周代“同姓不婚”制度就渊源于此。

第二阶段是氏的出现及其演变。氏大约出现于从炎、黄二帝时期开始的父系氏族社会，社会组织以男性为中心，原来的姓族分裂衍化出若干男性为主导的氏族，氏族显示着家族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标志着贵贱和等级的差别。舜时的“赐姓命氏”，是大规模赐姓命氏的渊源。

第三阶段是中华姓氏普及和定型。周初实行周朝贵族内部的层层分封制，共建立７１个诸侯国，还分封了不少有功的异姓贵族，至春秋时发展为１４０个国家，这些诸侯多以封国为氏，封国以下层层递封，有更多的人以封邑为姓，以官职为姓，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姓氏制度。中华姓氏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和定型。

第四阶段姓氏混一。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等级制度被破坏，姓氏合二为一，标志着现代意义姓氏的产生。

第五阶段是少数民族的融合。秦汉以后，少数民族不断入侵和入主中原，中华文化以其特有的先进性、强固性和包容性，将它们一一融合，中华姓氏也不例外。

谢钧祥（著名姓氏文化专家）：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有来源可考的４８２０个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１８３４个，占３８％。在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占汉族人口９０．１４％的前１２０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５２个，即李（鹿邑）、张（濮阳）、陈（淮阳）、黄（潢川）、周（汝南、汝州、洛阳）、林（淇县、洛阳）、何（信阳、洛阳）、宋（商丘）、郑（新郑、开封）、谢（唐河、南阳）、冯（新郑、荥阳）、于（沁阳）、袁（洛阳、巩义）、邓（邓州）、许（登封、许昌、鲁山）、傅（安阳）、苏（温县）、蒋（淮滨）、叶（叶县）、阎（洛阳、荥阳）、潘（固始、洛阳）、戴（商丘、民权）、夏（巩义、淮阳）、范（范县）、方（禹州、洛阳）、石（淇县、洛阳）、姚（范县）、廖（唐河、固始）、孔（新郑、商丘）、康（禹州）、江（正阳）、史（新郑）、邵（汝南、安阳）、段（辉县）、雷（禹州）、汤（商丘）、尹（宜阳、安阳）、武（巩义、安阳、商丘）、赖（息县）、樊（安阳、淇县、济源）、兰（新郑、洛阳）、殷（安阳、许昌）、陶（安阳、淇县）、翟（鲁山、宝丰、叶县）、安（洛阳）、倪（新郑）、严（洛阳）、牛（商丘）、温（温县、洛阳）、芦（洛阳）、俞（新郑）、葛（长葛、宁陵、洛阳）；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４５个，即王（卫辉、洛阳）、刘（鲁山、偃师、洛阳）、赵（巩义）、吴（濮阳）、徐（安阳、淇县）、孙（濮阳、淮阳）、胡（淮阳、郾城、洛阳）、朱（洛阳）、高（新郑、洛阳）、郭（登封、陕县）、罗（洛阳）、梁（洛阳）、韩（新郑、洛阳）、唐（方城）、董（临颍）、萧（安阳、淇县）、程（洛阳）、沈（平舆、沈丘）、吕（南阳、新蔡、洛阳）、卢（洛阳）、蔡（上蔡、新蔡）、魏（开封、邓州）、丁（开封）、薛（洛阳）、杜（新郑、洛阳）、钟（洛阳、长葛）、姜（南阳）、熊（新郑）、陆（嵩县、洛阳）、白（息县）、毛（宜阳）、邱（淮阳、洛阳）、秦（范县）、顾（范县）、侯（辉县、洛阳）、孟（濮阳）、龙（新郑、临颍、鲁山）、黎（洛阳）、常（新郑）、贺（洛阳）、龚（新郑、辉县）、文（鲁山、濮阳）、施（安阳、淇县）、洪（辉县）、季（开封）；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９７个，占１２０大姓的８１％，占全国汉族人口的７９．５２％。在占汉族人口９８．２４％的３００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９７个，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１１５个，二者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２１２个，占３００大姓的７１％，占全国汉族人口的８４．９％。概言之，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８５％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发展，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六点：

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姓起源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时期，河南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氏起源的父系氏族社会，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

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从血缘关系上说，当今１２０大姓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其中，属于黄帝族的有８６姓，占１２０姓的７２％；属于炎帝族的有６姓，占５％；属于东夷族的有８姓，占７％；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１１姓，占９％；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９姓，占７％。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其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

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内。

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而河南是在这一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

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河南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

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４９３年迁都洛阳后，进行汉化改革，令鲜卑人改姓，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１１４个。

许顺湛（著名考古学家、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炎帝族后代曾占据１５个属地，有１０７个氏；黄帝族后代占据１０１个属地，有５１０个氏；舜族后代占据７个属地，有６１个氏；禹族后代占据１２个属地，有３３个氏；契族后代占据１２个属地，有１２４个氏。总共属地１４７个，８３５个氏。８３５个氏到后来都演化为华夏族的姓，现在汉族人的姓氏都来源于此，是为炎黄子孙。作为炎黄子孙祖源的这１４７个属地、８３５个氏，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

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信息学遗产。中华民族一向具有厚德载物、报本返始、依恋本源、尊祖敬宗的传统，这种品性是一种民族认同感和归宿感的体现，根文化正是出于这种民族品性，是中原历史文化的特质。

谢钧祥：姓氏，本是姓与氏的合称，是标志家族系统、表明血缘关系的符号，也就是人的根。研究中华民族的姓氏，继承祖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帮助海内外华人实现寻根谒祖的夙愿，而且对加强海内外华人的联系与交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速经济建设等方面，也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袁义达：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正姓氏，制嫁娶”体现了人类自然进化的规律。中国人姓氏形成的血缘链如同大江河流，永不中断，牢牢联系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每一寸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子孙。中国人姓氏的遗传本质如同血脉，世代相传，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的生存。中国人姓氏的血缘链、遗传本质和传统文化理念最终形成了一股坚韧的、能够一脉相承、绵延连续的民族凝聚力，始终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

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除了猿人化石、甲骨文字、千古长城、秦砖汉瓦、敦煌壁藏、典籍文献等无以计数的实体文物与载体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有具体生动的体现，这就是人人皆有的姓氏。中华姓氏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进程。由三皇五帝等中华祖先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信息学遗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姓氏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而深广，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文献学、遗传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生动而具体地反映着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演进、文明起源、民族融合、中外交流以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发展与变革，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原生态文化，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姓氏文化所未有的鲜明特色。姓氏文化对于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乃至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推动全世界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李乔（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姓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几乎所有家族的家训中都包括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和乡邻的内容，主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是“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父不慈，则子不孝”、“夫妇和而后家道成”、“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在宗族内部，强调“相爱相敬”、“平则同安乐、患难则共扶持”；在邻里关系上，强调“傍金傍银，不若傍个好乡邻”、“患难扶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研究姓氏文化，发掘其中的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剑（周口师范学院教授）：弘扬姓氏文化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共同建构的一种民族向心力，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区别。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在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广泛的概念下，所包含的主要是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共同习俗与血缘上的认同和延续等因素。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和弘扬姓氏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凝聚力形成的基础和动力，更好地把握凝聚力发展的途径和保障，并利用这一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祖国建设和民族发展。

郑强胜（寻根杂志社副主编）：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认同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姓氏文化的很多内容包含在传统文化里面。姓氏文化除了血缘认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认同，一个姓氏、一个家族在起源、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如家谱、家规、家训等，这是维系一个家族、一个姓氏向心力、凝聚力的基础，也是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根本所在。我们研究姓氏、研究家族史，不仅仅要了解姓氏的起源、演变、发展，而且还要深入挖掘家族史的主要内涵，了解家族文化，使家族文化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姓氏文化在今天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凝聚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寻根问祖、追根溯源，不仅仅要追姓氏根，还要追文化的根，港澳台地区、全球华人，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同山同水，正是这些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脉、共同的土地，才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这是民族强盛、国家统一的根本。

姓氏寻根有助中原崛起

寻根认祖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特别重视乡土之情，依恋本源，讲究重生报本、尊祖敬宗。而当代世界各地华人华裔纷纷回归祖国故土寻根祭祖，正是中华文化、民族血缘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中原崛起离不开现代的科学技术，也离不开传统的文明和文化基础。要加大姓氏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加强姓氏寻根组织服务，促进中原崛起。

李乔：对炎黄子孙来说，寻根最终要落实到一个祭祀祖先的行动上，而亲自到祖先的陵墓前，或到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祭拜，则是对祖先祭祀的最好方式。因此，物化的姓氏文化资源才是吸引海外华人前来寻根谒祖的最重要因素。这方面，河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河南有众多的人文始祖遗迹。黄帝生于华阳（今新郑），今新郑有黄帝故里、始祖山，新密有黄帝宫，灵宝有铸鼎原；黄帝之后颛顼、帝喾皆以河南为主要生活区域，今内黄有颛顼、帝喾二帝陵；河南还是尧和舜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同为三皇的伏羲、炎帝也在河南留有遗迹，伏羲居于陈地，死后葬于陈地，今河南淮阳有太昊陵，即伏羲墓。传说中的神农氏炎帝，又名朱襄氏，今沁阳有神农祭天坛、柘城有朱襄陵、淮阳有五谷台。

二、河南有丰富的古城古国资源。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姓氏形成的重要时期，而这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河南，曾有众多的古国建都在这里。

三、河南有众多的姓氏郡望地，如荥阳郑氏、颍川陈氏、陈郡谢氏、弘农杨氏、汝南周氏、济阳蔡氏等。

四、河南是众多历史名人的祖籍地及生活地。名人是家族的骄傲，他们出生、生活的地方无疑是后人祭祀、缅怀的圣地。

五、河南是历史上移民的重要集散地。中国历史上三次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移民的主体大都来自河南。河南是客家人、闽台人、粤港人的祖根地。而唐代固始人陈元光、王审知兄弟的两次率众入闽，使得固始成了福建、台湾乃至东南亚华人的祖根地。

李立新：河南有三个地点是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人梦魂牵绕的寻根圣地，一是洛阳的洛阳桥、二是信阳市固始县、三是开封的宋都珠玑巷。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西晋灭亡后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在后来的几次大的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今天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人口超过１亿，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及港澳台地区；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客家人根在河洛，不少台湾人和海外华人都称自己是“河洛郎”，认定“根在河洛”。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提到：“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们大多是‘河洛郎’。”而洛阳的洛阳桥，正是客家人普遍认同的最初迁出之地的标志。福建省泉州市也有洛阳桥，位于泉州城东１３公里处，它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是客家人从中原南迁的遗迹。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数客家先民就是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的。所以，无论是洛阳的洛阳桥，还是泉州的洛阳桥，对于客家人而言，其重大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固始是中原姓氏的一个重要的迁出地，在东南沿海和台湾等省的许多华人的族谱上都写有“光州固始”的字样。第一次南迁始于唐总章二年（公元６６９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先后率兵３６００名赴福建地区镇抚山民骚乱。陈政父子所率入闽将士及眷属８０００余人，计有８０余姓，落籍闽地。第二次南迁始于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８８５年），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乡民随农民义军入闽，后梁开平三年（公元９０９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所率将士５０余姓，也在闽地落户。据考证，在固始南迁的中原后裔中，既包括陈水扁的祖辈，也包括连战的先人。１９５３年台湾官方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５００户以上的１００个大姓中，有６３个姓氏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这６３个姓氏共６７０５１２户，占当年台湾总户数８２８８０４户的８０．９％。这就意味着：每５户台湾居民中，有４户先民来自固始。固始成为东南人民眼中的“大槐树”。

珠玑巷，位于广东南雄市北９公里沙水村，是粤港人寻根问祖的圣地。南雄珠玑巷得名于宋时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县）的珠玑巷，是由于南宋时移居此地的官吏士民眷恋故土而得名。《广东新语》载：“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止至南雄，不忘竔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国之思也。”调查显示，珠玑巷移民家族有７９７支之多。今天，这些移居南雄的中原人士的子孙已经遍布粤港，从广东方志和许多姓氏族谱中可以追寻到其祖先出自宋都开封，到南雄珠玑巷，再辗转各地的踪迹。

黄典诚（厦门大学教授）：河南固始地方方言的用语和发音，同台湾人口中的“河洛语”（闽南语）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天亮”说成“天光”、“太阳”说成“日头”、“水开了”说成“水滚了”、“清晨”说成“早起”、“下雪”说成“落雪”等。

台湾同胞的祖根，５００年前在福建，１３００年前在固始。福建与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许多固始人迁徙闽，繁衍子孙。至今台湾及闽南一带，陈、林、黄、郑四大家族的族谱上，也都明确的记载，其先祖为河南光州固始人。

寻根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寻根到中原，河洛是故乡。

王建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洞开，海外华人一批批到祖国大陆寻根问祖，由沿海到内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寻根热。据侨务部门不完全统计，２０多年来，河南省共接待过来自世界３０多个国家、人数达３０多万人的各种寻根谒祖团。２００３年在郑州召开规模空前的“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有３０００余人参加，把海外华人中原寻根活动推向高潮。刘姓、张姓、谢姓、杨姓、范姓、温姓、钟姓等单姓的世界性联谊大会在河南频频召开。新郑黄帝拜祖大典、郑州公祭炎黄二帝活动、周口姓氏文化节被定为省级节会，得到空前重视。不少海外华人通过寻根祭祖活动增加了对祖根地的了解，积极为祖根地捐资或在祖根地投资兴业，促进了家乡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谢钧祥：姓氏寻根就是人们以姓氏为纽带所进行的文化寻源活动。河南既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就应当充分重视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并要真正利用好和发挥好这一资源优势。一是要切切实实搞好姓氏研究，真正摸清姓氏“家底”；二是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华姓氏学”课程，培养姓氏研究人才；三是要利用各种手段，如图书、影视等广泛宣传河南的姓氏资源优势；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河南创建一座“百家姓寻根城”，形象生动地展示当今３００个常见姓（重点是前１００大姓）的来龙去脉，使这里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谒祖的圣地。这当是河南由文化大省迈入文化强省必不可少的内容，它定会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会创造更多引进外资的机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当然，也可先办一个“百家姓寻根展览”，到各地巡回展出，以扩大影响。

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要从更高的角度认识河南的姓氏文化。一是维系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纽带。要从祖国统一大业的高度、从增强海内外华人凝聚力的角度去认识姓氏文化的意义，要承担起历史赋予河南的重任，充分发挥河南的文化优势，做好姓氏文化开发这篇大文章。二是实现中原崛起，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助推器。要利用河南的姓氏文化优势，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与民营企业家到河南创业，以寻根为纽带，深入挖掘更多的人力资源，将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为实现中原崛起和开放带动战略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要有我们的寻根文化战略与产业。通过建立完善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性的研究体系、系统的寻根文化资源的保护体系、特点鲜明的寻根文化对外宣传体系、全面系统的网络性的海内外华裔联谊体系和紧密配套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体系，打造姓氏文化的品牌与基地。

八大姓氏溯源

李

李姓约占汉族人口的７．９４％，拥有将近１亿人口，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姓。李姓出自嬴姓，颛顼帝和皋陶是其远祖，上古世代为理官，即掌管司法的官员，后以官命族为理氏。商末理征得罪商纣王被杀，其妻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活，遂改理为李氏。得姓始祖是李利贞，李利贞居于今河南省鹿邑县，他的１１世孙李耳，就是《道德经》的作者、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也生于鹿邑县，所以河南鹿邑县是今天天下李姓的祖根地。

王

王姓是当今中国第二大姓，其人口约占汉族人口的７．４１％。王姓的起源源头众多、族派纷繁，多数以爵为氏，正如《姓氏考略》所谓：“大抵子孙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在众多王姓支脉中，有两支起源于河南：其一

出自姬姓。东周灵王太子姬进，因直谏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在东周任司徒，世人称为“王家”，以后便以王为姓，出自今河南洛阳。其二出自子姓。商王子比干因苦谏暴君商纣王被杀，葬于汲郡（今河南卫辉），后留居汲郡守陵墓的子孙，以本为王族之故改为王姓。

张

张姓是今天中国第三大姓，约占汉族人口的７．０７％。张姓的始祖是黄帝的孙子挥，挥观察弧矢星受到启发，发明了弓箭，任弓正之职，因此便以张为姓。张字本义为弓上弦，引申为开弓，其得姓与官名“弓正”及古星名“弧”均密切相关。

挥处于颛顼帝之时，其活动地点在颛顼帝的都城帝丘（今河南濮阳）。

刘

刘姓是当今中国第四大姓，约占汉族人口的５．３８％。刘姓的起源主要有两支：其一出自祁姓。帝尧的后裔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刘累，他生于夏代后期孔甲之时，善于豢龙，为孔甲帝养龙。刘累出生时有文在手曰“刘累”，所以就以刘累为名，其后裔以刘为姓，刘累先居于今河南偃师县，后隐居于今河南鲁山县，死后也葬在鲁山县。其二出于姬姓。形成于春秋时期，系以邑为姓，出自今河南偃师。即《元和姓纂》所云：“周大夫食采于刘，亦为刘氏。康公、献公其后也。”

林

林姓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次序的中华姓氏中名列第１７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１．１８％。是今天台湾第二大姓。分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台湾。林姓来源有二，均出自河南。其一，出自子姓，形成于西周初年，是商王子比干的后裔。比干苦谏暴君商纣王，被剖腹挖心处死，其妻陈氏有孕，逃于牧野附近的“长林石室”中生男名坚。后来，周武王因其居长林而生，遂因林而命氏，赐为林氏。所以林姓始祖是比干之子林坚。比干是沫邑（今河南淇县）人；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卫辉西北一带；“长林石室”即深山密林中的一个石洞。今卫辉市西北１２．５公里有比干墓、比干庙。其二，出自姬姓。形成于东周初期洛阳，是周平王的后裔。周平王姬宜臼有庶子名叫林开，林开的子孙有的以祖辈名字为氏，也称林氏。

陈

陈姓在中华姓氏中为第五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４．５３％。陈姓是今天台湾第一大姓，与林姓有“陈林半天下”的美誉。周朝建立后，周武王追封先贤遗民，把帝舜裔孙妫满封于太昊之墟陈（今河南淮阳县），建立陈国，让他奉守帝舜的宗祀。妫满去世后，谥号为胡公，故又称胡公满，是为陈姓的血缘始祖。今淮阳县城有陈胡公墓。陈国共传２０世、２６代君王，历时５８８年，于公元前４７９年，陈灭于楚，亡国后的陈国子孙以原国名为姓，就是陈氏。

郑

郑姓在中华姓氏中居于第２１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０．７８％。分布以浙江、福建居多，是今天台湾第１２大姓。郑氏出自姬姓，公元前８０６年，周宣王把小弟姬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是为郑桓公。公元前７７１年，犬戎攻破西

周都城镐京，郑桓公为国捐躯，其子掘突袭位，是为郑武公。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趁机灭掉了郐国和东虢，在溱水、洧水之间建立了新的郑国，是为新郑。郑国在春秋初期为强国，至公元前３７５年为韩国所灭，亡国后的郑国子孙以国名为氏。后居于荥阳郡的一支人丁兴旺、英才辈出，于是“荥阳”便成了郑姓最著名的郡望和堂号。

黄

黄姓为当今中华姓氏中第七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２．２３％。黄姓是今天台湾第三大姓，与郑姓享有“郑黄排满街”之誉。黄氏出自嬴姓。上古帝舜时，伯益因佐禹治水、佐舜调训鸟兽有功，被赐姓嬴氏。伯益的后裔有１４支，其中就有黄氏。黄氏的先人于商末周初在今河南潢川县建立黄国，因被周朝封为子爵，又称黄子国。公元前６４８年，黄国被楚国灭掉，亡国后的黄国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就是黄氏。今河南潢川县西北６公里的淮河南岸有黄国故城遗址，出土有大批黄国青铜器。

宋代编写的《百家姓》将赵姓列为全国首姓，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国姓，实际上以人口和望族排列并非如此。据专家考证，赵姓是当今中国的第七大姓。

赵氏出自蠃姓，与秦国蠃姓同祖。赵氏的祖先是伯益，具体始祖是造父。伯益是夏朝东夷族首领，蠃姓各支的嫡系祖先。

伯益的9世孙造父，是西周时着名的驾驭车马的能手，传说他在桃林一带得到8匹骏马，调训好以后献给周穆王。周穆王配备了上好的马车，让造父为他驾驶，经常外出打猎、游玩。

有一次西行至昆仑丘，见到西王母，乐而忘归，正在这时听到了徐国徐偃王造反的消息，周穆王非常着急。在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驰千里，使周穆王迅速镐京，及时发兵，平定了叛乱。由於造父立了大功，周穆王便将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县北）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称为赵氏。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姓的祖先是蜚廉，蜚廉有二子，一曰恶来，恶来之后为秦；二曰季胜，季胜之后为赵。季胜的曾孙就是造父。造父六世曰奄父，为周宣王御。

奄父生叔带，因周幽王无道，离开周王室去晋国，为晋文侯御，这样，赵氏便进入晋国，他的后世事晋为大夫。周威烈王时，与韩、魏分晋，列为诸侯，开国君主赵烈侯（名籍）是晋大夫赵衰的后代，建都晋阳，后迁都邯郸，战国时为七雄之一。赵姓归於以国名为氏的一类。

赵氏早期主要是在北方发展繁衍。

秦代，河北正定人赵佗任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尉，於秦末兼并桂林、南海和象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南越王。此后，赵佗的子孙繁衍於今广东、广西一带。

唐高宗总章年间，中原人赵端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五代时，河南上蔡人刘龙天在广州建立南汉，洛阳人赵光裔、光逢、光胤兄弟三人因此而在南海安家。

元兵攻陷杭州后，南宋末代皇帝帝迁於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不久兵败，帝沉海而亡，南宋宗室赵氏散逃至澎湖，潮阳等地，后在闽、粤一带发展繁衍。

从清康熙年间开始，闽、粤赵氏陆续有人迁居台湾，后又有不少人移居海外，分布於欧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由於秦汉以来，尤其是唐宋以后，赵氏遍布江南、岭南各地，加之南宋赵氏政权统治淮河、秦岭以南的半壁河山长达150多年，所以，目前赵姓在南方人中所占比例较高。

赵氏不仅是汉族大姓，而且在长期多次的民族大融合中还有不少人融入北方的匈奴族和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

本论文引用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网络上的看法观点，也结合了本人对姓氏起源的一些观点，河南地处中原地带是炎黄子孙的发源地，也是各大姓氏的祖源，而认祖归宗又是中华炎黄子孙比较看重的一件事，由此进行的一些交流必然会推动河南的经济发展，本论文从中华文明谈起，介绍了姓氏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演变经历，粗略的介绍了几大姓氏的起源，对姓氏文化——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相信对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的发展交流会有一定推动作用！

姓氏文化：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

姓名：赵泉深

学号：041408243

第三篇：孔子论文

关于孔子的教学方法，我想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因材施教了。

孔子对他的学生的个性、喜好、特长了如指掌，针对每人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最典型的要数《论语·先进》中所记载的：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呢？‛ 冉有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 公西华说：‚仲由(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冉求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却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所以冒昧地请教。‛孔子说：‚冉求平时做事缩手缩脚，所以我鼓励他勇进；仲由平时好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子路为人胆大，孔子就要靠外力来约束他；冉有为人过于谦和，犹豫不决，孔子就激励他放手去做。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他认为针对各人的不同需求进行教育，有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能够提高他们的修养。

同样问孝，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如答孟截子：‚无违。‛而答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生活而说的。答子游：‚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答子夏：‚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

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有才能的有七十二个。同样学习文行忠信、礼乐诗书，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无疑是‚因材施教‛的功劳。人才不是单一的模板铸造出来的，人才是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群人。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学习的价值。

而孔子的另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启发诱导，在孔子的教育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意即：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认真思考，心求通但未得，然后可以启发他；经过思考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此时可以开导他。学生必须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

孔子善于用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如文、武、周公、管仲、子产等的言行来进行教学，经常用譬喻或实物作为直观教材，以阐明抽象的道理。如用流水来阐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松柏晓喻节操，用‚北辰‛比喻‚德政‛，用‚草上之风‛喻君子之德，其他如门、户、路、车、苗、山、水等日常事物，都是孔子教学的材料。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许多人认为孝就是能养父母，让父母吃饱。其实你养狗养马也要让它们吃饱，如果只是给饭吃而不能真正孝敬父母，那跟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用了狗马与人做对比，同样是喂饱了，为什么就有孝与不孝的区别呢？ 揭示出孝不仅仅是养活父母，还要能尊敬他们，爱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使用比喻的灵活与恰当。

其实，不但孔子善用譬喻，就是他的弟子，由于受其影响，也很会使用这一方法了。

子贡曰 ：‚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问：‚我这里有一块美玉，我是把它收藏起来呢？ 还是求一个好商人把他卖了呢？‛

孔子说：‚卖了吧！卖了吧！但不是求人家，是等人家来买。‛

子贡把才能比作美玉，他问孔子，是该把才能隐藏起来呢，还是去找一个君主为他服务呢？孔子说要把才能运用出来，但不应自己去找君主，而应等着求贤的人来拜访。

此外，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第四篇：孔子论文

《论语》与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历史影响

摘 要：被誉为“至圣”的孔子之所以能够为世人所推崇，与他所具有的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还是为志，孔子都将其做到极致，既问心无愧又名垂千古。他的这种魅力不仅为他赢得了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师道、孝道、忠文化、仁爱思想更是在后人的继承中得到了发扬。关键词：孔子 人格魅力 历史影响

前 言

有些东西是可以横亘时间和空间而屹立于人们心中永垂不朽的，比如思想；有些人是可以穿越古今和中外而流芳于千秋万代名垂青史的，比如孔子。当孔子和他的思想相交融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也就熠熠生辉。古有朱熹盛赞“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而今孔老先生已不在人世，但他的人格魅力依然照耀着时代的夜空，让我们明确了前行的方向。让我们重温孔夫子的谆谆教诲，重拾《论语》中的句句箴言，学习他的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之道，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一、孔子的人格魅力

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那么孔子的人格魅力则是指孔子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等方面吸引人的力量。以下则从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七个方面来论述孔子的人格魅力。

（一）为师

孔子二十三岁开始招收门徒，至此没有停止过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他一生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被后人誉为“至圣先师”，他的为师之道尤为后人所称颂。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孔子的个性教育：因材施教。《论语》中记载着一个孔子针对学生因材施教的经典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两个弟子不同的性格特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子路遇事轻率鲁莽，所以孔子要抑制他一下，使他谨慎些；而冉求遇事畏缩不前，所以孔子要鼓励他，使他大胆些。当然对于其它学生，孔子也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他根据仲由之‘果’(果敢)、端木赐之‘达’(达理)、冉求之‘艺’(多艺)和颜回之‘贤’(聪明)等性格特征，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培养他们的特殊才能。”[1] 其次是启发教育。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只有在学生积极思考或想表达某一问题而陷于一种求懂未懂、想说又说不出的境地时，老师再进行启发与引导，将会使学生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又能让学生时刻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可谓一举两得。那么孔子是怎样做到启发教育的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教育方式。首先对于那些不肯主动学习的学生，孔子根据启发教育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设计情境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感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既获取知识，又发展思维能力。其次他善于运用学生比较熟悉的浅近事物来阐发较为深刻的原理，即“能近取譬”，消除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恐惧心理，从而引导学生踏上求知的旅途。

无论是个性教育还是启发教育，孔子都把学生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体，尊重学生，热爱学生。他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纯粹的知识，还给予他们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

（二）为臣

纵观历史，臣子与君主从来都是不平等的，君主永远都是至高无上，而臣子永远都是唯唯诺诺，一旦谏言触怒龙颜，马上就可以身手异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正是对这种畸形的君臣关系的诠释。可悲的是我们的先人对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君臣关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奉若神明，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孔老先生在几千年前却敢于颠覆这一无可撼动的传统。

孔子心目中的君主，不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昏君，而是以德服人、虚怀若谷的明君。而他心目中的臣子，不是匍匐在君主脚下、唯命是从的“奴才”，而是有人格、有操守的君子。孔子的为臣之道可概括为事君有节、谏君有责、辞君有道。

1.事君有节。是指臣子在君主面前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节操。在孔子看来，臣子和君主应该是平等的，君主没有权力强行改变臣子的人格和节操，臣子也没有必要为了取悦君主而失去自我，轻易变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正是对这一原则的诠释。2.谏君有责。是指臣子在侍奉君主的时候，有向君主进谏的责任。孔子认为真正的忠君行为是“犯颜直谏”，臣子若不履行此责，就是不忠。在《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季氏要征讨颛臾，仲由、冉求作为季氏两大臣子，虽然自己并不想征伐颛臾，但是也没有勇敢地制止，而是推卸责任：“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当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和冉有是否算得上大臣时，孔子只回答道“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这里“具臣”是指备位充数之臣。在孔子看来仲由和冉求还只是二流的大臣，而一流的大臣应该是“以道事君”，敢于直谏。所以在孔子心目中，真正的臣子应该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取悦龙颜为己任。

3.辞君有道。是指当君主的行为违背“道”和“礼”而臣子的劝谏无效时，臣子应该本着 “从道不从君”的原则辞别这个君主。在《论语·先进》中：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本应以道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应辞去。可是冉求反而被季氏权势误导，帮着他搜刮民脂民膏，忘记了当初为政“以道事君”的原则，这便不得不引起孔子的不满，以致要与其断绝师生关系，鸣鼓而攻之。

在那样一个惟君命是从的年代里，孔子的这种独立人格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他以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姿态置身于官场，以刚正不阿的大臣风骨驰骋于政坛，也曾挫败，也曾失意，但不曾放弃矢志不渝的为臣之道，不曾失掉自我。

（三）为子

凡是子女都明白要孝顺父母，但怎样的行为才算孝顺，却很难被界定。对此，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子女对父母要心存爱意，但这种爱理性多于感性，顺从而不盲从。

首先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养而敬。在孔子看来，子女对父母的物质赡养，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但仅有此是不够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是说，如果孝仅仅体现为对父母之养，不以敬爱之心对待父母，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就无本质的区别。“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在食物方面，我们应当帮助父母先于帮助其他人，因为我们对父母欠有养育之恩。我们还应当对父母表示敬意，正如对神表示敬意一样。’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也表达了作为子女不仅要给父母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应该对父母表示敬爱。”[2] 其次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不盲从。在父权家长制时代，父子关系十分重要，但孔子并不赞同子女对父母之命绝对服从，而是主张“几谏”。“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 违，劳而不怨。”，他强调子女对父母有“谏”的义务，对于父母之过，要及时劝谏，而不可为了所谓的愚孝而任由父母一错再错。曾参是孔子门下以孝著称的学生，但尽孝不分原则、盲目顺从，这也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家语》中就有一个关于曾参因为愚孝而受到孔子批评的典故。“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当其他人都盛赞曾参这种犯了错而甘愿被父亲打死的行为为至孝时，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曾参的行为不但不符合孝顺的应有之义，反而会陷父亲于不仁不义之境地。试想，如果父亲因一时失去理智而下手过重将曾参打死，那么父亲冷静后一定会十分懊悔，这会给父亲的心灵留下沉重的阴影，也会让父亲招致骂名。相反真正的孝子是不会让自己的一时顺从给父母带来无尽灾祸的，正如舜，他“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富有智慧地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这才是为人子女应有之孝道。

爱父母其实很简单，这是连动物都会做的事，但爱父母又不是那么简单，光有满腔爱意往往只会冲昏头脑让事与愿违，孔子的为子之道让我们明白了爱也分方式，爱也有分寸，只有懂得如何去爱，才能更好地孝顺父母。

（四）为友

朋友是每个人人生路上必不可少的伴侣，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怎样将陌生人发展成朋友，怎样避免将朋友发展成仇人，这都需要我们去掌握正确的交友之道。孔子不仅广交益友，而且善于交友，这与他智慧的交友之道是分不开的。

孔子交友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标准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点。第一，择优而交。“无友不如己者”，与那些在品德与学识方面都超过自己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优点，从而提升自己的素质，这是孔子所一直提倡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都体现了孔子择优而交的交友原则。第二，结交益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此，孔子将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大类，告诫我们要亲益友疏损友。第三，结交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主张结交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他认为君子与君子之间之所以能够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还能成为朋友关键就在于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那些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即使没有意见分歧也不会长久地在一起，更不会成为朋友。

孔子不但对所交的朋友提出了标准，而且对自身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里提到如果自身不够优秀的话，别人就会拒绝和你交往，你也就没有资格来拒绝别人了。由此可见，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让自己足够优秀以使人接受。

交友除了注重双方的修为外，还讲究相处之道，对此孔子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朋友相处重在一个“信”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鞔，小车无车轨，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缺少诚信就好比一辆车缺少关键部件，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孔子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曾子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曾子也秉承了孔子的交友之道，把对朋友是否守信当做每天必须自我反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对朋友要宽容。“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里说的是如果旧友老臣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这种宽容的态度也是孔子在交友中所推崇的。他的弟子子张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提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认为君子应该既尊贤又容众，既赞扬善良之人，又体恤弱势群体。最后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在孔子看来朋友间的友谊要想保持长久，必须在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无原则地亲近。当朋友有过错时，要尽责规劝，但对朋友的劝告要点到为止，不可勉强，否则会适得其反。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结交各种朋友，结交怎样的朋友是一种选择，好的朋友会为我们的人生指明方向，坏的朋友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与朋友相处又是一门学问，方法得当，朋友越处越交心；方法不当，朋友越处越闹心。孔子富有智慧的交友之道，让我们明白了怎样交友，更懂得怎样为友。

（五）为学

《论语》以《学而》开篇，突出了“学”在《论语》中的重要地位，而孔子本人也是把学习作为了人生大事。作为一代至圣先师，他的为学之道尤为后人津津乐道。

孔子的为学之道首先体现为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孔子不仅好学而且比一般人都要好学得多，这也反映出他对学习的重视。孔子之所以那么好学，与他所主张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学习态度密不可分。他以学习为乐趣，这种乐趣使他能够长久地致力于学业，并且能够豁达地看待物质上的匮乏，“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这里孔子强调了精神的需求大过物质的享受，所以他能够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进入一种忘我的学习境界。

可是单有好学是不够的，一个人不管怎样学习，总要有一定方法的。孔子在《论语》中 也向我们讲述了很多经典的学习方法。其一是学而时习。积累知识只是学习的第一步，如果不懂得去反复回忆已有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们渐渐遗忘，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所以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让知识永远都能鲜活地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孔子的“学而时习”并不只停留在闻见之知的层面，同时还要“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孔子深谙“学而时习”的要义，故“十五志于学”以后，以其“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信念，一生行之，实为不易。其二是学思并重。他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仅有学习而不思考只会让人越来越迷惑而无所得，对此孔子深有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所以思考是学习的再升华，学习是思考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做到学思并重，才能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地获取知识。其三是举一反三。这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孔子作为古代著名的教育家，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他不仅教授学生时采用举一反三的启发教学方式，自己为学时也做到了这一点。“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学习时讲究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这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发展了思维，使学习不再呆板，富有灵性。

为学一时易，为学一生难。孔子用一生践行着“生有涯而学无涯”，他的好学之心，会学之智，无不让我们感叹他的坚持不懈、崇敬他的博闻强识。

（六）为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人要想达到虽死犹生的境界，这是需要有极好的为人的，孔子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称颂，这跟他高境界的为人是分不开的。

从待己之道上来说，首先孔子重视修养。孔子曾跟师襄学琴，但他的学琴方式跟别人却不一样。他要求自己不仅要精通技法，还要领悟其中精粹。所以当师襄发现孔子已经弹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建议孔子可以换一首曲子练习时，孔子却以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拒绝之。经过无数次的弹奏，孔子终于达到了最高境界，“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种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强烈欲望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其次孔子强调内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是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得到完善的，他将这种反省称之为“自讼”。在“自讼”的过程中应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主张通过‘自讼’以‘仁’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内省思仁”的方式寻找自身的不足。”[3]这种以“知不足”为前提的自我完善方式正是 孔子之所以能够受人敬仰的重要原因。

从待人之道上来说，孔子主张理解与宽容。“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孔子待人之道的重要方面。根据《孔子家语·卷二》记载：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孔子了解子夏的品性，明白如果去向子夏借伞，子夏虽然不愿借但碍于老师的面子他只能借给孔子，而这是在勉强子夏；如果子夏不借伞给孔子，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吝啬了，老师向他借东两他都不给，他的名声就被破坏了。为了既不让子夏痛苦又可以保全子夏的名声，孔子明智地选择不借。“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可以说这是孔子待人之道的最好诠释。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体现在音容相貌上，他更多地是体现在为人处事上。那些能为后人所瞻仰的往往都是以德服人之人，就像孔子一样，历史可以带走他的人，岁月可以模糊他的脸，但他的为人之道将会永远被我们铭记。

（七）为志

《说文》言志为“心之所向也”，就是说一个人心中想着什么，行动上便做着什么，这就是他的志。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初年的奴隶制盛世，辅佐有道明君，成为治国重臣，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立志到守志，孔子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他的为志之道。

孔子认为有志之士首先要学会立志，而立志又分为三步，第一步要重“志”。“人无志则无以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等于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说明“志”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要重视“志”。第二步要早立志。“孔子十五岁便立志学习周礼，领略西周初年奴隶制盛世天下之道，甚至年幼时便已‘陈俎豆，设礼容’，开始学习周礼了，可见其立志之早。”[4]第三步要立大志。孔子认为立志应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春秋时期，名义上存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周王朝，但事实上存在着深刻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5]，随之而来的战争与杀戮则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孔子出于‘仁者爱人’的博大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寻求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即由外在战争与杀戮的手段，转化为人自身内在道德意识的提升，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境界作为自己的志向为之奋斗。”[6] 孔子认为一个人立了志还不够，还应时时保持自己的操守，即还要守志。守志也分三方面，一要淡泊明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认为如果在物质享 受方面要求太多，就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他还教导学生“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强调一个人只有清心寡欲，才能矢志不渝。二要博学笃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坚定自己的志向需要用学识来作为后盾，所以他一生都在广泛地向各方面学习、求教。“年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年长后虚心向别人学习，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年老时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可以说孔子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深知知识对于守志的重要性。三是勤奋酬志。一个人仅在内心或言语上立下志向，而没有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孔子提出要躬行践履，主张学问要与生活结合起来，与世事人生结合起来，反对 “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是故恶夫佞人者”的空谈。

志向就像天上的星星，我们虽然无法触及，但前行的方向全凭它指引，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他的生活将会是多么暗淡无光。可是立志容易守志难，有时守志才是人生考验的开始，让我们记住孔子的为志之道，一起选择远方，一起风雨兼程。

二、孔子的历史影响

（一）师道

作为“万世师表”，孔子的为师之道尤其是其独树一帜的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尤为后人所称誉，以至自其兴办私学的两千多年以来，无数教育家纷纷对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孟子作为孔家学说的嫡传人物，曾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他主张对才学高超型的学生只需及时点化即可，对德行高尚型学生要加以熏陶使其德行完备，对长于才能型学生要加以正确指导使其才能出众，对于一般类型学生要用答其所问的方法解其疑惑，对于不能入门的学生，可私下间接教导。孟子的这种“因材施教”超出了孔子“因材施教”模式的范围，即他把不同特点的施教个体，扩大到不同类型的施教群体，无形中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思想。

真正使孔子这一教育思想理论化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教育活动家郑玄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郑玄提出的‘各因其人之失而为之’这一主张首先把孔子的‘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一教育思想原则化。而朱熹提出的‘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则使得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成为经典教学原则。”[8] 而促使孔子这一教育理念实践化的则是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曾给因材施教以形象 的比喻：“培养创造力要像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他所创办的育才学校正是因为秉承了这一教育理念的而成功地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陶行知的成功实践赋予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以科学内涵。

时至今日，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依然备受教育界推崇。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认识到学生是发展中的人，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科学的教育应该是建立在了解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刀切，一言堂。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这一教育理念，正确对待学生的个别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使每一个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孝道

孔子在损益传统孝道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孝”提出了新的主张。他主张的“敬亲”、“谏亲”等思想在为后人所继承的同时也被创建性地发展了。

曾子作为儒家孝道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但以行动来实践孔子所提倡的孝道，更以理论来完善孔子的孝道。他提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主张“孝”无处不在，将“孝”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同时曾子还从各方面深化了孔子的孝道理论。“他强调‘孝’是人类发自内心真诚的爱，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源泉和根本，并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等理论问题。曾子把本为家庭伦理道德之孝，扩充到政治、道德、社会生活乃至天地之间，也对后世的孝道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9] 对孔子的孝道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还有孟子。他不仅提出“性善论”来进一步完善孔子孝道思想的哲学基础，并将“孝”与仁政相联系，主张通过“孝” 可以至仁，进而可以施行仁政，进一步深化了“孝”的应有之义。《孝经》作为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著作，对孔子、曾子和孟子孝道思想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标志着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

“孝道思想在经过孔孟等先秦诸子的发展之后，对汉代、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 而今孝道依然为社会所推崇，只是现代人对孝道的看法更为理性。像董仲舒那样提出“父为子纲”的“愚孝”是我们所反对的，而诸如养亲敬亲、和颜悦色事亲、委婉谏亲的精神则是我们应该去推广和发扬的。

（三）“忠”文化

自孔子将“忠”概括为“忠信、忠恕、爱国”这三点内涵后，“忠”便被确立为当时的道德原则，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是将其大众化。可以说“忠”文化始于孔子，而关于“忠”文化的讨论并没有因为孔子的离去而停止，在之后的几千年里，各朝代的思想家都对忠文化进行了思辨性的继承和发扬。

孟子关于“忠”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孔子“忠”思想是继承。他认为忠为“忠信、忠道、忠诚”，在道德层面上主张教人以善，这与孔子主张立人以忠信不谋而合。而在政治层面上，孟子主张的“事君以义”与孔子主张的“忠君以道”都是主张君臣之间各有尊贵，没有赋予“忠”以绝对服从君主之命的含义。

将“忠”赋予绝对“忠君”之义的则是秦国。由于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的需要，“忠”在这一时期由多义内涵变成了单一内容，即“忠君”，成为了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直到汉代，由于贾谊主张“爱民为忠”的思想，才将“忠”从“忠君”这一单一的文化内涵中解脱出来，使之拥有了“爱民”这一内容。而“爱民”与“忠君”能够获得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忠”文化并没有因为大一统绝对权威的丧失而衰微，反而越来越受到肯定。这一时期，“对忠规范的遵守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需专制统治者特意要求而民众就能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忠臣，作为‘忠’品质的化身，自然特别受到民众的景仰。从这种情绪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众对‘忠’道德的推崇。”[11]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忠”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使“忠”文化成为通行于社会上下的主流文化。

虽然“忠”文化就其政治上发挥的作用而言，将孔子所创立的“忠君以道”思想狭隘化了，即忠君，但就其文化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它极大地规范了社会道德准则以及民众的道德素质，所以在今天，它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当抛开传统忠文化的“愚忠”、“忠君”等封建糟粕性内容，发扬其为社会尽责、为天下献身、为人间正道尽忠的精神，使“忠”文化越来越具有现代意义。

（四）仁爱

众所周知，仁爱思想是贯穿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始终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看来，仁的核心要义是爱人。仁是德性层面上的道德自 律，爱人则是实践层面上具体的德行表现，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合称为仁爱。“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当自家马厩发生火灾后，孔子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马，而是人，体现了孔子“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

孔子还进一步把仁爱理念运用到了政治层面，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仁政”思想的提出正是对孔子仁爱理论的继承，而他创造性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则发展和完善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他认为，天下基础是国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而家庭的基础是个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是说天子要想稳固政治只有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行。土谷神要想设立得有意义只有保佑人民才行。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唯有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礼记》将爱人的方式分为两种，指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爱人也是讲究方法和智慧的，君子爱别人是成全他的美德，小人爱别人则是迁就他的过失。同时《礼记》还对仁者本身进行了思考，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把财富用来修身养性，不仁者以戕害自己的身心来谋财。《礼记》对仁爱思想的阐释使孔子的仁爱思想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仁爱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直到现在依然为世人所推崇，是有其时代意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人文关怀的缺失使现代人越来越渴望被“爱”，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经久不衰的现实原因。仁爱思想所主张的“爱人”，一定程度上将个体的爱扩充到集体中来，将爱的意义泛化为博爱，给人带来情感的愉悦，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结 语：孔子非凡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世人的称誉，他的思想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从我们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当中折射出来。而今，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发扬，将会使孔子的影响更加深远，更会使孔子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新时代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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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孔子论文

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影响

化学化工学院 20081810010140 姚璐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把孔子思想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内涵丰富，应用领域广阔，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全人类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影响： 一，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做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因材施教

在教育教学方面，孔子有许多发明创造。其中有些创见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仍不失其真理的意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由于孔子在教育方针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时也做到来者不拘，这样，学生之间，在年龄、性格、爱好、智力、能力、品德、知识基础、学习态度以及意志力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都能学习各有成就。

三，教学并重

孔子“教”和“学”理解为一个整体，主张“教”、“学”并重。他不仅总结出了移系列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学习原则和学习方法。学思并重，传习结合便是其中重要内容。孔子讲的习，则是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获得能力的一个过程，是教育的一个环节。传习结合，对于教学过程来说，就是把传授和练习相结合；对于学生而言，就是要把接受知识和练习、实习相结合。要获得知识，必须通过学习；要巩固知识并实际应用，只有通过时时复习和演习，从复习旧知识中推衍出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内心感受获得新知识的喜悦。只有通过复习和实践，才能使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中庸》把孔子提出的学习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要求把书本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学习不仅仅使要掌握书本知识，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仅使要学好文化课，还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四，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的教育原则。

孔子在近三十岁时就可以开创“私学”，创立儒家学派，为春秋战国的学术复兴开辟道路。他的著述和教育经验，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各国也影响很大。这主要由于他顺应了我国古代奴隶制文化向封建制转化的进步要求，也和他用毕生精力从事教育，提倡并亲身实践适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教育的原则是分不开的。在孔子以前，教育原则、方法，多不顾及学生实际、施行不择手段的强迫教育，甚至采用“棍棒式”教育。从孔子开始，才有了循循善诱的正面疏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的重大改革与创新，也是孔子对教育业绩的一大贡献。孔子认为教师必须创设一个无所顾及的宽松环境，使学生有畅所欲言的机会；在学生发表见解的过程中，教师应有耐心、不要中途打断发言，更不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若有学生不想发言或思想不集中，应等待一下，切勿急噪或批评斥责。相反，教师要进一步引导，给予必要的鼓励和赞许；教师总结，尽可能简明扼要，作到画龙点睛。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孔子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主张并实行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把以前的各个时期所流传下来的典章文献，都一一加以审定、推敲、编纂成册。正是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才能充分的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一个思想水平与业务能力不合格的教师，就谈不上运用好的教学方法、教好学生。更不可能坚持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教育的原则。为学生创社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学生真正做到畅所欲言、个抒己见。孔子已经认识到并提出：“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等主张。并把它贯彻到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去。他对于学生超过自己见解的言论，就公开表示向学生学习。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才能发现问题，也才能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难。以便有目的、有计划地“解惑”，使学生学有所得。同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也是发展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不具备宽松的环境条件，没有师生之间充分自由、平等的讨论，不充分体现民主性，那么，循循善诱、正面疏导，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满堂灌”，不能诱导学生积极思维活动等现象，无不与不具备上述条件有关。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但是孔子的思想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弊端：

一，保守性。

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强调继承前人的传统，自己不要有新的创造。他本人讲学重点讲解“三代以来”的 典籍；晚年编写《春秋》，只重“述”，不讲“作”。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孟子、荀子都以阐发孔子的思想为宗旨，后人又以他们的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言必称尧舜”，“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你如果要变革，人们便回群起而攻之。这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各种新生事物难以出头，难以发展。回顾一下2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清楚的看到，附着与旧体制的旧思想是怎样顽固阻碍改革开放的，人们为解放思想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二，压抑人的个性。

当时的社会是反对自我表现、张扬个性的，是主张夹起尾巴做人、不准越雷池一步的。就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张扬个性的行为也不予认可。儒家的这一思想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千百年来，老师教育学生迷信圣人，迷信权威，要求学生只从老师那里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要标新立异。如果谁敢于怀疑老师的话，轻则遭训斥，重则遭仗责。就是在今天的学校，老师虽然也提倡学生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不要迷信权威，但在潜意识里还是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学生，还是引导学生求同而较少求异。对与个性突出、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同学，虽说不打击，但也要千方百计驯服他们。

三，官本位思想。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封建等级制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在那个时代，从社会到家庭，舆论都想人们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因此，社会看中读书，读书人都以踏上仕途为正道。一般人不必说了，就那些伟大的文学家也把为朝廷所用当成人生的最高追求，而一旦被朝廷摒弃，便郁郁不悦。像屈原、李白、杜甫就是这样的。真正超脱的，为数很少。他们希望建功利业，却错误的认为，只有做了官才能实现这一生目标，做官，就成了一代代人不懈的追求。到了现代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强化了。由此可见，官本位思想已在社会各个阶层扎了根。

尽管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显出它的某些不合时宜，但其中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过时。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宝贵财富，他创立的一些教学方法对广大高校教师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孔子已经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作为师范类的大学生，更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孔子的教育思想，让孔子那博大精深、充满智慧之光的教育思想更好地为当前的素质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