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词论文

第一篇：孔子诗词论文

先秦及汉魏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孔子论《诗》的内容，其中多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对后世《诗经》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形式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诗词论文

不久前，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公之于世了，虽然只有29枚完、残竹简，但其学术价值不可限量，它不仅关乎到《诗经》学研究，也关系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本文拟以《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对《诗》的讨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加以比较，以期对孔子《诗》学思想进行更为全面具体的考察。

诗与礼

孔子十分重视《诗》与礼的关系，强调《诗》对礼的构建作用和礼对《诗》的约束作用。《礼记·仲尼燕居》载孔子语：“不能诗，于礼缪”，此与“不学诗，无以言”文异而义同。又《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即强调一个人欲修身成性，《诗》、礼、乐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诗》与礼、乐的关系。唐李翱云：“《诗》者，起于吟咏性情者也。发乎情，是起于《诗》也；止乎礼义，是立于礼也；删《诗》而乐正《雅》、《颂》，是成于乐也。三经一原也。”（韩愈、李翱《解论语笔》，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五）所以当子夏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中明白“礼后”，即一个人最终当立身于礼的道理后，孔子便对其盛赞有加，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孔子重视《诗》、礼二者之间关系的思想，也见于上博简《孔子诗论》。如第5简，其论《清庙》云：“《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在孔子看来，《清庙》之所以为“至”，就在于其能体现敬宗庙之礼。第10简，其评《关雎》云：“《关雎》之怡。”“《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2简又云：“好，反内（纳）于礼，不亦能怡乎？”《说文》云：“怡者，和也，从心，台声。” 其以“怡”评《关雎》，就因为其能“喻于礼”，“纳于礼”。于此可见，孔子论诗对礼的要求，一首诗，如果能体现礼就是一首好诗，哪怕它是一首谈情说爱的情诗。

第20简，孔子云：“其离志必又（有）以俞（逾）也。其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角干也。”角干，释“干”，廖名春先生《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引周凤五语：“当读为‘干’。《公羊传·定公四年》：‘以干阖庐’注：‘不待礼见曰干’”。这里孔子再次强调了礼对《诗》的约束作用。“诗言志”乃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古者诸侯大夫交接邻国，则赋《诗》言志，如言语得体，于礼为合，则可以完成其外交使命。反过来，如赋《诗》与志不称，则不仅失礼之甚，甚至会 招来杀身辱国之祸，如庆封不答《相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之赋《鹑之奔奔》。（《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故《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语云：“志之所志，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孔子诗论》第1简，其云：“诗亡离志”。在孔子看来，诗若离志就会有所逾礼，诗要体现出一个人的情志，也要遵从礼的约束，故云：“人不可角干也。”

诗与乐

在孔子时代，诗与乐不分，二者都关乎礼的建设。《礼记·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所以孔子论《诗》常与乐相并提。

以孔子对《关雎》的评价为例。《论语》中，孔子两评《关雎》，一见于《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见于《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或以为于此论乐，而非论诗，其实不然，两评都是本诗、乐为说。先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乐的角度来说，即所谓“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则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郑樵《通志略》，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六）从诗的角度而言，即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故谓之和。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雎》为“怡”，就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故其声则节，其文则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谓“哀而不淫，乐而不伤。”再说“《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一般把“乱”解为音乐的卒章，如朱熹《四书集注》云：“乱，乐之卒章。”但“乱”也可以理解为诗的卒章，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张文 语：“《春秋传》，《那诗》以末章‘自古在昔’六句为乱，为卒章；《武诗》以末‘耆定尔功’一句四字为卒章，则《关雎》当以末四句为卒章”。《楚辞》也以卒章为乱。《关雎》卒章文意写君子以琴瑟钟鼓悦好所求之人，正如《孔子诗论》第14简所云：“其四章则俞（愉）矣，以琴瑟之说，亦好色之爱，以钟鼓之乐。”有琴瑟之乐，有钟鼓之乐，故云“洋洋乎盈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自己也说其“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孔子这种论诗及乐，论乐及诗，诗乐相通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第一简其即以诗、乐并提：“ 诗亡离志，乐亡离情。”在论述《讼》、《夏》、《邦风》时也兼及其音乐特征：

第二简：寺也，文王受命矣。讼坪（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

第三简：也，多言难而悁退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其内（纳）勿（物）也，溥观人谷（俗）安（焉），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聖（声）善。孔子曰：佳（唯）能夫

所谓“多言后”，“多言难而悁退者也”，“丌内勿，溥观人谷安”等都是诗歌内容为说；所谓“丌乐安而迟，丌诃绅而，”“丌聖（声）善”等均是就乐来说的。“绅”和“ ”，据整理者所释，为两种乐器名称，即“壎”与“篪”，《小雅·何人斯》有“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之句。李学勤先生释“伸”为“引”隶“ ”为“ ”，释作“逖”。（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一期）。廖名春释“绅”为“伸”，释“ ”为“引”。（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一期）。“引”，“逖”，“伸‘说的都是音乐的风格。按竹简文势，其论《夏诗》也当言及其音乐特征。

诗与用

学以致用，这既反映了儒家的济世情怀，也反映儒家的用世之心。孔子为学并不囿于书斋，而十分重视为学之用，所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因此在《论语》等书中，其数言《诗》之实际功用和学《诗》的现实意义。如：

“兴观群怨”说。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兴”，孔安国注云：“引譬连类”，其说乃汉儒之《诗》学阐释方式，如《毛传》标“兴”，郑玄以“喻”释之，不确。当如“兴于《诗》”之“兴”，其意在于修身养性，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观”，“观”有两用，施用政治，即为观人情之厚薄，识风俗之盛衰。如郑玄云：“观风俗盛衰”。朱熹云：“考见得失”，皆可谓得之。施用于个人即为观志，以别贤愚。“群”，孔安国云：“群居相切磋。”朱熹云：“和而不流”。其实所谓“群”既为赋《诗》言志，赋《诗》以别贤愚合之则群，不合则散。杨树达《论语注疏》云：“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怨”，孔安国及郑玄均以“刺上政”释之，其实这又是汉儒释《诗》之一大陋习，以政治比附《诗》意，而忽略诗人个性情感。《诗》固然可以怨刺上政，但绝不仅限于此。翻开《诗经》，怨词满眼，有悯乱嫉恶之怨，有旷夫思妇之怨；既有时代所致之怨，也有一已之私情，如统统归结为“怨刺上政”，则殊为无据。“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之用的全面评价，它既揭示了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批判作用，也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对后世影响深远。

“达政专对”说。见于《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谓“授之以政”，朱熹《论语集注》云：“《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知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和而平，长于讽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所谓“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官懋庸云：“《春秋》专对之才，如甯戚之不答《彤弓》、《湛露》，穆叔之不拜《肆夏》、《文王》，叔弓之辞郊劳致馆，韩献子之称《易》象、《春秋》，范宣子追念襄王，谨其官守；西乞术徼福周公，致其瑞节；国庄子将事克敏，见称于臧孙；叔孙豹式礼无愆，受赐于周室；他如七子言志，六卿讥客，子范之让赵衰，叔向之屈子木，皆其最著者也。若高厚之歌《诗》不类，伯有赋《鹑奔》之失伦，华定不解《蓼萧》，庆封不知《相鼠》，适足以辱国而召釁耳。”（官懋庸《论语稽》，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六）故程子悠然而叹：“穷经将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引）

上博简《孔子诗论》也表现了孔子这种“学以致用”的《诗》学思想。其论《邦风》，即着眼于其“内勿也，溥观人谷安”的社会功用。其论《诗》也数言“ 吾得之”，“吾取”，显然也是着眼于其实际功用。如第20简，曰：“ 吾以《折杜》得雀”，第23简曰：“兔 其甬（用）人，则吾取”，第24简：“吾以《甘棠》 得宗庙之敬，民眚（性）古（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立（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亚（恶）其人者亦然。”

第4简是枚残简，其曰：“诗其猷坪（平）门，与 贱民而豫之，其甬（用）心也，将可（何）女（如）？曰：邦风氏（是）也。民之 惓也，卡：（上下）之不和者，其甬（用）心也，将可（何）女（如）？”接下去似乎应该说“少夏氏也”。诗简残损，已不得可知，但毫无疑问，这里谈的也是《诗》之为用，缘《诗》可以考见民情，察见得失。亦即所谓“兴观群怨”，“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之意。尤其是第1简，其曰：“行此者其又（有）不王乎？”更可以看出其以诗为用的理论特色。

诗与志

《论语》等传世典籍中也多言及孔子引《诗》中文句去品人议政，明理述事，这种“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似的用诗乃先秦时代风气，非独孔子为然，故可略而不论。就其对单篇诗歌的评价而言，也多属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非对诗旨的阐发。以《论语·子罕》篇一则记载为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其诗不见于今本的《诗经》，当属逸诗，但显然出自一首情诗，诗人以微风中翩翩起伏的唐棣之华起兴，由唐棣之华想起了远方的爱人，于是表白说：“我真的很想你呀，只可惜两家离得太远了。”孔子读后，借题发挥，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如果把孔子的话看作是针对诗所作的评价，认为孔子斥责诗中主人公太虚假，实属误解，也于理不通。主人公说“室是远而”，只是说见面太不容易了，不是说远到不能思念的程度，当不致于招来孔夫子的呵斥。其实孔子在这里乃是有意误读，借以表现其对诸如仁、礼、道等儒家伦理的要求，如“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之类，而非阐发诗旨。故冯厚斋云：“古人说《诗》不必求其本指也，诗人之指，谓思其人室迩人远尔，夫子谓道不远人，思则得之，故反诗人之言以明之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八引）

又如，《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问之诗，前两句见于今本《毛诗·卫风·硕人》，后一句无，或逸。诗称美一女子巧笑动人，美目流盼。子夏不明“素以为绚”何意，故有问，夫子以“绘事后素”为答，盖谓其人既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之美质，又加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动人举止，真如素底而加以彩色，愈发的美丽动人。于是子夏恍然称悟，云：“礼后乎，”意谓一个人欲明礼，须先培养忠信之质。孔子听后不胜欣喜，对其大力赞赏，称可与之言《诗》矣。其实就《诗》学阐释而言，子夏所云实在不着边际，而孔子称赏之，可见孔子解诗重在借题发挥。此或即所谓“兴于《诗》”吧。

那么这是不是孔子解《诗》的全部呢？换句话说，是否孔子对《诗》的理解是这种借题发挥似的呢？今据《孔子诗论》可知，孔子论《诗》既有这种为我所用似的解诗，也有仔细揣摩，准确把握诗旨的阐释。如第8简，其论《小雅》诸篇：“《十月》善谝言也。《雨亡政》、《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王公耻之。《少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少 》其言不亚（恶），少又 安（焉）。《少牟》，《考（巧）言》，则言 人之害也。”其说对诗旨的把握非常准确，较《毛诗序》的理解更加接近诗旨。又如第10简，其解说一组《风诗》：“《关雎》之怡，《梂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也都精辟允当，不借题发挥，旁逸斜出。

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旨之所以有如此把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以“诗言志”为理论指导，把诗置于个体情感的笼罩之下，努力去探求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志”。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有数简谈及“志”的问题，第1简：“诗亡离志。”第8简其论《小旻》云：“《少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第19简有“溺志，既曰天也，猷又（有）悁言。”第26简计《蓼莪》云：“《蓼莪》有孝志。”等等。可见《孔子诗论》对作者于诗中所表现“志”重视和发掘。

除了重视发掘诗歌创作主体的“志”以外，《孔子诗论》也注重在“情”的层面上阐释诗歌。尽管“志”作为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在心理意志结构方面偏重于理性，但其与“情”并没有壁垒森严的界限，在很多的情况二者可以互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太叔答赵简子问礼，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云：“此六志，《乐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故《孔子诗论》中，也数言“情”，如第9简，其说《小雅·黄鸟》：“《黄鸟》则困而谷（欲）反其古也。”第10简其说《燕燕》：“《燕燕》之情”，第18简其说《杕杜》：“《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第19简说《木瓜》：“《木苽》又（有）藏爱而未达也。”第25简说《兔爰》：“《又（有）兔》不逢时。”第26简说《邶·柏舟》：“《北白舟》闷。”等等。可见《孔子诗论》对“情”的重视。

解《诗》重“情志”也是《孔子诗论》与汉儒释《诗》所表现出来的阐释差异之所在。在汉儒的眼中，《诗》是经，是政治风教标志，其可以作为谏书。故而其释《诗》往往是在预设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对《诗》进行政治阐释，“发掘”其中的蕴藏的政治含义。以《梂木》为例，《孔子诗论》第10简云：“《梂木》之时。”第11简云：“《梂木》之时，则以其录（禄）也。”第12简云：“《梂木》福斯在君子。”而《毛诗序》的解释则为“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两相比较则可以看出，《孔子诗论》较《毛诗序》理解为准确，其本诗每章的后二句为说，以此诗为对君子的颂美。对前面两句起兴的句子只当作一种手法来看待，而不作意义上的阐释。而《毛诗序》则恰恰相反，其有意忽略了诗的每章的后二句，只以前两句起兴的句子为释，作主体性阐发。在《毛诗序》作者的眼中，高大而又下曲的梂木正喻后妃，弱小而性喜攀缘的葛藟正喻众妾，梂木能下曲，使葛藟能缘木而上，正喻后妃无嫉妒之心能接引众妾俱得幸于文王，使上下俱盛。《毛诗序》避实就虚，其目的正在于欲完成对一首诗的旁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论语》等传世典籍记载的只是孔子论《诗》的一面，上博简《孔子诗论》则揭示了其论《诗》的另一面，二者结合，才是真实而全面的孔子解《诗》。

孔子的《诗》学思想内涵丰富，远非一篇短文所能涵括。就上博简《孔子诗论》而言，其所给我们所提供的启示也不止这些。如第2简，其云：“寺也，文王受命矣。”短短的七个字似告诉了我们孔子对《诗经》所载诗篇产生的年代的认识。又如其记载了一些不见于今本《诗经》的逸诗，如第25简“《肠肠》少人。”第29简：“《亻聿而》士，《角 》妇。《河水》智。”等。这就为我们思考孔子删诗说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就其所论诗中尚有这么多不见于今本《诗经》者而言，似乎今本《诗经》不为孔子删定，司马迁记载或有误，其或仅据《论语·子罕》“吾自己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为说，等等。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上博简《孔子诗论》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这不仅是研究孔子《诗》学思想的必要，也是《诗经》文本研究及《诗经》学史研究所必须的。

二、孔子诗词论文

时代背景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旧制度溃败（天子失去号召力），新制度未建立。各地方势力崛起，军权高过相权，利益角逐激烈，存在各种新格局建立的可能性，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制度建构多选的可能。

关于君子的品德，孔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阐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由此可见，仁、智、勇是君子最重要的三种品德。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君子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境界。之后的《中庸》更是将仁、智、勇三者称为“天下之达德”。

君子，作为孔子理想人格的现实版，是有可能实现的。孔子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由此可知，塑造君子人格也应该从“质”和“文”出发，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唯有将二个方面完美地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最终成为受众人敬仰的谦谦君子。总结孔子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主要有立志、好学、内省和依礼而行四种。其中前三种偏重于“质”，最后一种偏重于“文”。

仁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因而孔学又被称为仁学。一般儒学 研究 者都以为，仁之核心体现在下面这句话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一种克己的工夫，也就是内修的工夫，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关于这两句话的讨论，实在已经很多很多了，用不着我再罗嗦。

仁当然可以说是爱，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仁，有爱，有不忍人之心。需要说清楚，孔子的爱，并不是卿卿我我、男欢女爱的那种爱。孔子的仁是本体的爱，这种爱的体现就是孟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总之，孔子讲的爱是推己及人的爱，是从人自身开始的爱，而这种爱的根本是仁。孔子讲仁，是从本体上、人之为人的根本上说，而不是从情感上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的核心，在“三达德”中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智与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达到仁的境界而服务的。作为孔子理想人格的君子，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仁的。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 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里仁》）而且他还强调，君子在实践仁的过程中，要做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将“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仁，是君子人格的基础，君子必须要以仁为本。总的来说，在《论语》一书中，仁有四种主要含义。即仁是爱人、是忠恕、是克己复礼、是做到了恭宽信敏惠五种美德。其中，忠恕，是对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一个最重要诠释。曾参在总结孔子学说时，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孔

子本人也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一个人能从自身角度出发, 真心诚意地为他人着想和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此即为“忠”，是仁的积极一面；能从自身角度出发，不让有害的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便是“恕”，是仁的消极一面。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便成为了仁者待人处事的一种尺度、一种基本准则。此外，孔子思想体系的两大核心——仁与礼，通过“克己复礼为仁”而联系在了一起。礼，成为了实现由一个普通人向一个仁者转变的关键性一环。这也就要求他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如何做君子

1.立志 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首先取决于他是否立志成为像君子那样的人。孔子认为，人要先有其心，然后才能有其行，并以“仁”为例，说到“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而且对于“志”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可见，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志向尚且不能够被轻易地改变，更何况是作为孔子理想人格的君子呢？立志成为君子，关键是要做到和君子有着同样志向，做到为之奋斗一生。君子的志向在于“道”，在于“修己以安人”，在于“修己以安百姓。”正是这些远大的志向，促使他不断地提高完善自己，以实际行动去实现它们。既然已经立了志，就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实现，做到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对此，孔子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这表明了即便是成功就在眼前，也会因自己的停止而功亏一篑；反之，只要自己一直努力，即便只是刚刚开始，却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其实，君子也正是这样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并从中得到不断地提高，进而成为了众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和理想人格。

今人往往误以为读的书多、知识多就是有智慧，甚至以为智慧不过是聪明的另一种说法。其实不然。知是知，智是智。知至多不过的技能，依靠它，人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造出常人做梦都想不出来的机器、武器。智却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关系到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知识多不一定解决人生的困惑，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2.好学 要成为君子，持之以恒、刻苦勤奋地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学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六言六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显然，如果失去了“好学”，仁、智、信、直、勇、刚这些原本好的品德，也会因此而变质。虽然，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季氏》）但即便是被称为“至圣”的他，也仅仅只是自评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本人的修养历程，便是从“志于学”开始的。在他那里，学习的 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君子不但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外，还应该掌握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知识。[10]（P43）同时，学习为人的道理，学习各种优良品德也是必须的。在学的过程中，孔子主张，不仅要注意向身边的人学习，还要有所选择，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学习与体验高明的修养之理是成为君子的必经之途，没有经过这一阶段，就不可能真正体会到道德修养的内涵。[11] 同时，孔子还指出了“好学”在君子身上的体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不去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做事勤勉，说话谨慎，向有道之人虚心求教来端正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好学。综上所述，可知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好学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3.内省 一个人在向着成为君子这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

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地内省，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而内省的最主要表现，便在于思。“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思, 作为一种内省的修养方法，不但是达到君子人格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而且也是君子在日常生活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中心环节。同时，只有把思与学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在修己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否则，就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君子区别于他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思考，特别是对自己一举一动的反思，从思想到行为严格要求自己，追求自己的言行与仪表的完美。[12]其具体表现，便是“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孔子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又说:“躬行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卫灵公》）“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他的弟子曾参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君子，不会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担心自己是否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此要不断地内省。又正因为如此，君子在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继而不会受到他人怨恨的同时，还能够不忧不惧。总而言之，一个人唯有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及时发现并改正自身存在的错误，才能不断地提高完善自己，才能更快地达到君子的境界。

4.依礼而行 要成为君子，光靠立志、好学和内省还不够，还必须做到依礼而行。

行，是一个人内在品质和内在修养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体现。对于一个想成为君子的人而言，就是要将自己具备的很高的道德修养、道德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带动他人，做一“躬行君子。”[11]孔子十分强调“行”，认为这是判定一人是否为君子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然而，真正的君子之行并非不受任何约束，它要以礼作为尺度和准则。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君子博学 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礼，在孔子那里被引申为一切符合道义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对于礼的重要性，孔子在强调“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的同时，还指出了：“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泰伯》）可见，如果缺乏礼的约束，即便是恭、慎、勇、直这些优良品德，也会因此而产生不好的结果。君子要把礼贯穿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具体来说就是应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更有甚者，在《论语》一书中记载了关于君子服饰的规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乡党》）显然，在君子那里，就算是穿衣这种看似平常小事也依然要按照礼的规定去做，从而体现自身高尚的道德修养，维护其良好形象。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去做到并坚持依礼而行，一个人才能实现其成为君子的目标。孔子所塑造的君子人格，或许因为太过理想化，而让人觉得过于遥远，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让君子人格成为了我们心中追求的目标。又或许因为君子人格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让人觉得似乎与当前实际情况不太相符，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所具有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恒久不变的内在价值。从自身出发，从实际出发，将孔子的君子人格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目标。

第二篇：孔子论文

关于孔子的教学方法，我想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因材施教了。

孔子对他的学生的个性、喜好、特长了如指掌，针对每人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最典型的要数《论语·先进》中所记载的：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呢？‛ 冉有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 公西华说：‚仲由(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冉求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却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所以冒昧地请教。‛孔子说：‚冉求平时做事缩手缩脚，所以我鼓励他勇进；仲由平时好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子路为人胆大，孔子就要靠外力来约束他；冉有为人过于谦和，犹豫不决，孔子就激励他放手去做。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他认为针对各人的不同需求进行教育，有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能够提高他们的修养。

同样问孝，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如答孟截子：‚无违。‛而答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生活而说的。答子游：‚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答子夏：‚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

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有才能的有七十二个。同样学习文行忠信、礼乐诗书，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无疑是‚因材施教‛的功劳。人才不是单一的模板铸造出来的，人才是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群人。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学习的价值。

而孔子的另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启发诱导，在孔子的教育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意即：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认真思考，心求通但未得，然后可以启发他；经过思考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此时可以开导他。学生必须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

孔子善于用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如文、武、周公、管仲、子产等的言行来进行教学，经常用譬喻或实物作为直观教材，以阐明抽象的道理。如用流水来阐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松柏晓喻节操，用‚北辰‛比喻‚德政‛，用‚草上之风‛喻君子之德，其他如门、户、路、车、苗、山、水等日常事物，都是孔子教学的材料。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许多人认为孝就是能养父母，让父母吃饱。其实你养狗养马也要让它们吃饱，如果只是给饭吃而不能真正孝敬父母，那跟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用了狗马与人做对比，同样是喂饱了，为什么就有孝与不孝的区别呢？ 揭示出孝不仅仅是养活父母，还要能尊敬他们，爱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使用比喻的灵活与恰当。

其实，不但孔子善用譬喻，就是他的弟子，由于受其影响，也很会使用这一方法了。

子贡曰 ：‚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问：‚我这里有一块美玉，我是把它收藏起来呢？ 还是求一个好商人把他卖了呢？‛

孔子说：‚卖了吧！卖了吧！但不是求人家，是等人家来买。‛

子贡把才能比作美玉，他问孔子，是该把才能隐藏起来呢，还是去找一个君主为他服务呢？孔子说要把才能运用出来，但不应自己去找君主，而应等着求贤的人来拜访。

此外，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第三篇：孔子论文

《论语》与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历史影响

摘 要：被誉为“至圣”的孔子之所以能够为世人所推崇，与他所具有的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还是为志，孔子都将其做到极致，既问心无愧又名垂千古。他的这种魅力不仅为他赢得了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师道、孝道、忠文化、仁爱思想更是在后人的继承中得到了发扬。关键词：孔子 人格魅力 历史影响

前 言

有些东西是可以横亘时间和空间而屹立于人们心中永垂不朽的，比如思想；有些人是可以穿越古今和中外而流芳于千秋万代名垂青史的，比如孔子。当孔子和他的思想相交融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也就熠熠生辉。古有朱熹盛赞“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而今孔老先生已不在人世，但他的人格魅力依然照耀着时代的夜空，让我们明确了前行的方向。让我们重温孔夫子的谆谆教诲，重拾《论语》中的句句箴言，学习他的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之道，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一、孔子的人格魅力

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那么孔子的人格魅力则是指孔子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等方面吸引人的力量。以下则从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七个方面来论述孔子的人格魅力。

（一）为师

孔子二十三岁开始招收门徒，至此没有停止过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他一生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被后人誉为“至圣先师”，他的为师之道尤为后人所称颂。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孔子的个性教育：因材施教。《论语》中记载着一个孔子针对学生因材施教的经典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两个弟子不同的性格特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子路遇事轻率鲁莽，所以孔子要抑制他一下，使他谨慎些；而冉求遇事畏缩不前，所以孔子要鼓励他，使他大胆些。当然对于其它学生，孔子也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他根据仲由之‘果’(果敢)、端木赐之‘达’(达理)、冉求之‘艺’(多艺)和颜回之‘贤’(聪明)等性格特征，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培养他们的特殊才能。”[1] 其次是启发教育。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只有在学生积极思考或想表达某一问题而陷于一种求懂未懂、想说又说不出的境地时，老师再进行启发与引导，将会使学生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又能让学生时刻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可谓一举两得。那么孔子是怎样做到启发教育的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教育方式。首先对于那些不肯主动学习的学生，孔子根据启发教育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设计情境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感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既获取知识，又发展思维能力。其次他善于运用学生比较熟悉的浅近事物来阐发较为深刻的原理，即“能近取譬”，消除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恐惧心理，从而引导学生踏上求知的旅途。

无论是个性教育还是启发教育，孔子都把学生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体，尊重学生，热爱学生。他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纯粹的知识，还给予他们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

（二）为臣

纵观历史，臣子与君主从来都是不平等的，君主永远都是至高无上，而臣子永远都是唯唯诺诺，一旦谏言触怒龙颜，马上就可以身手异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正是对这种畸形的君臣关系的诠释。可悲的是我们的先人对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君臣关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奉若神明，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孔老先生在几千年前却敢于颠覆这一无可撼动的传统。

孔子心目中的君主，不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昏君，而是以德服人、虚怀若谷的明君。而他心目中的臣子，不是匍匐在君主脚下、唯命是从的“奴才”，而是有人格、有操守的君子。孔子的为臣之道可概括为事君有节、谏君有责、辞君有道。

1.事君有节。是指臣子在君主面前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节操。在孔子看来，臣子和君主应该是平等的，君主没有权力强行改变臣子的人格和节操，臣子也没有必要为了取悦君主而失去自我，轻易变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正是对这一原则的诠释。2.谏君有责。是指臣子在侍奉君主的时候，有向君主进谏的责任。孔子认为真正的忠君行为是“犯颜直谏”，臣子若不履行此责，就是不忠。在《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季氏要征讨颛臾，仲由、冉求作为季氏两大臣子，虽然自己并不想征伐颛臾，但是也没有勇敢地制止，而是推卸责任：“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当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和冉有是否算得上大臣时，孔子只回答道“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这里“具臣”是指备位充数之臣。在孔子看来仲由和冉求还只是二流的大臣，而一流的大臣应该是“以道事君”，敢于直谏。所以在孔子心目中，真正的臣子应该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取悦龙颜为己任。

3.辞君有道。是指当君主的行为违背“道”和“礼”而臣子的劝谏无效时，臣子应该本着 “从道不从君”的原则辞别这个君主。在《论语·先进》中：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本应以道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应辞去。可是冉求反而被季氏权势误导，帮着他搜刮民脂民膏，忘记了当初为政“以道事君”的原则，这便不得不引起孔子的不满，以致要与其断绝师生关系，鸣鼓而攻之。

在那样一个惟君命是从的年代里，孔子的这种独立人格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他以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姿态置身于官场，以刚正不阿的大臣风骨驰骋于政坛，也曾挫败，也曾失意，但不曾放弃矢志不渝的为臣之道，不曾失掉自我。

（三）为子

凡是子女都明白要孝顺父母，但怎样的行为才算孝顺，却很难被界定。对此，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子女对父母要心存爱意，但这种爱理性多于感性，顺从而不盲从。

首先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养而敬。在孔子看来，子女对父母的物质赡养，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但仅有此是不够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是说，如果孝仅仅体现为对父母之养，不以敬爱之心对待父母，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就无本质的区别。“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在食物方面，我们应当帮助父母先于帮助其他人，因为我们对父母欠有养育之恩。我们还应当对父母表示敬意，正如对神表示敬意一样。’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也表达了作为子女不仅要给父母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应该对父母表示敬爱。”[2] 其次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不盲从。在父权家长制时代，父子关系十分重要，但孔子并不赞同子女对父母之命绝对服从，而是主张“几谏”。“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 违，劳而不怨。”，他强调子女对父母有“谏”的义务，对于父母之过，要及时劝谏，而不可为了所谓的愚孝而任由父母一错再错。曾参是孔子门下以孝著称的学生，但尽孝不分原则、盲目顺从，这也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家语》中就有一个关于曾参因为愚孝而受到孔子批评的典故。“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当其他人都盛赞曾参这种犯了错而甘愿被父亲打死的行为为至孝时，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曾参的行为不但不符合孝顺的应有之义，反而会陷父亲于不仁不义之境地。试想，如果父亲因一时失去理智而下手过重将曾参打死，那么父亲冷静后一定会十分懊悔，这会给父亲的心灵留下沉重的阴影，也会让父亲招致骂名。相反真正的孝子是不会让自己的一时顺从给父母带来无尽灾祸的，正如舜，他“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富有智慧地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这才是为人子女应有之孝道。

爱父母其实很简单，这是连动物都会做的事，但爱父母又不是那么简单，光有满腔爱意往往只会冲昏头脑让事与愿违，孔子的为子之道让我们明白了爱也分方式，爱也有分寸，只有懂得如何去爱，才能更好地孝顺父母。

（四）为友

朋友是每个人人生路上必不可少的伴侣，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怎样将陌生人发展成朋友，怎样避免将朋友发展成仇人，这都需要我们去掌握正确的交友之道。孔子不仅广交益友，而且善于交友，这与他智慧的交友之道是分不开的。

孔子交友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标准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点。第一，择优而交。“无友不如己者”，与那些在品德与学识方面都超过自己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优点，从而提升自己的素质，这是孔子所一直提倡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都体现了孔子择优而交的交友原则。第二，结交益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此，孔子将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大类，告诫我们要亲益友疏损友。第三，结交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主张结交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他认为君子与君子之间之所以能够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还能成为朋友关键就在于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那些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即使没有意见分歧也不会长久地在一起，更不会成为朋友。

孔子不但对所交的朋友提出了标准，而且对自身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里提到如果自身不够优秀的话，别人就会拒绝和你交往，你也就没有资格来拒绝别人了。由此可见，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让自己足够优秀以使人接受。

交友除了注重双方的修为外，还讲究相处之道，对此孔子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朋友相处重在一个“信”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鞔，小车无车轨，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缺少诚信就好比一辆车缺少关键部件，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孔子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曾子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曾子也秉承了孔子的交友之道，把对朋友是否守信当做每天必须自我反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对朋友要宽容。“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里说的是如果旧友老臣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这种宽容的态度也是孔子在交友中所推崇的。他的弟子子张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提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认为君子应该既尊贤又容众，既赞扬善良之人，又体恤弱势群体。最后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在孔子看来朋友间的友谊要想保持长久，必须在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无原则地亲近。当朋友有过错时，要尽责规劝，但对朋友的劝告要点到为止，不可勉强，否则会适得其反。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结交各种朋友，结交怎样的朋友是一种选择，好的朋友会为我们的人生指明方向，坏的朋友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与朋友相处又是一门学问，方法得当，朋友越处越交心；方法不当，朋友越处越闹心。孔子富有智慧的交友之道，让我们明白了怎样交友，更懂得怎样为友。

（五）为学

《论语》以《学而》开篇，突出了“学”在《论语》中的重要地位，而孔子本人也是把学习作为了人生大事。作为一代至圣先师，他的为学之道尤为后人津津乐道。

孔子的为学之道首先体现为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孔子不仅好学而且比一般人都要好学得多，这也反映出他对学习的重视。孔子之所以那么好学，与他所主张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学习态度密不可分。他以学习为乐趣，这种乐趣使他能够长久地致力于学业，并且能够豁达地看待物质上的匮乏，“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这里孔子强调了精神的需求大过物质的享受，所以他能够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进入一种忘我的学习境界。

可是单有好学是不够的，一个人不管怎样学习，总要有一定方法的。孔子在《论语》中 也向我们讲述了很多经典的学习方法。其一是学而时习。积累知识只是学习的第一步，如果不懂得去反复回忆已有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们渐渐遗忘，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所以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让知识永远都能鲜活地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孔子的“学而时习”并不只停留在闻见之知的层面，同时还要“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孔子深谙“学而时习”的要义，故“十五志于学”以后，以其“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信念，一生行之，实为不易。其二是学思并重。他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仅有学习而不思考只会让人越来越迷惑而无所得，对此孔子深有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所以思考是学习的再升华，学习是思考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做到学思并重，才能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地获取知识。其三是举一反三。这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孔子作为古代著名的教育家，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他不仅教授学生时采用举一反三的启发教学方式，自己为学时也做到了这一点。“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学习时讲究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这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发展了思维，使学习不再呆板，富有灵性。

为学一时易，为学一生难。孔子用一生践行着“生有涯而学无涯”，他的好学之心，会学之智，无不让我们感叹他的坚持不懈、崇敬他的博闻强识。

（六）为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人要想达到虽死犹生的境界，这是需要有极好的为人的，孔子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称颂，这跟他高境界的为人是分不开的。

从待己之道上来说，首先孔子重视修养。孔子曾跟师襄学琴，但他的学琴方式跟别人却不一样。他要求自己不仅要精通技法，还要领悟其中精粹。所以当师襄发现孔子已经弹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建议孔子可以换一首曲子练习时，孔子却以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拒绝之。经过无数次的弹奏，孔子终于达到了最高境界，“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种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强烈欲望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其次孔子强调内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是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得到完善的，他将这种反省称之为“自讼”。在“自讼”的过程中应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主张通过‘自讼’以‘仁’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内省思仁”的方式寻找自身的不足。”[3]这种以“知不足”为前提的自我完善方式正是 孔子之所以能够受人敬仰的重要原因。

从待人之道上来说，孔子主张理解与宽容。“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孔子待人之道的重要方面。根据《孔子家语·卷二》记载：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孔子了解子夏的品性，明白如果去向子夏借伞，子夏虽然不愿借但碍于老师的面子他只能借给孔子，而这是在勉强子夏；如果子夏不借伞给孔子，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吝啬了，老师向他借东两他都不给，他的名声就被破坏了。为了既不让子夏痛苦又可以保全子夏的名声，孔子明智地选择不借。“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可以说这是孔子待人之道的最好诠释。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体现在音容相貌上，他更多地是体现在为人处事上。那些能为后人所瞻仰的往往都是以德服人之人，就像孔子一样，历史可以带走他的人，岁月可以模糊他的脸，但他的为人之道将会永远被我们铭记。

（七）为志

《说文》言志为“心之所向也”，就是说一个人心中想着什么，行动上便做着什么，这就是他的志。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初年的奴隶制盛世，辅佐有道明君，成为治国重臣，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立志到守志，孔子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他的为志之道。

孔子认为有志之士首先要学会立志，而立志又分为三步，第一步要重“志”。“人无志则无以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等于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说明“志”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要重视“志”。第二步要早立志。“孔子十五岁便立志学习周礼，领略西周初年奴隶制盛世天下之道，甚至年幼时便已‘陈俎豆，设礼容’，开始学习周礼了，可见其立志之早。”[4]第三步要立大志。孔子认为立志应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春秋时期，名义上存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周王朝，但事实上存在着深刻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5]，随之而来的战争与杀戮则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孔子出于‘仁者爱人’的博大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寻求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即由外在战争与杀戮的手段，转化为人自身内在道德意识的提升，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境界作为自己的志向为之奋斗。”[6] 孔子认为一个人立了志还不够，还应时时保持自己的操守，即还要守志。守志也分三方面，一要淡泊明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认为如果在物质享 受方面要求太多，就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他还教导学生“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强调一个人只有清心寡欲，才能矢志不渝。二要博学笃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坚定自己的志向需要用学识来作为后盾，所以他一生都在广泛地向各方面学习、求教。“年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年长后虚心向别人学习，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年老时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可以说孔子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深知知识对于守志的重要性。三是勤奋酬志。一个人仅在内心或言语上立下志向，而没有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孔子提出要躬行践履，主张学问要与生活结合起来，与世事人生结合起来，反对 “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是故恶夫佞人者”的空谈。

志向就像天上的星星，我们虽然无法触及，但前行的方向全凭它指引，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他的生活将会是多么暗淡无光。可是立志容易守志难，有时守志才是人生考验的开始，让我们记住孔子的为志之道，一起选择远方，一起风雨兼程。

二、孔子的历史影响

（一）师道

作为“万世师表”，孔子的为师之道尤其是其独树一帜的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尤为后人所称誉，以至自其兴办私学的两千多年以来，无数教育家纷纷对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孟子作为孔家学说的嫡传人物，曾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他主张对才学高超型的学生只需及时点化即可，对德行高尚型学生要加以熏陶使其德行完备，对长于才能型学生要加以正确指导使其才能出众，对于一般类型学生要用答其所问的方法解其疑惑，对于不能入门的学生，可私下间接教导。孟子的这种“因材施教”超出了孔子“因材施教”模式的范围，即他把不同特点的施教个体，扩大到不同类型的施教群体，无形中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思想。

真正使孔子这一教育思想理论化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教育活动家郑玄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郑玄提出的‘各因其人之失而为之’这一主张首先把孔子的‘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一教育思想原则化。而朱熹提出的‘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则使得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成为经典教学原则。”[8] 而促使孔子这一教育理念实践化的则是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曾给因材施教以形象 的比喻：“培养创造力要像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他所创办的育才学校正是因为秉承了这一教育理念的而成功地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陶行知的成功实践赋予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以科学内涵。

时至今日，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依然备受教育界推崇。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认识到学生是发展中的人，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科学的教育应该是建立在了解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刀切，一言堂。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这一教育理念，正确对待学生的个别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使每一个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孝道

孔子在损益传统孝道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孝”提出了新的主张。他主张的“敬亲”、“谏亲”等思想在为后人所继承的同时也被创建性地发展了。

曾子作为儒家孝道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但以行动来实践孔子所提倡的孝道，更以理论来完善孔子的孝道。他提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主张“孝”无处不在，将“孝”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同时曾子还从各方面深化了孔子的孝道理论。“他强调‘孝’是人类发自内心真诚的爱，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源泉和根本，并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等理论问题。曾子把本为家庭伦理道德之孝，扩充到政治、道德、社会生活乃至天地之间，也对后世的孝道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9] 对孔子的孝道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还有孟子。他不仅提出“性善论”来进一步完善孔子孝道思想的哲学基础，并将“孝”与仁政相联系，主张通过“孝” 可以至仁，进而可以施行仁政，进一步深化了“孝”的应有之义。《孝经》作为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著作，对孔子、曾子和孟子孝道思想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标志着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

“孝道思想在经过孔孟等先秦诸子的发展之后，对汉代、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 而今孝道依然为社会所推崇，只是现代人对孝道的看法更为理性。像董仲舒那样提出“父为子纲”的“愚孝”是我们所反对的，而诸如养亲敬亲、和颜悦色事亲、委婉谏亲的精神则是我们应该去推广和发扬的。

（三）“忠”文化

自孔子将“忠”概括为“忠信、忠恕、爱国”这三点内涵后，“忠”便被确立为当时的道德原则，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是将其大众化。可以说“忠”文化始于孔子，而关于“忠”文化的讨论并没有因为孔子的离去而停止，在之后的几千年里，各朝代的思想家都对忠文化进行了思辨性的继承和发扬。

孟子关于“忠”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孔子“忠”思想是继承。他认为忠为“忠信、忠道、忠诚”，在道德层面上主张教人以善，这与孔子主张立人以忠信不谋而合。而在政治层面上，孟子主张的“事君以义”与孔子主张的“忠君以道”都是主张君臣之间各有尊贵，没有赋予“忠”以绝对服从君主之命的含义。

将“忠”赋予绝对“忠君”之义的则是秦国。由于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的需要，“忠”在这一时期由多义内涵变成了单一内容，即“忠君”，成为了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直到汉代，由于贾谊主张“爱民为忠”的思想，才将“忠”从“忠君”这一单一的文化内涵中解脱出来，使之拥有了“爱民”这一内容。而“爱民”与“忠君”能够获得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忠”文化并没有因为大一统绝对权威的丧失而衰微，反而越来越受到肯定。这一时期，“对忠规范的遵守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需专制统治者特意要求而民众就能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忠臣，作为‘忠’品质的化身，自然特别受到民众的景仰。从这种情绪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众对‘忠’道德的推崇。”[11]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忠”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使“忠”文化成为通行于社会上下的主流文化。

虽然“忠”文化就其政治上发挥的作用而言，将孔子所创立的“忠君以道”思想狭隘化了，即忠君，但就其文化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它极大地规范了社会道德准则以及民众的道德素质，所以在今天，它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当抛开传统忠文化的“愚忠”、“忠君”等封建糟粕性内容，发扬其为社会尽责、为天下献身、为人间正道尽忠的精神，使“忠”文化越来越具有现代意义。

（四）仁爱

众所周知，仁爱思想是贯穿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始终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看来，仁的核心要义是爱人。仁是德性层面上的道德自 律，爱人则是实践层面上具体的德行表现，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合称为仁爱。“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当自家马厩发生火灾后，孔子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马，而是人，体现了孔子“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

孔子还进一步把仁爱理念运用到了政治层面，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仁政”思想的提出正是对孔子仁爱理论的继承，而他创造性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则发展和完善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他认为，天下基础是国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而家庭的基础是个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是说天子要想稳固政治只有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行。土谷神要想设立得有意义只有保佑人民才行。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唯有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礼记》将爱人的方式分为两种，指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爱人也是讲究方法和智慧的，君子爱别人是成全他的美德，小人爱别人则是迁就他的过失。同时《礼记》还对仁者本身进行了思考，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把财富用来修身养性，不仁者以戕害自己的身心来谋财。《礼记》对仁爱思想的阐释使孔子的仁爱思想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仁爱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直到现在依然为世人所推崇，是有其时代意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人文关怀的缺失使现代人越来越渴望被“爱”，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经久不衰的现实原因。仁爱思想所主张的“爱人”，一定程度上将个体的爱扩充到集体中来，将爱的意义泛化为博爱，给人带来情感的愉悦，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结 语：孔子非凡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世人的称誉，他的思想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从我们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当中折射出来。而今，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发扬，将会使孔子的影响更加深远，更会使孔子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新时代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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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孔子论文

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影响

化学化工学院 20081810010140 姚璐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把孔子思想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内涵丰富，应用领域广阔，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全人类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影响： 一，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做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因材施教

在教育教学方面，孔子有许多发明创造。其中有些创见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仍不失其真理的意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由于孔子在教育方针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时也做到来者不拘，这样，学生之间，在年龄、性格、爱好、智力、能力、品德、知识基础、学习态度以及意志力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都能学习各有成就。

三，教学并重

孔子“教”和“学”理解为一个整体，主张“教”、“学”并重。他不仅总结出了移系列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学习原则和学习方法。学思并重，传习结合便是其中重要内容。孔子讲的习，则是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获得能力的一个过程，是教育的一个环节。传习结合，对于教学过程来说，就是把传授和练习相结合；对于学生而言，就是要把接受知识和练习、实习相结合。要获得知识，必须通过学习；要巩固知识并实际应用，只有通过时时复习和演习，从复习旧知识中推衍出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内心感受获得新知识的喜悦。只有通过复习和实践，才能使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中庸》把孔子提出的学习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要求把书本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学习不仅仅使要掌握书本知识，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仅使要学好文化课，还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四，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的教育原则。

孔子在近三十岁时就可以开创“私学”，创立儒家学派，为春秋战国的学术复兴开辟道路。他的著述和教育经验，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各国也影响很大。这主要由于他顺应了我国古代奴隶制文化向封建制转化的进步要求，也和他用毕生精力从事教育，提倡并亲身实践适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教育的原则是分不开的。在孔子以前，教育原则、方法，多不顾及学生实际、施行不择手段的强迫教育，甚至采用“棍棒式”教育。从孔子开始，才有了循循善诱的正面疏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的重大改革与创新，也是孔子对教育业绩的一大贡献。孔子认为教师必须创设一个无所顾及的宽松环境，使学生有畅所欲言的机会；在学生发表见解的过程中，教师应有耐心、不要中途打断发言，更不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若有学生不想发言或思想不集中，应等待一下，切勿急噪或批评斥责。相反，教师要进一步引导，给予必要的鼓励和赞许；教师总结，尽可能简明扼要，作到画龙点睛。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孔子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主张并实行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把以前的各个时期所流传下来的典章文献，都一一加以审定、推敲、编纂成册。正是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才能充分的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一个思想水平与业务能力不合格的教师，就谈不上运用好的教学方法、教好学生。更不可能坚持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教育的原则。为学生创社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学生真正做到畅所欲言、个抒己见。孔子已经认识到并提出：“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等主张。并把它贯彻到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去。他对于学生超过自己见解的言论，就公开表示向学生学习。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才能发现问题，也才能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难。以便有目的、有计划地“解惑”，使学生学有所得。同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也是发展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不具备宽松的环境条件，没有师生之间充分自由、平等的讨论，不充分体现民主性，那么，循循善诱、正面疏导，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满堂灌”，不能诱导学生积极思维活动等现象，无不与不具备上述条件有关。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但是孔子的思想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弊端：

一，保守性。

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强调继承前人的传统，自己不要有新的创造。他本人讲学重点讲解“三代以来”的 典籍；晚年编写《春秋》，只重“述”，不讲“作”。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孟子、荀子都以阐发孔子的思想为宗旨，后人又以他们的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言必称尧舜”，“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你如果要变革，人们便回群起而攻之。这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各种新生事物难以出头，难以发展。回顾一下2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清楚的看到，附着与旧体制的旧思想是怎样顽固阻碍改革开放的，人们为解放思想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二，压抑人的个性。

当时的社会是反对自我表现、张扬个性的，是主张夹起尾巴做人、不准越雷池一步的。就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张扬个性的行为也不予认可。儒家的这一思想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千百年来，老师教育学生迷信圣人，迷信权威，要求学生只从老师那里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要标新立异。如果谁敢于怀疑老师的话，轻则遭训斥，重则遭仗责。就是在今天的学校，老师虽然也提倡学生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不要迷信权威，但在潜意识里还是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学生，还是引导学生求同而较少求异。对与个性突出、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同学，虽说不打击，但也要千方百计驯服他们。

三，官本位思想。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封建等级制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在那个时代，从社会到家庭，舆论都想人们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因此，社会看中读书，读书人都以踏上仕途为正道。一般人不必说了，就那些伟大的文学家也把为朝廷所用当成人生的最高追求，而一旦被朝廷摒弃，便郁郁不悦。像屈原、李白、杜甫就是这样的。真正超脱的，为数很少。他们希望建功利业，却错误的认为，只有做了官才能实现这一生目标，做官，就成了一代代人不懈的追求。到了现代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强化了。由此可见，官本位思想已在社会各个阶层扎了根。

尽管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显出它的某些不合时宜，但其中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过时。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宝贵财富，他创立的一些教学方法对广大高校教师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孔子已经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作为师范类的大学生，更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孔子的教育思想，让孔子那博大精深、充满智慧之光的教育思想更好地为当前的素质教育服务。[

第五篇：孔子论文·启发式教育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对素质教育的启示

内容摘要：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了启发式教学方法，强调在教学活动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这对我国当今素质教育的实践有着深刻的启发，在教学活动中对老师、学生以及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孔子

启发式教学

素质教育

学生主体性

教师适度启发

长期以来，课堂教学的“灌输式”或者所谓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教室在讲台上表演，学生在下面充当观众或听众，整个一个纯粹的“录音机”，这种截然分开的教与学，没有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然而，真正要由应试教育转变到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在强化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转变教学观念，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切实将素质教育落实到课堂教学上？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提出了与当今素质教育原则相对应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并在教学上取得很大的成果——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下面将小谈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从中得出若干对于素质教育实践的启发。

一、孔子启发式教学方法概述

《论语·述而》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返，则不复也。”人们通常用这个论断来说明孔夫子所倡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关于这段说论述，汉代郑玄注释：“孔子与人言，必得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宋代著名学者朱熹也曾有过经典的注解：“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难成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用今天的话说，“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努力思考，急于求得解决而仍搞不通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就应当告诉学生怎样进行思考，帮助学生打开思路，这就叫做“启”。“悱”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考虑成熟，但苦于无法表达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整

理概念，用明确的语气加以说明。这就叫做“发”。根据学生的愤悱心理进行启发，这是从正面来说的。从反面来说，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对某问题还没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要求，教师决不能强迫注入。他要求教育者要抓住启发教育时机和方法，在学生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才去启发他。只有做到举一反三，才是启发式教育。

首先，学生的独立思考是启发式教学的前提和关键。启发，关键是调动学生学思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学生首先要自己思考，实在想不通、道不明的程度，必然产生一种对知识的渴求，这时，教师只要轻轻点拨，学生便会豁然开朗。在孔子看来，学生品格的养成，学问的充实，是学生自己主动学习、思考的结果；教师的作用仅表现在启发和诱导上。《论语·为政第二》中，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实质上还是强调发挥学生学、思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自己的灌输代替学生的思考。

再者，启发式教学是过程的启发，而不是结论式的。《论语·子罕第九》颜渊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这是学生对老师教学的评价，意思是说：“孔子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学生掌握知识，让学生自己找到答案。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只有注重过程的启发，而不是就事论事，只注重结论的得出，才能学会解决问题的点金术。才能达到举一隅，反三隅。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升华出理性的方法认识。换句话说就是，只能“启发”不能“代发”。强调启发学生，引导学生，但不能硬牵着学生走，要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即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十分注意贯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

第一，视学生为学习的主人，强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要使学生能自觉自主地学，就得重视学生主人翁精神的培养。《论语·卫灵公》载：“子日，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即不想一下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他认为学生应具有自觉追求真理的态度、主动求知的精神。当颜渊向他请教如何为仁时，孔子说：“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终归是自己的事情，不可以依赖别人。

第二，注意把握学习机制，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愤、启、悱、发”这一名言中，孔子首先强调的是启发的时机：要求学生形成“愤”“悱”的心理状态；其次是启发的目的：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并以此检验启发是否得当。孔子曾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告诫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的学习机制，适时进行启发诱导。

第三，孔子的启发是循序渐进的，所谓循循善诱。《论语·为政篇》有一段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日：‘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孙(即孟懿子)问孝于我，我对日：“无违。”樊迟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问孔子什么叫做孝，孔子答以“无违”。孟懿子没有再往下问，孔子也就不再往下讲了。而后来樊迟进一步问什么才是“无违”的时候，孔子才进一步说明“无违”的道理——在世的时候按照理解侍奉（他们），死了，按照理解把（他们）埋葬并祭祀。颜渊曾经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第四，孔子的启发是一以贯之，举一反三的。《论语·为学篇》中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从这段师生对话可以看出，孔子很注重学生的知识储备，认为只有当学生的见识达到一定程度，才可往纵深方向引导。子贡的这一表现也是孔子注重学生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讲求举一反三的结果。

二、现如今素质教育中启发式教学原则

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传统的应试教育以选择人才为教育目的，培养出一大批的消极适应社会的人，教师教死书、死教书，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始终把学生看成是教育的客体，学生对老师保持一种被动的状态，是一种注入式的教育。素质教育是对应试教育的纠偏而提出来的，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素质教育观把学生看成是学习、认识、发展的主体，把教育的出发点建立在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上。这种教育致力于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维、生动活泼地发展。

《教育学》将“启发式原则”的含义表述为：“要求教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使他们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王道俊主编的《教育学》的解释是：“教学中，教师要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中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也基本一致：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能力；发扬教学民主等。孔子的启发式与现行的启发性原则相对应，都能视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注重调动学生主动性；都强调教学民主。

三、素质教育实践中关于启发式原则的思考

当今的教育，由于受应试教育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贯彻启发性原则时，人们的认识与做法并不一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启发性原则很重要，但可行性不高。“启而不发，不如填鸭”。于是课堂教学仍以一讲到底为主，反正几十年来教育就是一直这样搞的！况且学生的升学压力那么大，学校的升学率又关乎学校此后的“生死存亡”，还是就这传统走，要素质，等学生考上了大学再说吧。同时，相当多的人虽运用该原则，却是“舍本逐末”，把启发看成了教的技巧问题，将“学”的过程的启发，变成了“教”的过程的启发，也就是先由教师教，然后通过教师的设疑提问等手段，穿插式地使用启发。在启发的着眼点上明显的背离了孔子启发式的原旨。此外，在处理教学关系问题上，仍循着“先教后学”、“以教论学”的传统思路。因此，贯彻启发性原则总或多或少存在偏差。

四、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看学生的主体性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早了几十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返”表明，不管式探索求知，积极思考，还是举一反三，其施动者都是学生，而非教师，也就是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的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启发式教学，从大的方面来说，就必须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人是创造的主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应该是按照一定的目的所进行的主动地、积极地，自觉地人士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人只能人云亦云，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地暴露在我们大学教育过程中，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被磨

掉棱角的圆，当今的大学生素质每况愈下，学术能力大部分已经丧失，似乎都在见证那句老话——一代不如一代。应该说每个人先天的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只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它会得到激发，也可能泯灭或萎缩。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以课堂为中心满堂灌，惟书惟师的死记硬背等陈旧的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行教育民主化摆正教学过程中各主体的相互关系。提倡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相互合作，主体人格一律平等。鼓励学生提问、争论，给学生提供充分自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去锻炼、去实践、去掌握自由发展的发展机会，大胆放手，多展的规律和自主权，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论语·公冶长》中关于子路、颜渊 “各言尔志”的记载也同样的可以论证孔子在教学中注意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志向是否符合孔子心中的标准，他并不加评论，只要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不同于教师独占讲台，主宰一切，学生被动接受，惟书惟师这些陈旧的教学方式，而是给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发展机会，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老师的作用形象地说就是“点石成金”。启发式教学不是降低了对教师的素质的要求，而是提出了对教师综合素质的更高标准。启发式教学法的灵魂是灵活,要求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灵活、有效地运用多种授课手段、多方面的知识点来引导、启发学生。无疑，对教师的知识的广度、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各种教学方法的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要求更贴切、有效。教师要转变其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教师万不可端着师道尊严的架子不肯放下，教师不是教育的主宰，而是学生学习的激发者、指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是学生人生的引导者。同时，教师并非圣贤，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所 以教师也是学习者和研究者。学生是发展着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是学习的主体，而非教育 的配角“教的本质在于引导”，教学是师生互动的双边活动。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发现其所学东西 的价值为学生的学习创设积极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帮助学生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在 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设计符合其个性的学习方式以达到学习目标，从而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远近闻名的山东聊城的杜郎口中学采用“10+35”的课堂教学，一节课老师只用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对学生加以引导，其它35分钟全部交给学生，课堂上学生无拘无束，没有清规戒律更看不到教师的一统天下，有的只是学生们心灵相约、感情奔放，普通的学生要我学，优秀学生的我要学，杰出学生的要学我。毫不夸张地说杜郎口的孩子们人人是优秀者，个个是杰出者。杜郎口中学的成功很是说明这个问题。

从学生个人来说，学生也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活着的价值 ；学生应该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谁都无法包办代替；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知道什么东西值得学习；要善于设计适合个人的学习方式，有些知识不需要自己去寻根问底，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做学问必须严谨。有些知识必须切身体会才会理解其真谛，不要一味的等待教师给你什么，而要积极地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改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要做学习的主人，充分享有自主支配自己学习时问、空间的权利，让自己的大脑、眼睛、双手和嘴巴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要知道，只有经过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知识储备，认真思考，才能达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那个“愤”和“悱”的状态，才能成为教师手下成金的石头。

参考书目：《孔子论文研究》 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教育基本原理》 福建教育出版社 张荣伟 任海宾等编著

《论语别裁》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南怀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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