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孔子的论文

第一篇：有关孔子的论文

有关孔子的论文要怎么写呢？下面随小编一起看看有关孔子的论文范文，仅供参考~

有关孔子的论文【1】

一、孔子生涯发展教育中的“自立”

作为教师，孔子必须面对培养目标的问题，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孔子把“立与不立”作为对人进行分类的基本标准，重新定义了小人和君子的内涵和外延:自食其力者为君子。反之，不能自食其力者为小人。自立生涯发展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济自立、精神自立、情感自立。山不立不为山，人不立不为人。山，正因为挺立，才成为自然世界的一员。人也因为自立，才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以独立主体创建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

(一)经济自立

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求富，是担当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富，不仅是一种源自生命的基本欲望，而且是对生命力使命的一种担当，即要促进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不能够自立，是懒惰，是对生命使命的放弃。“君子求诸己”，就是君子①经济独立，有财务自由，这是立世的基础。小人求诸人:小人没有自己的世界，他要活着，就只有到别人的世界中去活，这就是“混”。他是怎么混进去的呢?方法很简单:一是混入亲戚朋友的世界;二是通过亲戚朋友“开后门”，混入社会其他人的世界;三是伪装成君子，混入公共生活世界。总之，小人只能混迹在别人的世界里。

(二)精神自立

精神自立似乎有些抽象。孔子打个比喻，“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平时不会被发觉，但到了寒冬腊月，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树木都光秃秃的了，只有松树和柏树还郁郁葱葱，这就是独立的精神。我们不应把进退成败的原因推之于外在的因素，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着力于把握自己，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小人喻于利:小人的目标，像动物一样，就是找饭吃。没有为人处事的道德原则，更没有生命的使命担当。所以，唐朝李德裕在《小人论》中说:“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信，此小人常态，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哪怕获得的只是一些蝇头小利，他也要不择手段。

(三)情感自立

物质上、精神上的独立相对容易，而情感上的独立则相对较难。如果迟迟不能从对父母、亲人、教师、同学、朋友的依恋中解放出来，不建立起稳定的情感世界，那么人的理性就很难成熟，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孔子常常对学生说，“读书人应该四海为家，如果不从乡土情感中摆脱出来，那就不是读书人了。”君子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之。貌恶者不讳之，强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之，长则尊之，幼则庇之。……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小人由于缺少主体性，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去，常常怨天尤人，行为乖讹、喜怒无常。由于心虚、贪婪而常戚戚:嫉妒是“小人儒”最突出的心理特征，只要发现比自己优秀者，就会用诬告、诽谤、侮辱等方式宣泄，产生憎恨和醋意的态度体验。在主客体的具体结构、功能、特性及其作用中，孔子不是抽象地探讨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谓本质，而是直截了当地描述说:“而立”。或者说，孔子认为“自立”是主体性的特征。“主体化”是具体的、直接的、感性的，在具体的生活中，在各种对象关系中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如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有自己的家。

二、人达到生涯发展中“自立”的途径

(一)勇敢“适应”

自立阶段的生命力处于适应阶段。适应是指生物个体的生理或行为特征在某个环境下能够顺利的繁衍，并增加数量。生命力效应的表现，就是适者生存。按照达尔文学说，自然选择淘汰那些不适应环境的个体，使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得以保存和繁荣，生存竞争的原则起着支配作用。孔子非常强调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方式。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简单说，适应是一种接受，在心理上认同，情感上容纳。社会适应性标准是社会常模，即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适应性的高低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常模的程度。但是，这只是理论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适应障碍”表现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抑郁、焦虑、烦恼，难以坚持处理工作事务。“适应障碍”往往在应激事件的适应期发生，这些事件包括重大的个人发展方面的变化及可能影响个人社会关系完整性的事件。那么，如何提高社会适应性呢?首先是适度。适应性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性的，要做出确切的判断相当困难，所以，要充分考虑时代、地区、民族的差异及其影响，细心地观察，把握心理承受的适度性。其次是择事要简单。不应选择做包含复杂人际关系的事，而是要选择力所能及的、简单、容易、大家都能做的事。三是磨炼意志，勇敢面对适应，在适应中，咀嚼酸甜苦辣，体验世态炎凉，充实人生内涵，丰富生命色彩。

(二)随机“就业”

走出学校，就必须面对“就业”。“就业”，东汉许慎《说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业，是人们从事的为获取报酬的活动。就业，就是找到有收入的工作。今天，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就业:一是条件，符合法定劳动年龄;二是收入，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三是时间，每周工作时间的长度。所以，“就业”的价值标准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都不一定是一生要从事的职业或事业，它是随机性的。在宇宙和社会发展中，具体事件都有随机性，它是介于必然事件与不可能事件之间的现象。即使是必然发生的、确定性的事件，在其细节上也会带有随机性的偏离。由此可知，就业的特征是随机择事。那么，什么是随机择事呢?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在自立阶段，所谓“随机择事”，就是自由组合，打运动战。既不好高骛远，却又匠心独运，运用精巧的心思。选择简单、容易，大家都能做的事，做好的窍门就是“独运”。一是选择事情要“独运”，即克服从众与习俗，也就是所谓特立独行、独辟蹊径，比如，孔子做仓库保管员，虽然遭到亲戚朋友的反对，但孔子最终还是去了;二是承担工作要“独运”，比如孔子承包畜牧场，单独承担任务，收益就好得多;三是技能要“独运”，把自己的特长放大，把技能练成特技，让别人望尘莫及，孔子在丧葬队里是最优秀的吹鼓手。人是动物，动物的生命运动优势在于空间运动。动物生命的自由性，就在于虽然不能选择时间，但是可以选择空间。意识到并能够把握空间转移，是生命效应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也是生涯发展中解决困境常常要用到的智能。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是不能远游，而是要有方向。什么是方向?就是有具体的目标，具体的任务。

(三)贵在“实行”

在正常的生涯发展中，人的主观愿望与生命的客观要求往往是统一的，人的期望与生命的运动共同影响着生涯发展的进程和计划。孔子认为，安身立命，贵在实行。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实，有几个含义，一是充满，如“充实”;二是符合客观情况，如“实话实说”;三是植物结的果，如“果实”;四是比喻富足，如“殷实”。实行，指用行动来实现目标，包含三方面意义:一是动机要实。诚心实意地实现自立的目标;二是行为要实。实实在在地去做，脚踏实地地工作;三是效应要实。立竿要见影，吹糠要见米。实行，既是达到君子的途径，也是君子应有的品格和风度，即言行一致是君子。综上，自立=适应+就业+实行。“站着，或者躺着，这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立与不立，只是体现了个人的生存状态，但实际上，人的生涯发展是持续的过程，伴随着一连串的选择。没有自立，生涯发展就停滞了，就只能停留在生存状态。

三、孔子“自立”观念的意义

(一)历史意义

“自立”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一种完善的人格内涵。如，《礼记儒行》:“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宋书沉庆之传》:“荒扰之后，乡邑流散，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星移斗转，潜移默化，“自立”，衍生为“独立自主”。孔子对生涯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慢慢地扩展到了民族、国家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最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品格。

(二)文化意义

孔子提出了人格分类。20岁时，“有教无类”，成器就行。到了30岁，“三十不立”，立者，自食其力，以“君子”的形象进入社会视野，成为人格审美中“美”的类型;不立，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失足，是“依附之立”，混入别人的世界，在别人的世界里讨生活，以“小人”的形象进入社会视觉，但“小人”不会承认自己是“小人”，往往要以君子自居，成为常说的“伪君子”;另一种是生涯发展失败，导致“不能立”，成为“盗贼”。“私窃谓之盗，劫杀谓之贼”，盗贼是政府的刑罚对象，成为人格审美中“悲”的类型。孔子对人进行了分类:君子、小人、盗贼，使人从无类，到有类。

(三)现实意义

历史进入后现代，在生命价值问题上，幸福观的迷茫严重困扰着青年一代。人们都在追求幸福，但是，曾几何时，幸福的含义被弄得不知所云，似是而非。随着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广泛开展的“幸福教育”似乎都在排斥物质，把幸福描述成一种虚无缥缈的神秘物质，脱离人的具体生活，明显的矫枉过正。什么是幸福?幸，吉而免凶也;福，“一人一口田”与“为衣食而业田”。望文生义，幸福，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家庭衣食无忧，这与孔子安身立命的自立目标高度契合。用今天的学术术语来说，幸福就是人精神的满意状态。自立是幸福感的基础。只有建立了“自我”，才有这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摆脱对外在力量的依赖关系，从“一个人”到“这一个人”。从此，“这一个”人诞生了，这一个人的生活世界也就诞生了。人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绝无幸福感可言。自尊是幸福感的源泉。自尊是人格自我调节的心理成分，相信自己通过努力能够达成愿望，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身体是幸福感的载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幸福是一些简单的东西:成器、就业、家庭、平静安逸的生活状态。幸福感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充分活跃和健康舒适而产生，无论哪一种麻醉形式的幸福都是虚幻的。适应是幸福感的创造和体验。工作着的人是美丽的，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适应生存竞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都坐享其成，那么他就失去了创造和体验幸福的过程。人只有在不断的社会适应中，坚定意志、磨炼毅力、增强自信、丰富阅历，通过“动心忍性”，完善人的身心结构，才能将深层次的生存体验转化为持久的幸福感。由此可得，孔子的自立观念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幸福观念:通过自立，达到自尊，实现自爱，是个人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并要求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体验。

有关孔子的论文【2】

一、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原因

樊迟是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的重要人物，《论语》中他曾数次向孔子问“仁”和“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1]和“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著名观点都曾出现在他对樊迟的回答中。[2]然而当樊迟请教如何种地时，他却受到了批评。具体来讲，孔子批评樊迟学农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樊迟有重利轻义的倾向。孔子斥责樊迟是“小人”，那么“君子”和“小人”有何区别？至少在他的思想中，首要的一定是道德水准的高下，一定是义利观的对立。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担忧的不是物质利益的增加，而是道德水平的提升，不是个人的贫富安危，而是大道的兴衰行废。仁德甚至是高于生命的，当二者产生冲突之时，君子理当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来捍卫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君子和小人在义利之选择上的尖锐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3]“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4]即使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评价中没有明确提出他们各自以何为好，[6]但君子之所以能和睦相处而又坚持原则而小人不能，仍是因为在其心目中道义的标尺始终如一而小人却只计较个人之得失。

以孔子之见，君子从不违背道义，即使是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也坚定不移，“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仍然“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颜回便是典范。[7]农业生产活动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的，是可以直接满足穿衣吃饭这样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的，人出于满足物质需求而从事农业生产，而人的功利欲望也很可能在农业生产中被进一步激发。樊迟不同老师探讨道德修养或者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而是想要请教农业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还不能充分做到“义以为上”（《论语阳货》），[8]他就重义轻利而言功夫还不到家。“学稼”、“学圃”或许没有“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那么不可容忍，[9]但毕竟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看到的是樊迟在守卫道德底线，[10]追求道德目标的过程中有所动摇的意志，这位严师也因此而批评了他的学生。第二，樊迟有求贱弃贵的嫌疑。这里的“贱”与“贵”是就“礼”的体系中的社会地位而言。孔子大力弘扬“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在道德水平和人格层次上的意义，但他的本意并非将这方面的意义和它们原初的地位高下和身份贵贱上的涵义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要求将前者作为后者的支撑和依据。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的权威，热切渴望把按照周礼的规定已经混乱和颠倒的名分重新修正过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关键就是让社会的统治者和权力的掌控者拥有道德，由此他甚至把政治的实质就视作为政者崇高的道德水准，“政者，正也”（《论语颜渊》），[11]“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论语子路》）。[12]

培养一批既有高尚的德行又有高贵的地位的君子来对政局和社会施加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孔子的教育宗旨，又是孔子的政治目标，为此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即使屡受挫折，依旧矢志不移。为了使自己这块美玉能遇到一位识货的买主从而卖出一个满意的价钱，孔子甚至曾想接受叛乱者的聘请，在他看来真正精神高洁的君子是不会被污染的，倘若可以将自己的德行推广开来，反而可以使肮脏的政治环境得到净化，这也正符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的道理。[13]巧合的是，孔子在樊迟问仁时还向他直接传授这一道理。虽然农业生产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农业生产者古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古凡习稼事者皆称小人”，[14]身为孔门弟子，樊迟不专心于思考如何从政为官，不专心于寻找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专心于谋求与君子的道德水平相符合的高贵体面的社会地位，却想要学习身份卑微的粮农和菜农最为精通的事情，这当然是与孔子的教育宗旨南辕北辙的。既然如此，樊迟受到孔子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第三，樊迟有违反中庸的错误。孔子果真认识不到农业生产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回应子贡问政时，他明确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作为治理好一个国家需要满足的条件，[15]尽管不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但位居次席也足见孔子对于粮食充足的重视，“足食”和“民信”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两立的，而充足的粮食当然要从农业生产中来。孔子本人也曾担任过负责畜牧业的小吏，并在此期间使牲畜兴旺繁殖。[16]由此可见，孔子所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

“仁”、“礼”和“中庸”都是孔子的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其中“中庸”是孔子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他曾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17]明确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思想的核心精神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遵循合理而适当的尺度，既避免超过，又避免不及，没有偏向，不走极端。仁是礼的内在要求，礼是仁的外在规范。没有仁的内在要求，礼会流于形式，没有礼的外在规范，仁会失去保证。要想让仁和礼都实现理想的效果，二者不可偏废，而中庸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便是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中庸原则来审视樊迟，一位君子如果既可以在“礼”的规定下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又可以承担起“仁”的使命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无疑是合格的，但如果他置“礼”所规定的位置于不顾，亲自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则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由此可见，孔子反对的主要是樊迟违背中庸之道的行事方法，他认为君子在自己的官位上推行德治，才是真正明智和可取的。第四，樊迟有舍本逐末的问题。既要有合乎“仁”的德行，又要有合乎“礼”的位置，还要有合乎“中庸”的方法，那么最终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对此孔子表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9]君子的视野绝不局限于一城一池的范围，君子的任务也绝不束缚于一时一事的解决。

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仁义衰落，天命不彰，需要君子英勇无畏，力挽狂澜。君子的根本使命就是让仁义之道弘扬于天下，为了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君子必须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自觉修炼与之相适应的能力，惟其如此，他们才真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20]子贡是孔子最为出色的学生之一，但在孔子看来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祭祀用的胡琏，只是一个比较贵重的“器”，[21]而“君子”是“不器”（《论语为政》）的，[22]由此可见对于君子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他有着多么高的要求。学种地当然也有其价值，可它与孔子的要求相比显然还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只是一个细枝末节而已。对于樊迟舍本逐末，志向不足的问题，后世的评论者也是多有批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用杨时的评论说“樊迟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词而辟之可也”，还说孔子之所以在拒绝了他之后还把道理明确地讲出来，是因为怕他真的去找老农和老圃，如此“则其失愈远矣”；[23]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亦评价道：“若士之为学，则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当志于大人之事，而行义达道，以礼义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向化而至，安用此学稼圃之事，徒洁身而废义哉！”[24]本末倒置，胸无远志也是孔子批评樊迟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樊迟请求学习种地存在重义轻利、求贱弃贵、违背中庸、舍本逐末等问题或者说是苗头，不管从“仁”的精神还是“礼”的规定，从个人修养还是社会理想来讲，都与孔子的要求南辕北辙，他正是因此而受到了孔子的批评。

二、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评价

1、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积极影响

明确了孔子批评樊迟的具体原因之后，便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批评的问题。从积极的作用来看，首先，这种批评具有道德意识的提升意义。能够生存是人从事实践，创造历史的基本前提，以生存为核心的功利性需求便成为人的第一需求，但人不只有功利性需求，人还可以超越功利性需求而产生更高的其他层面的需求，包括道德需求。由于个人具体情况的差异，不同的人突破功利型需求的限制而具有道德意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这其中最值得尊重和敬佩的就是基本的功利性需求尚未得到保证却仍然毫不动摇地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的人。即使达到了某一更高的道德水平，也绝不是一劳永逸的，要想守住这一弥足珍贵的成果，还必须与固有的功利欲望展开激烈而长久的斗争。古往今来，真正的“君子儒”能够热情高扬“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的大学之道，[25]能够牢固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中》）的远大理想，[26]能够时刻具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省察意识，[27]没有对功利需求的超越和与功利欲望的斗争，都是不可想象的。孔子批评樊迟，就是希望他在对功利需求的超越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功利欲望的斗争中保持坚定的信念，在道德品格历练的征程中保持高昂的斗志。从人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强调道德意识的儒家当然有其局限，但无可否认的是，强调道德意识也是儒家思想成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的重要原因。

鼓吹功利欲望的思想虽有可取之处，但其终究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精神传统的主流，就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形成来讲，圣人倡导道义至上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其次，这种批评具有人文精神的弘扬意义。孔子主要是出于对道德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而批评樊迟的，而之所以重视道德不仅是为了把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也是为了在人与低等动物之间划出界限。人要想获得真正属于人的自由，首先要自觉其为人，之所以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一场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非凡地位的思想解放运动，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的价值在其中得到了空前的凸显，而先秦诸子实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把人从宗教神学下解放出来，另一种就是把人从低等生命中拔升出来。而在儒家那里，把人从低等生命中拔升出来的基本依据就是人向善的趋向，就是人的道德自觉。孔子指出，与犬马相比，人的孝道不在于能养父母，而在于在养父母的同时还能产生对父母的敬意，这就明确把道德视为人与动物相异的本性，这一观点也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并不断强化。道德不是人与动物区别的全部，也不是人与动物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但因为道德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是人能动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结果，所以它仍是人超越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动物是无所谓事实与价值，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的，无论就身份之贵贱还是道德之高下，小人也绝不等同于动物，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也绝不等同于人与低等动物的差别，但人的本质终究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君子的人格比小人更加完善。孔子要求樊迟在“成人”的漫漫征途上更上一层楼，对于人的自觉和进一步发展来说，也无疑可以提供强劲的推动力。

2、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消极影响

从消极的作用来看，第一，这种批评轻视了改造自然的意义。孔子批评樊迟“学稼”、“学圃”是否一定意味着孔子轻视农业生产和劳动人民，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在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中修身和治国的分量重于务农应该没有明显的疑问。从儒家所描绘的君子理应致力于的宏伟蓝图来看，务农的确不值得投入大量的热情和精力，可如果换一个角度，结论就未必如此了。从事农业生产属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改造自然是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的必要途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一切更高层次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生产力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力的实质就是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与西方传统哲学更多地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为宗旨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面向人和社会自身的，它本质上不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特色的哲学，而是价值哲学。[28]这一特点使我们荣耀地成为了一个重人文精神，重道德修养，重价值追求的民族，但也让我们遗憾地成为了一个轻规律掌握，轻技术进步，轻真理探索的民族，而中国传统哲学经验领域与超验领域密切结合，不善区分的思维方式也妨碍了我们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务农乃至改造自然的重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要追究这种遗憾最早从哪里产生，反对学农的孔子自然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虽然他和后世的儒者都不否认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但在他们那里这种活动更多地还只是一种必经的事实，对其价值的承认带有较强的被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轻视改造自然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这种批评禁锢了人的个性的发展。孔子及儒家高度重视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但道德提升和人格完善是否只有“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一种模式，[29]又究竟该如何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在完善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共同的原则，守住共同的底线，但人更需要在此前提下努力打造自身的特色，彰显自身的个性，如果特色和个性不能充分发展，自由就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在人向自由迈进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意愿进行独立自主的选择；其次，不管一个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他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但提升的方式仍必须充分尊重其独立自主的权利，必须严格遵守道德靠人的自觉性来维持和提升的本质规定。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既保证人的个性的发展，又推动人的道德的进步。以此来审视孔子对樊迟的批评，就第一点来讲，学农并不是一个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的选择，孔子却表示反对；就第二点来说，即使樊迟的道德境界的确还有待提高，孔子的批评就尊重其独立自主和道德自觉而言也显得有些过激。对于儒学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杨国荣先生曾评论道：“孔子以圣人、君子为普遍的人格模式，似乎未能注意到人格的多样化问题，这种思维取向在理论上与‘克己复礼’（将自我纳入礼所要求的普遍模式）相一致，它或多或少使其人格理论呈现出某种负面意义。”[30]这种负面意义的不断加重，也是儒学后来坠入“以理杀人”（《孟子字义疏证与某书》）的深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31]

三、结语

科技进步与人文繁荣，个性张扬与道德约束间的矛盾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十分突出的矛盾，尽管时空有别，但孔子对樊迟的批评仍可以为我们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提供可贵的启示。我们需要继承孔子乃至儒家对人文精神和道德水平的重视，但也要克服他们轻视科技提升和个性发展的不足。相信随着对儒家价值追求和人格目标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可以从中收获到更多的精神财富！

有关孔子的论文【3】

一、好学是成才之钥匙

对于“好学”，在《学而第一》中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意思是说，要做到饮食不求奢侈与满足，居住条件不要求舒适与安逸，但对学习与工作要勤快，说话要小心谨慎，到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那里去讨教端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事实上，孔子强调好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他把做人放在了首位。《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意思是：品德没有培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因此，研究生要培养德性，学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德为先，是好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孔子的一生又是勤奋问学的一生，他从十五岁“志于学”后，终身学而不倦。直到晚年，还津津于易经，手不释卷而韦编三绝，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求学精神，是值得研究生学习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特别是孔子的好学还体现了谦虚好学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绝句。因此，重温“好学”精神，养成“好学”习惯，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生成才的必修课。

二、忧患意识是成才的内需

孔子《论语泰伯》中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意思是学习好像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刻忧患自不如人的自觉意识。孔子告诉我们，在学业上，时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困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从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忧患，到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忧患，无一不留下历史的烙印。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忧患意识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孔子便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孔子时刻怀有“以道自任、为道献身”忧患意识。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并有为“道”、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即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孔子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这种忧患意识值得人们学习。因此，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所应秉承的基本思想。当代研究生作为我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忧患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的精神。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忧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并激发出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的壮志。

四、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成才的外部要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子路说六言六蔽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事实上，孔子告诉了我们处世与学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意思是：有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因为仁虽然好，若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往往会分不清是非善恶，这种好人就是“东郭先生”。有许多人心存善良，仁慈爱人，但盲目的慈悲也不对，若学问不够，不能明辨是非，有时帮助一个人，反而可能害了被帮助的人。因此，仁慈也需要智慧和学问。“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其意思是爱耍聪明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就容易非常放荡、任性。许多年轻人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对自己不够检束，这就是荡的表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意思是诚信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自己受害。有的人过分的自信且自以为是，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因此，自信必须建立在深入考究、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之上。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意思是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说话尖酸刻薄。直爽的性格本来是优点，但若不分场合、不分尺度地指责与批评别人，不给人留情面，结果得罪身边的人，难以与人共处，结果被孤立，未能有所作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是指的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出乱子。有的人勇敢、脾气大、莽撞却不学礼度且缺乏修养，做事不周全就容易出乱子。“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是指刚强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狂妄悖理。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他就会变得狂妄自大、满不在乎，容易铸成大错。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段话的意思是，冉央求着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回答说：如果真的是力量不够，走到半道会再也走不动了。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就自行设定终止线了。这里孔子批评冉在为自己的退缩找借口，这个借口乍一听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其实只不过是对自己不思进取的一个开脱，缺少持之以恒的品质。

有的人做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持之以恒。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正如“水滴石穿”、“愚公移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我们做事时缺失了这份坚持的力量，就会错过很多机会。比如，奔月工程曾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梦想，可到如今我们的宇航员能够实现太空行走，我们的卫星能够绕月飞行，梦想变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结晶。追溯孔子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问学水平，为实现繁荣富强中国梦贡献力量是当代研究生必修的内容，任重而道远。

第二篇：孔子论文

关于孔子的教学方法，我想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因材施教了。

孔子对他的学生的个性、喜好、特长了如指掌，针对每人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最典型的要数《论语·先进》中所记载的：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呢？‛ 冉有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 公西华说：‚仲由(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冉求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却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所以冒昧地请教。‛孔子说：‚冉求平时做事缩手缩脚，所以我鼓励他勇进；仲由平时好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子路为人胆大，孔子就要靠外力来约束他；冉有为人过于谦和，犹豫不决，孔子就激励他放手去做。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他认为针对各人的不同需求进行教育，有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能够提高他们的修养。

同样问孝，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如答孟截子：‚无违。‛而答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生活而说的。答子游：‚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答子夏：‚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

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有才能的有七十二个。同样学习文行忠信、礼乐诗书，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无疑是‚因材施教‛的功劳。人才不是单一的模板铸造出来的，人才是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群人。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学习的价值。

而孔子的另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启发诱导，在孔子的教育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意即：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认真思考，心求通但未得，然后可以启发他；经过思考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此时可以开导他。学生必须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

孔子善于用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如文、武、周公、管仲、子产等的言行来进行教学，经常用譬喻或实物作为直观教材，以阐明抽象的道理。如用流水来阐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松柏晓喻节操，用‚北辰‛比喻‚德政‛，用‚草上之风‛喻君子之德，其他如门、户、路、车、苗、山、水等日常事物，都是孔子教学的材料。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许多人认为孝就是能养父母，让父母吃饱。其实你养狗养马也要让它们吃饱，如果只是给饭吃而不能真正孝敬父母，那跟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用了狗马与人做对比，同样是喂饱了，为什么就有孝与不孝的区别呢？ 揭示出孝不仅仅是养活父母，还要能尊敬他们，爱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使用比喻的灵活与恰当。

其实，不但孔子善用譬喻，就是他的弟子，由于受其影响，也很会使用这一方法了。

子贡曰 ：‚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问：‚我这里有一块美玉，我是把它收藏起来呢？ 还是求一个好商人把他卖了呢？‛

孔子说：‚卖了吧！卖了吧！但不是求人家，是等人家来买。‛

子贡把才能比作美玉，他问孔子，是该把才能隐藏起来呢，还是去找一个君主为他服务呢？孔子说要把才能运用出来，但不应自己去找君主，而应等着求贤的人来拜访。

此外，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第三篇：孔子论文

《论语》与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历史影响

摘 要：被誉为“至圣”的孔子之所以能够为世人所推崇，与他所具有的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还是为志，孔子都将其做到极致，既问心无愧又名垂千古。他的这种魅力不仅为他赢得了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师道、孝道、忠文化、仁爱思想更是在后人的继承中得到了发扬。关键词：孔子 人格魅力 历史影响

前 言

有些东西是可以横亘时间和空间而屹立于人们心中永垂不朽的，比如思想；有些人是可以穿越古今和中外而流芳于千秋万代名垂青史的，比如孔子。当孔子和他的思想相交融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也就熠熠生辉。古有朱熹盛赞“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而今孔老先生已不在人世，但他的人格魅力依然照耀着时代的夜空，让我们明确了前行的方向。让我们重温孔夫子的谆谆教诲，重拾《论语》中的句句箴言，学习他的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之道，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一、孔子的人格魅力

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那么孔子的人格魅力则是指孔子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等方面吸引人的力量。以下则从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七个方面来论述孔子的人格魅力。

（一）为师

孔子二十三岁开始招收门徒，至此没有停止过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他一生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被后人誉为“至圣先师”，他的为师之道尤为后人所称颂。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孔子的个性教育：因材施教。《论语》中记载着一个孔子针对学生因材施教的经典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两个弟子不同的性格特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子路遇事轻率鲁莽，所以孔子要抑制他一下，使他谨慎些；而冉求遇事畏缩不前，所以孔子要鼓励他，使他大胆些。当然对于其它学生，孔子也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他根据仲由之‘果’(果敢)、端木赐之‘达’(达理)、冉求之‘艺’(多艺)和颜回之‘贤’(聪明)等性格特征，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培养他们的特殊才能。”[1] 其次是启发教育。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只有在学生积极思考或想表达某一问题而陷于一种求懂未懂、想说又说不出的境地时，老师再进行启发与引导，将会使学生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又能让学生时刻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可谓一举两得。那么孔子是怎样做到启发教育的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教育方式。首先对于那些不肯主动学习的学生，孔子根据启发教育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设计情境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感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既获取知识，又发展思维能力。其次他善于运用学生比较熟悉的浅近事物来阐发较为深刻的原理，即“能近取譬”，消除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恐惧心理，从而引导学生踏上求知的旅途。

无论是个性教育还是启发教育，孔子都把学生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体，尊重学生，热爱学生。他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纯粹的知识，还给予他们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

（二）为臣

纵观历史，臣子与君主从来都是不平等的，君主永远都是至高无上，而臣子永远都是唯唯诺诺，一旦谏言触怒龙颜，马上就可以身手异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正是对这种畸形的君臣关系的诠释。可悲的是我们的先人对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君臣关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奉若神明，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孔老先生在几千年前却敢于颠覆这一无可撼动的传统。

孔子心目中的君主，不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昏君，而是以德服人、虚怀若谷的明君。而他心目中的臣子，不是匍匐在君主脚下、唯命是从的“奴才”，而是有人格、有操守的君子。孔子的为臣之道可概括为事君有节、谏君有责、辞君有道。

1.事君有节。是指臣子在君主面前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节操。在孔子看来，臣子和君主应该是平等的，君主没有权力强行改变臣子的人格和节操，臣子也没有必要为了取悦君主而失去自我，轻易变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正是对这一原则的诠释。2.谏君有责。是指臣子在侍奉君主的时候，有向君主进谏的责任。孔子认为真正的忠君行为是“犯颜直谏”，臣子若不履行此责，就是不忠。在《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季氏要征讨颛臾，仲由、冉求作为季氏两大臣子，虽然自己并不想征伐颛臾，但是也没有勇敢地制止，而是推卸责任：“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当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和冉有是否算得上大臣时，孔子只回答道“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这里“具臣”是指备位充数之臣。在孔子看来仲由和冉求还只是二流的大臣，而一流的大臣应该是“以道事君”，敢于直谏。所以在孔子心目中，真正的臣子应该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取悦龙颜为己任。

3.辞君有道。是指当君主的行为违背“道”和“礼”而臣子的劝谏无效时，臣子应该本着 “从道不从君”的原则辞别这个君主。在《论语·先进》中：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本应以道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应辞去。可是冉求反而被季氏权势误导，帮着他搜刮民脂民膏，忘记了当初为政“以道事君”的原则，这便不得不引起孔子的不满，以致要与其断绝师生关系，鸣鼓而攻之。

在那样一个惟君命是从的年代里，孔子的这种独立人格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他以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姿态置身于官场，以刚正不阿的大臣风骨驰骋于政坛，也曾挫败，也曾失意，但不曾放弃矢志不渝的为臣之道，不曾失掉自我。

（三）为子

凡是子女都明白要孝顺父母，但怎样的行为才算孝顺，却很难被界定。对此，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子女对父母要心存爱意，但这种爱理性多于感性，顺从而不盲从。

首先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养而敬。在孔子看来，子女对父母的物质赡养，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但仅有此是不够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是说，如果孝仅仅体现为对父母之养，不以敬爱之心对待父母，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就无本质的区别。“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在食物方面，我们应当帮助父母先于帮助其他人，因为我们对父母欠有养育之恩。我们还应当对父母表示敬意，正如对神表示敬意一样。’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也表达了作为子女不仅要给父母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应该对父母表示敬爱。”[2] 其次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不盲从。在父权家长制时代，父子关系十分重要，但孔子并不赞同子女对父母之命绝对服从，而是主张“几谏”。“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 违，劳而不怨。”，他强调子女对父母有“谏”的义务，对于父母之过，要及时劝谏，而不可为了所谓的愚孝而任由父母一错再错。曾参是孔子门下以孝著称的学生，但尽孝不分原则、盲目顺从，这也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家语》中就有一个关于曾参因为愚孝而受到孔子批评的典故。“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当其他人都盛赞曾参这种犯了错而甘愿被父亲打死的行为为至孝时，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曾参的行为不但不符合孝顺的应有之义，反而会陷父亲于不仁不义之境地。试想，如果父亲因一时失去理智而下手过重将曾参打死，那么父亲冷静后一定会十分懊悔，这会给父亲的心灵留下沉重的阴影，也会让父亲招致骂名。相反真正的孝子是不会让自己的一时顺从给父母带来无尽灾祸的，正如舜，他“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富有智慧地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这才是为人子女应有之孝道。

爱父母其实很简单，这是连动物都会做的事，但爱父母又不是那么简单，光有满腔爱意往往只会冲昏头脑让事与愿违，孔子的为子之道让我们明白了爱也分方式，爱也有分寸，只有懂得如何去爱，才能更好地孝顺父母。

（四）为友

朋友是每个人人生路上必不可少的伴侣，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怎样将陌生人发展成朋友，怎样避免将朋友发展成仇人，这都需要我们去掌握正确的交友之道。孔子不仅广交益友，而且善于交友，这与他智慧的交友之道是分不开的。

孔子交友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标准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点。第一，择优而交。“无友不如己者”，与那些在品德与学识方面都超过自己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优点，从而提升自己的素质，这是孔子所一直提倡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都体现了孔子择优而交的交友原则。第二，结交益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此，孔子将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大类，告诫我们要亲益友疏损友。第三，结交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主张结交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他认为君子与君子之间之所以能够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还能成为朋友关键就在于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那些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即使没有意见分歧也不会长久地在一起，更不会成为朋友。

孔子不但对所交的朋友提出了标准，而且对自身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里提到如果自身不够优秀的话，别人就会拒绝和你交往，你也就没有资格来拒绝别人了。由此可见，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让自己足够优秀以使人接受。

交友除了注重双方的修为外，还讲究相处之道，对此孔子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朋友相处重在一个“信”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鞔，小车无车轨，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缺少诚信就好比一辆车缺少关键部件，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孔子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曾子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曾子也秉承了孔子的交友之道，把对朋友是否守信当做每天必须自我反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对朋友要宽容。“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里说的是如果旧友老臣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这种宽容的态度也是孔子在交友中所推崇的。他的弟子子张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提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认为君子应该既尊贤又容众，既赞扬善良之人，又体恤弱势群体。最后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在孔子看来朋友间的友谊要想保持长久，必须在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无原则地亲近。当朋友有过错时，要尽责规劝，但对朋友的劝告要点到为止，不可勉强，否则会适得其反。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结交各种朋友，结交怎样的朋友是一种选择，好的朋友会为我们的人生指明方向，坏的朋友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与朋友相处又是一门学问，方法得当，朋友越处越交心；方法不当，朋友越处越闹心。孔子富有智慧的交友之道，让我们明白了怎样交友，更懂得怎样为友。

（五）为学

《论语》以《学而》开篇，突出了“学”在《论语》中的重要地位，而孔子本人也是把学习作为了人生大事。作为一代至圣先师，他的为学之道尤为后人津津乐道。

孔子的为学之道首先体现为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孔子不仅好学而且比一般人都要好学得多，这也反映出他对学习的重视。孔子之所以那么好学，与他所主张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学习态度密不可分。他以学习为乐趣，这种乐趣使他能够长久地致力于学业，并且能够豁达地看待物质上的匮乏，“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这里孔子强调了精神的需求大过物质的享受，所以他能够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进入一种忘我的学习境界。

可是单有好学是不够的，一个人不管怎样学习，总要有一定方法的。孔子在《论语》中 也向我们讲述了很多经典的学习方法。其一是学而时习。积累知识只是学习的第一步，如果不懂得去反复回忆已有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们渐渐遗忘，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所以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让知识永远都能鲜活地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孔子的“学而时习”并不只停留在闻见之知的层面，同时还要“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孔子深谙“学而时习”的要义，故“十五志于学”以后，以其“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信念，一生行之，实为不易。其二是学思并重。他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仅有学习而不思考只会让人越来越迷惑而无所得，对此孔子深有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所以思考是学习的再升华，学习是思考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做到学思并重，才能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地获取知识。其三是举一反三。这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孔子作为古代著名的教育家，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他不仅教授学生时采用举一反三的启发教学方式，自己为学时也做到了这一点。“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学习时讲究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这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发展了思维，使学习不再呆板，富有灵性。

为学一时易，为学一生难。孔子用一生践行着“生有涯而学无涯”，他的好学之心，会学之智，无不让我们感叹他的坚持不懈、崇敬他的博闻强识。

（六）为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人要想达到虽死犹生的境界，这是需要有极好的为人的，孔子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称颂，这跟他高境界的为人是分不开的。

从待己之道上来说，首先孔子重视修养。孔子曾跟师襄学琴，但他的学琴方式跟别人却不一样。他要求自己不仅要精通技法，还要领悟其中精粹。所以当师襄发现孔子已经弹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建议孔子可以换一首曲子练习时，孔子却以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拒绝之。经过无数次的弹奏，孔子终于达到了最高境界，“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种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强烈欲望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其次孔子强调内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是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得到完善的，他将这种反省称之为“自讼”。在“自讼”的过程中应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主张通过‘自讼’以‘仁’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内省思仁”的方式寻找自身的不足。”[3]这种以“知不足”为前提的自我完善方式正是 孔子之所以能够受人敬仰的重要原因。

从待人之道上来说，孔子主张理解与宽容。“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孔子待人之道的重要方面。根据《孔子家语·卷二》记载：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孔子了解子夏的品性，明白如果去向子夏借伞，子夏虽然不愿借但碍于老师的面子他只能借给孔子，而这是在勉强子夏；如果子夏不借伞给孔子，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吝啬了，老师向他借东两他都不给，他的名声就被破坏了。为了既不让子夏痛苦又可以保全子夏的名声，孔子明智地选择不借。“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可以说这是孔子待人之道的最好诠释。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体现在音容相貌上，他更多地是体现在为人处事上。那些能为后人所瞻仰的往往都是以德服人之人，就像孔子一样，历史可以带走他的人，岁月可以模糊他的脸，但他的为人之道将会永远被我们铭记。

（七）为志

《说文》言志为“心之所向也”，就是说一个人心中想着什么，行动上便做着什么，这就是他的志。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初年的奴隶制盛世，辅佐有道明君，成为治国重臣，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立志到守志，孔子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他的为志之道。

孔子认为有志之士首先要学会立志，而立志又分为三步，第一步要重“志”。“人无志则无以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等于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说明“志”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要重视“志”。第二步要早立志。“孔子十五岁便立志学习周礼，领略西周初年奴隶制盛世天下之道，甚至年幼时便已‘陈俎豆，设礼容’，开始学习周礼了，可见其立志之早。”[4]第三步要立大志。孔子认为立志应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春秋时期，名义上存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周王朝，但事实上存在着深刻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5]，随之而来的战争与杀戮则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孔子出于‘仁者爱人’的博大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寻求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即由外在战争与杀戮的手段，转化为人自身内在道德意识的提升，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境界作为自己的志向为之奋斗。”[6] 孔子认为一个人立了志还不够，还应时时保持自己的操守，即还要守志。守志也分三方面，一要淡泊明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认为如果在物质享 受方面要求太多，就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他还教导学生“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强调一个人只有清心寡欲，才能矢志不渝。二要博学笃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坚定自己的志向需要用学识来作为后盾，所以他一生都在广泛地向各方面学习、求教。“年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年长后虚心向别人学习，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年老时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可以说孔子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深知知识对于守志的重要性。三是勤奋酬志。一个人仅在内心或言语上立下志向，而没有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孔子提出要躬行践履，主张学问要与生活结合起来，与世事人生结合起来，反对 “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是故恶夫佞人者”的空谈。

志向就像天上的星星，我们虽然无法触及，但前行的方向全凭它指引，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他的生活将会是多么暗淡无光。可是立志容易守志难，有时守志才是人生考验的开始，让我们记住孔子的为志之道，一起选择远方，一起风雨兼程。

二、孔子的历史影响

（一）师道

作为“万世师表”，孔子的为师之道尤其是其独树一帜的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尤为后人所称誉，以至自其兴办私学的两千多年以来，无数教育家纷纷对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孟子作为孔家学说的嫡传人物，曾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他主张对才学高超型的学生只需及时点化即可，对德行高尚型学生要加以熏陶使其德行完备，对长于才能型学生要加以正确指导使其才能出众，对于一般类型学生要用答其所问的方法解其疑惑，对于不能入门的学生，可私下间接教导。孟子的这种“因材施教”超出了孔子“因材施教”模式的范围，即他把不同特点的施教个体，扩大到不同类型的施教群体，无形中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思想。

真正使孔子这一教育思想理论化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教育活动家郑玄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郑玄提出的‘各因其人之失而为之’这一主张首先把孔子的‘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一教育思想原则化。而朱熹提出的‘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则使得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成为经典教学原则。”[8] 而促使孔子这一教育理念实践化的则是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曾给因材施教以形象 的比喻：“培养创造力要像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他所创办的育才学校正是因为秉承了这一教育理念的而成功地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陶行知的成功实践赋予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以科学内涵。

时至今日，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依然备受教育界推崇。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认识到学生是发展中的人，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科学的教育应该是建立在了解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刀切，一言堂。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这一教育理念，正确对待学生的个别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使每一个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孝道

孔子在损益传统孝道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孝”提出了新的主张。他主张的“敬亲”、“谏亲”等思想在为后人所继承的同时也被创建性地发展了。

曾子作为儒家孝道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但以行动来实践孔子所提倡的孝道，更以理论来完善孔子的孝道。他提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主张“孝”无处不在，将“孝”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同时曾子还从各方面深化了孔子的孝道理论。“他强调‘孝’是人类发自内心真诚的爱，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源泉和根本，并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等理论问题。曾子把本为家庭伦理道德之孝，扩充到政治、道德、社会生活乃至天地之间，也对后世的孝道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9] 对孔子的孝道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还有孟子。他不仅提出“性善论”来进一步完善孔子孝道思想的哲学基础，并将“孝”与仁政相联系，主张通过“孝” 可以至仁，进而可以施行仁政，进一步深化了“孝”的应有之义。《孝经》作为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著作，对孔子、曾子和孟子孝道思想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标志着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

“孝道思想在经过孔孟等先秦诸子的发展之后，对汉代、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 而今孝道依然为社会所推崇，只是现代人对孝道的看法更为理性。像董仲舒那样提出“父为子纲”的“愚孝”是我们所反对的，而诸如养亲敬亲、和颜悦色事亲、委婉谏亲的精神则是我们应该去推广和发扬的。

（三）“忠”文化

自孔子将“忠”概括为“忠信、忠恕、爱国”这三点内涵后，“忠”便被确立为当时的道德原则，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是将其大众化。可以说“忠”文化始于孔子，而关于“忠”文化的讨论并没有因为孔子的离去而停止，在之后的几千年里，各朝代的思想家都对忠文化进行了思辨性的继承和发扬。

孟子关于“忠”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孔子“忠”思想是继承。他认为忠为“忠信、忠道、忠诚”，在道德层面上主张教人以善，这与孔子主张立人以忠信不谋而合。而在政治层面上，孟子主张的“事君以义”与孔子主张的“忠君以道”都是主张君臣之间各有尊贵，没有赋予“忠”以绝对服从君主之命的含义。

将“忠”赋予绝对“忠君”之义的则是秦国。由于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的需要，“忠”在这一时期由多义内涵变成了单一内容，即“忠君”，成为了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直到汉代，由于贾谊主张“爱民为忠”的思想，才将“忠”从“忠君”这一单一的文化内涵中解脱出来，使之拥有了“爱民”这一内容。而“爱民”与“忠君”能够获得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忠”文化并没有因为大一统绝对权威的丧失而衰微，反而越来越受到肯定。这一时期，“对忠规范的遵守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需专制统治者特意要求而民众就能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忠臣，作为‘忠’品质的化身，自然特别受到民众的景仰。从这种情绪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众对‘忠’道德的推崇。”[11]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忠”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使“忠”文化成为通行于社会上下的主流文化。

虽然“忠”文化就其政治上发挥的作用而言，将孔子所创立的“忠君以道”思想狭隘化了，即忠君，但就其文化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它极大地规范了社会道德准则以及民众的道德素质，所以在今天，它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当抛开传统忠文化的“愚忠”、“忠君”等封建糟粕性内容，发扬其为社会尽责、为天下献身、为人间正道尽忠的精神，使“忠”文化越来越具有现代意义。

（四）仁爱

众所周知，仁爱思想是贯穿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始终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看来，仁的核心要义是爱人。仁是德性层面上的道德自 律，爱人则是实践层面上具体的德行表现，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合称为仁爱。“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当自家马厩发生火灾后，孔子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马，而是人，体现了孔子“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

孔子还进一步把仁爱理念运用到了政治层面，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仁政”思想的提出正是对孔子仁爱理论的继承，而他创造性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则发展和完善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他认为，天下基础是国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而家庭的基础是个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是说天子要想稳固政治只有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行。土谷神要想设立得有意义只有保佑人民才行。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唯有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礼记》将爱人的方式分为两种，指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爱人也是讲究方法和智慧的，君子爱别人是成全他的美德，小人爱别人则是迁就他的过失。同时《礼记》还对仁者本身进行了思考，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把财富用来修身养性，不仁者以戕害自己的身心来谋财。《礼记》对仁爱思想的阐释使孔子的仁爱思想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仁爱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直到现在依然为世人所推崇，是有其时代意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人文关怀的缺失使现代人越来越渴望被“爱”，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经久不衰的现实原因。仁爱思想所主张的“爱人”，一定程度上将个体的爱扩充到集体中来，将爱的意义泛化为博爱，给人带来情感的愉悦，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结 语：孔子非凡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世人的称誉，他的思想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从我们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当中折射出来。而今，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发扬，将会使孔子的影响更加深远，更会使孔子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新时代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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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孔子论文

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影响

化学化工学院 20081810010140 姚璐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把孔子思想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内涵丰富，应用领域广阔，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全人类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影响： 一，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做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因材施教

在教育教学方面，孔子有许多发明创造。其中有些创见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仍不失其真理的意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由于孔子在教育方针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时也做到来者不拘，这样，学生之间，在年龄、性格、爱好、智力、能力、品德、知识基础、学习态度以及意志力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都能学习各有成就。

三，教学并重

孔子“教”和“学”理解为一个整体，主张“教”、“学”并重。他不仅总结出了移系列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学习原则和学习方法。学思并重，传习结合便是其中重要内容。孔子讲的习，则是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获得能力的一个过程，是教育的一个环节。传习结合，对于教学过程来说，就是把传授和练习相结合；对于学生而言，就是要把接受知识和练习、实习相结合。要获得知识，必须通过学习；要巩固知识并实际应用，只有通过时时复习和演习，从复习旧知识中推衍出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内心感受获得新知识的喜悦。只有通过复习和实践，才能使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中庸》把孔子提出的学习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要求把书本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学习不仅仅使要掌握书本知识，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仅使要学好文化课，还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四，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的教育原则。

孔子在近三十岁时就可以开创“私学”，创立儒家学派，为春秋战国的学术复兴开辟道路。他的著述和教育经验，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各国也影响很大。这主要由于他顺应了我国古代奴隶制文化向封建制转化的进步要求，也和他用毕生精力从事教育，提倡并亲身实践适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教育的原则是分不开的。在孔子以前，教育原则、方法，多不顾及学生实际、施行不择手段的强迫教育，甚至采用“棍棒式”教育。从孔子开始，才有了循循善诱的正面疏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的重大改革与创新，也是孔子对教育业绩的一大贡献。孔子认为教师必须创设一个无所顾及的宽松环境，使学生有畅所欲言的机会；在学生发表见解的过程中，教师应有耐心、不要中途打断发言，更不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若有学生不想发言或思想不集中，应等待一下，切勿急噪或批评斥责。相反，教师要进一步引导，给予必要的鼓励和赞许；教师总结，尽可能简明扼要，作到画龙点睛。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孔子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主张并实行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把以前的各个时期所流传下来的典章文献，都一一加以审定、推敲、编纂成册。正是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才能充分的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一个思想水平与业务能力不合格的教师，就谈不上运用好的教学方法、教好学生。更不可能坚持循循善诱和正面疏导教育的原则。为学生创社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学生真正做到畅所欲言、个抒己见。孔子已经认识到并提出：“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等主张。并把它贯彻到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去。他对于学生超过自己见解的言论，就公开表示向学生学习。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才能发现问题，也才能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难。以便有目的、有计划地“解惑”，使学生学有所得。同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也是发展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不具备宽松的环境条件，没有师生之间充分自由、平等的讨论，不充分体现民主性，那么，循循善诱、正面疏导，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满堂灌”，不能诱导学生积极思维活动等现象，无不与不具备上述条件有关。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但是孔子的思想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弊端：

一，保守性。

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强调继承前人的传统，自己不要有新的创造。他本人讲学重点讲解“三代以来”的 典籍；晚年编写《春秋》，只重“述”，不讲“作”。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孟子、荀子都以阐发孔子的思想为宗旨，后人又以他们的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言必称尧舜”，“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你如果要变革，人们便回群起而攻之。这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各种新生事物难以出头，难以发展。回顾一下2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清楚的看到，附着与旧体制的旧思想是怎样顽固阻碍改革开放的，人们为解放思想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二，压抑人的个性。

当时的社会是反对自我表现、张扬个性的，是主张夹起尾巴做人、不准越雷池一步的。就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张扬个性的行为也不予认可。儒家的这一思想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千百年来，老师教育学生迷信圣人，迷信权威，要求学生只从老师那里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要标新立异。如果谁敢于怀疑老师的话，轻则遭训斥，重则遭仗责。就是在今天的学校，老师虽然也提倡学生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不要迷信权威，但在潜意识里还是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学生，还是引导学生求同而较少求异。对与个性突出、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同学，虽说不打击，但也要千方百计驯服他们。

三，官本位思想。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封建等级制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在那个时代，从社会到家庭，舆论都想人们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因此，社会看中读书，读书人都以踏上仕途为正道。一般人不必说了，就那些伟大的文学家也把为朝廷所用当成人生的最高追求，而一旦被朝廷摒弃，便郁郁不悦。像屈原、李白、杜甫就是这样的。真正超脱的，为数很少。他们希望建功利业，却错误的认为，只有做了官才能实现这一生目标，做官，就成了一代代人不懈的追求。到了现代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强化了。由此可见，官本位思想已在社会各个阶层扎了根。

尽管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显出它的某些不合时宜，但其中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过时。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宝贵财富，他创立的一些教学方法对广大高校教师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孔子已经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作为师范类的大学生，更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孔子的教育思想，让孔子那博大精深、充满智慧之光的教育思想更好地为当前的素质教育服务。[

第五篇：孔子论文·启发式教育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对素质教育的启示

内容摘要：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了启发式教学方法，强调在教学活动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这对我国当今素质教育的实践有着深刻的启发，在教学活动中对老师、学生以及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孔子

启发式教学

素质教育

学生主体性

教师适度启发

长期以来，课堂教学的“灌输式”或者所谓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教室在讲台上表演，学生在下面充当观众或听众，整个一个纯粹的“录音机”，这种截然分开的教与学，没有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然而，真正要由应试教育转变到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在强化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转变教学观念，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切实将素质教育落实到课堂教学上？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提出了与当今素质教育原则相对应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并在教学上取得很大的成果——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下面将小谈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从中得出若干对于素质教育实践的启发。

一、孔子启发式教学方法概述

《论语·述而》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返，则不复也。”人们通常用这个论断来说明孔夫子所倡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关于这段说论述，汉代郑玄注释：“孔子与人言，必得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宋代著名学者朱熹也曾有过经典的注解：“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难成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用今天的话说，“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努力思考，急于求得解决而仍搞不通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就应当告诉学生怎样进行思考，帮助学生打开思路，这就叫做“启”。“悱”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考虑成熟，但苦于无法表达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整

理概念，用明确的语气加以说明。这就叫做“发”。根据学生的愤悱心理进行启发，这是从正面来说的。从反面来说，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对某问题还没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要求，教师决不能强迫注入。他要求教育者要抓住启发教育时机和方法，在学生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才去启发他。只有做到举一反三，才是启发式教育。

首先，学生的独立思考是启发式教学的前提和关键。启发，关键是调动学生学思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学生首先要自己思考，实在想不通、道不明的程度，必然产生一种对知识的渴求，这时，教师只要轻轻点拨，学生便会豁然开朗。在孔子看来，学生品格的养成，学问的充实，是学生自己主动学习、思考的结果；教师的作用仅表现在启发和诱导上。《论语·为政第二》中，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实质上还是强调发挥学生学、思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自己的灌输代替学生的思考。

再者，启发式教学是过程的启发，而不是结论式的。《论语·子罕第九》颜渊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这是学生对老师教学的评价，意思是说：“孔子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学生掌握知识，让学生自己找到答案。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只有注重过程的启发，而不是就事论事，只注重结论的得出，才能学会解决问题的点金术。才能达到举一隅，反三隅。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升华出理性的方法认识。换句话说就是，只能“启发”不能“代发”。强调启发学生，引导学生，但不能硬牵着学生走，要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即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十分注意贯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

第一，视学生为学习的主人，强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要使学生能自觉自主地学，就得重视学生主人翁精神的培养。《论语·卫灵公》载：“子日，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即不想一下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他认为学生应具有自觉追求真理的态度、主动求知的精神。当颜渊向他请教如何为仁时，孔子说：“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终归是自己的事情，不可以依赖别人。

第二，注意把握学习机制，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愤、启、悱、发”这一名言中，孔子首先强调的是启发的时机：要求学生形成“愤”“悱”的心理状态；其次是启发的目的：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并以此检验启发是否得当。孔子曾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告诫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的学习机制，适时进行启发诱导。

第三，孔子的启发是循序渐进的，所谓循循善诱。《论语·为政篇》有一段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日：‘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孙(即孟懿子)问孝于我，我对日：“无违。”樊迟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问孔子什么叫做孝，孔子答以“无违”。孟懿子没有再往下问，孔子也就不再往下讲了。而后来樊迟进一步问什么才是“无违”的时候，孔子才进一步说明“无违”的道理——在世的时候按照理解侍奉（他们），死了，按照理解把（他们）埋葬并祭祀。颜渊曾经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第四，孔子的启发是一以贯之，举一反三的。《论语·为学篇》中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从这段师生对话可以看出，孔子很注重学生的知识储备，认为只有当学生的见识达到一定程度，才可往纵深方向引导。子贡的这一表现也是孔子注重学生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讲求举一反三的结果。

二、现如今素质教育中启发式教学原则

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传统的应试教育以选择人才为教育目的，培养出一大批的消极适应社会的人，教师教死书、死教书，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始终把学生看成是教育的客体，学生对老师保持一种被动的状态，是一种注入式的教育。素质教育是对应试教育的纠偏而提出来的，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素质教育观把学生看成是学习、认识、发展的主体，把教育的出发点建立在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上。这种教育致力于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维、生动活泼地发展。

《教育学》将“启发式原则”的含义表述为：“要求教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使他们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王道俊主编的《教育学》的解释是：“教学中，教师要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中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也基本一致：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能力；发扬教学民主等。孔子的启发式与现行的启发性原则相对应，都能视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注重调动学生主动性；都强调教学民主。

三、素质教育实践中关于启发式原则的思考

当今的教育，由于受应试教育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贯彻启发性原则时，人们的认识与做法并不一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启发性原则很重要，但可行性不高。“启而不发，不如填鸭”。于是课堂教学仍以一讲到底为主，反正几十年来教育就是一直这样搞的！况且学生的升学压力那么大，学校的升学率又关乎学校此后的“生死存亡”，还是就这传统走，要素质，等学生考上了大学再说吧。同时，相当多的人虽运用该原则，却是“舍本逐末”，把启发看成了教的技巧问题，将“学”的过程的启发，变成了“教”的过程的启发，也就是先由教师教，然后通过教师的设疑提问等手段，穿插式地使用启发。在启发的着眼点上明显的背离了孔子启发式的原旨。此外，在处理教学关系问题上，仍循着“先教后学”、“以教论学”的传统思路。因此，贯彻启发性原则总或多或少存在偏差。

四、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看学生的主体性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早了几十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返”表明，不管式探索求知，积极思考，还是举一反三，其施动者都是学生，而非教师，也就是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的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启发式教学，从大的方面来说，就必须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人是创造的主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应该是按照一定的目的所进行的主动地、积极地，自觉地人士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人只能人云亦云，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地暴露在我们大学教育过程中，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被磨

掉棱角的圆，当今的大学生素质每况愈下，学术能力大部分已经丧失，似乎都在见证那句老话——一代不如一代。应该说每个人先天的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只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它会得到激发，也可能泯灭或萎缩。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以课堂为中心满堂灌，惟书惟师的死记硬背等陈旧的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行教育民主化摆正教学过程中各主体的相互关系。提倡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相互合作，主体人格一律平等。鼓励学生提问、争论，给学生提供充分自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去锻炼、去实践、去掌握自由发展的发展机会，大胆放手，多展的规律和自主权，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论语·公冶长》中关于子路、颜渊 “各言尔志”的记载也同样的可以论证孔子在教学中注意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志向是否符合孔子心中的标准，他并不加评论，只要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不同于教师独占讲台，主宰一切，学生被动接受，惟书惟师这些陈旧的教学方式，而是给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发展机会，恢复学生的主体意识。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老师的作用形象地说就是“点石成金”。启发式教学不是降低了对教师的素质的要求，而是提出了对教师综合素质的更高标准。启发式教学法的灵魂是灵活,要求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灵活、有效地运用多种授课手段、多方面的知识点来引导、启发学生。无疑，对教师的知识的广度、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各种教学方法的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要求更贴切、有效。教师要转变其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教师万不可端着师道尊严的架子不肯放下，教师不是教育的主宰，而是学生学习的激发者、指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是学生人生的引导者。同时，教师并非圣贤，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所 以教师也是学习者和研究者。学生是发展着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是学习的主体，而非教育 的配角“教的本质在于引导”，教学是师生互动的双边活动。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发现其所学东西 的价值为学生的学习创设积极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帮助学生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在 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设计符合其个性的学习方式以达到学习目标，从而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远近闻名的山东聊城的杜郎口中学采用“10+35”的课堂教学，一节课老师只用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对学生加以引导，其它35分钟全部交给学生，课堂上学生无拘无束，没有清规戒律更看不到教师的一统天下，有的只是学生们心灵相约、感情奔放，普通的学生要我学，优秀学生的我要学，杰出学生的要学我。毫不夸张地说杜郎口的孩子们人人是优秀者，个个是杰出者。杜郎口中学的成功很是说明这个问题。

从学生个人来说，学生也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活着的价值 ；学生应该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谁都无法包办代替；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知道什么东西值得学习；要善于设计适合个人的学习方式，有些知识不需要自己去寻根问底，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做学问必须严谨。有些知识必须切身体会才会理解其真谛，不要一味的等待教师给你什么，而要积极地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改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要做学习的主人，充分享有自主支配自己学习时问、空间的权利，让自己的大脑、眼睛、双手和嘴巴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要知道，只有经过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知识储备，认真思考，才能达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那个“愤”和“悱”的状态，才能成为教师手下成金的石头。

参考书目：《孔子论文研究》 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教育基本原理》 福建教育出版社 张荣伟 任海宾等编著

《论语别裁》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南怀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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