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简评

第一篇：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简评

中国历史与文化刘云鹤 1090800114 生命科学学院

1《中国大历史》简评

选择《中国大历史》这本书纯属机缘的巧合，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说是大学生必读的一百本书中，就有《大历史》这本书；也不知怎的单单就记得这一本。后来寒假里为打发无聊，书店里看见了，就买下了。

初看这本书，就觉得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在我看来，有以下两点：

篇幅短小，以点论面

这本书连目录都算上，也就350页，每一个标题下的内容也只有1-3页的叙述。这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有点儿历史基础，平时没有大块时间读书，又渴望有一些标新立异思想的大学生们。

白话文体，通俗易懂

现代史上，最权威的通史学者应当属钱穆老先生了，他的《国史大纲》堪称经典。曾下决心拜读一二，但望竖排版式和老式白话文而却步。但黄仁宇老先生2早年曾任国军的下级军士，是一个从阶级底层走出来的历史学者，在不失史家之严谨的基础上，同时更加平民化，使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只是几个历史学家的“斋中之物”；而且从20世纪五十年代他即在美国，攻读历史，思想更接近西方人；此书写于20世纪九十年代，白话文体已经发展完善。所以，读起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再读下去，就能发现其真正精髓的东西了。

这本书是一本简要的历史概论，与以往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教科书不同。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时间发展为轴，从政治意义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对后世的影响，条目清晰有力整齐，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然后我们学生就死记硬背，只记得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事，没有质疑，没有独立思考。这哪里是在学历史，这样死记硬背却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的一种兴衰荣辱，学历史又有什么意义？有如鸦片战争为例，我们所了解的鸦片战争，只看到了英国人火器如何先进，战船如何高大，战胜了以后，如何与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完全看不到中国人在对待此事时的敷衍了事，以次充好，欺上瞒下。爱国主义重要，但是一个只知道帝国主义罪恶而不知反省自己的民族，又如何立足。黄仁宇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宏观理论。他在此书的中文版自序中写道：

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1《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北京：三联书店，2007，350页，ISBN 978-7-108-01036-0黄仁宇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

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或许正是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黄仁宇在中国生长，后又去西方接受教育，又是军人出身，自然就少了一些很多中国文人身上的酸腐之气。可以注意到的是黄先生的文笔，是带着一些中国人的文化气息，一些传统文人的犀利，又夹杂着一些西方人的随性。他提出macro-history（大历史）的说法——3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这种“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大历史所讲究的那种融会贯通，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即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或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是由无数的偶然条件构成的必然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由于诸多原因的积累，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毕竟，成王败寇，在中国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史书杂记，在别人看来并不代表着真实。他是用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种种问题，剖析的很全面很彻底，让人不再蒙蔽。也正是这种比较，能使我们看清中国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能看到中国的“盛”，却看不到中国的“衰”。方舟子这样评述：

4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这就是黄老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东西，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种看历史的角度。其所研究的中国大历史大都是从一种西方的眼光来看，其中亦有不少西方的例子与中国作对比。其中的很多说法是中国学者所看不到的，正是这种“另一端”是他的文章令人新奇，整本书让人读起来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客观且不失真，正所谓“换一个角度看历史”。

有人把黄仁宇和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这些成名于公众的人物作比较，认为他们有一些相同点，也有人认为黄仁宇的历史观只不过是“下里巴人”，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但我觉得他是独立于这些人的。首先，譬如《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是一本历史著作，不是文学作品；其次，此书中的内容皆有考，没有信口评说，是一本严谨的历史著作；第三，本书语言清雅俊秀，没有任何粗俗语言。

从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黄仁宇先生是很钦慕钱穆先生的。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前言中说过：

5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3出自《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悼念黄仁宇先生》，方舟子，《新语丝》月刊2000年第2期《国史大纲》（上册），钱穆，引言，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他用通俗之言演绎深刻之理，见微知著。其欲树国民之历史性格，又何止只是有功之臣。

第二篇：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书籍摘要(原创)

书籍提要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本书是改革开放以后传入国内的关于中国通史的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本。作者着眼于中国的整体历史，用西方商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诠释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与各种矛盾产生的根源，试图借此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导中国历史研究中。本书在序中讲述了作者在美历史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长，提出他对近代中国转型困难的理解：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西安与黄土地带><亚圣与秦始皇><土壤、风向和雨量>等目次，讲述中原地形对农耕经济形态及中央集权体制形成的重要作用，由<名士成为军阀><长期分裂的局面>到<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等讲述统治者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的过程，而<北宋：大胆的试验>至<满洲人的作为>则描写皇权及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历程，之后<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讲述中国在旧有的体制下由盛转衰、沦为半殖民地，同时不断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迎接来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就是末章<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讲述的内容。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传达了作者对历史的精妙理解，不失为一本历史入门的好书。

第三篇：近代史纲要 读书报告 黄仁宇与《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与《中国大历史》

迪拉热.艾克拜尔***00

1最近看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关于作者以及书的内容非常感兴趣。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 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量纷繁而琐碎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 ”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关于作者黄仁宇先生：

在他的整个人生旅程中父亲黄震白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黄仁宇先生曾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黄震白先生出身于济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在20世纪初，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秘密组织，由孙中山先生开创，专门用来反抗清朝。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同盟会就直接让会员进入部队，以便武装起义。黄震白最初在福建的省立军校，当时的校长许崇智将军正是同盟会会员。由于黄震白成绩优秀不仅以第一的身份毕业，从许崇智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因他的劝说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由于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南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以许崇智将军为首的革命党人也乘机宣布独立。黄震白立即成为许崇智的参谋长。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掠夺。孙中山等人进行的“三次革命”也失败同盟会的领袖纷纷流亡日本。称帝行动终因全国的反对而取消。袁世凯也休愤而死。1916年，许崇智复出，黄震白也重当参谋长，不过以后的“革命形势”无法让黄震白满意，在广州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但也同样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1917年，一气之下黄震白辞去回到湖南结婚生子。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许崇智因受蒋介石排挤而离职。黄震白因为传统思想及自尊心的驱使，不肯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于是他只能接受湖南省地方政府的零星工作，不但薪水少还得忍受低素质长官的羞辱但他也毫无办法，黄仁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他是长子。由于父亲提早退休付出的第一个代价便是贫穷，由于家庭贫穷除了学费和必要的开支父亲再也无法为儿子提供其他的生活必须品。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都处于白色恐惧之中，三天两头就有枪决共产党人的场面、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少年时代的黄仁宇。关于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而这对于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辛亥革命：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经截断了高层结构与底层结构间的联系。而当时“选举”制度犹如宪法而停止科举考试清朝灭亡就会是必不可免的。而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有句话非常深刻：“国民革命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确实，从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车成立同盟会、1906和1907年之间光复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人发起的革命因没有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没有号召群众以单独发动告失败。而1907年的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等这些缺乏群众性的军事冒险最后都归于失败而后的1911年的各省份发动的各种起义时面临如此广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时，资产阶级革

命党人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为领导核心也没有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这就使得立宪派感到有机可乘、夺取权力和拣取革命果实。在独立的各省份中许多立宪派人都以原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摇身一变宣称自己已经是主张共和的人民代表了，12月底各省督府代表在南京选举刚从国外归来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体，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但南京临时政府是历史上仅有一次掌握了不到3个月即夭折的政权。而乘时而起的袁世凯利用西方列强的支持，一面又策动军队和官吏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逊位”接着孙中山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辛亥革命的成就就化为泡影，实质上则是因为高层与底层社会的脱节。这一切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

第四篇：简评李鸿章历史功与过

简评李鸿章历史功过

长安大学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县东乡磨店乡人，他是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创导者之一，晚清的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价李鸿章的功与过。

一、镇压农民起义

李鸿章的起家，是曾国藩邀他成为他的手下，他成为湘军的一员。后来他自己组建了一支地主武装——淮军，用来镇压太平天国，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随着湘军的日益强盛，李鸿章的政治权利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40年的局面，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政府正是依靠李鸿章的淮军来安内攘外，防患固本，李鸿章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被誉为“中兴名臣”。

二、洋务运动

同治年间，洋务派代表人李鸿章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并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办北洋舰队。后又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他还派遣了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虽说只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他为中国的军事、经济、文化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洋务运动客观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

朝鲜战争平息后，日本拒绝撤兵，并且跟准备撤兵的清朝军队在黄海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但李鸿章命令军队退守威海卫，拒绝出战，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遭到日本浪人的刺杀，但是是受了伤，他就说：“为什么没把我杀死，如果我遇刺生亡，朝廷就好有借口来拒绝签字了！”后来他的受伤换来了大清少1000万两的赔偿。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和谈代表，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订。其实，李鸿章曾多次向翁同和讨要北洋海军军饷600万两，却得到其百般搪塞，最后居然慷慨的拨给了一个将他们父子书法编撰成集的人，给圆明园购之所谓南洋木！由此看，李鸿章也是迫不得已，有心无力。

四、对变法与革命的态度

李鸿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戊戌变法中，李鸿章也是支持变法的，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暗中保护维新人士，在慈禧太后问他时，他也承认：“臣是康党。”可见他的改良精神。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

总结：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举办洋务运动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又无不与李鸿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动紧密相联系。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或许这些就是他曾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印记。西方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总和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十九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是封建末世的机运成就了李鸿章的辉煌，也是封建末世的霉运颠覆了李鸿章，对此只能表示惋惜„„

第五篇：黄仁宇的《孔孟》

“大历史”中读《孔孟》

石家庄一中 郭惠青

黄仁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家中的异数。早年抗战入伍，中年求学异国，半路出家，发愤苦攻，终以一介白首自成一家之言。其作品是出版界的异数，虽多属学术范畴，却畅行不衰，一版再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一部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秘密的力作，内行叫好，外行叫座。它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如孔孟）都以他的大历史观解读，笔力轻灵，思索冷峻，目光犀利。

何谓“大历史观”？黄仁宇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看得清晰。此方法需练就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眼光，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背后深层的因果因缘，都可用此笔法做庖丁般的解析。

以“大历史观”读《孔孟》，读出了历史的美感和魅力。这种魅力很大程度上源自黄先生的创造性劳动。治学中，整理爬梳史料固然重要，那毕竟是清道夫式和搬运工式的基础工作，唯有史家之气度、才赋、情怀，才能给历史注入鲜活生命，这才是史学家最难具备的素养。

就气度而言，《孔孟》把高深的史学从王谢的深巷引入寻常百姓家，把先圣古师从圣坛请下，赋予他们亲切平和的烟火气。孔子可以休闲，摆谱，“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孟子可以率性，紧张，见了梁惠王，直斥其“望之不似人君”。黄先生从通俗入手，由浅显入门，将历史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潇洒融合起来，他以举重若轻的气度、行云流水的笔法剖析二圣，功力非凡，气度非凡。

就才赋而言，黄先生是史学界的庖丁，以大历史笔法剖析二圣，刀法独特，游刃有余。其一，善于比较，存同求异。文章从三个方面言孔孟之异：性格态度上，孔子轻松愉快，孟子凡事紧张；对人性的认识上，孔子持性恶论，孟子持性善论；在“礼”方面，孔子重视，孟子忽视。此外，在谈论春秋时的车战原则时，与欧州中古的骑士精神相比；在谈论孟子的论性善时，以卢梭论自由相比，境界为之大开。这些认识击中肯綮，发人深省。其二，善于归因，知其然，更求其所以然。探寻二圣差异之因时，放宽历史的视野，从二圣所处之时代局势入手，做背景研究；且从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入手，在地缘政治的领域进一步追溯。既宏观把握又微观体察，作品历史感和现代意识交融。这种宏博的写法，颇有史家巨擘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影子，看来这又是黄先生学贯中西，自成一家的一个明证了。

就情怀而言，黄先生有极强的现实情怀。他说自己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早年的颠沛流离，一切皆源自中国的动荡不安。这样，他开始关注国运民生。由此，我们也能深切感受到作者言及孟子生逢乱世、为民请命、慈悲为怀时（本文第十、十一自然段）的动容、动心。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的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黄先生读懂了孟子在大屠杀时代的无奈、愤懑、控诉。孟子的人间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又何尝不是作者情怀的体现?

2000年大师辞世，斯人远去,作品长存。谨以此文为十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