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主体不适格(案例)

第一篇：原告主体不适格(案例)

原告主体不适格，诉讼请求被依法驳回

(2012 年 7 月 6 日)

2011年12月16日天等县人民法院向都法庭来了五位当事人要求以死者近亲属的身份起诉被告要求赔偿被告死亡的损失费用，却因为原告不是死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原告主体不适格，而被法院依法驳回诉讼请求。

原来几原告为死者赵某某的哥、嫂、侄等，赵某某于1987年间到广西百色市龙合乡巴平村龙五屯上门，与该屯的黄桂艳同居。同居期间生育一子。因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赵某某在女方家居住两年后，被女方的族人赶回东平原籍，赵某某欲要带回儿子，但女方家族拒绝。赵某某回原籍后一直没有结婚，长期一人独居生活。2010年10月8日下午，被告从县城购买钢材回屯在村道边卸车时，赵某某在帮工中被钢材从车上弹落下来，头撞在水泥路面上，当场昏迷不醒，经医院手术抢救治疗无效，于2010年10月15日15时10分死亡。赵某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被告已经支付，赵某某死后，被告又支付1000元给原告。后经村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不成，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07733元。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几原告不是赵某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赵某某的儿子才是赵某某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几原告显然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故法院作出上述裁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篇：用工单位不适格如何申请工伤

用工单位不适格如何申请工伤

用工单位不适格的问题可分两种情况：一是使用童工的；二是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消登记、备案的单位。对于第一种情况，不属于劳动法管辖的范围，应参照更加严重的赔偿标准，以人身侵害赔偿处理，但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对于第二种情况，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用工主体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只是以个人身份在雇佣人员，不属于用人单位。因此其雇工在工作中受伤，亦不能适用工伤认定。以上伤亡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出资人或主要投资者承担民事保险赔偿责任。

对于村委会经营问题，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村委会并不是合法用工主体。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村委会虽无用工资格，但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实体，并负管理职能，所以，部分法律人士认为对其所聘用的员工，应视为存在劳动关系。

【案情1】2005年7月8日，小杨在被告车间内使用机器时，左手臂受伤。到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卫生院治疗，经诊断为左尺桡骨中下1/3处双骨折，小杨先在后溪医院门诊12天，病情恶化后又住院治疗15天，医生建议要加强营养并在术后一年内取出内固定器材。被告在支付了医疗费用后，拒不赔偿原告的其他损失。

于是小杨到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生活费、续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15000元；支付一次性伤残赔偿金41078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伤残等级鉴定费用850元。而根据司法鉴定的结论，小杨的伤残等级为九级。

被告厦门某洗涤有限公司辩称：小杨系童工，没有就业资格，不能享受一次性伤残赔偿金。要求支付生活费、营养费等也是没有依据的，伤残鉴定费用因原告继父报名时隐瞒实际年龄，应自行承担。

【案例分析】集美区法院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因原告系未成年人而无效，但依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在用工时，未尽实质审查义务，非法雇用童工，致原告受到伤害，应赔偿原告因此所受到的合理损失。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

法》规定，童工受到事故伤害的，应支付在劳动能力鉴定之前进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305元；一次性赔偿金即按其伤残等级九级的赔偿费用41078元。另外，法院参照《厦门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要求被告依据实际损失予以小杨护理费81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营养费500元，总共合计43593元。

【案情2】2009年6月，车芳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一个月后，车芳在为公司送货款中不幸因车祸受伤，不仅花费了3万余元医疗费用，还落下8级伤残。可直到车芳请求公司给予工伤赔偿时，才知道公司早在与车芳签订劳动合同时，便已经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公司以此为由拒绝了工伤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车芳仍有权要求公司给予工伤赔偿。

其一，车芳可以按《工伤保险条例》获取赔偿。该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其二，车芳也可以依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获取赔偿。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在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童工。本案情形当属其列。

对由此导致的伤残后果，该办法规定：职工或童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在劳动能力鉴定之前进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及所需的交通费等费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全部由伤残职工或童工所在单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按以下标准支付：一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6倍，二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4倍，三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2倍，四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0倍，五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 8倍，六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6倍，七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4倍，八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3倍，九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2倍，十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倍；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死亡的，按赔偿基数的1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

车芳可以要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争议仲裁机关、人民法院处理。一是单位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的，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二是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

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对劳动争议仲裁机关的仲裁不服的情况下，车芳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情3】2004年，某区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成立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工作办公室（简称“打传办”），并从公安、工商等部门及城中村村委会抽调人员开展工作。A村出租屋是打击工作重点，治安员刘某被村委会派到打传办工作。4月8日，打传办在A村清查出租屋时，场面混乱，刘某被传销人员打伤右耳鼓膜。刘某向区劳动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其在表中填写其工作单位及职务是“A村治安员”。

【案情分析】区劳动保障局认为，依据《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农村居委会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A村村委会既不属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已不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刘某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其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打传办属于非实体机构，其工作人员由各有关单位派人兼职参加。刘某称打传办按其出勤天数给予补贴，其与区政府、工商局存在劳动关系，但未能提供有关证据。因为刘某与A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不属劳动关系，区劳动局于是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刘某不服区劳动保障局做出的决定，向上级劳动保障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

一、刘某提出工伤认定书面申请时称其工作单位是A村村委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A村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劳动法调整的用人单位，刘某与A村不属劳动关系；

二、刘某未能提供与打传办、区政府或工商局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不能确认刘某与上述单位存有劳动关系；

三、刘某受A村村委会指派代表该村村委会协助区打传办执行公务，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村委会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刘某与打传办、区政府、工商局在打击非法传销活动中的关系是临时性协助与工作的关系，非劳动关系。

四、区劳动局做出的不予受理刘某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一）款规定，维持去劳动局不予受理决定。

刘某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合议庭判决，维持区劳动局不予受理决定。刘某不服一审判决，继续上诉。二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刘某与A村的关系在其被抽调前后是一样的。区打传办是一个阶段性的非实体工作机构，不能作为一个具备用人资格的单位，在打传办兼职工作的人与原单位的关系还是不变，公安局、工商局派出的人任然是公安局、工商局的人，其工资支付、工作管理仍是原单位。日常这样的情形很多，如固本强基办、保先办等都是类似的机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村委会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刘某与A村的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也就不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区劳动局做出的不予受理刘某工伤认定的申请的决定是合适的。刘某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寻求有关赔偿。

第三篇：叹息原告适格研究的优秀论文

一、原告适格论概观

在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如果说允许任何人只要对行政机关的作为(也包括不作为)有不满都可以起诉的话，那么，不仅会使法院被诉讼的洪水淹没，还有可能给不得不应诉的行政机关带来过度的负担。因此，为了使法院发挥正常的机能、行政机关正常行使权力以及保障向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司法救济，对原告适格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制，本在情理之中。严格说来，原告适格论本身，正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撤销诉讼的原告适格，是指提起撤销诉讼的资格的问题。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中，抗告诉讼被定义为“因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而造成的权利伤害之诉”，只有“因违法处分而受到权利毁损者”才能提起抗告诉讼。当时一般认为，抗告诉讼的目的在于恢复因违法处分而受到损害的权利，因此，判例和通说都对原告适格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侵害。

简言之，只有法律上保护的具体权利受到侵害时，被害人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历短暂的空白期后进入《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的时代。当时，尽管在特例法中没有对原告适格予以明确界定，但判例和学说站在对二战前思想反思的立场上，逐步摒弃了那种追求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侵害的思维，转而倾向于对那些拥有“法所保护的权利利益(有时也称之为“足以受到法律上保护的正当利益”、“法律上的利益”等)”的人承认原告适格。而紧随其后出台的现行《行政案件诉讼法》，也继承了上述思想，并以明确的法律语言，在其第9条中规定，“对请求撤销处分或裁决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具有提起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但是，由于《行政案件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定义何谓“法律上的利益”，因此，对其如何解释成为原告适格论的重大课题。坦白地讲，“法律上的利益”这一用语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给专家学者尤其是实务界人士提供了很大的解释空间，使他们能够灵活应对纷繁复杂的诉讼环境。然而，正如杉本良吉氏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法律上的利益”的具体内容，即便是在本条款的起草者之间也莫衷一是，最后只能交由判例和学说的发展。行政处分的相对人具有提起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对此似乎已经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比如，某人申请某项行政许可遭拒，若不服当然可以抗告。事实上存在问题的，往往是行政处分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或者是那些在表面上不具有特定相对人的行政处分。

例如，当行政机关核准某民间法人设置垃圾处理设施时，那些主张因该设施排出有害气体会损害自己健康的附近居民，是否可以要求撤销该行政许可?若可以，其范围如何确定?是限制在半径200米以内还是500米以内?再如，针对小学的废校处分，学生家长可否要求撤销?原告适格的范围应该如何界定，换句话说，应该如何解释“法律上的利益”，传统上，存在着以下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说”和“值得保护的利益说”。

“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说”主张，只有受到实定法即法律保护的才是“法律上的利益”，而那些不受法律保护的，即便再重要也只不过是反射性或者事实上的利益而已，无法成为“法律上的利益”。本学说的特点在于，以法律的规定即通过法律解释，来判断“法律上的利益”(原告适格)的有无。一般认为，原告适格若想获得认可，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原告因行政处分而蒙受了某种不利影响(不利要件);第二，免受这种不利影响(的利益)受到法令上的保护(保护要件);第三，在法令解释上，原告所受的这种不利影响，无法解消于一般性公共利益当中，作为个人利益，它受到了个别且具体的保护(个别保护要件)。与“明治宪法”时代的行政诉讼观———抗告诉讼的目的，在于恢复因违法处分而受到损害的权利，判例和通说都对原告适格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侵害———相比，“本学说没有将撤销诉讼当作固有意义上的权利的实现手段，而是把它理解为，当‘法律为人民所保护的利益’受到违法处分的侵害时，当事人以此进行防卫的手段。因而，根据本学说的见解，当处分违反了旨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强行性法规而给相关人民带来不利影响时，即使该利益不能称为权利，也照样允许提起撤销诉讼”。可见，在本学说下，原告适格的认定范围变宽了。

本学说采用的“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这一观念，与《行政案件诉讼法》第9条、第10条所说的“法律上的利益”，在文理上最为吻合;加之，这种观念与在行政法学上给日本带来深刻影响的德国传统公权概念相近;再者，在审判实务中，以实定法上的规定为依据来判断原告适格，可有效防止撤销诉讼因原告适格的无限扩大而转化为尽人皆可提起的民众诉讼。因此，本学说在判例和学说上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通说。但是，本学说也并非不存在问题。第一，以法律文言来决定司法救济的可否，这种做法本身不够合理;第二，在制定法律时，先对行政处分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是否应该提供救济进行缜密分析，然后再以明确的法律语言来加以界定的情形毕竟鲜见;第三，在诸如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需要对行政处分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也积极提供救济的领域，对于通过行政诉讼来加以保护的做法，立法上曾很消极。

二、具体案例分析

由于拙文肩负着填补原田教授《诉的利益》成书之后的理论空白之使命，因此在判例的选择上，除个别外，皆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判决。另外，日本在2004年对《行政案件诉讼法》进行了大幅修改，而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扩大原告适格的范围，因此，该法在原告适格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也正因如此，为了便于论述与分析，暂将判例以2004年修法为分界点，对修法前后的判例，分别加以介绍、分析。(一)2004年《行政案件诉讼法》修改前的判例1.主妇联合会果汁案1971年3月6日，被告Y(公平交易委员会)对社团法人日本果汁协会等申请提出的，有关果实饮料该如何标示的公平竞争规约予以认定。由于经认定的规约当中，允许不含有果汁以及果汁含有率不足5%的饮料，可以仅以“合成着色饮料”等名义来标示，原告X(主妇联合会以及该会会长)认为，此种标示方法容易误导消费者，不符合《防止非正当赠品与不正当标示法》 的规定，于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最高法院的判决要旨如下：因行政处分而有可能使自己的权利或者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必然地受到侵害的人，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的资格。这里所说的“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是指法律为了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的个人利益，通过制约行政权的行使而保障的利益，它与行政法规出于其他目的，尤其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目的而制约行政权行使的结果，偶然地使一些人产生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实上的利益相左”。本案中，“《防止非正当赠品与不正当标示法》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该法第1条所定的对一般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该法的直接目的还是间接目的，姑且不论，应该说，也是实现公共利益保护目的的一环”。该法的规定，给一般消费者所带来的利益，是被告Y 在正确地运用该法、实现公共利益保护目的的过程中，使一般国民共同产生的，抽象的、平均的、一般性的利益。换言之，这种利益，“是作为该法实现公共利益保护目的的结果，而产生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实上的利益。它不相当于———受到以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的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法规保障的———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因此，单凭普通消费者的身份，无法针对本案中的认定提起行政复议。表面上，本案只不过是一个行政复议的案件而已，但由于一般认为，行政复议的提起资格与撤销诉讼的原告适格可作同义解释，因此，本案也经常被视为有关行政诉讼，尤其是撤销诉讼原告适格的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如上所述，在本案中，普通消费者的行政复议提起资格没有获得认可。

由于通说把行政复议的提起资格与撤销诉讼的原告适格理解为同义，因此也可以说，普通消费者的原告适格也随之遭到了否定。仔细阅读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就会发现，在本案中，对于何谓“法律上的利益”，最高法院明确表明，采用“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说”，并将其具体界定为： “法律为了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的个人利益，通过制约行政权的行使而保障的利益”。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法律的目的加以严格区分：抑或保护公共利益，抑或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的个人利益。当某一法律旨在个人权利利益的保护，而由其所保护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当事人可以以自己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权利利益遭受侵害为由，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反之，若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制约行政权行使的结果，偶然地使一些人产生一定的利益时，这种利益，则为实现公共利益目的的过程中所衍生出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实上的利益，由于不相当于“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当事人单凭这种利益受到损害，无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三、后记

行文至此，为自己的水平有限以及努力不足而忐忑不安的同时，笔者也为履行了两年前的诺言而感到稍许欣慰。但是，更令我感动和惊讶的是，几乎半个世纪前，原田教授在《诉的利益》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即便是在今天也不落伍，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比如，当时，受到老师赞许和肯定的“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说”与“值得保护的利益说”的接近现象，在今天，早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提倡导入的“课予义务诉讼”和“预防诉讼”等，已随2004年《行政案件诉讼法》的修改而入法;曾经呼吁，作为“现代行政诉讼法的课题”之一，应以新视觉加以积极探讨的“团体诉讼”，正成为今天行政法学的热点话题;指出撤销诉讼的客观化并不意味着“民众诉讼化”的同时，强调“将有关行政关系的诉讼作为市民控制行政合法性的手段来加以积极利用”的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后思考包括“原告适格”在内的“诉的利益”时，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

最后，请允许笔者代表本人及各位读者，再一次向原田老师表示敬意和感谢!

第四篇：适格投资主体(股东)的研究

1.公务员及其亲属

个人认为：公务员如果是在公司上市后通过证券交易市场购买股票成为股东的情况是允许的。若要讨论公务员成为上市公司原始股东（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时认缴股权）的情况是否被允许，那么公务员作为发起人之一认缴公司股权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或者参与盈利性活动”就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公务员若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那么根据股份公司的相关分红制度，公务员即使不参与实际的公司经营，其亦能得到分红，仍然属于营利性活动，其行为是违反《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的规定的。但是，公务员即使以第二种情形成为拟上市公司的股东，其并不违反《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并不构成公司上市的障碍，而是构成公务员自己可能被所在机关处分的原因。

目前没有对禁止一般岗位公务员及其家属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或买卖股票的规定。但是对于特殊岗位上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买卖股票行为做了一定的限制，具体情况见《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及第六条的相关规定。

附法律依据：

《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 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罢工；

（三）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四）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五）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六）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七）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八）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

（九）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十一）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十二）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

（十三）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十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十六）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

《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第三条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可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条 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门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上述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

第六条 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职的，或者在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授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任职的，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买卖与上述机构有业务关系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2.国有企业职工、领导人员

目前没有规定。

3.证券公司从业人员

关于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能否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我觉得下面网址的链接的文章比较值得关注：

http://nf.nfdaily.cn/21cbh/content/2010-11/04/content_17305478.htm

附法律依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第58号令）第五条第三款 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不得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证券法》第四十三条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任何人在成为前款所列人员时，其原已持有的股票，必须依法转让。

4.职工持股会和工会

具体分析参照之前写的《关于职工持股会和工会持股的法律问题》。

5.事业单位（大学、研究所）

个人认为，若要讨论事业单位能否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的问题，要解决的是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行为。而要解决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的问题，必须研究该事业单位是属于什么事业单位。

根据所查的资料，存在《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部属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科学院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各地市事业单位、事业单位自身制定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等。通过查看上述相关法律条文，大致都将“买卖期货、股票”作为其不得从事的对外投资事项。

6.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

参照一些集体经济组织对外投资管理工作的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哪类投资行为为禁止性的，而且也将有价证券作为与现金、银行存款等投资入其他经济主体的方式之一；但是也严格规定了对外投资的报批程序。

7.外商投资性公司

附法律依据

《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商务部2004年第22号）第十四条 投资性公司可以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持有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资性公司也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持有境内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资性公司应视为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起人或股东。

《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商务部2006年第3号）

8.有限合伙企业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私募基金公司以有限合伙企业为其组织形式参与到对股份公司的投资中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有外资成分的有限合伙企业的问题

关于设立的法律依据：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关于再投资的法律依据：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

《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第五篇：应届大学生系适格劳动合同关系主体

应届大学生系适格劳动合同关系主体

2006年2月，季小莉获悉江苏省海门市升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欲招收一名办公室文员后，持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发给的《2006届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前去报名应聘，双方于2006年2月27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季小莉担任职务为办公室文员；合同期限一年，从2006年2月27日至2007年2月27日止；其中试用期三个月，从2006年2月27日至2006年5月27日止；试用期月薪500元，试用期满后，按季小莉技术水平、劳动态度、工作效益评定，根据评定的级别或职务确定月薪等。合同订立后，季小莉即在升海公司上班。此时，季小莉的毕业论文及其答辩尚未完成。2006年4月21日，季小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未到公司上班。季小莉在治疗和休息期间，经学校同意，以邮寄方式完成了论文及答辩，并于2007年7月1日正式毕业。

2006年11月8日，季小莉向劳动部门提出认定劳动工伤申请，同时升海公司也向劳动部门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劳动合同无效。海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7年4月20日作出了海劳仲裁字（2007）第1号仲裁裁决书，认为季小莉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仍属在校大学生，不符合就业条件，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与升海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协议书自始无效。遂裁决：升海公司与季小莉于2006年2月2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季小莉不服此裁决，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书》有效。

海门市人民法院认为，季小莉已年满16周岁，已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就业年龄，何况，季小莉已取得学校颁发的《2006届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已完全具备面向社会求职、就业的条件，双方就应聘、录用达成一致意见而签订的劳动合同应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因此，该劳动合同应当有效，应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季小莉与升海公司于2006年2月2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书》有效。升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季小莉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系在校大学生，其行为还需受所在学校的管理，完成学校交给的学习任务，与社会上的其他务工者是有差别的，因此他并不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劳动主管部门也就大学生在校期间，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的行为作出相关认定，认为在校大学生并不是合格的劳动关系主体。故海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海劳仲裁字（2007）第1号裁决书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劳动合同有效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季小莉与升海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已年满21周岁，具备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在招聘、应聘过程中，升海公司对季小莉应聘的办公室文员一职并无学历方面要求，季小莉尚未拿到毕业证书不影响合同生效，何况季小莉已于2007年7月取得毕业证书。因此，比照我国劳动法律的规定，涉案劳动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依法应为有效合同。

综上所述，季小莉具备订立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其与升海公司所签劳动合同依法有效。

2008年4月1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交。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标准问题。根据我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无效劳动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主体不适格，是指劳动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劳动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即劳动者不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或者用人单位不具有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具体讲，劳动者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达到法定年龄，二是身体健康。第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包括受欺诈和受胁迫两种情况。第三，合同内容不合法，即劳动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第四，显失公平，即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劳动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希望相关的立法部门能进一步完善应届大学生劳动合同关系的生效、确认等问题方面的法律。为大学生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