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

第一篇：《芙蓉镇》

当历史遇见影视

——由《芙蓉镇》谈影视史学

082014016 徐迟

前言

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曾描述过：“30多年前当我还是UCLA的研究生时，历史刊物上从来不会提到影视，若我们表示要做关于影视的学位论文或者声称一部电影有可能成功地表现历史的话，博导会毫不客气地将我们踢出项目或者直接将我们送进精神病院„„然而近20年后，重要的刊物经常性地刊登有关影视的文章或评论，学术会议上会展开有关影视的小组讨论。”1 年鉴史家马克·费侯（Marce Ferro）对影视史学的态度也是从不认可到认可，他在考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历史的电影作品？”时，起初的回答是不存在，他认为“导演盲目地将国家的或左派的意识形态混杂在历史作品中，而他们的作品最终沦为仅仅是愚众历史的一种视觉副本”，而一些优秀导演（如俄罗斯的Andrei Tarkovsky、德国的Hans Jurgen Syberberg等）的作品使他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例外”，认为这些“有着强烈的历史视角的作品还是能够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和本国传统势力的，并能作出独立的历史解释”。

21988年12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第93卷第5期专门开设“影视史学讨论”专栏，邀请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赫希利（David Herlihy）、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陶普林(Robert Brent Toplin)等就历史学与影视形象的关系、历史学与影视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3 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这篇文章中，创造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一词，以和传统的“书写史学”（historiography）相对应。此后，以一或二部电影为个案，针对影视史学各方面的讨论层出不穷。如1992年《美国历史评论》在97卷2期发表的关于JFK与电影的论坛专题，其中《JFK：历史事实/历史电影》，涉及

4到影视史学的本质问题、历史事实与历史电影的关系问题。周梁楷教授于1993年，以《谁

杀了肯尼迪》（JKF）和《返乡第二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二部影片为讨论对象，从史学理论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西方史学嬗变的学科视角，对影视史学的若干方面作出了很生动而又透彻的解析。翌年，他又撰《辛德勒选民：评史匹柏的影视叙述和历史观点》。他认为，在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中，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史匹柏）执意用黑白影片（只有在片头和片尾各有一小节彩片）传达出一段往事，其影像视觉的效果可能远超过任何书写的历史。5 张广智教授亦曾以《红樱桃》和《人约黄昏》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说明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相比，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且一部经典之作，往往拥有比书写史学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6 笔者无意于对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孰优孰劣进行讨论，而欲取影片《芙蓉镇》，这一叙述共产党建政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剧情片，7 在电影创作背景、现实性1 Robert A.Rosenstone: “The Reel Joan of Arc: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Historical Film”,the Public historian, Vol.25,No.3(Summer.2003), p62.2 Robert A.Rosenstone: “Does a Filmic Writing of History Exist?”,History and Theory, Vol.41,No.4(Dec.2002), p136.3 程群：《〈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份科学的美国历史杂志》，《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第75页。4 Robert A.Rosenstone: “JFK:Historical Fact/Historical Fi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7,No.2(Apr.1992)转引自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原文周梁楷：《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肯尼迪〉和〈返乡第二春〉为讨论对象》，载台湾《当代》月刊第74期（1992年6月）；台湾《当代》月刊第96期（1994年4月）。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周樑楷教授认为，“影视历史文本如果特指影片媒体的话，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纪录片（documentary

1等方面陈述关于影视史学的若干肤浅认识。

一、影片创作的时代背景

1984年，谢晋导演执导的影片《芙蓉镇》轰动了全国。这部集结了刘晓庆、姜文、徐松子、张光北等优秀演员的“反思影片”，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和随之引起的社会变革。电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产生这部影片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常常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现实的社会主题契合统一。谢晋作为对政治风云有过切身经历和遭遇的导演，对现实政治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偏爱和敏感。因此，谈到谢晋电影，人们都不约而同会谈到它和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这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许多分析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简单地把谢晋电影和主流

8政治话语划等号、或简单地视其为巩固传统主流话语服务的。

电影《芙蓉镇》是根据古华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因其“政治

9风俗化，风俗政治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但直到1986年电影

才开始拍摄，而1986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概念，它既是粉碎“四人帮”的第十年，10又是“文革”发动的二十年，而且谢晋导演在影片拍摄前多次提到这一时间概念； 并且，这一年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11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的呼吁。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对极左路线、特别是“文

革”的彻底否定就自然而然成为影片《芙蓉镇》最鲜明的思想主题。

谢晋曾说：“在看《芙蓉镇》小说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自己走过的弯路，过去的岁月于

12是会在心中翻腾，这一切的历史都会引起我的思考。” 显然，谢晋是对《关于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理解最深、感触最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这既和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生

13活的思考深度有关，也和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的切身经历有关。当他把自己对共

和国当代史的理解搬上银幕时，他也是用电影改写了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传统“官方”版本。这些影片作为对新中国从“反右”运动到“文革”以来历史的重写，整个创作过程始终充满

14了巨大的争议和风险。《天云山》从一开始筹拍就面临巨大的压力。《牧马人》在拍摄中

途曾经被命令停机，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下才得以继续拍摄工作。《芙蓉镇》作为当时最直接、最完整地表现“文革”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影片，其面临的压力 film），另一是历史剧情片（historical-drama film）。”

可参见李奕明、汪晖、佘爱春诸家观点。李奕明《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电影旅者：谢晋从影50周年回顾文选》，台北市中国电影史料研究会，1999年9月，第37页。转引自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1）。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载《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佘爱春、陆楚琼：《再论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以影片﹙芙蓉镇》为中心考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第113页。佘爱春、陆楚琼：《再论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以影片﹙芙蓉镇》为中心考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第113页。谢晋：《影片﹙芙蓉镇》导演阐述》，《电影新作》，1986年第4期。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从一部电影的角度解读一代电影大师谢晋——从〈芙蓉镇〉到芙蓉镇》。谢晋导演在“文革”初期饱受折磨，本人被关进牛棚；父母双双自杀；两个残疾的孩子流落街头，受尽侮辱。根据张瑞芳在2003年11月上海大学举办的“谢晋电影艺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和谢晋本人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5）。谢晋导演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先后拍摄了后被称为“反思三部曲”亦称“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1980年）、《牧马人》（1981年）及《芙蓉镇》（1986年）。8

更是可想而知。它在完成后曾被迫取消了原定的首映式，并修改了影片的结尾。在8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暗礁和变数的时代，谢晋的选择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的。事实上，这种对历史的重写不但改写了历史，也改写了现实。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牧马人》，又到《芙蓉镇》，谢晋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上一件大事，为寻求当代中国的新的文化身份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进步的、有凝聚力的标志。

二、反思中的现实主义

《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反思三部曲”之一，为什么他要连续拍摄这三部系统讲述“反右”及至“文革”题材的作品？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深感共和国政治运动的扩大化是对民族

16活力的极大摧残。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他认为必须引起全民的深刻反思。周梁楷教授亦

曾探讨创作者在历史剧情片中的现实意识。17 谢晋在《芙蓉镇》影片中所创作出的吴玉音这个艺术形象，是他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特点。他总是把眼光投向普通人民，写出他们的单纯，写出他们的善良，从而也对“四人帮”给无辜百姓带来的伤害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喜欢以少数几位人物以剧中主角，描述他们之间的喜怒哀乐和矛盾冲突，尤其把这些任务放置在战争或乱世之中，以便增加戏剧的张力”，这种拍摄手法也是历史剧情片的特色之一。18 具体到影片，1963年初春，胡玉音在芙蓉镇上经营着米豆腐生意，她和丈夫省吃俭用攒钱盖了新屋，后竟被扣上“富农”的帽子，也就是“黑五类”。但深信勤劳致富的她，不得已远走他乡。回来之后却物是人非，丈夫已被“组织”迫害致死。初恋情人黎满庚也因为她受到牵连，送到县里去“反省学习”。一个女人怎么也无法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她跪在丈夫的坟头前痛苦不已。这时，秦书田走进了她的生活，与胡玉音一起扫大街，照顾她的生活。胡玉音渐渐发现，原来这个“人鬼不分”的年代，还有秦书田这样的人可以依靠，于是二人秘密结婚。

对于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谢晋亦充满了同情，而且有切身的体会。他一方面写出了这群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写出了他们的单纯、真诚的性格，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弱点，他们的盲目性、妥协性、软弱性。秦书田是本片中最早被扣上“黑五类”帽子的，可是，他才是一个活得真正快乐的人：扫街都能跳起华尔兹来。和胡玉音结为夫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和这个疯狂失控的年代做顽强的斗争。在有胡玉音的日子里，秦书田不再是那个可悲的右派分子，而几乎成为一个在革命恐怖与暴力统治中，自尊、勇敢前行的精神贵族。他一改懦弱与逆来顺受，机智地捉弄了红得不可一世的书记王秋郝。他发现了王秋郝夜半三更从李国香窗口跳出来，便铲了一摊粪置于李国香窗口，让王秋郝在粪土中，哑巴吃黄连。面对王秋郝的狼狈相，秦书田与胡玉音乐开了怀。谢晋导演充分地把民间智慧赋予知识分子秦书田，同时给电影至始至终的压抑氛围，平添了些许幽默与轻松的狡黠。

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既然他面对现实生活，他必然要不断揭露一切违背人性的现象，而呼唤人性正是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必然拥有的精神力量。《芙蓉镇》的现实主义力度是毋1515 根据谢晋本人在2003年11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召开的“谢晋与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7）。何世鸿：《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导演谢晋 我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三部电影》，《宁波通讯》，2009年第1期，第34页。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Robert B.Toplin.History by Hollywood(Chicafo..Uniecity of Illinois Prese.1996).p.5.转引自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第59页。

庸置疑的，但是，它毕竟诞生于80年代。上世纪的80年代依然是一个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夹杂着左倾右倾多种思潮，并混杂多种传统的、现代的政治教条的年代。一个仍处于政治运动状态下的思想解放时期。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成一种常识，但是何为实践？何为真理？依然还处于诡辩乃至莫衷一是的状态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评价常常为政治评价所左右，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异化的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问题，时阴时晴地运动着。谢晋导演在《芙蓉镇》中，也依然未能免俗。王秋郝这个“土改根子”、贫雇农，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盼望着天天都在土改的人物，他从一个地痞到书记到文革后成为一个政治疯子，这种人生轨迹不乏个例，但是，作为一种文艺形象，他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19成为一个概念化、观念化模式的人物类型，成为一种过于普遍的人物象征。《芙蓉镇》对

这个人物的塑造，虽然孤立地看，似也还算合理，与整部电影的任务构思并不背离。但是，这个人物的平面化却是显而易见的。秦书田平反昭雪归来，与胡玉音新婚燕尔之时，疯了的王秋郝前来讨吃，敲着破锣，口中大喊着：“运动啦、运动啦！”看似很深刻的反讽，对文革、对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但它的生活理据与现实政治相去甚远。事实是，真正让文革逼疯的，反倒是文革中的罪人，饱受文革迫害的人。历史与现实所展现的正恰恰相反，许多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卖友求荣者，并未得到应有的清算。反之，摇身一变，依然是风生水起，平安无事。这种现实更为可怕，也更为深刻地彰显着难以言喻的社会政治弊端。

三、现实与虚构的博弈

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往往成为否定“影视史学”的学者的把柄，然而，海登•怀特指出:“现代的史家必须自觉，分析影视图像时的‘解读’方法和研读书写的档案是截然不同的。”他同时又说，“选择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事件、人物及某些过程的那一刻，也就决定了一套

20‘词汇’、‘文法’和‘句法’。” 张广智教授亦表示，符合历史真实，当然是一部历史

电影(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的基本要求，但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制作还应遵循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正如吴晗在谈到历史剧与真实的历史之区别时，这样指出：“历史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 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具体一点说，也就是要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没有浪漫主义也是不能算历史剧的。”

21因此影片《芙蓉镇》，虽然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给我们讲了一个小镇的故事，但不能否认这个故事的空间假定性。戏剧冲突，是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一个要素。为了调动观众的观影兴趣，必定会对史实空间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形成新的、冲突集中的故事空间。22 《芙蓉镇》的故事是集中在“文革”前后江南一小镇，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与外界大环境的信息流通靠着以李国香为代表的“工作组”来完成。秦书田、胡玉音的命运也随着不同阶段“工作组”的到来而发生变化。

23罗森斯通曾因自己的两部著作先后被改编为电影, 而对影像史学给予了更多关注。尽

管富有感染力的画面, 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辞藻将罗森斯通所描写的历史重新唤醒，但他也注意到影片呈现的与自己所理解的历史之间大相径庭。譬如，Reds一片热衷于虚构，将1917 19 郭蕤：《论21世纪视野中的谢晋电影 以《芙蓉镇》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4页。转引自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第119页。21 张广智：《影视史学: 历史学的新生代》，《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5 期，第40页。沈有元：《“文革”记忆：“历史”外的影响叙事》，华东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学位论文，第11页。23 一部是Reds(中译名为：《烽火赤焰万里情》, 或《乱世情天》《赤色分子》, 1982年), 另一部是The Good Fight(《为正义而战》, 1984年)。

年的主人公约翰·里德(John Reed)置于他不可能乘坐的由法国驶往彼得格勒的火车上。而The Good Fight一片则犯了很多纪录片的通病：通过让一些幸存的老兵的回忆来重建四十多年前的西班牙战争，并不管他们的回忆对错与否，不加甄别地把记忆和口述等同于历史。将历史事件小说化、不审慎地考证史料的做法显然已经扭曲了历史的定义。24 也许看此类影片是，完全可以遵守周教授所说“观众阅听历史剧情片时，不妨把所有的对白和故事细节都

25当作虚构的”的建议。

而影片《芙蓉镇》为还原历史时代的空间特征，在典型环境上做了刻意营造。在影片中，造型空间紧扣着人物的动作和情绪，一切生活空间只有同人物结合了才出意境。胡玉音和秦书田两个“鬼”在朝霞暮色、风雨雾雪中终年扫着的长长的青石板街道；秦书田的小到只有一张木床却容下了他和胡玉音海洋般深厚情感的陋屋；“胡记”老客栈门口的石碑坊等，借以传递某种历史的信息和岁月流逝的沉积感、苍茫感。作为电影的基本语言，画面造型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情景的交织，是引人共鸣的情绪空间。影片中的路亭、吊脚楼，一具石磨、一座土灶头等都做到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岁月的流逝感，有一种可触摸的真实感。这一切再与导演刻意营造的社会环境的真实感相配合:1963年店铺纷杂，市场繁荣；1964年“四清”开始，街面随处可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小标语，店面半掩、冷冷清清“；文革”开始，横扫牛鬼蛇神，店面关闭；1979年芙蓉镇恢复了繁荣的景象。芙蓉镇是人物命运经历的场所，营造变迁中芙蓉镇的真实，使得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经历也具备了自然流畅的真实性。这是影片实现了真实的再现历史。

而就时间来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存在，但是在这部影片中，时间不仅是划分影片节奏的标志，更是串联影片的主线，是一种象征的符号，将丰富的内容浓缩了进去。影片中出现了三次时间的提示：1963年、1966年和1979年，揭示了这部片的背景，即中国的特殊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前后。这三个时间将影片划分为三个部分，看到每一个时间我们就会大概地想到下一步电影的基调，是悲伤还是欢喜。1963年，胡玉音靠辛勤的劳作发家致富盖起了两层小楼，她经营的米豆腐受到村民们的欢迎，这里表现的还是一番和谐的景象。当然作为文革前的时间，这里面也孕育着矛盾和运动的征兆。当看到米豆腐生意红火，国营食堂的经理李国香的嫉妒；当胡玉音家为新房落成庆贺时，李国香等人的密谋以及第二天王秋赦对着胡玉音家的新房说：“穷的穷，富的富，是该运动了”的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让人的心不禁一惊，事情要起变化了。在全国“四清”运动的背景下，胡玉音家被整得家破人亡。1966年标示出现，全国各地打锣敲鼓庆贺运动的到来，阶级斗争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李国香也成了斗争的对象，王秋赦成了镇上的支书，作威作福。后李国香依靠其舅舅的势力又重掌权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与王秋赦沆瀣一气开展所谓的革命，拆开了相互恩爱的胡玉音和秦书田。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全国形势再次变化，政策平反，秦书田回归，昔日和平安宁的芙蓉镇再次回来。总之，通过这三个时间的象征符号的运用，揭示了芙蓉镇上人们的命运起伏的背后原因。透过他们的命运更是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兴衰。Robert A.Rosenstone: “History in Images/History in Words:Refect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ally Putting History onto Fi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3,No.5(Dec.1988), p1179.25 Robert B.Toplin.History by Hollywood(Chicafo..Uniecity of Illinois Prese.1996).p.5.转引自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第59页。

四、结语

“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须令人信服地解释，影视何以大大有益于我们对逝去历史的理解。”26 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Natalie Davis在其著作《奴隶、电影、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书背封面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其意在于强调史家对历史影视的责任。也有人曾说，“只有当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拥有批评和修改影片的权力时，能够体现历史本质的历史影片才应该呈现给观众”。27 在影片《芙蓉镇》的导演阐述中，谢晋写道“影片是一部歌颂人性、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美好心灵、歌颂生命搏斗的抒情悲剧”。28 电影《芙蓉镇》，给我们重返80年代，特别是电影的运动场景，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感官资讯。至少在今天，《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尤其是《芙蓉镇》，它们对“反右”、“文革”斗争的历史反思，事隔20多年，令人更清楚地悟觉到，遗忘的危险与反思共产党60年历史的紧迫性。电影，是以其形声并茂的特性，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有关那个年代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主导论述”对“文革”历史描述的限制而造成的大量的空缺和遗漏。29Robert A.Rosenstone: “Does a Filmic Writing of History Exist?”,History and Theory, Vol.41,No.4(Dec.2002), p134.27 Novick P.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Ideas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192.谢晋：《深沉的历史反思——﹙芙蓉镇》导演阐述》，载《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王晓明：《九十年代批判 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第二篇：芙蓉镇影评

芙蓉镇影评

一部片子不会被人忘记，使所有人产生共鸣，给人以警醒，又不失艺术性，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揭示了这个社会上的触动上层建筑最敏感的神经，并且是深深的把上层建筑的曾经的震颤赤裸裸的暴露给百姓看，还没被电影局拿掉，收到了无数褒奖和观众。可能现在很难找到这样一部片子了。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芙蓉镇》给了我们这个惊喜。

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观众，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普通的父亲，曾经和我聊过这部片子，他只和我聊里面的爱情和姜文刘晓庆的演技，绝口不谈里面的政治问题。我很纳闷啊，片子这么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主题他难道没看出来吗？从没听他聊过，还有个与这个不相关的一个小事，使我对这个可以做出解释。后来我上了高中某节课上才知道有89年这档子事，于是我就跑去问我爸，从小有不懂的就去问他，已经成了习惯，可是他轻描淡写的说了句一场政治危机，然后就缄口不言了。不光是他，我多方打听很难能了解事情的真相（请原谅我的无知，确实没有任何信息渠道）。可是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件所有人都不忍，也许是不敢提的事，类似于文革。也许是我爸孬种，可是生活中的他不孬种，屡屡和领导不对眼，有一次甚至把领导给揍了，这足以证明他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特质，可是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就这样躲躲藏藏呢？也许是文革给了我们太多不敢的理由，怕了。刚刚有所好转，89年一弄，谁还敢说话。政治上受到的压迫太多，言论自由在中国这片曾经有着无数表达欲望的人（盛唐诗歌、两宋词话、明清小说、新文化运动时的呐喊突进）的土地上，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中国人都憋屈着呢„所以谢导这样一部影片不仅是生活形态上如实的反应，更在政治层面上如实反应意识形态曾经的错误给百姓造成的苦难的片子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影片把政治层面的问题像咖啡冲入水中一样溶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看完之后有些和咖啡一样的苦涩，也醒了神。谢导说了，拍这部片子就是要告诉我们，文革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永远也不要忘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何时才再也不受那种罪？影片中呈现的是湘西美好的淳朴的小镇居民生活，是中国多少小镇的缩影啊！影片中的人物是多少中国人的写照啊！

秦书田：老是说出极具哲理性的话来，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哲人，面对生活的磨难，他没有去抗争，选择了在逃避中独守住心里那一片净土，带着人性，带着良心，带着希望活着。姜文在里面说了很好的两句话，一句是被捕入狱前对怀了他孩子的刘晓庆：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另一句是姜文出狱

以后在渡船上碰见老冤家徐松子，面对这个整了他半辈子的孤家寡人，他说：别在做跟老百姓过不去的事了，他们活着也容易，也不容易„„在监狱的两端，他像一位哲人前去隐居一样，隐居了若干年，从对于现实生活的残酷下，老百姓没有办法抗争，只能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哀鸣，到出狱后就参悟出老百姓要求不高，只是希望活着，安稳的过日子的心愿！《欢迎来到东莫村》里东莫村的村长有一句话，让这个世界安稳很简单，只要让百姓吃饱就行了。秦书田在这里代表了那一群度过了痛苦和磨难的人，他们乐观积极，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秦书田这一角色却高于这种思想境界，他的出现是为了拯救老百姓心中那个已经不再相信的希望„

前海老师说，秦书田在生活中的原型嵇康等竹林七贤一干人，郑板桥扬州八怪一干人，济公一干人，在现实中找不到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疯疯癫癫的靠装疯卖傻来反抗社会的混乱不堪。我觉得每当社会混乱时这种人就出现，由于集体无意识

——自荣格，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中最底层的部分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沉淀物，包括人类的活动方式和人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如人对黑暗的恐惧。，“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形成神话主题象征的一种人类思想的遗传倾向，这些象征是变化多端的但没有失去他们基本的模型。”荣格认为某些思想和观念的倾向是遗传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里包括本能和原型。本能是行为的推动力，原型是领会和构筑经验的方式。荣格为集体无意识所下的定义是：“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它可以依据下述事实而同个体无意识做否定性的区别：它不象个体无意识那样依赖个体经验而存在，因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心理财富。个体无意识主要由那些曾经被意识到但又因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内容所构成的，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却从不在意识中，因此从来不曾为单个人所独有，它的存在毫无例外地要经过遗传。个体无意识的绝大部分由‘情结’所组成，而集体无意识主要由‘原型’所组成。” 被压抑的破鞋李国香

在电影里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李国香不断的在迫害折磨胡玉音、秦书田，阻挠他们的幸福。观众对胡玉音和秦书田充满了同情。可是从我理解的角度，我个人觉得谢导其实对于李国香倒是充满了同情，他是在哪个时代不断的受压抑的典型。他仅仅是被压抑了，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压抑，而不是被压迫。而秦书田和胡玉音却因为他们的结合和性生活的满足，把那个时代的压抑全部消解掉了。李国香作为人、作为女人都是不完整她没有伴侣，没

有正常的性生活，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只有国家机器冷冰冰在她的背后，看着她，只允许她偷情，还是和流氓无产者王秋赦这种人偷情，她的很多欲望得不到发泄，而看到胡玉音的幸福，她的妒火中烧，其实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她那嫉妒的眼神，那眼神来自他的内心，更根源于社会和意识形态对她的压抑„这个的典型还有黎满庚，也是被压抑的人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人群也不在少数。前海老师让我好好分析一下什么是破鞋，为什么就叫人家李国香破鞋，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导演这样安排的，虽然胡玉音的男人比李国香要多，可是我们就认定，胡玉音是老实女人，李国香是破鞋，为什么呢？

值得研究！有个叫秦博的，又名冯子的同学论述了一番关于叙事伦理学的内容，以后再补

造反派王秋赦：在以往的影片中，无产者一直是需要歌颂的形象，可是在这部影片里完全颠覆了这个传统，小资产者成为了讴歌的对象，百姓的代表；而无产者竟然好吃懒做，钻运动和制度的空子。这如实的反应了现实，在那个年代，土改以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自然地又分化出了所谓的无产者和资产者，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的人勤劳，有的人懒，自然有分化。在城市里也是这样，逐渐的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却穷下去，他们看到运动起来，他们最渴望的竟然是重新洗牌，重新均富。这是一种劣根性，中国这种人并不在少数，也许这种人，是谢导想要批判的吧。

前海老师问我关于土改的内容，我哑口无言，这叫我想到了我写东西真的很不负责任，没有任何典籍就胡说八道，纯粹臆想，很不好，所以我补上！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等可分土地按标准分配；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湖泊归政府管理。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本法公布前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农民不要求重分，可不重分。这个大纲在分配土地时，允许中农保有高于贫农的土地量，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土地。既适应了农民的愿望，巩固了后方，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提供了经验。

经过土改运动，大约在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一亿多农民分得了土地。土地改革的胜利，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发展，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广大农民普遍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潮，并且积极参加民兵、出民工，支援前线。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第开展了土改运动。近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三百五十亿千克粮食的地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

浮世绘：历史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

故事从196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这中间“四清”、“文化大革命”，几番运动几番秋。“芙蓉姐子”胡玉音从个体致富典型，到失去一切的“富农婆”，再到“非法同居”的“黑夫妻”、监外执行的劳改犯，最后重新回到米豆腐摊前。王秋赦从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到“运动根子”，再到党支书甚至镇长，最后一个跟头栽下来，成了真正的疯子。就连芙蓉镇，街上一度贴满了同一规格、同一号字体的标语、对联，街容“革命化”，人际关系亦“革命化”，但最后还是回到13年前干干净净的模样。

米豆腐摊热闹如初，人们兜兜转转，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13年的光阴也恍如黄粱一梦。然而，只须望一眼华发早生，便知道这13年毕竟不是一场梦。乌云遮天终又散，芙蓉花谢重又开，连疯子王秋赦还在敲着他的破锣，幽灵一般徘徊在芙蓉镇，声音凄凉地喊着：“运动了，运动了——”、“千万不要忘记啊——”这声音，在《芙蓉镇》身后19年，也一直回响在每个中国人耳边。

《芙蓉镇》是一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经典之

作，是与《活着》一样细腻又激烈地描写如何在变迁的环境中保持美丽与优雅的好电影。纯粹的人性贯穿全片，放射着耀目的光芒，令人难忘。谢晋在片中把乐观与绝望，欣喜与悲伤，平静与混乱，真实与虚假编成绝妙的织体，平衡，精致，干净，暗地里又涌着股浓烈的激情，气韵非凡，浑然天成。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做足了戏份。《芙蓉镇》拥有的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配角，他们饱满、立体，在一个个小阶段就像主角一样光芒四射，构成了历史舞台上一幅生旦净末丑的浮世绘。

《芙蓉镇》中最出彩的就是秦书田这一角色。仅有一腔智慧是不够的，须得像秦书田那样，大智若愚，讪笑之间便能偷换卑贱与高贵。秦书田，“铁帽右派”，人称“秦癫子”，芙蓉镇中一个最神秘也最有人性光彩的人物。他混世、乐天，他任打任罚，玩世不恭。无论是跪砖头、挨批斗、挂黑牌游乡，他总是一马当先，笑眯眯，像走亲戚、坐酒席一般；“查反标”核对笔迹，让他写字，他大笔一挥写满了两张纸；他即兴创编“黑鬼歌”、“黑鬼舞”，逗人捧腹；他握着扫把踩舞步，间或扫把一挥，作宝刀立地状，间或左右开弓，成宝剑出鞘模样—这是天底下最浪漫的华尔兹了。每一次运动，“秦癫子”首当其冲被羞辱一次，最后他只有把羞辱当荣耀玩“黑色幽默”，成了个“老运动油子”。

而当年才22岁的姜文，几乎一出手就与众不同，那时的他，已具备一种老马一样沉默拗执的眼神，内敛中阴沉沉地透着股子劲儿，天生具有压场的功力，他无疑是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天才。片中，姜文站在雨中，眼光迷离地看着挂上“破鞋”的李国香，眉宇间有着极真且迂的书卷气，当他一字一顿吐出：“你，也是人！”，我们终于能够肯定，是《芙蓉镇》而不是一年后的《红高粱》，成就了才华横溢的“影帝”姜文。

芙蓉镇上另一个重要女性李国香，无疑是个典型的“坏女人”。这个生长于南方潮湿空气中的雌性动物，带着一脸的狐气。她穿着阉割了性别的服装，鲜活的身体里却包裹着旺盛的性欲。爱情上的失利，在她身上很快转化成对男性的还击。当她的隐秘最后败露时，我们看见的只有一面残破不堪的女性旗帜。抛开善恶，李国香这个角色其实比“豆腐西施”更复杂，更难把握，也更能出彩儿。

当代电影中最成功的对立面人物，莫过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了。此角色与住在土谷祠里、来历不明的阿Q颇为相像。而他赶上的时代却比阿Q好得多，他大字不识，全靠“根正苗红”、“三代雇农”走了红运。但他的命运离不开运动，没有

运动他就变成了死鱼，所以也称王秋赦是“运动根子”。

《芙蓉镇》还有其他一些角色也同样深入人心，例如黎满庚和谷燕山。可以肯定，黎满庚还算是个好人，尽管为了“组织”他曾选择背叛。谷燕山，则是芙蓉镇上最后一棵还没有倒下的芙蓉树

纵观全片，《芙蓉镇》从个人生活之上避开了政治锋芒，将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涵，揭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优良传统，取得了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

评《芙蓉镇》 邹思源 060005021035 《芙蓉镇》讲的是在1963年，凭着热情周到的服务，胡玉音与丈夫桂桂经营的米豆腐摊子前渐渐成为早市上最热闹的一道风景，加上夫妻俩省吃俭用，手中积攒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当他们盖好新房准备日子更上一层楼时，迎上“四清运动”，一直嫉妒胡玉音的原国营饮食店经理、今县商业局科长李国香与二流子王秋赦联手，趁机将她定性为“反革命五类分子”中的“富农婆”，将之派去与原县文化馆馆长、今被人称作“秦癫子”的“右派”秦书田一起清扫大街，桂桂身亡。运动中黎满庚昧着良心将胡玉音背叛，谷燕山则一直以老革命军人的标准诚实做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世道的荒谬从不停调换角色的李国香与王秋赦两人身上便可窥见。一起扫街时，胡玉音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归罪于秦书田，后者曾在她与桂桂成亲之时唱了后被认为反革命的贺喜歌、在她新房子建成之时写了后被认为反革命的贺喜联。对于胡玉音的怨恨，秦书田并不多做辩解，相反时常暗中将她帮助。慢慢地，两人生出感情，计划着成为一家人好好生活，但前路充满血风腥雨。而在他们最艰难时，谷燕山从没忘记帮助他们。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玉音依旧经营那个米豆腐摊子，也成了个干干净净的人。《芙蓉镇》是描写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力作。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作者手中那支散发着浓厚泥土香气的风俗画笔。那夹岸长满木芙蓉的一河绿波，那边远山镇青石板街上的鸡鸣犬吠，那五岭上脉腹地里悠扬的民歌都令人神往，暇思。

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性格世界。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小说《芙蓉镇》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容量，具有一般小说都难以抵敌的密度和厚度，其根本原因，是它创造了三四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典型人物: 胡玉音是比较正面的人物形象。她外貌秀美，心地善良，是

个外柔内刚的女人。对生活充满热爱与向往。虽然一生经历坎坷，却不乏享受浪漫与爱情。直到最后那么落魄时还营造了与穷书生秦书田之间的落寞爱情。虽则妩媚并不妖媚。虽不令人嫌却也不令人喜。但她身上有许多愚昧的东西，直最后可能也没有觉醒。她始终断定她的灾难就是秦书田的带来的。她不同情与她一样悲剧命运的秦书田。这种愚昧落后呆钝充斥作品每个人物性格里。可谓深刻，却令人失望。感觉不到窒息的悲哀也感觉不到新鲜的阳光。使人感受一种十分厌倦灰暗的色彩。

而李国香却是阴险狡猾，老奸巨滑。压根底就是个畸形变态。年纪轻轻。她的那些仇恨与革命斗志哪里来？那些整人软硬兼施的本领哪里来？她的内涵沉府与冷酷哪里来？也许是时代造成她的悲剧性格。这方面的丰满展示她性格里另一面的贫瘠。知识，现实理论与心灵的贫瘠。反面的李国香在受到小红卫兵的耻辱与批斗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得处处表现出自己与丛不同。扛片石，筛沙子，宁愿自己咬着牙齿搞单干，背片石子上脚手架。也不跟胡玉音或秦书田合伙。她简直就是固守在自己狭隘王国的囚徒。

王秋赫却是丑态百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舞台如一个蹁跹的魔鬼。这个人物不乏他的生命力。从古到今这种人物的确富有他的现实意义。

秦书田的癫狂与发痴虽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他的幽默与可爱性。特别是他跳的那段黑鬼舞，以及其他的种种超越现实的乐观表现。连李国香这么冷酷、革命的人物也觉得羞辱。他的幽默与癫狂已经超越他所要表现的可爱可尊的一面。

《芙蓉镇》是一部灰色的影片，同时，因了这灰色保持了难得的美丽与优雅，它也成为一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经典之作。纯粹的人性贯穿全片，放射着耀目的光芒，抵抗着那个灰色的年代。乐观与绝望，欣喜与悲伤，平静与混乱，真实与虚假，在片中一一对照又一一平衡。

始终记得的，是这一句惊心动魄的台词。是怎样的年代，才会有这样沉重的担待？是怎样的人性，才造就了这样坚忍的信念？年轻一代在这样的情节面前，也许会目瞪口呆，但那么陌生、那么遥远的事情，其实离我们不过三十来年！《芙蓉镇》扯开的，就是这一段尘封的记忆，那一道历史烙下的痕迹。米豆腐摊热闹如初，人们兜兜转转，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13年的光阴也恍如黄粱一梦。然而，只须望一眼华发早生，便知道这13年毕竟不是一场梦。乌云遮天终又散，芙蓉花谢重又开，连疯子王秋赦还在敲着他的破锣，幽灵一般徘徊在芙蓉镇，声音凄凉地喊着：“运动了，运动了——”、“千万不要忘

记啊——”这声音，在《芙蓉镇》身后这许多年，也一直回响在每个中国人耳边。

第三篇：芙蓉镇观后感

篇一：芙蓉镇观后感

今天晚上，我看了一部老影片《芙蓉镇》，它让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感觉到很震撼！可以说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出了特殊的事情。

《芙蓉镇》，它以一个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十几年里命运的变化，从他们的个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异化，向人们展示了小人物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踉跄足迹，以此来探讨极左思想的渊源，来反思民族的历史。由于《芙蓉镇》刻画了“文革”的**岁月，在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但谢晋力排众议，完成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推动了思想解放和对**岁月的思考，并用艺术的形式向世人宣告了**岁月的终结。

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芙蓉镇，人称“芙蓉仙子”的胡玉音跟丈夫黎桂桂开了一个豆腐坊，以卖米豆腐为生。胡玉音美丽大方，待客热情，黎桂桂心地善良，忠厚老实，因此小两口的生意很红火。经过几年起早摸黑的劳作，夫妻俩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盖起了新房。落成之日，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南下老干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乡亲们都来祝贺。可这一切却引起了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的嫉妒。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李国香当上了工作组长，一直对胡玉音垂涎三尺的“土改根子”二流子王秋赦成了运动的“积极”人物，他们二人狼狈为奸，大抓阶级斗争。结果胡玉音家被划成“新富农”，新屋被查封，黎桂桂也被逼自杀了。曾帮助过他们的黎满庚和谷燕山都受了牵连，黎满庚是因为自幼与胡玉音青梅竹马，早年为服从组织要求而与胡玉音分手，这时被认定为阶级界线不清而降职。而谷燕山的问题则是因为曾卖给胡玉音碎米，因而也被撤职了。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王秋赦又成为运动骨干，当上了镇党支部书记，而李国香却被赶下台，昔日以打击别人为乐的她脖子上挂了破鞋游街，也尝到了受侮辱的滋味。芙蓉镇笼罩在恐怖当中。

胡玉音成了富农寡婆后，处处受欺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命令每天和“右派分子”、原地区歌舞团编导，人称“秦癫子”的秦书田一起扫大街，秦书田给了胡玉音以真诚的关怀和帮助，同病相怜的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并不顾一切地相爱了。而此时李国香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她身兼数职，又恢复了从前威风显赫的嘴脸。胡玉音怀孕后，秦书田请求王秋赦批准他们登记结婚，不料因此惹恼了李国香，厄运又一次降临，秦书田被判刑10年，胡玉音也被判刑3年，因怀孕而监外执行。

从此，胡玉音更是忍受屈辱，挣扎求生。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她因难产而险些丧生，多亏谷燕山拦下一辆军车，将她送到部队医院，才救了母子二人的性命。冬去春来，历史又一次发生了逆转，**的年代终于结束。秦书田和胡玉音得到彻底平反，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他们开办了胡记米豆腐店，直起腰杆开始了新生活，米豆腐摊前兴隆如初了。李国香又高升了，而这时运动分子王秋赦已经变成了疯子，他敲着破锣，终日嘶哑着嗓子叫嚷：“运动了，运动了……

篇二：芙蓉镇观后感

《芙蓉镇》这本书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背景的，书中的女主人公胡玉音则是文革中饱受冤屈的一个典型。

胡玉音在芙蓉镇上开了一家米豆腐摊子，因她待客热情，米豆腐好吃，所以生意兴隆，于是遭到了另一家饮食店经理李国香的嫉恨。此时正值文革时期，李国香利用职务之便将胡玉音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批斗。但胡玉音并未屈服，她在心底常说的话就是“活下去，为了我们的后人，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胡玉音坚强地活了下来。文革终于结束，芙蓉镇又恢复了勃勃生机，胡玉音成为了街办米豆腐店的服务员。

读芙蓉镇时，我既同情玉音，又十分敬佩她。这个相信勤劳致富的女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财富，赚了钱，盖起了新楼屋，本应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人富裕的，她被抄了家，成为“新富婆”。每当读到胡玉音被社会唾弃、遭到打骂的情节，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同情这个勤劳善良的女子，同时也气愤不已---要是李国香之类的坏人不曾出现就好了。或许我还太小，始终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和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胡玉音勤劳能干，凭自己的力量发家致富，付出就有回报，这是理所应当的，怎么就成了犯罪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胡玉音是坚强的，这点让我十分钦佩。面对挫折、坎坷，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她没有丧失活下去的信心，她把痛苦埋在心底，顽强地等待着这一畸形时代的结束，永远积极、乐观、向上。十年大革命，多少人经不起挫折的打击，最终自杀。而常常挨斗埃打得玉音，始终相信混乱的社会终将过去，新的时代终将到来。

胡玉音能承受令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幸福时代的我们更不应屈服于小小的困难。想想胡玉音，我们有何理由不乐观、自信、坚强呢？

篇三：芙蓉镇观后感

前阵子电影泰斗谢晋骑鹤西去，他导演的电影我一直无缘参看，看他生平介绍时看到他的抗鼎之作是《芙蓉镇》，就下载来补习补习吧，国产电影老泰斗的作品都没看过，还做什么影迷嘛。

这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以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芙蓉镇上豆腐西施胡玉音的人生遭遇为主线，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涵，将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揭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富于人道主义精神，推动了思想解放和对**岁月的思考，并用艺术的形式向世人宣告了**岁月的终结。

电影果然不错，娓娓道来的两个半小时电影看完后，我对那个特定时期有了非常深刻清晰直观的了解。以前说起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听老一辈当说笑话那样说起（因为家族里也没受太大影响，要是有人给批斗整死过，估计就是咬牙切齿了。）相关的书籍文章也看不少，有提及的电视电影也看过，但以这些共和国干过的傻B事情为主题的电影，还是头一回看。看到里面的工作组长阴险老处女和靠造反起家的二流子这对狗男女满口阶级斗争，净琢磨着如何整人，就恨的牙痒痒的。不过想想自己这么好动好玩的性格，在当年也应该就是当红卫兵小将的料，搞全国大串联啦，反对封建腐朽事物啦，批斗权威啦……真的是特定的年代出特定的人和事啊。

现在老一辈的、当权的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心理因此而扭曲阴暗，也继承了那一套政治把戏，在当今社会里照样干一些傻B事情，像什么电影阉割啊、会议新闻啊、官员说一套做一套啊……这些事情，不用拍电影批判了，也不用老一辈口口相传了，大家都看在眼里，苦笑着呢。

电影由刘晓庆姜文主演，姜文的电影我就看多了，无论是他演的还是导的都非常不错，《芙蓉镇》是他最早期的电影，凭出色的表演拿了百花奖。刘晓庆的《武则天》小时候看过，形象忘得七七八八，除此之外，就没看过她其他作品了，只是知道她偷税漏税做过牢，反正看的多是负面新闻，对她没什么好感，现在看她扮演胡玉音，漂亮淳朴，还真的很不错呢。年轻的她跟赵薇非常相像，不说的话还真以为是赵薇主演呢。

这部电影在湘西小镇王村取景，这小镇因此而出名，就顺势改名叫芙蓉镇了，有机会可以去逛逛那青石板崎岖小街，睡睡那土家族的吊脚楼，尝尝那馋人的米豆腐，认识一个新一代豆腐西施。

第四篇：芙蓉镇观后感

近来看了谢晋导演的代表作《芙蓉镇》，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题材的电影，感觉这是一部闪耀着人性光芒的悲歌。这部电影以真实的视角直逼文革年代芙蓉镇这样一个社会的缩影，折射出百样人生，百般感慨。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生活在进步的现代。我没有体验过那样的生活，却有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看罢此片，许多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其中我最喜爱的是秦书田。秦书田，外号“秦癫子”，原是本县歌舞团的编导，早些年就被划为右派被开除回乡生产。做为“五类分子”，每次批斗会他必然是批斗的对象，一直生活在阶级和政治的压迫下，但是他以自己的乐观和豁达一直在努力地活着。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他，竟能这样卑微地活着，那是怎样的一种坚忍。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是早就结果了自己。

他去吃米豆腐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候，嘴里还哼着广东音乐《步步高》的曲子，由于没有钱付帐，每次吃完了后就帮胡玉音的小摊子做点小事情抵帐。后来胡玉音被扣上富农婆的帽子，和秦书田一起扫街，二人患难中相濡以沫，从曾经的责备和仇恨到理解和宽容，两人渐渐地相爱了。特别是那段秦书田教胡玉音跳华尔兹，我看的有点热泪盈眶。胡玉音怀上了秦书田的孩子，谷燕山在他俩偷偷结婚之夜，来讨喜酒喝。夫妻俩热泪涟涟双双跪在谷燕山面前磕了头。酒过之后，夫妻二人轻轻唱起《轿夫歌》，这个时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然而一场更大的**就要来临了。

作为五类分子他们决定“申请”结婚，秦书田对王秋赦说“就算是公鸡母鸡，公鸭母鸭，公猫母猫，公猪母猪，公狗母狗，也也也...也没有不准他们配种吧?”于是，在无法结婚的情况下，他写出了“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的白对联。胡玉音哭了，他却笑着。他解释到这算是向外宣布他们已正式结为夫妻，就算是自己骂自己也是好事，至少向外人宣布了他们是一对夫妻。然而因为这对“黑夫妻”因为让真正的“狗男女”（王、李）吃了苦头，再次成为运动的活靶子，成为“反革命犯罪典型”。秦被判刑10年，胡被判刑3年，因有身孕，监外执行。宣判台上的两人却态度顽固，都没有哭，挺着腰身，不肯低头。秦玉田这样对胡玉音说：“活着，像牲畜一样地活着。”多么苦难的日子，多么悲壮的语言，多么无辜的年代，这样的语言是如此的坚强和铿锵！活着，不管怎么样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我感觉到秦书田的一种坚强。那是我始终都学不来的吧。

最终黑暗过去了，秦书田被放了出来，3天赶了一千多里路，终于回到了妻子儿子身边。他坚持下来，最终迎来了美好生活。

对于秦书田这个人，我很欣赏他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像桂桂一样做了真鬼，也不像老谷那样去呐喊。在整个黑暗的社会形势下，个人无法左右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活下去，哪怕是像牲畜一样地活下去。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如今社会上，经常传出某某高中生，大学生自杀类的新闻，在这里我并不对他们表示鄙夷，我只是对他们不珍惜生命的行为感到惋惜。不知他们在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亲人。更悲痛的是他们的家人。如果让自杀的人再活一次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着活着，然而上天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死者已矣，而生者却要承受一生的痛。生命是可贵的。我们要善待生命。

第五篇：芙蓉镇观后感

10对外汉语7号卓志辉

《芙蓉镇》观后感

老师为了让我们了解伤痕文学给我们看了《芙蓉镇》这部影片，其实这部片小时候看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说实话，当时看的有点闷，长大了再看，才看出意思，看得懂。《芙蓉镇》通过芙蓉镇上的女摊贩胡玉音、“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运动中的遭遇，对中国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近20年的历史做了严肃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历程的缩影。是一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经典之作，纯粹的人性贯穿全片，放射着耀目的光芒，令人难忘。

胡玉音，整个电影的主线式人物，她似乎成了一个悲痛和灾难的化身。她的善良愚弱和勤劳苦干换来的是无情的毁灭，从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反讽出时代的荒谬性和人性的卑劣度。她柔弱卑微，只不过向往美好生活，却因此被一脚踢进地狱深渊。影片最戳我心的地方是一个小情节。临近结尾，胡玉音一进屋，看到两个人，说把这两年没收的钱和房子都还给你。当时胡玉音就崩溃了！我的心也委屈到了极点！还什么？还有什么用？这么多年的痛苦怎么还？这么多年的委屈怎么还？爱人的性命怎么还？时间怎么还？这一切的一切都怎么还？既然我是被冤枉的，那几年前干嘛去了！我想人生最大的委屈莫过如此。

秦书田，背负着沉重的所谓“罪孽”，靠装疯卖傻而活，成日里嘻皮笑脸，看上去活得毫无尊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是电影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这不是苟活，绝不是，这是在那个年代里被迫害和隐藏了的，其实深植在每个中国人内心的不屈的脊梁的力量！至此，这部影片完成了它的升华，它不再只是对于那个时代众生相的反映，它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深究。

再说反派角色，片中主要有俩。第一个是让人不齿利用运动投机倒把但是最后疯了的二流子王秋赦。他代表了人民中内心黑暗的一批人。见不得别人好，自己又没什么本事，也没有创造能力也没有勤劳的精神。社会混子，而且喜欢看到社会乱的一面。这一类人是纯坏人。而且无耻。另一反派李国香，她有所谓信仰，认为自己是又红又专的革命骨干，社会中坚，她卫道保守，却也和二流子偷情。最后文革结束，这个文革中迫害别人基层官员居然升迁，还配了轿车要去省里上班。他们的形象也正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缩影，这也是导演所要揭露的吧。

导演采用编年史的手法，通过众多人物的升沉荣辱表现了各式人物在历史面前的真实面目，同时发出了对人性的呼唤。将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涵，揭示了文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富于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