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医疗行政侵权诉讼案件的分析

第一篇：对一起医疗行政侵权诉讼案件的分析

【摘要】这是一起由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疗单位处理一具长期存放的尸体所引发的“行政侵权”案件。

该案已经一审法院审理终结，维持了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行为，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而

结案。

【关键词】行政诉讼权，尸体处理，医疗纠纷

【中图分类号】i)922．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

编号】1007—9297(2oo3)01—0o19一o

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行政相对

人已从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初的“不敢告、不想告、不会告、不能告”，逐步发展到愿意通过行

政诉讼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相对人敢告，行政机关积

极应诉的局面已经形成。本案行政机关虽然以胜诉告终，但认真对本案进行分析、研究，不难发现本案在受理、适用

法律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将就此作粗浅的分析。

案情

1997年5月2日，原告周某的丈夫在某看守所羁押期

间被他人殴打致伤，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后尸体移至医院

太平间。199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具了[98]高

检技鉴字第45号检察技术鉴定书，原告周某对该鉴定无异

议。在尸体存放医院太平问期间，原告一直没有同医院协

商尸体火化事宜。2000年3月16日，医院依照《医疗事故

处理办法》及公安部、卫生部《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

告》的规定，以书面形式向市卫生局提出关于火化原告之夫

在内的等8具尸体的请示，市卫生局作出了“如确属于无人

认领尸体，同意医院白行处理并报市公安局备案”的批示。

2000年4月29日医院将原告之夫的尸体火化。后原告认

为，市卫生局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擅自为医院盖章将

尸体火化，不仅使其家属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很大打击，同时

构成了对原告的侵权。遂于2001年11月15日向某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及判决

法院于2o02年3月16日开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

认为，原告之夫的尸体在医院太平间存放长达二年多的时

间，其间有关部门对尸体进行了司法鉴定，尸体继续存放已

没必要，作为家属原告周某应主动到医院协商尸体处理事

宜，在其不去医院处理的前提下，市卫生局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医院自行火化原告之夫的尸体并无不当。于同年3月

28日作出判决。法院认为，原告请求被告赔偿交通费、赔

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

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第2款，卫生部、公安部《关

于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知》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

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

决：(1)维持市卫生局2000年3月16日批准医院自行火化

原告之夫尸体的行为。(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同

时判决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本案就此终结。

讨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如下问题需要商榷

一、本案应如何定性

综观本案的全过程，对这起案件是否属于行政案件，笔

者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在此案中，原告与医院、原告

与卫生行政部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

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所以，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批准医院自行火

化尸体的批准意见，不属于行政机关对其管理相对人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而属于行政机关不具有强制力的行

政指导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之规定，该行

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原告

之夫的尸体存放在医院太平间时就已与医院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作为医疗单位，在多次联系原告未果的情况下，不

应向卫生行政部门请示，而应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

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纠纷。如果

原告对医院未经其允许擅自火化其夫尸体确存异议，可以

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而非行政诉讼。

二、法律适用问题

本起案件中，原告之夫在送往医院途中就已死亡，与医

院之间不存在医疗纠纷，更不可能发生医疗事故，故在处理

此案时不应适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类似的案件如果发

生在2002年9月1日以后，也不能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

· 20 ·

例》。

三、诉讼时效

假如本案是行政案件，那么

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已超过

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本案

中市卫生局作出的批准时间是2000年3月16日，医院火

化尸体的时间是2000年4月29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时

间为2001年l1月15日，显然以超过3个月。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10卷(第1期)

综上，笔者认为，有关尸体的纠纷案件，涉及伦理、道德

及法律多方面的规范，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严格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如若处理不当，不但会给当事人造成物质损失，还会给多方当事人带来巨大的身心伤害，因此，应谨慎从

事。

(收稿：2002一l1一o6)

作者单位：1．黑龙江省大庆市卫生局。16331

12．黑龙江省大庆市五官科医院。163311

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163311

· 专家评论·

本文所报道、分析的案例确实很特殊，不仅对这样的行为如何规范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且还涉及到行政行为和法

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问题。但是类似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几起，而且该问题目前在医疗纠纷中确实困扰着医

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我个人对本案例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第一，文章中提到，卫生局的批复是一个行政指导行为。我个人意见，这个批复行为不是一个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

导的一个特点是单方性，即行政机关希望行政管理相对人去做什么事情或者不去做什么，而行政管理相对人做不做，行政

机关不予干涉。而本案中，卫生局的批示是基于医院的一个请示，是一个依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市卫生局的批复

不服，还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

第二，医院与原告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错，但是，市卫生局和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文章作

者认为的也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更细的角度看，市卫生局是基于医院的请示，对医院作出了一个批复，这

个批复具有许可的意义。即医院依据卫生局的批复，取得了可以处理尸体的权利。在医院和卫生局之间，是行政法律关

系。原告和卫生局之间，是基于批复这个行政行为的复效性而形成的关系。复效性主要是说，医院取得了可以处理尸体的权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原告就丧失了权利。所以，原告的权利是基于卫生局的批复才有了被值得保护的可能性，原告才具有原告的资格。

当然，文章作者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响应者，只是文章笔墨较少，没有说得很充分。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第二篇：浅析我国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龙源期刊网 http://.cn

浅析我国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作者：刘弘川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6期

【摘要】近年来，医疗纠纷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如何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便成为社会极其关注的问题之一。《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58条在医疗纠纷证明责任分配方面做了新规定。笔者认为如此规定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弊端，并思考应如何完善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举证分配制度。

第三篇：商标侵权案件诉讼策略选择与分析（xiexiebang推荐）

商标侵权案件诉讼策略选择与分析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戢磊）

在权利人在提起商标侵权诉讼之前，一般需要作一些准备。我们认为，要取得诉讼的成功，首先应当仔细研究和确立诉讼策略。诉讼策略一般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在哪儿打（Where）；什么时间打（When）；打谁（Whom）；选择什么样的商标（Which Trademark）。

1．起诉地的选择（Where）

这一点不仅对于国外当事人，对国内当事人也同样重要。因为按照《民事诉讼法》，一般是在被告的住所地起诉。但是这种知识产权案件，因为侵权认定的难度较高，如果选择被告的住所地起诉，往往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地方保护主义不光在涉外案件里，即使在仅涉及国内当事人的案件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所以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如何选择诉讼的管辖地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充分利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是改变管辖地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以往案件中，通过对侵权行为的调查和取证，律师都选择了向非被告住所地的法院起诉。这样做，案件受到的外界干扰的可能性会少了很多。

2．诉讼时机的选择（When）

选择什么样的时机起诉，起诉前是否要发警告信，以及是先谈判后诉讼，还是先诉讼后谈判等等这些问题，也是诉讼开始前要考虑的。时机的选择，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一样的。律师可以在进行了前期固定证据的工作后，可以有选择地对侵权行为不太严重的侵权行为人发出律师函进行沟通及警告，而针对进行诉讼和索赔的主要目标，应予全力打击。而针对其他次要目标，则在诉讼过程中适时采取“谈”和“打”的方案。

3．起诉对象的选择（Whom）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此类商标侵权是群发性的，然而侵权诉讼中不可能把所有的侵权者都告上法庭，这样在时间、金钱、精力上都无法承担。如果都告，对方会产生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会对整个产业乃至国家机关都会产生影响力。那么，如何进行选择呢？这里我们常用的选择方式是，一般以中型的、民营的企业作为诉讼对象，尽量避免选择大型的国有企业。选择告谁对案件会有很微妙的影响。同时也需要为选择受理法院而考虑选取适当的共同被告。

4．保护主题的选择（Which Trademark）

这个方面原本主要针对的是专利侵权诉讼，选择一种好打的，容易取证的，稳定性强的专利去诉讼是在诉讼策略中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将之同样也运用到对商标案件的思考中。但由于商标侵权案件中原告方很可能拥有不止一件注册商标，多件注册商标又分属不同大类，商标图样有可能也不尽相同，所以需要对其中比较有力的商标多着笔墨。这样方能有力支持原告观点，对诉讼结果更加有利。这种判断可以依据我国商标法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处理商标异议、商标争议案等时所依据的相关规范来进行。

除了诉前诉讼策略的选择，诉讼中仍有需要注意之处。诉讼中主要是诉讼技巧的运用。不同代理人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套路，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诉讼技巧：

1.专家意见

在知识产权类诉讼中，北京法院和外地法院对专家意见的依赖程度有明显的差别。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外地法院一般要指定专家鉴定机构，对涉案权利进行比对、鉴别；而北京法院更重视当事人的自述，如果当事人能把案情及权利依据、证据等等说清楚，通常不需要专家提供意见，更接近当事人主义。

2．诉前禁令

几乎所有的知识产权权利人都非常关心诉前禁令的问题，因为诉前禁令的效力非常强，几乎所有权利人都希望通过诉前禁令的方式使侵权人诉前停止侵权行为。

要申请诉前禁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侵权的证据必须是确凿的，清楚的；关于侵权的判定也必须是明显和有说服力的。另外还要有证据证明，如果不采取诉前禁令，会有无法弥补的损失。多数案件难以满足后一条件。

3．损害赔偿

不建议当事人在诉讼中把损害赔偿要求提的过高。从中国目前商标审判的实践来看，提出高额的损害赔偿除了新闻炒作外，对当事人没有更多的好处。因为按照中国现行《商标法》的规定和赔偿计算方式，举证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商标侵权案件的赔偿绝大多数都是法院的酌定赔偿，也就是法定赔偿，但是法定赔偿的上限是50万人民币，所以要提出几千万的损害赔偿，除了付出高额的诉讼费外，最终实际能得到赔偿会和提出的数字相差很远。而且提出高额损害赔偿不见得对原告有利，因为这样的案件对法院会造成一种不必要的压力。在很多商标侵权案件中，适当的损害赔偿的提出是比较恰当的。

商标权人在维权时会考虑维权的效力和成本。在中国进行商标诉讼，效力和成本方面的总体情况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于外国商标权人来说，在中国获得商标保护，首先是可能的，其次也是比较及时的。在损害赔偿上，只要赔偿额提得适当，法院一般都会予以支持。当事人在商标侵权诉讼中所投入的成本包括律师费、本公司人员的投入，在现阶段这些是不可能通过法院裁定的损害赔偿来弥补的，二者之间差额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通过提起侵权诉讼，国外权利人在商业竞争中无疑会增加市场份额。而对侵权企业来讲，败诉对他们就是灭顶之灾，在市场声誉上也会大打折扣。侵权诉讼是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利用商标诉讼来进行维权是比较成功的。

过去很多外国公司找国内的代理机构都通过境外的事务所，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沟通和信任。在任何诉讼中，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沟通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当事人和律师沟通

不好，既使案子的证据确凿也很难办好。所以过去外国公司选择境外事务所，主要是为了确保沟通，这种沟通不光是语言上的，还在于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中国律师事务所和专业知识产权机构的代理人从经验和知识水平各方面应该能够确保和客户保持能够产生相互信任的沟通，同时与受案法院及相关政府机构也保持良好关系，律师需要力争高效及时地处理好案件中的细节，达到预期的诉讼目的。

第四篇：关于一起商标侵权案件的分析

关于一起商标侵权案件的分析

我是某电大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遇到各种盗用、滥用和拟似别人的品牌来发展自己的产品，在别人品牌的掩护下给其厂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扭曲影响了其品牌的健康发展。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性，也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对其现象我们对一案列进行简单分析一下。

一、[案情]

1997年7月28日，北京蓝色快车公司经国家商标局核准，获得“蓝色快车”注册商标专用权。2000年7月28日，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受让了上述注册商标。长春蓝色快车公司为LENOVO??Think产品在国内目前唯一的授权维修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在西安授权从事技术服务的合作机构是中铁陕西公司。2002年4月，傅永强经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培训获得“蓝色快车硬件工程师”称号，2004年3月，傅永强从中铁陕西公司离职。2004年5月，西安市工商局经范文英申请，核准注册了个人经营的高新区蓝色快车维修服务部。蓝色快车维修部服务单记载的联系人为傅永强，傅永强称其是陕西中关公司的工程师，但其给客户维修电脑后，蓝色快车维修部出具了发票。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称其是基于同一事实将范文英、傅永强共同起诉，并认为范文英、傅永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权，同时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定“蓝色快车”为驰名商标；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其赔偿损失。

二、关于本案，本文拟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

（一）本案不涉及“蓝色快车”是否为驰名商标的认定

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商标驰名与否取决于商标权人对于商标的经营与维护，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事实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由此说明，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实行被动原则，不依职权直接确认驰名商标，即只有在当事人提出请求且根据案情需要人民法院才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认定。如果被控侵权人在跨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1

人民法院方对争讼之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认定。本案范文英与长春蓝色快车公司从事的服务虽不完全相同，但二者在服务的对象、方式等方面相关，存在着特定联系，属于类似服务。因此长春蓝色快车公司请求认定“蓝色快车”为驰名商标，事实依据不足，本案对此不予涉及。

二、范文英侵犯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由此规定说明，此种形式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文字相同或近似；在相同或者在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突出使用；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本案中，范文英将与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蓝色快车”登记为企业字号，二者从事的服务相类似，《中国行业资讯大全—IT行业卷》及西安办公网发布的蓝色快车维修部信息中均突出的使用了蓝色快车注册商标，此事实可以证明这种突出使用的方式易使相关公众对范文英所提供服务的来源与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相互联系，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同时范文英的企业字号在注册商标之后，因此范文英使用“蓝色快车”作为企业字号，符合上述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犯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本案中，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成立于1999年，经过多年的经营，获得了多项荣誉，在消费者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傅永强曾在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授权的机构工作，而该机构系联想西北地区经销商，同时蓝色快车维修部服务单记载的联系人为傅永强，其给客户维修电脑后，发票出具人是蓝色快车维修部，《中国行业资讯大全—IT行业卷》根据企业提供的信息发布的广告记载傅永强为总工程师，由此证明范文英使用的企业字号主观上具有明显搭便车的故意，客观上借用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的声誉，可能使消费者对市场主体及其服务来源产生混淆，从而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其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侵犯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的竞争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三、傅永强不应作为本案诉讼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因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傅永强是蓝色快车维修部工程师或联系人，该服务部的业主和实际经营者均为范文英，同时长春蓝色快车公司也未能提供傅永强为蓝色快车维修部的实际经营者和合作者的证据，因而蓝色快车维修部使用“蓝色快车”注册商标作为企业字号，其民事责任应由范文英承担，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基于此事实将傅永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法律依据不足。

综上判决：范文英停止使用含有“蓝色快车”字号的企业名称；范文英停止侵害“蓝色快车”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范文英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范文英赔偿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损失20000元；驳回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第五篇：《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影响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影响

论文提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公民法律知识和医疗知识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维权意识的增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臵之后，医疗纠纷案件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处理医疗纠纷的案件存在的医疗损害鉴定的双轨制和医疗损害赔偿标准的双轨制，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了难度，也使受害者得不到统一的赔偿，损害了法律的尊严。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用专章来解决医疗纠纷。本文结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谈谈《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影响。

全文共计6900余字。

以下正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公民法律知识和医疗知识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维权意识的增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臵之后，医疗纠纷 案件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处理医疗纠纷的案件存在的医疗损害鉴定的双轨制和医疗损害赔偿标准的双轨制，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了难度，也使受害者得不到统一的赔偿，损害了法律的尊严。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用专章来解决医疗纠纷。笔者结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谈谈《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影响。

一、《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一律实行举证责任倒臵。

归责原则是确定责任归属的标准和依据，一定的归责原则直接决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免责条件及范围、责任的形态和损害赔偿的范围。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就体现在这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

1、《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民法通则》对医疗损害责任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侵权责任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在《民法通则》体系下，医疗损害责任应当适用该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2 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2、《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一方面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采过错责任原则，另一方面规定了过错认定的客观标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医疗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医疗机构在从事诊疗活动的时候，不但要遵循诊疗护理规范，还应遵守民事活动规范。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作为规定我国民法基本制度的《民法通则》，其法律效力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审理案件中涉及民事法律基本原则时，法院应适用效力高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民事责任的承担以过错侵权造成损害为前提，并不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为承担民事责任前提。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并不排除该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以及因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因此，即使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如果存在医疗损害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侵害人还是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司 法实务中，对于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法院认为构成侵权行为的行为，法院亦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法院采用的同样是过错归责原则。

3、《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该项规定，确立了现行法上医疗损害责任采过错推定原则的做法。

综合上述规定，《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适用的是举证责任倒臵的规则，即由医院来证明其不存在过错。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制定，极大地促进了对患者权益的保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臵，对患方权益保护做了一定的倾斜。但是，在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来，举证责任倒臵条款带来了两个负面后果，一是部分患者没有损害也告医院，增加了许多诉讼案件；二是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造成了巨大的责任和负担，许多医务人员不得不采取“非常规”办法来保护自己，即在诊疗活动中多做检查，留下证据保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过度医疗越来越严重，看病也越来越贵。

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案件的诉讼结果。因此，《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至今，因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臵而引发的争 4 议从未间断，直至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的正式出台。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在特殊情况下，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臵。

为了平衡医患关系，促进医疗事业发展，《侵权责任法》用专章来解决医疗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可分为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三种基本类型，由此导致了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变化。

1、医疗技术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特殊情况下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臵。

医疗技术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过失则承担民事责任，没过失则不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技术上的过失，在病情的检验诊断、治疗方法的选择、治疗措施的执行、病情发展过程的追踪、术后照顾等医疗行为中，采取了不符合当时医疗水平的技术措施，导致了患者的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有四个构成要件，（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技术过失；（2）、实施了医疗违法行为；（3）、受害人出现了人身损害；（4）、医疗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 第八项的规定，如果医疗机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院将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医疗机构将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而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情况则发生了改变，即医疗机构不需要主动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受害人不仅要证明有损害后果、有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还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医疗技术过失。如果患者一方不能证明医疗机构有过错，那就应认定医疗机构没有过错，则患者一方将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关的法官、律师和当事人首先就需要面临这样一个观念上的改变。

另外，由于医疗机构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掌握较多的证据材料，而患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为了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又列举了三种情况下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五十八条实施的是过错推定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患方需证明医疗机构过错的存在。但医疗机构应否因“过错”成立，而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病患和医疗机构哪方应为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有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实践中有如下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病患不需再为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既“过错”已被推定成立，医疗机构就应承担赔偿责任，否则《侵权责任法》五十八条所规定的内容没有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既“过错”已被推定成立，就应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无过错及过错与损害结果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之后再决定医疗机构是否担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推定过错成立，并不 代表可以因此担责，且过错成立不代表因果关系存在，医疗机构应否担责，应取决于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病患应承担过错与受损后果间存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为，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必须确认四个侵权事实，即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其中，医疗机构的过错存在及因果关系，是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重要条件，须通过举证予以证明。而在《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是否实行举证倒臵及没有明确因果关系应由医患哪方证明的情况下，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一般举证责任原则进行举证。因此，就病患而言，即便医疗机构被推定过错成立，但此推定过错只是代表病患不再需要举证医疗机构有过错，不等于医疗机构必然要承担赔偿责任。病患仍需就医疗过错与病患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只有在过错的基础上同时证明了因果关系，医疗机构才能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患者不能证明推定的过错与其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医疗机构能够证明推定的过错不存在，或者推定的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的行为仍然不能构成侵权，而不需要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就举证责任的分配，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分配到病患一方，而在推定过错成立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如否认推定过错不存在，应负有证明推定过错不存在、或者推定的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这种推定过错，在诉讼中实际上体现为举证责任的倒臵，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举证责任倒臵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是从“医疗损害”直接推定医疗机构的“过错”，而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患者一方不仅要证明存在医疗损害，还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等三种情形之一，才能推定医疗机构的“过错”，虽然过错的推定依然适用举证责任倒臵，但这仅仅是一定程度上的有条件的过错推定。因此，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时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根据本条规定，有法定三种情形之一的，推定医务人员有过错。因此，首先需要证明该三种情形之一的存在，才可以推定过错的存在。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法院首先需要查明是否存在上述三种情形，当这些情形能够被证实后，过错的推定自然是非常容易的事。

第二、根据本条第二项规定，医疗机构在诉讼中必须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否则将被推定过错的存在。因此，在《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医疗机构在诉讼中必须主动向法院提供完整的病历，以避免对其产生不利的后果。

第三、根据本条第四项规定，医疗机构不得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那么，在诉讼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就医学文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发生争议，比如就病历中记载的事项及签名的真实性发生争议。此时，除非属于显而易见的情况，否则，法官一般需要借助鉴定来判断真伪。

同样，由于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可能会就病历资料的内容发生争议，即根据病历的记载来判定 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的情况。同样，除非特别明显的情况，否则，法官也需要委托鉴定来解决问题。那么，需要研究的是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医疗侵权诉讼是否仍实行举证责任倒臵的规则，因此，是患者还是医疗机构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成为一个需要予以明确的问题。也就是说，从法律的规定看，是哪一方当事人对于本条规定的三种情形负有举证责任目前尚不明确。具体到鉴定事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方当事人对鉴定的提起负有义务？如果双方都不提起，是否需要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如果法院主动依职权委托鉴定，那么应该由谁负担鉴定费的预交呢？这些问题的存在，都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进一步的司法解释。

在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我们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五十四条的规定，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总体上已经实行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因此，患者一方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而对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而言，应该是患者一方对于该条规定的三种情形负有举证责任，具体到鉴定事宜，患者一方应当申请鉴定并预交鉴定费。如果双方都 不提起，法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委托鉴定，但是，还是应该由患者一方负担鉴定费的预交。这样可能带来一个新的难题，就是可能加重患者一方的负担，特别是对于那些因病致穷的患者一方当事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四、关于鉴定不能的后果。《侵权责任法》的现有规定，还可能给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带来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如果医疗鉴定无法得出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的结论，依据《证据规定》，由于实行举证责任倒臵，则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而依据《侵权责任法》，如果出现鉴定不能的情况，则应当由患者一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医疗行业是一个高度危险性的行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要求极高，医务人员在疾病的诊疗过错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医疗技术过失，这就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要有专业的技术能力，还要有高度的谨慎注意义务。

2、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臵。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背医疗良知和医疗伦理的要求，违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告知或保密义务，具有医疗伦理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损害的医疗损害责任。因为医疗机构在对患者进行诊疗活动时，基于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对患者病情的了解，不可避免地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为了平衡医患关系，防止医疗机构滥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侵犯患者的利益，法律为医务人员设臵了一系列的医疗良知和医疗伦理义务。比如，《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医疗告知义务，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紧急救助义务，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医疗注意义务，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医疗保密义务，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合理诊疗义务等。医务人员违反了上述法定义务，即构成医疗行为违法，不仅会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更重要的是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自我决定权、隐私权等民事权利，医疗机构应当就患者的人身损害或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医疗伦理损害赔偿纠纷中，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只要受害人对医疗伦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医疗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完成了证明，就可以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具有医疗过失。此后，举证责任倒臵，由医疗机构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法定义务，如果举证不能，则过错推定成立，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医疗伦理损害赔偿，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要有高超的医疗技术，还要遵守医务人员职业操守，严格履行告知、保密等法定义务。

3、医疗产品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仅对缺陷产品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所谓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使用有缺陷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以及血液及制品等医疗产品，因此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医疗产品安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现阶段的医患纠纷中，医疗产品责任纠纷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医疗产品 损害责任不同于其他医疗损害责任，它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医疗产品存在缺陷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即构成侵权责任，受害人不需要证明医疗产品的生产者或操作者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即使医疗机构能够证明他们不存在过错，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机构仍然不能免除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为了有效防范风险，医疗机构在引进医疗产品时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确保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并弄清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为将来的追偿做好准备。在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中，受害人仅对缺陷产品被使用、以及缺陷产品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需要证明医疗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