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思想汇报：历史是一种思维方式

第一篇：入党思想汇报：历史是一种思维方式

尊敬的党组织：为了能够实现入党的理想我一直在努力，坚持学习和分析，这些都让我更加善于思考，入党思想汇报：历史是一种思维方式。思考让我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现在党课的教育让我不仅仅收获了党建理论，更让我产生了对历史的兴趣。所以今天我想和党组织汇报我思考的一点结果。历史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史为鉴、以史为师，这大概是很多人了解历史的一个动机，也经常被认为是历史最重要的功用。历史的是一种代表人类记忆的基本知识形态，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智慧的基本来源。对帕尔默教授等编写的《现代世界史》在交代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方面做得比较成功。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因为时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历时性是事物的基本特性，任何一个事物都“所来有自”，它的今天都是基于过去发展演变过来的。譬如现代社会，它的形成是有源流的，早期什么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什么重大的推进，怎样完成更迭换代等等。读完这部书有助于了解现代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今天中国的历史学，更普遍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历史只是一些事件，或者说故事，是案例。历史的功用，被主要理解为通过这些事例来讲道理，和寓言的作用差不多，思想汇报《入党思想汇报：历史是一种思维方式》。经商的人想从历史故事中学谋略，从政的人想从中学厚黑。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无论是鉴还是师，其中透出来的意思都是历史，只不过像寓言一样，被割裂了、中断了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但也忽视了历史最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现在和过去是一个连续体。把历史简化成一个个有趣的或者有教益的故事，对于普及公众的历史知识多多少少有些好处，但不能指望靠百家讲坛式的历史述说方式来提高全民族的历史思考的品质。如果将历史看成是由一系列的故事组成的，那些过去的事由于有趣、对我们“有用”会被留下了，还有一些人物政治史以外的、不能用故事反映的、历史深层结构的部分，譬如历史中的结构性、制度性的东西，就会被忽视、被遗忘。我们经常会被问到历史有什么用。其实历史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历史对于个体、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记忆。你说记忆对一个人有什么用？历史学对社会和文明的基本功能就在这里。历史学是追溯源流、追溯演变，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展示一个事物的连续性，这是历史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功用。就像要了解一个人，你只知道他的相貌、身高、性格、职业、爱好等静态的、当前的属性并不够；要对他有深度的了解，特别是要达到深度理解的程度，你就要清楚他的履历、他的过去。回到现代化或者说现代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中国当代现代化，如果对人类发展的历史不了解的话，就弄不清很多问题。譬如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这样一个发展和现代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非历史的经济学总是说，国家干预总是消极的、破坏性的，现代化的、好的经济体制就是国家彻底的退出，让纯粹经济的力量、所谓自我规制、自我完善市场的力量来主宰。去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很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非常复杂，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对经济领域起作用的方式也非常复杂，远不是经济学家讲的那样。的确，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加尔布雷斯所说的，是“系统地排斥历史”；而历史学家打破这种神话的工具就是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分析。很多东西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不过麻烦的是，很多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答案又不是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所能求得的，是要在历史的深层结构、潮流趋势中去寻求的

第二篇：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汇报：入党是一种信仰

入党思想汇报：入党是一种信仰

尊敬党组织：

我一直坚信，信仰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用做交易的砝码，入党不是个纯粹的政治问题，而是对理想信仰与政治立场的考验。有人问我：你入党是为了什么，入党后又能做些什么？其实我心中早有答案：入党是一种人生追求，能够体现我的人生价值，更多地实现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入党并不是为了做官、谋利，是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鞭策自己，改善自己，让党的纪律约束自己。古人云：“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共产党员应该率先强化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社会道德风尚的楷模，道德力量的榜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重提“以德治国”，并将之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是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的。正人必先正己。“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特别是对于共产党员而言，就要做到带头识大体，顾大局，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牺牲，乐于奉献；要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不谋私利。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自重、自励，经受住苦与乐、公与私、是与非、荣与辱、义与利等的诸多考验。

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始终鞭策着我要做一个诚实、守信、正直、高尚的人。然而耳闻目睹了许多人民群众对于一些党员干部的意见与不满。的确，在当今的社会环境里，个别共产党员的不良行为，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涣散人心，消磨意志，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而一度以来，使我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产生了困顿和犹疑。在我看来，一名合格的党员的心里应当永远装着人民群众，要真的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追求，正是有了这份追求才能恪尽职守，忘我工作，也正是有了这份追求才能一身正气，襟怀坦荡。

对于我这样一名要求加入伟大的共产党的中年人而言，不论组织上是否入党，都应做到首先在思想上入党，而且要长期的注意检查自己做党员的动机，找出差距，以高度的自觉性，正确的认识自己，严于解剖自己，坚定信心。

我个人也在平常的生活和学习中积极努力的提高自身的素质，希望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进一步向党组织靠拢！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2008年11月

第三篇：照搬西方法制是一种 懒人的思维方式

照搬西方法制是一种

懒人的思维方式

朱永嘉

2015-04-26 10:16

共识网于4月23日刊载了本人著作《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第五讲“司法制度”的导言，原书标题为“立法、变法与依法治国”，网站发表本文时标题改为“照搬西方法制是一种懒人的思维方式”。上篇博客《释<管子·牧民>》主要讲的德治问题，本文则重点讲法治问题，事实上法治与德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德治重在从意识形态层面加强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法治则从法律层面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只有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国家才能协调发展。就目前来说，需要抛弃照搬西方法制的懒人思维方式，而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现实出发，结合我们长久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立并完善法律系统，同时要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之真正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这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现转载该文，供读者批评指正。

照搬西方法制是一种懒人的思维方式

法制实际上是国家通过刑罚来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什么叫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人解释了。若《管子》的《任法篇》讲：“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战国时，《韩非子》在《定法》篇曾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可见法是王朝自上而下由官府发布的命令，让百姓都懂得必须遵守的社会秩序，慎重对待法令的可以得到赏赐，违背法令的则要受到刑罚，让官吏根据法令来对违背政令的人实行刑罚。《韩非子》在《难三》篇还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法，要编成条文，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律令文书，由专门的司法机构来执行刑罚，同时它必需布告于百姓，让百姓知道法令是怎么规定的，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如果违法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这是中国古代对法最原始的解释，实现法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相应的社会秩序。

中文的“法”字，古体写作“灋”。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个“灋”，所以从水偏旁，是表示执法时必须如水平仪中的水那样公平。所以有廌，因为廌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史记》作“解豸”，《汉书·司马相如传》作“解廌”，母羊是没有角的，传说中有一种母羊头上只生一只角，它能辨人间曲直，见人斗，即以角触不直者，闻人争，即以口咬不直者。古代法官戴的帽子，头上便有一只角，进行裁判时，能反对一切不公平的事并去除之，所以在廌下加一个去字。故古体的“灋”字是表示要如水平那样公正执法。从字义上讲，法的执行象征着它能给予人们以公平和公正。而公平和公正，实际上是为了保证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而稳定这个社会秩序的手段则不仅仅是法律，还有体现人们相互关系的伦理观念的各种礼仪活动。所以无论法还是礼，都是一定时期内人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必须遵循的规则，有时可以通过礼仪活动使人们自觉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有时则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也就是刑罚的办法，逼使人们去遵循。故道德伦理和礼仪活动的自觉遵循与法律法令的强制性执行是相辅相成的。

无论是伦理观念、礼仪规则还是法律秩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如果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建立在原来基础上的伦理观念和法律秩序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许多旧的伦理观念都会崩溃，社会秩序则会出现无序的状况，那么原来的法律条文也自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变法”。故《管子·任法》说：“法者，不可恒也。”就是说法律和法规不可能恒定而不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必须不断修正原来的法令和条文，所以历史上的法律文书，有好几种。中国古代的法律文书，以唐代为例，叫做律、令、格、式，各自有其适用的范围。令是对制度设施的正面规范，如果违令，那就要被认为犯罪，于是要进入律的范畴。律是司法机构进行量罪定刑的根据，古代的所谓律，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刑法，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民法。过去我们在法制教育中经常讲的那句话，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否违法犯罪，首先要看行为者所作所为的事实，然后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给它定罪量刑。格是皇帝将在一段时间内先后发布的旨在调整现有制度的诏令制敕集中起来，整理汇编成册，再重新以诏令的形式颁布天下，以便于大家遵守。这一部分相当于我们今天人大通过的某方面的立法和条令，以及它的修正案和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所以格的内容往往是综合性的，是对原有法律文书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当然这些补充和修正只是属于微调的性质，只有量上的变化，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式是官府执行各类公务的实施细则或有关程序、程限的相关规定。

如果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从以小农为主的农耕社会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商品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那么原来的社会秩序就会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有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整个社会由有序走向无序，再由无序转向有序，这个过渡阶段是激烈变化的时期。原来规范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观念往往逐渐瓦解和崩溃，而新的秩序重新建立，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新旧二者之间有一个逐渐过渡的时期。有人把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比作熟人社会，因为人们都生活在熟人之间，大家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互相信任，有一个共同的秩序制约着人们的相互关系。而工商社会是一个以市场为主体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是通过市场的商品交换关系来建立的，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并不相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要通过契约和信用来建立。在这两种相互关系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有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往往更多地显示出无序的状态。旧的观念的失落，新的观念尚未建立，所以腐败、缺德的情况很普遍，而新的观念和新的法律体系也需要一个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旧的熟人关系往往还起着作用，而新的法制还留下各种孔隙，凭熟人好办事的情况还大量存在，许多事公事公办反而很难办，要有熟人的交情才好办。熟人之间的交情如果完全转化为货币，贪污腐败就有滋生的土壤。在政府机构内部，成员之间除了公务关系以外还有熟人关系，而这个熟人关系，如果与社会上由熟人关系形成的团伙结合且干坏事的话，就会出现黑白相结合的黑社会组织。这种情况如果长久得不到适当的治理，政府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两种规则转折和过渡时期所呈现的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事实上，熟人关系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法排除的，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的问题，那得靠人的觉悟。所以它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和应对的社会现象。每当变法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会更普遍一些，如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便成为北宋政治经济比较腐败的时期。

中国近代在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剧变，而这一个阶段，也是社会生活中道德堕落、生活腐化极其泛滥的时期。如果读一下《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两部小说，就可以感到社会生活激烈变化的时期，往往也是道德和法制失落尊严的时期。要重建法律和道德的尊严，往往需要采取强力的手段，恢复清教徒般的生活。建国初那么多政治运动，正是反映了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过程就。一个新社会真正的确立，不是一次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也许要反复好几次，才能稳定下来。所以法制的建立、动荡、再建的历史过程，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从有序经过无序重新走向有序的过程。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从原来有序经历无序转向转型以后新的有序，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无论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都面临危机。所以单纯从原有的伦理层面去谴责各种腐败现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先回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不仅要从个别事例看，而且要宏观地从整个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来观察产生这些问题的所以然，从历史的走向去思考怎样才能解决和处理好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社会生活也会因无序而转向崩溃。明末的崇祯皇帝是励精图治的，他不想当亡国之主，但改变不了明王朝的颓势，历史注定了他只能当亡国之主，因为整个社会已经积疾难返，病入膏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王朝也正是这样走向灭亡的坟地。

那么，我们从外部移植一个司法制度行不行呢?恐怕也难。清末的“钦定宪法”便是派大臣出国考察以后，从外国借了不少概念生造出来的，结果枉然。辛亥革命后我们也从西方借了不少概念，看来也难，如同橘子，在南方是橘，到了淮河以北变成枳。任何移植的东西，都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它只能是一个参照的体系，由此而知己之不足，但它不可能是评定是非的唯一标准。一切还得从自己“土壤”和气候的实际情况出发，培育自己的优良品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此路虽然难走，但也要摸索着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商品交换或者服务性贸易中，发生在熟人之间与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往往可以看到许多不等价的状况。由此可知，在市场经济下，即使如公平交易、等价交换这样一件最简单的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势必有两种不同的规则同时掺和在一起，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上，就谈不上什么公平公正执法。这个时期，由此而形成的种种矛盾，往往是促发人们不满情绪极度泛滥的导火索。目前，已有的案例，在农村有土地征收的补偿问题，在城市则有拆迁的补偿问题。有人想拆迁，有人怕拆迁，在想和怕的背后，实际上有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执政者如果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而是与利益的某一方捆绑在一起，往往便成为利益被损害者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突破口，被推向风口浪尖。因此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也是思想上纷争最多的时期。这种不满并不是坏事，它能推动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索新的发展途径，而照抄照搬西方的程序往往是一种懒人的思维方式，总难免以失败告终。每当群众中这种不满情绪趋向极端，而司法机构又处于无能并半瘫痪状态时，往往会有人呼唤采取极端的办法，当这种呼唤成为群体性的要求时，也许就是革命爆发的前兆。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试图通过群体性的、大范围的暴力行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努力。所以只有总结历史上各种沉痛教训，社会才能以更新的步伐向前进，才能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中生产、交换、消费的公共秩序。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非常痛苦的历史过程，正如一个新生的婴儿诞生时总会伴随着许多血污一起坠落，这也是需要人们努力为新生儿清洗及不断打扫环境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新生儿健康成长。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革命，不管你要不要，喜欢不喜欢，它已是无法排除的客观存在，后人的责任只是正确地认识它，知其所以然，从而吸取有益于己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如何变法、用法，如何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便有一个如何用势的问题，只有因势利导才能用新的秩序顺利取代旧的秩序，自然地完成整个社会进程的转型。这是我们观察社会生活必须密切注意的一个视角。

通过立法和执法来达到整治社会秩序的目的，亦需要因势而为。这个势，包括二个方面，一是自然之势，一是人为之势。

《韩非子·难势》中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这是指社会自然形势的趋向，往往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兵败如山倒，到了那个境地，已经形成的颓势是谁也无法挽回的。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到了崩溃的前夜，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1949年在大陆的国民党的处境也是如此。当然，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各种矛盾和问题积累的结果。反之大势趋于稳定时，任何人想制造一些事端来动摇这个稳定的局面，那也很难得逞。故这个势，是有双重的性格，正如韩非子所言：“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它具有既便于稳定又利于继续**不定的双重性格。所以人只能顺势而为，不能逆势而动，违逆时势的潮流，那只能是自取灭亡。

至于人为之势，韩非子说：“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这个权位便是人为之势。而法还必须与势结合在一起，只有势没有法不行，只有法没有势也不行。韩非子说：“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这里奚仲是古代制车的工匠，隐栝，是以绳墨量曲直，度量，指木料长短大小的计量，以代指法。庆赏刑罚指以其造势，没有势，则法无以为用，故韩非子的结论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意思是以权尊位高和赏罚之势来推行法治，才能奏效，没有相应的位势，没有一定的法制条令，便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结果便是天下大乱。

故无论自然之势，还是人为之势，皆是法之推行不可或缺的条件，换一句话说，法令的制订和推行，刑罚轻重的变化，都必须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在中国古代，即使同一个朝代，对于同一种犯罪行为，在不同时期处罚的轻重也不相同，轻重状况都要服从那个时期斗争的需要。汉初，高祖刘邦刚进关中入咸阳时，为取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对当地的民众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是指秦国的法令过于严苛和暴虐，他刘邦则是：“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汉书·高祖纪》)这约法三章，即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及偷盗者以罚相抵，此外其他苛刻的法令一概取消，结果是“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这个就是因势利导。在楚、汉即将逐鹿之际，刘邦懂得在法制上以宽简争取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汉书·刑法志》讲：“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刘邦的约法三章，就属于刑新邦用轻典，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新区人民的支持。项羽不懂这个道理，他进咸阳以后，便乱烧乱杀，“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秦民失望。”(《汉书·项籍传》)古代，兵刑为一，项羽那样用兵，关中便没有百姓会支持他，这注定了他在楚汉逐鹿战争中的败局，其中简单的道理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以后，周边尚未臣服，关中的局势已经稳定，《汉书·刑法志》称：“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这就是所谓“平邦用中典”，整理秦国的律法，为汉之九章律。到了汉武帝时，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即由于横征暴敛，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出现乱世的迹象，那么“刑乱邦”便须“重典”了，于是“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汉书·刑法志》)所谓决事比，即可以应用某项法令之案例，这里可以判死罪的有四百零九条之多，可以比对的案例多达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可见刑罚之滥而重。由此可见刑法的轻重会因时因势而变。

在古人的心目中，法令条文是经。至于刑罚的轻重，随时而变。韩非子在《心度》篇称：“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故执法与立法的公平也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它是动态的，要因时势的需要而灵活掌握。这也叫作执经以达权，经是原来的法令条文，权是灵活变通的办法。宜，是时势的需要，对刑罚的轻重缓急要调整到恰到好处，也就是要以维持社会生活的有序为其目的，而刑罚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建国初的“三反运动”，杀刘青山、张子善，这个判决，现在看来是重了，但当时起了杀鸡儆猴的作用，不能拿现在的定刑标准来看那时的量刑，以宜为主。八十年代的严打，从重从快，也是这个道理。这里面肯定有大量错杀冤杀的，那是你碰在枪口上，只能自认倒霉。但这也有一个度，过头了，那就失其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多了，反而添乱。还是应少杀、不杀。

法治要有一套严密的法律条令，要做到法随时转，治与世宜，达到通过法治以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这一切要有人去做才行，要知贤任能才行。《韩非子·难势》说：“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然而要找到尧、舜，又谈何容易。如果以驾为喻，那么古代驾车的能手叫王良，如果必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机遇难得。故韩非子说：“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车代表着国家的权力，马代表着趋势，良马固车，即好的形势，稳定而巩固的国家结构，即使由中人驾驭这辆车子，安置这样的驿马，每五十里换一匹驿马，那么行驶千里，也能指日而达到目的地。故即使没有王良那样善于驭马者，以中人作王者，对群臣和下属只要善于“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同样也能达到推行法制以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故乱世，需要强势的在西方被马克斯·韦伯称作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才能扭转局势。明代的朱元璋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布衣出身，经历过苦难，深悉世情，有深厚的布衣情结，嫉恶如仇，又能团结一大批文臣武将，还是一个铁腕人物，有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正是他这些性格，把他放在农民领袖的地位上，是他的努力结束了元末的动荡乱局，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朱元璋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他杀过那么多人，办过那么大的案子，当然有错，然而我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功还是过，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不能片面地抓住他的过失，把他描绘成暴君，那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但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并不非得需要什么伟大英明的领袖人物，所谓“中人”，也就是法理型传统型的领袖，同样也可以驾驭庞大的国家机器。然则这也是有条件的，人贵有自知之明，不作非分之想，循规蹈矩，一切都会正常运转。我们当然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但海外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夸大我们的社会矛盾、夸大各种问题，是为了制造恐慌心理，搅乱人们思想，使人们失去信心。我们可不要上当，对形势的基本面应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对前途要有信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哪一个侧面都不能缺少。所以还是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如明代中叶，那些帝王实在不太高明，大都属于平庸之主，但是明王朝的国家机器依旧能正常运转。尽管出现过危机，凭借它自稳的性能，还是能度过不太严重的危机。当然这也有度，超出了限度便会自行垮掉。我们这个国家如一条特大型的船，它航行在大海上，自稳的性能特好，不是随便什么风浪所能撼动和掀翻的。只要我们指挥系统不发生问题，内部不发生大的冲突，它是沉不了的。怕的是自相残杀，自己炸沉这条大船。

有了法律条文，正确掌握了形势的要求，还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执法机构，才能有组织地去实施法治，也就是要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现在叫作公务员队伍，在相应的官僚机构及其体制下去执行依法治国的具体工作。中国古代司法机构，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司法行政机构，一个是审判机构。司法行政机构在《周礼》中称秋官。汉成帝时置三公曹，主断狱事。东汉则以二千石曹主中都官之盗贼、词讼、罪法事。南朝宋、齐、梁、陈及后魏、北齐都以都官尚书兼掌刑狱之事。至隋开皇以后设刑部尚书，尚书六部中的刑部从此成为司法行政机构，它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司法部。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官，春秋战国时称大理，秦汉时最高的司法审判官称廷尉或大理，北齐及隋称大理寺，唐沿用，直到明清，国家最高的审判机构都叫大理寺，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最高法院。以唐代为例，刑部设尚书与侍郎各一人，其职掌是负责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而大理寺的长官则有卿一人、少卿二人，他们的职掌是负责邦国析狱详刑之事，也就是具体负责刑事审判。明清二代在中央有刑部这个司法行政机构，有大理寺这个全国最高的审判机构，在地方则是政法合一。若以汉代为例，郡一级行政机构的长官是郡守，有实施赏罚之权，他有司法权，并设置决曹，主治狱及罪法事;县一级的地方长官称县令，《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县令的职掌是“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包括司法与审判两方面的职责;其下属列曹中，主管司法治安方面的，有贼曹主盗贼之事，狱掾吏负责具体管理监狱。地方上的政法合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

总而言之，一套司法制度的实施，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条令，有一套完整的执法机构，包括司法行政机构和审判机关，要有一支庞大的执法队伍，而且法律的实施还必须因时势而恰当地或重或轻，以达到稳定整个社会秩序这个根本目的。这是我们考察司法制度时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每个现存的民族以至个人，身后都连着一条长长的脐带，通向我们所从由来的远方，你无法也没有必要去挣脱它，却绝对有必要去理解它。对于以法治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同样是如此。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化，是由一定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所决定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流逝中逐渐地完成的。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因果关系，它不是由理念诸如普世价值的推演而能凭空制造的。民主、自由、平等这类概念，都是相对的，各个时期提出这些口号，去争取的目的，都是具体的，无论是谁在反对谁，如果只是抽象地叫嚷这些口号，不表明自己具体的目的，那只能是一种欺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口号背后所要达到的目的，符合什么人的利益，还是为了适应外国主子的要求。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你要说清楚你究竟要什么，它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有关法制的一些理念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而不可能依照理念的逻辑去改变事物自身前进的轨迹。社会的发展只能从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历史活动中形成，是人类活动自然演化的产物。当然它势必也会被打上各种观念的烙印。一种制度，即使在当时生产生活条件下看是有益的，有用的，但也不可能是完善的。它总是既有优点，给一部分人们带来益处，同时也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故从价值取向上讲，它不可能是普适的，如水平仪那样的公正。所谓公平和公正只能是相对的，只要它对大多数人有益，便是公平公正的了。

作为社会某一方面的行政制度，如司法制度，它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总需要一套互相补充和制约的制度，如某种司法制度总与一定行政制度、礼仪制度和伦理观念，以及社会的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故司法制度不仅表现在成文的法律条文上，更与社会生活中不断形成的惯例、习惯、道德观念和社会风俗以及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某些潜规则等一些非正式的制度息息相关。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制度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在动态地不断演化，甚至发生革命性激变。革命并不因为一些人讨厌就不存在，这是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对历史的认识只能从知其然而到知其所以然，它不能依照某些理念的意愿进行重构，重构历史只能是痴人的妄想。记得黑格尔有过一句名言，那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会存在。这个理字，是指存在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构。这个将要存在的理，只是对过往历史的逻辑推演而得到的对未来的预测，不是用理念的逻辑去演绎社会生活。说到底，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司法制度及其实践，只能依照当时形势，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判，决不能依照某种已被凝固化的所谓普世价值的理念去作评判。

第四篇：习惯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

习惯养成

习惯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习惯是由一再重复的思想行为形成的，习惯具有很强的惯性，象转动的车轮一样。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启用自己的习惯，不论是好习惯还是不好的习惯，都是如此。可见习惯的力量——不经意会影响人的一生。

面对学生的很多不良行为习惯，我是这样做的。

一、明白重要性

我会尽力的让学生去明白一个好的行为习惯对于我们工作学习的重要性。比如说有的学生有抽烟的习惯。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讲，更加不会批评学生。我用电脑给全班的学生看一张由于吸烟造成肺癌的图片。一开始我并没有介绍这张图片，而是让学生细心观察它，让学生去去猜想这个人到底怎么了？他的肺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的？这样做可以给学生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学生会对这件事物反感，甚至是厌恶，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吸烟的学生不会再吸，没有这种行为习惯的学生也不敢有这样的念想。明白这种不好的行为习惯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明白从小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性。

二、制定合适的计划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培养习惯也是一样。至于说培养习惯重在一个月，这是指度过前几天，真正的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这过程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因为根据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一个好习惯的养成成为21天，90天的重复会形成稳定的习惯。所以一个观念，如果被别人或自己验证了21次以上，它一定会形成你的信念。通过这组数据就知道只要开头做好了，养成一个好的行为习惯最重要的就是开头。

那为了培养好的行为习惯，改变不好的行为习惯，一个合适的计划是必不可少。我会由慢变快，由宽松到严格。

对于我任教的初一学生来说，能够有自己一定的判断能力，但是毅力不是很强，明明知道很多事情是不正确的，就比如说放假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把书包扔到一边，一心一意的看电视，快来学校了就一边想着电视，一边猛补作业。我曾经问过我班里的学生，他们告诉我，他们明明知道到这样的行为不正确，并且不能玩得开心，作业也是马马虎虎的，到学校就经常被任课老师批评，自身也是有想法改变这种局面，可是一回到家看到电视，所有的决心就化为乌有了。

刚开始我统计一下班级中发生这种事情的人数是多少，大家犯这种错误的概率有多大。然后根据程度不同制定不同的计划。例如：还是能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

三、借助外界力量

家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以身作则，并且还要教育他一些小的道理和一些好的习惯。不要逼他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最反对家长把自己的儿女学这学那，弄得孩子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都没有时间去玩，孩子的童年就是玩的，就是属于快乐和开心的...让他有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童年吧，难忘的开心童年将来会是孩子的美好回忆...2.生活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他周围的一些人群的好坏也是很重要...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所以要注意他周围的人群，遇到不理想的人群时，要时刻开导孩子，让他注意律己...1.美国心理学巨匠威廉·詹姆斯有一段对习惯的经典注释：“种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行为；种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种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种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习惯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习惯是由一再重复的思想行为形成的，习惯具有很强的惯性，象转动的车轮一样。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启用自己的习惯，不论是好习惯还是不好的习惯，都是如此。可见习惯的力量——不经意会影响人的一生。

2.一般来说，习惯可以在有目的、有计划的训练中形成，也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中形成。而良好的习惯必然在有意识的训练中形成，不允许也不可能在无意识中自发的形成，这是好习惯与不良习惯的根本区别。相对于其他习惯而言，不良习惯形成以后，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

要培养一个好习惯，首先必须要研究它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明白了它的重要性，才会有培养这个习惯的强烈愿望。

二是对所培养的习惯进行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从某种意义说，克服一个坏习惯，培养一个好习惯是人生最难的，而又是对人生最有价值的。因此，要培养一个习惯，开始前的可行性的分析很重要，这样使你建立在理智和科学的基础上。否则，头脑一热，盲目去做，常常会半途而废。

3.三要培养好习惯，就要：“统筹安排，逐一击破。”我们知道，人的习惯实现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像一棵大树一样，有干、有枝、有叶。它可以是我们工作方面的习惯，也可以是学习方面的，健康方面的，感情方面的。与人相处方面的各种习惯，也可以是思维方式的习惯，也可以是行为方式习惯。因此当我们明白习惯对我们人生和命运的重要性后，要对准备培养的习惯作统筹安排。这样可以分清主次，明确先后，然后有步骤的去培养，就会更有成效。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好习惯的培养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尤其开始是我们要宁少勿多、宁简勿繁、宁易勿难。先找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做起来有兴趣的，很快就能尝到甜头的，而且能不断受到自己和周围人激励的习惯开始，而且下的功夫要大一些，花的时间要长一些，这样就容易成功。

第一个习惯养成了，一定会使你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既然是好习惯，它就会在你无意识中自动为你管理，为你服务，而且为你效忠终生。

四是关键前三天，重在一个月。当我们下决心要培养一个好习惯之后，成功的关键在于前三天，特别重要的是前一个月。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培养习惯也是一样。至于说培养习惯重在一个月，这是指度过前几天，真正的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这过程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因为根据美国科学家 的研究，一个好习惯的养成成为21天，90天的重复会形成稳定的习惯。所以一个观念，如果被别人或自己验证了21次以上，它一定会形成你的信念。

习惯培养法之五——习惯仿佛像一根缆绳，美国著名教育家曼恩说：“习惯像一根缆绳，我们每天给它缠上一股新索，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牢不可破。”因为好习惯每天缠上一股,要不了多久就会牢不可破。

习惯培养法之六——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第五篇：把和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理念，体现了当代中国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充满了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与勇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少走弯路。思维，指的是理性认识或理性认识的过程。人类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总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任务，选择、转变或创新思维方式。概括地讲，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矛盾性思维，或者叫压倒式思维；另一类是和谐性思维，或者叫共生式思维。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思维方式正是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不同反映。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世界，因此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主要运用何种思维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对立，战乱灾荒，内忧外患，使中国人民饱受磨难、备尝艰辛。为了摆脱压迫与剥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起抗争、宁死不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分析中国社会，鲜明地坚持矛盾性、压倒式思维方式，带领中国人民与国内外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就是矛盾性思维方式的体现。

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讲思维方式的时候，同样必须坚持这一点。按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应当适时转变思维方式，集中力量搞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延续了矛盾性、压倒式思维方式，甚至把它绝对化，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中就包括思维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客观条件变化的要求。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阶级斗争虽然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这样的国内外情况下，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就必须依循符合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的方式方法，善于以和谐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问题，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做到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解决国内问题时做到统筹兼顾，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崇尚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人把“和为贵”作为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做生意讲“和气生财”，过日子讲“家和万事兴”。这也启示我们，把和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当然，正如讲矛盾的对立性不能不讲矛盾的统一性一样，讲和谐性思维方式也不是否定矛盾性思维方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差别、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违法犯罪和消极腐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同这些现象作坚决斗争。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坚持和谐性思维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