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夯实农业基础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夯实农业基础(社论)
今天,本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这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第七年制定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是党中央送给亿万农民的又一份新春厚礼。过去的一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三农”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历史罕见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面对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面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的不利影响,全国人民迎难而上,顽强拼搏,粮食总产再创历史新高,实现“6连增”,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农村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改革有了新突破,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这些显著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困难、共克时艰赢得了战略主动,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基础支撑,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长期制约因素尚未根本消除,新的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今年将是更为复杂而又十分困难的一年。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乘势而上,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继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继续增进农民福祉。努力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新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关系全局、意义重大。我们要按照“一号文件”确定的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
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三农”工作。今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这是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做好新形势下的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必须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目标任务、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加强“三农”这个根本立足点,牢牢把握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这个重要着力点,牢牢把握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个战略着眼点,牢牢把握城乡改革联动这个关键切入点,周密部署,扎实推进。“一号文件”明确了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即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改善农村民生,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各地一定要认真抓好“一号文件”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深刻领会文件精神,不折不扣认真落实。
农历牛年就要过去,虎年即将来临。我们一定要以“虎虎有生气”的精神状态扎实工作,努力开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龙腾虎跃”的新局面,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篇:人民日报社论:统筹城乡发展 夯实农业基础
人民日报社论:统筹城乡发展 夯实农业基础
2009年12月29日08:27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辞旧迎新之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胜利闭幕。这次会议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农业农村形势,全面部署了明年“三农”工作,围绕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主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对于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三农”工作攻坚克难、奋发前行的一年。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以及各种挑战接踵而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经受了严峻考验。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及时采取加强“三农”的重大举措。全国上下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民生加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三农”发展的巨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困难、应对冲击赢得了战略主动,提供了基础支撑,做出了重大贡献。
好成绩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长期制约因素尚未根除,新的矛盾问题又不断显现,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基础设施脆弱、比较效益下降、科技创新滞后、农民转移就业困难、资源要素流失等瓶颈制约,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较快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切实防止忽视和放松“三农”工作的倾向,努力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
明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新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新的贡献。
应当深刻认识到,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农业,支持农村,关心农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功实践再次告诫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看待“三农”问题。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才有稳固支撑;农民购买力不断提高,保增长、扩内需才有持久动力;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整个国家才能安定和谐。
当前,农业农村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党中央强调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衡量城乡统筹发展的成效,关键要看农业基础是否不断加强,国民收入分配是否真正向农村倾斜,公共事业发展的重点是否切实向农村倾斜,改善民生的举措是否更多惠及农民。归根结底,要看立足点是否真正放在加强“三农”上。决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决不能借统筹城乡之名削弱农业农村、损害农民利益。
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基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在关键环节上花气力、下功夫。
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信号不能变、支持不能减。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调动农民务农种粮和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农产品市场调控,保持价格合理水平。
不断增强农业发展支撑能力。抓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
加快改善农村民生。将政府的公共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聚集,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加快解决农村发展最急需、农民要求最迫切的饮水、用电、教育、医疗等问题,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更加注重城乡联动、协调推进,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作为城乡改革联动的突破口。
明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大政方针已定,任务艰巨,工作繁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抓“三农”工作精力不转移,劲头不减弱,工作不松懈,再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新佳绩。
(责任编辑:徐连欣)
第三篇:在统筹发展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在统筹发展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戴福生
2011年第3期 ——社会建设
麻城市委、市政府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平台,通过政策帮扶、项目拉动、资金投入、社会保障、鼓励创业和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有效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07年-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连续四年位于黄冈市和全省前列,城乡居民收入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一、落实惠民政策,保障居民增收。认真落实强农惠民政策,发放“种田”补贴。把粮食、良种、油菜、棉花、农资、农机和退耕还林等政策补贴落实到位,2008年以来,共发放各类惠农资金12.51亿元,农民人均受益2000元。发放“用(沼)气”补贴。大力推进农村沼气工程建设,共补贴资金3000万元,有2万余农户收益。发放“家电”补贴。开展“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活动,有18.6万农户享受了家电补贴,有4.7 万农户享受了摩托车补贴。发放“住房”补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城镇廉租房建设,共发放危改资金和廉租房补贴1.2亿元,2000余农户和近1000城镇户受益。发放“读书”补贴。义务教育免书费111万人次,困难学生获寄宿生活补助16万人次、8000万元,中职生享受国家助学金4万人次、3000万元。抢抓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增投入、上项目”机遇,共争取国家投资项目164个、无偿资金近2亿元,有力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居民增收。2008年以来,我们突出发展富民产业,着力夯实居民增收基础。一是发展特色农业增收。重点培育产业基础好、群众有共识、市场前景好的“三乡三业”(中国菊花之乡、中国油茶之乡、中国板栗之乡,蔬菜产业、畜牧产业、桑茶药产业),着力把“三乡”推向全国,使“三业”叫响华中。市财政每年拿出400万元对“三乡三业”基地建设进行奖补扶持,基地面积达到110万亩,覆盖全市95%以上农户。2010年“三乡三业”实现总产值40.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70%,带动从事种植的农民通过“三乡三业”,人均增收180元。“三乡三业”有农产品加工企业82家,其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32家,2010年完成产值18.2亿元。建成菊花、板栗、蔬菜等10大专业市场,年成交额超过15亿元,带动从事加工和市场销售的农民人均增收300元。特色农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注册有“福田白菊”、“东木”老米酒等50宗农产品注册商标,“麻城福白菊”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麻城黑山羊”通过国家品种资源鉴定,“麻城茶油”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45家,合作社成员7900人,带动农户8.8万户,户平增收1000元以上。二是做旺旅游业增收。我们推进“三山(龟峰山、五脑山、九龙山)一村(杏花村)一线(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一大片(乡村农家乐)”6大旅游板块建设,开发生态游、红色游和人文游,着力打造“杜鹃花城”品牌,突出“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旅游节。全市直接从事旅游服务的业主1600余户,从业人数1万余人。麻城旅游业呈后发快进态势。旅游赏花期,人如潮,车成龙,宾馆酒店爆满,土特产供不应求。龟峰山村兴办农家乐38家,商铺28家,运输户口12家,全村劳动力实现景区创业、就业,户均旅游收入3万余元,居民人均收入2010年增长到8000元,成为麻城富裕村、湖北旅游名村。
三、完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促进居民增收。加大投入,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2007年以来,本级财政每年用于民生支出占总支出85%,用于社保各项配套和补助资金6700万元。全市有4.78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24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参合率从2007年的84.29%提高到2010年的98.4%,住院补偿率从36.8%提高到50.12%。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以居民低保、农村“五保”为重点,以医疗、住房、灾害、教育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慈善救助、社会帮扶为补充,覆盖全市困难人群的社会救助体系,做到困有所帮、难有所救、需有所助。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达到省A级标准。2006年以来,共发放低保金近2亿元,实施医疗救助1.2万余人次。城镇低保对象1.18万户、3.1万人;农村低保完成5次扩面,低保户达3.6万户、7.3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四、开展全民创业发展劳务经济,推动居民增收。我们出台推进全民创业36条意见,2007年以来,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创业发展基金,帮助有创业意愿的城乡居民自主创业。重点打开山门、城门、校门、厂门,帮助农民圆创业梦、市民梦、求学梦、就业梦。4年来,通过创业行动,新增就业3万人,带动1200余户家庭走上致富路。做大做强劳务经济,实现“打工”增收。大力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麻城海员”、“麻城幼师”、“麻城地勤”等劳务品牌,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和竞争能力。先后输送海员1100余名,人均年收入6万元以上。2007年,“麻城海员”被国家劳动保障部授予“全国优秀劳务品牌”称号。深入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温暖工程”和“送科技下乡”活动,每年培训农民10万人次以上,提高了农民科技素质和务农技能。全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6万多人,年劳务经济净收入超过26亿元,年人均劳务收入过万元。
五、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开展小城镇建设试点。放宽城镇户籍限制,引导农民到镇进城兴办实业实现增收。从2009年起,市政府每年预算100万元,用于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每年预算300万元支持宋埠、白果、顺河等试点镇建设;预算500万元发展乡镇工业集中区。2010年,乡镇工业集中区规模企业发展到94家,完成工业产值28.85亿元,吸纳1.2万余人就业,成为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在大力发展城乡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信息中介、房地产、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不断增加就业容量,扩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积极探索资源依托型、产业带动型、服务创收型、招商引资型、互助合作型等发展模式,壮大村级经济,打造了“旅游型”、“商贸型”、“工业型”、“城郊型”产业新村,有效带动城乡居民增收。城郊西畈村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投资3000万元建成300亩汽配工业园,入驻企业28家,安排就业1000余人,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6亿元、税收800万元,年租金收入12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73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工业强村。城中陵园村灵活采用BOT等投资模式,开发建造桂源、新东方等大型酒店,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增加到1.2亿元。城西村开发建造准4A级天吉新时代大酒店,成立首家股民合作社,村民年人均分红近千元。
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夯实居民增收基础。麻城弘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老区精神,大力实施整村推进为主体的扶贫开发,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为着力点,不断夯实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2007年来,共投入扶贫和老区建设资金5000余万元,中央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资金2125万元,启动了348个贫困村整村推进计划,实施完成360多个产业扶贫项目,贫困村人均增收500元;共减少贫困人口11.1万人,大大加快了贫困人口脱贫进程。■
(作者系中共麻城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第四篇: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三农”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一年。全国上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历史罕见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面对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面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的不利影响,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农村好形势。全国粮食总产量预计1061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增产,首次实现连续3年超万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农村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改革有了新突破,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我国“三农”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困难、共克时艰赢得了战略主动,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基础支撑,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是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尚未根本消除、有些还会进一步加重,新的矛盾问题不断显现、有些还难以预料,2010年将是更为复杂而又十分困难的一年。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乘势而上,着力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化和农机工业发展。
第二,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要加快城镇化步伐,拓展农民外出就业空间,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壮大县域经济,积极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以中青年农民为重点,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民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主体作用,大力促进非农就业。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非农就业。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和在乡农民自主创业,是解决农民增收难的客观需要。要制定出台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和农民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引导农民领办、创办、合办民营企业,就地吸收消化本地富余劳动力,在致富自己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大力促进农业增收。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积极拓展农业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大力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探索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支持发展籽种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和科技农业,鼓励探索现代农业新型业态,抓好“菜篮子”工程,健全农业科技支撑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仓储流通设施建设,支持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建设改造;做好对农民的服务工作,把农民组织起来,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家庭农场。积极培育农业社会化服
利,要尊重农民,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同时,小城镇建设也是消化农村人口的重要途径,坚持以业兴镇、以业聚人,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二三产业集聚发展。要把小城镇建成农民全面发展的平台,要把小城镇建成农民融入现代社会的平台。
第六,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系统。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保基本、广覆盖、分层次、可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区县统筹,逐步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补助相结合,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筹资水平和报销比例。
第七,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进一步搞好村务、财务和党务“三公开”,积极推行村务民主听证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建立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真正实现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构建民主和谐的新农村。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
第五篇: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误区
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误区
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作为重要主题,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既要鼓励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又要把握好方向,防止走形变样。一些地方以统筹城乡为名,统农村的土地资源多,筹农村的公共服务少;统城市的建设项目多,筹农村的民生工程少。这些做法背离了城乡一体发展的宗旨。从根本上讲,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公平对待农民,使农民获得平等的教育、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权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统筹城乡发展,在政策部署上,要把握好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城乡统筹首先要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综合运筹。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加快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公路、农村能源、农村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做到县域内学校办学条件大致均等,促进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实行免费的农村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高中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政府和农民个人筹资标准,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加强农村妇幼保健,全面实施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政策,使农民享有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扩大扶贫政策覆盖范围,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实现扶贫和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建立健全农村文化设施网络和文化服务机制,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近年来,无论是财政对“三农”投入总量、增量,还是增幅,都是较高的。但财政支农资金比重总体上处于波动和下降状态,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不能光看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增速,还要看比重和口径。2003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9.3%、8.8%、8.4%、8.7%和9.8%,相对于农村人口规模和农民对公共服务的庞大需求而言,财政在农村投的钱不算多,公共财政的阳光还没有真正做到普照农村。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强,要更加自觉、更大幅度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公共财政资源在城乡均衡配置,完善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财政支持与补贴政策,全面提高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财政总支出中“三农”支出的内涵,强化法律约束,建立财政资金“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末将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抓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农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支农体制。积极利用财政贴息、补助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创新农村投融资体制,拓宽“三农”投入来源渠道。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有效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健全政府农业投资监督机制,发挥资金使用的综合效果。
第二,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镇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沉淀在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定居,并使之向市民转变,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举措。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针对农民就业和转移政策,实际上过去3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基调就是消除离土的限制。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农民没有自由转移就业的权利,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促进了农民就地转移;90年代的政策基调是消除农民离乡的限制。90年代初农民工规模只有几百万人,1993年才不到2000万人,现在外出就业是1.5亿多人,90年代后政策有了根本性调整,消除了农民流动就业的限制。进入新世纪,我国政策基调正在向消除农民工在城镇定居限制的方向转变。这个方向符合亿万农民工的意愿,符合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年一号文件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要让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在城市落户。已经有13个省市区宣布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新的户口制度。但大部分省市区的户口制度改革是形式上的、表面的,没有给农村人口提供与城市人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把户籍的登记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脱钩。不能只给有了户口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将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要与居住直接结合在一起,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享受同等权利和待遇。农民工是最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社会群体,目前,大部分农民工集中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租房,居住条件恶劣。形成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供应体系和政策体系,是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要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当然,当前的重点是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做起。农民工真的要成为市民,首选的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他们在大城市打工,但最终希望在当地县城买房定居。
第三,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城乡统筹难点、焦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我国农村与城市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二元性,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一直处于相对弱势。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办法不合理,征地程序忽视农民意愿,失地农民生活无着落、长远生计缺乏保障。近几年,在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背景下,不少地区开始推行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将节省出的部分土地转换为城镇和工业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整理为工业和城市发展腾出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农村建设,但也存在着农民和集体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关于土地问题,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来。什么是现实当中土地的真问题,什么是农民真正关心的土地问题?城里人议论很多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来讲,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根据观察,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中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片面强调搞土地的规模经营,片面强调要流转土地。2005年我们在全国2749个村庄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有23%的农户发生过土地流转。到农民那里问,有没有想多种地的?有很多;有没有农民不想种地,找不到租种的?几乎没有,农民不想种总会有办法流转出去,这说明,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是比较充分的。
第二个误区是片面强调农民当了市民,拿土地换户口和住房,拿土地换保障。这个问题在现实当中非常复杂。根据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在设区的地级市以上城市落户要放弃家庭承包地。南京市要给50个优秀农民工落户,但只有一个农民办了落户手续。农民讲,家里还有十几亩地,把土地就这么放弃了,给一个城镇户口,不划算。因此,首先要明确土地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物权,拿着土地权利去换户口,对农民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损害。这个问题理论上要把它说透,在现实操作中才不出偏差。鄂尔多斯东胜区搞了一个城乡统筹实验区,就是要让农民成为新型市民后,农村的土地权利没有任何改变,城镇居民能享受的所有权利都可以享受,而且比城镇居民还要优惠。在一定阶段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农民刚到城里来,就把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都给拿走,一旦不适应,连个退路都没有。
第三个误区是一讲城乡统筹,就是强调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这个挂钩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当项目来了,没有建设用地指标了,就要让农民把宅基地捣腾出来,土地腾出来以后大都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得更长远一点,农村庞大的建设用地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利益调整。农民可能只看到三、五年,房子比原来漂亮了,但没有看到土地如果真的权利明晰以后,可以给社区集体,给农民带来一个长远的巨大利益。在土地问题上,如果现在操之过急,没有一个规范,最后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统没了,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统没了。
土地制度事关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事关农村稳定大局,需要关注什么是农民关心的真问题。局部地区可以做一些实验,可以做一些探索,但是一定要意识到有一些探索可能会有风险,在推广这些经验的时候,学术界在总结这些经验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政策方向。一是切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全面颁发农户长久拥有的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权证书,确保农民不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保证农民是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在现阶段,不应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以防止出现大资本排挤小农户和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二是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不能把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没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看,现阶段让农民以放弃土地为代价,获得市民身份并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待遇是不现实的。应当看到,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市里能够住有所居、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又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承包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让农民“既进得了城,又回得了乡”。“家中有地,进退有据”。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三是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实施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权益。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首先要把增加优质耕地作为目标,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要优先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不能把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作为土地整理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