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腐问题（五篇）

第一篇：我国反腐问题

我国反腐倡廉问题

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和前提。

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根除腐败现象是不可能的。随着反腐败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腐败现象会呈现出起伏和反复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反腐败形势的评价标准上不能过于理想化，必须从实际出发，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不因工作的成绩而盲目乐观，也不因工作的难度而悲观失望。必须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是不可改变的总趋势。同时，要正确确立反腐败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在衡量标准上，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能简单地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相比。有了正确的历史定位，才能对现阶段的反腐败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就目前来说，我国在反腐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总体上看，反腐败的形势还是好的。

对于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我认为：

首先，要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必须狠抓各项任务的落实。

一是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抓落实，当前首先要防止形式主义，反对走过场。二是加大惩处的力度。严肃查办案件，严格执行党纪政纪法纪，是落实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是要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中央颁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目的是要动员全党一起反腐败，落实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部署。

其次，要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必须着眼于改革。第一，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二是推进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资金监管。三是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解决用人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第二，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可以从三方面健全规范：一是对过去制定的从政行为规范，现在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要进行调整。二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规范。三是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最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对反腐败最关心、最知情，也最有发言权。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腐败现象一定会被遏制到最低限度。

第二篇：当前我国反腐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反腐问题研究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科学判断、全面把握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领导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全面把握并适时提出每个阶段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在当前新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总结和概述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总体形势，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对更好的开展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反腐败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加强选人用人制度建设，建立初始提名权制度、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考任分离制度等；强化反腐倡廉教育，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完善干部考核与监督制度等。

一、当前反腐败工作总体形势 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探索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即建立健全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践发展已经证明这些制度体系总体上是积极有效的；二是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反腐败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氛围日益良好，反腐败工作的阻力越来越小，反腐倡廉工作正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开展。三是反腐败的第三方监督作用日益加大，第三方监督（媒体、群众等）的环境日益改善，特别是媒体监督作用越来越彰显，群众监督意识不断加强，监督的体制、机制和相关平台得到了不断完善。四是党员干部的反腐败意识大为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同时官员腐败的侥幸逃脱的心理正在退化，不敢腐败，腐败即被抓的心理在不断加强，有效的彰显了近年来预防腐败工作的成效。五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党员干部的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得到提高，腐败的土壤在减少。这一方面是党的建设自身环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体现。

我们在看到反腐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从总体上来说，当前腐败还处在高发期，还处在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上。2008 年，国家检查机关对贪污腐败的立案件数为 1.7 万件，2010 年为 2.7 万件。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存在的问题依然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第一，腐败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近年来，国家相关检查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从十三大以来的贪污腐败人数来看，其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腐败人数长期处于高位，不论是哪个时期，二是 2008 年以来腐败人数呈现上升趋势。第二，腐败犯罪的职务越来越高。腐败的职务越来越高。十三大以来因腐败被查处的县处级干部、厅局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人数越来越多，县处级干部和厅局级干部因腐败获罪的人数呈现“规律性”增长、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获罪则呈现“此起彼伏”的交替上升趋势。第三，从犯罪的涉案金额上来说，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巨贪”不断呈现。动辄几千万，过亿的“层出不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第四，年轻贪官越来越多。以前呈现的“59 岁现象”，现在呈现比较多的还有“45 岁现象”，35 岁现象”等，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呈现年轻化发展。第五，集体腐败，触目惊心。随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串案、窝案，团体案件被挖出，往往是一人贪污，就能牵出一串人。第六，卖官鬻爵，明目张胆。近年来反腐败过程中发现，部分地方的领导干部简直成了“官帽批发商”，近几年来中国接连爆出多起“卖官书记”案，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安徽省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安徽省阜阳市卖官窝案等等，这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利用手中权力，将‘乌纱帽’当成了换取金钱的商品，大肆敛财均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如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在离任前突击提拔了 100多名干部，被当地百姓封为‘卖官书记’”。第七，贪官外逃，防不胜防。2010 年 1 月 8 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上透露，近三十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 4 000 人，携走资金约 500 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 1 亿元人民币。第八，腐败遍地开花，各领域层出不穷。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高校、医院等领域的腐败不断呈现。第九，各种“软腐败”横行，诸如党员干部超标住房，公款吃喝、旅游、占用公物等等。一是三公问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二是政府浪费现象严重，重复建设问题。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各种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滋养腐败。四是乱占、乱用、超标、超规格住房等。第十，基层腐败：腐败从高层逐渐转移到基层，其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一级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域。

二、探寻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近现代有腐败，古代也有腐败，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腐败亦随之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一直根植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各个阶段，而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也会有腐败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政治原因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水平不高，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水平不高。突出表现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上，干部的任免、升降决定权不在选民而在上面，因此导致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的诸多腐败现象。

2.政务公开和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推进阳光政务，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由于传统观念和认为因素的影响，以前我国的政府信息一直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而一些政府官员就是利用其掌握信息资源的权力进行暗香操作，滥用职权，为个人和某些小团体谋取私利，从而滋生腐败。而今有些地方或单位的政务的瞒天过海的“半公开”、遮遮掩掩的“假公开”，甚至是千遮百藏的“不公开”，乃至被群众讽之为云遮雾罩的“政雾”。

（三）经济原因

首先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比较多，特别是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就使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竞相“寻租”的猎物。其次，政企关系未理顺，政府依然牢牢掌握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事任免权，为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双方的腐败提供了机会。再次，产权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国有资产成了“唐僧肉”，在一些不法分子的偷猎下大量流失。有专家估算，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量约在500亿元，到了90年代，每年的直接流失达到了800亿元至1000亿元，如果加上土地设备闲置、坏账、偷税和漏税，以及决策失误等造成的国有资产浪费和流失，这个数字则更加庞大。最后，分配不公使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也刺激了一些公职人员不择手段攫取金钱的欲望。国家公职人员也因为所处的部门和职位不同，手中握有的权力资源不一样，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主要是掌握权力资源的部门和公职人员除了正常收入外，还有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四）制度原因

1.法律制度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济飞跃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在“文革”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已从法制时代向法治时代跨越发展。但无法否认的是，在反腐败与廉政法制建设上，还有诸多的问题，虽然《公务员法》、《刑法》等基本法和一些党内制度中有关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国家基本法。再者，从这些年被惩治的贪腐官员看，贪腐的数额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被判处死刑的贪腐官员并不多，很多是被判处“死缓”，似乎死缓成了贪腐官员的“免死牌”。而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官员，经过“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有期又减刑，甚至保外就医”等一系列程序，最终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年的牢狱生活而重获自由。低廉的腐败成本，一些腐败分子不惧怕刑罚而敢于挑战刑法去实施腐败勾当。2.权力配置体系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是宪法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但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没有真正到位。虽然每年的各级人大会议上，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向同级人大工作报告，接受同级人大监督，但在闭会期间，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缺乏有效的日常监督。其他监督机关要么因受同级党组织或政府的领导而使监督大打折扣，要么因监督是系统内的而无法对最需要监督的人是想监督，要么因监督机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威不同、工作程序不一而出现处理意见不协调、扯皮、错位等现象。

3.分配制度。现在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分配不公指的是目前存在的对社会的付出和得到的回报严重不成正比的现象。前不久，各大门户网站都在报道一则消息：“中国行业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我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允许一部人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设想无疑是美好的，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具体执行上的错误，法律调整的失职，这一号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孕育了贪腐的温床，被一部分人作为巧取豪夺的保护伞。

三、加强和改进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决把腐败特别是消极腐败的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遏制住。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手段，多管齐下，才能实现党确定的反腐败目标。当前反腐败一是必须要加大惩处力度，对严重违纪，顶风违纪，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坚决惩处，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形成强大的社会氛围，使反腐败斗争保持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二是要积极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侵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行业不正之风，认真治理，刹风正纪，取得成效。三是要切实加强治本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使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得到及时改正或纠正，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也就是说，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是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要求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源头性的问题。如要进一步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有针对性地建立党风廉政规章制度，约束党员干部行为，加强立法建设，建立健全各种法律，以法治之威严惩贪赃枉法、执法犯法，防止权力滥用，确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再比如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权力只有在受到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正确行使，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就会被滥用，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当前监督的重点应是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关键是建立严格的、规范的权力约束机制。其次，结合新的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反腐。一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三意识教育，要加大领导干部的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的教育，要使其认识到责任。二是要狠抓落实、善抓落实。当前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了，反腐败不缺制度，缺乏的是落实。要把制度落到实处，狠抓落实、善抓落实，落实反腐败工作需要魄力，毅力、胆识和艺术。三是要扩大第三方监督。媒体、群众对官员腐败的监督，其作用日益明显，是根本之策，要积极扩大第三方监督，营造第三方监督的体制，机制和相关监督的平台。四是要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多下基层，多实地调查少出国考察（旅游）。重庆市政府最近推广的“三进三同”就很有参考意义（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深入到农村一线、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住在农民家中）。五是要加大党内关怀的力度。正确认识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也是普通人，监督的同时要爱护，批评的目的是团结。正确认识党员：党员也是群众，党员主体性问题要加强，党员的权力要落实到位。

第三篇：当前我国反腐

形势与政策论文

题

目：当前我国反腐

姓 名：

班 级： 0831104 学 号： 20118学 期： 2014学年

当前我国反腐

摘要

当前我国腐败呈现以下特点：高官腐败案件增多，涉案资金愈发巨大，腐败干部的抱团性，裸官现象依然严峻，腐败手法的惯用性。反腐任重而道远，我们可以采取加强反腐机制建设的思考维度，加快建立完善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利用网络工具铸造反腐新利器，来进行反腐。

关键词

中国反腐

特点

解决方法

反腐倡廉建设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们党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已经把它作为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无疑是党从建国以来进行反腐工作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反腐力度空前强大，“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工作必是我党今后一项长期执行的艰巨任务，反腐倡廉建设既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一项基本建设，又是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关键工程。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当前中国腐败的几个特点，在众多腐败案件的总结中，腐败形式五花八门。无论是怎么样的腐败花式，都有其共同的地方，以下不完全地归纳出几个特点： 高官腐败案件增多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等部门纷纷发力，查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铁男，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安徽省政府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等省部级高官。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10年落马、宣判的省部级高官15人；2011年落马、宣判7名省部级高官；2012年查处了刘志军、王立军、黄胜、田学仁等5位高官；十八大后，蒋洁敏、李春城等19名高官相继落马。

涉案资金愈发巨大

2010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正科级负责人罗亚平利用职务之便涉嫌贪污、受贿，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并在单位私设小金库，掌控赃款多达1.45亿元一案宣判；2001至2004年，前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涉案金额约合计人民币1，867亿元；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亿人民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被控受贿，涉案数额约1.7亿元；2012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开庭审理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党委书记李丙春，共贪污公款3887万余元，挪用公款约1.6亿元，网络媒体还有报道“涉案金额”再创新高之说，不管是位居高位的高级干部，还是基层的工作人员，涉案金额之巨令人咋舌。上面的例子只是诸多案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

腐败干部的抱团性

在一些腐败案件某个点暴漏后，常常引发所在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一方面腐败分子相信“利益均沾，法不责众”，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制度固有存在的缺陷，给腐败分子提供了机会。因而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即“窝案”、“串案”。概括为组织性、整体性和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涉案人员众多；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公然与中央精神背道而行。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01年，“慕马腐败大案”重要涉案人员已达一百二十二名，其中六十二人被移送司法机关；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腐败窝案：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及20多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2006年上海市社保案：涉及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社保局局长、宝山区区长、国企董事长等政界、商界几十人；2010年，以原吉林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忠吉为首的吉林交建集团11人集体腐败案。集体腐败比个人腐败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腐蚀更多的党政官员，更重要的是会产生更严重的政治腐蚀性。

裸官现象依然严峻

有些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把“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旦有什么风声或是涉案人员落网即随时出逃。随着“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逐渐被人们认识与抵制，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亦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加拿大更是成为裸官前往的天堂。从1996年到2000年，大陆共有约200万公民移居欧盟15国，欧盟官员：1996年到2000年的大陆赴欧移民中，官员本人的移民比率约2%。当然，这只是在欧洲而已，那被裸官称之为天堂的加拿大会不会比这里的人数更多呢？同时，这还是十年前的数据。裸官具体数目当然不是很容易获取，但是从媒体报道度和社会舆论关注来分析，裸官现象依然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亟需解决的毒瘤，当然，目前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遏止这一问题的恶化。

腐败手法的惯用性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和卖官鬻爵式腐败是官员惯用的三个伎俩，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出现的历史如今在中国重演。支出式腐败就是官员透过搞基础建设，包括修建道路、港口等等进行腐败，因为这是最容易腐败的方法。刘志军在任8年，总投资金额3万亿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丁书苗这个中间人穿针引线找了23大国企、大央企搞到了五十几个铁轨项目，其从中抽取回扣；审批式腐败三大业务是最容易腐败的，审批制度在中国是相当严格的，许多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为自己牟取利益。卖官鬻爵式腐败通过手中的权力去掌控下级官员的升迁之路，以获得利益。

加强反腐机制建设的思考维度

十八大后，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反腐败任务还相当繁重。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定反腐败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加快建立完善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党极为重视权力相互制衡体系建设对维护权力科学合理运行的经济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政廉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目前党政机关权力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清晰、严密的程序性规定；有的虽然规定了权力运行程序，却不遵守程序，或者随意减免程序、改变程序，甚至权力运行不透明，制造腐败机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要严格规范党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在时间和功能上相互衔接、环环相扣。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要认真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利用网络工具铸造反腐新利器

网络作为信息交流平台所具备的廉价性、公开性、快捷性、便利性、互动性、隐秘性、追踪性等优势。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贯彻实施，网络在实现民主法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反腐的重要武器。网络反腐可分为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这两种网络反腐只是在形式和操作程序有区别，但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目前，网络反腐已日益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腐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内外网络反腐逐渐由个人行为转向集体行动，并呈现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局面；掌握网络反腐特点，积极引导与加强网络反腐；加大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加快网络反腐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完善网络反腐立法；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必须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

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要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准备打好一场长期的反腐战，以扎实的反腐败工作成绩，取信于人民，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第四篇：我国的反腐情况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历史性问题。从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看，从我们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看，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这样的强调，反映了我们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清醒认识，也体现我们党对反腐败的持久恒心。

从总体上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向：一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融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继续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不断完善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倡廉机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三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始终把民主反腐和法制反腐作为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两个重要手段和措施，两者相互依靠、相互支撑，在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立足于国际合作的大背景，积极建立健全国际化反腐的司法机制，把国内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国际化反腐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将是我国今后反腐

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基本走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推进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用三个“决不允许”要求各级领导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展示了不与腐败妥协的决心，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如果中共在反腐败问题上真能基本建立有效的“惩戒机制、防范机制、保障机制”，中共就能基本化解“亡党”的风险。从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后几个月的实践看，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明显加大了反腐动作，不仅导致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等一批涉腐官员落马，也迫使各地不少官员想方设法抛售手中的豪宅，或将资金转到境外。“从过去来看，曾有人统计过，平均每年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大概有6至8名，而十八大至今半年多的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确实比较少见。”长期研究反腐课题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

科说，近三十年来，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力度可以说是最大的。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不断强化，全党动手一起抓、群众积极参与的局面不断发展，党风政风建设带动民风社风好转有了实质性进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让人民群众信服的新成效，开创了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第五篇：我国如何建立反腐机制

我国如何建立反腐机制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给伤害家人。人民网有专家指出：“说起腐败，人们往往想到贪污，其实抢劫也是腐败的一种类型。早期资本主义列强贩卖黑奴、剥削工人、大搞全球殖民地、掠夺全世界的原材料、能源、文物，这不是腐败吗？是腐败。叫作腐败还不足以体现其恶劣，用„奴役‟和„反人类‟这些词描述更加恰当。”所以，应对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国建立了如下机制以消减腐败现象。

一、查办案件：重点查处干部违法。

二、专项治理：使“小金库”无所遁形。

三、教育监督：让廉洁成为从政准则。

四、制度建设：反腐倡廉走向规范化。

五、改革创新：信息化实现“通天举报”。

追溯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腐败现象曾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些领域，缺乏制约的权利钻了管理上和法纪上的漏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使腐败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 腐败由个体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众行为。

 腐败分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 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的全部领域。

 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人员增多，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要想根治腐败现象，还要从法治入手，乱世须用重典，值此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的时期，应对腐败人员加大惩处力度，健全的法治是遏制腐败行为产生的震慑力和强制力。要想根治腐败行为，还需做到以下几点：

 强化法治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 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

 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 给权力制定一些规范，实行权力监督。

 注意官民结合，共同治理，鼓励老百姓举报不法官吏，对举报者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奖励。

总之，治理腐败现象是一件任重道远之事，腐败的产生是人类欲望的体现，若要杜绝腐败现象，政府需大力弘扬社会正能量，完善法制、监督制度。同时，目前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过低，工资的上涨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使得人民实际生活质量降低，也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故国家在治理腐败时也应兼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适当抑制CPI涨幅，增加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真正做到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