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必然触及利益

第一篇：司法改革必然触及利益

司法改革必然触及利益

王琳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7月15日02 版）

一段时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更多与“法治”和“司法体制改革”等关键词关联在一起。此间还传出消息，“法治”在今年还会成为更高层级会议的主题。

这种政治动向其实清晰可见：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二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近的再次会议均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主要议题，其中“全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第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司改共识来之不易

这一轮司改远比预期的快。在“全深改”领导小组完成司改的宏观部署不到半月，最高法院就向媒体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被描述为“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对“中央事权”的刻意强调，清晰地表明最高法院这次已坚定决心要为“司法去地方化”破冰。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司改试点的快速推进。7月12日，上海召开全市司法改革先行试点部署会。这意味着，上海在全国首批6个司法改革试点省市中已率先扬帆。此前，司法改革“上海方案”已经“全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这说明，上海的司改试点并非以往地方各自为阵的改革，而是基于中央认可的统一推进。较之30多年前的经济特区设置，司法改革的地方试点多了一份稳重，设计感也更浓郁。

而不管是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还是司法改革“上海方案”，均与司改“中央方案”保持了高度一致。改革重点也都聚焦在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省级统一管理体制、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经费省级统一管理机制等。若与十余年公共舆论对司法改革的呼吁进行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重合度也相当高。中央与地方，庙堂与草野，司法实务部门与学界经院对司法改革能够凝聚如此之多的共识，可谓来之不易。

当然，法院改革“四五纲要”和司改“上海方案”并不是简单的“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部署替代改革实践”。相对于“中央方案”中明确的政策导

1向，法院改革“四五纲要”和司改“上海方案”在具体举措上，有了更细致的制度设计。如最受瞩目的司法官分类管理制，“上海方案”将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员额配比分别确定在33%、52%、15%。这一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一些学者的期待。

选择上海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或许正是因为对司改难度的充分考量。比较来说，上海是中国内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最早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的地区。熟人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血缘、身份、道德、宗法、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秩序。陌生人社会则是典型的契约本位的社会，以外在于人情和血缘的契约（法律）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起广大的乡村，日益陌生人化的上海对法治的需求更为迫切。同时，上海也是司法人员职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作为一个大都市，上海也没有内地很多省份才有的“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划”，在探索“省以下法官、检察官统一管理体制”及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经费省级统一管理机制”上，比较容易“转身”成功。这座城市近现代百余年来的转型积淀，也使得它最有可能在中国率先实现司法的现代化。

这些上海独有的优势，对司法改革在上海试点的成功提供了前提条件。但这并不表示，司改所要面对的困难和阻碍，就可以忽略。

司改遇到阻碍不可避免

长期以来，司法改革沿袭的“先易后难”的路径，在内部机制的改革上涉足较多，而对涉及不同公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涉及司法人员切身利益的调整，则是回避居多。这使得司法改革的难点不断累积，到了这一轮司改，已很难再找出一项容易推行的改革。最受关注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就是多年来“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超级司改烂尾工程。根据前述“上海方案”中的员额配比，有85%的司法人力资源将直接投入办案，而行政人员则被压缩到了惊人的15%。这一比例的确令人兴奋。要知道，在“司法行政化”仍是常态的当下，基层司法机关非办案人员的比例普遍超过三分之一甚至更高。如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和员额制切实推行，一大批现职司法行政人员将面临转岗，这其中的利益冲突和改革可能面临的困难与阻碍，不难窥见。之前也有基层司法机关曾以主审法官制、主诉检察官制等名义，推行过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但在司法行政化仍未根本改变的司法管理体制之下，主审法官制和主诉检察官制最后只能沦为“新瓶装旧酒”。所以，舆论期待上海司改试点率先扬帆，也在观望上海司改试点会如何出牌。还以“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为例。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确保最适合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司法人员走上那占比33%的法官和检察官岗位。由于这一举措还关联着司法人员薪酬制度改革，众皆争抢法官岗和检察官岗应不难预料。而我们知道，现在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司法行政化极为突出，院长、检察长之下，还有众多的副院长、副检察长、审委会/检委会委员、庭长、处长、副庭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等等。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和司法员额制，实质就是削权院长、检察长，扩权法官、检察官。但原有的“院领导”和“院中层领导”会心甘情愿地轻易交出自己的权力吗？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官遴选机制，而光为了人员稳定，不顾改革导向给予原有的各级“长官”以种种进入法官和检察官岗位的优先通道，则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恐将在实践过程中又会被异化为旧有的体制“改了个名字而已”。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行政管理人员面临大幅压缩，15%肯定无法承载，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可能也不适应（或不愿意）从事司法辅助人员岗。原来是管着法官、检察官的，现在要辅助法官、检察官，要为法官、检察官服务，没有良好的心态是无法完成这种职业转换的。这些人员如何分流，恐怕“方案”里已有既定预案，在实践过程中也可能被突破或被调整。我的一个担心是，为了严格满足“上海方案”中的各类司法人员员额配比，会不会有大量的“临时工”出现在这些比例之外。

顶层设计对于司法改革有着重要意义，但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司法改革之后的司法定型，并非都是建构的成果，而更多是演绎的结果。司改注定会遇到阻碍，尤其是司改的主要执行者——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就是司改要削权的对象。如何确保改革意旨在改革推行过程中，不致异化走样，实是对改革者的极大考验。一方面，改革者要看到“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将遇上某些阻碍；另一方面，在司改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各类司法官员，也要有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司改的挑战。多年来一以贯之鼓吹司改的贺卫方教授曾言，“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司改只能往有经处去。

第二篇：问题导向改革,敢于触及利益

自从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卷卷都有力透纸背的“改革”。在坊间预期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力度或将空前。公报一出，举国研读：满纸改革荦荦大端，实质性突破在哪里？

公报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最重要、最让人期待的突破，就是自我革命。全面深化改革，固然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层面，但其要旨则是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为“革自己的命”谋篇布局，涉及权力运行和利益调整，特别是制度创新，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涉及的领域和碰到的问题更深刻。

哪里需要“自我革命”？往往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问题反复堆叠的所在，问题导向改革，问题倒逼改革。

比如，公报首次提及，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过去习见的“基础性作用”平地飞升，行政力量则将拱手避让市场。这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性目标，其自我革命力度或将空前。如能落实，这将是从根本上抽离腐败的肥沃土壤，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撒手锏。

再如关于财税改革，公报指“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事权、财权不统一，转移支付不完善，专项转移过多，缚住地方财政手脚，使钱用不到刀刃上，曾是地方政府集中的抱怨，于是乎，各地地方债高企，对土地财政无限依赖和迷恋。而狠下决心推进停滞数年的财税改革，可能是对房地产发展冲动的釜底抽薪。

而像“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意味着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重大改革，城乡建设用地的成本不再有天壤之别，城乡教育、医疗的差距或将缩小，多方利益集团的激烈博弈有了破解目标：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终结长期存在的对农民的体制性剥夺与歧视。

至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所寓意的改革重头戏行政体制改革；以及“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司法改革，更把手术刀直接对准了传统的、久拖未决的体制之弊：行政力量对要素市场以及司法审判介入过多。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动大手术如临险地，如履薄冰。要攻坚克难，驾驭改革大局，化解利益集团阻挠，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用意所在，设计、协调、落实、推进，超越现有利益格局，全程力推改革目标实现。

如同我们过了十年、二十年才看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意义，恐怕也要过上几年，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其惊世骇俗的力度，特别是针对阻挠改革的思想观念障碍、体制机制障碍以及既得利益阶层障碍的顶层设计，其“全”，其“深”，其“难”，其“新”，值得期待。

第三篇：司法改革

申论热词：司法改革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颇受舆论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性质、职能、权属、运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运作司法，将不可避免地给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程序性等，都带来伤害。

应当说，司法高层曾对“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给予了关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明确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在这个以及后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出台。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众化”来概括。客观评价，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上虽然作出过颇多努力，但进展始终不大。个中原因或就在于，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决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们的行政职级，他们拿什么去套工资与福利?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按司法职业的特点另立司法职级。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谁认可你这一套?

不仅司法官员的去行政化步履维艰，司法活动的去行政化同样阻碍重重。法院内部的“个案请示”被认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纲要”曾明确要求应“逐步取消，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纲要”，又变成了“规范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报告制度”。用“规范”来替代了 “取消”，无疑是认同了行政化的“个案请示”，而在事实上将司法固有的审级制度给人为架空了。

这种改革的反复无疑在向我们传递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法院系统所坚持的去行政化实践，显得更加不易。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些可贵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向全国法院系统推广。这仍然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仅在于当下的司法公信堪忧。还因为中国是在司法权威尚未确立的基础上，就遭遇到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司法的信息垄断、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被迅速打破，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更便捷评议司法的舆论平台。司法一方面必须要面向民众，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快回到司法的原点，回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上来。司法去行政化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由此破局，当为可行的选择。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能够正视和吸纳广东法院系统在去行政化上的诸多经验，切实推动司法体制变革的到来。

第四篇：司法改革

中国法院网讯(张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社会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应邀出席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四五改革纲要”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推进措施。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谈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制订起因时，贺小荣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纲要”，并报中央审批同意。

作为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与内容设置上体现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整体性。纲要提出的改革举措严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司改意见“对表”，是对中央改革任务的分解、延伸与细化，兼顾了人民法院牵头和参加的各项任务。凡是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详细，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门推进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原则，侧重协同推进。二是系统性。纲要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三是科学性。纲要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将健全审判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是连续性。纲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形势，在总结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成果经验基础上，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确定了需要继续推进的项目和需要调整的内容。

二、主要内容

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建立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贺小荣指出，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与之配套的，则是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四是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五是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四五改革纲要”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作出了安排。

贺小荣表示，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3.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内部层层审批，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贺小荣指出，在完善审判责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二是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三是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与退出机制的有效衔接。四是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表示，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判责任制与院、庭长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二是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四是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五是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4.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为强化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贺小荣表示，为了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完善审判环节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认定标准。四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五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贺小荣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四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推进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

判流程节点信息。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与各类征信平台的有效对接。

6.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职能，“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学、职能明确、监督得力、运行有效的审级制度。

贺小荣表示，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充分发挥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级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类案审判工作，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压缩个案请示空间。三是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废止没有实际效果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四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职能的机构设置模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建立将本院作出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判例的机制，充分发挥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二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三是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四是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8.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诉访分离、终结有序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师为主体的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台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三、落实和推进

贺小荣透露，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担任组长，负责研究确定改革要点、审议改革方案、听取进度汇报、讨论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负责“四五改革纲要”的组织协调、实施推进、试点管理、督促检查和评估总结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革进展、请示重要事项。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套推出贯彻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科学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建立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评估总结制度，做到每项改革任务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

第五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内容摘要: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执行和运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因此本文通过古代“法官”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进程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几点完善“法官”自身建设的建议.关键词:法官独立 清官意识 法官培训 高薪养廉 媒体监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来一大热门话题,此话题的提出正是因为当前我们司法领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包含者众多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当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认为司法过程不公，另有人认为司法人员素质底下，还有人认为司法体制设置不当等等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这个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认为，解决问题既要有轻重缓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别。加之我能力所限，对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不易作泛泛而谈。相比之下我觉得所有问题解决的落脚点都最终在人身上。因为我觉得执行和运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关系上，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着重讨论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当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法官了。一，中国古代法官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将“法司”中任职的官吏称法官，但是法司却不同于现在的法院。其中各个法司间分工并不象今天对其总结的那样有明确的划分。以唐代为例：虽然中央一级审判机构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台官员可以直接参审，有时对特殊案件进行三法司会审。此外，中书门下两省也可参审。可见，古代审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独有的权力。同时，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从属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长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断狱”。（1）正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权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会，无论皇帝对法司法官表现的如何重视，也只是为了加强其皇权。这一点使人们忽视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机关一部分，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员的一种。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形成定式直影响到今天。

另外，由于历史上有秦王朝短暂的统治，使的人们在观念深处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们对于法官的认识也产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寻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这在客观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对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连古代官吏也不会以法官职业为荣。正是这些观念在今天仍成为人们正确理解对待法官的障碍。再次，中国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一个遗产就是清官意思。如历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这些人们心中的清官正是人们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现。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对清官的信任也是对王法的信任。虽然这种过分寄希望于某个清官而忽视上层法制作用的意识与现代法治不合拍。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比如人们对清官的赞扬正是对贪官批判，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促使法官廉洁自爱，公正审判，起到监督作用。

最后，在选拔法官方面，从古到今，断狱审判和行政事务还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对法官还有特殊选拔规定。

二，透过古代“法官”及其影响提示并完善现代法官。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古代对现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鉴意义。

第一，确立法官独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或核心就是司法独立。而事项司法独立的关键就是先让法官独立。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确立法官独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识必须独立，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独立意识不强，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观上不自觉的成为一种附庸，对地方政治事务参与性太强工具主义太浓，中立观念不强；其次，法官身份要独立，确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职位条件及任期要适当保障；还有就是法官在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和良知约束外，不受任何外 来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会地位，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完善司法体制。根据我们宪法，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有司法权。现实操作中应严格遵守宪法的权力分工，人大只对司法人事任免监督，行政机关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权威和法官权威。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完善法官选任机制。如我们国家目前实施的司法考试制度。另外，要规范法官培训制度。（3）一方面针对在职法官进行培训，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强化职业指向或特色。对于法院财政一有全国人大财政预算统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资收入，改革法院与行政区划一致的现状，这方面可以学习外国设立跨省跨地区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防止司法官员腐败，高薪养廉。当前虽然存在地区差异及不同审判庭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需要生活和发展，所以有些腐败现象无法制止。我们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说法官收入必须达到很高水平。只是为了突出法官获得整个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标志。我觉得可以借鉴国外防止政府官员腐败的一种制度即高薪养廉。这样可以减少灰色收入，因为有些现实本就是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而不可对人的主观性寄于太高期望。显然那些为了生活发展而为的腐败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有时候合理。我们应该把对现实的判断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并坚信“凡是合理的应该成为现实”。

第四，完善监督，重视媒体作用。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当然我们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也要加强媒体监督作用，将法庭和社会进行连接。要知道新闻自由是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对司法活动的自由报道对监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结尾：“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这种法的艺术的表现为什么形式取决于谁是艺术家。”（5）艺术家决定我们法律的质量。对于要法治不要人治这一真理中包含的对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运行过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反对树立人的权威不是反对树立法官的权威，因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码是具备了一定资质的人。只要充分重视“人”的因素，才能促进司法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1）参马小红〈〈试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官’〉〉一文 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页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国际律师协会19届双年全会上通过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中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内容

（3）参张志铭在〈〈对我国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一文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独立与问责制国际研讨会”上的观点（5）德国法学家来因斯坦语转引自日本 大本雅夫〈〈比较法〉〉范愉译 法律出版社26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