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最新时政热点：公车司机所生活的“腐败江湖”（最终版）

第一篇：2014最新时政热点：公车司机所生活的“腐败江湖”（最终版）

2014最新时政热点：公车司机所生活的“腐败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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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司机，因为与官员走得非常近，而被视为一个特殊群体。

近日，河南新安一名公车司机在不到一年间骗取公款47万被判10年6个月的消息，使公车司机这个特殊群体引发众人关注。有媒体报道称，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领导司机变成了“司机领导”，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成为一种新的腐败群体。

公车司机的多重身份

“现在连乡干部出门都得坐个专车”。河北省某市一位公车司机李全(化名)对记者这样形容公车之多。

据媒体报道，不算国有企业，全国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数量不下2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庞大的公车司机群体。

早在1994年，中办国办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省部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但地方并未完全执行，相当多官员有专车、专职司机，甚至出现司机随官员一起调动的现象。《人民日报》刊文形容这种现象为“小姐出阁，丫环陪嫁”。

作为官员贴身工作人员，公车司机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是开车。坊间将专车司机比做“服务员、导游员、代收员、情报员与保密员”。

对于这种说法，开了20年公车的李全深有体会，“公车司机要保证领导人在哪，车就在哪。如果领导不使，就是家属使也一样。一年跑几十万公里，是很正常的事。”一位公车司机表示，20年来他从未安稳过年，即使春节也必须“时刻待命”服务领导和其“家庭需求”。

跟领导打交道首先就要跟司机打好交道，成为走近上级的“捷径”。李全说，“比如领导要去下面考察，下面的人为了做好迎接工作，首先得给司机打电话了解领导的安排以及好恶等。”

另一名公车司机刘明(化名)则给记者讲了个例子：前几年，一位地方官得知上级官员将出差路过本地，于是这位地方官一边向上级的司机打听路线和时间，一边驱车追赶，最终顺利向上级领导介绍自己，并送上丰富的地方特产。

当然，一位专职司机也要“懂规矩、会交际”。这两位公车司机都提及圈内“四不”的说法：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传的不传。

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公车司机的收入一般并不高。据报道，目前长沙市和湖南省一些机关专职司机的基本工资，每月只比湖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高出400元左右，不到2000元。

但是许多人为了谋得这份差事，不惜四处托关系、走后门。因为公车司机的收入除了固定工资部分，还有其他灰色收入。

一位在机关工作的司机对媒体表示，以前最“吃香”是领导的“专职司机”，往往有可观的“灰色收入”。也就是领导出席活动或应酬时，邀请方都会给领导司机发礼品、礼金、误餐费等。

“如果某单位一把手是刚调来的，那么带来的司机就成为一些人新巴结的对象。”李全说。司机刘明也向记者举例：当地一名领导司机开了个茶庄，于是下面的单位都来买茶叶。

除了这些“实惠”外，最普遍的是油费及修车费用。虚报冒领等已成为“潜规则”。李全透露，有公车司机给自己的私家车加油，却可以开票去单位报销。

“其实，油耗还算不上大问题，汽车维修才是个大窟窿。”重庆经开区一些原来的驾驶员曾自曝，公车维修名目繁多，百分之八九十都有回扣，而这种漏洞在公车改革前根本无法控制。

除了到手的物质利益以外，公车司机还有大量灰色空间，领导即使知道一般也不会管。刘明说，这些被作为对司机鞍前马后的补偿和报酬。比如司机也普遍存在公车私用问题。

一份调研统计显示部分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办公事三分之

一、干部及亲属私用三分之

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

李全就坦陈，“我家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基本是我用公车接送。”

有时司机能得到领导更有价值的照顾，比如安排女子就业，甚至将公车司机提拔从政。公车司机“搭便车贪腐”

正由于公车司机与一些腐败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从灰色利益滑入腐败成为了可能。《半月谈》曾发文称，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

公车司机腐败的土壤在哪里?又是如何进行贪污腐败行为的?新京报记者整理以往公开报道发现，公车司机涉腐败的案件主要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最直接的：司机官员共同贪贿。2008年2月，郴州市国土局原副局长杨秀善单独或伙同司机受贿191万多元，被判13年。司机吴军收受36.8万元，并为杨秀善窝藏赃款10万元。

2009年12月，湖南浏阳市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刘魁榜与其司机丁文峰一同受审，检方指控刘魁榜与丁文峰或单独或伙同骗取单位财务资金。其中刘魁榜受贿40万余元，贪污24万余元，丁文峰贪污23万余元。

还有一种形式是司机当官员腐败案牵线人。2008年7月，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驾驶员高某，利用领导司机特殊身份，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法院以介绍贿赂罪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第三类则是司机利用自己“领导亲信”的身份和影响力，直接贪腐。2011年，江西萍乡一酒店因违法用地被国土局处罚，酒店负责人找到局长司机说情，送上10万元后，处罚金额比第一次减少了78.6万余元。最终，司机被判刑。

新华社发文认为，是领导行为不端致公车司机“搭便车腐败”，每个贪污的司机背后都有一个腐败的领导。司机“有疾”，多半源于领导“有病”。

如何遏制司机的腐败

“领导身边人腐败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腐败。”针对公车司机腐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认为，本质是因为领导权力没有受到约束，从而有了更多权力“代理人”。

王锡锌对记者表示，只要是靠近权力的，就有权力的寻租市场。比如领导本人不能出面的，便通过司机等身边的人进行，“这相当于你吃肉，我喝汤。”因此遏制司机腐败，必须对领导权力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也认为，“过去对于领导身边人，疏于监督管理。但是他们具有特殊性，可能间接获取利益，因此要将其作为监督对象。”

由于部分专职司机和领导关系密切，甚至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毛昭辉还建议尽量不要设专职司机。

去年9月至今年5月底，在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类型中，“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占4851起，高居首位。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从公车改革的角度提出建议。叶青说，公车改革有着双重意义，从经济层面上看，减少了政府支出，减少了“公车腐败”，最根本的是直接铲除司机腐败的土壤。

第二篇：时政热点：签承诺杜绝腐败靠不住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时政热点：签承诺杜绝腐败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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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要想杜绝，不能靠人性的自我约束，而是要靠法制。公开各种权利运作的程序，使民众看清权利运行线路，这是杜绝收受红包的关键。

近日，昆明开展 “红包”专项整治行动，昆明28237名科级以上(含非领导职务以及相当于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签字承诺，不发送和接受“红包”，同时，全市125个单位及其下属2766个单位也作出承诺，不用公款收送“红包”。(山东卫视)又是一个承诺拒收红包!之前曾经针对医生这个行业做过，要求医生和患者都签署不送收红包的协议，承诺，结果被很多医学专家拒签，他们觉的这种承诺是对自己和医生这个职业的侮辱，因为在他们心中，拒收红包，是天经地义，根本无需规定和承诺的。

对凭技术吃饭的医生尚且如此，对掌握权力的官员更要加磅，官员收红包就是腐败!杜绝收红包现象是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基础要求，本应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准则，是本分，而本分是无需承诺的，就像任何人都无需承诺“不杀人放火”一样，这样的多此一举很难说不是廉政问题还在走形式。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不收红包，是为官者最起码的底线，或者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如此单独承诺反倒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红包本应该可以收的，现在由于自己要求严格了才决定不收，这样一来，看似严抓，强调廉政，其实是降低了标准，接下来，会不会还要为不收红包的领导们颁奖呢? 红包是中国人际交往中的“特产”，人与人在交往中，互赠一些礼品，以示友情，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无可非议，这种人之常情完全可以与行贿受贿区别开来，对此，可以借鉴香港、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台湾地区2011年就通过了“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不仅对公务员违背职务行为收贿者，订有罚则;向公务员送红包的民众、厂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众向政府人员送红包是很常见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这样的行为便渐渐消失了。

红包要想杜绝，不能靠人性的自我约束，这是有限度的，而是要靠法制，帮助完善弥补人性的弱点、短处。首先要公开各种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民众看清权力运行线路，这是杜绝收受红包的关键。其二，红包一旦出现，应该有法规制约，违规就要惩处。之前落网的贪官中，包养、通奸者占很大比例，他们也都有婚姻在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身，婚姻的承诺都没约束住什么，与婚姻约定相比，这样的红包“承诺”又能有多大作用?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中公时政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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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军转时政热点：全国统一公车改革

2014军转时政热点：全国统一公车改革

2014年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财政部以及国家发改委作的三个报告中，均提出了从严控制“三公”经费。今年，所有由政府“花钱”进行的包括出国、购车、公务接待这三项在内的“三公”经费需要全部公开。

◎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公车改革信号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短短十个字，意味着酝酿多年的公车改革将在今年得以启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违背市场竞争规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报告提出，今年将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事实上，我国的公车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启动多年，但全国没有统一规定。长期致力于研究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报告表明，全国统一的公车改革即将启动，今后一般公务用车将取消。

◎公车改革难在如何发放交通补助

此项改革最大的难题在哪里?叶青表示，主要是交通补助如何发放的问题，比如额度如何确定。此前比如温州车补，正处级每月可发放3100元的补贴，叶青认为这个标准过高。

作为副厅级的叶青，每月交通补贴1200元。他认为，副厅可设在1500元/月左右，正厅2000元/月左右。同时，国家应当设立上限，分区域进行不同的补贴标准，比如北京、上海，则可以比一些西部地区高一些，但标准都不宜设置太高，应当鼓励大家乘坐公共交通。

◎改革后大量公车如何处理很关键

公车改革之后，大量的公车如何处置?从此前试点的城市看，多是通过拍卖进行，但拍卖过程也备受诟病。对此叶青表示，政府部门应当委托专业的二手车拍卖公司来进行，而不要自行拍卖，以避免暗箱操作。

在三公经费方面，公车支出一直是占最大的比例。比如2011年中央单位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削减公车支出将省下上千亿巨资

叶青表示，当前在三公经费的压缩中，公务接待、公款出国的空间已经很小。在各项整治下，公务接待额度已经不高;公款出国方面，当前一般性的公务出国也不多，多是用于国际交流合作等的费用。为此，要压缩三公经费，主要要从公车上动刀。

根据叶青的调查，平均一辆公车一年公用的费用在10万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费用，一辆车总费用在15万至20万元之间。全国数百万辆公车，如果能够削减，将省下上千亿的巨额的资金。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公车改革全国覆盖还需走的更远

一名地级市的处级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策执行到我们这一级，恐怕还得一段时间”。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说，在中央明确取消一般公务车之后，有的地方公车的预算支出出现下降，但还有的地方仍然在新购公务车。

因长期拍照监督公车私用而被公众所熟知的广州市民区伯说，“公车改革也是‘动了特权的蛋糕’，所以阻力肯定会有的，一些地方会也可能阳奉阴违、虚晃一枪。”

对此，人大代表张育彪建议，应让人大代表和公众提早介入预算编制，对故意拖拉不执行公车改革的地方必须予以惩罚，以强力态势在全国迅速推开。

第四篇：时政热点：如何杜绝扶贫干部“雁过拔毛”式腐败？

时政热点：如何杜绝扶贫干部“雁过拔毛”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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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消除贫困，要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可如果在照方抓药时短斤少两、掺虚作假，拔掉“病根子”也就自然成了泡影。

近日，湖南郴州通报多起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诸如欺上瞒下、无中生有套资金、雁过拔毛乱收费、掩耳盗铃擦边球、擅权滞留不办理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令人愤怒!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日益“白热化”，这些在基层一线实践中出现的“雁过拔毛”式的腐败现象，让脱贫的良药变味、让致富的良方失效，成为扶贫领域不得不提防的对象。

在扶贫实践中，所谓“雁过拔毛”式腐败，多表现为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强占掠夺、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形式，往往数额不大，却影响恶劣。因为无论在贫困群众眼中，还是非贫困群众的心中，基层干部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微观层面的体现。传统的垂直化行政管理方式，使得所有顶层设计的制度方案，最终都落到基层肩上。越是脱贫有曙光的地方，领导干部倒映出的影子就越清晰。也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有的地区越是贫困越是腐败的“怪现状”。

而“雁过拔毛”式的腐败频发，也正是寻租空间和制度漏洞双重作用的结果。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弊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性举措。毋庸讳言，目前，农村普遍存在资金使用、项目开支和工程建设信息不公开，政务村务更新不及时、公示事项不全面等问题，势必会导致村干部、乡干部的权力集中，政商关系不清等风险。放眼脱贫攻坚的整个战场，贫困群众鲜少能够熟知顶层设计的复杂缜密、也很少能了解各地区迥异的扶贫政策和发展思路，再加上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下的贫困户多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文化程度不高、维权意识薄弱，种种客观现实条件，为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提供了温床。

缺乏有效的监督治理体系，是扶贫领域问题多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可否认，贫困地区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专项资金审批、下拨、流转、使用缺乏细化性规则，各管理部门职能交叉、彼此推诿的现象，导致无法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监管。村级组织管理涣散，村民监督难以落实，甚至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是否确有其事，分配对象是否确有其人，资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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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是否如数到人到户„„如此混沌，出现掩耳盗铃、欺上瞒下、无中生有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

但这显然与脱贫攻坚战的纲领相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贫困不是不可改变的宿命，腐败也不是不可根除的弊病。“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这是来自党中央的要求，更是根治扶贫领域腐败需恪守的准绳。

“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显然，“雁过拔毛”式腐败频发只会让脱贫攻坚战一败涂地，而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政党肌体，建设一支廉洁的干部队伍，制定一套严格的监管体系，形成一种有效的道德遵循，才能在与贫困的战争中战之能胜、攻无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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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申论热点：临时公车司机与“体制奶酪”

2014年申论热点：临时公车司机与“体制奶酪”

近几年，一些机关单位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灰色收入”。而随着公车改革和中央多项禁令的颁布，他们的“灰色收入”已不复存在。于是有公务车司机萌生了“趁现在还年轻，出去闯一闯”的念头。

湖南多地公务车司机现辞职潮，看起来有点标题党。其实，请辞的公务车司机只不过代表临时工想法，是一种典型的“临时工现象”而已。比如家住湖南省茶陵县的孙睿，新年伊始就准备远赴广东东莞打工，但他其实只是一名聘用司机。

公务车临时工请辞，不只是灰色收入锐减那么简单，更是寄生官僚体制梦碎使然。公务车司机正是官僚体制中的附庸，他们除了要有驾驶经验，更是需要能来事，会办事，需要具备必要的跟班素质。对于请辞者来说，他们担任公务车司机的生涯也许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事实上，公务车司机群体早已呈现出一种苦乐不均的金字塔结构。据湖南省某厅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张阳介绍，公车司机有多种分类。按照是否有编制来分，可分为带有正式编制的司机和临时聘用的司机。前者因有编制且在机关单位人数较少，一般都被安排做了车队队长，而后者一般专职从事公车司机工作；按照服务对象不同，公车司机又可以分为三类，即厅领导专职司机、处长专职司机和普通机动性的专职司机。

能不能成为官僚附庸，实在是一种时也命也的个人际遇。一般说来，有编制的司机是大爷，替领导开车，除了拥有灰色收入之外，还可能拥有领导司机所应有的一切权力：既好捞取油水，又方便替自己甚至于家属子女谋取利益。更有甚者，从领导司机摇身一变为拥有司机的领导，也不乏其人。正如体制内有处级秘书一样，处级科级司机，早已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正因为有编制的司机因较少而身份较高，他们还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司机群体的领导。而即便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司机，也不是毫无利益可言，如果有幸担当领导的专职司机，同样会因附庸于体制，取得不菲的收益。至于位于司机金字塔最底层的普通机动车司机，由于工作上常常处于随叫随到的机动状态，一旦灰色收益链有被斩断的可能，又苦又累之余看不到个人的利益前景，如此边缘化的存在，再加之清廉政治的大势所趋，请辞也是在所难免的了。但他们的请辞，并不代表领导专车司机请辞，更不影响有编制的司机享受“体制奶酪”。

“司机金字塔”所揭示的，不只是体制内的苦乐不均，其实也预示着公车改革、三公支出改革甚至于机构和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连司机的层级都如此之多，利益诉求如此复杂，司机跟班化、司机官僚附庸化的格局如此难以打破，足以想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涉及多么艰难和复杂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