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第一篇：关于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点认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很早就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越来越重视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作用日益彰显。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及其优越性，对于坚定广大干警的理想信念，履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的职责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科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在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功经验，科学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创立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与集体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一个科学系统，不仅包括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规范、司法组织、司法机构、司法程序、司法机制、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力资源体系，而且包括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司法理论、司法政策、司法文化、司法保障等丰富内容。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已经建成。突出表现在司法制度机制逐步健全，司法组织体系逐步完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逐步合理，司法功能不断拓展，司法程序不断完善，司法行为不断规范，司法条件不断改善，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等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体系构成。一是司法规范体系。包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组织以及规范司法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自然包括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司法制度的法律规范体系也已经形成。如我国宪法中关于司法制度的规范，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中关于司法制度的规范，以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司法程序的规范等。二是司法组织体系。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司法组织体系或系统建设，司法组织体系和相关组织体系已经建成并不断完善。

司法组织体系主要指审判组织体系和检察组织体系。同时，其他组织体系如公安组织体系、国家安全组织体系、司法行政组织体系、国家海关组织体系等，也行使部分司法职能。司法组织体系和相关组织体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法组织系统。三是司法制度体系。各项司法制度既是司法机关明确职责分工和履行司法职能的平台，也是监督和规范司法行为的基本规则。我国各项司法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并基本适应司法实践需要，主要包括六大制度，即侦查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监狱制度、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等。还有人民调解制度、人民陪审制度、死刑复核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解释制度以及案例指导制度等，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四是司法人员管理体系。我国的司法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及辅助人员。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和教育培训，各系统的司法人员队伍数量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分类日益科学。不仅有法官、检察官和人民警察等司法人员系列，也有书记员、司法警察、工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系列，还有人民陪审员、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仲裁员、人民调解员等法律工作者系列，等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色，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司法工作中，就是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事业至上，才能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正确的政治方向，实现人民掌握司法、应用司法，顺利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核心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司法是人民司法，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各项司法制度都是由人民在司法实践中创造、确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司法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司法，靠人民司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司法制度最本质的区别，也是这一司法制度能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历史机遇，确立了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就能够为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色，决定了这一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全适应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要求相适应，有力地保障与促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和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为人民司法，靠人民司法，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保障人民群众的真正参与，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拥护、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改革创新、自我完善的品质，注重借鉴历史上一切对我有益的司法文明成果，吸收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司法制度的成功经验，积极利用不同法系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司法制度中的诸多长处，是秉持开放精神、博采他人之长的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有效协调性，既能够各司其职、相互制约、依法行使职权，确保公正高效处理案件，实现公平正义，又能够集中力量共同研究司法体制改革、司法政策制定和司法解释中的重大问题，形成有效解决和妥善处理复杂司法问题的合力，积极主动地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人类法治文明和司法制度中的优秀成果，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自我完善和自主创新的能力，不断改革、适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途径。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制度总体上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尚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完善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自身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和期待还存在着差距。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并于2004年和2008年分别转

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两个《意见》从多方面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明确部署。为贯彻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99年、2005年和2009年下发了3个司法改革纲要，实施了119项司法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在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性质，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否定和对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追仿。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二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我们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谋划司法发展完善的根本依据和要求。要深入研究、大胆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中的优秀成果，大力弘扬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宝贵司法经验，同时注重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特别是注重研究借鉴新时期国外司法体制的新发展和新理念，但决不搞一切向西方看齐或者照搬西方模式。三要以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充分倾听人民群众呼声，真正体现人民群众意愿；要注重改革实效，着眼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始终坚持改革的效果由人民群众来评价，改革的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四要坚持依法有序进行。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自上而下、总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充分调动各级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工作者参与司法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又要防止各自为战、政出多门、自行其是，确保司法体制改革方向正确、决策科学、措施协调、人民满意。当前，司法改革要突出重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完成中央确定的改革重点任务，做好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队伍建设、司法保障体制等改革项目的调研、论证和实施。要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来切实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人民法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机关，审判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履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神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在思想建设、组织机构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物质保障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当前，人民法院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人民法院队伍的司法理念、司法作风、司法能力与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还有差距，人民法院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

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密切联系审判工作实际，着力推进司法理念创新：在开展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确立为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切实解决人民法院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理论体系、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的原则性、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在认真总结几十年来人民司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确立为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进一步明确司法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关系，深化对人民法院、人民法官人民性的认识，切实解决权从何来、为谁司

法、靠谁司法的思想认识问题；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提出“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的人民法院建设方针，统一对实现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认识；在全面加强法院干部队伍建设、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中，提出“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官的精神境界，明确广大法官的价值追求；在对“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进行全面深入社会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为更好发挥审判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审判工作原则，强化和谐司法的理念，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提出“能动司法”理念，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和规律，深化对人民司法功能的认识，拓宽人民法院的工作视野，等等。这些理念和观点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促进公正司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定理想信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弘扬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促进人民法院科学发展。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认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实践认同，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作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胜俊）

（原载《求是》杂志2011年第5期）

第二篇：坚持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创新社会管理水平2

坚持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创新社会管理水平

一、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初步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在几千年传统司法制度演绎积累乃至清末修律移植以及民国司法制度变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着久远的中华法系渊源与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根基。

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新形势下，对于传统司法制度有必要加以理性的审视与评判，对于清末修律乃至民国司法制度变迁带给当代司法制度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正是清末以修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修律运动，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正是清末司法制度的移植，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大陆法系框架；正是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变迁，通过引进和借鉴，形成了现代的一些主要司法概念、司法观念、司法原则及其相关司法制度；正是这些移植与变迁而来的司法制度，至少在法律文化和立法技术的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作了坚实的铺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的司法实践中即已见端倪，从那时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建国初期、反右运动至“文革”期间、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五大期间、十五大至今五个重要发展阶段，由此较为漫长岁月的洗礼，真正意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基本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创建的新型司法制度经历了革命的实践与探索。伴随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华苏维埃司法制度自成体系发展至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时期，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体现群众路线的审判作风、人民陪审制和人民调解制等人民司法、大众司法的新形式，成为边区司法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42年5月至1943年12月，陕甘宁边区还曾进行过我党历史上首次司法改革的尝试，由此次司法改革所引发的思想观念上的激烈碰撞，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仍有着极大的启发价值；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六法全书”被废除，人民司法观念与制度获得发展。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经由对革命战争年代司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苏联司法制度的灵活借鉴，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逐步建立并初具规模。1952年8月至1953年4月，全国司法机关还开展过建国以来的首次司法改革运动，以便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作风上保持和提高人民司法的纯洁性；伴随1954年宪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布，由统一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所派生的“一府两院”制基本形成。

在反右运动至“文革”期间，刚刚建立起来并获得初步发展的人民司法制度遭受了停滞与破坏。1957年下半年，党内开始出现了“左”的思潮，“反右”斗争出现扩大化，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一时，一些关于法律、法制和法治的正确主张，被错误地作为右派言论来批判，许多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司法原则也遭到否定，许多司法审判活动为群众运动所取代；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公、检、法被砸烂，各级司法机关被造反派组织夺权，人民法院职权为群众专政指挥部、军管会代表和革命委员会人保组所取代，检察制度甚至一度被实际废除，正常司法程序被彻底否定，全国基本停止正常的执法和司法活动；1975年宪法有关审判的制度只字未提，并进一步明确取消了检察机关的设置，取消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及陪审、公开审判和辩护等司法原则，该部宪法给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带来的显然是倒退。

在实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五大期间，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始恢复与重建。1978年宪法规定在国家体制中重建停滞近十年的检察机关，恢复设立人民检察院；1982年宪法明确人民法院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均应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此后1988年、1993年先后两次修改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得以坚持。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召开的近20年间，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在大力推进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许多重要的基本法律相继制定实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基本相适应的司法制度亦处于日渐完善之中。

2、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探索与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司法体制也开始了深度改革，十六大尤其是十七大以来，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政法机关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持续推进，展开了一场复杂艰巨、波澜壮阔的改革：

（1）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为重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针对诉讼活动中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现象，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开展量刑建议试点，改革和完善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完善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针对检察执法关键环节，检察机关通过健全举报机制、完善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机制、建立和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建立健全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执法公信力。

（2）全国公安机关积极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规范执法、执法监督等工作机制改革，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起，全国１９０多万公安民警进村入户，开展“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为群众和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从大接访到大走访，公安机关近年来深化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从制定《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等一大批规范，到狠抓交警、消防等重点执法环节的规范化建设，从全面开展执法管理体系建设，到构建大教育、大培训体系，公安机关逐步深化规范执法机制建设，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公信力。

全面开展执法质量考评、深化警务督察工作、加强看守所监督工作……执法监督机制的建设成为公安机关深化改革的重点，有效杜绝和减少了执法突出问题的发生。

适应维护社会稳定和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需要，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力度，推出律师代理案件、全面实行聆询、缩短劳教期限、扩大所外执行范围、加强检察监督等举措。

（3）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稳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不断完善。

改革完善律师制度，明确了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新定位；推进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试点工作；推进律师收费制度改革；修订律师法等法律规章……２００３年以来，律师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法律援助是现代社会法治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推出法律援助便民利民１０项措施，不断加大法律援助财政支持力度……各地根据改革要求，努力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监狱管理、社区矫正、司法考试……过去几年里，这些领域的改革也都稳步推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以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入手：

人民群众“告状难”曾是困扰法院工作的难题。立案大厅的建立，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全国已有３２８个中级法院、２３０８个市县区人民法院建立立案大厅，分别达到８１．２％和７４．２％。“柜台式”作业、法官着装挂牌……群众称赞：“走进一个厅，手续全办清，公开又公正，方便又轻松。”

“执行难”是个老大难问题。近年来，法院推进执行体制改革，与有关部门一道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以来，全国法院共执结有财产积案３３万多件，执结标的额约３４３０亿元，因案件未能执行引发的信访案件大幅减少。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因素。８年多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建立了讯问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检察机关还通过健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机制以及完善当事人权利告知制度等，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机制，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

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由同一检察机关同时行使侦查、逮捕、起诉权造成权力集中、监督弱化的问题，２００９年９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下发《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逮捕审查的提级，使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更加趋向公平公正。

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超范围扣押冻结款物，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针对于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还于２００９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检查，对２００４年以来已办结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全面检查，纠正了一批违规违法问题。

执法为民贯穿公安机关工作机制改革的全过程。公安机关进一步建立便民利民新机制。规范派出所等窗口单位服务，推进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２“三台合一”；深化出入境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公民再出国限制，推进“阳光审批办法”；交通管理由“以严为主、重在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本、突出服务”；提供网上办事服务，推行流动人口“一站式”服务，简化户口申办手续，实行居住证制度，叫响了“群众放假我加班，群众办证我在岗”的口号。

二、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什么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特色在哪里？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这既是一个法治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我认为首要的特色还是它的政治特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正常的司法活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定纷止争，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约束公共权力。其次，是我国实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政治制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国家立法机关更重要的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实行一府两院制，这与西方三权分立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就是把检察机关设置成与法院平行的司法机构，并赋予其法律监督的职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实现全民监督制约机制的一种探索，这与很多国家把检察机关作为三权分立机关，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也是非常不同的。第四，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色，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的人均财富在世界排名100名以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满足广大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全民受教育水平，特别是整体的法制观念，距离法治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行法治，我们面临着很多国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第五，是我们的法治与司法建设面临着一些考验，一方面要警惕西方文化的侵略和扩张，在这个前提下，洋为中用没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同封建专制主义做斗争，这也是我国法治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在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性质，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否定和对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追仿。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二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我们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谋划司法发展完善的根本依据和要求。要深入研究、大胆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中的优秀成果，大力弘扬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宝贵司法经验，同时注重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特别是注重研究借鉴新时期国外司法体制的新发展和新理念，但决不搞一切向西方看齐或者照搬西方模式。三要以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充分倾听人民群众呼声，真正体现人民群众意愿；要注重改革实效，着眼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始终坚持改革的效果由人民群众来评价，改革的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四要坚持依法有序进行。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自上而下、总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充分调动各级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工作者参与司法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又要防止各自为战、政出多门、自行其是，确保司法体制改革方向正确、决策科学、措施协调、人民满意。

在这样的特色和原则下，我们的司法制度有了它自己的内涵：有些自一开始便已形成并不断发展与完善，有些则是长期司法实践与探索的结果，有些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有些则是在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所形成，主要集中在司法定位、司法架构、司法运行、司法功能、司法方式、司法为民、司法队伍、司法政治等八个方面。

在我国司法定位之特色下，我国司法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系由国家权力机关所派生；法、检两家法律地位并重，但检察院对法院的诉讼活动依法负有监督之责；此外我国的司法并不享有违宪审查的权力，所有这些与西方“三权分立”、司法制衡议会与行政，以及法检两家并非并列并重的一般司法定位特点，均有着显著的不同。

在我国司法架构之特色下，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各自分设并自成体系，且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亦分别单设，即实行所谓“审检分设”、“检行分离”的基本架构模式，以及司法机关设置体系相对单一，法院采用四级两审终审制等，与西方审检合署或检行一体化的司法架构模式，以及审判机关设置体系较为复杂多样、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等比较，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亦与我国国情相符。

在我国司法运行之特色下，外部运行上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内部运行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系统运行上建立必要的监督指导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虽保留死刑但实行严格的核准制，且运行效果评价上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些注重司法配合与制衡以及发挥集体智慧、慎重司法的特色，为西方司法所缺乏。

在我国司法功能之特色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就一般法律适用问题制定司法解释的权力，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现实的需要，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而注重发挥案例的指导功能，与英美法上判例法之司法功能亦实质不同；尤其是我国司法始终注重将各项具体司法活动与法律宣传教育结合起来，这在西方基于纯粹的司法中立、被动、消极等所谓司法特性顾虑下是很难做到或实现的。

在我国司法方式之特色下，刑事审判注重“宽严相济”，民事审判注重“调判结合”，以及大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仲裁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衔接并举的工作格局，还有将司法活动与社会综合治理紧密衔接等，所有这些正日益成为中国司法的显著特色所在。

在我国司法为民之特色下，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就地办案、巡回审判和人民陪审制，使司法尽可能地贴近群众并依靠群众司法；十分注重便民诉讼，处处体现司法为民，最大限度地方便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并减轻当事人诉累；高度重视群众申诉与再审申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人民司法，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司法制度最为根本的特色所在。

在我国司法队伍之特色下，坚持司法职业资格一体化的主流发展方向，同时注重司法专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相结合，在制度设计上让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知晓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实现司法民主。实行法官、检察官公务员制，实行必要的司法岗位津贴与待遇保障制，实行严格的职业纪律，实行职业责任追究，但不实行司法职业高薪制，不实行司法职业任期终身制，不实行司法责任追究弹劾制，这与我国现阶段国情、与我国普遍社会观念，以及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更相吻合。

在我国司法政治之特色下，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司法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对此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在当代各国均采取政党政治模式、政党作为国家政权体系骨架和国家政治生活核心的普遍现象下，司法作为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决不可能处于真空绝缘状态，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党政治的影响。综观西方各国政党与司法制度，其实也不难发现其政党与司法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由于各国政党历史发展的不同状况，所谓政党对司法的影响，总是在各党派争夺的夹缝中呈现出互为交错的状态。

三、坚持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以司法创新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人民群众满意的司法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这一根本目的，正是我国司法机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基本追求。司法的自身禀赋和固有功能，使其成为实现社会管理机制科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司法是社会管理机制的重要环节。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社会管理手段，而司法在其中具有独特作用。司法是维护人民群众权益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寻求公正最后的制度化途径，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又是最具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依法追诉和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和公民各种合法权益，审理和裁决纠纷冲突，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监督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本身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也是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同时，司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中所蕴含的一般的、抽象的公平正义精神贯彻到每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中，体现司法公信，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进而提高社会管理品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因此，司法是通过法治途径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司法是实现社会管理机制科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司法能够通过确认、保护、监督、制约等功能，为社会管理任务的完成和有关社会管理主体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公正、有效的法律保障。司法机关通过妥善处理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依法确认和维护合法行政行为，支持有关部门有效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对违法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变更等，促使行政机关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司法机关通过对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予以查处惩治，促进社会管理中有关机关依法行政、勤政廉政，保障国家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司法活动还有利于促进相关部门和组织特别是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以及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依法有效地实施社会管理，减少和破除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司法参与社会管理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必然是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在法治社会，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不仅要求有完备的社会管理方面的立法，而且要求社会成员切实遵守相关法律，要求有关管理主体依法行使管理职权，要求司法机关依法介入社会管理。司法的中立性、统一性、专业性、公开性以及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禀赋，使其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管理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优势。这样的功能和优势，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司法是国家特定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机关通过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引导民众行为、监督制约权力、制定司法解释和政策等，为完成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发挥应有的作用：

1、解决矛盾纠纷。法治社会中的司法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选择，人们一般是在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才诉诸司法。司法机关应结合办理的案件，研究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通过司法途径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在司法工作中，对轻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诉案件、涉法信访案件，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根据调解情况再依法作出处理，努力促进当事人和解息诉。同时，注重司法效率，当判则判，及时解决纷争，实现案结事了。

2、维护社会秩序。司法机关通过依法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治安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3、引导民众行为。司法机关通过准确公正地适用法律，规范和引导民众行为，强化和实现法律的规范作用。在司法工作中，应注意教育疏导、析法明理，理顺民众情绪，引导民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活动，对民众行为施加影响，促使其接受社会主流思想观念与核心价值观，抑制其从事反社会行为的思想动机。

4、监督制约权力。社会管理中的有关活动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社会管理主体的职权行为应当受到监督。对于违反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和组织可以依法提出司法救济。对于社会管理中的职务犯罪，司法机关应当依法追究。

5、制定司法解释和政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作出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还可以根据需要制定相应的司法政策，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等。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对于促进社会管理科学化和法治化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篇：司法制度

社区矫正工作纪律

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依法、规范运行，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合法性，最大限度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如下工作纪律：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社区矫正工作

机构的指导管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群众的社会监督。

二、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务必做到依法矫正，育人为本；爱岗敬业，恪守职守；廉洁

自律，务实创新；举止文明，仪容端正。

三、遇有特殊情况、问题或重大事宜，及时反映和上报，不得瞒报、迟报；对矫正人员

提出、反映的问题及时解答和处理，不得推诿、懈怠。

四、开展社区矫正做到依法规范“八不准”：

（一）不准玩忽职守，泄露社区矫正工作秘密；

（二）不准滥用职权，弄虚作假；

（三）不准隐瞒案情，包庇矫正人员违法犯罪；

（四）不准体罚、虐待矫正人员；

（五）不准侮辱矫正人员人格；

（六）不准非法剥夺矫正人员的人身自由；

（七）不准非法搜集矫正人员的身体、物品和住所；

（八）不准在工作期间饮酒；

五、开展社区矫正人员做到廉洁自律“五严禁”：

（一）严禁利用矫正人员从事营利性的活动或者牟取其他利益；

（二）严禁向矫正人员及其家属索取财物，谋取私利；

（三）严禁收受矫正人员及其家属的贿赂和馈赠；

（四）严禁非法将矫正工作人员的监管权交予他人行使；

（五）严禁违规设立名目，向矫正人员收取费用；

六、违反规定，触犯党纪、政纪的，依照党纪政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篇：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工作的宗旨和任务是依照法律保护全体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依照法律惩罚少数犯罪分子。

司法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一整套严密的人民司法制度体系，包括侦查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监狱制度、仲裁制度、司法行政管理制度、调解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高级人民法院，以下为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五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第二，司法活动独立。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自主进行司法活动，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权或干预司法审判活动。而且，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判决，也只能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第三，法官独立。西方各国一般都以法律规定法官职务终身制。法官一经法定程序任命，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我国的司法机关虽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的，它最终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对审判、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和对司法人员的控告，督促他们依法办理。

二、组织体系比较

中西方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中国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组织、公证组织、仲裁机构等组织统一构成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

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西方国家在普通法院之外，还设有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税务法院、专利权法院等等专门法院(如美国)；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州法院与联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组织体系，互不隶属。而在中国，法院体制实行单一制，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严格的控制关系，并设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法院，全国还普遍设立了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

此外，在检察机关的组织构成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不是独立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它通常附设于法院中(如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则隶属于行政机构系统(如美国)。而在中国，检察机关与法院、行政机关并立，从中央到地方分四级设置，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派出机构。

三、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也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法官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地实施法律，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国都对法官的资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1．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对法官在业务、政治和道德素质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首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如英国的上诉法院法官从执业15年以上的辩护律师中选择，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辩护律师经历。在政治素质上，西方国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义上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在道德素质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依据我国05年制定的法官法，担任法官同样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在政治素质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即忠于宪法，拥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素质上，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公正廉洁，作风正派。

2．法官的任免与任期。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如美国联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统中，加利福尼亚、弗吉尼亚等洲的法官由州长或州议会任命。而美国绝大数州法院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28个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4个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是终身任职。有的国家虽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为六年，但可以连任，没有任期限制，实际上有名望的法官几乎是终身任职。[1]

中国法官的任免权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除了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产生；除了法院院长有任期限制(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二届)，其他法官均可终身任职，“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责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为保证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内容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适当的影响，只服从法律；专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使实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较长。法官非经弹动，不得被免职、撤职或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除工资外，还有岗位津贴等，并有退休金、抚恤金、残疾金；此外，还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免责特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对于其履行法官职务中的有关事务，享有不受诉讼及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国法官法同样对法官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执行国家公职人员统一的福利保险等政策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在为法官提供保障机制的同时，不少国家也提供了制约机制。西方国家主要对构成主观故意的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而我国法官法也对法官的惩戒作了具体规定。这种法官在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判承担责任，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尽管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且从人身身份、工资等方面规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很难做到独立行使职权。例如，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还包括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在处理与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时，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的程度多少取决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证了司法公正，是否体现了法的正义，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审判方式

在审判方式上，西方国家实行两种不同的原则。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在庭审中，强调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断，是消极的“仲裁者”，举证责任由起诉方承担，特别重视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庭审的作用极大。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过程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地位相对弱化，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但控方为国家检察机关，控辩双方自然不持衡。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检、法机关在刑诉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台、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居于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法官在法庭调查中成了主要举证人，可主动调查取证，不受起诉方证据的限制；而且在开庭前，受理案件后即进八实质审判阶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当今的司法改革有三个发展趋势：第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开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识、宗教冲突和本土文化兴起；第三，贸易自由化使各国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国外的法学知识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第二，职业主义的兴起是过去10年最令人瞩目的现象；第三，外来知识持续引入，但不断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却，表现在：诉诸人心的观念、官方权力的过分依赖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影响。

国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

在刑事司法领域,世界各国解决诉讼迟延问题的举措是简化诉讼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规定举证期限和审判期限。首先是简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实行的处刑命令,各国刑事程序中的简易裁判程序。其次是减少诉讼环节,如英美等国的罪状认否程序,常常导致法官直接定罪和处刑,从而简略了组织陪审团进行听证和辩论程序。最后是对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决程序、少年案件程序。当然这些都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民事司法领域,作为诉讼超级大国的美国主要面临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和诉讼费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对法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过了世界第一部专门的ADR立法《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应当允许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国的法官已从超然裁判者,转变为类似于行政人员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国,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处理好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德国《民事诉讼法》自1877年颁行以来,已经进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几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简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英国, 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诉讼改革以“接近正义”为目标,在负责这项改革的沃尔夫勋爵发表的《接近正义》中期报告(1995)和最终报告(1996)的基础上,英国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诉讼规则》,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该规则共进行了46次修改。针对程序复杂、耗费较大、诉讼拖延等方面弊端,沃尔夫勋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则以及新的分配正义诉讼哲学主张,都体现在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中。

二、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并进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共通的特点。例如,在日本,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规则》。根据日本司法改革的进程,上述立法确立的裁判员制度将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诸实践。日本裁判员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国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员选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国陪审团制度的经验;在裁判员职权方面,它借鉴了德、法等国参审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国民参与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审查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决定是否妥当,以便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和限制。为了提高监督实效,修改后的《检察审查会法》则规定:检察审查会作出起诉决定后检察官仍不起诉的,检察审查会可以再次决定起诉,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师代替检察官提起公诉。此外,韩国国民参与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当性,韩国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颁布并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关国民参与刑事诉讼的法律》(法律第8495号)在刑事诉讼中正式引入陪审团审判制度。在俄罗斯,广大民众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诉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环节”。“立法者力图通过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取代职业法官来裁断公民是否有罪,以确保法庭审判不再仅仅沦为对侦查结果的草率审查,而成为完全意义上控辩两造的理性对抗的新格局。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民事司法中,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纠纷解决发展过程也是纠纷解决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公力救济的权威源于其专业而不仅仅是强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的刑事司法官员,以及专门负责刑事辩护的律师等,这也是刑事司法职能的独立化,刑事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规化;而且,随着刑事司法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刑事司法人员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专业化是推广法治原则的要求,要求司法行为“中规中矩”;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是回应纠纷新类型和犯罪智能化、技术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与时俱进”。

三、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结合

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权利应该优于或高于权力;而权力应该是权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权力很容易膨胀和滥用,并成为权利的侵害者,因此,为了保障权利,必须制约权力。法治的基本目标是要以法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稳定且良性运转的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重心和一个基本点。所谓“两个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所谓“一个基本点”,就是治官限权,即“为官者不得违法”。这首先“有良法可依”,还要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依法办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办案。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总体上体现出从传统的注重打击犯罪到现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目标转向。例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司法价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争转向保护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扩大了追诉对象和辩护人的权利。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辩护人的地位也获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扩大辩护人参与诉讼的范围: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诉讼之时起,就可以获得辩护人的帮助,而且对于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帮助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其二,增加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介入诉讼后的会见权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辩护人有权在提起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调查活动;同时,辩护人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证据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应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在有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与打击犯罪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某个被害人所强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打击犯罪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司法系统所面对的是一种三角形利益关系,即社会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就要在这种三角形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护人权。

不过,在某些国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例如,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刑事诉讼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变革的基本方向是扩大联邦政府的刑事侦查权力,这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蚀,进而改变了社会安全与人权保护两大价值目标之间既有的平衡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基本宪政结构。尤其是2001年9月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扩大了打击和追诉对象的范围;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羁押外国人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扩展了联邦执法部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权力范围,使刑侦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国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书》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是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四、诉讼主体合作与程序多元互补

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需求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样化。为了应对犯罪高峰和诉讼爆炸,司法效率某种程度被摆在了“优先”的地位。作为美国法律制度核心的对抗制诉讼的社会价值是将诉讼主导权赋予当事人(通过其代理律师)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蕴。因此,出现了通过“合作”诉讼缓和对抗制模式的实践范式,在摒弃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大对抗制所独具的社会效用,或者以当事人在依然保留对诉讼结果的主导权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诉讼的协作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或者在对抗制模式常见的竞争框架范围内强化合作。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大约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结案解决的。这种方式尽管备受质疑,但是它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使得辩诉交易在美国由地下转向合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认可),并且由一国推广至英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家。

司法和谐的价值也促进了司法模式的多样化。例如,近年来,一些国家尝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引入调解的机制,而且从系统的角度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恢复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归健康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设立也体现了程序多元的特点。例如,在日本,少年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以及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都是对常规程序的补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国以公正审理权(或正当程序权)为国民的程序基本权,在宪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现,不仅包含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包含诉诸法院的权利, 1999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诉讼成本、实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强法官对案件的管理、设置多元诉讼程序等。加拿大、美国等国也都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法院对案件的管理。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程序的规范化从公正审判转移到保障诉权,从对抗制转化为管理制,强调当事人对抗与法官管理、普通程序与多元程序相辅相成。

法国1975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突破1806年拿破仑时期《民事诉讼法》的观念,强调诉讼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护保险制度,保证平等行使诉权;二是减轻上告的负担。后者包括:(1)强制实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律师制度;(2)在1967年设置调查法官制度协助主审法官基础上于1984年又新设调查官减缓上告法官审判任务过重的问题;(3)1978年在最高法院设置选择系属制度对上告理由进行判断而直接作出受理、驳回或者撤销的简易处理。这三项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为前提,还推出意见照会制度(如同我国的请示答复制度)对上告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防止诉讼迟延;四是以丰富多元的ADR制度对仲裁和诉讼进行有益补充,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寻求法官权力和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德国百余年来经过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当事人自由逐渐被限制、法官干预逐渐加强,这分别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法律的特点。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增加法官的阐明义务、扩大独任审理来实现一审程序的强化;二是重新构建了上诉条件和方式,由此重构审级功能,增强初审法院裁判对当事人的影响力,限制上诉数量;三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广应用。该法第278条规定强制性的“和解辩论”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诉讼在口头辩论之前必须有一个善意和解的协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现代西方各国“简易程序”名目各异,大致包括:(1)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是以支付金钱为诉讼标的的案件;亲自诉讼、口头进行、非专业化;职权主义介入较多,注重调解;较低的诉讼费用标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官的司法权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两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当事人一般不允许反诉,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简言之,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程序完全分离,小额诉讼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诉讼程序,毋宁说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2)大陆法系国家的“简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3)大陆法系用于分流金钱诉讼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国家用于分流形式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的即决判决程序和与之类似的“根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及“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当然,各种简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础上根据或单一或多样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设计的。20世纪,各法治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的权利,掀起了接近正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从创立和完善诉讼周边制度到现代型诉讼(扩散性利益司法保护)再到构建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ADR),纠纷解决的功能逐渐从法院向社会化的ADR转移,形成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指导ADR运动的两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义指向ADR,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从质的角度改善和缓和司法和诉讼的固有弊端。总体而言,ADR除了具有缓解诉讼压力还有社会合作和自治的意义,并且对司法起着量的分流和质的改善的作用,不过正式的诉讼和非正式的ADR之间面临着正式的程序正义和自由裁量的个别正义之间的适度平衡,ADR的运作及其对司法及法治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相对合理和不断调整的过程。ADR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互动发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发展如简易程序、小额程序、社区法院等,使法院承担促进、协调和制约监督ADR职能,促进传统诉讼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转化,促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改变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传统思维方式等。无论是美国迅速发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国的民事司法以“尽可能避免诉讼”为基本目标的改革方案和ADR具体措施的逐步应用、德国的自治取向的起诉前调解前置,还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导建构而形成的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的管理型纠纷解决模式,都表现了ADR机制与诉讼制度的相互补充。

中国司法改革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法官、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考察推荐，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司法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意见，但是最终还是由地方党政说了算。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司法权地方化。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模式。事实上司法机关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政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财政上看,我国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虽然调动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而且在职工住房、工资、福利待遇方面也会因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不一而出现大的差异。这样一来,司法部门的经济利益,司法人员的个人物质利益同地区经济利益融为一体,息息相关。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利益结构中,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执行判决时,都有一种基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考虑的主观愿望,希望本地当事人胜诉, 本地的企业正常经营、盈利、不亏损,本地银行里的钱不被划走。于是司法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抢管辖、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偏袒本地当事人、不作司法协助等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地方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还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在实践中,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实际上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内定,通过同级人大履行一下选举或任免手续。这种权力机构和权力隶属、权力依赖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权力干预,当然不可能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这就决定法院及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只有与地方政权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案件的处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地方政权及其有关领导人,法院的经费来源就可能被切断、砍掉,工作就无法开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职务及审判职位晋升就面临威胁,甚至可能会被无端免职、调离、遭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及法官违法滥用司法权,搞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以这样说,司法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只是在职能上分开了,但是在体制上依然是难舍难分的。这是司法机关无法充分实现宪法赋予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权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积极而主动的干预,而法院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是一个是非的判决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权利,不能到处出击主动提供服务。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法院所承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这是由于我们对法官和法院的职能定位以及权力运行特点并不十分清楚。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法院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

从法院的设置来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区划的路子,这种体系无法摆脱司法和行政的各种关联,产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从法院内部结构来看,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阶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员甚至已经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衡量器。从法院内部上下级关系来看,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具有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上一级法院有权对下一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个案进行所谓“提前介入”的干预,而下一级法院主动就案件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这种关系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这种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我国审判不能真正独立、公正以及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四））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二、针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公正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第一,严格规范法官的输送渠道与选拔条件,提高法官队伍的资质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员进入法院;另一方面,要严把法院进入关。今后应明确规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为法官的主要来源,无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者不能作为法官的选拔对象。目前存在的复转军人和党政机关分流人员进入司法机关的作法应当严加控制,尽快消除这种现象。对现有法官进行专业知识考试,合格者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资格,颁发法官资格证。对考试不合格者,坚决淘汰出法官队伍。这样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确保法官身份独立的各种保障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这样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与淘汰制度。健全对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业务知识和办案质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要以考核结果作为法官提职、晋级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据,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以激发法官队伍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机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职业的社会地位。法官职业极具创造性,是一种专业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一种复杂劳动,社会应给予法官相应优厚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这样不仅有助于增强法官的职业责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权威的社会风尚,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应当具备的。

总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积极探寻现代司法模式,以适应我国4 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四)改革合议制和审委会制,建立法官独立审判制。法院严格、公正执法依赖于法官严格执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即法官享有独立审理和裁决案件的权利,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决承担全部责任。但“两制”的实行情况往往是审判与裁决相分离,这种以取消法官独立审判为特点的体制,消弱、虚化了司法责任制度,直接导致法官队伍进取精神萎缩,政治、业务素质下降,从而与严格、公正执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必须改革完善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作用;二是强化合议庭的作用;三是审委会应把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下放给审判长和合议庭;四是认真落实审判责任制,真正做到权责的统一

(三)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对司法权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应当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此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实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具有准司法权。在国外,议会赋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准司法权。当然,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准司法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替代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应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从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角度上看,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下列案件行使准司法权:一是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和司法诉讼错案的赔偿案件;二是对法律适用产生异议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释的案件。这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外,还要健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在法院内部实行立、审、执“三分离”制度,即立案权、审判权、执行权分别由三个职能部门行使,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避免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失去制约。同时,要制订、实行一系列监督制度:实行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制;改革现行陪审制,建立专家陪审制;建立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总之,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不仅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而且这套监督机制必须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