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西司法制度比较（推荐）

第一篇：当代中西司法制度比较（推荐）

本文的中西司法制度比较首先定位在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司法体制(面层次)及审判制度(点层次),藉此找出中西方的差异和各自特色，探讨我国司法改革之路；其次，定位在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主要是英、美、法,中国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三个法系：大陆属于社会主义法系，香港属于普通法法系，澳门、台湾属于大陆法系)。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司法权，使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各项制度总称。出于对司法权的理解不同，司法制度在概念上也有狭义与广义的理解，狭义概念仅指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广义概念则包括审判、检察、侦查、监狱制度，甚至还包括律师、公证、调解等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即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别赋予议会、法院、政府掌握和行使。通过分权制衡理论，使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立法权，是人类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权力如何独立、如何制约都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 这一理论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相互牵制的需要。

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法律学说。主张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在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构建国家机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行政、司法机关地位平行，从属于权力机关。由于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不过是统一权力下的分工，而不是分权。

二、司法体制比较

司法体制是指司法机关的设置、职能划分以及相互关系。国家机关是根据各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设置的。美国作为总统制的联邦制国家，其司法机关形成两大独立系统(联邦与州)。美国宪法第3条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设下的下级法院”，因此，司法机关仅指法院。美国法院采取双轨制，形成联邦与州两大系统。理论上二者无从属关系，只是分工不同，但实际上，联邦法院地位要高些。在两大系统内，分别构成三级法院(地区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和两类互相独立的法院(普通法院、专门法院)，普通法院一般按人口多少、司法巡回区设置，专门法院则根据案件而定(如赔偿、税务、海关等法院)。各州设置的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不尽相同，自成体系，但都以联邦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以维护司法权的统一。美国的检察机关是司法部之下的一个政府部门，未形成独立的检察系统。

法国对司法机关的认定也仅限于法院。虽说法国是个单一制国家，但法院体系却不单一，存在四类法院：普通法院处理民事、刑事案件；特别法院处理特别诉讼案件(如商务、社会、监督、军事等)；行政法院负责行政诉讼案件；权限争议法院处理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的管辖权争议案件。此外，最高司法会议是司法行政机关。法国法院的最大特色是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形成相互平行，相互独立的金字塔体系。行政法院是设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处理行政诉讼的唯一机关，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还具有监督和咨询职能，掌握相当的职权。在司法职能方面与普通法院的不同处是：行政法院的成员是行政官员而非职业法官，因而职务上不存在终身制；审理案件依据的是判例而非成文法典。法国是最早产生检察制度的国家，但一直未形成独立的检察机关，而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设于法院之内，并与法院相对应而设置，“审检合署”“检侦一体”。检察官也具有法官身份，两种职业是平行的，通过任命可以相互转换职务。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是：侦察、起诉权、审判监督权、判决裁决临督权和某些民事诉讼权，此外还具有一些行政职能，在法国检察机关上下级是垂直领导关系。

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单一制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辊察权，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司法行政事宜，主管监狱系统和指导律师、公证、仲裁等专门组织的工作，不仅形成“审检分立”“检侦分立”，而且侦查机关还一分为二：法院与检察院是专门的司法机关，两者相对应而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分设四级：除普通法院(检察院)外，还另设专门法院(检察院)，两系统相平行，自成体系。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行政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根据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审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发展很快，个人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频繁，导致行政案件的数量迅速增长，而普通法院从力量到专业知识已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借鉴民法法系国家另设行政法院或英美法系国家设特别行政法庭，借得思考。

上述比较表明，中西方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存在两大差别：

一、司法机关设置的标准不同，中国是根据行政区划设置，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到低形成隶属关系，西方国家一般根据案件情况、人口数量和行政区划来设置；

二、司法机关系统的结构不同，中国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单一，管辖明确，纵向结构带有明显等级色彩，西方则名目繁杂，各成体系，管辖错综复杂。此外，中西方检察机关的地位不同：中国的检察机关已从行政机关完全独立出来，成为我国专门司法机关，西方则未摆脱从属地位。在职权上，中国的检察机关不仅具有广泛的公诉权(刑诉)，而且具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同时还就某些重大案件进行自侦活动，具有三重职能。

三、司法制度的核心——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亦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 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1、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实施法律，将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国都对法官的资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作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1)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对法官在业务、政治和道德素质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首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如美国的初任法官必须从事 律师工作6年以上，英国的上议院上诉法院法官必须曾任能出席高等法院案件的律师l0年，民法法系的国家同样要求必须通过严格的国家考试，并经过一段期限的实习。在政治素质上，西方国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义上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在道德素质上，一般都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中国1995年7月1日实施的《法官法》，第15条规定了法官的任职条件：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大学法律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知识，工作满2年的；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工作满1年的；获得法学硕士、博士学位的，可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同时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全国法官资格考试，从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择优选拔。在政治素质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即忠于宪法，拥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素质上，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公正廉洁、作风正派。

(2)法官的任免与任期。西方的法官基本上由任命产生，如英国所有的法官都由大法官和首相推荐，行政任命，法官一经任命，很难免职。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一律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后任命。一经任命，如无宪法规定的去职原因，长 期任职，实行终身制。各州则自由决定，以任命或选举或两种混合的方式产生州法院法官，以选举方式产生的法官实行任期制，可连选连任，不受期限限制。对 法官的免职，西方国家均十分慎重，除非有法定原因方能罢免或弹劫，且弹劾一般仅限于叛国罪等重大犯罪方面。可见，西方法官体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特征。

中国法官的任免权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除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产生；除法院院长有任期限制(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两届)，其他法官均可终身任职，“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 职、降职、辞退或处分”。应该明确的是，对法院院长的选举产生方式是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3)法官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赋予法律保障。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为保证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内存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适当的影响，只服从法律；专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使实行任期制，其任期也较长。法官非经弹动，不得被免职、撤职或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除工资外，还有岗位津贴等，并有退休金、抚恤金、残疾金；此外还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免责特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对于其履行法官职务中的有关事务，享有不受诉讼及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的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中国《法官法》同样对法官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执行国家公职人员统一的福利保险等政策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在为法官提供保障机制的同时，不少国家也提供了制约机制。西方国家主要对构成主观故意的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而我国《法官法》第l3、3O、38条还对法官的惩戒作了具体规定。这种法官在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判承担责任，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尽管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从人身身份、工资等方面规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使法官不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恰恰是最难把握的。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

一、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还包括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

二、长期以来，法院的行政领导在司法工作中的作用。解决这一问题有以下几点建议：

1、行政领导绝不等于司法领导；

2、在处理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时，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的程度多少取决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证了司法公正，是否体现了法的正义，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3、党的领导应该是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技术的领导。此外，还需指出，无论是对司法人员，还是对司法机关，强调独立的同时更需强调监督，应尽快建立健全具体的法律监督程序，使人大、政协、舆论等各项监督落到实处。

2．审判方式。审判方式即审判活动的操作方式，是由《程序法》加以规定的：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中，强调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断，是消极的“仲裁者”。举证责任由起诉方承担，特别重视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过格中，庭审的作用极大；民法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地位相对弱化。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但控方为国家检察机关，控辩双方自然不持衡。客观地说，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两者的外在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诉讼价值取向，民法法系的国家看重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追求实体的真实，偏重打击犯罪，但易使法官产生先人为主的观念；普通法法系的国家看重个人权利与自由，因此追求程序的公正，保护被告方权益，体现诉讼民主，但也存在打击犯罪不力的问题。

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且更具自身特色：公、检、法机关在刑诉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居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法官在法庭调查中成了主要举证人，可主动调查取证，不受起诉方证据的限制，而且在开庭前，受理案件后即进入实质审判阶段。这种审判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控审职能不分，举证责任错位，法官的主动性过强还易导致专断，使庭审有名无实，流于形式，严重损害了诉讼的公正、损害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因此，1996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就借鉴了普通法系审判模式的一些经验，强调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加强了控辩职能，检察机关不再是一味指定罪名，而 是提供证据。本次修改的目的在于加强庭审功能，从程序的公正保障实体的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应与我国当前形势相适应。首先，经济领域的犯罪十分突出，大案、重案仍在增加，所以打击犯罪仍是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其次，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加强，要求司法机关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因此，恰当的吸收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一些经验，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司法公正。本次刑诉法的修订，反映出我国司法工作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认为只要达到了实体效果，采取何种方式方法都不很重要，因而才会出现“上定下审”、“先定后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出现了超期羁押、不遵守办案时限等错误做法，这实际上是未领会法治的精髓，与当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适应。

所谓依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依据实体法，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二是依据程序法，严格程序司法，保证程序公正。事实上，司法活动的一大特 色就是依法律程序办事办案，否则行为无效。程序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它不仅能限制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而且能维护法定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在今后的司法活动中，应加强两方面工作：首先，严格程序司法。即依照我国现 行的三大诉讼法及一些非诉程序，制定更具体的法律或制度来保证严格司法；其次，进行司法工作制度的改革，改革现行程序中不台理不公正环节，加强庭审功能，弱化庭前活动，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保持中立，完善证据制度等。总之，改革的目的是希望建立公正、有效的司法运行机制，使国家意志——“法”得以准确有效的实施。

第二篇：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

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

马开全①

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领域各项制度的总称。政治制度是种复杂的现象，影响它的因素很多，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民族思想、国家性质、传统文化等。从学习以及书本上产生了一下启发。

思想文化基础之比较。

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权力分立制衡、代议制、普选制和法制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当代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是根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理论，在西方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形成和完善，并在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潮中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民主思想。大概包括这四个方面，即将人归属于动物、作为目的的和手段的民主、法制、为法律所包容或保证的道德；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特点的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是根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和孟子的理论，并在历代儒家弟子的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这种思潮也集中体现在有关理论家在讨论人性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民主与集权的关系、法制与人制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中，概括起来也有四点即将人完全社会化、集权主义及其民主、人制、将政治道德化。

政治体制之比较。

美国实行总统共和制，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是美国政治体制最主要的特征。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总统有权否定国会的立法，国会又有权以两院三分之二议员的多数票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拥有行政权，但其行政权又受到来自国会和法院的制约；司法权属于联邦法院，法官为终身职位。

在英国，则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英国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互相妥协的产物。国王——不可或缺的虚位君王，是民族团结的象征，英联邦的元首，对保持政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起到一定作用，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矛盾、分歧时起到协调作用。内阁及其首相才是根据宪法惯例形成的真正实权派，掌握着行政及立法等大权。

而中国则实行议行合一民主共和制。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是说，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有者。议行合一指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府两院”（即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合一。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行政制度之比较。

行政制度是三权分立体制出现之后行政机关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各项制度的总称。世界各国由于历史文化、现实政治制度的不同，致使行政制度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联邦制，美国的联邦政府是总统直接管辖的行政执行机关，基本上划分为三类：总统的内阁和办事机构、政府各部与独立机构。

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度。枢密院——法律上的最高政府机构，随着内阁和政府各部的发展，枢密院已没有什么实际职权，其主要职权仅仅是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告和枢密院令。

意大利四级行政制度。中央政府是执行共和国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机关，同时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总体职能是实现法律为国家发展规定的具体任务和目标，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从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诸方面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按意大利宪法规定，意大利地方政权机构分为大区、省、市三级，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地方拥有广泛的自治权。① 马开全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号10131027

在中国，根据宪法，中国的行政层级分为五级：国务院、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不设区的市、自治县，乡、民族乡、镇。根据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原则，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对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行政机构的设置遵循以下原则：适应职能需要原则、精干效能原则、完整统一原则、职权责相称原则、依法设置原则。

政党制度之比较。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实行多党并存竞争的制度，中国则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当合作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都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级化的发展，各国政党间也开始相互借鉴执政经验，探索执政规律，一谋求更好地为本国的发展服务。

美国的两党制。其两大党的组织不同于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具有其独特性。在组织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可以说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极其松散的政党联盟；组织上的另一个特征是权力分散，各级组织都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两大党的特征：最重要的目标是赢得选举的胜利、组织松散，权力分散、不同社会集团的大联合、选举人竞选班子在竞选中起主导作用。在美国，除了两大党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政党，它们与两大党相比都是小党。美国选举制度中采取选举人团原则即“赢者通吃”，因此小党在选举中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尽管其总是失败者，但却对选举尤其是总统选举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早在17、18世纪初已产生了由政党组织政府，且由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执政或混合执政的早期两党制度。两党的特征：两党内部的组织结构日趋系统化、制度化（包括稳定的党魁选举制度、完善的监督制度政党的组织结构更加完善）；政党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日趋规则化、制度化；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日益趋同。英国的其他政党还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自由民主党、自由党、共产党、威尔士民族党、苏格兰民族党、北爱尔兰民族统一党等，其中社会民主党和社会自由民主党是较主要的。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体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仅负有管理本党内部事务的责任，而且还肩负管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所以它的管理体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党内领导，二是对其它行政机关的领导。

第三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第二，司法活动独立。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自主进行司法活动，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权或干预司法审判活动。而且，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判决，也只能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第三，法官独立。西方各国一般都以法律规定法官职务终身制。法官一经法定程序任命，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我国的司法机关虽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的，它最终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对审判、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和对司法人员的控告，督促他们依法办理。

二、组织体系比较

中西方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中国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组织、公证组织、仲裁机构等组织统一构成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

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西方国家在普通法院之外，还设有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税务法院、专利权法院等等专门法院(如美国)；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州法院与联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组织体系，互不隶属。而在中国，法院体制实行单一制，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严格的控制关系，并设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法院，全国还普遍设立了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

此外，在检察机关的组织构成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不是独立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它通常附设于法院中(如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则隶属于行政机构系统(如美国)。而在中国，检察机关与法院、行政机关并立，从中央到地方分四级设置，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派出机构。

三、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也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法官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地实施法律，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国都对法官的资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1．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对法官在业务、政治和道德素质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首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如英国的上诉法院法官从执业15年以上的辩护律师中选择，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辩护律师经历。在政治素质上，西方国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义上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在道德素质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依据我国05年制定的法官法，担任法官同样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在政治素质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即忠于宪法，拥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素质上，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公正廉洁，作风正派。

2．法官的任免与任期。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如美国联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统中，加利福尼亚、弗吉尼亚等洲的法官由州长或州议会任命。而美国绝大数州法院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28个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4个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是终身任职。有的国家虽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为六年，但可以连任，没有任期限制，实际上有名望的法官几乎是终身任职。[1]

中国法官的任免权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除了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产生；除了法院院长有任期限制(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二届)，其他法官均可终身任职，“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责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为保证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内容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适当的影响，只服从法律；专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使实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较长。法官非经弹动，不得被免职、撤职或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除工资外，还有岗位津贴等，并有退休金、抚恤金、残疾金；此外，还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免责特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对于其履行法官职务中的有关事务，享有不受诉讼及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国法官法同样对法官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执行国家公职人员统一的福利保险等政策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在为法官提供保障机制的同时，不少国家也提供了制约机制。西方国家主要对构成主观故意的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而我国法官法也对法官的惩戒作了具体规定。这种法官在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判承担责任，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尽管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且从人身身份、工资等方面规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很难做到独立行使职权。例如，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还包括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在处理与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时，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的程度多少取决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证了司法公正，是否体现了法的正义，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审判方式

在审判方式上，西方国家实行两种不同的原则。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在庭审中，强调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断，是消极的“仲裁者”，举证责任由起诉方承担，特别重视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庭审的作用极大。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过程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地位相对弱化，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但控方为国家检察机关，控辩双方自然不持衡。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检、法机关在刑诉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台、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居于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法官在法庭调查中成了主要举证人，可主动调查取证，不受起诉方证据的限制；而且在开庭前，受理案件后即进八实质审判阶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当今的司法改革有三个发展趋势：第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开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识、宗教冲突和本土文化兴起；第三，贸易自由化使各国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国外的法学知识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第二，职业主义的兴起是过去10年最令人瞩目的现象；第三，外来知识持续引入，但不断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却，表现在：诉诸人心的观念、官方权力的过分依赖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影响。

国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

在刑事司法领域,世界各国解决诉讼迟延问题的举措是简化诉讼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规定举证期限和审判期限。首先是简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实行的处刑命令,各国刑事程序中的简易裁判程序。其次是减少诉讼环节,如英美等国的罪状认否程序,常常导致法官直接定罪和处刑,从而简略了组织陪审团进行听证和辩论程序。最后是对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决程序、少年案件程序。当然这些都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民事司法领域,作为诉讼超级大国的美国主要面临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和诉讼费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对法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过了世界第一部专门的ADR立法《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应当允许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国的法官已从超然裁判者,转变为类似于行政人员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国,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处理好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德国《民事诉讼法》自1877年颁行以来,已经进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几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简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英国, 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诉讼改革以“接近正义”为目标,在负责这项改革的沃尔夫勋爵发表的《接近正义》中期报告(1995)和最终报告(1996)的基础上,英国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诉讼规则》,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该规则共进行了46次修改。针对程序复杂、耗费较大、诉讼拖延等方面弊端,沃尔夫勋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则以及新的分配正义诉讼哲学主张,都体现在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中。

二、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并进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共通的特点。例如,在日本,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规则》。根据日本司法改革的进程,上述立法确立的裁判员制度将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诸实践。日本裁判员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国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员选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国陪审团制度的经验;在裁判员职权方面,它借鉴了德、法等国参审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国民参与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审查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决定是否妥当,以便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和限制。为了提高监督实效,修改后的《检察审查会法》则规定:检察审查会作出起诉决定后检察官仍不起诉的,检察审查会可以再次决定起诉,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师代替检察官提起公诉。此外,韩国国民参与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当性,韩国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颁布并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关国民参与刑事诉讼的法律》(法律第8495号)在刑事诉讼中正式引入陪审团审判制度。在俄罗斯,广大民众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诉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环节”。“立法者力图通过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取代职业法官来裁断公民是否有罪,以确保法庭审判不再仅仅沦为对侦查结果的草率审查,而成为完全意义上控辩两造的理性对抗的新格局。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民事司法中,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纠纷解决发展过程也是纠纷解决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公力救济的权威源于其专业而不仅仅是强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的刑事司法官员,以及专门负责刑事辩护的律师等,这也是刑事司法职能的独立化,刑事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规化;而且,随着刑事司法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刑事司法人员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专业化是推广法治原则的要求,要求司法行为“中规中矩”;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是回应纠纷新类型和犯罪智能化、技术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与时俱进”。

三、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结合

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权利应该优于或高于权力;而权力应该是权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权力很容易膨胀和滥用,并成为权利的侵害者,因此,为了保障权利,必须制约权力。法治的基本目标是要以法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稳定且良性运转的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重心和一个基本点。所谓“两个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所谓“一个基本点”,就是治官限权,即“为官者不得违法”。这首先“有良法可依”,还要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依法办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办案。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总体上体现出从传统的注重打击犯罪到现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目标转向。例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司法价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争转向保护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扩大了追诉对象和辩护人的权利。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辩护人的地位也获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扩大辩护人参与诉讼的范围: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诉讼之时起,就可以获得辩护人的帮助,而且对于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帮助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其二,增加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介入诉讼后的会见权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辩护人有权在提起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调查活动;同时,辩护人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证据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应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在有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与打击犯罪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某个被害人所强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打击犯罪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司法系统所面对的是一种三角形利益关系,即社会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就要在这种三角形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护人权。

不过,在某些国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例如,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刑事诉讼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变革的基本方向是扩大联邦政府的刑事侦查权力,这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蚀,进而改变了社会安全与人权保护两大价值目标之间既有的平衡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基本宪政结构。尤其是2001年9月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扩大了打击和追诉对象的范围;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羁押外国人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扩展了联邦执法部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权力范围,使刑侦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国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书》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是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四、诉讼主体合作与程序多元互补

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需求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样化。为了应对犯罪高峰和诉讼爆炸,司法效率某种程度被摆在了“优先”的地位。作为美国法律制度核心的对抗制诉讼的社会价值是将诉讼主导权赋予当事人(通过其代理律师)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蕴。因此,出现了通过“合作”诉讼缓和对抗制模式的实践范式,在摒弃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大对抗制所独具的社会效用,或者以当事人在依然保留对诉讼结果的主导权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诉讼的协作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或者在对抗制模式常见的竞争框架范围内强化合作。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大约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结案解决的。这种方式尽管备受质疑,但是它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使得辩诉交易在美国由地下转向合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认可),并且由一国推广至英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家。

司法和谐的价值也促进了司法模式的多样化。例如,近年来,一些国家尝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引入调解的机制,而且从系统的角度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恢复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归健康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设立也体现了程序多元的特点。例如,在日本,少年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以及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都是对常规程序的补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国以公正审理权(或正当程序权)为国民的程序基本权,在宪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现,不仅包含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包含诉诸法院的权利, 1999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诉讼成本、实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强法官对案件的管理、设置多元诉讼程序等。加拿大、美国等国也都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法院对案件的管理。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程序的规范化从公正审判转移到保障诉权,从对抗制转化为管理制,强调当事人对抗与法官管理、普通程序与多元程序相辅相成。

法国1975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突破1806年拿破仑时期《民事诉讼法》的观念,强调诉讼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护保险制度,保证平等行使诉权;二是减轻上告的负担。后者包括:(1)强制实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律师制度;(2)在1967年设置调查法官制度协助主审法官基础上于1984年又新设调查官减缓上告法官审判任务过重的问题;(3)1978年在最高法院设置选择系属制度对上告理由进行判断而直接作出受理、驳回或者撤销的简易处理。这三项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为前提,还推出意见照会制度(如同我国的请示答复制度)对上告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防止诉讼迟延;四是以丰富多元的ADR制度对仲裁和诉讼进行有益补充,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寻求法官权力和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德国百余年来经过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当事人自由逐渐被限制、法官干预逐渐加强,这分别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法律的特点。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增加法官的阐明义务、扩大独任审理来实现一审程序的强化;二是重新构建了上诉条件和方式,由此重构审级功能,增强初审法院裁判对当事人的影响力,限制上诉数量;三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广应用。该法第278条规定强制性的“和解辩论”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诉讼在口头辩论之前必须有一个善意和解的协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现代西方各国“简易程序”名目各异,大致包括:(1)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是以支付金钱为诉讼标的的案件;亲自诉讼、口头进行、非专业化;职权主义介入较多,注重调解;较低的诉讼费用标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官的司法权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两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当事人一般不允许反诉,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简言之,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程序完全分离,小额诉讼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诉讼程序,毋宁说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2)大陆法系国家的“简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3)大陆法系用于分流金钱诉讼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国家用于分流形式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的即决判决程序和与之类似的“根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及“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当然,各种简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础上根据或单一或多样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设计的。20世纪,各法治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的权利,掀起了接近正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从创立和完善诉讼周边制度到现代型诉讼(扩散性利益司法保护)再到构建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ADR),纠纷解决的功能逐渐从法院向社会化的ADR转移,形成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指导ADR运动的两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义指向ADR,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从质的角度改善和缓和司法和诉讼的固有弊端。总体而言,ADR除了具有缓解诉讼压力还有社会合作和自治的意义,并且对司法起着量的分流和质的改善的作用,不过正式的诉讼和非正式的ADR之间面临着正式的程序正义和自由裁量的个别正义之间的适度平衡,ADR的运作及其对司法及法治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相对合理和不断调整的过程。ADR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互动发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发展如简易程序、小额程序、社区法院等,使法院承担促进、协调和制约监督ADR职能,促进传统诉讼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转化,促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改变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传统思维方式等。无论是美国迅速发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国的民事司法以“尽可能避免诉讼”为基本目标的改革方案和ADR具体措施的逐步应用、德国的自治取向的起诉前调解前置,还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导建构而形成的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的管理型纠纷解决模式,都表现了ADR机制与诉讼制度的相互补充。

中国司法改革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法官、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考察推荐，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司法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意见，但是最终还是由地方党政说了算。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司法权地方化。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模式。事实上司法机关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政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财政上看,我国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虽然调动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而且在职工住房、工资、福利待遇方面也会因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不一而出现大的差异。这样一来,司法部门的经济利益,司法人员的个人物质利益同地区经济利益融为一体,息息相关。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利益结构中,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执行判决时,都有一种基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考虑的主观愿望,希望本地当事人胜诉, 本地的企业正常经营、盈利、不亏损,本地银行里的钱不被划走。于是司法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抢管辖、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偏袒本地当事人、不作司法协助等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地方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还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在实践中,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实际上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内定,通过同级人大履行一下选举或任免手续。这种权力机构和权力隶属、权力依赖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权力干预,当然不可能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这就决定法院及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只有与地方政权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案件的处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地方政权及其有关领导人,法院的经费来源就可能被切断、砍掉,工作就无法开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职务及审判职位晋升就面临威胁,甚至可能会被无端免职、调离、遭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及法官违法滥用司法权,搞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以这样说,司法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只是在职能上分开了,但是在体制上依然是难舍难分的。这是司法机关无法充分实现宪法赋予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权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积极而主动的干预,而法院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是一个是非的判决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权利,不能到处出击主动提供服务。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法院所承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这是由于我们对法官和法院的职能定位以及权力运行特点并不十分清楚。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法院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

从法院的设置来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区划的路子,这种体系无法摆脱司法和行政的各种关联,产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从法院内部结构来看,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阶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员甚至已经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衡量器。从法院内部上下级关系来看,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具有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上一级法院有权对下一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个案进行所谓“提前介入”的干预,而下一级法院主动就案件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这种关系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这种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我国审判不能真正独立、公正以及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四））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二、针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公正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第一,严格规范法官的输送渠道与选拔条件,提高法官队伍的资质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员进入法院;另一方面,要严把法院进入关。今后应明确规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为法官的主要来源,无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者不能作为法官的选拔对象。目前存在的复转军人和党政机关分流人员进入司法机关的作法应当严加控制,尽快消除这种现象。对现有法官进行专业知识考试,合格者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资格,颁发法官资格证。对考试不合格者,坚决淘汰出法官队伍。这样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确保法官身份独立的各种保障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这样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与淘汰制度。健全对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业务知识和办案质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要以考核结果作为法官提职、晋级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据,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以激发法官队伍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机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职业的社会地位。法官职业极具创造性,是一种专业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一种复杂劳动,社会应给予法官相应优厚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这样不仅有助于增强法官的职业责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权威的社会风尚,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应当具备的。

总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积极探寻现代司法模式,以适应我国4 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四)改革合议制和审委会制,建立法官独立审判制。法院严格、公正执法依赖于法官严格执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即法官享有独立审理和裁决案件的权利,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决承担全部责任。但“两制”的实行情况往往是审判与裁决相分离,这种以取消法官独立审判为特点的体制,消弱、虚化了司法责任制度,直接导致法官队伍进取精神萎缩,政治、业务素质下降,从而与严格、公正执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必须改革完善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作用;二是强化合议庭的作用;三是审委会应把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下放给审判长和合议庭;四是认真落实审判责任制,真正做到权责的统一

(三)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对司法权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应当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此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实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具有准司法权。在国外,议会赋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准司法权。当然,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准司法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替代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应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从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角度上看,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下列案件行使准司法权:一是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和司法诉讼错案的赔偿案件;二是对法律适用产生异议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释的案件。这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外,还要健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在法院内部实行立、审、执“三分离”制度,即立案权、审判权、执行权分别由三个职能部门行使,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避免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失去制约。同时,要制订、实行一系列监督制度:实行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制;改革现行陪审制,建立专家陪审制;建立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总之,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不仅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而且这套监督机制必须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第四篇：中西新闻比较

中西人物报道中写作特色比较

【摘要】：在我国，人物报道多以典型报道的方式出现，人物之所以被选择进行报道，是因为他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时代主题，成为众人之中的典型，具有代表性、指导性、思想性。这也成了我国的记者选择人物的一个标尺和传统。在西方，人物报道常以政要人物为主，以时代为背景，反映的主题多是新闻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报道新闻人物，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典型性个体的事迹和思想，通过个人问题揭示广泛、深刻的社会问题，记录下从个人这面镜子所反射出的时代精神和历史风貌。尽管中西历史发展轨迹、政治、经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性，但人物报道写作技巧方面各有特色，在比较分析中，可以相互借鉴，优势互补。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中西人物报道写作的差异：强化政治伦理与监测社会环境；追求和谐、相对集中与强调冲突、多样纷呈；由理性到感性和由感性到理性；中西人物报道表现手法。【关键字】：人物报道 新闻 比较 中西方

【正文】新闻写作是一个思维的运作过程，由于受到的文化传统影响不同，一个记者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新闻作品写作特征的不同。中国侧重于抽象思维，这种思维以固定的思维方式表现对新闻人物的认识，注重概括性内容，忽视表象和细节性的内容，形象性较弱，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抽象思维体现在人物报道中，新闻人物的个性特点便具有概念性和较强的主观色彩，因而我国的人物报道强调鲜明的人物性格特点，一般选取其中一个能反映报道主题的个性品质重点渲染，并在众多材料中截取某些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新闻事件。西方注重于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事物的直接映像，运用形象思维使事物的表象运动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加深人们对新闻人物的认识。同时，西方形象思维的多元性反映在人物报道中，使新闻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多面性，人物形象丰富、立体化。通过形象描写，使新闻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刻画表现出客观和理性。在写作上的差异,受到双方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但都有各自的写作特色，我们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借鉴，不断促进在人物报道写作上的创新程度。

一、强化政治伦理与监测社会环境

新闻作品折射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和文化传统，新闻价值观是事实之所以成为新闻的诸因素之集合，虽然在中西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新闻 理论中，评判的要素有很大的差异，但较为公认的是及时性、接近性、重要性和显著性。其中，及时性和接近性以量化的时空距离为衡定标准，中西差异趋无，而重要性和显著性则由 于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之不同而千差万别。

我国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强调党性，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其重要任务，因而报道人物趋向于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宣传好人好事，弘扬共产主义精神，董振东、孔繁森、吴吉昌等以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坚韧不拔的时代英雄的光辉形象；烤羊肉串的“慈善家”阿里木、“幸福青年”铁飞燕等一个个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先进工作者；近几年，我国的人物报道逐渐把视角移向了普通百姓。《帕米尔赤子——吴登云》吴登云是扎根边疆、奉献

边疆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楷模。从医多年来，他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立志扎根边疆，以满腔热忱和精湛的医术，服务边疆各族人民群众。《我的母亲》中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勤劳、善良的人性光辉，通过这些普通人的生动形象宣扬了新时期的社会风貌，而很少出现关于反面人物的劣迹、丑闻的报道。

西方的新闻价值包含五个因素：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其人物报道也体现了新闻价值的取向。《马可尼，“真正的地球村英雄”》为纪念无线电问世100年，记录古列尔莫·马可尼的报道。《莫斯科老妇的辛酸泪》中莫斯科经济危机时的马洛费耶娃老人；《生为南非黑人》中，作者在政府的限制与监控下，走仿南非黑人居住区报道在那里遭到拘禁、侵扰、杀害的南非黑人们；《死在故乡》描写了79岁老人T子离开东京公寓到自己的故乡自杀的事件。这些新闻人物并未做出光荣的值得称颂的事迹，也没有受人景仰的高品质和精神追求，其中有许多人处于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甚至社会的最低层还有的新闻人物违反法律，违背道德，颇具争议性。

二、追求和谐、相对集中与强调冲突、多样纷呈

我国的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过不少英雄、模范人物，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是爱国志士们舍身取义的高贵情操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鼓舞全国人民联合抗战，建国后对先进人物思想和事迹的宣传，引导和推动群众学习先进模范人物，以他们为榜样，广泛开展学先进活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前我国人物报道的主题，好人好事类和经济类人物作品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为主。一些优秀的人物报道，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再现，人物行为和心理世界的深入透析，引人向上，极具感染力，在社会上掀起学习先进人物的热潮，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群众工作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政策有关，一方面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 等社会现实相联，传媒价值取向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时，也不断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调整，经济类报道的增加体现出经济体制转轨后的媒介不再谈“利”色变，但仍未脱离“尚德”、“和谐”的传统，对好人好事类报道的青睐，依然散发着中国文化对德之追求，对义之崇尚。表三中之所以没有把灾害报道单独列出，是因为中国传媒囿于“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 思维，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往往聚焦于战胜灾 害的人和精神，缺少对灾害本身的注视，因而把 其归入好人好事类。

西方人物报道以时代为背景，反映的主题多是新闻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主要集中在凶杀暴力、揭露司法不公、揭露腐败、贫困、战争、自然灾害等的人物，其它还涉及到环境保护、金融危机的人物，以及有关种族、福利等众多的社会问题中的典型人物。多数人物报道中充满了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

三、由理性到感性和由感性到理性

人物的性格特征应是多面且复杂的，而我国人物报道一般选取其中一个能反映报道主题的个性品质重点渲染，并在众多材料中截取某些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新闻事件。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方法产生影响。中国侧重于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以既定的思维形态反映报道者对新闻人物的认识，注重概括性内容，忽视表象和细节性的内容，形象性较弱，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抽象思维体现在人物报道中，新闻人物的个性特点便具有概念性和较强的主观色彩。

西方注重于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事物的直接映像，运用形象思维使事物的表象运动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加深人们对新闻人物的认识。同时，西方形象思维的多元性反映在人物报道中，使新闻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多面性，人物形象丰富、立体化。通过形象描写，使新闻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刻画表现出客观和理性。西方传媒往往采用个别到一般的演绎法，以具体的个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尽可能的客观叙述代替主观评论。由感性的、实证的披露，上升到理性思考的 角度。1995年的特稿写作奖获奖作品《被排斥的优等生》通过记录一个竭力在恶劣的内地城 市高中求得生存的聪明少年詹宁斯进入麻省理工大学预科班，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进入麻 省理工大学的故事，来反映一个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少年群体。

四、中西人物报道表现手法

在中国人物报道的表现手法一般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常用的有人物的行动，语言，景物，细节描写，以及议论。用人物的行动表现人物，就是用 人物富有特征的具体行为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和个性特征，并在人与人，人与物的 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思想境界，反映时代的社会面貌；用人物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和对话做到“由说话看出人来”；景物描写在人物报道中常用来烘托、刻画

人物的精神风貌，表现主题，显示时代背景；细节描写在人物报道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精彩的细节迸发出人物思想的火花，强化人物个性，使报道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感染力；议论在人物报道中用来表达作者对新闻人物的主观感受，加深读者的感性认识，增强报道感染力。

西方人物报道在描写新闻故事的现场气氛，刻画新闻人物性格的同时，更注重新闻故事的情节发展，强调一种故事性，使读者在轻松、好奇的心理状态下接触到报道所要反映的严肃主题。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开篇先设置一个个悬念，引起读者兴趣，让人们带着疑问来寻找答案。西方人物报道的切入角度都比较小，先是以人物的某处外貌或性格特征的描写进入故事，然后逐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随之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及报道所要反映的社会意义。

五、结论

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融会贯通中为中西传媒寻找一个尽量合理的发展空间。首先，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契约，相对应形成了中国 的“人治”传统和西方的“法治”传统。其实在本质上二者都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人伦也好，契约也罢，最终都是维护秩序的手段，手段往往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凸显的方式不同。其次，中国儒家文化是伦理为政治服务，基督教文化是神学为政治服务，以“权力”著称的西方传媒始终未能摆脱政治权力的姿态。现阶段的中西传媒同样面临着寻求政治宣传与新闻传播平衡点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使中西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沟通展现在众多方面，除上所述，中国传媒题材涉及面拓宽，以政府为核心报道的意识日益淡化，科教兴国、环境保护等全球性话题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实证分析、客观报道等表现手法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而西方 传媒在贯有的傲慢中不得不重新考量东方文化的优势，体味群体本位的力量，淡化冲突，重寻和谐。中西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沟通将在未来发展中日益彰显。【参考文献】

[1] 《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姚里军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1月 [2]《人物报道的中西比较》新闻爱好者：上半月 2000年12期

[3]《新闻作品选读》刘明华 张正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 [4] 《比较新闻学》刘夏塘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五篇：比较中西饮食文化

比较中西饮食文化

摘要：餐饮产品由于地域特征、气侯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在原料、口味、烹调方法、饮食习惯上的不同程度的差异。正是因为这些差异，餐饮产品具有了强烈的地域性。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为本”。

关键词：不同的饮食观念

不同的饮食礼仪与方式

中西饮食对象的差异

目

录 中国饮食文化特征……………………………………………………..1

1.1风味多样………………………………………………………………1.2四季有别………………………………………………………………1

1.3讲究美感………………………………………………………………1 2 中西饮食文化比较……………………………………………………1 2.1不同的饮食观念.…………………………………………………1 2.2不同的饮食礼仪与方式..………………………………………2 3 结论..………………………………………………………………………….5 参考文献..……………………………………………………………………..5 1中国饮食文化特征

中国是文明古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1风味多样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中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1.2四季有别

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1.3讲究美感

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2中西饮食文化比较

2.1不同的饮食观念

2.1.1饮食结构

在中国，人们的传统饮食习俗是靠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杂粮，然后辅以蔬菜，外加少量肉食而形成的餐饮形式。中国人也习惯于以热食、熟食为主，这也是中国人饮食习俗的一大特点。这点就和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烹调技术有关。而在西方，其人民秉承着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生，传统的饮食习俗靠以动物性食料为主，并辅以采集、种植，肉食较多，吃、穿、用都取之于动物。这是由于高热量、高脂肪类的饮食结构比较适合高纬度的地理和气候。这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