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涉法上访案件的客观成因及与对策
一、应当看到涉法上访在我国实现法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目前，涉法信访案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过对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访案件以及处理有关机关批转的信访督办案件进行分析，上访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存在个别法官违反审判纪律违法办案的情况；但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是因为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事人对于诉讼制度自身的误解，认为自己有理而败诉之后就四处上访。并且，在有关机关督办的涉访案件中，由于有关机关处分不当，使得法院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同时导致了上访案件的大量增加。但是，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造成目前涉法上访案件剧增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由于我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刚刚确立的时期，由于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与法治社会的需要还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应有的地位与权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实，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现象是正常的。比如，法治社会的含义之一是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机关，其自身如何才能够公平、公正地通过对案件的裁决规范社会的秩序、调整社会的利益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司法机关自身是为了解决各种社会组成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发挥出保护权利的应有作用，或者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呢？司法机关只有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够发挥出其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作用。笔者认为，权利存在的主体的抗争与觉醒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因为，只有权利的抗争与觉醒才能够避免国家机关在改革中避门造车，使得国家逐步地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与进步，才能够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找到能够尽可能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方向。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司法机关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我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独立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刚刚产生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尚处于探索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适应维护中国的公平正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现在涉法上访、信访案件的增多，正是说明了权利已经觉醒，司法机关与权利已经觉醒了的社会需要尚不适应，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提供了原动力；因此，社会以及司法机关自身认真对待与研究上访的原因并找到相关的对策，才能够为建立起能够维护中国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探索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司法机关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涉法上访事件的增多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综上，我们认为，涉法案件剧增有影响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机关的权威等消极的影响；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它对于认清我国的国情、从而构建起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司法机构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现阶段，造成涉法上访过多的客观原因首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诉讼文化观念上的冲突。西方的近、现代司法体制是构建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于复杂的社会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同时，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构成的。因此，在社会无法寻找到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时，设置司法机关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这样一个层面上的公正代替社会公正，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处于稳定之中。这种诉讼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于：在社会主体之间权利的冲突中，司法机关的裁决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为裁决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在这样的诉讼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权威作用，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既便是认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决不公，也能够会自觉地服判。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导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现在我国的法官们学习；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清官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清官是经过了文学加工而创造；在创造清官的过程中，歌颂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往往还会对于清官的智慧无限地拨高，乃至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包公，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已经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现实中的法官是很难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样对于每一个案件都能够明察秋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的司法体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诉讼规则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样做到每一个案件都做到绝对的公正。清官的诉讼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应当是公正的。受这种诉讼文化的影响，当事人是以清官的标准衡量现实中的法官的，一旦当事人认为生效的裁决不公平的时候，往往很难服判、息诉。这是产生大量涉法上访的诉讼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时，由于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与西方国家司法机关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不同的是，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地位尚未树立起来，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终局性尚未落实。这也是导致了大量的上访、信访案件的出现的原因。近代西方社会的司法体制是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因此司法机关自身具有独立的权力；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的裁决不服，只能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自身予以解决。而我国宪法之中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司法机关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尚未落到实处。固然，党委、人大应当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领导与监督；但是，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应当通过组织领导、审判政策领导以及审判纪律监督，而不应当以对个案进行干预的方式予以监
督。而目前的情况时：一遇有上访，各种机关为了社会的稳定或者其他的原因，对于个案直接进行干预。由于其他机关并没有参与案件的审理，不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仅仅根据上访者的一面之词进行判断、处理；并且，由于其他机关自身对于司法权力运作的方式并不了解，因此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时候，很可能作出错误地处理。这样，就会使得上访者将其他机关的批示当作尚方宝剑向法院施加压力，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公正地解决上访人所反映的问题，破坏人民法院的权威。同时，由于其他机关不当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只要上访，当事人就会获得利益，尽管这样的利益未必就是公正的、合法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等于鼓励和纵容人们通过上访而非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自身的问题，使得涉法上访的现象越来越多。再次，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两元司法体制，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都具有维护司法权威的义务与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实质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具有公正性；二是，从形式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表现为裁决的稳定性。因此，司法的权威应当是公正性与稳定性的统一。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体系，在强调司法的权威、司法的终局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出其在维护司法裁决的公正性与稳定性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一样，都是以法律为职业的机关；因此，由检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裁决进行法律监督相对于其他的机关而言，更能够维护司法的权威。因此，在我国实行两元司法的宪政框架之内，实行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含义是：一是，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裁决认为是错误的，应当以有限次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以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公正性；其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是裁决是正确的，即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一旦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认为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就应当视为终局性的裁决，除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方式外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稳定性。但是目前，受我国传统上仅仅注重司法的公正性而忽略了司法的稳定性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发挥维护司法机关权威的作用时，检察机关的作用仅仅体现在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决是错误时以抗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即便是经过了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是正确的裁决时，当事人通过仍然通过上访可以推翻审判机关的生效裁决。因此，即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稳定性方面尚未发挥出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培养多的一个客观原因。
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涉法上访的对策综上，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作用，从主观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培养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法官队伍，坚决杜绝因少数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而对于整个法官队伍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同时，由于造成目前的大量的涉法上访还具有相当多的客观因素，而这些客观因素仅仅凭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能做到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涉法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普及。随着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强，为了普及法律知识，我国进行了几次普法活动。但在普法活动中，过多地注重于法律知识条文的宣传，而忽略了法律只有经过司法程序才能够变成社会存在。关于法律的特性，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质是一体两面，法律的理论性与实务性是不可偏废的。法律的理论性指的是法律应当符合正义的标准的，即实体上的正义性；而法律的务实性正是通过司法程序而表现出来的；只有经过司法程序之后，法律才会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司法程序往往相对于法律而言具有了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宣传教育，人们在知道司法权力是如何运作之后，就会更多地了解自己败诉的原因，从而增强人们服判息诉的观念。其次，根据现阶段的社会形势，应当加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但我们认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还应当与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相适应。根据司法机关自身的特点与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方面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即是增强我党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我党将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的具体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首先应当体现在组织领导上，确保对党、对人民忠诚的人们进入法院领导岗位与审判岗位；其次，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政策的领导，以实现司法机关在实现党的总体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再次，应当加强对于法官队伍执行法官职业道德进行监督，防止因为个别法官的不当言行危及到整个司法的权威。但是，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不应当对于个案进行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权威作用。因为，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不仅是实现社会的相对公正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执政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作用的需要。再次，应当充分发挥出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地履行职责，及时发现检察机关认为裁决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监督的形式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地位应当得到体现，即当事人对于生效裁决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从而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应当具有的地位与权威。并且，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时的救济渠道作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根据我国两元司法体制的特色，在三大诉讼法中还特别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决不服，由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的特殊规定。因此，当事人寻求自身的权利，只能按照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机关解决
第二篇：浅谈涉法上访案件的客观成因及与对策
一、应当看到涉法上访在我国实现法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目前，涉法信访案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过对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访案件以及处理有关机关批转的信访督办案件进行分析，上访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存在个别法官违反审判纪律违法办案的情况；但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是因为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事人对于诉讼制度自身的误解，认为自己有理而败诉之后就四处上访。并且，在有关机关督办的涉访案件中，由于有关机关处分不当，使得法院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同时导致了上访案件的大量增加。但是，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造成目前涉法上访案件剧增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由于我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刚刚确立的时期，由于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与法治社会的需要还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应有的地位与权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实，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现象是正常的。比如，法治社会的含义之一是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机关，其自身如何才能够公平、公正地通过对案件的裁决规范社会的秩序、调整社会的利益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司法机关自身是为了解决各种社会组成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发挥出保护权利的应有作用，或者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呢？司法机关只有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够发挥出其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作用。笔者认为，权利存在的主体的抗争与觉醒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因为，只有权利的抗争与觉醒才能够避免国家机关在改革中避门造车，使得国家逐步地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与进步，才能够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找到能够尽可能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方向。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司法机关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我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独立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刚刚产生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尚处于探索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适应维护中国的公平正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现在涉法上访、信访案件的增多，正是说明了权利已经觉醒，司法机关与权利已经觉醒了的社会需要尚不适应，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提供了原动力；因此，社会以及司法机关自身认真对待与研究上访的原因并找到相关的对策，才能够为建立起能够维护中国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探索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司法机关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涉法上访事件的增多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综上，我们认为，涉法案件剧增有影响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机关的权威等消极的影响；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它对于认清我国的国情、从而构建起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司法机构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现阶段，造成涉法上访过多的客观原因首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诉讼文化观念上的冲突。西方的近、现代司法体制是构建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于复杂的社会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同时，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构成的。因此，在社会无法寻找到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时，设置司法机关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这样一个层面上的公正代替社会公正，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处于稳定之中。这种诉讼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于：在社会主体之间权利的冲突中，司法机关的裁决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为裁决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在这样的诉讼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权威作用，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既便是认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决不公，也能够会自觉地服判。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导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现在我国的法官们学习；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清官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清官是经过了文学加工而创造；在创造清官的过程中，歌颂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往往还会对于清官的智慧无限地拨高，乃至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包公，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已经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现实中的法官是很难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样对于每一个案件都能够明察秋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的司法体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诉讼规则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样做到每一个案件都做到绝对的公正。清官的诉讼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应当是公正的。受这种诉讼文化的影响，当事人是以清官的标准衡量现实中的法官的，一旦当事人认为生效的裁决不公平的时候，往往很难服判、息诉。这是产生大量涉法上访的诉讼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时，由于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与西方国
以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权威作用。因为，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不仅是实现社会的相对公正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执政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作用的需要。再次，应当充分发挥出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地履行职责，及时发现检察机关认为裁决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监督的形式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地位应当得到体现，即当事人对于生效裁决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从而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应当具有的地位与权威。并且，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时的救济渠道作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根据我国两元司法体制的特色，在三大诉讼法中还特别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决不服，由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的特殊规定。因此，当事人寻求自身的权利，只能按照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机关解决，而不能通过上访的方式进行。综上，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访、信访案件，应当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与业务素质的建设，培养起一只值得社会信赖的法官队伍固然是最为重要的；但同时，它还有赖于社会的诉讼文化的逐步转变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仅仅依靠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篇：浅谈涉法上访案件的客观成因及与对策
一、应当看到涉法上访在我国实现法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目前，涉法信访案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过对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访案件以及处理有关机关批转的信访督办案件进行分析，上访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存在个别法官违反审判纪律违法办案的情况；但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是因为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事人对于诉讼制度自身的误解，认为自己有理而败诉之后就四处上访。并且，在有关机关督办的涉访案件中，由于有关机关处分不当，使得法院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同时导致了上访案件的大量增加。但是，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造成目前涉法上访案件剧增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由于我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刚刚确立的时期，由于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与法治社会的需要还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应有的地位与权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实，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现象是正常的。比如，法治社会的含义之一是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机关，其自身如何才能够公平、公正地通过对案件的裁决规范社会的秩序、调整社会的利益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司法机关自身是为了解决各种社会组成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发挥出保护权利的应有作用，或者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呢？司法机关只有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够发挥出其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作用。笔者认为，权利存在的主体的抗争与觉醒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因为，只有权利的抗争与觉醒才能够避免国家机关在改革中避门造车，使得国家逐步地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与进步，才能够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找到能够尽可能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方向。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司法机关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我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独立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刚刚产生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尚处于探索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适应维护中国的公平正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现在涉法上访、信访案件的增多，正是说明了权利已经觉醒，司法机关与权利已经觉醒了的社会需要尚不适应，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提供了原动力；因此，社会以及司法机关自身认真对待与研究上访的原因并找到相关的对策，才能够为建立起能够维护中国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探索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司法机关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涉法上访事件的增多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综上，我们认为，涉法案件剧增有影响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机关的权威等消极的影响；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它对于认清我国的国情、从而构建起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司法机构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现阶段，造成涉法上访过多的客观原因首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诉讼文化观念上的冲突。西方的近、现代司法体制是构建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于复杂的社会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同时，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构成的。因此，在社会无法寻找到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时，设置司法机关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这样一个层面上的公正代替社会公正，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处于稳定之中。这种诉讼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于：在社会主体之间权利的冲突中，司法机关的裁决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为裁决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在这样的诉讼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权威作用，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既便是认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决不公，也能够会自觉地服判。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导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现在我国的法官们学习；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清官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清官是经过了文学加工而创造；在创造清官的过程中，歌颂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往往还会对于清官的智慧无限地拨高，乃至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包公，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已经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现实中的法官是很难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样对于每一个案件都能够明察秋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的司法体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诉讼规则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样做到每一个案件都做到绝对的公正。清官的诉讼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应当是公正的。受这种诉讼文化的影响，当事人是以清官的标准衡量现实中的法官的，一旦当事人认为生效的裁决不公平的时候，往往很难服判、息诉。这是产生大量涉法上访的诉讼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时，由于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与西方国家司法机关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不同的是，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地位尚未树立起来，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终局性尚未落实。这也是导致了大量的上访、信访案件的出现的原因。近代西方社会的司法体制是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因此司法机关自身具有独立的权力；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的裁决不服，只能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自身予以解决。而我国宪法之中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司法机关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尚未落到实处。固然，党委、人大应当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领导与监督；但是，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应当通过组织领导、审判政策领导以及审判纪律监督，而不应当以对个案进行干预的方式予以监
督。而目前的情况时：一遇有上访，各种机关为了社会的稳定或者其他的原因，对于个案直接进行干预。由于其他机关并没有参与案件的审理，不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仅仅根据上访者的一面之词进行判断、处理；并且，由于其他机关自身对于司法权力运作的方式并不了解，因此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时候，很可能作出错误地处理。这样，就会使得上访者将其他机关的批示当作尚方宝剑向法院施加压力，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公正地解决上访人所反映的问题，破坏人民法院的权威。同时，由于其他机关不当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只要上访，当事人就会获得利益，尽管这样的利益未必就是公正的、合法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等于鼓励和纵容人们通过上访而非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自身的问题，使得涉法上访的现象越来越多。再次，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两元司法体制，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都具有维护司法权威的义务与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实质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具有公正性；二是，从形式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表现为裁决的稳定性。因此，司法的权威应当是公正性与稳定性的统一。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体系，在强调司法的权威、司法的终局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出其在维护司法裁决的公正性与稳定性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一样，都是以法律为职业的机关；因此，由检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裁决进行法律监督相对于其他的机关而言，更能够维护司法的权威。因此，在我国实行两元司法的宪政框架之内，实行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含义是：一是，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裁决认为是错误的，应当以有限次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以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公正性；其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是裁决是正确的，即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一旦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认为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就应当视为终局性的裁决，除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方式外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稳定性。但是目前，受我国传统上仅仅注重司法的公正性而忽略了司法的稳定性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发挥维护司法机关权威的作用时，检察机关的作用仅仅体现在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决是错误时以抗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即便是经过了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是正确的裁决时，当事人通过仍然通过上访可以推翻审判机关的生效裁决。因此，即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稳定性方面尚未发挥出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培养多的一个客观原因。
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涉法上访的对策综上，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作用，从主观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培养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法官队伍，坚决杜绝因少数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而对于整个法官队伍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同时，由于造成目前的大量的涉法上访还具有相当多的客观因素，而这些客观因素仅仅凭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能做到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涉法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普及。随着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强，为了普及法律知识，我国进行了几次普法活动。但在普法活动中，过多地注重于法律知识条文的宣传，而忽略了法律只有经过司法程序才能够变成社会存在。关于法律的特性，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质是一体两面，法律的理论性与实务性是不可偏废的。法律的理论性指的是法律应当符合正义的标准的，即实体上的正义性；而法律的务实性正是通过司法程序而表现出来的；只有经过司法程序之后，法律才会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司法程序往往相对于法律而言具有了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宣传教育，人们在知道司法权力是如何运作之后，就会更多地了解自己败诉的原因，从而增强人们服判息诉的观念。其次，根据现阶段的社会形势，应当加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但我们认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还应当与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相适应。根据司法机关自身的特点与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方面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即是增强我党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我党将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的具体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首先应当体现在组织领导上，确保对党、对人民忠诚的人们进入法院领导岗位与审判岗位；其次，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政策的领导，以实现司法机关在实现党的总体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再次，应当加强对于法官队伍执行法官职业道德进行监督，防止因为个别法官的不当言行危及到整个司法的权威。但是，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不应当对于个案进行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权威作用。因为，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不仅是实现社会的相对公正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执政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作用的需要。再次，应当充分发挥出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地履行职责，及时发现检察机关认为裁决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监督的形式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地位应当得到体现，即当事人对于生效裁决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从而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应当具有的地位与权威。并且，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时的救济渠道作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根据我国两元司法体制的特色，在三大诉讼法中还特别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决不服，由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的特殊规定。因此，当事人寻求自身的权利，只能按照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机关解决，而不能通过上访的方式进行。综上，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访、信访案件，应当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与业务素质的建设，培养起一只值得社会信赖的法官队伍固然是最为重要的；但同时，它还有赖于社会的诉讼文化的逐步转变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仅仅依靠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篇：涉法上访案件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法院日益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日益增多，诉讼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有的案情复杂、矛盾容易激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不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上诉或者申诉，而采取到进省、进京上访，有的甚至缠访不休。这些上访事件的存在，既增加了上
访当事人的经济、精神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既有损法院的形象，也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更损害了司法权威。
一、涉法上访的特点广义上的涉法上访，包括涉及到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与法律相关的各类上访，狭义的仅指涉及到法院的上访。本文从狭义的角度进行讨论。当前涉法上访呈现出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⒈涉法上访的数量不断上升。在各类上访案件中，涉及到与人民法院各类裁判有关的上访居高不下，有的甚至达到30。其中不少当事人越级上访，有的一上访就到北京，以期问题迅速解决。有的反复上访、重复上访，有的到多个机关、部门上访，有的互相结合形成上访团体，息诉难度大。⒉上访的对性明显增强。法院所面临的社会矛盾总体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它的对抗性色彩却越来越明显。有的当事人在上访中采取闹事的方式以期引起注意，如长期纠缠、冲击机关、阻碍交通等，有的打横幅、竖标语、呼口号，有的身穿“冤”字白衣在机关门口喊冤纠缠，拦截领导车辆;有的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如爆炸、投毒、毁容、自杀或他杀。⒊群体性涉法上访增多。一些案件由于涉及的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如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农村集体诉讼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会破坏性，影响生产生活秩序、法院乃至行政机关的工作秩序，有的还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有的还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二、涉法上访的成因造成涉法上访不断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现在：⒈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法院在解决矛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过去有很多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事，现在逐步由法律手段来调整。法院处理的纠纷、矛盾越多，产生上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之所以涉法上访的绝对总量在上升，就在于法院处理的案件、矛盾比以前多了。涉法上访中，许多其实并不是法院的问题，只是矛盾最后到了法院。相反，过去主要通过行政途径解决纠纷，涉法上访当然也就较少。⒉法治观念尚未植根。人们的思想观念尚未完全转移到法治轨道上来，遇事找政府仍然习惯做法。加上行政权的扩张，司法权威不足，既判力得不到尊重，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通过上访来解决问题。上访就其实质来讲，是当事人之间矛盾的体现。由于现行的司法权威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解决问题的渠道并不通畅，就导致人们更多选择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对策。⒊社会利益调整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每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比如在企业改制、破产的过程中，有一些企业在出售、产权转让、破产的过程中，对原有职工的安置工作未能妥善解决，或者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劳动保险、医疗保险费用等，引发职工群体上访。其他如征地拆迁安置问题、农村土地调整、村组债务等问题，在法院受理的相关案件中，都容易产生上访。⒋法院没有正确处理好裁判与调解的关系。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中一味强调提高当庭宣判率，重判轻调，认为只有当庭宣判才规范，才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调解是过时做法，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未能建立和完善激励调解工作的有效机制。忽视了依法调解同样可以实现公正与高效，成功调解更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⒌法官司法为民的意识不强。特别是对一些婚姻、赡养、相邻关系、人身损害赔偿、借贷、合伙、土地承包等纠纷，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能判则判，“不服上诉去”，缺少耐心，怕麻烦，不愿意做过细的调解工作，导致一些案件“官了民不了”，有的甚至激化了矛盾。同时，一些执行案件久拖不执，特别是“涉府”、“涉村”案件执行难问题仍未解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⒍当事人诉讼能力较低。基层人民法院面临的绝大部分当事人是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低，观念较落后，法律意识薄弱，对法院审判方式改革不能适应和理解，特别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更不适应，尽管基层法院采取多种方法宣传法律、指导诉讼、履行释明义务，但是当事人仍觉得取证难、举证难、打官司难。加上当事人缺乏必要的证据意识、诉讼风险意识，稍有不满，就会上访。当事人对上访存在错误认识，寄于过高希望，也是造成上访的重要原因。有的案件由于客观原因没有执行到位，这本属于正常的诉讼风险，但当事人却把责任归咎于法院。也有的案件本身处理正确，但当事人认为其权益未得到保护，于是反复上访，要求推翻原裁判文书。有的上访当事人本来是有理上访，却提出许多无理要
第五篇：涉法上访案件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法院日益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日益增多，诉讼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有的案情复杂、矛盾容易激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不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上诉或者申诉，而采取到进省、进京上访，有的甚至缠访不休。这些上访事件的存在，既增加了上访当事人的经济、精神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既有损法院的形象，也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更损害了司法权威。
一、涉法上访的特点广义上的涉法上访，包括涉及到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与法律相关的各类上访，狭义的仅指涉及到法院的上访。本文从狭义的角度进行讨论。当前涉法上访呈现出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⒈涉法上访的数量不断上升。在各类上访案件中，涉及到与人民法院各类裁判有关的上访居高不下，有的甚至达到30%。其中不少当事人越级上访，有的一上访就到北京，以期问题迅速解决。有的反复上访、重复上访，有的到多个机关、部门上访，有的互相结合形成上访团体，息诉难度大。⒉上访的对性明显增强。法院所面临的社会矛盾总体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它的对抗性色彩却越来越明显。有的当事人在上访中采取～的方式以期引起注意，如长期纠缠、冲击机关、阻碍交通等，有的打横幅、竖标语、呼口号，有的身穿“冤”字白衣在机关门口喊冤纠缠，拦截领导车辆;有的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如爆炸、投毒、毁容、自杀或他杀。⒊群体性涉法上访增多。一些案件由于涉及的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如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农村集体诉讼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会破坏性，影响生产生活秩序、法院乃至行政机关的工作秩序，有的还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有的还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二、涉法上访的成因造成涉法上访不断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现在：⒈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法院在解决矛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过去有很多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事，现在逐步由法律手段来调整。法院处理的纠纷、矛盾越多，产生上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之所以涉法上访的绝对总量在上升，就在于法院处理的案件、矛盾比以前多了。涉法上访中，许多其实并不是法院的问题，只是矛盾最后到了法院。相反，过去主要通过行政途径解决纠纷，涉法上访当然也就较少。⒉法治观念尚未植根。人们的思想观念尚未完全转移到法治轨道上来，遇事找政府仍然习惯做法。加上行政权的扩张，司法权威不足，既判力得不到尊重，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通过上访来解决问题。上访就其实质来讲，是当事人之间矛盾的体现。由于现行的司法权威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解决问题的渠道并不通畅，就导致人们更多选择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对策。⒊社会利益调整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每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比如在企业改制、破产的过程中，有一些企业在出售、产权转让、破产的过程中，对原有职工的安置工作未能妥善解决，或者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劳动保险、医疗保险费用等，引发职工群体上访。其他如征地拆迁安置问题、农村土地调整、村组债务等问题，在法院受理的相关案件中，都容易产生上访。⒋法院没有正确处理好裁判与调解的关系。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中一味强调提高当庭宣判率，重判轻调，认为只有当庭宣判才规范，才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调解是过时做法，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未能建立和完善激励调解工作的有效机制。忽视了依法调解同样可以实现公正与高效，成功调解更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⒌法官司法为民的意识不强。特别是对一些婚姻、赡养、相邻关系、人身损害赔偿、借贷、合伙、土地承包等纠纷，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能判则判，“不服上诉去”，缺少耐心，怕麻烦，不愿意做过细的调解工作，导致一些案件“官了民不了”，有的甚至激化了矛盾。同时，一些执行案件久拖不执，特别是“涉府”、“涉村”案件执行难问题仍未解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⒍当事人诉讼能力较低。基层人民法院面临的绝大部分当事人是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低，观念较落后，法律意识薄弱，对法院审判方式改革不能适应和理解，特别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更不适应，尽管基层法院采取多种方法宣传法律、指导诉讼、履行释明义务，但是当事人仍觉得取证难、举证难、打官司难。加上当事人缺乏必要的证据意识、诉讼风险意识，稍有不满，就会上访。当事人对上访存在错误认识，寄于过高希望，也是造成上访的重要原因。有的案件由于客观原因没有执行到位，这本属于正常的诉讼风险，但当事人却把责任归咎于法院。也有的案件本身处理正确，但当事人认为其权益未得到保护，于是反复上访，要求推翻原裁判文书。有的上访当事人本来是有理上访，却提出许多无理要求。⒎法院接处访存在推、拖现象。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服，采取上访的方法为自己讨说法，在接处这样的上访问题时，法院认为对判决不服应当按法律程序处理，又不上诉、申诉而到处上访，错不在法院，是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一审法院不好处理；另一方面，上级法院接待这样的上访，常常一转了之，仍交给下级法院处理；还有的答复复查的，往往几个月都没有回音，导致当事人上访不休。⒏一些法官的业务水平不高。在审判工作中，有的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案件定性把握不准，有的还违反程序，有的案件质量不高，这些极易引发当事人的不满情绪，导致上访。⒐信访处理机制不完善。在上访群众中有的是有理上访，也有的是无理上访，错误地认为，“地方党委政府都怕上访，不管有理无理，反正跑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些地方由于害怕进京去省上访，不是依法处理信访问题，对无理缠访的人也不敢处理，害怕造成不好影响，一味妥协迁就，使得无理上访人尝到些甜头，掌握其心理，动辄以上访相要挟；对涉诉上访人以同样方法处理，有的地方还以此考核、评价法院，使法院陷入被动局面。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要减少涉诉上访，解决涉诉上访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法院除了坚持党的领导，积极主动争取地方党政和人大的支持外，还需从以下方面狠下功夫。第一，树立司法为民思想，确保公正司法。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法院工作，牢固确立正确的审判工作方向，坚持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大力加强法官的四项教育，即:“公正与效率”主题教育、“司法为民”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努力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休养；着力抓好“公正司法树形象”活动，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转变审判作风，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各项措施，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坚持公开审判、公正办案，努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人大的支持，社会各界的理解，着力攻克执行难关，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案件的执结率；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塑造良好司法形象，提升司法公信度，增强司法权威。第二，强化调解工作，加大诉讼调解力度。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的法官一定要增强调解意识，把调解作为减少涉诉上访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认真分析研究调解与裁判的关系，正确理解调解自愿原则和调解内容合法原则的基本内涵，积极探索调解工作新机制，变重判轻调为调判并重。加大调解力度，讲究调解艺术，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建立和完善激励调解工作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调解率，保证调解结案的案件占办结案件的60%以上。同时，要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工作的衔接机制，认真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责，与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地钝化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稳定，减少申诉、上访，也减轻法院执行的压力，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第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坚持以案释法。宣传法律是法院的基本职责之一，要持之以恒地采取多种方法宣传法律，通过散发宣传材料、举办法律讲座、提司法建议、公开法律文书、公开审判等等，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特别是要善于运用典型的案例宣传相关法律，对一些常用的法律，如民诉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刑法、婚姻法、合同法、担保法和处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例教育当事人，让当事人了解法院为什么这样判处，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从而明白自己的主张和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从中学到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遵守法律、按法办事的自觉性。第四，加强对法官的培训，努力提高业务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对法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民法院要保证司法公正，必须不断提高法官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在当前，要着力抓好法官“四个方面”能力的提高。一是提高诉讼调解能力。积极探索调解方法和调解艺术，不断丰富和完善调解经验，提高诉讼调解率。二是提高驾驭庭审能力。加强学习、实践，多开观摩、示范庭，庭审中把握重心、明确焦点、查清事实、引导举证质证、大胆认证、掌握庭审节奏，提高开庭成功率。三是提高适用法律能力。法官必须加强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搞清立法本意，正确适用法律，把案件办成铁案。四是提高法律文书写作能力。作为一名法官要写好法律文书，必须有较高的法律专业水平、写作基础知识水平以及必要的政治理论水平、综合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要有责任心。有的上访人员就因为法律文书中错字、表述不清而不服上访。法院必须加强对法官这方面能力的培训。第五，明确责任，建立大信访格局。涉诉上访案件增多不仅影响法院形象、损害司法权威，而且牵扯法院精力，法院领导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加强向党委、人大的汇报，多与有关方面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坚决杜绝因工作处置不当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把解决涉诉信访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创新机制，长效管理。以立案庭为接处信访职能部门，建立接待、登记、处理等一系例规范的工作制度；一把手院长负总责，分管院长具体抓，建立信访工作责任机制，明确责任，分级管理、层层抓落实，在全院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建立信访工作考核激励机制，纳入岗位目标责任管理，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确保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信访率降到最低。第六，完善信访法制建设。目前，调整信访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法院在处理信访时，也是参照xx的《信访条例》执行。上访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是无限制、无制约的。由于法律不完善，导致对无理纠缠的当事人法院也往往束手无策，甚至只能息事宁人。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当事人以上访为手段进行要挟。因此，对上访的行为要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即使是有理上访的，也要按程序办事。对无理上访，扰乱、冲击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的，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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