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难非不能
难非不能
◆ 信心篇第一 ◆ “我的病能好吗?”
“我能学会吗?”
“我脾气坏,习气深,能转变过来吗?”
我都回答“能”。
你信我的话你就会去努力,你若有点不信,我要再作些解说,使你明白道理,建立信心,因为心疗的一切力量,都起源于信心。
佛经里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心是行动泉源,道德事业的根本。
我说“能”非凭空与你树立信心,而是依据“无常”这个论点来确定的。
“无”——没有,“常”——不变,这是佛陀释迦牟尼四十九年讲学的基本论点,认为宇宙人生,世间万物,无有不变的道理,他以这个基本论点劝导人们努力转化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种种苦难。
人在生活中能学会许多原先不会的,也能去掉原来所有的,例如:
“抽支烟吧。”
“我不会。”
“玩玩。”
“嚓”一声,火柴的火朵已跳跃在你眼前,这种无慧的殷勤,加上欲望的劝诱,你学会了吸烟。另二善友劝你戒烟,说吸烟有害健康,易患肺癌、老年慢支,吸烟等于慢性自杀,你觉悟了,把烟戒了。
从不吸烟到吸烟,又从吸烟到不吸烟,说明人是可以随环境影响、自己的意志而转变的。这道理说来好懂,真明白也不容易,有人还在作相反的肯定与宣扬,说“学不到的”,“改不了的”,“治不好的”等等。被他们随便用来作为依据的就是“难度太高,你我这等人学不到”,“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种病治不治都是死”。这种人自己无上进心,吹冷风、说凉话却很灵敏。若不扭转这种风气,病人被医生吓死,聪慧人不求上进,也成了二等人,二等人不变三等人才怪呢!
“江山能改,秉性难移”,原话不错,错是错在如今说这话的人和听的人大都把“难”作为“不能”来理解,在他们的思想言词中包含着消极与绝望。
“难”非“不能”,难改不等于不能改,个性坏、习气深,都能改,不过难一点罢了。“婴儿会吃饭吗?”“不会。”
“会吃奶吗?”“会”。
“会走路吗?”“不会。”
“两脚会活动吗?”“会”。
吃奶动作和手脚活动,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吃饭、走路都是人在生活中学会的。别看我们现在吃饭、走路都很自在,当初我们从不会到学会的过程中,也是很艰难的,只是由于生存的本能使我们去克服种种困难,谋求成长罢了。
我们若把培植智慧,提高修养,改正劣性也作为生存的要求去追求,难的事也就不难了。请想一想:
由于惰性畏难,把某些可能的目标看成不可能,这不过是给自暴自弃戴上个面具,已经害了自己,若再去影响他人,那过失是很大的。
即使自己看不到十全十美的人,但人是可以把自己提高成为十全十美的。
你喜欢高声朗诵吗?
人要是了解没有不变的事物,身上的病痛和心中的愚昧就会得到转化。
困难在向我们微笑说:
“我的顽固也并非是不可克服。”
虽然成功总是掌握在意志坚强人的手中,但幸福的种子还需要自己去培植。
要求学找个有智慧的老师,要求医找个有责任的医生,要朋友找个有上进心的善友。
希望你以欢喜心常想起那些智慧语言中的要义,它能消除你的病苦与烦恼,它能给予你智慧上的安乐。
你会唱吗?
人解无常理 病愚皆能转
难非不可能 有志事竟成(本文仅供病苦者作心理自疗,为傅味琴1984年之写作)
“我的病能好吗?”
“我能学会吗?”
“我脾气坏,习气深,能转变过来吗?”
我都回答“能”。
你信我的话你就会去努力,你若有点不信,我要再作些解说,使你明白道理,建立信心,因为心疗的一切力量,都起源于信心。
佛经里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心是行动泉源,道德事业的根本。
我说“能”非凭空与你树立信心,而是依据“无常”这个论点来确定的。
“无”——没有,“常”——不变,这是佛陀释迦牟尼四十九年讲学的基本论点,认为宇宙人生,世间万物,无有不变的道理,他以这个基本论点劝导人们努力转化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种种苦难。
人在生活中能学会许多原先不会的,也能去掉原来所有的,例如:
“抽支烟吧。”
“我不会。”
“玩玩。”
“嚓”一声,火柴的火朵已跳跃在你眼前,这种无慧的殷勤,加上欲望的劝诱,你学会了吸烟。另二善友劝你戒烟,说吸烟有害健康,易患肺癌、老年慢支,吸烟等于慢性自杀,你觉悟了,把烟戒了。
从不吸烟到吸烟,又从吸烟到不吸烟,说明人是可以随环境影响、自己的意志而转变的。这道理说来好懂,真明白也不容易,有人还在作相反的肯定与宣扬,说“学不到的”,“改不了的”,“治不好的”等等。被他们随便用来作为依据的就是“难度太高,你我这等人学不到”,“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种病治不治都是死”。这种人自己无上进心,吹冷风、说凉话却很灵敏。若不扭转这种风气,病人被医生吓死,聪慧人不求上进,也成了二等人,二等人不变三等人才怪呢!
“江山能改,秉性难移”,原话不错,错是错在如今说这话的人和听的人大都把“难”作为“不能”来理解,在他们的思想言词中包含着消极与绝望。
“难”非“不能”,难改不等于不能改,个性坏、习气深,都能改,不过难一点罢了。“婴儿会吃饭吗?”“不会。”
“会吃奶吗?”“会”。
“会走路吗?”“不会。”
“两脚会活动吗?”“会”。
吃奶动作和手脚活动,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吃饭、走路都是人在生活中学会的。别看我们现在吃饭、走路都很自在,当初我们从不会到学会的过程中,也是很艰难的,只是由于生存的本能使我们去克服种种困难,谋求成长罢了。
我们若把培植智慧,提高修养,改正劣性也作为生存的要求去追求,难的事也就不难了。请想一想:
由于惰性畏难,把某些可能的目标看成不可能,这不过是给自暴自弃戴上个面具,已经害了自己,若再去影响他人,那过失是很大的。
即使自己看不到十全十美的人,但人是可以把自己提高成为十全十美的。
你喜欢高声朗诵吗?
人要是了解没有不变的事物,身上的病痛和心中的愚昧就会得到转化。
困难在向我们微笑说:
“我的顽固也并非是不可克服。”
虽然成功总是掌握在意志坚强人的手中,但幸福的种子还需要自己去培植。
要求学找个有智慧的老师,要求医找个有责任的医生,要朋友找个有上进心的善友。
希望你以欢喜心常想起那些智慧语言中的要义,它能消除你的病苦与烦恼,它能给予你智慧上的安乐。
你会唱吗?
人解无常理 病愚皆能转
难非不可能 有志事竟成(本文仅供病苦者作心理自疗,为傅味琴1984年之写作)
第二篇:非雪天不能读书
非雪天不能读书
①读书不分四时。春天读书,有杏花春雨,别具一番风情;夏天读书,有接天莲叶相伴,也令人神往。而我半生读书,都似乎与杏花、春雨、莲叶无缘,飘满记忆中的是山乡茅屋的一天风雪。
②我年少时即插队山区,那里地旷人稀,劳动很紧张,每年繁忙的春耕春播、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常常是忙得两头摸黑。虽然有时雨天不出工,但能够留给我读书的时间毕竟太少,也太零碎。③只有冬天,对我来说是奢侈(shēchǐ)的日子,会有整把整把的时日供我闭户读书,我可以在火炉里煨上几只红薯,让书香伴着苗条。书读足了,就从灰烬里拔出几只又香又烫的红薯香来吃,吃饭后又翻开喜爱的书来读。这种时日,我往往将平日里想读而无暇读的书堆满一床,逐本读过去,或者将一年中零零散散读过的书全翻出来,恣意地重读一遍。
④雪夜读书在我也是欢乐的事。一炉红火,满室雪光,四野静谧(mì)的落雪声,我时而默诵,时而低吟,一直到雄鸡初啼才恋恋不舍地吹灯睡觉。现在回想起来,我平时所读的书,在那些雪天里读的最多,也记忆最深。
⑤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我一回忆起读书的生活,总是想到那些苦寒的雪天?难道我就没有杨柳岸边书相伴的日子吗?难道我今天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读书不值得留恋吗?可是近年来我的读书成了消遣,早期的锐志没有,更常常禁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许多书买来,一堆一堆还没翻过,有些只看了开头的几页就再也没有碰过。现在我似乎懂了:人的一生,可用来读书的日子数来不少,但真正用在读书上的时间却不多。读书,是需要一点生存压力的。清人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道,年轻时因家贫,他如饥似渴地借书读,做官后,生活安顺,书也“俸去书来”容易得到了,反而“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读书的时间反倒不多了。
⑥袁枚说的是书非借不能读,而我则想说书非雪天不能读。寒冬,是时令的雪天;艰难逆境,是人生的雪天;清静寡欲,是情志的雪天。雪天读书,正如旅人在风雪之夜里对家园的思念,更有一翻神思的投入和彻骨的深味。
1、第①段中,“有连天莲叶相伴”一句,是由______朝诗人_________的诗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转化而来。(2分)
2、第①段中“一天风雪”中“一天”的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④段中“恋恋不舍”一词体现出一种感情,它与本段中________一词相呼应。(2分)
3、“奢侈”的本义是花大量钱财追求过分享受,它在第③段中如何理解?(1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综观全文,题目中的“雪天”既指_________的雪天,也指_______的雪天。(1分)
5、用“//”将全文分作两段,并概括各段大意。(3分)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第一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路人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密密的雨帘中,街上的行人稀少,我不禁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
我只顾低头走路,突然把身旁的一个行人撞了一下。我连忙抬起头来,只见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扶住了路旁的墙壁,才没有倒下去,“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声道歉。
“噢,噢,不要紧。”这时,我心里感到一阵不安 忙说 大伯 我扶你回去吧 说着 就伸出手搀扶着他 太谢谢了 小姑娘 他感动地说。
我搀扶着他一起走,突然,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我低头一看,是一块下水道水泥板,就不满地嚷着:“谁把水泥板拿开了,也不放回原处,真缺德!”但一想到身旁的盲人,忙提醒说:“大伯,您这边走,小心绊倒。”他刚走了一步,随即又停了下来,挣开被我搀扶的手,把手中的拐杖放在一边,蹲下去一边摸索着,一边说:“还会有人走过这里,说不定会被绊倒的。”不一会儿,他摸到了那块水泥板,又摸到了下水道口,小心翼翼地搬过去把它盖好。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伸手在衣袋里摸手绢。
这时,我的心灵受到猛烈的一震,连忙拿出自己洁白的手绢,放在他那双沾满泥水的手中。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仿佛看见他那双模糊的眼睛在闪光。是的,我看见了他那颗火热透明的心,一颗时时能够想到别人的心。
雨仍在下着,我搀扶着他,继续向前走着,走着„„在通往他家的这条路上,我是他的引路人;而在学习做人的道路上他却是我很好的引路人。
1、解题。“引路人”有两个含意:(1)
(2)
2、用“‖”把短文分成三部分,并写出每段的主要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第二自然段的空白处加标点。
4、阅读短文,思考为什么“我的眼睛湿润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结合上文,解释短文画横线句子的意思。()
A.下雨天,我扶着双目失明的老人向前走,是他的向导。B.下雨天,双目失明的老人教给我怎样做人。C.下雨天,我是盲人的向导,盲人教给我怎样做人。
弱者的惩罚
有一只猴子,十分令人生厌。他常常不把小动物们的生命当一回事,特别是小蚂蚁们,被把捏着玩捏死的就多得数都数不清。有一天,他又在地上抓住了一只老蚂蚁。谁知,这只蚂蚁却说起话来:“别忙捏死我,我有惊人的消息告诉你!”猴子便没有捏死这只蚂蚁,追问蚂蚁是什么消息。蚂蚁告诉他,有一只天鹅刚在医院逝世,他捐出了一双翅膀,猴子如果需要一双翅膀,完全可以去做移植手术。猴子听了十分高兴,放下老蚂蚁就直奔医院而去。猴子移植了翅膀后,觉得本领更大,就更是目中无人,更加喜欢残害小动物们。
那天,他又捉住了先前那只老蚂蚁,正要捏死时,那只老蚂蚁又开始说话了:“聪明的猴天使,天上有一只风筝在骂你,说你屁本事都没有,若论飞行,你一定是它的手下败将。”猴子听了,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放下蚂蚁,飞上天去寻找那只风筝去了。找了一阵,它终于找到一只飞得很高很高的风筝。猴子与风筝比赛飞起来。
过了一阵,风筝还是那么心不跳气不喘地飞着,而猴子却早累得气喘吁吁了。
又过了一阵,风筝仍然飞得很安详,而猴子却已经累得吐出了一大口鲜血。猴子又坚持了一阵,突然头昏眼花,一头从高空摔下来,落得个粉身碎骨。
残忍地对待弱小者的人,最终会被弱小者用他们特殊的方法惩治。
1、按要求写词语。
(1)近义词:安详()目中无人()(2)反义词:残忍()弱小()
2、蚂蚁是怎么自保的,结果怎么样?
3、蚂蚁是怎么惩罚猴子的?
4、用“﹏﹏”画出表达短文中心的句子。参考答案: 满天;欢乐 2 这里是说相比之下冬天可以用来读书的日子有很多。3 季节时令;人生。4 ①②③④Ⅰ⑤⑥ 第一段:从时令角度讲为什么非雪天不能读书。第二段:从更广阔的人生角度讲为什么非雪天不能读书。
第三篇: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1
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
编者按: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温家宝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00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00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江泽民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温家宝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00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江泽民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胡锦涛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温铁军:问题当然很多,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些也是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遗留问题。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温家宝总理不仅特别重视科学决策,而且强调分区决策,他说,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差别很明显,各地的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恐怕不能一刀切。党和政府不仅已经下了决心,而且会更加实事求是,那我们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温家宝同志强调的农村“生产力”,我觉得应该是特指那2亿3千万小农户,其中40%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
第四篇:双非硕士考博士难不难(共)
双非硕士考博士难不难
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参加到考博的队伍中,甚至很多上了年级的人们也假如了考博的大家庭中,或者是有稳定工作却想折腾的同学们对考博有这么多的憧憬。以下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双非硕士考博士难不难,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双非硕士考博士难不难
肯定是有难度的!
1、博士招生有申请制和统考两种,而985学校的不少名额都是采取申请考核制。相对来说985的`硕士毕业生特别是本校的毕业生具有明显优势。
2、双非硕士只能在读硕期间争取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充分展现自己的科研实力和能力,否则会比较难,因为博士录取不仅会看初试成绩,还要看教育背景、科研以及导师的推荐。
考博士的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4、考生学历、学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2)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2017年9月1日前取得硕士学位);
(3)同等学力人员。包括:①获得学士学位满6年(到2017年9月1日);②获得EMBA硕士学位且获得学士学位满6年(到2017年9月1日);
同等学力者报考我校,还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报名时已获得国家外语六级水平考试证书,或2005年6月以后参加六级考试且成绩达到426分以上;
②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3篇。
(4)非学历教育(单证,即只有学位证书无毕业证书)的专业学位考生或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报考我校博士生,必须在报名前已获硕士学位。
(5)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其学历(学位)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现场确认时须提交认证证书)。
5、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要求。
6、现役军人考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
第五篇:事非经过不知难(2011记者节从业感言)
事非经过不知难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首自己六年多的新闻工作,首先从脑海里蹦出来的就是陆游这副对联。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结束十六年的教育工作,投身新闻事业。当上记者,伴随强烈新鲜感的是知识面狭窄的窘迫。
想要干好一项工作,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没有准备的行动必然导致手忙脚乱。我的第一次采访„„虽然事后在领导帮助下完成了这篇通讯报道,但写作过程磕磕绊绊,苦不堪言。总结教训,是自己采访前案头准备不足。那位企业家的背景、企业产品及其在全市产业中的位置、企业文化等等一概没搞清楚,贸然采访,只能一头雾水。稿件写好了,发表了,看着报纸上那署了自己名字的一千多字,心头涌上一丝甜、一丝苦、一丝酸。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有时候,做足了采访前的案头准备,可真正采访时却发现准备的东西派不上用场,甚至采访对象与内容都得临时调整。这时候只能“急中生智”,高速开动脑筋,找准新闻点,设计问题,完成采访。采访完成不代表稿件形成,往往是采访后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充足的素材,但回来写作时才发现还是有些问题没搞清。即使找准了新闻点,取得了充足的素材,解决了“写什么”,构思成文的时候还会遇到“怎么写”的问题。为拿出一篇稿件的框架思考一两个小时,为求得一个合适的句子、恰当的词语推敲十多分钟,那都是常事。“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那时候,感觉自己真的能和古人想通。
《仪征信息》的记者跟其他平面媒体的记者不一样,我们既是文字记者又是摄影记者。这对记者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在报道重要领导领导活动时,记者同时操作照相机、录音笔、笔记本,兼顾文字与图片而能不顾此失彼,确非易事。做记者的时候,我多负责重要领导活动的报道,其中的甘苦比别人体会得更深。现在,我做编辑,轻易不枪毙记者的稿件,稿件质量不过关,哪怕让记者一改再改。新闻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没有干过,真的不能深切体会其中的艰辛。
从一线记者退居幕后做编辑,工作节奏放缓了,大脑神经却绷得更紧。编辑工作最可怕的敌人是“熟视无睹”。周日到周五,每天看稿、改稿、校对,视线里通常都是熟悉的地名、人名、职务、企业、项目„„熟悉的东西看多了,大脑便会抑制神经兴奋,把似是而非的东西误读成正确的东西,一些错误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前些时候把温家宝总理的名字弄成了“温家室”,我想,做过编辑的人恐怕都能“理解”这样的错误。编辑工作的每一天,除了安排好版面、处理好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我就一直强迫自己始终以陌生的眼光审视稿件的每一个词句、标点,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个“熟视无睹”的陷阱。
记者节到了,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多少有些感触,对自己这份工作取得的成绩多少有些自豪。但是,想一想范长江、邹韬奋这些前辈,对比当今为和
平、发展、民生而奔走甚而血洒战场的杰出同仁,我们才算什么?
用“忝列其中”描述我与新闻记者行业的关系是恰当的,这绝不是谦虚。(洪亚东)
2011年11月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