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酸菜鱼馆员工收入分配方案

第一篇：成都酸菜鱼馆员工收入分配方案

成都酸菜鱼馆员工收入分配方案(试行)

（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

员工是饭店最宝贵的财富，也是饭店最重要的资源，饭店的所有利润都来自于每一位员工的辛勤劳动，饭店的营业额的增加、饭店的成长进步、饭店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努力工作，所以增加每一位员工的收入，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给员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为此我们制定以下员工收入分配方案：

员工的收入由以下七部分组成：

一、每月基本工资：按照进入饭店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谈妥的工资执行，每个月从1日到月底，按30天计算。每个月月底准时发放。

二、每月的奖金：饭店每个月按照营业额的2%作为全体员工的奖金，总奖金的70%平均发放，20%作为岗位奖金发放，10%作为出勤奖发放，每位员工的奖金50%当月发放，50%年终发放。

三、工龄工资：每个月在上个月的基础上增加20元。

四、平时根据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表现，不定时发放数目不等的节约奖、创新奖、合理化建议奖、委屈奖、团结奖、进步奖。

五、年终奖：

1、全年的营业额的2%作为全体员工的年终奖，其中50%平均发放，另外50%根据岗位，出勤率等各种因素综合测定奖励，2、每位员工每个月积累下来的奖金加入年终奖。

3、每位员工工龄满一年的另外奖励1200元，满2年的奖励2400元，以此类推。

六、传统节日，每年端午节，中秋节根据饭店的效益有金额不等的红包，每位员工的生日有红包，每位员工加入我们饭店满一周年有纪念红包。

七、亲情奖：我们每一位员工都有父母姐妹兄弟，有丈夫妻子儿女，我们的工作离不开亲人的支持，所以我们规定每一位员工都可以指定一名自己的亲人每月领取100元亲情奖，发放方式：员工不得自己领取，须指定的亲人自己到饭店来领取，或者饭店员工凭汇款凭证来领取，也可以累计领取。

注：

1、每位员工压15天工资不发，辞职提前30天打辞职报告，交接手续办完

后发完所有工资（不包括奖金）。

2、中途辞职的员工每个月积累下来的奖金作废，充公，累计到全体员工的年终奖中。

3、以上草案属于试行，在执行过程中有可能调整或者改进。

第二篇：收入分配方案分析

论我国收入分配方案

国民收入分配的三大主体包括政府、居民和企业，这三大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具体情况称之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国家和企业支配的部分与直接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二是在居民之间收入数量的差距问题。前者是要回答整个国家积累或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是回答正确处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问题。二者的分配关系是否正确，都关乎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影响着千家万户。前者属于正确处理生产发展与消费水平提高的关系，涉及长远发展与当前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属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也就是是否符合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公平、公正等权利原则。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缩小而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1992年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20∶19∶73，2008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20:22:56。

（二）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2475.6 元）是20%最低收入组（15233.4 元）的5.4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14049.7 元）是20%最低收入组（1869.8元）的7.5倍。根据财政部的调查，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 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 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27 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我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我国。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3.6元。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1978年的 2.57 :1 扩大到 3.23 :1。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的 13倍，2010年上升到 16倍。

（四）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91364 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0619 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65238 元；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20393 元，住宿和餐饮业27847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0750元。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中，最高行业金融业与最低行业农、林、牧、渔业之比为4.48 ∶1。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1.8 倍左右。

（五）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企业内部的职工工资差距更大。2009年全国总工会的专项调研显示，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 倍扩至2008年的17.95 倍。企业内部职工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我国低收入职工比例较大，67.2% 的职工每月收入低于215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17.3% 职工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薪酬。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工资制定片面体现企业意志

一是目前我国相关领域的制度还不完善，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二是社会分配系统与机制不完善，对于职工工作年限、经验及创造的贡献无法准确计算；三是企业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监督权，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向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

（三）忽视政府责任

在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任由雇主来决定其工资的水平。而雇主在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则会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将存在供过于求的不均衡状态，因此很难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如果再不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难得到保障。

（三）宏观调控手段弱化

第一，最低工资标准较低，工资指导线缺乏指导性。目前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做出适时调整，因而使政府的工资指导线制度缺乏实际指导作用，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物价、房价相比，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低。第二，缺乏劳动定额标准。在实践中，国家没有统一的劳动定额标准，劳动定额的制定方法多样化，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在程序上缺乏民主参与性，给企业违规、最大限度地攫取职工创造的劳动成果，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提供了机会；第三，基本工资基数普遍较低。现有的工资基数较低，且无法体现劳动者在企业的工龄工资、技能工资等方面的差异。

（四）收入分配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第一，现有的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调控制度等没有纳入系统的法律体系；第二，有关工资分配的信息指导系统不够健全，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人工成本信息发布指导等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三，用来统领工资分配的《工资法》还未出台，无法规范约束企业工资决定和支付行为；第四，配合《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相关法律如就业促进、劳动标准、集体合同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一系列密切关联的法律法规缺位。

（五）存在体制性障碍

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机制还不健全，国家收入分配体系没有有效地将垄断利润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国家对垄断企业的工资管理也没有加强监控力度，导致我国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和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体制性障碍也在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六）工会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工会组织自身建设欠规范。二是工会的法律地位与实际地位不相称，工会维权只能停留在表达和反映职工合法权益的层面上，而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三、改革收入分配方案的建议(一)通过二、三次分配调整收入差距，稳定高收人群体数量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这一二次分配制度。对于高收人群体而言，其大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财产收入和其他隐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这一群体的偷漏税已成常态。因此，要真正发挥个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除了对合理的劳动薪酬征税外，关键要加大对股权转让、房屋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等财产收入的征税。对于隐性收入，由于其隐蔽性，可通过开征富人税、物产税、遗产税等进行调整，发挥个税的调节功能来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其次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在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大力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使社会财富直接或间接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提高生活水平首先应提高工资性收入。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高于财政和企业收人的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解决城镇居民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减少后顾之忧，提高生活质量。其三，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财产性收入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刨新金融管理体系，提供越来越多的可供选择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以及规范资本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保证居民财产增值。其四，打破身份壁垒，提高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通过促进教育、就业公平，使“革根”与“官二代”、“富二代”有平等的机会实现向上的梦想。

(三)培养创收能力，减少低收入群体数量

首先要拓宽就业和再就业渠道。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所需资金少、包容性强、容纳劳动力较多的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社会服务性行业；同时可通过政府补贴或低息贷款方式弓I导下岗及编外的低收入人员创办一些易起步、见效快的小型加工业、批零商业、小摊点餐饮业等，帮助低收人群体拓宽生产经营门路；另一方面对特困下岗人员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短、平、快岗位实用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以提高收入。其次，由于低收人群众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在帮助他们提高收入的同时，还要理解、尊重他们，通过加强心理引导，使他们树立信心，重燃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尽快步入小康行列。

第三篇：员工年终考核分配方案

～员工年终考核分配方案

为酬本公司员工一年来的辛勤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1、各部门经理按照公司要求对下属员工做好年终考核工作。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好、良好、一般、较差五个等级，对应的考核系数分别为：1.3、1.1、1.0、0.8、0.5。

2、年终考核各等级占部门员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优秀约为10%，好约为40%，良好约为30%，一般约为15%，较差约为5%（具体名额分配见附表一）。

3、年终奖基数设置标准和获得资格认定：

员工类别

入职时间

年终奖基数

公司普通员工

（指副经理级以下的员工）

～年6月30日前

600

～年9月30日前

300

～年10月31日前

200

～年12月31日前

100

科级以上人员

副经理

4000

科 级

3000

副科级

XX

另：属下列情况之一者，虽入职时间符合上述条件但年终奖金基数均为100元：

①在～年时间范围内事假超过两周者；

②在～年时间范围内病假超过一个月者；

③在～年时间范围内迟到、早退累计达8小时者；

④在～年时间范围内旷工1天者；

⑤在～年时间范围内受行政记过以上处分者；

⑥在～年时间范围内工作不努力不尽责，多次受到批评或处罚者；⑦～内离职者。

4、本年终奖的发放按员工本人年终奖的基数乘以年终考核结果所对应的系数，计算公式为：

年终奖金=基数×考核系数

5、“最佳员工”年终奖为1000元,“优秀员工”奖为800元。“最佳员工”奖和“优秀员工”奖与年终奖不兼得，以额高的奖金为准。

6、本内员工的考勤纪录、工作纪律考核和质量考核结果与员工的年终考核系数及年终奖挂钩，具体要求见《年终员工考绩表》及参照～年01号通知内容。

7、要求各部经理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审定员工考核等级，行政部人力资源主管认真核定员工劳动纪律考核记录以及入职日期，认真做好本年终奖发放工作。

8、～年二季度以后录用的员工不得参加“最佳员工”、“优秀员工”的评选。

附表：各部门考核等级名额分配表

部门

人

数

优

秀

好

良好

一

般

较

差

最佳

员工候选

优秀

员工候选

系 数

1.3

1.1

1

0.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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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提高劳动报酬 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 【背景链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今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 [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从政治问题来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

[措施]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第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句话点评】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来源：商洛人事考试网（shangluo.offcn.com）

第五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