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唐律内容疏而不漏的质疑
[内容提要]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唐律用多种途径加密了自己的法网，主要是：违反了唐令、格、式的行为，要依唐律受到处罚；触犯了唐代礼、理而律条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也要按唐律受到惩罚；用比附的手段，使一些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同样受到唐律的制裁等等。唐律内容密而不漏的实际情况与唐律本身的思想、唐朝统治阶段成员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旧唐书·刑法志》所记载的贞观律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凡削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不意味着就使唐律的内容由密变疏。
[作者简介]王立民，1950年生，博士，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已出版独著《唐律新探》和《古代东方法研究》，发表论文多篇，主要从事法律史与法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有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即是说，唐律只有五百条（或五百零二条），内容不多，但法网却无疏漏，各种犯罪都无法逃脱它的制裁。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
一
唐律不仅要制裁违犯唐律的行为，而且还要制裁违反唐令、格、式等其它形式的行为，其范围大大超过了唐律本身五百条的范围。
《新唐书·刑法志》曾对唐律的这类制裁范围作过较为精辟的阐述。它说：“唐之刑书有四：律、令、格、式……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事实也是如此。现有资料可以证明，违反了唐令、格、式并受到唐律处罚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并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另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而不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这两大类行为在数量上都很多。
这里先举例说明违反了唐令、格、式并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当然，唐律明文规定了对这类行为的定罪和量刑。
违反唐令并可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唐令规定：“诸应收授之田，每年（收授）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十二月内毕。”①唐律中有直接条款惩处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
违反唐格并可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唐格规定：“诸司有大事及军机，须仗下面奏者听余常务，须奏者，并宜进状”。②违反了唐格的这一规定也可在唐律中找到相应的条款，并制裁这类应奏不奏、应言上而不言上等的行为。《唐律疏议·职制》“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应言上而不言上，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应行下而不行下及不应行下而行下者，各杖六十。”
违反唐式并可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唐式规定：“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溉灌之处，皆安斗门，并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牢固。”③违了唐式的这一规定以致失修的，也可在唐律中找到相应的直接条款，并根据不同情况惩罚这种行为。《唐律疏议·杂律》“失时不修隄防”条规定：“诸不修隄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半杀伤三等。”
在这里要提及的是，有少数唐格本身有制裁部分的内容，这些唐格便是例外，不需经唐律便可定罪量刑。唐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发布的散颁刑部格中就有这样的唐格条款。如“流外行署、州县杂任，于监主犯赃一匹以上，先决杖六十；满五匹以上，先决一百，并配入军。”“盗及煞官駞马一匹以上者，先决杖一百，配流岭南，不得官当、赎。”④都是这样。其他的大多数唐格的条款和唐令、式的条款都无制裁部分的内容，其制裁部分的内容就在唐律的规定中，这亦成为违反唐令、格、式必须依照唐律来处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违反了唐令、式而不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更多，但这类行为同样要受到处罚。对此，唐律有专门的规定。《唐律疏议·杂律》“违令”条规定：“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此条“疏议”还特别对此条中的“违令”作了如下的解释：“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违式也是如此。也就是说，除了能在唐律中找到相应的违反唐令、格、式的条款外，其他违反唐令、式的行为全都以“笞五十”或“减一等”即笞四十，被追究刑事责任。此条“疏议”还举例作了说明：“‘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此是‘令有禁制，律无罪名’，违者，得笞五十。”“‘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朱’之类，违式文而著服色者，笞四十，是名‘别式减一等’。”不仅如此，唐律中也另有一些以违反唐令，式名又处罚的行为。《唐律疏议·擅兴》“私有禁兵器”条“疏议”说：“依军防令：‘拦得甲仗，皆即输官。’不送输者，从‘违令’，笞五十。”《唐律疏议·擅兴》“乏军兴”条“疏议”又说：“其折冲府校阅，在式有文，不到者，各准‘违式’之罪。”即要被笞四十。
可见，违反了唐令、格、式的任何行为都要分别情况，按照唐律的规定受到制裁，无一可以例外。这就是说，唐律不仅要追究违反唐律者的法律责任，同时还要追究违犯唐令、格、式者的法律责任。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唐代令、格、式的内容要比唐律的内容多得多。唐律只有十二篇（章），五百条。《唐六典·刑部》载：“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计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而大凡五百条焉。”可是，唐令、格、式的总和要大大超过十二篇、五百条。
举哀的行为也要受惩罚。不过，此条“疏议”则明指这种行为要按“不应得为”来惩治，说：“期亲以上，不即举哀，后虽举讫，不可无罪，期以上从‘不应得为重’；大功，从‘不应得为轻’”，即分别要被杖八十，笞四十。
第三，在父母或丈夫的丧期内，为其子女或其妻子作媒主婚的行为。《唐律疏议·户婚》“居父母丧主婚”条制裁在父母的丧期里为其子女主婚的行为，规定：“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然而，此条却没有规定，在丈夫的丧期内为其妻子主婚、在父母的丧期内为其子女作媒的行为。可是，此条“疏议”则作了补充，用“不应为”来制裁这两种行为，说：“若居夫丧，而与应嫁娶人主婚者，律虽无文，从‘不应为重’，合杖八十。其父母丧内，为应嫁娶人媒合，从‘不应为重’，杖八十。”
第四，擅自发兵九人以下的行为。《唐律疏议·擅兴》“擅发兵”条严打擅自发兵十人以上的行为，规定：“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可是，此条同样没有规定擅自发兵九人以下的行为是否也要打击。不过，此条“疏议”则规定也要打击这一行为，处罚的方法是“不应为”，说：“其擅发九人以下，律、令无文，当‘不应为从重’。”
第五，口说要逆、叛而无真凭实据的行为。《唐律疏议·贼盗》“口陈欲反之言”条惩罚口说要反而无真凭实据的行为，规定：“诸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可见，此条只言要惩罚口说要谋反的行为，而未及口说要谋大逆，谋叛的行为。但是，口说这两种行为同样要被惩罚，理由也是不“不应为”。此条“疏议”说：“若有口陈欲逆、叛之言，勘无真实之状，律、令既无条制，各从‘不应为重’。”
第六，妄告他人其父母死亡的行为。《唐律疏议·诈伪》“父母死诈言余丧”条处罚官吏在父母死后诈称其他人死而不解官回家守丧的行为，规定：“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可是，此条还是没有规定妄告他人其父母死亡的行为。然而，此条“疏议”同样用“不应为”的办法处罚这一行为，说：“忽有妄告，欲令举哀，若论告者之情，为过不浅，律、令虽无正法，宜从‘不应为重’科。”
以上违反礼、理的行为都是一种不违律的行为，因为在唐律的律条中都无明文规定，正如上述“疏议”中所讲的：“律虽无文”，“律、令既无条制”，“律、令虽无正法”等等。可是，这些行为还是在唐律刑罚的处罚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唐律网密的一种表现。在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以上的这些违礼、理不违律的行为都是通过“疏议”而被纳入法网之中的，“疏议”不愧是加密唐律法网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在唐代，唐律中“疏议”的内容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而且“断狱者皆引疏（议）分析之。”⑦
三
以上唐律所要处罚的违反唐令、格、式和礼、理的行为，主要是一些在唐律内本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即在唐律律条规定外的行为。除此以外，唐律还要用比附的方法，惩治那些律条无明文规定而又与相关条款有间接联系的行为。就是说，这些行为本不在唐律律文的规定之中，但唐律用比附的办法也使其受到刑罚的处罚。这是唐律加密法网的又一种表现。由于这种行为较多，此处只能分类举例证之。
首先，原则比附。唐律的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对除“名例律”外的其他十一律都有指导作用。当有些律条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也要被惩罚时，唐律就用原则来进行比附，使其也归到唐律的惩罚范围之中。《唐律疏议·户婚》“奴娶良人为妻”为严禁奴娶良人女的行为，规定：“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但此条并无规定奴不能娶客女为妻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同样应在严禁之列，怎么办？此条“疏议”用名例律中的规定加以比附，说：“若有为奴娶客女为妻者，律虽无文，即须比例科断，名例律：‘称部曲者，客女同’”，所以对这一行为的惩罚应是：“奴娶良人徒一年半，即娶客女减一等，合徒一年。”还有，《唐律疏议·户婚》“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中惩治的官户私嫁女给良人的行为，也是“律无正文，并须依首从例”，即按名例律中的原则来惩治。
其次，定罪比附。有些行为本并不在唐律律条的规定范围内，可为了打击这些行为，唐律用较为接近的罪名进行比附，使其也受到制裁。《唐律疏议·卫禁》“越度缘边关塞”条不准有“越度”、“私与禁兵器”和“共为婚姻”的行为，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匹加一等，十五匹加役流；私与禁兵器者，绞；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可是，此条同样没有规定私与禁兵器及为婚姻的行为，然而这一行为仍没逃脱唐律的制裁，它用定罪比附的方法使其也落入法网。此条“疏议”说：“若私与禁兵器及为婚姻，律无别文，得罪并同‘越度’、‘私与禁兵器’、‘共为婚姻’之罪。”即按这些罪名受罚。还有，《唐律疏议·职制》“去官受旧官属士庶馈”与条中的“其家口去讫，受馈饷者，律无罪名，若其乞索者，从‘因官挟势乞索’之法”的规定也是如此。
再次，量刑比附。为了惩治某些唐律律条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唐律用量刑比附的办法，使这些行为也未能逍遥律外，同样也在它的惩治行列之中。《唐律疏议·卫禁》“拦入庙社及山陵兆域门”条禁止擅自进入太庙、山陵门的行为，规定：“诸拦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徒二年；越垣者，徒三年。”此条也没有规定擅自进入太庙室的行为。为了打击这一行为，唐律用量刑比附的办法进行处理。此条“疏议”说：“其入太庙室，即条无罪名，依下文‘庙减宫一等’之例，减御在所一等，流三千里。”还有，《唐律疏议·卫禁》“宫殿作罢不出”条中“若在上阁内不出，律既无文”，“同御在所，合绞”的处罚也一样。
最后，定罪量刑比附。以上的定罪比附和量刑比附只侧重于定罪或量刑中的一个方面，以此一个方面来制裁律文无明文规定的一些行为。比附定罪量刑则是从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同时来打击一些律条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因此在这类比附中，涉及到罪名和法定刑两个方面。《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为请求”条严惩官吏本
第二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成语
【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拼音】：tiān wǎng huī huī，shū ér bù lu
【简拼】：twhhsebl
【解释】：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比喻作恶的人逃脱不了国法的惩处。
【出处】：《老子》第七十三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魏书·任城王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近义词】：天理昭昭、法网难逃
【反义词】：逍遥法外
【语法】：作分句；比喻作恶的人会受惩罚
【顺接】：漏卮难满 漏尽更阑 漏尽钟鸣 漏尽锺鸣 漏春和尚 漏泄天机 漏泄春光 漏洞百出
【顺接】：暗室屋漏 百无一漏 不惭屋漏 不愧屋漏 不欺室漏 不欺屋漏 补苴罅漏 补阙挂漏
【逆接】：昂首望天 拔地倚天 拔地参天 白日升天 白日青天 白浪掀天 抱恨终天 碧海青天
【逆接】：天上人间 天上无双 天上石麟 天上麒麟 天下一宗 天下一家 天下为一 天下为公
第三篇：唐律解读：血缘立法的经典
摘 要：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更是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77条，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刑事、诉讼等各个方面；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缘为依据确定，因此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是特别明显。血缘与唐律的密切关系根置于唐代的自然经济结构、专制政治结构和亲尊文化结构，血缘关系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血缘与唐律的结合表明，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唐律；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唐律依血缘关系展开，血缘关系是唐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
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凡人”也是一个间接的血缘关系概念，因为“凡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较远；“部曲”、“奴婢”、“贱民”、“良民”等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也是按其血缘划分的；皇权也是依据血缘来行使的，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1](p.6)实际上帝位是依血缘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虚，皇帝之子（开国皇帝除外）是实，唐律之目标首先是维护“龙”种的繁衍和特权，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后看到的是血缘。因此应该把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为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间接体现。[2](p.32～35)
第一，血缘是享受特权的法定依据。不仅皇帝的直系血缘亲属享有特权，而且亲属的亲属也因血缘而享有特权，“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要奏请皇帝，由皇帝格外开恩。较高级别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缘荫及亲属，如果亲属犯流罪以下，法定减一等处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亲属犯流以下之罪，不仅可以减等处罚，而且还可以用财物赎罪，“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3](p.34)总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其亲属因血缘关系，可通过议、请、减、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同罪而异罚。
第二，血缘关系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实施同样的行为，因行为对象与行为人的血缘关系不同，法律责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以告发他人犯罪为例，“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4](p.432)“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属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亲等处刑，可见告有重罪，不告无罪。但如果对与自己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体现血缘是定罪依据的是对侵犯皇权行为的处置。表现之一，如果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必须告发，大义灭亲，告发是法定义务，[7](56～61)“诸知谋反及谋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8](p.427)表现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9](p.321)“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第三，血缘关系是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唐律不承认家庭成员个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力能力，以血缘为基准划分私人财产所有权，并由父亲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时，禁止子孙分割家产和分户居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内，仍不能析产分家，“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12](p.236)对于家中的财产，晚辈不能私自处理，“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缘关系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权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14](p.267)唐律规定，同姓不婚，良贱不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一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5](p.262)，“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减一等。离之。”[16](p.269)“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即奴婢私嫁女与良
人为妻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17](p.270)“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8](p.256)
第五，血缘关系是取得继承权的依据。[19](92～94)继承分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三类，而继承的一般规则按血缘确定。财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方式是诸子平均继承，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没有生育的人，为了延续血脉，可以从同宗中过继收养，“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21](p.237)如果收养下等人的子女为子孙，则要受罚，“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缘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托。[23](15～18)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基层官员若脱漏户口，也比照家长的责任，按血缘家长责任类推，体现了立法者对血缘的依赖和重视，“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规定，官员的家属如果接受官员下属的物质利益，官员和家属要处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部有所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所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25](p.227)血缘与唐代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事物的物质生活关系，”[26](p.82)那么首先应从唐代经济的“历史真实”中，去探求唐律血缘色彩浓厚的根源。唐代经济是一个什么景象？从经济结构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百万，家有绫机五百张。”[27](p.187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整个唐代的经济结构看，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因学术界多有定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已大众化的命题：农业居于绝对的优势，工商业仅仅是零星的点缀，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8](p.1015)“广大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通过商业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 [29](p.666)那么自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下按产业类型来分析。
小农业是唐代主要的产业，它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管子曾这样描述家庭生产的情形，“正月，令农始作，……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0](p.16)生产者的劳动伙伴总是并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种、除草、施肥和收获的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外人来帮助（也许农忙时亲属间有简单的协作）[31](p.9)，也没有外人来分享一家的劳动成果（租赋除外），新唐书载：瀛州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32](p.5579)”。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卖，也没有必要买多少东西回来；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一辈子不离开这个村庄；一切关系在家庭中展开，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决；血缘是组织家庭成员的纽带，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依托。如此，基础的血缘群体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血缘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的关系也主要是血缘关系。只要看看经历了千年发展后的今天，农村组织生产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缘关系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除小农业外，血缘关系也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主要形式。
唐代的手工业有三种形式，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前二者是手工业的主要形式，也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唐代诗人袁高和柳宗元对制茶的家庭劳动有这样的描述：“田辍耕农耒，采采实辛苦。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33][p.3536]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34](p.3948)，全家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唐人元稹作《织妇词》，篇中有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35](p.4607)说明拥有较高技术的手工纺织仍以家庭劳动为主；宣州诸葛氏的制笔业，是家庭生产、世代相传。[36](p.407)唐代的少数私营手工作坊，可能有较多员工，寿州刘清真是一个制茶作坊主，“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37](p.160)，这二十个徒弟不一定都是刘的亲属；但是绝大部分民营手工作坊，仍以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唐人李青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富于财，李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 [38](p.232)有专家这样概括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力组织形式：“中国城乡的独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 [39](p.2)
古代商业经营，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比起来，其经营形式涉及的社会关系要广得多，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然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必然超越血缘关系；但是一家店铺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类似于今天的个体工商户。有洪州胡氏，家有五子，“家稍充裕，家桑营赡，力渐丰足”，命“子主船载麦，泝流诣州市。”[40](p.2794)还有一例：长安东市有一家专门出租驴作运输之用的店铺，父亲管店，小儿跟随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将驴牵回[41](p.2741)。手工作坊之间和商人之间没有欧洲式的行会，“长期以来，中国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对中国政权的服从和依赖。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
族协作关系外，他们难以接受任何自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42]](p.1)
可见，在唐代的自然经济中，血缘关系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者也基本在血缘的区域内活动，血缘关系转化成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自然经济是唐律呈现血缘主义特征的最深层的根源。为了简便，以上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
三、血缘与唐代的政治结构：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家国同构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家长专制。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这个经济单位是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组成的，要把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利益协调起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必须给他以权力和威严，足以使其他人服从和尊重。那么在这个家庭中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可以按两种标准去选择，一是选择家庭中最有能力的人，这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一是选择家庭中血缘辈份最高的人，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按第一个标准选择，结果之一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或祖父母当选，因为他们有生活生产经验的优势和体力的优势；也可能是成年的儿女，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更强的体力。但是在儿女中选择管理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如几个儿女之间或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会争夺这个角色，况且人的能力是变化的，家庭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争夺状态，就不能达到最初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第一个选择标准不可行。如果按第二个标准选择管理者，结果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为尽管有三世或四世同堂，但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父母之间怎么选择？这个矛盾在父系氏族社会到来时就解决了，因为在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的时代，父亲作为男性有绝对的自然优势。按第二个标准既能避免第一标准的混乱，又能吸收其长处――对能力的看重，并且把这个标准建立在稳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谁也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每个人在生命的童年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父母的养育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壮大的前提，谁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谁也不能抹杀这段历史，总之是父母给予了生命，这是父亲取得管理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是多世同堂，父亲可能因年老昏花而对长子作某些授权，作为技术性的修正；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秩序也使家庭成员自觉服从这一标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逐出家庭等于原始时代被逐出氏族或部落；生命的秩序使每个人先为人子后为人父，使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待生命历程中扮演下一个角色；并且父权使年老体弱的长者的赡养得到了保证。这样父亲的权力基于血缘和家庭生存、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上节的公式可以修改：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
父亲为了有效地组织家庭生产，必须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家庭成员的指挥权和惩戒权，因而唐律规定，一切财产归父亲所有，一切成员听从父亲命令。“诸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43](p.437)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不得擅自处理家庭财产，不得咒骂、殴打父母，不得起诉父母，不得违反教令，不得遗弃父母。更有甚者，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内，子女也不得欢歌笑语、分家立业、结婚生子和外出做官。父权出现了异化，子女权力被养育之恩冲淡了，而子女的服从义务被强化了，血缘关系成为家长专制的载体，“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44](p.187)
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否一样？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国之本在家”。既然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众多的“家”，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也就是维护“家”的正常秩序。其二，国之本在族。“小家”之上有“大家”，即宗族，按血缘和亲等“联宗收族”，宗族即成为国与家的中间环节，宗族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杨度有这样的论述：“对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国家须维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凭籍，以维持社会。”[45](p.165)第三，家和宗族相对于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家与家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分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在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中的大部分产品，因而多半在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社会交换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 [46](p.310)既然一个个家庭是单独存在的，不能自觉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在洪涝灾害、外敌入侵等情况下，单个的家庭是无法生存的，就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一样。那么千千万万的小家庭需要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管理者，负责水利兴修、维护治安、抵御外敌等事宜，也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个管理者是怎么产生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庭中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的人怎么样；那么只有战争才能选出这个管理者，与猴王的产生过程相类似，“成者为王”，这个“王”就是管理者，在周代称天子，在秦代以后称皇帝。这个皇帝如果能使小家庭安居乐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好皇帝，就能继续他的统治，小农社会需要皇帝。但是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与暴力、威严、神秘相伴随的，能征服天下的人就能征服一个小家庭，因此单个小农家庭是无法与皇帝对抗的，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也出现了异化。因而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一元的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小农家庭的权力被淡化了，皇权被绝对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7](p.315)
由此可见，依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既是治国的对象，也是治国的依托，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既同构，又相通。家是按血缘
第四篇：质疑函(格式)
关于（项目名称）的质疑函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
我公司依法参与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于
年
月 日组织的政府采购活动。根据《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等规定，我公司认为（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项目的采购活动中，（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成交）结果）损害了我公司权益，特提出质疑。
一、我公司认为项目的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成交）结果损害了我司权益，具体事项如下（列明质疑事项的同时，依法举证）： 1．
； 2．
;
……
二、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现要求贵方就上述质疑事项依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在限期内作出回复。
质疑供应商：（签章）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邮编：
电子邮箱：
传真：
年月日
第五篇：质疑函(格式)
质疑函（格式）
关于（项目名称）的质疑函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
我公司依法参与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于
年
月 日组织的政府采购活动。根据《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等规定，我公司认为（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项目的采购活动中，（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成交）结果）损害了我公司权益，特提出质疑。
一、我公司认为项目的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成交）结果损害了我司权益，具体事项如下（列明质疑事项的同时，依法举证）：
1．； 2．
;
……
二、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现要求贵方就上述质疑事项依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在限期内作出回复。
质疑供应商：（签章）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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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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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参加了
****年**月**日被投诉人组织的（采购人）（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的采购活动，我公司认为该项目的（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成交）结果）损害了我公司权益，对此，我公司于
****年**月**日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提出了质疑，（其于___年___月__ 日作出书面答复，因对其作出的答复不满意）/（被质疑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现向贵机关提起投诉：
1.具体的投诉事项及事实依据； 2.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的简要描述； 3.投诉请求；
本投诉书正本两份，副本
（）份并附电子文档。
附件：质疑函、质疑答复函、证据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份，共
页。
投诉供应商：（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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