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是无耻法官牟利工具
法律是无耻法官牟利工具、黑心法官打造丑恶法院!
我叫安跃庭:住址、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林西河西工房24-12号。唐山市开滦煤矿林西矿退休工人,身份证《***9303613》
我们弟兄俩个,我哥叫安跃宗:唐山市开滦唐家庄矿退休干部。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我父亲因病去世,我母亲谢桂芝一直和我一家共同居住、生活在唐山市古冶区林西河西工房社区,其间医疗、房费、水、电等费用一直有我担负。我哥安跃宗以其妻和我母亲关系不好为由,常年不尽赡养义务!当年我母亲屡次要去法院告我哥安跃宗、一直被我强行拦阻!
二00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我的女儿与单位同事等五人自驾车到北京旅游购物,下午,由北京上京沈高速公路返回唐山,在京沈高速公路91.2公里处,遭遇京沈高速公路工程专用车违法横穿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撞击到我女儿乘坐的捷达车!当场造成包括我女儿在内3人死亡,另两人重伤!平静的生活突遭变故,我和我妻子精神崩溃,和女儿共同亲情生活的住所、环境,日日夜夜的精神折磨,我妻子行为失常,几次外出寻找女儿走失!我的生活苦涩、水深火热,无奈当年委托我哥在唐山市里为我们租房,考虑到我母亲年事已高,根本无法继续单独生活在没有暖气、没有煤气的棚户区单独生活,我托人四处打听,经我哥安跃宗和我母亲谢桂芝同意,把我母亲安置在条件好,而且是公办的唐山市路北区老年公寓。我哥安跃宗生性势力,倚仗在社会有活动力量,送礼舞弊习以为常!当年我的女儿生前在医院工作,母亲一直由我照管,我们关系尚可,我女儿遭横祸突离人世、妻子精神失常后(医院诊断证明为精神分裂症)我哥为摆脱赡养老人的负担、自己经济上不出一分钱,几次到法院起诉我增加赡养费,并在法庭上谎称他不是母亲养的,只是帮我尽义务..,我找到我舅等老人询问:我母亲在跟我父亲结婚以前确实结过婚,但我们确实是一母所生!
我哥以我母亲代理人的身份几次起诉我增加赡养费,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法官、审判长徐晓红竟昧着良心、丧失法官最应有的职业道德,开庭不告知被告、昧心判案!只事后通知取判决书,视法律为私人儿戏!鉴于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法官徐晓红悖逆职责、公权营私,荒唐无耻!我接到判决书后提起上诉!中院受理开庭,说是开庭、只见中院法官冷玉一人出来随便问了问;面对事实、无耻尊大的法官冷玉官官相护!光天化日下判决书竟编写上、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等四个人!滑稽卑鄙!无耻法官们执法不依法!视权力为私有,丧心病狂伙同原告任意把持法律、公权为私有、人性缺失欺负人!我请求在我哥安跃宗没有正当依据,没正式和我母亲脱离母子关系之前、我们应该共同出资赡养我母亲!
实事求是公正人性才能彰显法律的尊严,悖逆法理徇私人情关系,昧心办案确实玷污法官的职责!晚年痛失爱女、我每天生活在痛苦的折磨中!恳请领导实事求是尊重法律的尊严!正大光明维护公平、公正、纠错问责!
投诉人安跃庭(***)
坚持投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无耻法官冷玉!
路北区人民法院文化路法庭法官徐晓红!
第二篇:养老金制度是无耻的
对养老金制度的看法
提纲:1.德国、美国、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2.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和我的看法 3.我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小看法 当今社会,养老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年轻人为了自己老了以后能有个依靠,开始自主的缴纳养老金。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养老保险法》的国家,原因在于德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成负数,人口趋向老龄化。德国养老保险实行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负担制,最大的特点是实行代际协调制度,即由目前工作的人员承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正常情况下3个劳动者负担一个退休者,但据预计,2o年后这个比例会降到1.3∶1,显然,那时整个养老金制度将崩溃。目前,为了弥补整个养老金的亏空,德国政府补贴占养老金支出比重已由先前的1/4上升到1/3,财政不堪重负。
在美国,据预计2018年前后,美国养老金年支出将会超过年收入,而到2042年前后,美国养老金将完全破产。而美国的养老金制度靠“三条腿”支持:“第一条腿”是每个公民必须参加的社会保险,政府每年给予大量补贴;“第二条腿”是企业年金(即企业资助的职工个人储蓄账户);“第三条腿”是个人资金的各种收益。
而我们的邻国日本,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另外,日本实行超低利率政策,股市又长期低迷,日本养老基金的资金运作十分困难。日本厚生劳动省所管辖的养老金基金2001年至2003年曾连续三年出现巨额亏损,累计亏损达6万多亿日元(1美元约合119日元)。
这些种种的都证明了,世界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但是每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将无力承受这笔不断增长的支出,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带来的阴影还未完全消融的今天。
而我国2012年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1.7亿,而且这个速度还在增长,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养儿防老”。但是对于生活压力日渐增加的年轻一代来说,一对夫妻要养4位老人,一个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我不是建议说年轻一代就不养老人,因经济问题而推脱养老人的责任。而是应该为老人、为自己、为家庭考虑一个周全的解决方法。养老金应运而生。
但是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并不是很完善,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某个制度堪称完美。就我国的养老金而言,一般都是自己和自身所在的企业一同缴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政府会有一定的补助。而没有单位的个人或者单位不给于缴纳的单位,只有自己全权缴纳。所以,为了自己老了,有所依靠,当今社会的人们都自主的缴纳养老金。
但是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只能解决现在上班的人的养老问题。在出台《养老金制度》之前,有很多老人,也是革命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论基于何种的理由,我们都有义务与责任抚养这些给予我们好日子的
老人,给予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而这些负担就落在了政府头上。赡养这些孤寡革命老同志的经费是财政支出的,这给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还有一些贫困户的老人、孤寡老人、农村的留守老人,这些老人该如何过上较好的晚年生活,都是我们这些小辈应该考虑的问题。虽说,国家现在有了低保,有了一些减免的政策;各地的居委会也在想办法。但是,这力量并不是能帮他们脱困,而且也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帮助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能看到一头满头银发的老人出来拾捡塑料瓶,或是提着、背着竹篓在街边卖水果、蔬菜等。更让人心酸的是,有些老人还在街边乞讨。每每见到这些老人,都让我们心酸的同时也愤慨那些老人的子女的行为。同时,也令我们深思,为何中国的政府的机制是那么的不完全。有一天,我去南屏街,看到一对外国的夫妇递给一个街边的乞讨的老人人民币10元,并对老人的行乞很惊讶。妻子问丈夫:“is beg?”丈夫只是点点头。我在旁边,一度有些茫然。人人都说中国强大了,昆明正在飞速发展,但是为何我们还能让老人在街边行乞?
现在,大家又听说要“推迟退休年龄”。而有很多报道和个人观点都认为推迟退休是必然的趋势。我认为:这是政府在为了减轻养老的负担而出台的一项措施,同时,推迟退休的年龄也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我也认同这是一项必然的趋势。但是很多上班族都反对,特别是离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上班族们特别反对。因为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负担。而且在很多人的心中都认为,政府之所以不能弥补支付养老金的财政缺口是因为政府把财政资金过多的用于公共设施和其他的隐形支出。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推迟退休年龄。虽然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这部分的人已经在倒数着自己的退休日期,突然间要增加时间,心里多少肯定会有抵触情绪存在。而这部分理性人的存在,将会使得“推迟退休年龄”的这项政策不能顺利的实施下去。篇二:美国养老金制度
在美国,所有受雇于联邦政府、由政府财政发工资的人都叫联邦雇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务员。
美国关于公务员的法律相当完善,法律条文规定得非常精细,几乎无需解释,让那些想利用法律漏洞钻空子的人无机可乘。
有关公务员退休和养老金制度的法规也是如此,公务员入职前、工作期间及退休后,都清楚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各项待遇,公务员不会天天嚷嚷给自己涨工资或提高养老金,他们也没有给自己制定工资和养老金标准的权力。因为公务员是人民的仆人,他们的工资及养老金标准要由主人来制定,也就是人民的代表机构国会来制定。公务员的任何薪酬、养老金等福利待遇未经国会批准,均为非法。
所以,在美国极少听到对公务员养老金的诟病,因为美国公务员养老金与私营企业职工保持一致。
两套退休制度并行
美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产生于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在美国争取独立的大革命期间,政府尚未建立,军人成为“公务员”的主体,为此,公务员退休制度首先为军人建立,以确保这些为美国独立
而战斗过的军人离开部队后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安度晚年,褒奖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到美国内战(1861年-1865年)时期,为退伍军人制定的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到19世纪末,政府文职雇员也采纳了退伍军人的养老金制度。1912年5月11日,美国通过了《舍吴德法案》,这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关于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美国墨西哥战争(1846年-1848年)和内战(1861年-1865年)期间服过役的退伍军人,年满62岁均可领取养老金,不管是否伤残。从此,62岁就成为美国认定老年人的标准,也是美国社保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一百多年来保持不变。1920年8月1日,美国通过了《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该制度至今仍然有效。根据1986年6月6日通过的《联邦雇员退休制度》,所有在1984年1月1日前入职的公务员执行《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在此日期之后入职的公务员执行《联邦雇员退休制度》。也就是说,目前美国两套公务员退休制度并行,新制度逐步取代旧制度。
公务员领工资要扣除8%养老摊派金和1.45%的医疗保险
《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对美国联邦政府中的文职人员的养老、救助和残疾福利进行了规定。在美国,所有工薪族在领工资时要先交纳
各种税金和摊派金,上到总统,下到普通工人,谁也没有例外,公务员更是如此,这样,在退休时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公务员领工资时,要扣除8%(军人为7%)左右的养老摊派金(相当于中国的养老保险金)和1.45%的医疗保险。根据《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美国文职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并非一刀切,根据为政府工作的年限和职业区分,规定了不同的退休年龄。例如,工作30年55岁就可以退休,工作20年则要到60岁才能退休,工作5年那就必须等到62岁退休。
对司法人员、航空管理人员和消防人员的工作年限是硬性规定的:在50岁时工作20年必须退休;或工作25年时,不管年纪多大,都必须退休。例如,一个人18岁参加消防队,则他干到43岁时必须退休。这主要考虑这些职业的危险性,公务员年龄大,肢体和大脑反应必然迟缓,在执行公务时,对个人和他人生命危害的潜在威胁就大,因此,工作一定年限必须退休。
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标准并非参照退休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而是参照公务员任职期间连续3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工资,这是计算养老金的工资基数。计算时只计算基本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奖金和福利性工资。
美国公务员不像中国公务员这样稳定,他们的公务员职务有升有降,干了几年局长,如果表现不佳,就可能转岗干科长,甚至普通科员,这样工资标准就会大幅下降。所以,计算任职期间连续3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工资,体现了公正,照顾了所有公务员的利益。同时,也避免公务员临近退休时突击提拔,以便领取更高标准的养老金,侵占群众利益。55岁退休可领全额养老金
在《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或《联邦雇员退休制度》下的公务员养老金,计算工龄只计算为政府工作的年限。有的人会在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频繁跳槽,他们退休后,为政府工作期间的养老金与为私营企业工作期间的养老金要分别计领。所以,本文所讲的工作年限或工龄,均指为政府工作的年限。
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标准的计算方法是:第一个5年工龄每年养老金为工资基数的1.5%;第二个5年工龄每年养老金为工资基数的
1.75%;在这10年以后的工龄,每年养老金为工资基数的2%。这三段养老金相加就是退休后每年领取的养老金。
例如,一个人25岁开始为政府工作,工作30年55岁退休,他在这30年期间连续最高的三年工资分别是51000美元,52000美元和53000美元,则他的工资基数为(51000+52000+53000)÷3=52000 美元。第一个5年工龄的养老金为52000×1.5%×5=3900美元,第二个5年工龄的养老金为52000×1.75%×5=4550美元,这10年之后的20年工龄的养老金为52000×2%×20=20800美元,退休后每年领取的养老金为3900+4550+20800=29250美元,也就是每月领取养老金29250÷12=2437.5美元。
如果在55岁以前退休则领不到按养老金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全额养老金(伤病残人员、司法人员、航空管理人员和消防人员除外),会有一些扣除,扣除标准为实际退休年龄到55岁的差额部分每个月扣除1/6个百分点。
特殊部门单独计算养老金
美国对司法人员、消防人员、核材料管理运输人员的养老金有单独的计算方法,因为他们在岗位上身体受到的伤害较大,所以,他们的养老金标准比普通公务员要高些。这些行业的公务员养老金计算方法是:第一个20年每年为工资基数的2.5%,这20年后每超过一年增加工资基数的2%。
例如,一个小伙子18岁高中毕业后参加了消防队,则他最多能干25年,也就是到43岁必须退休。他在这25年中连续三年最高工资分别是51000美元、52000美元和53000美元,则他的工资基数为篇三: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刘柠 关于我国朝野上下热议的退休年龄推迟问题,一说是要与“国际接轨”,因为美、日、欧都在延迟。此说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实际经不起推敲:在出发点、构成和实施时间上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却要让它在终点上“殊途同归”,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了。回过头来看,日本实施全民覆盖的“国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个世纪(1961年投入实施),虽然支取年龄从61岁推迟到65岁,但未出现大的问题,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日本的年金(即退休金、养老金)制度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治时期。最古老的年金是“军人恩给”。1875年(明治八年)至翌年颁布的《海军退隐令》、《陆军恩给令》等法令,规定了对阵亡及负伤的陆海军士官及其家属的扶助原则。1923年(大正十二年),制定了《恩给法》,此前分别以军人和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两种“恩给”合并,初步确立了以“公人”为对象的“恩给制度”。
最早的企业年金是“钟渊纺织”(即后来著名的化妆品品牌“嘉娜宝”的前身)年金。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该企业的经营者武藤山治偶然得到了当时德国钢铁公司内部发行的面向企业职工的福利小册子,阅后感触良深。经仔细研究后,于翌年在自己的企业创设了年金制度,此乃企业年金制度之始。随后,三井物产等大企业跟进。
除了“公人”和大企业外,面向民间劳动者的年金的最初尝试是1939年(昭和十四年)投入实施的、被称为“船员保险”的年金保险制度。1942年(昭和十七年),彼时的厚生省官僚花泽武夫以纳粹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为摹本,在“船员保险”的基础上,将适用对象扩大至一般民间劳动者,创设了“厚生年金保险”制度。该制度导入之际,正值太平洋战争酣战之时。尽管遭遇了大藏省和军部方面的强大阻力,但考虑到偿付毕竟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而筹措战费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普遍覆盖的国民年金制度便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艰难起步。战后初期,虽然从规模上说,年金制度已广泛覆盖,日本国民已基本“老有所依”,但不同的业种有不同的年金制度及不同的适用对象,偿付年限及偿付水平也不尽相同,有的差异颇大。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财政基础的不稳定,在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间,产生了个人负担额度和偿付水平两方面的不公,备受舆论的抨击。有鉴于此,1984年(昭和六十年),在中曾根康弘第二任内阁会议上,决定彻底改革此前在不同业种和集团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导入全国国民共通的“基础年金”制度,并于翌年投入实施,成为沿用至今的年金制度的“骨骼”。至此,年金制度的“战国时代”结束。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被比喻为“三层建筑”:底层(一楼)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国民年金”;中层(二楼)是面向公司职员、公务员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楼是公司独自的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和公务员独自的、与职务挂钩的追加制度“岗位加算”。其中,一、二楼是公共年金,按法律,个人有缴纳义务或由工作单位代缴;三楼则属于私人性质的年金。
具体来说,原则上,在日本国内居住的所有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国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均有按月缴纳“国民年金”(一楼)的义务。缴纳满25年(25年为领取资格的下限,多缴多得)者,满65岁时,可领取“基础年金”。按目前的水平,一个人如果从20岁开始一直缴纳到60岁的话,每年可支取80万日元(约折合人民币61000元)的定额“基础年金”。作为年金制度的基础结构,“国民年金”按人头缴纳,万人平等。但缴纳者分三类:自由职业者为“第一号被保险者”,公司职员(会社员)和公务员等“给予所得者”为“第二号被保险者”,专业主妇为“第三号被保险者”;第一和第二号被保险者,须自主缴纳,第三号则作为配偶的“被扶养家属”,由配偶代缴。
二楼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部分,只是作为公司职员或公务员期间才有缴纳义务。譬如,一名ol婚前在某一家公司工作,婚后辞职做了专业主妇,那么她只需在服务于这家公司期间缴纳。理论上,这部分被保险者中,既包括刚缴纳了一个月者,也包括连续缴纳了40年以上者。由于二楼的被保险者所缴保险金额度与薪酬挂钩,支取额度也受制于缴纳期间的薪酬平均额,该部分年金属于“所得比例”性质的年金。因此,虽然同属公共年金,但一楼的支取额相对固定,二楼的支取额则根据被保险者的实际状况而千差万别。
三楼是年金构造的“上层建筑”,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险者是公司职员的话,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公司有无企业年金制度,如有的话,则强制加入;若被保险者是公务员的话,则毫无例外会有“岗位加算”。
毋庸讳言,现状的制度之下,位居三楼的人,肯定比一楼的人所支取的年金额要多。除了“三层建筑”的年金制度,还有一些属于“自选动作”的辅助机制,多少可弥补年金制度之不足:如对没有二楼构造的自由职业者和专业主妇来说,可选择加入半公共性质的“国民年金基金”,或纯商业性质的个人年金保险(生命保险)等,为自己增建“上层建筑”。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早在70年代前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随着经济发展及与之相伴生的国民生活观念的“升级”,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现代社会特有的世相日益渗透、发展,导致出生率锐减,全国人口在2005年已进入负增长,老龄社会进展迅速。200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约有26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8%;据预测,2012年,这个比例将增至24.3%。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传统儒教圈的家庭赡养文化分崩离析,把养老问题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以社会的方式来谋求解决的“社会赡养”成了吃紧课题。未来10至20年,无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人口结构的逆转,加上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日本国民年金的累积额度呈慢性不足。为此,民主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收回了上台前对选民的承诺,最近很可能会启动上调消费税的非常举措,以确保财源。不久的将来,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推延。因为,年金制度本质上是对难以预测的国民长寿的可能性的社会应对,是一种对“长寿的保险”。而作为保险对象,究竟设定在何种水平上才算“合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英、德等西欧国家,也在检讨将支取开始年龄推延至68岁的可能性。而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长寿国、人口的高龄化进展迅速的日本,未来将“保险对象”的下限设定在70岁,甚至也不足怪。
但是,一味推延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如企业对人工成本的过度压缩、减少雇用年轻员工及企业组织的与高龄化相伴生的沉闷、抑郁感。而这些问题势必会对企业的效率、创造力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损害已然相当严峻的雇佣环境。如何在国民年金的存量与国民经济的增量之间取得平衡,以维系一种良性循环的制度运作,至关重要。
回过头来看,日本实施全民覆盖的“国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个世纪(1961年投入实施),虽然支取年龄从61岁推迟到65岁,但未出现大的问题,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生老病死的另一个重要保险——医保(即“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早在制定之初的1938年,便率先以农山渔村的居民为保险对象,1958年对象范围扩大至不从属于政府官厅或企业的无保障人群,最终在1961年实现了全民覆盖(所谓“国民皆保险”制度)一样,“国民皆年金”制度也是从“低端”起步,逐渐完善成全民覆盖的退休金福利制度。这种“从下至上”,而不是“从上至下”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贫困,即使在oecd国家中,亦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
第三篇:法律是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
谢谢主席,大家好。
法律作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社会规范,从其出现之时起,便注定了是某些人或者某些势力某些集体手中的工具。至于法律到底是弱者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武器,还是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便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所谓强者弱者,是指在双方或者多方对峙时,相对地能更容易地能依靠自身实力占据优势的一方便是强者,反之,便是弱者。我方认为,法律是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理由如下:
第一,法律是由强者或者说强势集体所制定的,在与弱者的对峙中只会为自己扩大优势。法律在制定之初,便是为了维护制定者或者说制定法律的集体利益而存在的种种行为规范。而立法者或者立法集团欲使其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拥有绝对崇高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法律,则其自身必须拥有较社会中其他各方或各集团远远所不能及的势力或者说实力,也就是立法者或立法集团必须是较社会中其他各个势力的强者,甚至是叫社会中其他各个势力联合体的强者,唯有这样,制定出的行为规范才能被称之为法律。由于制定法律的人们是整个社会中的较其他势力的强者,那么其他势力相对立法集团而言便成为了弱者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依靠强势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是为了立法者及其背后集团自身的利益或者说是为了欺压其他弱势集团而出现的。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一旦弱者们违反了法律,便会遭受到立法的强者无情的打压惩罚,而法律则是打压惩罚最好的工具。
第二,弱者对法律的使用往往不能弥补与强者间的差距,而强者利用法律反而会拉大与弱者的差距。法律的使用并不是无成本无差别的,恰恰相反,越是想让法律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是要投入更多的资源。面对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普通人根本无法完全掌握,所以在运用法律时,必然会去谋取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而投入的越多,得到的帮助也就会越大。另外,在使用法律时,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每逢争议事件甚至可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这却恰恰是普通人所不能承受的。美国体育明星辛普森杀妻一案,便是在辛普森耗费巨资聘请法律专家,历时九个月的长跑中,以辛普森无罪告终。这便是强者在与弱者对峙时,法律起的作用是和双方投入是有关系的,很明显,弱者的投入相对于强者而言是绝对不足的。所以,法律不可能为弱者去弥补与强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是成为强者的武器。
第三,现实中,完善的法律制度在强弱对峙时并不能有效的施行,往往会成为强者手中的大棒。俗语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在说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大,只要犯法,一样会遭到制裁,但可惜的是,现实中,一个人只要足够强势,他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甚至是永远不会违反法律。一个人犯了法,假如他有钱,那么便可以上下打点,破财免灾;假如他有势力,也可以左梳右导,化险为夷;假如他有权,就可以一手遮天,逍遥法外,甚至是修改法律,让违法的变成合法的。就像日常中民告官鲜有胜迹,便是这个道理,而那罕见几例成功的案例也是众多的民众集合为一体,成为了另一个更为强大的强者,才成功地利用法律打压了官员。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法律是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
第四篇:法律无情法官有情
本文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玉 好范文原创投稿
因为一个手术住进医院,第三天鲜花店的工作人员送来了一个花篮,多方打听原来是多年前的被执行人送的,看到花篮我心里充满喜悦。
原来五年前王某为给母亲治病四处欠债,母亲去世后,他变卖了房屋偿还了一些债务,剩下8000元引起诉讼,判决后,王某每年偿还部分,2009 年春天
王某无钱因备春耕将土地转租出去,孩子也因家庭拖累在秋天被迫辍学了。多年未能执结的邢某申请执行王某的民间借贷一案,因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已过一个月未履行再次引起邢某再次上访,法院决定对王某进行司法拘留。我们到被执行人王某的家里时被王某面临的困境所惊愕了,房内前后墙挂满了白霜,被执行人王某正躺在炕上输液。
王某在我们说明来意后,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请求待输完液后同我们去看守所。看着被执行人的真诚及家庭处境,我请示院长批准暂缓拘留。回到局里,我向局长汇报了案情及我们的想法,执行局召开会议,决定与被执行人结成帮扶对子,设法帮他脱贫,除了捐赠衣物钱款外,我帮助被执行人联系贷款,执行局长与学校取得联系,学校免除所有费用孩子及时复课。申请执行人邢某被我们的做法所感动,放弃了上访同时同意延期执行。经我们的帮助,第二年春天,王某种植了30亩出口的马铃薯,我和同事帮助他同厂家签订了回收合同,到了秋天王某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后还有结余。几年过去了,经我们的帮助王某摆脱了贫困,孩子考上高中,每次到城里有事无事总是到法院看一看,逢人就讲没有法官的帮助就没有他的今天。
法律无情法官有情,人民法官为人民,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后法官的威信、法院的形象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北安法院 王玉)
第五篇:常用绩效考核工具及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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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绩效考核工具及法律风险
在咨询服务中,经常遇到企业和员工劳资纠纷案过程中,单位辞退员工的理由大部分是能力不足或业绩欠佳或态度不端正等各种理由甚至无书面理由而“开掉”员工。从劳动合同法来说就是认定员工是否胜任工作的标准不一,这其中牵涉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绩效考核工具如何运用。比如,有个化工厂炒掉一位锅炉工的理由是“态度较差,与同事难沟通”。后来员工申请了仲裁,其理由就是绩效考核结果不成立,凭此解除合同违法。最后,经调解,单位补偿了一笔费用结案。以下谈谈几种常见考核工具及其存在的法律风险。
一、几种常见或常用的绩效考核工具
1、“德能勤绩”考核法
这是我国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是典型的模糊考核。大部分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单位采用的都是这种考核工具。这种考核工具在内容上较为全面,不仅仅考核业绩,“德能勤”也占到非常大的部分。“但德能勤绩”考核法最大问题是人情因素占的比重较大,主观性强,有时“老好人”、“庸人”的考核分数会很高,考核结果与实际绩效相脱节。作为考核工具其风险最高。
操作难度指数:★☆☆☆☆风险指数:★★★★★2、360度绩效反馈
360度考核法又称为全方位考核法,最早由英特尔公司提出并加以实施运用。该方法是指通过员工的主管、同事、下属、顾客和员工自己等不同主体的反馈来评价员工绩效。360度考核有自身的优点,一是它打破了由上级考核下属的传统考核制度,可以避免传统考核中考核者极容易发生的“光环效应”、“居中趋势”、“偏紧或偏松”、“个人偏见”和“考核盲点”等现象。二是反映出不同考核者对于同一被考核者的不同看法。较为全面的反馈信息有助于被考核者多方面能力的提升。三是员工参与管理的一种方式。但近乎完美的工具往往缺点也是致命的:一是成为某些员工发泄私愤的途径。某些员工不正视上司及同事的批评与建议,将工作上的问题上升为个人情绪,利用考核机会“公报私仇”。二是考核培训工作难度大。组织要对所有的员工进行考核制度的培训,因为所有的员工既是考核者又是被考核者。操作难度和风险也较高。
操作难度指数:★★★☆☆风险指数:★★★★☆
3、目标管理法
目标管理(MBO)是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它被公认为是德鲁克对管理实践的主要贡献。美国总统布什在将2002的“总统自由勋章”授予彼得。德鲁克时,提到他的三大贡献之一就是目标管理。它已经在全世界为数众多的公司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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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优点有:一是形成激励。目标最好是组织每个层次,每个部门及组织每个成员自己制订的目标;二是有效管理。因为这些目标是组织总目标的分解,故当组织的每个层次、每个部门及每个成员的目标完成时,也就是组织总目标的实现;三是明确任务;四是达到自我管理。
但目标管理的局限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短期目标。大多数的目标管理中的目标通常是一些短期的目标:季度的、月度的等。短期目标比较具体易于分解,而长期目标比较抽象难以分解,另一方面短期目标易迅速见效,长期目标则不然。所以,在目标管理中,组织似乎常常强调短期目标的实现而对长期目标不关心;二是引导期长。目标管理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在目标管理初期,要求组织要通过不断地培训,来提高管理层员工的考核能力、识别能力、目标设置能力、总结能力;三是动态性差。目标管理执行过程中目标的改变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组织混乱。
操作难度指数::★★★☆☆风险指数:★★★☆☆
4、平衡记分卡
平衡计分卡BSC(BalancedScorecard)是战略绩效管理的有力工具。平衡计分卡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卡普兰和复兴方案公司总裁戴维。诺顿在创建的一套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和战略管理工具。它把对企业业绩的评价划分为四个部分:财务方面、客户、经营过程、学习与成长。
其核心思想是:以财务为核心的思想,从而实现了绩效评价与财务目标的结合。平衡计分卡作为修正指标体系较为合适,而不宜作为绩效评价的上层指标,因为平衡计分卡涉及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学习与成长四套业绩评价指标(具体的指标可多达20多个)。一方面如果每个指标都成为被测评的目标,那么企业就有众多的目标同时去追求和实现,管理者往往就会失去行为准则而茫然无措;另一方面如果有的指标不被测评,那它可能就根本不会起到约束管理者的作用。BSC设计指标复杂,因此能运用BSC的基本上是世界500强,而中小企业或国内企业能运用或即使运用成功的极为罕见!
操作难度指数:★★★★☆风险指数:★★☆☆☆
5、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法
关键绩效指标(KPI)即完成某项任务、胜任某个岗位所具备的决定性因素,是基于岗位职责而设定并与员工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衡量标准,体现了各岗位的工作重点。进行考核时,从每个岗位的考核指标中选取3-5个与员工本阶段工作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以此为标准,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关键绩效指标一般不能单独使用,在目前企业考核方法中,有的企业将关键绩效指标和目标管理相结合,有的企业将关键绩效指标和平衡计分卡相结合。也有企业的单独使用,关键指标在单独使用时,衡量的是员工的能力与素质,而不是工作业绩,在做综合评价的时候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适合的或阶段性的员工能力素质考评,而不适合短期目标实现情况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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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难度指数:★★☆☆☆风险指数:★★☆☆☆
二、绩效考核工具作为评定是否胜任存在的法律风险
在HR流行一句话“成也绩效考核,败也绩效考核”,著名的SONY公司就曾经栽在绩效管理手里。运用绩效考核工具要因地、因时制宜,不同企业规模运用不同考核工具,中小企业运用BSC是不现实的。但考核必须要指标化、量化,要遵循指标设计的SMART原则,因此个人比较推崇的考核工具是KPI.但所有的方法工具都是为人所用,如何将结果运用才是最关键!绩效考核的最大价值在于发现员工不足从而帮助改进员工绩效!当然从纯法律角度而言,考核的附产品是发现不能胜任工作的人。根据法律规定,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岗后,仍然不能胜任的,企业有权提前一个月或者发放代通知金后,解除劳动合同,当然,还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在运用绩效考核结果时要注意二方面:一是在制定能否胜任的标准时,必须要有合法合规的逻辑递进关系,如果考核结果不能和胜任标准挂上钩,一旦盲动,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二是绩效考核制度本身就是一项规章制度,必须经过讨论协商、民主程序和公示。如果,要变换考核方法,这样的合法性流程必须要重来一次,否则,对被考核人来说,不能胜任的评价就缺乏法律效力。